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在印度参与了西藏革命党的组建，离开印度时，还特别考察了印藏边界，并绘制了地图。

1946年，更敦群培到达拉萨，人们都以为他游学12年，一定很阔气，但他带回来的除了一个很大的旅行箱，还有的就是一个炉子，一个平底锅等。但不久，更敦群培就被捕，安的罪名是印造伪钞，但实际可能的原因是：更敦群培与革命党的牵连。更敦群培被关押，一直到1950年才获释，期间养成了喝酒的习惯，由于悲观失意，最后常酗酒。这段时间的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白史》，弟子根据其讲义印刷出版的《中观甚深精要嘉言·龙树密意庄严论》。

1951年8月，更敦群培去世。

更敦群培在西藏和印度的历史、语言、宗教、考古、地理、医学等领域都高深的学术造诣，并有论著传世；他那具有现代特点的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在继承藏族传统治学方法基础上的创新，藏族现代藏学的开创者。更敦群培将人文史观运用于学术实践，对藏印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冲破了佛教神学笼罩的传统藏学格局，开创了具有理性和科学色彩的藏族现代藏学。可以说，藏族现代藏学是更敦群培运用人文史观进行学术实践的必然结果。现代藏学的开创，使藏族学术史产生了飞跃。更敦群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是对传统藏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的是民族特色和现代特色。他批判地继承传统藏学，开创了藏族的现代藏学。

更敦群培对现代藏学的贡献体现在人文史观的确立、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文风的变革，这对藏族学术文化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更敦群培运用人文史观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和宗教，动摇了统治藏族学术文化近 1000 年的佛教神学史观，基本否定了传统藏学的指导思想和认识论，确立人文史观为指导思想，这可称之为传统藏族学术的一场革命。更敦群培运用实证、语言学和田野等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藏区和藏族，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藏族的藏学研究从此进入了新的时代。

更敦群培所处的时代，正是藏族社会由传统的社会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 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藏族思想文化在现代科学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变化的转型时期。他的学术成就和启蒙思想上承传统，下启近代，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藏族传统藏学的终结和现代藏学的开端以及藏族启蒙运动的滥觞，是以更敦群培为标志的。欧洲近代历史学的发达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研究材料的挖掘和研究方法的扩充。更敦群培所开创的藏族现代藏学即是以这三方面为主要特征的，这也是藏族现代藏学区别于藏族传统藏学的标志。更敦群培是藏族学术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

更敦群培所确立的人文史观和科学方法以及严谨、朴实的学风与文风,为后世藏学研究者开辟了新的道路、树立了新的榜样。更敦群培所开创的“轨则”或“范式”，对 20 世纪的藏族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确立的人文史观、科学研究方法和通俗化的文风与学风，为后世藏族学者所遵循和效仿。其弟子、私淑弟子，或与之心灵相通的“神交”学者，沿着他开辟的学术道路向前迈进，取得丰硕的成果，产生“群体”效应，形成了“更敦群培学派”。

更敦群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不少诗作已经散失，幸存的诗作主要见于霍康· 索朗边巴编辑出版的《更敦群培文集》第二册及其著译中的一些偈颂诗，主要诗词作品有 : 《白话嵌字诗》，《加尔各答传唱的道歌》，《诗论释难》，《致拉卜楞寺教友的嵌字诗》等，其著译作品中的偈颂也是优美隽永的诗篇，其偈颂体作品《欲经》可视为诗集。这些诗词和偈颂是更敦群培诗学造诣的结晶。|

更敦群培生长于热贡艺术之乡的更敦群培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具有艺术的天赋。他一生创作了一批好的艺术作品，是名副其实的现代藏族著名画家。更敦群培幼年时代就开始在家乡学习传统绘画，通过作画和寺庙艺术观摩，培养了良好的艺术素质。离开家乡到西藏后，曾有一段以绘画为生的经历，艺术修养日臻成熟，已成为著名画家，受到了卫藏贵族和高僧的称赞。结识印度学者罗侯罗之后，多次随同他考察藏印各地，沿途创作了大量速写和人物肖像，开阔了艺术视野。后来在与俄罗斯著名画家尼古拉·罗列赫之子乔治·罗列赫合作翻译藏族史学名著《青史》时，曾住在罗列赫家，在绘画方面受益，成为杰出的画家。更敦群培的绘画作品主要有唐卡、人物肖像、山川和名胜古迹速写以及装饰画等。据甘南藏人降央尼玛说，他在 1945 年前后见过更敦群培，并于 1963 年将自己所保存的更敦群培的绘画作品临摹下来,原件已于“文革” 期间被毁。1997 年 7 月笔者到甘南考察时，曾有幸亲眼目睹了这些临摹作品。

性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非常重视性问题。研究性的学问——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就产生了《爱经》，在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则有各种关于“性爱艺术”和“房中术”的作品传世。（详见筏磋衍那著《欲经》以及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秘戏图考》和《中国古代房内考》）在藏族历史上，也很重视性问题，藏族学者在借鉴印度性学的基础上，对本民族的性文化进行了探索和研究。藏族学术大师米居·旁嘉措（1846-1912）和更敦群培撰写的《欲经》，即是藏族性学的代表作。米旁的《欲经》偏重理论，而更敦群培的《欲经》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该书奠定了更敦群培性学先驱的地位。由于此书以“性”为论述的中心，因而自 1938 年成书以来，一直被列为禁书，打入冷宫，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直到 1967 年才在印度德里公开出版。国内仍以非出版物的形式 （主要是油印本和手抄本） 在民间流传，能读到此书的人为数不多。

更敦群培的《欲经》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性爱的 64 种艺术，并将其分为 8 个部分，即拥抱、接吻、捏与抓、咬、来回移动与压迫、情爱声音、角色替换和做爱的姿势。更敦群培提供了避开各种压抑的令人高兴的忠告，详细地描述了性行为，揭示了怎样利用性快乐来增强精神的洞察力，并且阐述了怎样增进女性的性快乐。他着重揭示了妇女的不平等及她们作为社会和法律的牺牲品的现实。正如《密宗杂志》所载：“这本优秀而非常便捷的指南，对所有寻求充分实现性快乐的精神价值的人都是有用的。”是秘密的和公开的智慧的一种巧妙的结合。

著名藏族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说 : “不要说更敦群培的一部完整的著作，就是他的一两首偈颂，对于我们都有开启智慧的特殊作用。” 更敦群培在其论著中“所表达的思想，对于我们研究西藏社会和历史的人来说，犹如在黑暗中亮起一盏明灯，使人心智豁然开朗。” “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应当使 20 世纪的藏人们感到自豪。”更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遗产的“亮点”，是人文思想和科学的学术观念与方法，这是他对藏族思想史和学术文化史作出的两大划时代的贡献。

人文史观是贯穿更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的主题——人文史观是其学术实践的指导思想；其闪烁着智慧的丰富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人文史观的确立，是更敦群培对藏族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新旧交替、社会转型和价值转换的时代，更敦群培继承和发扬藏族原始朴素的人文主义传统，顺应时代的潮流，把握时机，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确立了现代人文史观，从而使统治藏族思想文化一千多年的佛教神学史观彻底动摇。研究证明，藏族学术史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由佛教神学史观——人文史观——唯物史观。更敦群培是藏族学术由神学史观——人文史观——唯物史观转变的承上启下的大师，他动摇了统治藏族学术文化一千多年的佛教神学史观，确立了现代藏族学术的指导思想人文史观，为藏族学术中确立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人文史观的确立，标志着藏族近代启蒙运动的开端，对藏族的思想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藏族的启蒙思想家，更敦群培对藏族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贡献有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他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以人为本，认为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并希望用人为本位的文化代替以佛为本位的文化。对待传统和宗教,他主张用理智的分析来代替盲目信仰，善于“怀疑”，通过怀疑，破除陈腐的观念。并以这种精神治学，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印藏，敢于否定成说，提出自己的正确看法。他以发展和批判的眼光审视佛教，并揭露佛教中所存在的弊端，动摇了佛法至上、主宰藏族社会的一切领域的地位，从而确立了人文史观，唤起了人们对理性、科学、正义和良知的尊重，对藏族传统的认识论、伦理观和价值观发出了挑战，成为藏族启蒙运动的先驱，对藏族的思想启蒙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开风气不为师。

正如伏尔泰时代的社会一样，更敦群培时代，藏族人民也受着双重压迫，即佛教蒙昧主义和世俗的贵族领主的压迫。更敦群培宣扬理性，冲破思想禁锢，力图使藏族民众摆脱精神压迫和阶级压迫，而政教合一制度却违反理性，政教统治集团对他进行联合夹击。他虽然具有伏尔泰胆识和智慧，但是缺乏他那样的斗争艺术，因而他在“打倒卑鄙”的同时，自己也被卑鄙者打倒了，他为藏族的思想启蒙献出了生命。

更敦群培抨击传统文化的弊端和藏民族的劣根性；既信仰佛教，又不迷信佛教，揭露藏传佛教僧人“吃”佛教的腐败与堕落；对不同的宗教持宽容的态度；善于并敢于吸收和借鉴现代文明；呼唤民族觉醒，倡导民族自尊，反对崇印媚外，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他的行为、学术和思想，冲破了封闭、禁欲、保守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对藏民族的禁锢，拉开了藏族启蒙运动的序幕。

尽管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藏区，佛教对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出现明显减弱的倾向，藏族社会依然是“神圣的” 社会并且十分封闭，但是，作为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启蒙思想家和人文主义者的更敦群培，以先驱者的胆识和魄力，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在关于藏传佛教的言行和对待藏传佛教的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的个人化和理性化的特点，这无疑对藏传佛教世俗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将更敦群培的宗教哲学思想和他对佛教的态度结合起来考察，可以看出，更敦群培是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者。

作为一名离经叛道的藏传佛教高僧，更敦群培在闻、思、修，讲、辩、著以及对待佛、法、僧的态度方面都与传统的藏传佛教信徒有显著的区别，其宗教言行最鲜明的特点，是带有世俗化的色彩。

更敦群培在甘南拉卜楞寺学经时，在闻、思、修方面就露出了世俗的端倪，他不认真学经，而制作机器船，在辩经法会上与德高望重的大喇嘛对辩，向被该寺奉为“教材”的历世嘉木样活佛对五部大论的注疏进行商榷。入卫藏哲蚌寺后，他不严守该寺的学经制度，经常旷课，还蔑视在该寺讲经佛学大师格西喜饶嘉措。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敦群培实际上是把格鲁派寺院当作世俗学校（佛学的高等学府）来看待的，他入寺的主要目的，不在皓首穷经、讲经说法和弘扬佛法，而在增长知识，钻研学问。旅居佛国印度和锡兰的 12 年间，他在朝礼佛教圣地和修习佛法的同时，钟情于世俗的学问，与信仰完全不同的世俗学者广交朋友，甚至还同女人一道生活，其行为举止已与俗人没有多大差别。

更敦群培在佛法修习生涯中的讲、辩、著，即他对佛教和佛学的认识和见解，也具有世俗化的特点。在拉萨居住时期，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法向达瓦桑布等弟子讲解和研究佛教中观学说，并且向喇琼阿波等弟子传授“诗学”，这是被正统的格鲁派僧人禁止学习的世俗学问；更敦群培在拉卜楞寺修习佛法时，以探讨和批判的风格辩经，这种学经方式类似起源于德国的研讨班（Seminar），与世俗的学习方式没有多大区别；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法论和人文主义史观写下了《白史》、《龙树〈中论〉奥义疏》和《智游佛国漫记》等传世名著。他旅居印度时，参考印度古代的性学典籍撰写了以性为主题的《欲经》，是十足的世俗作品，这类题材即使世俗学者也难于涉猎。作为僧人画家，更敦群培并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正统的绘画题材、具有浓郁佛教色彩的唐卡，而在人体素描以及山川风物和佛教胜迹速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他所留下的 125 幅绘画作品，具有十分明显的世俗风格，与传统的僧人画家的画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更敦群培的平等观也反映了他的世俗思想。他主张教派平等，包括佛教内部各教派的平等和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被正统格鲁派视为“外道”、“异教” 之间的平等；僧人平等，活佛、大喇嘛与普通僧人都是释迦牟尼的信徒，不应当有高下之分；文化平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既有其优长之处，也有局限，应当客观对待，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反对崇印媚外；民族平等，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民族之间应当互相学习，反对民族歧视；男女平等，反对大男子主义和歧视妇女的社会习俗，抨击将女性当作男性的性工具的陋习。

总之，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式对待佛教的“三宝”佛、法、僧，因而在佛法修习实践中，无论是闻思修，还是讲辩著，都具有鲜明的世俗特色。对于佛祖释迦牟尼和格鲁派始祖宗喀巴，他注重形式上的信仰，蔑视虚伪的信徒；对于佛经、龙树《中论》、五部大论以及历世嘉木样活佛对五部大论的注疏，他不迷信，进行探讨和商榷；对于嘉木样活佛和格西喜饶嘉措大师这样的高僧大德和活佛，他不盲从。作为藏传佛教的信徒，更敦群培的宗教言行离经叛道，生活方式放荡不羁，从这个意义上，称他为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是名副其实的。

更敦群培的爱国主义是通过热爱自己的民族藏族和热爱自己的家乡藏区表现出来的。他对印藏边界的敏感地区达旺进行考察，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因为，错那属下的达旺地区自古就是中国西藏的领土，“麦克马洪线”是西藏分裂主义者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与与英帝国主义的代表秘密达成的协定，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这条边界线。更敦群培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

更敦群培的这种爱国行为，引起了“麦克马洪线”的始作俑者英国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人的强烈不满，受到两面夹击。正如法国学者海德所说 : “因在不丹北部边境勘察引起了不丹人的不满，他们向英国人通报,因而受到英国人的监视。那幅地图是更敦群培为他在噶伦堡的朋友们绘制的，并不知道这对国民党有用。英国的文献中没有提及此事，只是邦达饶嘎说他曾经向更敦群培打听这幅地图，因为他是能够绘制现代地图的藏人，而且还绘制得很好。更敦群培在隆冬季节所进行的这次艰难的旅行，既是学术考察，又是政治冒险。”霍康·索朗边巴说 : “英国人对更敦群培怀疑防备，可以说肯定与他的这一举动有关。”恰白·次旦平措说 : “人们都怀疑，更敦群培被英国人怀恨，是他后来无辜被捕的根本原因。”

更敦群培回到拉萨时，高僧、贵族们纷纷前往拜访或求教，噶厦政府和英国在西藏的代理人黎吉生慑于其声望，没有马上对他下手。然而，几个月后，噶厦却以伪造藏钞罪将更敦群培逮捕，投入朗孜夏监狱。因为更敦群培的行为是正义的，噶厦做贼心虚，为了掩盖世人的耳目，愚弄僧俗百姓，不敢公布更敦群培的真正“罪名”——戳穿分裂祖国领土的阴谋，参与“西藏革命党” 的活动，力图对政教合一的噶厦政府进行变革，而给更敦群培定了一个近乎于侮辱人格的罪名。

看一个人是否爱国，首先要看他是否热爱自己的民族。从更敦群培一生来看，他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藏族，十分关注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反对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平等；他揭露和抨击本民族的弊端，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不仅与西藏的分裂势力作斗争，反对将祖国西藏分裂出去，而且还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拒绝与英国在西藏的代理人黎吉生合作,揭露其觊觎中国西藏的图谋。更敦群培将爱民族和爱祖国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证明李有义称更敦群培为“爱国主义者”是有事实根据的。

更敦群培是一个悲剧色彩十分浓烈的人物，造成更敦群培悲剧的原因主要是：

更敦群培生活在新旧交替、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藏族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他的家乡安多，在马氏家族的统治下，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僧俗民众生活于艰难困苦之中。而在西藏,正如欧洲中世纪一样，“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力。”封建农奴社会已到穷途末路，其反动性和腐朽性更加暴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更敦群培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在安多家乡学经时，得由穷困的母亲和姐姐帮助。到卫藏后，不得不以绘画为生，不能专心于佛法的修习，因而被称为“安多乞丐”。在这一点上，更敦群培与王国维有相似之处，著名学者叶嘉莹说 : “静 安先生在世的短短五十年 （1877-1927），恰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多变故的一个时代。……静 安先生个人的悲剧之演出，其背景便恰好是这半个世纪的多灾多变的中国的苦难。”

在全民信仰佛教、政教合一的藏区，无论是统治集团，还是僧俗民众，都生活在迷信、禁欲和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更敦群培可谓“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清醒地认识到进入垂暮之年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对佛教的生存造成危害，严重禁锢了藏民族的思想文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利于藏民族的强盛。因此，他敢于离经叛道，在言行上表现出对佛教的“三宝”佛陀、佛法和高僧活佛的不敬，无情地揭露佛教和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冲破非理性的禁欲主义的樊篱，向藏传佛教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挑战，如敦敏《题芹圃画石》诗：“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惊世骇俗，毫不顾忌传统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必然会遭到信教民众的孤立和代表高僧与贵族利益的噶厦的压制和迫害。但是，更敦群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并不因此而退缩，相反，却以自己的生命作赌注，进行抗争。就像尼采一样，不肯降格以求，宁愿走到沙漠里与猛兽一起忍受焦渴，不愿与肮脏的赶骆驼人同坐在水槽边。更敦群培的言行，令人想起了爱国诗人屈原，这位“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楚国大夫，在被腐败的朝廷流放，漂泊于潇湘时，在世人的眼中就是个狂人和疯子，受到民众和统治者的孤立，最终投入汨罗江。更敦群培在受到孤立时，也希望得到支持和怜悯，他说 : “被贪嗔血液迷醉的顽虎，在密林发出恐怖的啸声，这形只影单正直的孺子，望诸位智者赐予他悲悯 ! ”可是，他并没有走屈原的老路，而是顽强地进行抗争，像尼采一样，“宁愿绝望，胜于投降。”不与同时代的人合群，海德说：“他研究了非佛教的印度文明，这就使他与自己的同胞具有鲜明的区别，在他的这些同胞看来，举世无双的‘昂贵的珍珠’，是佛陀的教义。更敦群培仓促地接触‘现代’社会，尽其所能吸收所了解的各种知识,并希望采取一套适应 20 世纪的思想表达方式。他不仅有宏大的愿望，想在自己的同胞中唤醒科学思想，而且还希望找到一种适应时代的语言，用藏语表达逻辑学和佛教中观学说。在撰写《龙树中论奥义疏》时，他就认为，自己用适应时代的术语成功地阐述了中观学说。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在正统的信仰者中引起了公愤，证明他的这一举动获得了成功。”

更敦群培愤世嫉俗、离经叛道，对传统文化和佛教进行反思与批判，试图“重估一切价值”，可以称之为“西藏的尼采”，与被称为“中国的尼采”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具有相同个性。但是，鲁迅的处境比更敦群培好得多，因为鲁迅的思想具有社会土壤和民众基础，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他所受到的孤立和压制，主要来自统治集团，而广大民众则成为其反封建、反传统、反迷信、鞭挞黑暗统治政府、揭示国民的劣根性的坚强后盾。更敦群培的处境却与鲁迅不同，由于佛教主宰着西藏社会，因而更敦群培离经叛道的言行实际上是在与整个封建农奴社会和政教合一体制作对，得不到社会和藏族僧俗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因而西藏政教统治集团在对他进行迫害时，就可以肆无忌惮，不但将其作品列为禁书，而且还任意罗织罪名将其监禁，对其身心严加摧残。

更敦群培站在西藏统治集团的对立面，抨击传统文化和佛教中的弊端，揭露封建农奴社会的阴暗面，以人文史观代替佛教神学史观，动摇了政教合一制度的精神支柱。正如海德所说 : “在传统主义者当中，分为两个集团（他们对更敦群培的评判存在分歧） : 宗教信徒认为，更敦群培是一位觉醒的大师，他不屈从于政治和世俗的看法，正统的格鲁派则反对更敦群培的哲学立场，感到他对传统的批判是对他们的冒犯。格鲁派当然反对把政治制度世俗化，对他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也怀有敌意。进步分子、他（更敦群培）的弟子和朋友们既把他看成是一位觉醒大师和理论家，并且，不管他本人怎么想，又把他视为一位潜在的领袖。民间传说当然着重叙述他“疯子”的一面,他的幽默风趣，以及他表现出的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更敦群培的言行，严重危害了西藏三大领主的切身利益，对噶厦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成为政教集团共同的敌人，必欲扼杀而后快。德国哲学家尼采说 : “当最堕落的人升到了最高品级，他所能做到的事就是损害了相反的典型，损害了最强健的人，即肯定生命的类型，生命的肯定者。当群羊闪射着最纯粹的道德光辉，是时杰出的人就不能不降为恶人。当虚伪损毁了一切，窃据了真理之名，这时真实的人就只能求之于坏名声之中。”在三大领主主宰一切的封建农奴社会，把更敦群培视为“恶人”，被加上了种种“坏名声”。因此，更敦群培英年早逝，显然不是法国学者海德所谓“自杀”，其悲剧性的命运是由西藏政教势力一手造成的，“历史上一切创造者的命运都坎坷而悲壮，多半是因为习惯势力支持了有权的迫害者。”在西藏政教势力的联合压制和迫害下，更敦群培最终没有逃脱被封建农奴社会扼杀的命运。

在思想禁锢、藏传佛教主宰一切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容不下新思想和异端，思想和学术没有生存的空间。作为现代藏族学术和思想的先驱者，更敦群培在当时的社会中的思想显然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因而缺乏社会土壤和民众基础，最终象尼采一样，成为“新世纪的早产儿” （尼采语） 和“精神早产儿”。必然会夭折。更敦群培的悲剧，折射出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反对和腐朽。

其坎坷而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独具性格魅力，其处处闪烁着智慧的思想和离经叛道的言行，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学术成果独步一时，惠及后世，其闪光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开一代新风，上承传统藏学，下启现代藏学，在藏族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藏族现代藏学的一代宗师；其冲破禁欲探索藏族性奥秘的勇气，从佛教神学史观转向人文史观、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和唯物思想，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振聋发聩。更敦群培能在封闭、禁欲、保守、迷信、落后、思想禁锢的政教合一社会里唯我独醒，显示了其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气魄。他的出现是 20 世纪藏族史上的一个奇迹。

《更敦群培文集》（包括《加尔各答传唱的道歌》、《诗论释难》 、《致拉卜楞寺教友的嵌字诗》、《旅居印度的反思》、《俗语嵌套诗》）

与俄罗斯著名画家尼古拉·罗列赫之子乔治·罗列赫合作翻译藏族史学名著《青史》、《白史》《龙树〈中论〉奥义疏》、《智游佛国漫记》、《印度诸圣地朝圣指南》，将《入行论》翻译成了英文，将《法句经》由巴利文译成藏文，此外还留下了125 幅绘画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人民翻身作主人，西藏的学术文化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祖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藏族学术文化走向繁荣,更敦群培的理想和愿望早已成为现实。以更敦群培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为个案，反思藏族社会历史和学术文化的命运，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藏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藏族学术文化才能走向繁荣，才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更敦群培生活在新旧交替、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的时代，他以胆识和超人的气魄，跳出寺庙、藏区和藏族的圈子，睁开眼睛看世界，把握机遇，在藏族学术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作出了划时代的两大贡献，奠定了藏族学术大师、人文主义先驱和启蒙思想家的地位，向 20 世纪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更敦群培无愧与时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祖国。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对更敦群培的研究，促使我们对 20 世纪的藏族历史、学术文化和思想进行反思。在新旧世纪交替、人类迈进 21 世纪之际，又迎来了一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新时代，藏族传统文化、藏传佛教、藏族学术和思想，以及中国藏学研究和中华文明都面临挑战。怎样对待民族文化、藏传佛教和外来文化 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藏族的学术文化和思想怎样发展 中国藏学研究和中华学术如何迎接新的世纪 这是摆在每一位藏族同胞、每一位藏学研究者和关心藏族命运的人以及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前的问题。抓住机遇，寻求藏族学术文化的出路，迎接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对藏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冲击和挑战，为中华学术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奉献聪明才智，已成为每一名藏族成员、每一位藏学研究者和所有中华儿女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敦群培对待传统、佛教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态度，其治学精神、胆识、学风、文风和研究方法，对我们进行佛教的变革、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繁荣祖国的藏学事业、促进中华学术的昌盛、使中华民族步入世界强大民族之林，都具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生长于20世纪上半叶的更敦群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他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藏族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他的局限性也十分鲜明，表现在对藏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偏激；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极端；学术和思想具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特征；民族主义色彩较浓；为人处世放荡不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