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中原得以休养生息，在康熙、乾隆时期形成了一个经济复兴小高潮，史称“康乾盛世”。国家积累了财力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宏伟的离宫、园林及宗教建筑，至今仍为古代建筑遗产的重要实例。特别是宫苑建造集历代造园经验之大成，规模之大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在民间，中产阶级也将园林引入宅内，形成宅园建造的高潮。清代对宗教采取普遍开放的政策，尤对藏传佛教给予极大的重视，成为协助政府统治蒙藏的得力工具。藏传佛教建筑具有神秘的艺术色彩，其空间布局、艺术造型、装饰风格等方面都有创造与发展，为传统佛教建筑增添了新的艺术营养，并为其他宗教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清代的府、州、县等地方城市基本沿用明城，数量增加不多，但规模多经改造扩展。同时，集镇、村落的数量增加很多。城乡居民点中的公共建筑，如书院、祠堂、旅店、饭馆等有了巨大的增长。同时由于人口繁殖，用地紧张，许多地区的民居加高了层数，并逐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民居典型形制。由于商业、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沿河湖交通干路附近形成新的工商业集镇。

清代建筑技术受木材资源日渐匮乏的影响，对传统木构架技术进行改造，逐步增加砖石材料的应用范围，因此在建筑外貌上亦有所改变。经济的发展助长了享乐思想的萌发，艺术风格上的装饰主义十分盛行，由日用生活品开始向建筑上推移，砖雕、木雕、石雕技艺在建筑上广泛应用。

若与明代建筑状况相对比，可以说，清代在园林建筑、藏传佛教建筑、民居建筑三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同时建筑艺术上更注意总体布局及艺术意境的发挥，尤其在建筑装饰艺术方面更具有划时代表现。所以清代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地位，有些方面尚带有历史总结的性质。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战败，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封建状态。而没落的封建经济对传统方式的建筑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强迫它面临和接受各种新问题的挑战，如：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木材资源的枯竭，官工建筑日渐萎缩，商业建筑及一些新型建筑逐步兴起，西方文化的传入，等等。这些都预示着下一步建筑领域的变革与发展。

2.1 概述

常见到的有：硬山、悬山、歇山、庑殿、攒尖五种形式。在这最基本的建筑形式中，庑殿又有单檐庑殿、重檐庑殿；歇山有单檐歇山、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歇山、大屋檐歇山、卷棚歇山等；硬山、悬山，常见者既有一层，也有两层楼房；攒尖建筑则有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圆形、单檐、重檐、多层檐等多种形式。

2.2 硬山建筑

屋面仅有前后两坡，左右两侧山墙与屋面相交，并将檩木梁全部封砌在山墙内的建筑叫硬山建筑。硬山建筑是古建筑中最普通的形式，无论住宅、园林、寺庙中都有大量的这类建筑。

硬山建筑以小式为最普遍，清《工程做法则例》列举了七檩小式、六檩小式、五檩小式几种小式硬山建筑的例子，这几种也是硬山建筑常见的形式。七檩前后廊式建筑是小式民居中体量最大，地位最显赫的建筑，常用它来作主房，有时也用做过厅。六檩前出廊式用作带廊子的厢房、配房，也可以用做前廊后无廊式的正房或后罩房。五檩无廊式建筑多用于无廊厢房、后罩房、倒座房等。

硬山建筑，也有不少大式的实例，如宫殿、寺庙中的附属用房或配房多取硬山形式。大式硬山建筑有带斗拱和无斗栱两种做法，带斗栱硬山实例较少，一般只施一斗升或一斗二升交麻叶不出踩斗栱。无斗栱大式硬山实例较多，它与小式硬山的区别主要在建筑尺度（如面宽、柱高、进深均大于一般的小式建筑）、屋面做法（如屋面多施青筒瓦，置脊饰吻兽或使用琉璃瓦）、建筑装饰（如梁枋多施油彩画，不似小式建筑装饰简单素雅）等诸方面。

2.3 悬山式建筑

屋面有前后两坡，而且两山屋面悬于山墙或山面屋架之外的建筑，称为悬山（亦称挑山）式建筑。悬山建筑稍间的檩木不是包砌在山墙之内，而是挑出山墙之外，挑出的部分称为“出梢”，这是它区别于硬山的主要之点。

以建筑外形及屋面做法分，悬山建筑可分为大屋脊悬山和卷棚悬山两种。大屋脊悬山前后屋面相交处有一条正脊，将屋面截然分为两坡。常见者有五檩悬山、七檩悬山以及五檩中柱式、七檩中柱式悬山（后两种多用作门庑）。卷棚悬山脊部置双檩，屋面无正脊，前后两坡屋面在脊部形成过陇脊。常见者有四檩卷棚、六檩卷棚、八檩卷棚等。还有一种将两种悬山结合起来，勾连搭接，称为一殿一卷，这种形式常用于垂花门。

2.4 庑殿建筑

庑殿建筑屋面有四大坡，前后坡屋面相交形成一条正脊，两山屋面与前后屋面相交形成四条垂脊，故庑殿又称四阿殿、五脊殿。

庑殿建筑是中国古建筑中的最高型制。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种建筑形式常用于宫殿、坛庙一类皇家建筑，是中轴线上主要建筑最常采取的形式。如故宫午门、太和殿、乾清宫，太庙大戟门、享殿及其后殿，景山寿皇殿、寿皇门，明长陵棱恩殿等，都是庑殿式建筑。在封建社会，庑殿建筑实际上已经成为皇家建筑之外，其它官府、衙属、商埠、民宅等等，是绝不允许采用庑殿这种建筑形式的。庑殿建筑的这种特殊政治地位决定了它用材硕大、体量雄伟、装饰华贵富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2.5 歇山建筑

在形式多样的古建筑中，歇山建筑是其中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

歇山建筑屋面峻拔陡峭，四角轻盈翘起，玲珑精巧，气势非凡，它既有庑殿建筑雄浑的气势，又有攒尖建筑俏丽的风格。无论帝王宫阙、王公府邸、城垣敌楼、坛壝寺庙、古典园林及商埠铺面等各类建筑，都大量采用歇山这种建筑形式，就连古今最有名的复合式建筑，诸如黄鹤楼、滕王阁、故宫角楼等，也都是以歇山为主要形式组合而成的，足见歇山建筑在中国古建筑中的重要地位。

在外部形象看，歇山建筑是庑殿（或四角攒尖）建筑与悬山建筑的有机结合，仿佛一座悬山屋顶歇栖在一座庑殿顶上。因之，它兼有悬山和庑殿建筑的某些特征。如果以建筑物的下金檩为界将屋面分为上下两段，那么上段具有悬山式建筑形象和特征，如屋面分为前后两坡，梢间檩子向山面挑出，檩木外端安装博缝板等；下段则有庑殿建筑的形象和特征。无论单檐歇山、重檐歇山、三滴水（即三重檐）歇山、大屋脊歇山、卷棚歇山，都具有这些基本特征。

尽管歇山式建筑都具有一定的形象特征，但对构成这种外形的内部构架却有许多特殊的处理方法，因而形成了多种构造形式。这些不同的构造与建筑物自身的柱网分布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筑的功能要求及檩架分配有一定关系。

2.6 攒尖建筑

建筑物的屋面在顶部交汇为一点，形成尖顶，这种建筑叫攒尖建筑。攒尖建筑在古建筑中大量存在。古典园林中各种不同形式的亭子，如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圆亭等都属攒尖建筑。在宫殿、坛庙中也有大量的攒尖建筑，如北京故宫的中和殿、交泰殿，北京国子监的辟雍，北海小西天的观音殿，都是四角攒尖宫殿式建筑。而天坛祈年殿、皇穹宇则是典型的圆形攒尖坛庙建筑。在全国其它地方的坛庙园林中，也有大量攒尖建筑。

3.1 概述

通则（又称通例），是确定建筑各部们尺度、比例所遵循的共同法则。这些法则规定了古建筑各部位之间的大的比例关系和尺度关系。它是使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持统一风格的很关键很重要的原则。

清式建筑的通则主要涉及以下各方面：面宽与进深，柱高与柱径，面宽与柱高，收分与侧脚，上出与下出，步架与举架，台明高度，歇山收山，庑殿推山，建筑物各部构件的权衡比例关系。

3.2 面宽与进深

中国古建筑的平面以长方形为最普遍，一座长方形建筑，在平面上都有两种尺度，即它的宽与深。其中长边为宽，短边为深。如一栋三间北房，它的东西方向为宽，南北方向为深。单体建筑又是由最基本的单元“间”组成的。每四棵柱子围成一间，一间的宽为“面宽”，又称“面阔”，深为“进深”。若干个单间面宽之和组成一栋建筑的总面宽，称为“通面宽”；若干个单间的进深则组成一座单体建筑的通进深。

古建筑面宽（指明间面宽）的确定要考过虑到许多方面的国素，即要考虑实际需要（即所谓适用的原则），又要考虑实际可能（如木材长短、径寸等因素），并要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在古代，明间面宽的确定还要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在考虑面宽时，必须使用门口尺寸符合门尺上“官”“禄”“财”“义”等吉字的尺寸。次间面宽酌减，一般为明间的8/10，或按实际需要确定。

3.3 柱高与柱径

古建筑柱子的高度与直径是有一定比例关系的，柱高与面宽也有一定比例。小式建筑，如长檩或六檩小式，明间面宽与柱高的比例为10：8，即通常所谓面宽一丈，柱高八尺。柱高与柱径的比例为11：1。如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规定：“凡檐柱以面阔十分之八定高，以十分之七（应为百分之七）定径寸。如面阔一丈一尺，得柱高八尺八寸，径七寸七分。”五檩、四檩小式建筑，面阔与柱高之比为10：7。根椐这些规定，就可以进行推算，已知面宽可以求出柱高，知柱高可以求出柱径。相反，已知柱高、柱径也可以推算出面阔。

3.4 收分侧脚

中国古建筑圆柱子上下两端直径是不相等的，除去瓜柱一类短柱外，任何柱子都不是上下等径的圆柱体，而是根部（柱脚、柱根）略粗，顶部（柱头）略细。这种根部粗、顶部细的作法，称为“收溜”，又称“收分”。要柱做出收分，既稳定又轻七，给人以舒适的感觉。各式建筑收分的大小一般为柱高的1/100，如柱高3米，收分为3厘米，假定柱根为27厘米，那么，柱头收分后直径为24厘米。大式建筑柱子的收分，《营造算例》规定为7/1000。

3.5 上出下出

（出水、回水）

中国古建筑出檐出檐深远，其出檐大小也有尺寸规定。清式则例规定：小式房座，以檐檩中至飞檐椽外皮（如无飞檐至老檐椽头外皮）的水平距离为出檐尺寸，称为“上檐出”，简称“上出”，由于屋檐向下流水，故上檐出又形象地被称为“出水”。无斗拱或小式建筑上檐出尺寸定为檐柱高的3/10，如檐柱高3米，则上檐出尺寸分为三等份，其中檐椽出头占2份，飞椽出头占一份。

中国古建筑都是建在台基之上的，台基露出地面部分称为台明，小式房座台明高为柱高的1/5或柱径的2倍。台明由檐柱中向外延出的部分为台明出沿，对应屋顶的上出檐，又称为“下出”，下出尺寸，小式做法定为上出檐的4/5或檐柱径的2倍，大式做法的台明高台明上皮至挑尖梁下皮高的1/4。大式台明出沿为上出檐的3/4。

古建筑的上出大于下出，二者之间有一段尺度差，这段差叫“回水”，回水的作用在于保证屋檐流下的水不会浇在台明上，从而起到保护柱根、墙身免受雨水侵蚀的作用。

3.6 步架举架

步架：清式古建筑木构架中，相邻两檩中-中的水平距离称为步架。步架依位置不同可分为廊步（或檐步）、金步、脊步等。如果是双脊檩卷棚建筑，最上面居中一步则称为“顶步”。在同一幢建筑中，除廊步（或檐步）和顶步在尺度上有所变化外，其余各步架尺寸基本是相同的。小式廊步架一般为4D-5D，金脊各步一般为4D，顶步架尺寸一般都小于金步架尺寸，以四檩卷棚为例，确定顶步架尺寸的方法一般是：将四架梁两端檩中尺寸均分五等份，顶步架占一份，檐步架各占二份，顶步架尺寸最小不应小于2D，最大不应大于3D，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调整。

举架：所谓举架，指木构架相邻两檩中-中的垂直距离（举高）除以对应步架长度所得的系数，清代建筑常用举架有五举、六五举、七五举、九举等等。表示举高与步架之比为0.5，0.65，0.75，0.9等等。清式做法的檐步（或廊步），一般定为五举，称为“五举拿头”。小式房屋或园林亭榭，檐步也有采用四五举或五五举的，要视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小式房脊步一般不超过八五举。大式建筑脊步一般不超过十举，古建筑屋面举架的变化决定着屋面曲线的优劣，所以在运用举架时应十分讲究，要注意屋面曲线的效果，使其自然和缓。千百年来，古建筑匠师们在举架运用上已积累了一套成功经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程式。如小式五檩房，一般为檐步五举、脊步七举。七檩房，各步分别为五举、六五举、八五举等等。大式建筑各步可依次为五举、六五举、七五举、九举等。

4.1 概述

清代建筑的艺术风格亦有很大改变。宋元以来，传统建筑造型上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出檐、柔和的屋顶曲线、雄大的斗拱、粗壮的柱身、檐柱的生起与侧脚等特色逐渐退化，稳重、严谨的风格日趋消失，即不再追求建筑的结构美和构造美，而更著眼於建筑组合、形体变化及细部装饰等方面的美学形式。例如：北京西郊园林、承德避暑山庄、承德外八庙等建筑群的组合，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显示了建筑匠师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灵活而妥善地运用各种建筑体型进行空间组合的能力，也表现出他们高度敏锐的尺度感。清代单体建筑造型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几间几架简单长方块建筑，而尽量在进退凹凸、平座出檐、屋顶形式、廊房门墙等方面追求变化，创造出更富於艺术表现力的形体。如承德普宁寺大乘阁、北京雍和宫万福阁、拉萨布达拉宫、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大经堂等优秀实例。

清代建筑艺术在装饰艺术方面更为突出，它表现在彩画、小木作、栏杆、内檐装修、雕刻、塑壁等各方面。清代建筑彩画突破了明代旋子彩画的窠臼，官式彩画发展成为三大类：和玺、旋子和苏式彩画。详细分析尚有金龙和玺、龙凤和玺、大点金旋子、小点金旋子、石碾玉、雅伍墨、雄黄玉、金琢黑苏画、金线苏画、黄线苏画、海墁苏画等的区别，分别画在不同建筑的不同部位上。彩画工艺中又结合沥粉、贴金、扫青绿等手法来加强装饰效果，更使建筑外观显得辉煌绮丽、多彩多姿。门窗类型在清代明显加多，而且门窗棂格图案更为繁杂，与明代简单的井字格、柳条格、枕花格、锦纹格不可同日而语。

在清代，许多门窗棂格图案已发展为套叠式，即两种图案相叠加，如十字海棠式、八方套六方式、套龟背锦式等。江南地区还喜欢用夔纹式，并由此演化为乱纹式，更进一步变异为粗纹乱纹结合式样。浙江东阳、云南剑川等木雕技艺发达地区，有些民居门隔扇心全为透雕的木刻制品，花鸟树石跃于门上，完全成为一组画屏。内檐隔断也是装饰的重点，除隔扇门、板壁以外，大量应用罩类以分隔室内空间。仅常见的就有栏杆罩、几腿罩、飞罩、炕罩、圆光罩、八方罩、盘藤罩、花罩等式，此外尚有博古架、太师壁等亦为室内隔断形式。丰富的内檐隔断创造出似隔非隔、空间穿插的内部空间环境。内檐装修中还引用了大量工艺美术品的制造工艺技术，如硬木贴络、景泰蓝、玉石雕刻、贝雕、金银镶嵌、竹篾、丝绸纱绢装裱、金花墙纸等，使室内观赏环境更加美轮美奂。砖、木、石雕在清代建筑中应用亦十分广泛，几乎成为富裕人家表现财力的一种标志。其他装饰手段，如塑壁、灰塑、大理石镶嵌、石膏花饰等亦得到重视。清代建筑装饰艺术充分表现出工匠的巧思异想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美感。

4.2 官属建筑

4.2.1 北京城的改建与扩建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十月福临即帝位，颁诏天下，建都北京。清代北京基本上继承了明朝都城的格局，仅局部作了改造更动。其建设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充实、调整、改造旧城；二是开发郊区。旧城改造的重要方面是撤消明代皇城。将占满皇城北部大部分用地的明代内府二十四衙门尽皆裁撤，改为胡同民居；原皇城东南部的明代“南内”也撤消了，在其东南角建立满族所信奉的萨满教尊神的庙宇，称为堂子；皇城西部西什库一带用地亦改为民居，从而使皇城布局有了重大的变化。此外，对内城的许多明代的衙署、府第、仓场作了调整与改建。如天安门前西侧的明代五军都督府改为民居；因在通州、张家湾建了部分粮仓，故原东城明代诸粮仓亦撤消一部分，改建为民居；王府井一带有名的明代十王府改为贤良寺；台基厂改为裕王府；西城太平仓改为庄王府；西城草厂改为果王府、慎郡王府等；另外还占用了一部分民居建造了雍亲王府、简亲王府、和亲王府、康亲王府等。至乾隆年间城内王府达四十余处。同时，由于内城改为满城，屯驻八旗卫戍官兵及家眷，汉、回市民悉数迁居外城，故迅速促进了外城的发展，形成内城东单、西四、鼓楼前大街一带，及外城前门、菜市口、花市等处新的商业街道布局。此外，在城区内还新建了一部分寺庙，改造了天坛的规制，增建了不少戏楼、茶楼、店铺、会馆、书院等公共建筑。

清代对都城北京规划的重要发展，是突破明代城墙的规约，积极开拓城郊用地。除了内外城的关厢发展起来外，着重扩展西郊、南郊的城市用地。在南郊元代飞放泊的基础上兴建南苑及团河行宫，作为习武、狩猎、阅兵的离宫。康熙时开始经营西郊的园林，始建畅春园，至乾隆时又建造清漪、静明、静宜诸园，以及圆明园。每年帝王园居时间甚长，朝官随班，警卫环布，成为都门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4.2.2 北京宫殿的改造

北京紫禁城宫殿虽然在农民军李自成撤出北京时被焚毁大部分，但顺治朝仍按明代布局进行了复建，没有更改。如前三殿、后三宫的轴线布局，左右六宫的分列。正阳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等一系列的门制，仍是明代形成的五门之制。其他如太庙、社稷坛、御花园、慈宁宫、文华殿、武英殿等仍按明城规划复建或增建，仅将部分殿名、门名改为新名，以示改朝换代。清代对明宫的改造仅是局部的。例如太和殿两侧行廊改为封火墙，保和殿的位置微有变更，将皇后的寝宫坤宁宫按满族习惯进行内部改造，作为祭神之所。改造养心殿，将其作为处理日常政务、召见臣下的处所，实际上取代了乾清宫的功能。养心殿前殿五间，殿内明间设宝座，按正式朝仪布置室内陈设，左右为东西暖阁。东暖阁是皇帝起居和召见近臣的地方，西暖阁是皇帝的机要办公处。宫殿最北之御花园一如明时，虽有亲切自然之处，但有地小局迫之憾。 乾隆年间又将乾清宫以西五所原居住皇子的地方改建为重华宫及西花园；于慈宁宫西侧添建寿康宫，作为老年宫妃的养老之所；并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东路文华殿之北建造了文渊阁藏书楼，以收藏新编辑完成的《四库全书》。

清代对宫城的最大的改造是建设宁寿宫。该宫位于外东路明代仁寿宫、哕鸾宫、喈凤宫的旧址上，面积达4.74公顷。工程始于康熙年间，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大加增建，作为乾隆帝晚年归政以后的太上皇宫。这组工程实际为宫中之宫，完全仿效宫城中轴线上外朝内廷的格局，前后分别建外朝皇极殿、宁寿宫一组建筑和内廷养性殿、乐寿堂一组建筑，并在乐寿堂东侧建听戏的畅音阁、读书的寻沿书屋及礼佛的梵华楼等建筑。西侧建宁寿宫花园，园中有古华轩、遂初堂、萃赏楼、符望阁四进园林建筑，俗称乾隆花园。

总之，清代北京宫城的建设除了维持并加强中轴对称布局，利用环境气氛的感染力反映皇权至上、统驭一切的威严气势外，更着重在改进分区功能，提高生活的适用性及装饰设施的华丽方面进行大量的改造，这一点也是清代建筑发展的普遍特点。

4.3 清代园林

清代园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的恢复期、乾隆和嘉庆时代的鼎盛期、道光以后的衰颓期。清代前期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经济秩序基本稳定，生产发展，人口增殖，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陆续开始了园林建设。此时主要是整顿了南苑及西苑，初步建筑了畅春园、圆明园及热河避暑山庄。清初的园林皆反映出简约质朴的艺术特色，建筑多用小青瓦，乱石墙，不施彩绘。乾隆、嘉庆近百年间，国家财力达于极盛，园林建设亦取得辉煌成就。此时除进一步改造西苑以外，还集中财力经营西郊园林及热河避暑山庄。圆明园内新增景点四十八处，并新建长春园及绮春园，通过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引进了西欧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建于长春园的西北区。此时还整治了北京西郊水系，建造了清漪园这座大型的离宫苑囿，即为今日颐和园的前身。并对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进行了扩建，形成西郊三山五园的宫苑格局。乾隆时期继续扩建热河避暑山庄，增加景点三十六处及周围的寺庙群，形成塞外的一处政治中心。与此同时，私家园林亦日趋成熟，基本上形成了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三个中心，尤以扬州瘦西湖私家园林最为著名。

道光以后，国势急转直下，清廷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苑囿建设，仅光绪时重修了颐和园（清漪园）而已。私家园林的欣赏趣味大变，以造园、设景为主的景观园林向生活化园林转变，虽然私园数量仍然不少，但佳作日稀。

4.4 皇家园林

三山五园是北京西郊一带皇家行宫苑囿的总称，它包括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五座大型皇家园林,是从康熙朝至乾隆朝陆续修建起来的。自辽、金以来，北京西郊即为风景名胜之区，西山以东层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具有江南水乡的山水自然景观。因此，历代王朝皆在此地营建行宫别苑。乾隆时为增加玉河水量以满足京城用水需要，同时为防洪及发展西郊水稻生产，而大规模整治西山水系。包括建立涵闸，疏通玉河及长河，开通玉泉山诸泉眼，建立养水湖及高水湖，扩大西湖（后改称昆明湖），联通圆明园水系等一系列水利工程。河湖水系的改善为进一步开拓西郊风景园林建设打下基础。从乾隆三年至四十年（1738～1775年）的三十七年间，新建或扩建了静宜园、圆明园、静明园、长春园、绮春园、清漪园等一系列园林。西郊宫苑基本联成一片，中间以长河及玉河相互串通，并将沿途的农田、村舍纳入园林观赏范围之内。帝王乘御舟游弋在河湖行宫之中，除领略园林的人工美景，同时也将农家生活纳入画框之中，园内园外混为一体。此外，在三山五园之间尚穿插了贵族大臣赐园二十余座，更充实了这片规模巨大的风景园林区。由于地形各异，故各园皆有特异的园林形态，有人工山水园、天然山水园，也有天然山地园，基本汇集了传统园林的各类创作及各种园林构思。

4.5 私家园林

清代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的私家园林多集中在物资丰裕、文化发达的城市和近郊，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明代，而且逐渐显露出造园艺术的地方特色，形成北方、江南、岭南三大体系。

北方私家园林以北京最为集中，盛时城内有一定规模的宅园达一百五十处之多，著名的有恭王府萃锦园、半亩园等；城外多集中在西郊海淀一带，著名的有一亩园、蔚秀园、淑春园、熙春园、翰林花园等，多为水景园。北方宅园因受气候及地方材料的影响，布局多显得封闭、内向，园林建筑亦带有厚重、朴实、刚健之美。在构图手法上因受皇家苑囿的仪典隆重气氛的影响，故应用轴线构图较多。叠山用石多为北方产的青石和北太湖石，体形浑厚、充实、刚劲。植物配置上是常绿与落叶树种交叉配置，冬夏景观变化较明显。建筑用色较丰富，大部建筑绘有色彩艳丽的彩画，以补植物环境的缺陷。

在清初的康熙、乾隆时代，江南私家园林多集中在交通发达、经济繁盛的扬州地区，乾隆以后苏州转盛，无锡、松江、南京、杭州等地亦不少。如扬州瘦西湖沿岸的二十四景（实际一景即为一园），扬州城内的小盘谷、片石山房、何园、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无锡的寄畅园等，都是著名的园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水网密布，花木生长良好等，都对园林艺术格调产生影响。江南宅园建筑轻盈空透，翼角高翘，又使用了大量花窗、月洞，空间层次变化多样。植物配置以落叶树为主，兼配以常绿树，再辅以青藤、篁竹、芭蕉、葡萄等，做到四季常青，繁花翠叶，季季不同。江南叠山用石喜用太湖石与黄石两大类，或聚垒，或散置，都能做到气势联贯，可仿出峰峦、丘壑、洞窟、峭崖、曲岸、石矶诸多形态。且太湖石以其透、漏、瘦的独特形体还可作为独峰欣赏。建筑色彩崇尚淡雅，粉墙青瓦，赭色木构，有水墨渲染的清新格调。

岭南园林现在实例不多，以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番禺余荫山房为代表。此外，福建、台湾的一些宅园亦属岭南体系。因气候炎热，岭南园林建筑需考虑自然通风，其通透开敞程度更胜于江南宅园。同时受西方规整式园林的影响，水体与装修多为几何式。建筑密度高。叠山多用皴折繁密的英石包镶，即所谓“塑石”技法，形态自由多变。 清代私家宅园达到了宋、明以来的最高水平，积累了丰富经验。首先是园林规划由住宅与园林分置逐渐向结合方向发展。在宅园内不仅可欣赏山林景色，而且可住可游，大量生活内容引入园内，提高了园林的生活享受功能。由此引发园内建筑类型及数量增多，密度增高，与宋、明以来的自然野趣欣赏性园林大为不同。其次，由于宅园盛行地区人口众多、用地昂贵，宅园必须在较少的空间用地条件下创造更丰富的景物，因此在划分景区或造景方面产生很多曲折、细腻的手法。如苏州留园的入口建筑序列，网师园的环池建筑布置，都在空间上不断追求变化，开合、收放、明暗、大小等方面交替运用，逐层转换，以达到丰富景观的效果。再是，清代宅园叠山中应用自然奔放的小岗平坡式的土山较少，多喜用大量叠石垒造空灵、剔透、雄奇、多变的石假山，并出现有关石山的叠造理论及流派，这方面以戈裕良所造的苏州环秀山庄假山的艺术成就最为明显。这时期的宅园艺术中也大量引入相关的艺术手段，巧妙地处理花街铺地、嵌贴壁饰、门窗装修、屋面翼角、家具陈设、联匾字画、桥廊小品、花台石凳等项的艺术形式，为充分表达造园意匠开辟了更广泛的途径。当然，此时期由于物质享受要求深入园林创作之中，造成园林建筑过多，空间郁闭拥塞，装饰繁华过度，形式主义地叠山垒石，不注意植物资源开发，不重视植物造景。这些缺点与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传统山水园林意境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

4.6 寺观园林

此类园林是附属在佛教寺庙或道教宫观内的小园林。清代寺观园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建为附园，如北京碧云寺的水泉院、北京大觉寺的舍利塔院等皆是山水园的模式，承德普宁寺后部的佛国世界为象征式园林，承德殊象寺后部利用地形堆叠的大假山以象征五台胜境亦为此意。另一种是寺观园林与庭院结合，如北京白云观后院云集山房周围庭院，北京卧佛寺的西院，北京潭柘寺戒坛院等。还有一种是寺观园林化，将寺观建筑与园林融汇为一，特别是名胜风景区的寺观莫不如此，如四川灌县青城山古常道观、峨眉山伏虎寺、甘肃天水玉泉观、云南昆明太和宫等。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清代造园艺术对兄弟民族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回族的住宅中多另辟一园林式庭院，养花种树，改善居住环境。在乾隆年间，西藏地方政府仿照汉族离宫模式在拉萨西郊开始建造罗布林卡，作为达赖喇嘛夏天居住的离宫。这是一座藏族风格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没有人工堆叠的山水地形，也没有回环往复的廊阁划分出的大小不同的空间环境，而更多的是布置古树参天的林地与广场、藏式宫殿、方整的水池等，环境幽静而开阔。这种园林环境反映出藏族累代在大草原自由放牧，与天地为伴、与牛羊为伍的一种纯朴而开放的思想情趣。

4.7 清代民居

中国地域辽阔，粗略统计民居形式不下四十余种。概约地划分为七大类，即：庭院式民居、窑洞式民居、干阑式民居、毡房和帐房、藏族民居、维吾尔族民居及其他特殊类型民居。

合院式民居

形制特征是组成院落的各幢房屋是分离的，住屋之间以走廊相联或者不相联属，各幢房屋皆有坚实的外檐装修，住屋间所包围的院落面积较大，门窗皆朝向内院，外部包以厚墙。屋架结构采用抬梁式构架。这种民居形式在夏季可以接纳凉爽的自然风，并有宽敞的室外活动空间；冬季可获得较充沛的日照，并可避免寒风的侵袭，所以合院式是中国北方地区通用的形式，盛行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合院式民居中以北京四合院最为规则典型。

完整的北京四合院是由三进院落组成，沿南北轴线安排倒座房、垂花门、正厅、正房、后罩房。每进院落有东西厢房，正厅房两侧有耳房。院落四周有穿山游廊及抄手游廊将住房联在一起。大门开在东南角。大型住宅尚有附加的轴线房屋及花园、书房等。宅内各幢住房皆有固定的使用用途，倒座房为外客厅及账房、门房；正厅为内客厅，供家族议事；正房为家长及长辈居住；子侄辈皆居住在厢房；后罩房为仓贮、仆役居住及厨房等。这种住居按长幼、内外、贵贱的等级秩序进行安排，是一种宗法性极强的封闭型民居。

属于合院式的民居尚有：晋中民居，其院落呈南北狭长形状；晋东南民居，其住房层数多为两层或三层；关中民居，除院落狭长以外，其厢房多采用一面坡形式；临夏回族民居，其布局形式较自由，朝向随意，并带有花园；吉林满族民居，院落十分宽大，正房中以西间为主，三面设万字炕；青海庄窠是平顶的四合院，周围外墙全为夯土制成；白族民居，即大理一带的民居，其典型布局有“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两种；纳西族民居，与白族民居类似，但吸收有藏族的上下带前廊的楼房形制。

厅井式民居

厅井式民居是庭院类型民居中另一大类，其特色表现在敞口厅及小天井。即组成庭院的四面房屋皆相互联属，屋面搭接，紧紧包围着中间的小院落，因檐高院小，形似井口，故又称之为天井。天井内一般皆有地面铺装及排水渠道。每幢住屋前皆有宽大的前廊或屋檐，以便雨天时串通行走。同时一部分住屋做成敞口厅等半室外空间，与天井共同作为生活使用空间。其结构多用穿斗式构架。

这种形式民居在湿热的夏季可以产生阴凉的对流风，改善小气候；同时有较多的室外、半室外空间来安排各项生活及生产活动，敞厅成为日常活动中心，而不受雨季的影响。厅井式民居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通用形式， 尤以江浙、两湖、闽粤为典型。太湖流域是桑蚕丝织之乡，民居亦具特色。

苏州民居可为太湖流域民居的代表。它是由数进院子组成的中轴对称式的狭长民居，在轴线上依次布置有门厅、轿厅、过厅、大厅、女厅（又称上房）等。大厅是宴客团聚之处，上房多做成“冂”字形两层楼房，为家眷的卧房。苏州民居大部分不设厢房，前后房屋间的联系是靠两侧山墙外附设的避弄（廊屋）来交通。主要天井内皆设立一座雕饰华丽的砖门楼，以表示房主的财富。富商大户的住宅多附设一座精美的花园，至今苏州宅园仍是中国古典园林遗产中重要的财富。

属于厅井式民居的尚有徽州民居，它多为规整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的组合体，且以楼房居多。东阳民居以木雕而闻名全国，其典型平面为“H”字型，当地人称这为“十三间头”。湘西民居是苗族、土家族、汉族共同的民居形式，因其为两层楼高，且周围有全封闭的高出房屋的封火墙环绕，远望如官印，称“印子房”。川中民居，其大门是开在正中间，俗称“龙门”，宅内装修、挂落、花罩等项皆十分考究。云南“一颗印”是昆明附近的民居形式，为方正小巧的四合院形式。泉州民居的特点是中部三进厅堂，而东西两侧建造南北的护房，当地称“护厝”，共同组成大宅院。此类房屋对潮汕、台湾皆有很大的影响。粤中民居的类型较多，当地中下层居民喜欢应用一种“三间两廊式”民居，用地十分节省。

福建永定客家居住的土楼

组群式民居

组群式民居是庭院式民居的集合式住宅，以它自己特有的构图模式去组合全族众多的住屋，构成雄浑庞大的民居外貌，多应用在闽西、粤东梅州、赣南的客家人居住地区及福建漳州地区、广东潮汕地区。客家人喜欢建造圆形或方形的大土楼。例如：福建永定古竹乡的承启楼直径达70米，住房呈环状布置，为四层夯土木构架的楼房，外观封闭，无窗或很少开窗，内院有套建的圆形附属房屋，中心为全族人共同的祠堂。内部有水井、粮仓。楼门关闭以后，全族人不依靠外援可坚持抵抗侵袭很长时间。

永定湖雷、坎市、高陂一带尚盛行建造另一种聚居土楼，平面方形，层数由北至南递减，称之为“五凤楼”。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一带的梅州客家人喜欢采用“三堂两横加围屋”式，即中部三进厅堂，两侧为横屋（即纵向房屋），横屋北端接建一圈半圆形的围屋，形成全封闭的大住宅。广东北部南雄、始兴一带的客家人尚喜欢采用一种行列式民居，亦是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式民居。此外，漳州地区尚有单元式土楼，由三间为一套的单元住房组成。潮汕亦有以“冂”字型小住宅组成的巨大的复合式大宅。

窑洞式民居

窑洞式民居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居住方式，即是在黄土断崖地区挖掘横向洞穴作为居室。因为它有施工简便，造价低廉，冬暖夏凉，不破坏生态，不占用良田等优点，虽然存在采光及通风方面的缺陷，但在北方少雨的黄土地区，仍为人民习用的民居形式。按构筑方式可分为三种：靠崖窑、平地窑、锢窑。靠崖窑即是利用天然土壁挖出的券顶式横穴，可单孔，可多孔，还可结合地面房屋形成院落；平地窑又称地坑院、地窨院、暗庄子。即在平地上向下挖深坑，使之形成人工土壁，然后在坑底各个方向的土壁上纵深挖掘窑洞，也可以说是竖窑与横窑结合而成的民居。此式窑洞多流行于河南巩县、三门峡、灵宝和甘肃庆阳、山西平陆一带；锢窑为在平地上以砖石或土坯按发券方式建造的独立窑洞，券顶上敷土做成平顶房，以晒晾粮食，多通行于山西西部及陕西北部。目前中国的窑洞民居大致集中在五个地区，即晋中、豫西、陇东、陕北、冀西北。

干阑式民居

干阑式民居这是一种下部架空的住宅。它具有通风、防潮、防盗、防兽等优点，对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的中国西南部亚热带地区非常适用，包括广西、贵州、云南、海南岛、台湾等地区。这类民居规模不大，一般三至五间，无院落，日常生活及生产活动皆在一幢房子内解决，对于平坎少，地形复杂的地区，尤能显露出其优越性。应用干阑民居的有傣族、壮族、侗族、苗族、黎族、景颇族、德昂族、布依族等民族。

傣族民居多为竹木结构，茅草屋顶，故又称为竹楼。其下部架空，竹席铺地，席地而坐，有宽大的前廊和露天的晒台，外观上以低垂的檐部及陡峭的歇山屋顶为特色。壮族称干阑建筑为“麻栏”，以五开间者居多，采用木构的穿斗屋架。下边架空的支柱层多围以简易的栅栏作为畜圈及杂用。上层中间为堂屋，是日常起居、迎亲宴客、婚丧节日聚会之处。围绕堂屋分隔出卧室。侗族干阑与壮族麻栏类似，只是居室部分开敞外露较多，喜用挑廊及吊楼。同时侗族村寨中皆建造一座多檐的高耸的鼓楼，作为全村人活动的场所。村村各异，争奇斗巧，是侗族的一项宝贵的建筑遗产。苗族喜欢用半楼居，即结合地形，半挖半填，干阑架空一半的方式。黎族世居海南岛五指山，风大雨多，气候潮湿。其民居为一种架空不高的低干阑，上面覆盖着茅草的半圆形船篷顶，无墙无窗，前后有门，门外有船头，就像被架空起来的纵长形的船，故又称“船形屋”。

景颇族、德昂族的干阑建筑的屋顶皆有民族的独特形式。而布依族的民居原来亦是干阑式房子，但居住在镇宁、安顺、六盘水一带的布依族，由于建筑材料的限制，则完全改用石头做房子，但其原型仍是干阑式规式。

藏族民居碉房

藏族民居俗称碉房，大多数为三层或更高的建筑。底层为畜圈及杂用，二层为居室和卧室，三层为佛堂和晒台。四周墙壁用毛石垒砌，开窗甚少，内部有楼梯以通上下，易守难攻，类似碉堡。窗口多做成梯形，并抹出黑色的窗套，窗户上沿砌出披檐。居住在四川阿坝和甘孜的藏族碉房，其木装修部分则增多一些。居住在甘肃南部的藏族则多采用青海庄窠形式，说明地区条件对民居的影响甚至比民族因素的影响更大。四川茂汶地区居住的羌族亦采用碉房形式，其外墙为片石垒砌，建筑密度极高，并附建有极高的碉堡及过街楼，防御性极强。云南红河州一带的哈尼族民居称为“土掌房”，为土墙、平顶、外墙无窗的两层楼房，这种体系应说与藏族碉房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毡房和帐房

毡房俗称蒙古包，是一种可以随时拆卸运走的圆形住宅。它以柳木条为骨架，外边覆盖以毛毡，适用于逐水草而居、随时移动居住地的游牧民族，广泛用于内蒙古的草原地带及新疆北部、甘肃、青海部分地区。不仅蒙古族使用，一些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牧民亦使用。此外，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因夏季比较温暖，牧民们采用一种帐篷式房屋，称为帐房。内部以帐架支顶，外部覆以细羊毛毡或帆布。西藏、青海高原上的藏族牧民亦喜欢用帐房，但他们是以黑色的牦牛毡为覆盖材料。

4.8 宗教建筑

清代宗教建筑中以藏传佛教建筑为重点，占有主流地位，在艺术创造方面有不少的新鲜经验。其他宗教建筑同样有着某种发展与提高，如道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等宗教建筑。

布达拉宫

藏式寺庙

藏式寺庙的特点是因山而建，依山就势，呈错落参差的布局，不强调轴线，而以空间构图的自由均衡为原则，往往形成突出的轮廓外观。建筑物多为平顶建筑，石墙小窗。外墙有明显的收分，并粉刷成白色。墙顶以藏族特有的刷成赭红色的白麻草做为女儿墙的装饰。内部为方柱托梁密肋式木构架，有巨大的托木和复杂的雕饰，色彩对比性强烈，并喜欢用金色点缀。内部墙壁画满宗教壁画，殿堂内悬挂佛幡。建筑屋面局部吸收汉族建筑的坡屋顶及斗拱构造，但体量较小，形制亦经过简化。屋顶上尚有许多宝幢、法轮等小型佛教装饰物。最著名的实例是拉萨的布达拉宫。该宫坐落在市北的玛布日山上。始建于唐代，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开始重建，历时五十余年才建成今日规模。布达拉宫东西总长370米，高115.7米，是一座融合宫殿、寺庙、陵墓，以及其他行政建筑在内的综合性建筑。它包括了山上的宫堡群、山脚下的方城和山后的花园三部分。

山下方城内布置了地方政府机构、印经院及官员住宅。宫堡群是由红宫与白宫两大部分组成。红宫位于建筑主体的中央，是达赖从事宗教活动的地方，总高九层，因外墙刷成红色，故名红宫。下四层为地垅墙组成的基础结构，第五层中部是西大殿，为举行大规模宗教仪式和庆典的地方，上部四层建立了五座历代达赖圆寂后保存遗体的灵塔殿和二十余座佛殿。周围有回廊联系，中部空出为天井。红宫的平屋顶上建筑有镏金铜板瓦的歇山式小屋顶，金光闪烁，为布达拉宫增色不少。红宫的东边为白宫，因其墙面刷白而得名。白宫是达赖理政和居住的地方，总高七层，底层为结构层，二层东端为入口，三层为夹层，四层为达赖的主要宫殿，称东大殿，四层以上为中有天井的回廊式建筑，布置有摄政等人的办公处及厨房、仓库等，最高的第七层为达赖居住的东西日光殿。

红宫、白宫的前面分别建造了两个广场。在西广场的下边顺山势建一陡峻的高墙，以备节日在墙壁上张挂巨大的佛像织物之用，故称晒佛台。此外，围绕宫堡群的四方建有四座防御性碉堡，以控制周围的形势。布达拉宫建造在山上，其四围房屋随山坡起伏，随宜建造，高大的建筑群与山丘混为一体，成为人造的山岩。山前层层叠起的漫长的石梯，巨大的外墙收分，建筑物立面由上至下逐渐变小的窗口所表现出的韵律感，单纯而丰富的色彩，都渲染出该建筑的浪漫性格。

除布达拉宫外，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拉萨的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也都在清代经过大规模的扩建。扎什伦布寺是班禅喇嘛统领后藏坐床驻锡之地。它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后经四世班禅等不断扩建，亦为一座宫殿、行政、陵墓、宗教等建筑集合在一起的综合建筑群。全寺布局没有明显的轴线，各种建筑层叠逶迤，交叉互补，但从体量及艺术质量上又清晰得分出层次，具有十分自由灵活的组合美感。

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寺为藏传佛教六大寺之一（其余五寺为扎什伦布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塔尔寺），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是由六大经学院、十八座佛寺及十八座活佛公署和万余间喇嘛住房组成的，规模巨大，几乎是一座小市镇。全寺背依龙山，面向大夏河，高大的建筑全部建在北面山坡脚下，向南展开布置公署、喇嘛住宅及佛塔、转经廊等，具有十分明确的建筑层次。内蒙古包头市的五当召亦是一座藏式风格的寺庙，建于清康熙、乾隆年间。全寺布置在一处突前的山坡上，依势错落，顺坡而下，散点布置。建筑外墙刷白色，与翠松、蓝天相互衬托，极富藏族碉房建筑所特有的风格。

河北承德的普乐寺

汉藏混合式寺庙

这类寺庙多建在北方地形平坦之处，喜欢采用轴线布局，主要建筑大经堂往往用简化的藏式装饰，其他附属建筑及塔幢的形式选用汉式藏式不一。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图召是这类寺庙的典型，其主要建筑按轴线排列，完全采用汉族传统佛寺的制度，但在中轴线的後面布置了藏传佛寺特有的大经堂。大经堂重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平面分为前廊、经堂、佛殿三部份，全部建在高台上。屋顶为汉族建筑的构架形式。但整体平面及空间处理仍是藏传佛寺经堂的特有规制。建筑外墙镶嵌蓝色琉璃砖，门廊上面满装红色格扇窗，墙上鎏金饰物也很多，这些都使大经堂在外形上显得很华丽，而无藏族寺院雄伟的气质。

承德藏传佛教寺院是汉藏风格结合的另一种情况。清代皇帝为了巩固其统治和抵制沙俄侵略，推行团结蒙藏少数民族政策，在热河建造避暑山庄的同时，围绕离宫的东面和北面的山地上建有十一座藏传佛寺，现存八座，简称外八庙。即溥仁寺(建于1713年)、普宁寺(建于1755年)、溥佑寺(建于1760年)、安远庙(建于1764年)、普乐寺(建于1766年)、普陀宗乘庙(建于1771年)、殊象寺(建于1774年)、须弥福寿庙(建于1780年)。这些寺庙的建筑形式是吸取了西藏、新疆，以及蒙古族居住地许多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成功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就建筑布局而言，大部份寺庙采用前汉后藏式，即前边平地部份按汉人的山门、碑亭、天王殿、大雄宝殿的轴线对称格局布置，而后部则以藏式大经堂或坛城式布局结合山势布置，成为汉藏建筑的叠加。

汉式寺庙

汉式寺庙是指其建筑形式采用汉族传统技艺而言。可以北京的雍和宫为例，它是北京城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其主殿皆是极有特色的建筑。如法轮殿的殿顶升起五座小阁，阁顶为小喇嘛塔，象征佛教须弥山五峰并举的构图。结尾的万福阁是三阁并列的形式，阁间以飞桥相联，具有传说的天宫楼阁的形象。

藏传佛寺的艺术特点：清代藏传佛教建筑艺术与传统佛寺有许多不同，其表现力更为强烈、神秘。首先是寺院内容扩大，除了一般礼拜的佛殿外，有专门供全寺僧人念经的大经堂。因藏传佛寺内喇嘛众多，故经堂面积皆十分巨大。此外，寺院内还有喇嘛公署、僧舍、仓库、供养塔、转经廊等，集宗教活动、供养偶像、学习、生活、行政办公等各方面内容于寺院内。其二，寺庙选址结合山势者甚多，加之任何寺庙都有不断扩建的过程，因此其布局多采用自由组合式，错落交搭，不强调轴线关系。其三，主体建筑群皆甚庞大，而且以其多变的形象去反映宗教构思，如曼荼罗、佛国世界、须弥山、大宫，皆是经常运用的意匠，因此在空间象征艺术上具有十分突出的成就。其四，大空间、大体量的殿堂建筑促进了建筑结构形式的创造。这时期的贴金柱、包镶柱，以及无斗拱的多层梁柱框架体系都是木构技术的新创作，并形成了一大批著名的巨构，如普宁寺大乘阁、安远庙普渡殿、雍和宫万福阁等。其五，与元代喇嘛塔相对比，清代的塔型发展了一步。如北京北海白塔、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喇嘛塔，以及西藏桑鸢寺四座喇嘛塔、承德普宁寺四座喇嘛塔等，皆各具特色。有的还组合成五塔、八塔，以及塔门等。其六，藏传佛教在佛像雕刻塑造方面，多为神态恐怖的番像。同时殿堂内部应用了柱衣、幡幔、壁画、唐卡、酥油花等作为装饰，因此内部景观更为神秘，不可捉摸。

浙江普陀山法雨寺

汉传佛教寺庙

清代汉传佛教在藏传佛教的冲击下已日渐衰微，完全依靠民间信徒的资助求得发展。尽管条件如此艰难，但是寺庙仍有一定规模与数量。从建筑艺术上来讲，也不乏具有一定价值的优秀作品。例如：北京戒台寺就保持着全国最大的戒坛；北京碧云寺的“田”字形平面的五百罗汉堂，解决了众多偶像所需的大面积殿堂与采光之间的矛盾；重建的镇江江天寺(原称金山寺)雄峙於长江岸边，楼阁亭台互相联属，成为一处有名的风景胜地；宁波天童寺为唐宋以来的禅宗名刹，现存清代重建的大佛殿，上檐进深十二架，下檐前後各三架，总计进深达十八架，结构雄伟异常。

南传佛教寺院

居住在中国云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群众，信奉著佛教三大宗派的另一宗派，即南传佛教，又称小乘佛教。南传佛教盛行东南亚一带，其宗教建筑形式亦很富于地方特色。而中国傣族地区的佛寺建筑受缅甸、泰国佛教建筑的影响较大，故俗称为缅寺。缅寺一般选择在高地或村寨中心建造，其布局没有固定格式，自由灵活，也不组成封闭庭院。寺院建筑由佛殿、经堂、山门、僧舍及佛塔组成。佛殿是主体建筑，形体高大，歇山顶。在西双版纳地区佛殿屋顶坡度高峻，使用挂瓦，一般做成分段的梯级叠落檐形式，与缅甸、泰国佛寺风格极为相近。沿正脊、垂脊、戗脊布置成排的花饰瓦制品进行装饰。而德宏地区的佛殿屋面坡度较缓，形制与滇西建筑近似。

伊斯兰教建筑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建筑的主要类型，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点中必须建立的建筑。清真寺建筑必须遵守伊斯兰教的通行规则，如礼拜殿的朝向必须面东，使朝拜者可以朝向圣地麦加的方向做礼拜，就是面向西方；礼拜殿内不设偶像，仅以殿后的圣龛为礼拜的对象；清真寺建筑装饰纹样不准用动物纹样，只能是植物或文字的图形。由于中国各地的建筑技术及材料的不同，因使用要求而引发建筑规模、附属建筑、工艺特点、地方风格的不同，结果产生了形式各异的清真寺建筑。从形制原则上可分为两大类：回族建筑与维吾尔族建筑。

道教宫观

清代道教已步入衰颓的时期。这时期的道教宫观一般都比较小，类似白云观、永乐宫、武当山宫观等元明时期的大宗教建筑群绝少出现，大多数是独院式小庙，有些是利用佛教庙宇改建而成的。由于全真道在北方亦渐趋衰落，故道观分布亦是南盛北衰，并多向东南沿海一带人口密集地区发展。

道教面向民间的重要表现是扩充各地居民习惯崇拜的神祉作为道教神祉，如文昌、八仙、吕祖、关帝、天齐王等，在某种情况下，它们比道教的正统神更为重要，甚至为它们单独设置宫观，因为这些神都是凡人持道修炼成仙的，其事迹都是与平民生活休息相关的慈善行为，堪为人间楷模，具有更大的宗教吸引力。例如各地普建的文昌宫、文昌阁是供奉四川梓潼人张亚子，称梓潼帝君，为主宰天下功名、禄位之神，因此得到城镇士绅的崇奉，以繁荣地方文运。东岳庙亦可说是道教的民间化与社会化的例子。东岳大帝即为泰山之神，原为自然神，自宋以来，道家创说东岳大帝是天上主管人间生死之神，也是统帅百鬼之神，所以各地普建东岳庙，而不限于泰山一地。每逢节日，庙内举行庙会，搭建有戏台(有的建有戏台)，唱戏酬神，热闹非凡。所以东岳庙又是平民祈福求寿、游乐购物的场所，带有很大的群众性。

清代二百余年间全国官私的建筑总量比任何历史朝代都要多许多，但此时木材的积蓄又日渐稀少，因此迫使建筑业去寻求更多的其他种类建筑材料。如砖瓦的供应量明显增加，一般质量较好的民居大部改用砖材作围护材料，以砖石承重或砖木混合结构形式的建筑较明代增多。地方性材料如各种石材、竹材、苇草、白灰等，在民间建筑中进一步开发利用。装饰材料的供应范围更加扩大，如各类硬木、雕刻用木、铜件、金箔、纸张、纱绸、玉石、蚌壳、油漆、琉璃、瓷器等皆利用来美化建筑物，清中叶以后还引进了玻璃制品。

新的多样性的建筑材料不但使建筑技术有了进步，而且使建筑外貌有了更大的改观。作为传统建筑结构的主体形式的木构架技术亦有许多改进。如柱网更为规格化；元明以来习用的侧脚、生起作法及斗拱构造等逐渐退化或减弱；材分制名存实亡；角部梁架构造通行顺梁、扒梁、抹角梁方法；木构件的修饰向表面性装饰发展等。尤其在拼合梁柱技术、多层楼阁构架、大体量建筑构架、重椽草架及复杂的结顶技术方面，更有突出的成就。

清代大型建筑的内檐构架基本上摆脱了斗拱的束缚，使梁柱直接榫接，形成整体框架，提高了建筑物的刚度。清代建造了一大批楼阁式建筑，就是按照这种新的框架方式，如承德普宁寺大乘阁、北京颐和园佛香阁、雍和宫万福阁等。清代大建筑的梁柱村料多改用帮拼方式，以小木料攒聚成大材料，外周以铁箍加固，表面覆以麻灰油饰，完全不露痕迹。帮拼法不仅节约了巨材，而且为分段施上的多层楼阁创造了条件。

清代在应用地方性材料方而亦达到十分纯熟的地步。如在福建、广东一带应用夯土或卵石，可砌筑高达四层的居住建筑；西藏工匠凭借经验，不挂线，不校正水平，可砌筑高峻的毛石墙。此外，浙江天台的石板墙、福建惠安的石墙和石屋面、贵州镇宁石头寨的石建筑等，皆是就地取材的实例。 清代为加强建筑业的管理，曾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工部编定并刊行了一部《工程做法》的术书，作为控制官工预算、作法、工料的依据。书中包括有土木瓦石、搭材起重、油画裱糊等十七个专业的内容和二十七种典型建筑的设计实例。该书虽然不尽完善，但对研究清代初期的建筑技术水平而言，是一份相当完备的资料。此外，清代政府还组织编写了多种具体工程的做法则例、做法册、物料价值等有关建筑的书籍作为辅助资料。同时民间匠师亦留传下不少工程做法抄本，所以说清代建筑营造方面的文字资料是历代中最丰富的。同时在政府的工程管理部门中特别设立了样式房及销算房，主管工程设计及核销经费，对提高宫殿官府工程的管理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样式房的雷发达家族及销算房的刘廷瓒等人，皆是清代著名的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