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得清华大学聘书，兼任教授，教大三级英国小说。1950年4月，出版英译本转译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同年10月16日，举家迁入新北大新建宿舍中关园26号。

1956年，译作《吉尔·布拉斯》第一版经大修大改后出版。1957年，《论菲尔丁（H.Fielding）关于小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在《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1958年，“拔白旗”运动期间，《论菲尔丁》文成为四面“白旗”之一，遭受错误批判；10月，下放至太和庄进行改造；12月底，返回北京，开始自习西班牙文。

1959年，发表研究萨克雷（W.M.Thackeray）的论文《论〈名利场〉》，后因全文欠“红线贯穿”而受到批判。1960年，任全国文代会代表。1962年8月14日，迁居干面胡同文研所宿舍。1965年1月中旬，《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冲击，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966年8月9日，被“揪出”，在外文所所内扫厕所；同年8月27日，交出《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并于晚间在宿舍被剃“阴阳头”。1967年4月24日，被外文所免去劳动。1970年6月1日，《堂吉诃德》译稿由前组长张黎索还；同年7月12日，下放至“五七干校”。1971年4月4日，随干校迁明港“师部”。

1972年，重新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73年，返回北京；同年12月23日，迁入北师大小红楼，翻译《堂吉诃德》工作暂停。1974年，迁入学部7号楼西尽头一办公室居住，并继续翻译《堂吉诃德》。1975年4月5日，《堂吉诃德》初稿译完。

1977年，完成小说《大笑话》。1978年4月底，译作《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出版；9月8日—18日，任第四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妇女代表；11月9日，完成小说《玉人》。1979年6月5日至28日，随代表团访问法国；同年10月，《春泥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0年5月，发表论文《事实—故事—真实》；同年7月，短篇小说集《倒影集》手稿由李国强带到香港交刘以鬯出版。1981年初，《倒影集》年在香港出版；5月，散文集《干校六记》在香港出版。1983年，《喜剧二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2日至12月5日，随代表团访问西班牙马德里、英国伦敦。

1986年，获“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11月，出版《关于小说》；同年，作品《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钟书与围城》出版，《丙午丁未纪事》在《收获》第6期发表，《失败的经验》在《中国翻译》第5期发表。

1987年，散文集《将饮茶》由三联书店出版。1988年11月，长篇小说《洗澡》在香港出版；同年12月，长篇小说《洗澡》在北京出版。1989年《堂吉诃德》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1990年，《将饮茶》在台湾出版。1991年，写下了《第一次下乡》及《顺姐的自由恋爱》。

1994年2月，《杂忆与杂写》由三联书店出版；同年12月，《杨绛散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写下了《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在《十月》杂志第5期发表；同年8月8日，写下《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1998年9月，写下了《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1999年，《“掺沙子”到流亡》于1月17日、18日、19日分三批发表；同年12月18日，翻译完毕《斐多》。

2000年1月，出版《从丙午到流亡》，该作品记录了“文革”期间，杨绛与钱锺书二人所经历的人和事；4月，出版译作《斐多》；11月17日，与商务印书馆订约，出版《钱锺书手稿集》。2001年9月7日，设立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帮助家境贫寒的学子完成学业。2003年4月7日，《杨绛作品集》第六版出版；7月，散文集《我们仨》由三联书店出版。

2004年，出版《杨绛文集》。2007年8月，出版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2011年7月，以答问形式发表了《坐在人生边上》。2014年8月，出版中篇小说《洗澡之后》。

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5岁；5月27日，遗体在京火化，遵照杨绛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1932年春天，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锺书相识。第一次见面，钱锺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从此，杨绛与钱锺书开始恋爱。1933年，与钱锺书在苏州一饭馆内由男女两家合办订婚礼。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

1998年12月19日7时38分，钱锺书因病去世，享年88岁。

杨氏家族世居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本人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杨绛的母亲是唐须嫈，于1937年11月17日，在逃避日寇时在乡间患恶疟疾去世。杨绛的父亲是杨荫杭，191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回国执教北京政法学校，兼为清室肃亲王善耆讲授法律，于1945年3月27日，在苏州寓所脑溢血去世，安葬于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母亲墓旁。

杨绛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1899—1995年）、同康（不到15岁去世）、闰康（1906—1994年，结婚较早，嫁给何德奎，住上海）三个姐姐，杨绛排行老四。杨绛之后，杨荫杭夫妇又生了两个儿子，再生了两个女儿。大儿子排行老五，名叫杨宝昌（1913—1930年），17岁因肺结核去世。小儿子排行老六，名叫杨保俶（家谱作“宝俶“，1914—2011年？），同德医学院（同济大学前身）教务主任。五女排行第七，名叫杨桼（家谱上作“七宝”，1916—1982年），嫁给天津大学图书馆馆长孙令衔（一说孙令衍）教授（无锡人，1969年自杀，一说1970年）。六女排行第八，名叫杨必（1922—1968年），文学翻译家。笔名心一，建国后任复旦大学副教授。终身未婚，急性心脏衰竭去世。

1937年5月19日，女儿钱瑗出生。1967年12月31日，钱瑗与王德一注册结婚。1970年6月13日，女婿王德一被极左派诬为“五一六”自杀身亡；12月1日，妹婿孙令衍在天津大学自杀去世。1974年5月4日，钱瑗与杨伟成注册结婚。1995年底，钱瑗腰痛发病。1996年1月，钱瑗住进温泉胸科医院；11月3日，胸科医院报钱瑗病危，患肺癌转脊椎癌，病发已是末期。1997年3月4日，钱瑗去世，8日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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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8日，《杨绛全传》无锡首发式暨无锡方志大讲堂“百年杨绛”专场活动在钱锺书故居钱绳武堂举行。由上海资深传记作家罗银胜著、华文出版社出版、无锡市档案史志馆出品的《杨绛全传》，以65.5万字的体量全景展示了杨绛先生的世纪履痕、百岁风华。

女性意识

杨绛作为知识女性，并没有奋力高喊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等口号，而是利用散文进行温婉的自省，进而确立了女性意识。在《回忆我的姑母》当中，杨绛反思和审视了反叛型女性意识，同时也确立了杨绛自我“女性意识”。在杨绛的笔下，姑母杨荫榆一生坎坷，但是她可以逃离封建家庭，追求人生自由，成为一名出色的知识女性。杨绛在描写的过程中，并没有回避姑母的缺点，这样就会显得人物更加鲜明，具有自身的特色，使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真实的反叛型知识女性的形象。通过阅读杨绛系列散文，读者可以感受到在杨绛整个散文作品当中有关女性作者的潜意识。

儒家美学

杨绛的文学创作同时浸润着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她的写作风格流露着超凡脱俗、温柔敦厚、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在西方自由的人文精神关照下，杨绛的小说和散文都表现出了对人性、自然和艺术的发现，然而真正促成杨绛独特创作艺术特征的因素是儒家思想，杨绛的为人为文都贴合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杨绛文学创作的情感张力源自儒家性情的形成，这也正是她隐身哲学的本质所在。杨绛的小学和大学教育都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的，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她的浸润。

动荡温情

杨绛作品于“文革”动荡年代营造出来的温情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人文关怀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总主题和“善”的终极价值体现，浸透了儒家性情的杨绛传承了中国人文传统中所特具的人文素质，其作品体现出崇高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和自由的精神，其散文创作建构出一种独特的人文主义的精神立场。在《干校六记》“夫妻之别”部分，当“我”得知丈夫钱锺书就要“先遣”时，想到既不会洗补衣服，也不会照顾自己的年迈花甲的丈夫独自一人下放“干校”时，“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有十万个不放心”，传达出作者痛苦无奈不忍的心境，温馨和睦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令人感动。杨钱二人在“文革”期间此起彼伏的批斗中艰难地保住了性命，在席卷而来动荡的历史环境下，字里行间中没有悲情，而是流露出珍贵的幸福，时时处处洋溢者温情，流淌着暖流。在《“小趋”记情》一文中的主角“小趋”是一条“河南穷乡僻壤”的小黄狗，但“小趋”和杨绛夫妇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候，小趋总和我一起等候默……在“文革”灭绝人性的生存环境下，在“文革”敏感多疑，草木皆兵的恐慌岁月里，狗的热情和玩耍的姿态让人感动，反映出作者处于逆境中仍不失热爱生命的真诚。

底层人物

杨绛的剧作《称心如意》塑造了一个失去父母投靠亲戚的孤女李君玉一的形象。《弄真成假》则刻画了父亲早逝的穷青年周大璋，及失去母亲寄人篱下的女店员张燕华这两个主角。不难看出，杨绛有意将这两部喜剧中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家庭“缺失”性人物形象，并从这不完满的戏剧形象中发掘和强调大环境压制下人物生存的现实困境和人性变异。杨绛似乎有意为笔下主人公作此设定，并习惯性透过笔下人物或身体、或精神或是家庭社会关系的“残缺”性或“非正常”状态来书写一种人生，讲述一段苦难，描绘一种命运。李君玉在几个家庭间颠沛流离，像踢皮球一样被几家亲戚推来搡去，过着伶仃无依、俯仰由人的日子。

显然，君玉流离转徙的直接原因在于父母的双亡，因为父母的早逝，毫无依靠，为生计所迫她不得已离开自己熟悉和舒适的生活圈，去到陌生又令人难以安心的另类都市世界生存，现实的挤压让李君玉正处于依靠他人的一种困境，正可谓“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而穷困潦倒的银行小职员周大璋则寄住在舅舅家杂货铺里的小破阁楼上。卧房兼厨房，沿墙杂置：锅碗瓢盆，与陈设富丽的张祥甫家客厅形成鲜明的反差。他是“借钱坐了一趟出洋的大轮船，外国最便宜的地方混上一年半载？借的钱还不知几时能还，面粉酸，糙米尽，一家人温饱都难以解决。正如周大璋所言“人家有田地房产，咱们呢？头顶上没一片瓦，脚底下没一寸土。”换句话说，周大璋一家作为城市底层百姓正处于“无米之炊”的窘迫物质生存困境中。在这里杨绛为我们展现了底层人们日常化意义世界里的真实。也就是说，杨绛尤为关注城市底层百姓艰苦的生存状态，用悲悯的眼光去掘发市民阶层及底层人物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苦难困境。

沉郁淡泊

通读杨绛散文，浓烈直白的抒情、冷嘲热讽的锋芒、有理有据的辩论、声嘶力竭的宣泄并不多见，但细细品味会发现，锋芒、宣泄、温暖、激情随处可见，这就是淡泊之中蕴藏浓郁的和谐。杨绛散文自然平淡，与周作人散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悲愤之情暗含于“淡泊名利中”，这突出表现在反映文革生活的文章中。文革生活可以说是杨绛的黑暗史，期间其生活最困苦，精神打击最大。杨绛突然从优越的大小姐生活被迫分配到落后、艰苦的农村“劳改”，接受肉体上的折磨：从被人们仰慕的读书人，突然演变为“臭老九”，在“登台就有高帽子戴”的生活当中，受尽旁人白眼，精神上受到凌辱。因此，杨绛在身不由己的文革时期，无奈接受了那场浩劫。杨绛内心当然对其耿耿于怀，但其散文并没有表现出对那段刻骨铭心的“革命”咬牙切齿，也没有宣泄其满腔的怒火，却淡化文革暴行。她不谈及文革中人性被摧残的恐惧，而仅以纯粹的文字，干干净净叙述着琐事、小事。简约沉寂的文字，粗略一看平淡无奇。但平淡中有沉郁，是现实压迫中内心压抑的外露。随手翻看其散文，叙述娓娓道来，沉郁的悲痛也蕴含其中：住房被占、工作颠来倒去无非是扫厕所、乐于助人的女婿死于非命、丈夫被迫下放、上台戴高帽等。杨绛以平淡、不动声色的叙述将这些侮辱、惨痛勾勒，在文字的沉静当中折射内心的悲愤与无奈，沉寂文字背后是波涛汹涌挣扎的内心。杨绛将沉郁以淡泊为伪装，用淡泊将内心的苦痛与激情中和，有机统一了文章主客观色彩，独特美学蒸蒸呈现。以反讽的姿态对现实做进退有度的解构，作者表面表现得越平静，其精神则越跌宕起伏。

含蓄深情

杨绛的文字凝练而含蓄，把自己的同情心与深情深藏于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中，既不会暴露出对丑恶的极度厌恶与愤怒之情，也不会让浓烈的情感如瀑布般宣泄出来。她用理智拿捏着自己对情感的表达，她的文字如水一般平缓而深沉，圆润而醇厚。杨绛极为擅长用短句子作为情感表达的收尾，冷峻而含蓄，让情绪仅仅点到为止，以淡然的语调将往事的痛苦与哀伤一笔带过，体现出文字的“中和”之美。杨绛含蓄节制的文字之下，蕴藏着对善良人们的同情，对挚爱的深情，寥寥数字概括心中的千言万语。《丙午丁未年纪事》是杨绛自居“陪斗者”的视角所记叙的“文革”小侧面，她用她温厚而充满同情的笔调再现了十年浩劫中的“小插曲”和“小点缀”，那是一个个能够温暖岁月，点亮黑暗的故事，也这正是杨绛所说的“乌云的金边”——“乌云遮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力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蕴含着光和热的金边”。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书写都是充满愤怒或是记叙残忍与暴戾的一面的，杨绛却独具慧眼的看到了那些“披着狼皮的羊”，讽刺与幽默的背后掩藏着她对善良人的感恩与深情。

乡土风情

杨绛在回忆从北京迁居到无锡的情景时使用了吴地方言，意在逼真地重现当时的生活情景。《大王庙》中每当“我”和姐姐穿短裙在街上走时都会被无锡妇女呼邻唤友地围观：“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回忆我的父亲》中一同事称赞其父亲“唔笃老太爷直头硬！”《小吹牛》中，售票员说：“伊肚皮痛啦？”司机：“勿要紧，送侬到门口。”此外，杨绛还善于使用方言来刻画特定的人物，抒发对亲情的眷恋。在《黑皮阿二》中，她以上海方言生动逼真地刻画出一个当地流氓地痞的嘴脸；杨绛幼年时主要负责看护妹妹杨必睡午觉，因而，在《记杨必》中，杨绛以“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二伯伯怎么凶！着得里一记！”等无锡方言，描绘出姐妹间的欢愉和妹妹模仿姐姐说话的声调、神情和口吻。

焦点透视

在戏剧结构艺术方面，杨绛承袭了西欧小说、戏剧中惯常使用的焦点透视法，并采用了西方“流浪汉”体小说单线行进的构造方式，有着较为明显的非戏剧化倾向。“流浪汉”小说是西欧十六世纪中叶的一种新派小说形式，它吸取了古希腊史诗的游历主题，摒弃了传统的骑士传奇或寓言叙写的固有模式，通常以某一特定人物为线索书写故事。杨绛20世纪40年代所作的戏剧正是“借主角的遭受，揭露社会上各个角落的龌龊，讽刺世人的卑鄙，写这个很不完美的现实世界”，是似“流浪汉”式的行文模式。且对杨绛剧作的读解中，这些“流浪汉”式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即“闯入者”。他们或因生存、或因欲望、或由于理想主义的激昂，都逃离了原有的活动空间意欲强行闯入另一个空间生存，上演着一幕幕闯入者与既定秩序的矛盾冲突。杨绛通过塑造不同类型“流浪式”的闯入者形象来掘发现实社会种种矛盾和困境，展现更加广阔的叙述空间，表现对这个复杂社会的严肃思考。

写人艺术

杨绛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特殊的审美张力，并且通过特有的个性特征可以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杨绛的记人散文可以将人物独特的性格和个性展现出来，使读者获得审美享受。杨绛在写人的时候，尤其注重入物性格的独特性，可以再现人物的言语、动态、动作等。在《记钱锺书与围城》当中，杨绛将一个具有痴气的钱锺书再现出来。这样一个在人们心中的才子钱锺书，在杨绛笔下却充满了傻气和稚气；钱锺书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在小学时期会将青蛙带到教室，因为上课时候玩弹弓，被教师惩罚……在《回忆我的父亲》当中，杨绛通过描写父亲生活当中的往事，将其无私的个性特质展现出来。在杨绛的散文当中，例如钱锺书、杨萌杭等人物特有的个性，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杨绛散文在人物描写方面就好像细雨润物，可以让读者在舒缓的叙述当中感受到人间真实的情感。杨绛为人谦逊不张扬，始终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因此她写出的文章也具备含蓄慰藉的美感。

批评艺术

杨绛在批评作品中显现出的独特气质对当下文学批评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呈现为：一、杨绛的批评作品首先是一篇引人入胜、动人心魄的美文。批评文章一如她的散文一般洗练精审、亲切自然，犹如拜望鸿儒之后的兴会随感，闲话般娓娓道来。置身杨绛的批评美文之中，方可知晓文学批评不必为了批评而批评，亦可以是情感的抒发，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灵魂与灵魂的对话；二、杨绛的文学批评从不脱离具体作品，也并不晦涩难懂，难得的是，她的批评研究具有分量，暗含让读者资以“反三”的“一隅”。

杨绛坚忍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新华网评）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那些文字是对至亲的、但不可再见之人的耳语，是她千千情结之心的独白，因而更显生命的沉重，也更显思想的精邃和绮丽。（《钱江晚报》评）

“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中国当代作家周国平评）

“杨先生（杨绛）一直笔耕不辍，她不像一般作家是为写作而写作，而是一直伴随着对人生、对生命、对人间情感的思考、总结和表达。”（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