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词条：营州之乱、天门岭之战

营州是当时唐朝（武周）东北的中枢重镇，除了大祚荣所属的靺鞨人以外，还生活着高句丽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民族问题突出，极易发生动乱。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叛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是为“营州之乱”。事发后，武周女皇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被击败，其后周军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南北夹攻营州叛军，李尽忠战死。697年，周军又联合奚人剿灭李尽忠残余势力孙万荣部，李楷固等投降，营州之乱平定，武则天改元“神功”，以示庆贺。

当时，居住在营州的靺鞨人加入了反周行列，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还被李尽忠授予“大舍利”的官职。李尽忠失败后，靺鞨人首领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率营州靺鞨部众东奔辽东。武则天对他们采取招抚政策，分别封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许国公”和“震国公”，赦免他们参与叛乱的罪行。但乞四比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于是武则天命令契丹降将李楷固等追击，斩了乞四比羽。此时乞乞仲象在逃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立，率所部继续东奔。武则天派李楷固前往讨伐，穷追不舍。697年（神功元年）九月，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周军，李楷固仅以身还。天门岭之战为大祚荣率领的东奔队伍赢得喘息时间。

698年（圣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与武周反目，攻入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又说在今吉林延吉东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龙西古城）建立政权，自称“震国王”（一作振），是为渤海立国之始。渤海王室“以大为氏”大概也与此同时，有观点认为是出自北方民族称呼一部之长为“部大”，更有学者指出“da”在靺鞨族所属的满-通古斯语族中是“首领”的意思，所以被大祚荣用作自己的姓氏。此外还有以国（大人国）为氏、以官（乞乞仲象官至大舍利或大莫弗瞒咄）为氏、出自大庭氏等观点。

从大祚荣建国的过程来看，自营州东奔是最重要的环节，而其东奔队伍的构成则是以靺鞨人为主，高句丽人次之，并夹杂有少量的汉人、契丹人等。这些人就是渤海立国的基础。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在建国之后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有户10余万，胜兵数万，地方5000（一说2000）里，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705年，唐中宗复位，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大祚荣接受招抚，向唐朝称臣，并遣次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侍，留为宿卫。唐朝准备进一步册封大祚荣，但“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故册封一事暂时搁置。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寺卿，前往震国，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之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遂成为其新国号。崔忻将其册封大祚荣的事迹刻在都里镇（今辽宁旅顺）的一块石碑上，即“唐鸿胪井碑”，成为见证唐渤关系的重要物证。

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唐玄宗追赠其为特进，并遣使吊祭。

大祚荣死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是为渤海武王。大武艺虽然也接受了唐朝的册封，但更注重自主性，不用唐朝年号而“私改年曰仁安”，并且“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大武艺即位后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征服了铁利、拂捏、越喜、虞娄等“东北诸夷”，特别是他对黑水靺鞨的战争，更是触及唐朝的利益。黑水靺鞨自722年开始归顺唐朝，726年唐玄宗以其地设立黑水都督府，并派遣长史监领。大武艺闻之大怒，认为黑水靺鞨私自通唐是要与唐夹攻自己，于是派弟弟大门艺与舅父任雅发兵征讨黑水靺鞨。大门艺害怕得罪唐朝，反对出兵，但大武艺一意孤行，演变成一场冲突，最后大门艺出走唐朝避难。

此后围绕大门艺事件，唐渤矛盾逐渐加深。727年，大武艺派人东渡日本，试图结援日本以对抗唐朝、确保安全，此外亦与契丹结盟。完成准备后，大武艺于732年水陆并进，侵犯唐朝。水路由张文休率海盗直取登州，杀死刺史韦俊；陆路由大武艺亲率大军至马都山（今河北东部）一带，屠戮百姓。唐朝将领乌承玼、盖福顺等奋力抗击渤海入侵，新罗、黑水靺鞨、室韦亦发兵助唐，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在此期间，大武艺为打开局面，曾派人至洛阳行刺大门艺，但未能得逞。大武艺也意识到不能继续对抗唐朝，于是派大诚庆赴唐谢罪，唐玄宗下敕书予以赦免。其后大武艺撤兵，并送还唐朝俘虏，唐朝亦对其进行赏赐，唐渤关系终于恢复。

737年，大武艺去世，谥号“武王”，其子大钦茂继位，是为渤海文王。大钦茂在位56年之久，期间渤海国势蒸蒸日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进入了高峰阶段。大钦茂大兴文治，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在地方设五京及府、州、县的建制，完善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大钦茂在位时，渤海农耕经济发展，并加强了与唐朝和日本的商业贸易，其间遣使入唐49次，出使日本12次，访问使团不仅次数多，规模也大。在文化上，大钦茂在即位第二年就派人入唐抄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典籍，其后又多次派子弟前往唐朝学习。

对外方面，大钦茂继续保持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在安史之乱期间未贸然卷入，而是采取迁都上京以防叛军侵入、加强与日本联系等措施。762年，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便下诏升格渤海为国，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正一品检校太尉，作为对渤海的褒奖，使渤海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时，大钦茂与日本亦往来频繁，不仅12次派使访日，而且日本也在758年首次派小野田守等人出使渤海。大钦茂虽对唐称臣，但对内使用自己的年号（大兴、宝历），甚至使用“皇上”、“圣人”等称呼。

793年，渤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其后20多年间，渤海一度进入中衰时期，先后更换了废王大元艺、成王大华玙、康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义、简王大明忠等六代国王，其间政局动荡，屡有宫廷政变发生，废王大元艺即为国人废黜并杀死，大华玙、大元瑜、大明忠等亦可能因政变而即位或死亡。818年，大祚荣之弟大野勃的玄孙大仁秀即位，是为渤海宣王。大仁秀以后，渤海国势中兴，并步入全盛时期。宣王大仁秀重在武功，他曾大破新罗，迫使新罗退至浿江（今大同江）筑长城三百里；同时向北征服其他靺鞨部落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并打败了素称强悍的黑水靺鞨，将兴凯湖、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置于渤海国的控制之下，于其地设怀远府、安远府，故史书记载“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

830年，大仁秀去世，其孙大彝震继位。大彝震时期进一步营建上京宫阙，并发展与唐朝和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尤其与唐朝往来最为频繁，大彝震不仅14次派使入唐朝贡，并派遣许多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唐朝也派张建章访问渤海，张建章受到大彝震的款待，回国后著有《渤海记》，详细记录了渤海诸王谥号、年号、官制、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成为研究渤海国的珍贵史料。虽然当今该书已亡佚，但宋朝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内容多参照该书，使渤海的状况能较详细地被记载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渤海诸王的谥号、年号仅在大彝震之前保留，而大彝震以后则失传了。大彝震于857年去世，以后又经历了大虔晃、大玄锡两代王，渤海国的文化日臻成熟，被高度评价为“海东盛国”。

895年，大玄锡去世，渤海国又经历了大玮瑎、大諲撰两代国王，直至926年被契丹灭亡。其间关于渤海的史事及社会状况的记载语焉不详，主要事件有897年渤海与新罗在对唐朝贡时的“争长”事件（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即作于此时）及906年渤海国相乌炤度与其子光赞与新罗人争夺宾贡名次等事。而在920年，发生了渤海赴日裴颋使团中4名成员“遁留”日本不归的事件，925年后又频繁发生渤海贵族南投高丽（新罗末期朝鲜后三国之一）的事件，可知渤海已陷入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亦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这也给窥伺已久的强邻——契丹国以可乘之机。10世纪初，契丹人即攻陷了渤海控制的辽东；925年末，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率大军亲征渤海，次年春攻陷上京龙泉府，大諲撰投降，渤海灭亡。

阿保机灭渤海以后，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以长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作为由渤海国到契丹直接统治的过渡阶段。982年，辽朝（契丹）撤销东丹国，改隶东京道（一说东丹国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渤海灭亡后，遗民不愿接受契丹统治，一方面进行激烈抗争，建立了定安国、兴辽国、大元国等反抗政权，但都被镇压，并且渤海故地也在战乱中遭到极大破坏，使渤海文明遭遇毁灭性的的浩劫；另一方面他们大批外逃或被强制迁移，渤海遗民的迁移大致有四个方面，占人口一半左右的人留居故地和亡入女真地区，金朝时期对他们的同化政策使其融入女真族之中；被辽朝强迁到契丹内地和辽东地区的遗民，人数在100万以内，后来一部分融入蒙古族，大部分融入汉民族；投奔高丽的遗民，人数在30万以上，都融入朝鲜民族中，朝鲜半岛的陕溪太氏据说就是渤海王室大氏的后裔；投奔中原内地的遗民数量很少，很快都融入到汉民族中。

关于渤海国的疆域，《新唐书》有一个大致的概括：“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地方五千里”。而渤海国的领土范围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一般来说分为大祚荣时期、大武艺至大钦茂时期、大仁秀以后这三个阶段，其疆域不断扩大。大祚荣开国时，其疆域仅限于以今吉林东南一隅的东牟山为中心的小范围地域。随着大武艺“斥大土宇”，到大钦茂时代，渤海国的疆域已扩大为东至今珲春，西至今吉林海龙，西南至今辽宁宽甸，东南至今朝鲜咸镜道，东北至今牡丹江下游，西北至今吉林农安等地。大仁秀时期“开大境宇”，又进行新一轮的扩张，奠定了渤海国全盛时代的疆域。此后渤海国的疆域，南以浿江（今大同江）和泥河（今龙兴江）与新罗为界，北抵今三江平原一带，与北黑水靺鞨相接，东临日本海，西至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接壤契丹，是当时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的封建强国。

关于渤海疆域争议最大的一点是其是否占据辽东及其时间。辽东在唐朝时期长期为瓯脱之地，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安东都护府撤销，唐朝势力已难及辽东，这给渤海国入据辽东提供了可能。有学者认为渤海西界一直是自丹东（泊灼口）至新宾、开原一线，并未占据辽东。而更多的学者如魏国忠、方学凤、孙进己、郑永振等则支持渤海占领辽东的说法。从史料来看，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渤海占领辽东的过程，但都提示了渤海据有辽东的事实。如《契丹国志》卷一：“东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机力战二十余年，始得之，建为东京。”《辽史·天祚纪》：“东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战二十余年乃得之。”《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唐高宗平高丽，于此置安东都护府，后为渤海大氏所有。”《资治通鉴》卷二七三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渤海未服……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续日本纪》卷十一引《渤海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云：“日域东遥，辽阳西阻，两邦相去万里有余”。由此可见渤海后期疆域包括辽东当属事实，并且契丹也是从渤海手中夺取辽东的。而渤海占领辽东的时间，宣王大仁秀时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渤海据有辽东后如何管理，则因缺乏史料而无从得知了。

渤海国的行政区划模仿唐朝，实行五京制，下设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渤海国的五京是：

渤海国曾经历四次迁都，大祚荣开国时都城为东牟山旧国，其位置在今吉林东南一带。742年迁至中京显德府，755年迁至上京龙泉府，785年迁至东京龙原府，794年复迁上京龙泉府，直至灭亡。除京府之外，还有鄚颉、率宾、东平、铁利、怀远、安远等府，府下辖州，其中郢、铜、涑三州为直辖于中央的“独奏州”。除了15府与62州以外，金毓黻还考证出渤海有130多个县。但这只是能考知的数字，渤海全盛时期的县推测有200个以上。

渤海国的政治体制采取的是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渤海国“大抵宪象中国制度”，渤海灭亡后，契丹“治渤海人一依汉法”，可知渤海国的典章法律皆依中原唐制。渤海国王处于渤海社会的最顶端，虽然接受唐朝的册封，但对内不奉大唐正朔，而拥有自己的谥号、年号，甚至被尊称为“皇上”、“圣人”，君主的配偶亦被尊称为“皇后”，内政外交均由国王自主处理，可见渤海国虽为唐朝藩属国，却在事实上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颇有“外王内帝”的色彩。关于渤海的王室制度，《新唐书》记载“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其命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贵妃’，长子曰‘副王’，诸子曰‘王子’”。渤海国严格依照封建宗法制度，王位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并效仿唐制设“宗属寺”，对王室进行管理。

王室大氏以下的贵族主要有几个“右姓”，即高、王、李、张、乌、杨、贺等，这些贵族连同王室一并垄断了渤海国的政权，从而使宗法制度和高门政治成为维系渤海国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渤海国全面依照唐制组织政权，以辅佐国王统治。其三省六部分别是：

此外渤海国在中央还设有十二司、一台（中正台，相当于唐的御史台，负责纠劾官员，长官称大中正，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大夫）、七寺（殿中寺——相当于唐的殿中省，负责王室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管理，长官称大令，相当于唐朝的殿中监，品级为从三品；宗属寺——相当于唐的宗正寺；太常寺；司宾寺——相当于唐的鸿胪寺；大农寺——相当于唐的司农寺；司藏寺——相当于唐的太府寺；司膳寺——相当于唐的光禄寺）、一院（文籍院，相当于唐的翰林院）、一监（胄子监，相当于唐的国子监）、一局（巷伯局——相当于唐的内侍省，掌管宦官）等机构。

渤海国的官阶勋爵制度也效仿唐制，官分九秩，并有开国公、开国男、上柱国等勋爵。渤海国的官服同样模仿唐朝，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

渤海国在地方上设五京，下辖府、州、县，有都督、刺史、节度使等官职。但除了这种中央集权制以外，边远地区还保留着由土人自治的部落制。

有学者根据唐文宗赐给渤海的敕书中有“妃及副王、长史、平章事等各有赐物”一句出现了“长史”的称谓，进而认为唐朝中央政府在渤海国派驻“长史”一职，进行监领。但因为是孤证，故难下断语，暂且存疑。

大祚荣与武周打了场天门岭之战，继而诞生了渤海国，所以渤海可以说是以武开国。建国后虽文化逐渐发达，但武功也保持显赫，先后经历了大武艺“斥大土宇”和大仁秀“开大境宇”两轮大规模的对外用兵与扩张，与唐朝、新罗、黑水靺鞨等周边国家与民族进行战争，确立了渤海“地方五千里”的辽阔版图。关于渤海国的军事机构，据《新唐书·渤海传》载，“其武员有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各大将军一、将军一”，虽过于简单，但大体上可知是仿效唐朝的府兵十六卫之建制而加以简化，因此推测渤海还效仿唐朝实行府兵制。除了十卫以外，渤海国还设置了自己的禁军，即左右神策军和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而据记载，渤海国在西部边境重镇扶余府“常屯劲兵，扞契丹”，可知渤海也有地方兵或边防兵。这说明渤海的军队由府兵和禁军组成的中央军和地方军构成。渤海政府机构中的政堂省下设“智部”，负责军事上的管理。

渤海军队数量颇大，建国之初有“胜兵数万人”，到渤海后期则是“兵数十万”。史称渤海“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足见其军队战斗素质很强，成为“海东盛国”的重要支柱。

渤海国内各民族来源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从事不同类型生产的部落或民族，因而渤海区内经济发展水平一开始就存在不平衡。这一状况在渤海国存在的200多年里，未得到根本改变。大体说来，以其上京所在的今牡丹江中游地区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区为夫余、高句丽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以东和东北部地区，是被渤海国兼并的黑水靺鞨虞娄、越喜、拂涅、铁利诸部所在，尚处在渔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不一致所造成的。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生产领域是社会生产的多样化，《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丸）都之李，乐游之梨。”可见，渤海区域内社会生产门类十分齐全，除了渔猎业外，当时中原地区具有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渤海莫不有之。以下通过对各门类生产的简略介绍，来说明其社会生产发展的大致状况。

渤海国的农业生产已普遍采用铁制工具。他们使用的铁镰、铁铧、铁锸和铁铲等，在今吉林敦化、黑龙江宁安及绥芬河流域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铁铧为生铁铸造，长36厘米、重近4.5公斤，说明渤海人翻土已由靺鞨时代“田耦以耕”，发展为由畜力牵引。农作物品种也增多了，不仅有粟、麦、穄和葵菜，而且有了水稻、豆类、荞麦、大麻、苘麻和大蒜等，同时也有李、梨等水果。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卢城之稻”，它表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以前已成功地把水稻栽培引种到北纬43度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仅此可知其农业生产比高句丽时代有了长足发展。

渤海人普遍养猪，也饲养马、牛等大牲畜。猪以今黑龙江阿城一带（鄚颉），马以今绥芬河流域（率宾）的最为名贵。马是渤海与中原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当时李正己所统今山东半岛“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

渤海国的手工业有纺织、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和造船等行业。纺织品有布、绵、紬，原料是麻和蚕丝，产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和龙县附近地区（显州）、朝鲜咸镜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龙州）。契丹灭渤海后，东丹国每年要向契丹进贡粗布15万匹这一事实，可知渤海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铜的冶炼和制作也有一定规模。炼出的铜除用于制作生活用的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外，还把大批熟铜运到今山东半岛（淄青）出卖。今黑龙江宁安以南的哈尔巴岭一带和东宁县大城子地区，是铜冶的主要地。铁的产地主要在中京显德府，显州位城县的铁最著名。已经发现的渤海时代的铁制品已近50种。渤海人也能制作金银制品。和龙北大地、宁安上京、敦化六顶山等处渤海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有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银钗等。814年，渤海国曾向唐朝献金、银佛像各一。陶瓷制品近十几年在渤海遗址中出土很多。陶器有碗、钵、罐、碟、盘、瓶、缸、杯等，并发现了许多釉陶和质地优良的三彩陶。瓷器残片在宁安、敦化及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另外，20世纪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乡发现了大片渤海砖瓦窑群废墟，1980年探明有20余座。

渔猎和采集在渤海社会内仍占有一定地位。从事渔猎的主要是越喜、铁利、拂涅、虞娄等部的居民。见于史载的贵重渔猎品有貂、虎、豹、熊、罴、鹿、鹰、鲸鲵鱼、鲻鱼、乾文鱼等。采集品种类也很多，贵重的有人参、白附子和松子等，这些多是用于纳贡和交换的。

渤海国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国内城市兴起，著名的有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西京鸭渌府、南京南海府等。尤其是上京这座拥有十多万人口和数十个里坊的商旅辐辏、邸店骈列的大都会，不仅是渤海境内的经济中心，也成为了当时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此外，寺庙附近的交易活动也更加活跃。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除此之外，渤海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主要与唐朝和日本进行，并涌现了李延孝、李光玄等驰骋于日本海、黄海和东海之间的著名渤海商人。此外渤海与黑水靺鞨、契丹、新罗甚至中亚地区都有贸易往来。

渤海在原有的靺鞨、高句丽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中原唐朝文化，创造了辉煌而独特的文明，有“海东盛国”之称。渤海建国后由高王大祚荣、武王大武艺、文王大钦茂三代经营，中间虽发生政治变故，但社会发展仍未间断，至宣王大仁秀时期达到全盛。当时的渤海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经济水平很不平衡，因此渤海国的民俗文化也呈现纷繁复杂的特点。在渤海五京范围内，因与唐朝、新罗、回鹘、日本等周边国家的交往，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外来文化几乎成为主流。居住于城市内的上层贵族，已大多接受来自中原地区宗教信仰，其中以佛教最为突出。当时上京龙泉府仅佛寺即不下百所，僧徒众多，至今一些佛寺仍在沿用，香火千年不绝。据《册府元龟》记载，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渤海国派高礼进朝贡大唐，进奉金银佛像。

渤海人十分笃信佛教，即使死后也要将陵墓模仿佛塔建造希望灵魂转世成佛，最为典型的为渤海文王之女贞惠公主墓，其复原后的墓葬佛塔为七层，高约二十米，这在中国古代贵族墓葬中都是极罕见的。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发掘的杏山寺遗址是渤海后期率宾府地方贵族捐建的著名佛寺，其寺庙布局规整建筑规模宏大，不亚于当时中原与日本的同类建筑。现存的渤海佛教建筑除上京龙泉府部分遗迹，还有吉林省境内的灵光塔，该塔为砖砌五层密檐结构，与西安小雁塔结构十分相似。另外南京南海府也发现多处佛寺遗迹。

在渤海国民间，由于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有逐渐融合的趋势。除少数部落首领家族接受渤海朝廷、任命踏入贵族行列外，绝大多数平民仍然处于氏族体制下，从事农猎渔相结合的复合型生产。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则更多保留了本民族的原始信仰，即“萨满教”。渤海建国后因物质生活的快速丰富使民间萨满教获得了更多的表现手段，近现代以来通过考古发掘在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以及朝鲜半岛北部均出土了大量的渤海国时期民间萨满教使用的铜制腰牌、腰铃、鼓棒手柄、神服上的铜制镶嵌物、陶制神偶、等各种法器。萨满教在渤海国民间的普遍程度可见一斑。

渤海国时期来自中原儒家文化也得到普及与发展，这从渤海六部用忠字及“五常”命名即可看出。带来儒家文化的除少数汉族臣民外，本土内汉化程度较高的高句丽遗民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者，而更为主要、影响力更大的则是渤海上流阶层。自高王大祚荣起，渤海官方就不断派遣留学生赴唐汲取儒家文化，这些人中大多数出身贵族官僚世家，有的还是渤海王室，他们精通儒家经典，汉文造诣极高，同时又了解唐朝文化政治，归国后大多跻身政界，成为渤海朝廷的重要人才，此外渤海文王时还效仿唐朝国子监设置“胄子监”，作为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基地，所以儒家文化对渤海国作用颇巨，甚至在渤海灭亡以后仍对辽、金两代产生过重要影响。除此之外，中原人带来的道教和中亚人带来的景教也在渤海有传播痕迹。

渤海人的文学作品主要散见于日本史书中及出土的贞孝、贞惠公主墓志，其诗文受唐朝影响很深，留下姓名的渤海诗人有周元伯、释贞素、杨成规、杨泰师、裴颋、裴璆、高元固等人。渤海音乐亦取得较高成就，不仅在当时就传入日本，后世金朝宫廷还专门设有“渤海乐”。渤海国使用渤海语，官方文字当为汉文，而渤海国究竟有无自己的文字，尚无定论。

渤海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靺鞨、高句丽、契丹、汉人、奚人、九姓杂胡、达姑、回鹘等多个民族。从族系来说，靺鞨属于肃慎族系，高句丽属于夫余-濊貊族系，契丹、奚人及达姑属于东胡-鲜卑族系，汉人属于华夏族系，回鹘及九姓杂胡等属于突厥族系。关于渤海的主体民族，中国学者一般认为靺鞨人是渤海的核心部族，确切的说是粟末靺鞨。

渤海建国初期有编户十余万，人口约70—80万，后期人口逐渐增至300万左右。

渤海国与唐朝保持着宗藩关系，与南面的新罗国一样是唐朝的属国，唐朝曾设立“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渤海不用唐正朔，有自己的年号，甚至自尊为“皇上”、“圣人”。但这并不能改变渤海国在政治上从属于唐朝的事实，只能说渤海国具有对内和对外的二重性，对内是自主的，而对外尤其是对唐则是藩属国。最初渤海国被编为唐朝的一个都督府（忽汗州都督府），其君主只是郡王，名义上是唐朝辖下的地方羁縻政权。762年唐廷诏令渤海为国，但仍是大唐帝国册封体制下的一个附属国，并始终履行包括朝贡、朝觐、贺正、质子入侍在内的各项藩属义务，与唐朝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和密切的联系。

当时，渤海国王即位必须得到唐朝皇帝遣使册封方为合法，且频年向唐朝朝贡并遣子入朝宿卫。200多年的时光中，尽管也曾出现过矛盾、争端，并在大武艺时期爆发了一场战争，但从总体来看，亲睦友好才是唐渤关系的主流。渤海与唐朝的交通为“朝贡道”，即以渤海西京鸭渌府为枢纽，出鸭绿江口，至登州（今山东烟台），直抵长安城。唐渤贸易主要是以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的，渤海向唐朝派遣朝贡使团132次，向后梁、后唐派遣使团各5、6次，每次都会得到唐廷大量“回赐”。除了朝贡之外，唐朝的登州是渤海向唐朝出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这里常年停泊着渤海的“交关船”。唐朝还在青州（一说登州）设置“渤海馆”，专管同渤海地区的商务事宜。渤海向唐出口的主要有虎皮、海豹皮、貂鼠皮、白菟皮、猫皮、革、马匹、羊、鹰、海东青、鹘、鲸鲵鱼睛、鲻鱼、乾文鱼、人参、昆布、牛黄、头发、松子、黄明、白附子、蜜、金、银、金银佛像、六十综布、鱼牙绸、朝霞绸、靴、玛瑙柜、紫瓷盆以及儿口、女口、奴子等等。进口的主要有帛、绢等各类丝织品、袍服冠带、粟、药材、金银器皿以及经籍图书等等。

渤海国深受唐朝影响，采用唐朝的政治军事制度；经济上则积极引进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社会经济显著发展，同内地贸易岁岁不绝；同时广泛吸收唐文化，派遣大量留学生入唐学习，通过文献可确认的渤海留唐学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解楚明、赵孝明、刘宝俊、乌炤度、乌光赞、高元固等，乌炤度等人还成为唐的宾贡进士。从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的著名诗篇也可以看出渤海与唐朝的亲密关系和交融状况。诗中说：“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故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与新罗互为邻国，两国虽然同为大唐东藩，但关系紧张。大祚荣时期鉴于国力尚弱，曾短暂通好于新罗，曾接受新罗“第五品大阿湌”的官爵。但其后两国在领土、经济、政治等利益上始终冲突，使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732年大武艺入侵唐朝，新罗应唐要求进攻渤海南部，但无功而还，后来渤海还曾试图联合日本夹攻新罗。到大仁秀时，渤海与新罗再次爆发战争，并以渤海获胜告终。到渤海末期，又发生新罗和渤海在唐朝面前的“争长”事件，新罗文人崔致远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自居“槿花乡”，蔑称渤海为“楛矢国”。与此同时发生了新罗人与渤海人争夺宾贡进士名次的事件。契丹灭渤海时，行将就木的新罗还曾发兵相助。

唐朝对渤海和新罗分化离间的“以夷制夷”策略是造成两国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两国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但不代表两国完全绝交，《新唐书》明确记载了以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北青）为枢纽的“新罗道”的存在，《三国史记》亦记载新罗两次遣使“北国”（即渤海），所以渤罗两国尤其是民间应该还是有往来的。

渤海与日本的关系相当友好。据记载，渤海国从727年始，一共向日本遣使34次（3次遭遇海难覆没），日本则向渤海遣使13次，直到东丹国时期仍有遣日使臣。渤海曾开辟了穿梭于日本海的“日本道”，作为渤日两国往来通道。“日本道”的路线从渤海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出发，到盐州（今俄罗斯克拉斯基诺）港，横渡日本海，抵达日本门户太宰府（今九州福冈）或其他沿岸港口。也有从南京南海府的吐号浦出发赴日的。渤海早期对日往来，是由于与唐朝及周边部族关系紧张，因此想与日本结援，打开孤立的局面。758年以后渤海与日本又企图联合夹击新罗。但随着渤海立场变化，这种军事结盟关系也中止了，从762年开始，渤海不再派武臣出使日本，而改以文臣，渤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随之日趋频繁。在经济上，渤海向日本输出大虫皮（虎皮）、熊皮、豹皮、人参、蜜等土特产，从日本输入彩帛、绫、绵、罗、丝等丝织品。在文化上，两国使臣酬唱诗歌，互相输入音乐舞蹈，在汉字文化圈的交流史上书写了灿烂的一页。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不仅直接与日本交流，还扮演着唐日交流的中介角色。如渤海国协助日本遣唐使入唐和归国、援助日本留学僧和留学生入唐和归国、转达旅唐日本人的书信和物品、传递唐朝的情报等。此外渤海国还向日本输入唐朝文物，如将唐朝《长庆宣明历》和梵文《尊圣咒》传到日本。

但是，渤海与日本的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因素，主要在于两国关系的不对等。渤海将对日关系视为对等外交，重视度次于对唐朝贡关系，这从渤海入唐使节多为大氏、而遣日使节鲜有大氏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大武艺与日本建交的国书中也有“通使聘邻”、“永敦邻好”等描述平等睦邻关系的语句。但当时日本的小中华思想却极度膨胀，以“中国”自居，把渤海看作“蕃国”，将渤海来使视为朝贡，两国不能不因此产生矛盾。从753年开始，日本就要求渤海用藩礼，771年又发生了日本以渤海国书“违例无礼”而拒绝接受的事件，此后的渤日交往中又屡次发生日本以渤海国书“无礼”、“违例”、“不逊”或使团携带商旅为由而退还国书甚至拒绝渤海使臣入京之事。而渤海则坚持自主平等，维护独立的尊严。

日本要求渤海朝贡的依据是渤海为高句丽继承国，而高句丽则是日本的朝贡国，所以渤海有向日本称臣纳贡的义务，比如日本第一次要求渤海称臣就是援引高句丽旧例（“寻高丽旧记”），后来天皇致渤海的国书中也有“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大家（指渤海大氏）复基，亦占风而靡绝”、“昔高丽全盛时，其王高武，祖宗奕世，介居瀛表，亲如兄弟，义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贡相续。逮乎季岁，高氏沦亡。自尔以来，音问寂绝。爰洎神龟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遣使来朝，始修职贡”等语句。因此，日本称渤海国为“高丽国”或“高句丽”，称呼渤海王为“高丽国王”，其使节为“高丽大使”。日本派遣至渤海的使节或船只，则称“遣高丽使”、“送高丽人使”，或“遣高丽国船”。渤海国亦表现出继承高句丽的意识，如大武艺致日本的书函中有“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大嵩璘致日本的国书有“向风之趣，自不倦于寡情；慕化之勤，可寻踪于高氏”等。关于该问题，中国学者魏国忠等主张称渤海为高丽国是日本单方面炮制的骗局，目的是诱导渤海称臣，并推测“高丽国”的称呼被渤海抵制。

除了唐朝、新罗、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以外，渤海还与突厥、黑水靺鞨、回纥、契丹等游牧、渔猎诸部族与政权存在交往。突厥（后突厥汗国）是渤海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新旧唐书都记载大祚荣一开国就遣使与突厥交往。渤海刚建国时是称臣于突厥、受突厥保护的，突厥派驻“吐屯”进行监视；受唐招抚与册封后形成了对唐与突厥的两属关系，后突厥汗国衰亡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而渤海投向突厥实为时势所迫，与突厥的关系并不睦，因此突厥衰落以后，就立刻摆脱对突厥的从属关系。据史料记载，突厥曾于735年遣使渤海，要求渤海出兵助突厥攻击契丹与奚，但渤海武王大武艺却将使者扣留。可见渤海与突厥已在此时一刀两断了。

对于继突厥而兴的回纥汗国，并无史料记载渤海与其建交。但从考古发掘出的突厥文石板、景教十字造型的陶质牌章等遗物来看，回纥人可能在率宾府（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一带从事商贸等活动，并把景教信仰带入渤海境内。

渤海人的祖先曾长期在营州与契丹人共同生活，并参与了契丹人发动的营州之乱，因而渤海初期与契丹关系不错，甚至在大武艺时期可能有某种结盟或默契存在。但总体来说，渤海和契丹关系紧张，史载渤海国在西部边境重镇扶余府“常屯劲兵，扞契丹”。后来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讨伐渤海时，就称渤海为“世仇”，日本醍醐天皇对东丹国使臣的诏书中也说：“朕闻渤海之于契丹，世雠之国也”，渤海与契丹的敌对关系可见一斑。

渤海与黑水靺鞨也是敌对关系。大武艺侵唐即是因与黑水靺鞨的竞争而起。后来渤海对黑水靺鞨逐渐占上风，兼并了铁利、拂捏、越喜、虞娄等南黑水靺鞨诸部，设置州县进行统治，使其“不复与王会矣”（即不再向唐朝朝贡，而臣属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