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刘恒初步决定入京即位。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步步为营，深怕中计，丧命黄泉。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到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宋昌到高陵回报刘恒，于是刘恒行进到达渭桥，群臣以臣礼拜见刘恒，刘恒亦谦逊回拜。太尉周勃进言说：“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宋昌说：“要是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要是所陈的是私事，王者是无私的。”太尉周勃就跪着送上天子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代邸再议。”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进入代邸商量，期间刘恒西向两次辞让、南向三次辞让，在五让天下后，终于同意即皇帝位。随后刘恒让刘兴居清理宫掖，确保万无一失，才住进了未央宫。选择良辰吉日，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入京，仅带宋昌、张武等六人。即位后，下定决心要尽快整合皇权体制，以恢复和加强国家政权的运转能力。

因为得到皇位不易，文帝即位后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宋昌、张武为卫将军和郎中令，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公恢复了爵位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的文帝的帝位得到巩固。

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权势外，打击重臣也是文帝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方面主要是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周勃因为拥立文帝有功，每次退朝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里。而文帝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说文帝，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从此，汉文帝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汉时以右为上，陈平当时是左丞相，相当于副职）的职务，汉文帝很快也答应了。

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文帝任命周勃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文帝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文帝就下诏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文帝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丞相职务。

再后来，派有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文帝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帝舅薄昭向文帝说明自己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的实情。汉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这和封建时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确实很宽容。

汉文帝巩固皇位的主要措施有：

①掌握军队

军权是最大的权，汉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相关部门分别诛杀后少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新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②封赏功臣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中央。随新帝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文帝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同月，立窦氏为皇后。

由于汉初大力推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汉文帝的即位，使得刘氏宗室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文帝三年（前177年），皇位继承中的利益分配不均，济北王刘兴居率先发动叛乱，开启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汉文帝派兵镇压，叛军土崩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

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包括黥刑、劓刑和刖刑），通过赦免而减死一等时，采用宫刑作为替代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汉文帝以作风俭朴、爱惜民力著称。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他想修一个露台，但想到要花费百金，就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作罢。此外，他常穿绨衣，并命自己宠爱的慎夫人所穿衣服不得拖到地上，帏帐不得绣花纹，给天下人做榜样。自己的陵墓霸陵都用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作为装饰。

后来，汉武帝曾问东方朔教化的办法，东方朔提到文帝身为天子，统治四海，却身穿黑色的粗衣，脚着生皮制成的鞋，用皮带系剑，以莞蒲为席，不治兵器，絮衣无饰，收集上书所用布囊，连缀成官中帷幕，以道德、仁义作为准则。因此全国节俭蔚然成风，教化大兴。不过后来刘向向汉成帝指出此说荒诞无稽，因为未央前殿一直都很豪华，无须以书囊作帷幕。

文帝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前157年7月4日），文帝在未央宫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月乙巳日（7月10日），葬于霸陵（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西端）。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刘恒即位时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①司法改革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②刑制改革

废除连坐法（首孥连坐法）。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通过赦免而减死一等时，采用宫刑作为替代刑。（详见汉文帝刑制改革）。

恢复夷三族令。吕后曾废除了夷三族令，但是文帝时又恢复，即“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班固对汉文帝复行三族之诛，更改法制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指出“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③令列侯归国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当时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而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④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废除进出关要出示证件的法令。

⑤礼制改革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鲁人公孙臣上书，称秦为水德，汉为土德，将有黄龙出现，应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但丞相张苍认为汉为水德，被文帝罢免。

文帝十五年（前171年），成纪出现所谓黄龙，正是土德之应，文帝乃拜公孙臣为博士，开始策划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宜。翌年，赵人新垣平因善于望气而得到文帝信任，在其建议下建立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并亲自祭祀，同时让博士诸生摘取六经文句作《王制》，并讨论巡狩、封禅事宜。

文帝十七年（前163年），新垣平让人拿一个刻着“人主延寿”四字的玉杯，献给文帝。在新垣平的建议下，文帝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后来有人告发新垣平所称之神异都是在欺君，文帝就灭了他三族，从此懈怠于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等事务，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虽然依然保留，但都是遣官致祭，不再亲自前往。

①减免租赋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当年的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免除了当年全部田租。这些政策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更有利，助涨了他们兼并土地的贪欲，致使大量自耕农沦为租佃农民或依附农民，造成西汉中期及东汉中期以后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的局面。所以荀悦在《汉纪》中说：“官收百一之税，民输泰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对于汉文帝减免田租的做法，班固的《汉书》是把它作为一种仁政加以歌颂和记叙的。 而到了《汉纪》这里，荀悦却透过历史的表象与传统的认识，第一次触及了问题的实质。通过荀悦的分析我们得以明了，表面上政府要求百姓承担的赋税虽然有所减轻，但却允许广占田地的豪强随意征租，实际上朝廷不过在资助他们盘剥农民。

刘恒时期，算赋（人头税）由每人每年交120钱，减至每人每年交40钱。

②减轻徭役

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③放弃铸币权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钱币，从而放弃了国家铸币权，实行铸币放任政策，但受到了贾谊等人的反对。贾谊主张垄断铸币权，但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刘恒宠幸，刘恒想要邓通富贵，赐之铜山，使之铸钱，因而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于是，西汉出现了货币的不统一和铸币权的分散的局面，导致地方诸侯（如七国之乱的发动者吴王刘濞）开采铜山铸钱，进而在经济实力上有了和中央抗衡的资格，极大地威胁了大一统的局面。

有观点认为，此举使朝廷处于“抱厝之积薪之下而寝之下，火未及燃”的危险境地，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的钱遍布天下，从而发生了以“清君侧”为名的七国之乱。如桑弘羊曾指出：“汉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不反本何为？”

文帝的自由铸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贫富差距。由于一般平民不具备铸钱能力，因而富人依靠铸钱越来越富，而穷人要取得货币又受制于富人，只能变得越来越穷困。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如唐人刘秩指出：“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

④放弃盐铁官营

汉文帝时期，对盐、铁和铜的经营都采取了更放任的政策，《盐铁论·错币》记载“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于是商人大贾、豪强地主甚至地方诸侯王往往占有山海，进行采矿铸币、冶铁和煮盐活动，其规模可达到“至千人”。社会风气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即到了汉文帝时的百姓类似于战国时期，大都放弃了农业而从事工商业。

⑤放弃山泽禁令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刘恒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开发渔盐资源。此举一方面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与盐铁生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导致西汉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面，由此导致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农民生活穷困、而地主商人和王公贵族却骄奢淫逸，甚至出现弃农经商的现象，严重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影响了国家的稳定。

⑥标价卖爵，允许罪犯买爵赎罪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

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

刘恒让罪犯买爵赎罪的措施，历来褒贬不一，如宋仁宗时期的朝臣认为，此举只能使“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并非良策。

⑦允许诸侯国不向朝廷纳贡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刘恒下诏，“令诸侯无人贡”，即令诸侯国无需向朝廷纳贡。

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即位后，将军陈武等提议收取南越和朝鲜，文帝说：“朕能任衣冠，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对匈奴的国防政策亦是如此。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汉文帝在位期间，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刘恒给予冒顿单于国书，说：“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表示从使者那里听说了冒顿单于“苦兵事”，于是送给冒顿单于绣袷绮衣、长襦、锦袍、比疏、黄金饬具带、黄金犀毗、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

同年（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刘恒便派遣宗室女子翁主出嫁老上单于，并让宦官中行说服侍翁主。中行说不想去，刘恒却强迫他去，于是中行说到达后便投降了匈奴单于。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回中宫（秦汉离宫，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前锋直抵雍城（今宝鸡凤翔）、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刘恒得报，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老上单于留在汉朝境内一个多月，汉军将其驱逐出塞就返回了，未能对匈奴兵有所斩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

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刘恒遣使“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表示每年都送给匈奴单于秫（高粱）、蘖（大米）、金帛（黄金和丝绸）、绵絮等物，于是老上单于答应了恢复与西汉和亲之事。贾谊上疏说：“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

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大举入侵汉朝，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刘恒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附近）；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烽火直通甘泉、长安。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郡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两汉

路温舒：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

贾捐之：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

许嘉：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刘向：①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之休息，以俭约节欲自持，初开籍田，躬劝农耕桑，务民之本，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结，所谓治安之国也。其后匈奴数犯塞，侵扰边境，单于深入寇掠，贼害北地都尉，杀略吏民，系虏老弱，驱畜产，烧积聚，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京师震动，无不忧懑。是时，大发兴材官骑士十余万军长安，帝遣丞相灌婴击匈奴，文帝自劳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边置屯待战，设备备胡，兵连不解，转输骆驿，费损虚耗，因以年岁谷不登，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时不升一钱。②故若文帝之仁贤，不胜其善，世俗褒扬，言其德比成王，治几太平也。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桓谭：“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减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征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

班固：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师下以德，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张纲：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观其礼为，易循易见，但恭俭守节，约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人，故家给人足。夷狄闻中国优富，任信道德，所以奸谋自消而和气感应。

魏晋

唐宋

明清

两汉

唐代

清朝

近现代

传说刘恒生于军中，长大后不知道父亲是谁，长大后每天在代城东门外祭父。刘邦多次梦见一个小孩在祭祀自己，派使者到代，果然发现了刘恒，于是就将他立为代王。

相传，刘恒为庆祝周勃于正月十五勘平诸吕之乱，每逢此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在古代，夜同宵，正月又称元月，文帝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这一夜就叫元宵。

后来汉武帝时，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将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隋书·音乐志》日：“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邓通是深受汉文帝宠信和喜爱的佞臣。汉文帝时常进入邓通家游戏，然而邓通没有什么才能，只是靠他的身体以媚惑汉文帝而已。有一次，文帝叫一个看相的术士给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地对刘恒说：“邓大夫以后会因贫困而饿死。“文帝听后大不高兴，愤愤地对邓通说：“朕要想让你富，有何难哉？“说完即下了一道诏书，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允许他铸钱，于是“邓氏钱”遍布天下，邓通从此富可敌国。

汉文帝宠幸邓通，动辄赏赐给邓通数以万金，而且前后达十几次。赏给邓通的钱，可以建上千座露台，与刘恒之前考虑民生而不建露台的事放在一起比较，汉文帝之前的节俭，简直有一种惺惺作态的作秀感。

刘恒曾得痈病（毒疮发作），其宠臣邓通经常为刘恒吮吸毒疮。汉文帝不开心，从容地问邓通说：“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邓通回答说：“宜莫如太子（刘启）。”于是，太子刘启来到文帝寝宫探病，汉文帝便让刘启帮自己吮吸毒疮，但刘启始终下不去嘴。后来听说邓通经常为汉文帝吮吸毒疮，便怨恨邓通。等到汉文帝驾崩，刘启即位，当即将邓通罢官归家，没收邓通所有家产。馆陶长公主只好私下赐邓通财物，然而刘启却让官吏立刻没收，还让邓通“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馆陶长公主只好借给邓通衣服穿。邓通被刘启剥夺地身无分文，最终饿死在其他人家中。

周勃与陈平一同拥立刘恒为帝，然而刘恒即位后，借口长安城中列侯太多，导致京师供应压力增大，暗示绛侯周勃带头离开京师，到自己的封地居住。离开京城，意味着远离最高权力，周勃一百个不愿意，但又无力反抗。

周勃回到绛县后，再次被打击，文帝将其下狱论罪，扣了一顶谋反的大帽子。周勃花了大钱疏通国舅薄昭，在薄太后面前求情才免罪出狱。当年那位将百万之军、杀诸吕定社稷的周大将军，不由得哀叹今日才知狱吏之贵。

周勃真有反心吗？肯定没有。薄太后就质问过汉文帝，他要想谋反，当初做太尉时早反了，为何要等到现在。后世史家解读绛侯系狱，大多归因于周勃是汉初军功集团首脑，汉文帝打击他乃是消解功臣集团的影响力。此说固然有理。但是打击功臣纵有千般理由，不至于这样刻薄。对此，桓谭评价道：“溺于俗议，斥逐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通而蔽也。”

文帝时，有赵谈和北宫伯子两名宦官，经常得到文帝的亲幸，然而两人的受宠程度都比不过邓通。

宦官赵谈凭借汉文帝的多次宠幸，经常陷害忠臣袁盎，袁盎很担心，便趁着赵谈与汉文帝同车外出时，俯伏车前说：“我听说与天子一同乘车的都是天下英豪。如今大汉虽然缺乏人才，陛下奈何只与刀锯之余(受过阉割者)共同乘车？”汉文帝笑着让赵谈下车，赵谈便哭着下车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同子参乘，袁丝(袁盎字)变色”。后世亦常引此典故，讽喻宦官身份之卑。

汉文帝时大臣袁盎曾提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后来这个故事成为二十四孝中的“亲尝汤药”。

汉文帝刘恒后期的“新垣平案”，是他执政二十多年的一个缺憾。新垣平是一名“望气”的术士，宣称在渭河北岸建庙，祭祀五帝，可重现周鼎。结果事与愿违，周鼎没有出现，反遇一场重大水灾。汉文帝刘恒大怒，逮捕并夷灭了新垣平三族，恢复了族刑。刘恒族诛新垣平，成为了政治论议中的坏典型。

夷三族令在吕后时期就已废除，但是文帝时又恢复，即“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班固对汉文帝复行三族之诛，更改法制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道：“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刘恒执政的后半程，对鬼神越来越感兴趣。他召回贾谊，不问治国方略与民间疾苦，谈到三更半夜，只聊鬼神之事，还叹息“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著名诗句，除了为贾谊未被重用鸣不平外，也警醒当时的统治者，不要为虚无缥缈之事而迷失方向。

唐人李义山一反过往对汉文帝的推崇，辛辣讽刺文帝向鬼神求安慰。其实这何尝不是文帝内心恐惧忧虑的反应呢？文帝也对皇族兄弟有过类似举动。文帝把幼弟淮南王刘长逼死，纵容儿子刘启打死吴王刘濞的太子，民间传言：“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汉文帝对此传言作出回应，他引用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等事件，引经据典看似有根有据，但怎么辨也抹不平骨肉相残的事实。

汉文帝虽有政治正确的面具，但那个面具只是一个壳子，内心的不安却无人照顾。夜深之际，孤独而阴沉的汉文帝，也不得不求助鬼神。

主词条：霸陵

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因其外形酷似埃及金字塔，被国外汉学家称为“东方金字塔”。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霸陵在白鹿原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内部以石砌筑，并有排水系统，墓门、墓道、墓室以石片垒砌，工程十分浩大。但估计，后来排水系统被沙石堵塞，以致墓门后来被水冲开，墓室结构遭到破坏。霸陵最迟在西晋即遭盗掘，并在当时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

刘恒入长安前夕，代王王后病死。刘恒登基即位之后，代王后所生的四个具有吕氏血统的儿子，在短短三个月内依次病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晓时推测，代王后母子五人(或四人)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杀死的。这一切都可能与代王后的姓氏有关，她可能姓吕。

历史学博士代剑磊亦持有相同观点。他指出，刘恒登上帝位之际，代王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所患何病，已无从考察。但何以代王王后所生四子会在短短两月一起夭折，而其他姬妾所生四子却安然无恙？

吕雉死后，汉朝功臣对吕氏子弟残杀殆尽，未留活口。选谁当新帝，候选者母族、妻族的问题成为诸方讨论的焦点。关于代王后四子之死，是刘恒有意而为，还是意外而亡，代剑磊认为，代王王后出自吕氏，她所生4子所拥有吕氏血脉，刘恒为了不使功臣后裔忧患，所以权衡之下，刘恒选择用子嗣换取皇位稳固，以安功臣之心，彼此达成政治上的默契。

刘恒即位不久，派人分路诛杀汉惠帝刘盈还存活于世的各个儿子，于是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不疑及后少帝刘弘均被杀死于各自府邸中，汉惠帝刘盈至此绝后。刘恒对汉惠帝“斩草除根”，以巩固自身即位的合法性，足见其手段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