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二年（1886年），柯劭忞通过会试考中进士，遂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编修。京师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学术风气较浓，柯绍忞优游其间，也颇致力于考校释经史典籍。在此期间，随着内忧外患的加深，提倡变易思想的公羊今文学日益盛行。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宣扬“托古改制”，表彰《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呼维新变法。但由于康有为在此过程中，过度牵强附会，曲解事实，引起众多学人的严重不满。在柯绍忞看来，清代学者对各经都有疏说，成书极众，唯独《春秋谷梁传》尚无完书，而诸经之中，《公羊传》阐发微言，《谷梁传》则表彰大义，其理义最深。治《春秋》者若不先通此经，则往往会像康有为等人那样说经流于“异义可怪”之沦。为此，他专心纂注《谷梁传》，著成《春秋谷梁传补注》，想以此矫正“公羊学”说之偏。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后，爱国义士宫中栶为抗议德侵而自缢身亡，引起社会极大轰动。时居青岛的柯劭忞闻知后，曾亲自撰挽联“汉家纵有中行说，齐国宁无鲁仲连”以示悼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惶出逃，柯劭忞跟随帝后到西安，与徐世昌一起被任命为“政务处行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提督湖南学政。光绪三十年（1904年），任满回京，任国子监司业。历官翰林院侍讲、侍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受命赴日本考察学务。同年十一月，因时事艰难，向清廷条陈“讲求教育、整顿财政，培养将才，慎重名气名节”等建议，颇具远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奉命开去侍讲缺，以道员用，署任贵州提学使。次年（1908年）五月，奉命入京，派在学部丞参上行走。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充任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同年十二月，因山东盐务违章私销，呈请整理。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以经科监督身份暂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一职。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成立资政院，柯劭忞任议员。次年（1911）正月，柯劭忞因筹备清廷预备立宪，“更张太骤，用人行政，虑患宜深”，奏请令政务大臣悉心斟酌。自八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清廷为维持统治，一方面起用袁世凯率北洋军进行镇压革命势力，一面降旨选派各省名望素著的人员分途安抚，企图安抚人心。该年九月，柯劭忞奉命为山东宣慰使、督办山东团练大臣。尽管岳父吴汝纶极力劝阻，但出于对清朝的忠心，柯劭忞仍毅然回山东督办团练。当他到任时，山东的独立已经被镇压，袁世凯的党羽聂宪藩、张广建、吴炳湘等在济南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制造商埠“宜春轩”“万顺恒”惨案，并逮捕了同盟会员刘溥林、肖兰池、孙钟濂、臧庚文及店铺伙计共十八人，以“土匪”之诬名关押不放。同盟会员庄心如、王墨仙与济南士绅毛稚云、石俊青等人便求见柯劭忞，恳请他与聂宪藩交涉放人。柯劭态出于正义感，乃前往会晤山东巡抚孙宝琦，促使他命令聂宪藩将所捕之人移送检察厅，经审讯后有十五人被当场释放。年底，柯劭忞等行至兖州，调查兖、曹一带情形，致电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建议加强兖州一线兵力，并训练民团为后援。不久，柯劭忞受命回京，以“候补三四品京堂”身份被任命为典礼院学士，派“懋勤殿行走”，获赐“紫禁城内骑马”。

清王朝覆灭后，柯劭忞坚决不剪辫，以前清遗老自居，仅出任过溥仪的侍讲。虽在民国三年（1914年）四月、五月分别名列约法会议山东省选举会议议员及参政院参政，却拒不赴任，唯以著述自娱。 袁世凯曾多次劝其出山，均遭柯劭忞拒绝。

在学术上，柯劭忞倾心治学，留下了包括经史、词章、历算、金石等诸学科研究的著述，成为众人称道的著名学者。民国三年（1914年）夏，袁世凯成立清史馆，循例组织学者编修前朝历史，与柯劭忞有旧交的赵尔巽任馆长。柯劭忞抱着“儒臣国亡无所自荩，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其职也”的心情，欣然应聘为《清史稿》的总纂。他参与编修《清史稿》十四年，负责总阅全稿，做了大量工作：整理《儒林传》《文苑传》《畴人传》，独撰《天文志》，又总纂纪稿。民国十六年（1927年），赵尔巽辞世，柯劭忞代理清史馆馆长职务。次年，《清史稿》刊印。在此期间，柯劭忞以其深厚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为天文台修撰了《时宪志稿》一书。

与此同时，柯劭忞还致力于《元史》的重修。他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完成了257卷150多万字的《新元史》。这部历时30余年完成的被誉为集元史研究之大成的史书，后来被列入“二十五史”之中。其时清亡已九年，但他在书中仍白署为“赐进士出身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国史馆纂修胶州柯劭忞”，对清廷所授的官职仍念念不忘，引以为荣。书中的史论仍以清廷史臣自居，称“史臣曰”，其遗老的心情跃然纸上。

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在北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柯劭忞出任委员长暨中方首席代表。委员会利用日本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作为经费，由日本人桥川时雄主办，撰修《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柯劭忞整理编撰经部易经类提要152则。他还担任过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务。

柯劭忞晚年继续研读古籍，并以著述为职志。除民国十六年（1927年）出版的《春秋榖梁传注》15卷外，柯劭忞还努力校注其他经史书籍，出版有《新元史考证》《译史补》等，还有《尔雅注》《文献通考校注》《文选补注》《后汉书注》《说经札记》《蓼园文集》等，均未刊印。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搜采经注善本刻石，附以自己所著的《十三经考证》，打算借自己与孔子七十六世孙孔令贻交谊之便，存于曲阜孔庙，但未及完成。

在晚清遗老中，柯劭忞的人格和气节备受称道。尤以具有忧国忧民反帝爱国思想而著称于时。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警卫部队开枪屠杀徒手请愿的学生的“三·一八惨案”。时人本以为一向守旧的柯劭忞“对于这一回‘爱国’的请愿不以为然罢”，但据柯劭忞的连襟廉泉转述，他对这次的事件“也愤慨极了”。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柯劭忞更是坚决拒绝与日方合作，率领有关全体中国学者退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柯劭忞因胃部旧病复发，入德国医院调养，稍痊归寓后，以幼子柯昌汾赴曲阜孔氏成婚，携新妇孔德懋归，在报子街聚贤堂宴请宾客。本来柯劭忞在病后精神欠佳，未亲赴宴席，但其友人在宴后纷纷前往他在太仆寺街的寓所当面道喜。柯劭忞在与接待众人时劳累过度，旧疾复发，再入医院，终因诊治无效，于是年8月31日病逝，享年八十四岁。

明代宋濂等人编纂的《元史》，由于仓促成书，错误疏漏颇多。明、清两代六百年间，试图重修元史者不乏其人，有关的书也出过多种，但均未能令人满意。柯劭忞利用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研究的新成果，又吸收了西方有关元史的资料和书籍，如法国人多桑著的《蒙古史》等书，对元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广泛收集元代的史料，积三十余年之力，从《永乐大典》、金石文字和外籍、秘集中广搜博采，细心研究，又吸取了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成果，“熔裁钩贯，校异订讹”，对宋濂等人的《元史》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充实，终于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完成了257卷、150多万字的《新元史》。

《新元史》的体例沿用旧史，但本纪前加一“序纪”，记叙成吉思汗以前的史事，在本纪的最后又增加一篇记叙元顺帝之子的事迹的“昭宗本纪”。

较之《元史》，《新元史》在内容上更加充实。它补充了元世祖以前的诸多蒙古史事，这得益于柯劭忞对《元朝秘史》以及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记》、多桑《蒙古史》等重要史学著作的充分利用。在此基础上，柯劭忞在《新元史》中补充被《元史》疏略了的世祖以前的史事；而即使是对直至蒙哥时期成吉思汗经营西域的有关内容的记叙，以及对四大汗国盛衰兴亡的相关情况的记叙，《新元史》也要比《元史》详细得多。此外，《新元史》还补充了元惠帝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退出大都（今北京）以后的北元时期的部分历史，其记叙年代一直延长至昭宗宣光八年（1378年）。

在列传方面，《新元史》增补了许多在元初不肯降元的志士的传记；而元末农民军的领袖人物如韩林儿、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等人的传记的增补，则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元史》还对宋元之交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增补了传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夏贵传》的增补。夏贵是南宋大将，他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降元，最终导致了南宋军队的全线溃败；入元后，又靠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参知政事一职。《宋史》以此为由而不肯为其立传，而《元史》则又因其入元仅三年即亡故因而事迹不多，也不肯为之立传。《新元史》则考虑其人在宋元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而增补了他的传记。

在勘正《元史》失误方面，柯劭忞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元史》在列传的编排上就存在错误，如在元末泰不华等人的列传之后，又接上元初耶律楚材等人的列传。《新元史》则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对其做了适当的调整。此外，《元史》中一人二传的情况亦自不少，如速不台与雪不台本是一人，完者都与完者拔都也是一人，而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亦是一人，但在《元史》中，这些人物都有两个传记，显然是失于检点。《新元史》则在充分考据的基础上一一纠正了这些错误。

总的来说，柯劭忞以一人之力，成此巨制，增补史实达三千余条，其功自不可没。民国八年（1919年）十二月，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柯劭忞的同年好友）为“示重文化之意”，下令把《新元史》列入正史，民国十一年（1922年）刊行于世。这样，原来中央政府承认的官修史书“二十四史”就成了“二十五史”。民国十九年（1930年），柯绍忞对之略事修改，再次刊行。

《新元史》成书以后，受到不少学者的好评，一时被认为集元史研究之大成，为柯劭忞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经日本蒙元史学家箭内亘与时任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等力荐，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书授予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中外学术界对此书作了很高评价，认为此书集500多年各家研究之大成，补充了许多新内容，纠正了不少错误，“学识赅搏，精力绝伦”。近代学者章太炎盛赞《新元史》说：“柯书繁富，视旧史为优，列入正史可无愧色。”近人李思纯在《元史学》一书中甚至说：“其书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赡之二种长处。”

不过，《新元史》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同其他重修元史诸家一样，柯劭忞不通外语，也缺乏足够的语言学修养，使用的域外史料，有不少错误，很难让人完全凭信。而且，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总不免顾此失彼，译名混乱、考订不精、相互矛盾之处，随处可见，有些地方甚至还把旧史改错了。更为严重的是，《新元史》对旧史的增删改动，没有注明任何出处与依据。这一点，遭致了学者们的普遍批评。柯劭忞在考证方面的确花了很大工夫，但因体例上的缺陷，他的这些成果全都淹没于字里行间，使人有茫然无所适从之感，而这势必影响到该书的使用价值。

此外，在清史的编篡中，柯劭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开设清史馆，集中清朝遗老一百数十人编纂清史，任命赵尔巽为馆长，柯劭忞与缪荃孙等人为总纂。柯劭忞分工负责《本纪》部分的总阅稿，整理了《儒林传》《文苑传》《畴人传》等三传，独自撰写了《天文志》，并指导天文台人员撰写《时宪志》，还撰写了若干人物传。参加编纂清史的人员变动很大，有早退出者，有晚加入者，柯劭忞是自始至终主持其事的少数人之一。民国九年（1920年），完成初稿，共五百二十九卷。民国十六年（1927年），赵尔巽去世，柯劭忞兼代馆长职务。同年，《清史稿》大体完成，翌年成册付印。分本纪25卷，志135卷，表53卷，列传316卷，共529卷。纪事始努尔哈赤称汗，终清室覆灭。诸志传有所增删，诸表精详，取材多据实录、圣训、会典、则例、方志、文集、碑传、档案等，铨次略具系统，条目大致详备。该书内容文字虽有错误，但它比较系统地汇集了清史素材，为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柯劭忞的学识渊博，涉猎颇多，除了治史外，还注释国学典籍，吟诗作文等等。他晚年希望用“春秋大义”针砭动乱的社会现实，精心纂注《榖梁传》，著有《春秋榖梁传注》15卷（1927年出版），曾被人赞扬“足与左传杜注、公羊何解方驾矣”，是后人研究儒家学说的重要参考文献。柯劭忞的其它著述还有《尔雅注》《文献通考校注》《文选补注》《说经札记》等整理经籍的相关著作。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柯劭忞又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提要》等。

柯绍忞喜为诗而不苟作，曾是徐世昌“晚晴诗社”的社友。其诗宗盛唐而专学杜甫，不少诗作描写现实，体现了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同时，对于杜诗的崇尚也体现在其“深厚健举”的艺术风格上。柯劭忞自言生平为诗，“早年以盛唐为宗，不事雕琢，中正冲和；中年学北宋体，以苏（苏轼）诗为榜，淋漓超爽；晚年最喜半山（王安石）、遗山（元好问）诗，但不袭其貌，自成家数”。可见其诗歌不主一家，三易格调，早年宗唐，进而趋于学北宋，体现出诗学观念与国家安危之间的选择。此外，柯劭忞对王士稹的诗歌也非常崇尚，而且在诗论方面，对王士稹的“典、远、谐、则”为主要内涵的“谈艺四言”做了发挥，将更多的现实性内容熔铸其中，体现了近代士大夫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理念。柯劭忞诗目前存五百余首。其诗风虽历三变，但中正平和、高古奥雅的特点在不同时期都有表现。而在后期，其感时忧世的情感表现得较为突出。由于柯劭忞史学成就颇高，其诗名多被掩蔽。

柯劭忞在清末民初诗坛上堪称“一时巨手”，其诗歌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近代著名学者和诗论家王国维对柯劭忞的诗评价很高，认为“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对柯劭忞的尊称）为第一，以其为正宗，且所造诣甚高也。”汪国垣称“东鲁诗人，柯为弁冕”。徐际恒《艮斋诗草》中有《读蓼园诗集》一首，对其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雅沦胥蔓草中，筝琶细响乱丝桐。派从大历窥宗匠，体到西昆识变风。法乳能探三昧奥，词源真障百川东。梅村不作渔洋渺，低首骚坛拜此翁。”

柯劭忞的文章得到杨绍和传授，师法梅曾亮，行文简洁流畅。评论者称其行文风格疏朴古淡。

陈宝琛曾赠柯劭忞一副对联：“世传五艺称梁孟，帝许三长比孟班。”

马其昶：“胶州柯凤孙先生积学能文，名被海内外，年七十著新元史刊成，翔实视旧史为胜……先生之蕴，非可以史学尽也……予与先生浮湛燕市，无所聊赖，日取先圣遗经发愤研诵，务明大道之原，存已坏之人纪，期至老死不悔，先生治谷梁春秋，予治毛诗，继泊易，治尚书及孝经大学中庸以逮老子，皆赖先生得就其业，凡予之为说，有创获，先生未尝不欣赏，有谬义亦未尝不纠也……先生耽道弃荣，不以高节自矜，而独致勤于灾赈，全济甚众，性喜为诗，顾不苟作。”

张景延：“通家三代，公适长我十龄，忆从束发受书，兄事略同师事，窃曾见丹铅瘁力，簪绂趋庭，入跻承明著作之班，出以庠序培材为务，声誉腾乎瀛海，功名付诸儿孙，国变后但闭门吟啸自娱，耍勿负平生志耳。青史重完人，想奕世直笔褒题，任置忠义儒林文苑遗逸中，纤悉都无愧色。”

张尔田称柯劭忞于“天文、历算、舆地、声韵、训诂，靡不综贯”。

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评论道：“风（应作‘凤’）菰不朽之业，当在元史，实则《谷梁春秋》，天文、历算，亦高距上座，世人不尽知也。诗为余事，然以学赡才高，不肯作犹人语，故风骨高骞，意境老澹。《蓼园》一集，五百年中，难可泯没。劬堂精研乙部，久典守藏，以一身系东南文献之重。馀力为诗，渊雅可味。晚年流转西南，诗益奇肆。长篇短韵，皆诗史也。”

徐一士：“近代北方学者，柯劭忞亦有名人物也。……治学甚勤，所著书以《新元史》为最伟大，名闻遐迩。”

李思纯：“中国元史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

吴宓：

胡先骕：“北方学者为海外所推重，不以诗鸣而诗亦可观者，是为柯凤孙先生劭忞……先生以治元史有名，年七十刊布其新元史……盖先生一代儒宗，诗其余事也。先生五言古体宗汉魏，最为浑古，七盲古则宗唐人，时类昌黎，五七言律诗亦肤音，尤善为长律，排比铺叙，气沛神完，人所难能。先生虽淡于荣利而忧国之怀激烈，故感时抚事可称诗史。”

王森然称赞柯劭忞“对于国学矻矻穷研，故学极深博。凡经、史、词章、小学、天文、历算、金石，无不精通，毕生精力，悉萃于此”。

王桂云：“劭忞一生，治学甚勤，博览群书，尤长治史，文章诗赋，亦典雅可观。……柯劭忞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少有的渊博学者，‘凡经史词章、小学、天文、历算、金石，无不精通’。”

赵伯陶：“柯蓼园年长于汤生（辜鸿铭），更逾观堂（王国维）几三十龄，而所处时世则同在革故鼎新之际，文行出处略似，皆不与季世之顺民同路，然亦非欲挽狂澜于既倒者比，惟埋首学术，系心名山，成就堪称斐然。若以后世名声论，蓼园逊于汤生，更弗逮观堂远甚，要其三者信念之坚守、独立自由之祈向则一，未可轩轾。盖乱世不乏发扬蹈厉之先觉者，亦多有簠簋不饰之庸官俗吏，所鲜者向心赓续、务实求真之学人耳。蓼园博极群典，于经史、舆地、历算、词章之学无所不窥，而于史学尤所究心，《新元史》之撰述，《清史稿》之编纂，皆沾溉后学，前者更价重扶桑，竟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之选，百年前之异数也。后生蓼园廿馀年之张尔田遁庵氏，亦以史学名世，《史微》之作既蜚声士林，于《清史稿》之杀青与有功焉，差堪肩随蓼园。然遁庵倚声之学若《遁庵乐府》与其史学建树几于并耀齐辉，蓼园虽为徐菊人晚晴移之座上客，诗名则逊于其史名。其《蓼园诗钞》，或谓拟昌黎（韩愈）、遗山，或谓可踵武工部诗史，观堂至以‘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誉之。实则学人之诗，以其馀力而为之，典重质实，非关别材、别趣，能明其形迹、交游，即当有裨于考证，如此，则以诗史目之亦可。”

姚大力认为，20世纪初期有三部旧式史书，《清史稿》之外的两部，一是《新元史》，一是《元史新编》，这两部元史都是后代学者以一己之力重写过去的历史，延续乾嘉学派的传统、舆地之学的路径，成就中国史学编纂史上旧史书之绝响，而在这三部著作中，柯劭忞可谓占了一半之功。

由于用功太过，柯劭忞少年多病，患有咯血、梦遗、关格、怔忡四大病症，甚为憔悴，熟人大多忧心其健康情况。但柯劭忞后来身体健壮，竟享有八十六岁之高龄，是时人始料未及的。且因早年多病，柯劭忞“留意歧黄”，得以兼通医理。

在清末，柯劭忞虽然长期在京为官，但对家乡兴衰安危十分关心。宣统元年（1909年）8月，针对德国不断掠夺霸占山东路矿的具体情况，柯劭忞与山东京官范之杰、王宝田等人，多次聚会研究山东路矿局势，提出一系列保存路权、矿权的办法，准备“将路矿一概收回，与外务部及德人竭力交涉，务期达到目的”。宣统二年（1910年），山东莱阳爆发了曲士文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抗捐运动。清廷派兵前往莱阳弹压，酿成惨案。消息传到北京，各界旅京山东同乡无比愤怒。柯劭忞与王宝田、田智枚、范之杰等山东京官多次开会，商讨莱阳善后办法。他还支持和参与了北京各界山东同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请愿运动，领衔上递《同乡京官为莱阳事呈请都察院代奏诉愿书》，在当时影响很大。

民国时期，山东发生水灾时，柯劭忞在北京成立了山东水灾赈济会，自任会长，鼎力相助。他还出资请人负责成立博爱织布厂，专收贫家子弟，以谋生计。

吴汝纶

杨绍和

余嘉锡

胡玉缙

晚清民国时期，柯劭忞与名士徐坊、孙葆田、王懿荣、缪荃孙、盛昱、徐世昌结为诗社，互相唱和。晚年加入徐世昌组建的晚晴簃诗社，在众社友中最受徐世昌的礼遇。他又与孔子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贻交谊甚深，二人结为姻亲。

除参与编撰《清史稿》，独自编修《新元史》外，柯劭忞还纂注《谷梁传》，并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出版了《春秋谷梁传注》十五卷。此外，还出版有《新元史考证》《译史补》等，未刊印的文稿有《盖喀图传补注》《尔雅注》《文献通考校注》《文选补注》《说经札记》《后汉书注》《蓼园诗抄》《续诗抄》《蓼园文集》等。今人崔建利汇辑柯劭忞存世诗作，做了点、校、注释、辑佚等方面的整理工作，著有《柯劭忞诗集校注》。

柯劭忞逝世后，葬于北京石景山福田公墓。

2018年10月1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举办整理本《新元史》座谈会，邀请了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本书的整理者等众多学者一起围绕柯劭忞和《新元史》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