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韩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古五字十八篇。淮南道训二篇。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以下诸书不记其各家篇目）《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费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濅以益微。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毂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毂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音、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濅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

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经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观景以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以不能由之臣，谏不能由之王，此所以两有患也。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 ，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恶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道之乱也，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书》曰：“女则有大疑，谋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著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及至衰世，解于齐戒，而娄烦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

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罴（熊的一种）、虺蛇、众鱼、旐旟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春秋》之说言夭也，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言夭由人兴也。人失常则訞兴，人无衅焉，訞不自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以兴；鸲雉登鼎，武丁为宗。然惑者不稽诸躬，而忌訞之见，是以《诗》刺“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伤其舍本而忧末，不能胜凶咎也。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神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觕。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为六种。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自从孔子死后精要微妙之言也就中断了，七十弟子死后，经典要义的解释也就出现了分歧。所以解释《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五家，解《诗》的分为《毛诗》、《齐诗》、《鲁诗》、《韩诗》四家，解《易》也分为好几家。

战国时合纵连横，真伪争论不休，诸子的学说纷纷混乱不清。到了秦始皇对这种状况感到忧虑时，他们便烧毁文章，以愚弄百姓。汉朝建立后，革除秦朝的弊端，大规模征收书籍文章，广开献书的门路。

汉武帝时代为止，书籍残缺，竹简脱落，礼节遭到破坏，乐礼被摧毁。皇上喟然而叹道：“朕很忧虑这些事!”于是建立藏书的简策，设置了抄书的官员，一直到诸子传说，都充实到秘府。到汉成帝的时候，由于书籍散失的特别厉害，就派谒者陈农向天下征求分散的书籍。命令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占卜的书，侍医李柱国校医药之书。每校完一部书，刘向就整理编目，概括其大意，录下来把它上奏给皇帝。当刘向死后，汉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总结所有书籍而把《七略》上奏给皇帝，所以就有了《辑略》，有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现在选取主要的部分。以使所收书篇更完备。

《易》说：“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彩和土地的适应性，近的就取自自己的身体，远的就取之于万物，于是创造阴阳八卦，以通达神明的德性，以模仿万物的性情。”到了殷、周之际，商纣王身居帝位，违背天意，摧残万物，周文王作为诸侯顺天命而行天道，天人的预测可以得到并且能显现，于是重叠《易》的六爻，作了上下篇。孔子作了《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类共十篇。所以说《易》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经历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代圣人，经历了上、中、下三个远古时代。

到秦始皇烧书时，《易》因为是讲卜筮的事情的，传授的人没有断绝。汉朝建立后，田何传授《易》。到了汉宣帝、汉元帝之时，有施、孟、梁丘、京氏传授《易》学的被列入官府传授之学，而民间有费直、高相两家的学说。刘向以宫中的《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有的地方脱漏“无咎”、“悔亡”，只有费氏经与古文相同。

《易》上说：“黄河中的龙马驮河图而出，洛水中的神龟背载赤文绿字而出（即洛书），伏羲和大禹依照图文分别画出八卦图。”所以《尚书》的起源很久远了，到孔子时就加以撰修，上起于尧，下止于秦，共一百篇，并为它作序，说明他写作的意图。秦始皇焚书禁学，济南的伏生独自把它们藏在墙壁中。到了汉朝建立之时大都散失，只找到了二十九篇，用它们在齐、鲁间传教。

到了汉宣帝时代，有《欧阳》、《大小夏侯氏》，被立在官府学宫。《古文尚书》被发现在孔子家的壁中。武帝末年，鲁共王想扩建他的宫殿，便拆毁孔府的住宅，却意外得到了《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共几十篇，都是先秦时代的文字。共王进入孔子的住宅，听到演奏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感到害怕了，便停止毁房。

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这些书，比原先的二十九篇，多出了十六篇。孔安国把它献给了皇上。这时逢巫蛊的事情，没有被学校列入。刘向用宫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的三家经文，其中《酒诰》脱落一简，《召诰》脱落两简。大致是一简有二十五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五个宇，简上是二十二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二个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字，脱落几十个字。《尚书》是古代帝王的号令，号令对于众人，所说的不能晓然明谕，就会使听的人和做的人不明了。古文宣扬的应接近雅正，所以理解了古今语言就可知道《尚书》的意义了。

《尚书》上说：“诗言志，歌咏言。”所以心中有哀乐之感，就会有歌咏之声。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称为诗，把它用歌声表达出来就称为歌。所以古代有收集诗的官员，君王用它观察风俗了解政治的得失，自我加以稽考修正。孔子精选了周诗，上起殷朝，下到鲁国，共有三百零五篇，虽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还能保存下来，是因为它是讽诗并能背诵，不单靠文字流传。汉朝建立后，鲁申公为《诗》进行解释，齐国的辕固、燕国的韩生都为《诗》作解说。有的取自《春秋》，采用众人的杂论，都不是《诗》的本来意思。如不得已而要用《诗》，只有鲁《诗》最与《诗》本义相近。三家都被列于学校。又有毛公的学说，自称是子夏所传授的，而河间献王喜欢它．就没被列于学校。

《易》上说：“对于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区别，礼义有所规定。”但帝王的质朴和文采代代有增有减，到周朝时就规定得极为细致，每一件事都要有制度，所以说：“礼经有三百条，礼仪的细节有三千条。”等到周朝衰落后，诸侯超越礼法的限制，厌恶礼法不利于己，都把它们抛弃毁掉了。到孔子时就不完备了，到秦国时，就遭到更大的破坏。到了汉朝，鲁国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到孝宣帝时为止，后仓的最为明晰。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学生，三家都被列在学校。《礼古经》出现在鲁国的淹中和孔氏家中，同十七篇的文章相似，多出了三十九篇。至于《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上所见到的，大多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详备，彳日仍比后仓等人推论《士礼》而向天子陈说的学说多。

《易》上说：“前代帝王制作音乐崇尚道德，隆重地进献祭品上帝，供奉祖先。”所以从黄帝以下到三代，乐曲都各自有名称。孔子说：“安定国家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俗，没有比乐更好的。”礼和乐相辅相成。周朝衰落后，礼和乐都被破坏了，音乐之理尤其精妙，因为它的节奏在音律，又加上被郑、卫之音所扰乱，所以没有遗传下来的规则。

汉朝建立后，制氏认为雅乐声律，世代都在乐官，颇能记忆一些音乐的铿锵鼓舞的音节，但不能说出它的含义。六国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崇尚古乐，孝文帝的时候得到他的乐人宝公，献上他的书，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章。武帝的时候，河间献王喜欢儒术，同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和诸子学说中论说音乐的部分，撰写成《乐记》，献上八佾之舞，同制氏相差不远。内史丞王定传授《乐记》，把它授给常山的王禹。王禹在成帝时任谒者官，几次论说它的意义，献上二十四卷的记载。刘向校书，得到二十三篇的《乐记》，同王禹的不同，这方面的学问越来越衰亡了。

古代帝王世代都有史官，君王的举动一定加以记录，其目的是以此使君主言行谨慎，其言行可为民之法则。左侧史官记其言，右侧史官记其行，行动记下来就是《春秋》，语言记下来就是《尚书》，帝王没有不跟这相同的。周室衰败后，书籍破残损缺，仲尼想保存前代圣人的业绩，就说：“夏礼我能说出来，但杞国的就不能全面验证了；殷礼我能说一说，但宋国的就不能全面考证了凸这是文献不够的缘故，文献足够的话，我就能加以考证了。”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节文采都完备，史官有法度，所以让左丘明观看了他们历史的记载，根据所行的事情，依照人道，用成就来建立功赏，根据失败来加以责罚，藉日月来确定节气的时间，藉诸侯朝见天子来端正礼乐。有所隐讳贬损的事情，不能见之于书籍，就用口传授给弟子，弟子回去后所说的就互不相同了。左丘明怕他的弟子们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以致失去真意，所以研究本来的事实而加以解释，昌明孔于是不用空言来解说经文的，《春秋》所贬损的当代君臣，有权威势力，他们的事情就写进了解释中，因此这本书就被隐藏起来了，没有宣扬，用来避免遭到当时的灾难。等到末世人们口头传说流行开来，便有《公羊》、《谷梁》、《邹》、《夹》的传。这四家之中，《公羊传》、《谷梁传》两家被列在皇家学校讲解，邹氏没有老师，夹氏没有书。

《论语》这部书，是记载孔子回答其弟子及时人提问，以及其门徒相互问答的一部书。当时弟子对于孔子的言行各自有所记录。孔子卒后，门人相互收集并记下来，所以称为《论语》。汉朝建立后，有《齐论语》和《鲁论语》两家。传授《齐论语》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等人，只有王阳是名家。传授《鲁论语》的，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都是名家。张氏在最后，因而流行于世。

《孝经》是孔子对曾子讲解孝道的著作。孝道，是天经地义之事，是人人应尽之事。从大的方面来说，所以叫《孝经》。在汉朝，有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授《孝经》，各成一家之言。各家经文都相同，只有孔氏壁中的古文不同。“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这两句各家的说法都不合适，古文的字和断句都不同。

《易》上说：“上古时代用结绳的办法记事，后代圣人改用文字记事，百官用来治事，万民用来辨别事物，这都是取之于《易经》中六十四卦中的《夬》卦。”“夬，用于王庭决断事物”，是说它能宣扬在君王的朝廷，用处最大．古代的人八岁进入小学，所以《周官》的保氏掌管着教养国君主子的事，教给他们六书，称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它们是造字的根本所在。汉朝建立后，萧何创造了律令，也写了这样的条文，说：“太史考试学童，能够背诵九千字以上书的人，才能当史。再用六体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任命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官民上书，字有不端正的，就要揭发举报。”六体，就是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都是用来认识古今文字，摹刻印章，书写幡作为信物的。依据古代制度，书一定要同文字，不知道的暂时空缺，然后来求教年老者，到了衰落的时代，是非没有正确答案，人们都根据自己的想法来造字。所以孔子说：“我还赶上了史书中的缺疑不写的地方，现在连缺疑不写的地方也没有了!”大概是对字渐渐不正确而感到悲哀。

《史籀篇》，是周朝时的史官用来教学童的书，字与孔氏壁中的古文字体相异。《苍颉》七章，是秦朝丞相李斯所作的；《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文字大多取自《史籀篇》，但篆体又差别很大，造就是所谓的秦篆。这时候已开始创造隶书，起源于官府中诉讼案件很多，为了方便省事，这种简便的文字首先用于处理徒隶事务的公文。汉朝建立后，乡间的教师就合集成《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把六十字断为一章，共有五十五章，合并而成《苍颉篇》。

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没有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都是《苍颉》中的正字。《凡将篇》则有很大的出入。到元始年中，征召天下懂得文字的人以百计，各命他们在朝廷中记字。扬雄选取其中有用的来作《训纂篇》，顺着连接《苍颉篇》，又换了《苍颉篇》中重复的字，共成八十九章。臣又继承扬雄的作了十三章，共成一百零二章，没有重复的字，六艺和各书所记载的字大致都齐全了。《苍颉篇》中多古字，平庸的教师弄错了它的断句，宣帝时就征召齐国的能纠正断句的人，张敞去接受传授，传到他的外孙的儿子杜林时，他就作了解释，与《苍颉篇》并行。

六艺总共有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比《七略》增加了三家，有一百五十九篇；减去了重复的十一篇。六艺的文章中：《乐》用来调节精神，是仁的表现；《诗》用来端正言语，是义的运用。《礼》用来明确规矩，明确了就容易见得着，所以没有注释。《书》用来推广道德，是求知的方法。《春秋》用来判断处理问题，是信用的标志。这部书，体现仁、义、礼、智、信，相互补充，不可或缺，而《易》又为其本源。所以说“《易》的意义不知道，那么乾坤差不多就要停息了”，这是说同天地共始终的。至于五学，世代有变化，就像五行交替行事。

古代的学者边耕种边修养，三年而通晓一艺，保留它的大致内容，研究经文罢了，因此所用的时候少而积累的德行就多。三十五岁经就通了。后代的经和传已经互相矛盾，博学的人又不思考多听多疑的含义，而追求用支离破碎的僻义去逃避别人的诘难，牵强附会，巧为立说，破坏文字的形体；解说五个字的文章，达到二三万言。后来的人相互攀比，所以幼童抱守一艺，到头发白后纔能讲说。安于他所学习的，诋毁他所没有见过的，最终自己欺骗了自己。这是学者的大患。总括六艺为九种。

儒家学派，其源头来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辅助君主顺应阴阳提倡教化。它研习六经，专心于仁义之间，遵循尧舜之道，效法文武，以孔子为宗师，来显示他们言辞的分量，其道最为高深。孔子说：“如果要对人有所赞誉，就要对他有所考察。”唐、虞的鼎盛，殷周的兴旺，已经证明行之有效。但不甚明智者已经不知其精妙细微之处，而偏邪的人又随着时代进退，违背偏离道的根本，只是用来博取众人的尊敬．后来的人以他们为榜样，因此《五经》互相矛盾，儒家学说渐渐衰微，这就是见闻寡陋的儒生的弊端。

道家学派，是由史官而来，道家著作记载历代成败存亡祸福之道，但能秉要执本，清净虚无以保持自我节操，谦卑柔弱以保护自我，这是君王统治之术。与尧的自我约束谦让，《易》的含恨隐忍相合，能一谦而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放荡的人来修道，就想全部抛弃礼仪，并放弃仁义，说只要清净虚无就可以太平。

阴阳家学派，出于天文历法之官，他们敬顺上天，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谨慎地告诉给人民以农作的时间，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泥的人来实行，就会受到禁忌的牵掣，拘泥于小的技能，放弃人事而从事于迷信鬼神之事。

法家学派，起源于法官，主张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以刑法辅佐礼制。《易》上说“前代君王以严明的刑罚来整顿法制”，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刻薄的人来施行，就不要教化，放弃仁爱，只施行刑法而想达到太平，以至于残害至亲，恩将仇报。

名家学派，出于司礼之官。古时名号地位不同，所行的礼节也就异等。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名分不端正，则所说的话就不顺当；所说的话不顺当，则所做的事就不成功了。”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喜欢攻击别人隐私的人来施行，也就只会卖弄一些屈曲破碎、支离错杂的言辞罢了。

墨家学说，起源于看守宗庙之官。这种人住在以柞木作椽子的茅草屋，因而崇尚俭朴；赡养三老五更，因此他们博爱；挑选士于举行大射礼，因此他们尊重贤能的人；祭祀祖宗，尊敬父辈，因此他们迷信鬼神；顺应四季而行，因此他们不信命运；以孝来昭示天下，因此他们对他人则求其同。这是他们的长处。可是愚者对此，就会因节俭的利益来反对礼节，推行博爱，但不知道分别亲疏。

纵横家学派，当出自接待贵客之官。孔子说：“背诵了《诗》三百首，出使四方，不能随机应对，即使背诵的《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又说：“使者啊，使者!”是说使者应当权衡事情，见机行事，接受使命但不接受言辞，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邪恶的人来加以从事，就会重在弄虚作假而抛弃诚信。

杂家学派，当出于议事之官。兼有儒家、墨家，融合了名、法，懂得国家体制有这些家和派，预见治国没有不贯通，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放纵的人来参与，就会漫无边际而无所依托。

农家学派，当起源于主管农业之官。播种百谷，致力耕作和蚕桑，以求丰富衣和食，所以八政中一是食，二是货。孔子说“所重视的是百姓的食物”，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鄙陋的人来主办此事，认为不用事奉圣王，想让君臣一同耕作，打乱了上下等级的秩序。

小说家学派，应当出于收集民间传说的小官。是由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人所制造的。孔子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的地方，向深远处发展，恐怕就会拘泥，因此君子不干。”但也没有消灭。民间有小智慧的人来进行传播，也使它连续不被遗忘。如果有时有一句话可采用，这也是草野狂夫的议论。

诸子之作一共有一百八十九种，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减去了蹴鞠一家，共二十五篇。

诸子十家，其中可观的只有九家罢了。都兴起在王道衰微，诸侯主持政治的时候，当世君主，好恶相当悬殊，因这九个学派群起并立，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崇尚他们好的一面，以用来游说各国君主，希望取得诸侯王支持。这些学说虽然有差别，就像水火一样，相减也能相生。仁与义，敬与和，相反也都能相互补充促进。《易》上说：“天下归宿相同而道路各异，思想一致但思考不同。”现在不同学派各自推崇自己的长处，深究事物的始末，以懂得它的要旨，即使有弊端，综合他们的要领，也是《六经》的支和流的关系。假使这个人遇到明王圣主，得到他的公正对待，就都能成为辅佐君王的大臣之才。仲尼曾说：“礼制失去了就向民间寻求。”现在距离圣王久远，道德缺乏，没有地方再去寻求，这九家，不就比民间学说有所超越吗?如果能学习六艺学术，再钻研这九家的言论，扬长避短，就可以通晓各方的谋略了。

古书上说：“不能歌唱而只朗诵就叫做赋，爬到高处能作赋可以当大夫。”是说能够触景生情发为文辞，才智出众可与共商大事者为大夫。古时候诸侯卿大夫同邻国交涉谈判，用精微的言语来相互交谈，在宾主相见的外交场合，一定要引用《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不外乎以此来判别贤能和不肖并观察对方的盛衰。所以孔子说“不学习《诗》，就没有话可说”。春秋后，周朝王道逐渐被破坏，诸侯之间通问修好时歌咏不再出现在各国，学《诗》的人隐逸在民间，贤能失志的人就去创作赋了。大儒孙卿和楚国的大臣屈原遭到谗言而为国担忧，就都创作赋来进行讽谏，都有古诗哀伤的意味。这之后有宋玉、唐勒，汉朝涌现出枚乘、司马相如，一直到扬子云，争着写出华丽繁冗的文辞，淹没了讽劝的意义。因此扬子云对此彳良悔恨，说：“诗人的赋华丽有原则，辞人的赋华丽无度。就像孔氏的门人使用赋一样，就有贾谊登堂，相如入室了，如果他们不用赋又怎样呢!”从孝武帝设立乐府并采集歌谣后，于是有代国、趟国的歌曲，秦国、楚国的风格，都是对于事物有哀乐之感，因事而作，可以藉此以观察风俗，知道政治的得失。

兵技巧家，主张练习手足的灵活，使用器械则得心应手，熟用弓弩，以求攻守之胜。

总计兵书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有四十三卷图。减去了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复的，加入了《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把《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放入到礼中。

兵家学派起源于古代司马之官，是王官的军备。《洪范》八种政事中，第八是军事。孔子说治理国家的人“要有丰富的粮食和充足的军队”，“因为不教育老百姓懂得作战，就等于抛弃了他们”，这是表明军队的重要性。《易》说“古代的人用弦木制造为弓，把木削为箭，弓箭的锐利，可以威行天下”，它的用处很大。后代销金为刀，割掉皮革作为钟甲，器械很完备。到了汤武承受天命，用军队战胜动乱而帮助百姓，用仁义来感动他们，用礼让来行动，《司马法》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事情。从春秋到战国，出奇招设伏兵，变化狡诈的战争时常发生。汉朝建立后，张良，韩信编排兵法，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删去没用的，选取重要可用的，确定了三十五家。吕姓专权后就盗取了它。武帝的时候，军政杨仆拾取遗文散籍，记录下来上奏兵录给皇上，仍没有全面。到了孝帝、成帝时，命任宏评议编次兵书为四种。

天文学家排列二十八宿的顺序，推算金木水火土五星和日月，用来记录吉凶的征象，圣王用来作为政治的参考的。《易》上说：“观察日月星辰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的现象，来考察时世的变化。”然而星事凶险，不是精细之人不能加以运用。观察景象来责问形体，不是英明的君王也不能归顺听命。用不能运用星事的大臣，来规劝不能接纳的君王，这就是两边都有危害的缘故。

历谱是排列四季曰行之方法，确定春秋、秋分、夏至和冬至的节气，推合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时辰，以考察寒暑杀生的实际情况的。所以圣王一定要端正推算节气的度，以确定三统服色的制度，又以探索五星曰月交会的时间。凶险的忧患，吉祥的喜悦，它们的方术都由这里产生。这是圣人知晓天命的方法，不是天下最高才能的人，谁能够参预这件事!道德败坏后，担心历谱出于小人而强自想知道天道的人，破坏大的用来作为小的，削减远的

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外在形气。《尚书》上说“初一叫五行，初二叫羞用五事”，是说进用五事来顺应五行。貌、言、视、听、思中心失去了，金、木、水、火、土的次序就混乱，五星的变化就开始发作，这些都是出于律历的数而分化为一部分。它的方法也是起源于五德终始，推演它到极致就会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而小数家因此以它作为吉凶的象征，流行在世间，逐渐变得混乱。

蓍龟是圣人用来占卜吉凶的。《尚书》上说：“你如果有很大的疑问，就用卜筮来决定。”《周易》上说：“确定天下的吉凶，促使天下的兴旺发达，没有比蓍龟更好的了。”“因为君子将有所作为，有所行动，就用他的言语来询问《易》，《易》很快就会告诉他吉凶，不分远近幽深，便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除了天下最精诚的人，还有谁能成为这样呢!”等到到了衰落的时代，对于斋戒就懈怠了，屡次使用卜筮，神明就不再显灵了。所以卜筮时轻慢，神灵就不会加以预告，《易》把这作为忌讳；龟神感到厌烦了就不会显灵，《诗》以此作为警戒。

杂占是记录各种事物的表象，观测好坏的征兆的。《周易》上说：“占卜可以知道将来。”各人所占的都不一致，就以梦为准，所以周朝设有这占卜之官。《诗经》上所记载的熊罴虺蛇众鱼旟旗的梦，写明是大人的占卜，用来考察吉凶，大致参照卜筮。《春秋》解说妖说：“人们所忌讳的东西，它的气焰招来灾害，妖是由人兴起的。人失去常态那么妖孽就兴起，人没有空隙可钻，妖孽不会自行产生．”所以说：“道德太胜就不吉祥，仁义太繁琐就不顺。”桑和谷一同生长，大戊因此兴盛；鸲和雉跳到鼎上，武丁就成为宗主。但迷惑的人不从自身加以考察而忌讳妖孽的出现，因此《诗》上讽刺说“召来他们的老人，询问占梦的吉凶”，对他们舍本忧末，不能战胜灾祸感到痛心。

形法家研究相地、相宅、相人之法术，其大者可以相九州岛之地势以建立城郭屋舍，又可相人及六畜之骨法，以及器物之形状以求其吉凶贵贱的。就像律管有长短，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样，这不是有鬼神，而是数的自然体现。但形和气首尾相连贯，也有有形但没有气，有气没有形的，造就是精妙细微的独特之处．

总计数术类著作共有一百九十种，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数术家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之类的法术，都是掌握祭祀天地、宗庙记录史事和占卜的官职。史官被废很久了，有关数术的书已经很不完备，即使有书也没有能够通晓其事的人了。《周易》上说：“如果没有其人，道是不会徒然运行的。”春秋时鲁国有梓慎，郑国有裨灶，晋国有卜偃，宋国有子韦。六国时楚国有甘公，魏国有石申夫。汉朝有唐都，差不多粗略懂一点。大概是有原因就容易一些，没有原因就困难一点，所以依照旧书来编排数术为六种。

医学著作是探求人的血脉、经络和骨髓、阴阳、表里的，以此来阐发百病的根源所在和死生的界限，使用时度量石针以及熟汤与烈火所产生的影响，再来调整百药相配所适宜的情况。等到达到调和状态，就像磁石取铁，用一物来役使另一物。笨拙的人失去了分寸，就把病愈的当作病重的，把要活的当作要死的。

古代医学的方剂是依据草和石的寒温性质，揣度疾病的深浅，藉着药味的作用，顺应气感适宜，明察五脏六腑所适用各种性味的药物，得到寒凉与温热的药剂，以沟通闭塞解除症结，使它恢复到平衡。至于做法不合宜的人，用热更加热，用寒更加寒，使精气内部受到伤害，不表现在外，是特别严重的失误。所以谚语说：“有病不去治疗，是符合医学理论的。”

所谓神仙之术是保养性命的真精元气，向身外大自然广求养生之道的工具。估且用来净化安定心灵，视死生没有分界，没有惊惧在胸中。然而有的人专门来从事这些事，就会使荒诞不实怪异迂阔的文章日益增多，不是圣王所用来作为教化的东西。孔子说：“寻求事物的隐蔽之理和行为怪诞，后代将有所遵循，我不干这样的事。”

方技类著作共三十六种，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都是使生命生长不息的工具，是天子之官的职守。太古时候有岐伯、俞拊，中世纪时有扁鹊、秦和，都是议论病理而涉及国家的治理，探求病症来知道政事。汉朝建立后有仓公．现在他的技巧方法埋没，所以整理编纂他的书籍，依次排列方技为四种．

总计，六略共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种，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比《七略》增加三种、五十篇，减少兵家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