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以镇压为主，激起各民族的强烈反抗。正统十一年（1446）广西瑶民攻陷化州，执知州茅自得，杀千户汪义。正统十三年（1448）六月，都指挥佥事陈德、布政使吴扬率兵俘杀信宜瑶人。年末，瑶民赵音旺率众进攻泷水、电白等处，攻陷神电卫城，自称“天贤将军”。成化二年（1466），起义瑶民十余部屯驻高州境内，屡受官军镇压，信宜西垌瑶民攻至高州、雷州，与官兵激战，双方死伤惨重。高州知府孔镛通过招抚，瓦解部分起义队伍。

嘉靖末年，罗旁地区（东界新兴、南连阳春、西抵玉林、北连西江，万山联络）瑶民聚众起义。万历四年（1576年），两广总督凌云翼调集官兵20万人分10哨征讨罗旁谣人，是年十一月出师。高州参将陈璘

《明史—陈璘传》：“总督凌云翼将大征罗旁，先下令雕剿。璘所破凡九十巢。已，分十道大征。璘从信宜入，会诸军，覆灭之，以其地置罗定州及东安、西宁二县。”罗旁战争：“克巢五百六十，俘斩招降四万二千八百余人，邻境瑶僮皆惧。”（《明史·凌云翼传》）

罗旁战争后，瑶僮逃往广西，改称为僮（即壮族）。僚的族称在文献上消失，融合发展为西南的一些民族。部分瑶僮退居粤北连南地区，发展成广东瑶族。

俗尚赤足，《桂海虞衡志》说，（南蛮）人椎髻跣足，或者木屐，衣清花斑衣。赤足（冬天穿木屐）之谷在广西一直延续到本世纪60年代。

拔牙之俗又称“凿齿”、“缺齿”。《太平寰宇记》载：“（贵州）有俚人，皆为乌髻……女既嫁，便缺去前齿”，（宜州）悉是雕题凿齿，画面人身，“（钦州）又有僚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椎髻凿齿。”

婚嫁风俗

《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建武初，骆越之民无嫁取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区，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可见当时还保留着原始群婚的习俗。

《桂海虞衡志》记：“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强暴，窃人妻女以逃，转移他所，安居自若，谓之卷伴，言卷以为伴侣也。”这是原始抢婚俗的残存。

俚僚还盛行“不落夫家”婚俗。元《文献通考》记壮族婚俗：“婿来就亲，女家于五里外结草屋百余间与居，谓之入僚。半年而后归夫家。”不落夫家习俗在粤西仍有残存，其形式为婚后新娘除节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娘家，直到怀孕临产时才定居夫家。

住干栏

俚人先民开始时在树上搭巢而居。《博物志》说：“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署也。”后来发展成为离地构筑的房子，即干栏。《北史·段传》云：“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今桂南偏僻地区的壮族居民仍为人居其上而畜处其下的干栏建筑形式。

蓝染

《岭外代答》僚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镕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猺人若也。茂名县志五代，窦州瑶僚种蓝制靛染布，且有多余于集。明清以来，广东佛山形成了布匹集市，染布作坊与工场众多，其主要染料大部份来自粤西山区，罗镜水摆墟是蓝靛的最主要集散地，佛山很多商贾都专门派人在水摆长期采办。罗定泗纶，连州，分界以及信宜等山区都普遍种蓝。

蜜唧

最早见于唐代的记载，据张鷟《朝野佥载》卷二记载：“岭南獠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嗫嗫而行。以箸挟取，咬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

大概的意思是说：岭南的獠人（壮族人）喜欢吃“蜜唧”，就是把还没睁开眼、全身通红的幼鼠，喂以蜂蜜，摆在筵席上钉住，鼠崽蠕动爬行。用筷子夹起一咬，鼠崽唧唧叫唤，所以叫作蜜唧。

明代张岱《陶庵梦忆》里有一篇《严助庙》，述及众多祭祀贡品时，归于“非理”类的有“云南蜜唧、峨眉雪蛆”（卷四）。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鼠”条载：“惠州獠民取初生闭目未有毛者，以蜜养之，用献亲贵。挟而食之，声犹唧唧，谓之蜜唧。”

农业

《隋书·地理志》说：“岭南俚人，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变。“在粤西、桂南、海南及越南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大批的石铲、石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谷物加工具，说明俚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生活。

不过，由于自然环境条件比较恶劣，直到隋代岭南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都是远不及中原的。“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特别是俚人所居的闭塞山区，生产力更加落后，正如唐张九龄在《曲江集》中所说的，“岭诸州居人，与夷僚同俗，伙耕水褥，昼乏暮饥。”

冶铸

俚僚冶铜术中组有意义的是铸造铜鼓，史学上有“铜鼓文化”之誉，东晋《广州记》说：“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北流出土的一面春秋晚期铜鼓，直径165CM，通高67.5CM，重近达300公斤，被称为“铜鼓之王”，铜鼓制作工艺精良，鼓面和鼓身饰有太阳纹、云雷纹、菱形纹、水波纹等集合图案，还有骑兽纹、鸟型纹、虫型纹等。铜鼓是权力的象征，于庆祝、娱乐、作战等场合使用。

在广西，僚人留下的风俗依旧

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说：西南蛮笠，以竹为身，而冒以鱼毡。其顶尖圆，高起一尺余，而四围颇下垂。视他蕃笠，其制似不佳，然最宜乘马。盖顶高则定而不倾，四垂则风不能飏，他蕃笠所不及也。交址有笠如兜鍪，而顶偏，似田螺之臀，谓之螺笠。以细竹缕炽成；虽曰工巧，特贱夫之所戴尔。信宜农村的大岗帽形制，与西南蛮笠依然一样。窦州“三日一市”，容州（今广西容县）“呼市为墟，五日一集”。这一习俗沿袭千年不变。柳宗元被贬柳州时所作《柳州峒氓》一诗描述：“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也表现了僚人“趁虚”（赶集）的热闹景象。粤西地区依然流传墟日习惯，一然农民依然以戴大岗帽趁墟为乐。

泥砖屋

《岭外代答·屋室》中说：“广西诸郡富家大室覆之以瓦，不施栈板，唯敷瓦于椽间。仰视其瓦，徒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为厌也。小民垒土墼为墙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为瓦，或但织竹笆两重，任其漏滴。广中居民，四壁不加涂泥，夜间焚膏，其光四出于外，故有‘一家点火十家光’之讥。原其所以然，盖其地暖，利在通风，不利堙窒也。未尝见其茅屋，然则广人，虽于茅亦以为劳事。”周去非文中所提到的“垒土墼为墙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不施栈板，唯敷瓦于椽间”，正是粤西桂东地区的特有建筑泥砖屋。其实这种屋在我们粤西很普遍的，从唐代起，百越地区告别了干栏式巢居，就是以这种建筑为主。这种房屋建筑优点是冬暖夏凉，吸潮快，建筑材料就地取材，建造工艺简单，缺点是洪水过后，泥砖屋被淹过而容易倒塌。泥砖的制作方法：田泥掺沙约三分之一，加稻草碎，加水拌成糊泥，然后用规格的木模压印成块，晾干之后甚为坚固，便可垒砌成屋墙。使用它一百几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当住户发现泥砖有松腐现象时，将它拆下，成了十分珍贵的土杂肥。所以农家喜用泥砖屋。泥砖屋的墙脚有的以卵石砌成，有的以青砖砌成，其作用是防水浸淹。这种屋只建一层，高约4米，很少有超过两层的，怕建得太高不稳固。这些房屋用田泥制成的长方形砖垒叠而成，十分简朴大方。有的泥砖屋至今仍保持完好。泥砖屋直接在墙上架梁，梁上直接竖钉椽（格子），用烧制的小青瓦片，阴阳覆盖，上面压几块山石或砖条。泥砖屋平排数间成巷，数巷成村寨。这种较原始的建筑，今在丘陵地带和山区，还有普遍采用。它造价低，山区没水灾的地方多建泥砖屋。

舞春牛

据清光绪《信宜县志》记载：“迎春，装戏剧鼓乐，迎上牛于春牛亭，士女纵观为乐。”表演时，演员和观众同声欢呼，互相逗乐，气氛浓烈融洽，充满着农家特殊的欢乐情趣。鞭春牛，也叫舞春牛，是粤西山区农村民间的一种演唱舞蹈。具有历史悠久，乡土气息浓郁，群众喜闻乐见的特点。信宜舞春牛，主要流传于安莪、茶山、洪冠、朱砂、旺沙、贵子、平塘、合水等新图山区地域。解放前后曾盛极一时，后来一场“文革”，这些节目作为封资修被扫除。八十年代才得以恢复，随着时代进步，这种民间舞蹈现已较少见。每年春节或开耕时节，山区农村便盛行这种春牛舞。“春牛”一般由两个演员扮舞，一人舞牛头，一人舞牛尾，牛头用木头或竹篾扎制，外形比真的牛头大一倍，弯弯的犹角，大大的眼睛，黑的皮毛，牛鼻被穿着，和真的一样。牛身用布做，遮住里边的演员，牛身和牛尾由一人操舞。表演前，“牛”躺在一边，在一阵欢快的锣鼓声中，由一位老农打扮的角色把牛牵起，绕场走几周，并对“牛”说几句打诨话，引观众发笑，然后边舞边唱：打起锣鼓响悠悠，人家舞狮我舞牛，人家舞狮得快乐，我地舞牛庆丰收。一段锣鼓之后，接着又唱下去。表演时，牛的舞蹈动作很简单，只是随着牵牛人的唱颂，摇头摆尾，作欣喜之状，接受人们的称赞。牵牛人的动作则比较多，一边唱一边抚摸着春牛，从牛头摸到牛尾，每摸一处，都有唱词，如摸摸牛头摸牛耳，农家耕作全靠你；摸摸牛头摸牛眼，薯粟豆麦粮增产；摸摸牛头摸牛尾，耕夫步步紧相随。摸摸牛头摸牛身，风调雨顺好耕耘，摸摸牛头摸牛脚，晤愁吃来晤愁着。牛儿是个农家宝，农民爱牛乐呵呵；相依为命勤耕作，共同走向金光道。唱词内容朴实，曲调深沉，感情真挚，教育大家要爱护耕牛，勤耕勤种。在春牛舞了一阵之后，又有几名秧歌队上场，边扭边唱，敲锣打鼓，十分热闹。表演者还一边唱，一边做骑牛、驶牛、犁田，耙地等动作，有的手扶犁耙等农具，有的徒手，要十分逼真，稍有破绽，观众就要唱歌来讥讽：手拿金花金黄黄，犁田大伯晤在行，丁丁园园犁紧转，样般中间晤开行。表演者即顺便接过话头，逗趣作答：锣鼓打来闹洋洋，老兄讲得也在行。是你不知我心意，留出中间做鱼塘。使得气氛更加热烈。有的地方还有一生一旦，打扮成新郎。新娘，手持洋伞，肩挑花篮，边舞边唱相际唱一阵，扭一阵，又敲一阵锣鼓。唱到兴高采烈时，有几个人走入场中边拍掌边跳，和演员一齐起舞，大家互逗互乐。春牛舞唱词内容朴实，感情真挚，教育大家要爱护耕牛，勤耕勤种；曲调深沉缠绵。由于在民间长期传唱的结果，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曲调。俗称“春牛调”。

僚歌舞

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之百六十三中谈到窦州信宜县风俗时载：“谷熟时里閈同取戌日为腊，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魏书·獠传》有简略的记载：“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其中“角”即水牛角造的号角，“鼓”即铜鼓。男男女女，盛装椎髻，光着脚板，聚于打谷场上，且歌且舞，夜以继日，尽欢而散。僚人跳舞，舞蹈者一般是经过化装的，椎髻上插羽翎，敲着铜鼓，吹着号角，手执斧头和葫芦笙，双臂舒张，昂首阔步，有比较规范而又夸张的舞蹈动作。

现信宜金垌径口还有地堂戏的习俗，秋收过后，看地堂戏便成信宜金垌、径口等地的村民的娱乐节目之一。所谓的“地堂戏”是指人们仿照粤剧的动作，唱法，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表演出来，演戏的人大多是乡中的农民。现天马山旅游区按百越古史记载，恢复了古僚族芦笙舞及跳竹竿，游客跟随舞者围绕火堂跳舞高歌尽兴。

《魏书·獠传》有简略的记载：“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其中“鼓”即铜鼓，说明贵铜鼓。

刘恂《岭表录异》说：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厚，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原注：玉螺，盖螺之白者，非琢石所为）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如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据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绞，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晋裴渊在《广州记》中所说的：“俚僚铸铜为大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

广东信宜（窦州）地处古高凉州北地带，远古就是俚瑶生活的地方，僚俚人崇拜雷神。其铸造的铜鼓乃雷的象征，铜鼓上的文饰、蹲蛙、羽人都有祀雷有关。僚人认为布洛陀是他们的祖先，雷公能呼风唤雨，格杀妖物，保卫人间和平、安宁与五谷丰登。

信宜出土的铜鼓，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信宜铜鼓是中国西汉至明代时期，南部及西南部地区少数民族铸造和使用的特种器物。它既是战鼓，又可作乐器使用。当时对于铜鼓的占有量，不仅体现了财产的富有，而且也是统治权力的象征。信宜古代铜鼓的陆续出土，为研究粤西桂东地区相应时期俚僚人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隋书·地理志》说：“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秦末汉初，粤酉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进一步积累，阶级对立现象也不断增大。少数人成为君长、都老；大部分人则沦为奴隶。铜鼓的出现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铜鼓体型高大，壁薄均匀，花纹精细，铸造工艺复杂。铜鼓的铸造过程，需经做模、翻模、镶芯、浇注、拆范、整理等工序。按此推断，在能够生产铜鼓的年代里，其青铜器铸造业已达到一定水平，而且具备了铸造大型容器的经验和能力，这是铸造铜鼓本身的技术条件。此外，还有原料来源问题，有采矿、冶炼等物质生产问题。这些都是铜鼓生产中必备的物质条件。

到了隋唐，岭南地区由于山高路远，中央王朝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统治。因此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推行“以故俗治”的政策，让各部落的君长、都老等大首领，分别治理各自的部落。由于各部落的君长、都老等首领享有对其部落控制的权力职能，因此各部落仍然保存着“好相攻击”的陋习，他们互相用战争来掠夺旁郡的财富和人口。《隋书·地理志》上说“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

实际上铜鼓其作用远不只用于战争。主要的还有用以报警、祭祀、驱逐猛兽、镇压“邪魔”以至于娱乐等等。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竟作，弥日不绝。”

宋《寰宇记》说；“窦州”（广东信宜）、“昭州”（广西平乐）“谷熟时，里閈同取戌日为腊，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届时，男男女女，盛装椎髻，光着脚板，聚于打谷场上，且歌且舞，夜以继日，尽欢而散。俚人跳舞，舞蹈者一般是经过化装的，椎髻上插羽翎，手执斧头和葫芦笙，双臂舒张，昂首阔步，有比较规范而又夸张的舞蹈动作。

铜鼓是我们的国宝，在古代，铜鼓象征权力和富贵，鸣击铜鼓更是吉祥之兆。信宜是中国的铜鼓之乡，是广东省出土铜鼓最多的县（市）。该市出土铜鼓始于800多年前的宋代宋嘉泰元年（1201年），此后陆续有铜鼓出土，已先后出土铜鼓55面（解放后出土31面），其中有多面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国家博物馆、省博物馆均收藏有信宜出土的铜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