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出其所为理瀹骈文示余。受而读之见其自灵素而下博采约取囊括靡遗。而不俗人徒重其意可知矣。然而断断然出于外治者何哉。以为读吾之书而有得焉。则于外治非弋获。即改而从汤液奚不可也。未之有得则姑用吾之治以为治。有不中去之无难。可以收汤液之利而无其害。君之用心可谓仁且智矣。余愚不知医。君辱不余鄙而委以序。因为发明外内一贯之理。

而要其归于气。其亦有听然而笑者乎。

同治三年鞠有黄华之月海宁许楣书于南通州旅次之存悔斋

序

余性好医。知医之难未尝妄为人医。今老矣。阅历益多更不敢谈兹事。惟以诗遣兴而已弟尚先着外治医说。刊既成易名骈文。属余序言。余观之窃以为可不序也。文已详之矣。然其中有不必论者。亦有不得不为之辨者。夫其所述天地万物之理。贤圣授受之心。学人格致之功。乃医之本也。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也。信者自信。不信者自不信也。此不必论者也。而其为法。则于前人诸家外独辟一门。人人共见其无害者也。而或以为虽无损于人亦无益于人。此不得不为之辨者也吾谓其书足。比邵子蠢子之数。方今医学失传久矣。苟中材以下贫无所藉。俾习其术以养其生。不至重衣食而轻人命。即使无功而阴受其功者多矣。况施济有年实有可凭者乎。夫蠢子数数之有验者也。故人多学其法。至数之与皇极经世同出于一原。则亦非上智不悟云。

同治三年甲子四月高桥散人书

序

客有问于余曰。古以医书为活人之书。若君兄之理瀹骈文者其果能活人耶。余曰能活人曰何以征之。余曰于吾兄之所以施治者而征之。客曰施治如何。余曰泰之东北乡曰俞家垛。

吾兄与余奉母避乱之所居也。余橐笔处州幕。兄在乡自制膏药以为施治。余以时归省。得见兄之所为施治者。下河数百里。间为庄者一千五百有奇。凡篇值力作之壮男健妇。以及衰老幼稚居湫隘卑湿之地。而又时为寒暑所侵。内而心腹之患。外而头面身体肌肤之疾。往往困于力之无如何。委而不治者半。或力能治矣。数医而无验。亦自惜其药之徒费而不复治。闻施者相率而就。日或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人情莫不安于药饵。狃于其所常而疑于其所异。

彼夫病之久且深者。初请得一纸膏以去。窥其意若不甚释。然至三四易已脱然踵门而谢曰。

吾谒所谓高手者多矣。此独不烦饮药。不待切脉。窃以为疗之难而竟得愈之易也。告于其所亲。来试之而果验焉。所亲更告于其所知。来试之而又验焉。以是信日益多。传日益广。凡远近来者日或一二百人。或三四百人。皆各以时聚有舁有负。有扶掖有提携。或倚或蹲。或立或跪。或瞻或望。或呼或叫。或呻或吟。或泣或啼。拥塞于庭。待膏之救迫甚水火。斯旁观者莫不慨息。以为绘流民之图。开赈饥之局不过如是。深虑一人胗视之难而力之有所不暇给也。而吾兄则自晨起。以次呼立于几案前。令自述病因。侧耳听之。若宜补。若宜泻。

若宜凉而宜温略一视颜色。指其部位。分别散给有重症急症膏。外加以药。不半日而毕。自来医未有如此之捷简者。月治数千人。但有所忌于人无所怨于人。则膏之能活人可知也。吾兄尝语余曰。医于外症易。内症难。实症易。虚症难。吾之此膏焉能必应。然治得其通而所包者广。术取其显而所失者轻。可以藏拙。可以观变。可以补过。可以待贤有谓吾取巧者。吾岂敢取巧哉。吾亦求其心之安而已。噫。是即吾兄用膏施治之本意也。夫亦即此书之所以为活人也。夫客欣然心悦而退。适鸠工既竣。吾兄命余弁言。遂书其与客问答者如此。

医小道也。而修德积善之方在焉。风尘扰扰。我子若孙其克守此以保家。或不仅为耕读之一助也

岁在甲子孟夏之月官业谨识于海陵寓斋之小鄂不馆

序

序

序

略言

存济堂药局修合施送方并加药法

存济堂药局修合施送方并加药法

清阳膏

散阴膏

金仙膏

行水膏

清肺膏

温肺膏

养心安神膏

清心化痰膏

健脾膏

清胃膏

温胃膏

清肝膏

滋阴壮水膏

扶阳益火膏

大补延龄膏

通经膏

固经膏

安胎膏

催生膏

卫产膏

云台膏

补录阳痧救急膏

补录阴痧急救膏

（霍乱厥汗）温胃膏

（麻痧躁渴）滋肾膏

补录单方膏

一、追溯外治法的渊源与发展

吴氏指出，外治法的历史渊源很早，如《内经》上就有桂心渍酒以熨寒痹，用白酒和桂以涂风中血脉，这就是外用膏药以治病的开端。《伤寒杂病论》更有火熏法发汗，以冷水劫热，猪胆汁、蜜煎导法通大便，菖蒲屑纳鼻孔中吹之治尸厥气闭等等，都是外治方法。以后又有熨法治结胸痞气，黄连水洗胸，芫花水拍胸，石膏和雪水敷胸，蚯蚓和盐捣敷胸等，治疗伤寒邪热传里，温病发斑更有胆汁青黛水，升麻水扫法，蓄血有苏叶汤摩法，并有犀角地黄熬贴法。尤其叶天士用平胃散炒熨治痢，用常山饮炒嗅治疟，变汤剂为外治，实开后人无限法门。其实，《内经》上是外治、内治并列的，并未教人专用内治法；何况上用嚏，中用填(如填脐散)，下用坐(坐药)，其效尤捷于内服法。吴氏举了一些例子，如种牛痘(最早是用痘痂研末纳鼻的)，纳药鼻中而传十二经，还有急救卒中暴绝，用药吹耳而能通七窍等，药气之相感，几如通神。

综观吴氏外治方法，除以膏药为主，并扩大它的治疗范围外，并有敷、熨、熏、浸、洗、擦、坐、嚏、缚、括痧、火罐、推拿、按摩等等一二十种之多，可以说，他对中医外治法作了一次划时代的总结。

二、阐发外治法的理论基础

外治法与内治法并列，但必须根本于内治，不仅仅是一二个相传有效的方子而已。吴氏指出：“外治必如须内治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因此，从《素问》、《灵枢》而后，如《伤寒论》、《金匾要略》以及诸大家的著作，均须阅读，即如喻嘉言、柯韵伯、王晋三诸君之书，都有所阐发，并有精思，亦应细心寻绎。这些书籍，均是名师，如其“通彻之后，诸书皆无形而有用，操纵变化自我，虽治在外，无殊治在内也。外治之学，所以颠扑而不破者此也；它与内治并行，而且能补内治之不及者亦此也。”

吴氏进一步指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其实，临床处理，医理与药性，并无二致，但在运用的方法上，则神奇变幻，活法很多，上可以发扬造化五行之奥蕴，下可以扶危救急，层见叠出而不穷。何况外治之法，不象内治，有许多制约，而是无禁制，无窒碍，无牵掣，无沾滞，“世有博通之医，当于此见其才。”

即如外治法的膏方，亦都取法于内治法的汤丸。汤丸是按照辨证论治设法，外治亦是按照这个大义立法的。所以，“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不仅香苏、神术、黄连解毒、木香导滞、竹沥化痰等，即理中、建中、调胃、平胃、六君、六味、养心、归脾、补中益气等，都为常用之方。外用既有内治之效，而且没有内服或有误人之弊。

再论膏药之用，亦是完全按照内治理论设法的，如膏与药有别，有人混称，其实，“膏、纲；药、目也。膏判上中下三焦，五脏六腑，表里寒热虚实，以提其纲，药随膏而条分缕析，以为之目。”吴氏还说：“膏有上焦心肺之膏，有中焦脾胃之膏，有下焦肝肾之膏。有专主一脏之膏，脏有清有温；有专主一腑之膏，腑有通有涩。又有通治三焦，通治五脏，通治六腑之膏。又有表里寒热虚实分用之膏，互用之膏，兼用之膏。药则或掺膏内，或敷膏外；或先膏而用洗擦，或后膏而用熏熨。膏以帅药，药以助膏。”一切措施，都贯穿着内治之理。这里的关键，是一个“通”字，“理通则洽自通矣；然通须虚心读书。”所以，外治法是有理论根据的。

三、阐述外治法的具体应用

1、三焦分治 吴氏认为，病邪多从外入，外治法亦应首先从三焦分治。

①上焦之病，以药研细末，搐鼻取嚏发散为第一捷法，不独通关急救用闻药也。连嚏数十次，则腠理自松，即解肌也；涕泪痰涎并出，胸中闷恶亦宽，即吐法也。盖一嚏实兼汗吐二法。“其方多以皂角、细辛为主，藜芦、踯躅花为引、随症加药。”

此外，上焦之病，尚有涂顶、覆额、涂眉心、点眼药、塞耳法、擦项及肩，又有扎指法、握掌法敷手腕、涂臂法等等。而腹中、背心两处，尤为上焦病用药要穴。

②中焦之病，以药切粗末，炒香，布包缚脐上，为第一捷法。如古方治风寒，用葱姜豉盐炒热、布包掩脐上。治霍乱用炒盐，布包置脐上，以碗覆之，腹痛即止。治痢用平胃散炒热，缚脐上，冷则易之。治疟用常山饮，炒热缚脐上，其发必轻，再发再捆，数次必愈是也。此法无论何病，无论何方，皆可照用。

昔人治黄疸，用百部根放脐上，酒和糯米饭盖之，以口中有酒气为度。又有用干姜白芥子敷脐者，以口中辣去之。则知由脐而入，无异于入口中，且药可逐日变换也。

③下焦之病，以药或研或炒，或随症而制，布包坐于身下，为第一捷法。如水肿，捣葱一斤，坐身下，水从小便出；小便不通亦然。水泻不止，艾一斤，坐身下(并可缚脚心至膝盖)，微火烘脚，泻自止是也。以上治法，一属前阴，一属后阴，凡有病宜从二便治者仿此。

凡下部之病，无不可坐。若内服药不能达到，或恐伤胃气者，或治下须无犯上中者，或上病宜釜底抽薪者，更以坐为优矣。

又有治鼓肿及秘结，煮煎药水倾桶中坐熏者，即用峻药，亦不至大伤元气。又治久痢人虚，或血崩脱肛者，不敢用升药，用补中益气煎汤坐熏，产妇阴脱，用四物煎汤加龙骨入麻油熏洗，皆与坐法一例，或泻或补任用。

同时，下焦之治，尚有摩腰法、暖腰法、兜肚法、以及命门、脐下、膝盖、腿湾、腿肚、脚跟、足心等处治疗诸法，均有疗效。

总之，以上虽分上中下三焦，而凡上焦之症下治，下焦之症上治，中焦之症上下分治；或治中而上下相应，或三焦并治，其法俱不出于此。不独可代内服，并可助膏药之所不及。凡古方之有效者，视症加减，无不可为吾用，只需辨证分明，一无拘牵顾忌。医有数不治，外治则见得到即行得到，是诚至善者。

2、膏药运用 吴氏申言，余施诊专以膏药为主，因为较汤药为方便。具体运用，亦是首分三焦。如治上焦风热，及内外热症，并用清阳膏。外感风热，初起头痛者，以一膏贴太阳及风门，风既散，无传经之变。内热者，兼贴膻中。夹食者，并贴金仙膏。如邪热入里，欲用清法者，加硝石散，掺膏贴；欲用下法者，贴膏后用硝黄散，以鸡子清调敷胸腹，虽结胸亦能推之使下，屡试皆验。

中焦郁积，用金仙膏为多，气痛腹痛立效。疟疾，先用此膏贴胸口，化其痰食暑湿即轻。数发后可以截住者，用散阴膏加药末，贴项第三、第四骨两骨中间；先一时用生姜擦后再贴。并贴一膏于脐上(不必加药)，再以生姜两块捣敷两膝盖。轻者即愈，重者两张亦愈。三阴疟虽数年者亦效。忌口十日免复发。又如痢疾，无间老少，皆用金仙膏，一贴胸口，一贴脐上。轻症半日腹响泄气，小便通利，胸中廓然即愈；重症逐渐减轻，不过数日亦愈。此二症夏秋最多，余治愈不止万人，特为拈出。

下焦寒湿，用散阴膏为多。若上热下寒者，贴足心、脾虚泄泻者，贴脐并对脐皆效。风寒湿痹，筋骨疼痛，及跌打内挫，一贴即愈。

同时，尚有五法：一审阴阳，分别表里寒热，邪正虚实；二察四时五行，根据四时所伤，五脏病变；三求病机，探讨风、气、湿、寒、火的变化；四度病情，忧、愁、思虑之伤五脏；五辨病形，即五脏六腑病之外症不同，均有用膏大法。除上述诸膏外，如行水膏、清肺膏、清肝膏、养心安神膏、健脾膏、温胃膏、清胃膏、滋阴壮水膏、挟阳益火膏等等，均当相宜用之，而且皆有疗效，不可缺少。如属外科病，则始终以云台一膏，加以敷药、掺药，亦不必内托服药，并不用刀针升降等药。

膏药的作用，与汤药之理，是殊途同归的，但膏之用药，亦有不得不与汤头异者，盖汤主专治分六经，用药一病一方，日可一易，故其数精而少；膏主统治六经，用药百病一方，月才一合，故其数广而多。同时膏中之药，必得通经走络，开窍透骨，拔病外出之品为引，如姜、葱、蒜、白芥子、花椒，以及槐、柳、桑、桃、蓖麻子、凤仙草、轻粉、山甲之类，要不可少，不独冰、麝也。必得气味俱厚，方能得力。虽苍术、半夏之燥，入油则润；甘遂、牵牛、巴豆、草乌、南星、木鳖之毒，入油则化，并无妨碍。又炒用、蒸用，皆不如生用；勉强凑用，不如竞换用。总要假猛药、生药、香药，率领群药，开结行滞，直达其所，俾令攻决滋助，无不如志，一归于气血流通而病自己。若与和平轻淡之剂相比，相差很远，未免使一般医生吃惊。

即使用补药，必用血肉之物，则与人有益，如牛肉汤、猪肾丸、乌骨鸡丸、鳖甲煎、鲫鱼膏之类，可以仿加。但须注意，外治者，气血流通即是补，不必从药补为补。这是吴氏积数十年之苦心，领会前人精义，别开生面的成果，盖尤得力于张子和者。

总之，“膏药的功用，一是拔，一是截。凡病所结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无深入内陷之患；病所经由之处截之，则邪自断，无妄行传变之虞。”

至于膏药贴法，不专主一穴，如治太阳经外感，初起以贴两太阳、风池、风门、膻中穴；更用药敷天庭，熏头面腿弯，擦前胸后背，两手心足心，分杀其势，即从热病五十九刺之理推出。其余诸经，可做此推广。若脏腑病，则视病所在，上贴心口，中贴脐眼，下贴丹田；或兼贴心俞与心口对，命门与脐眼对，足心与丹田应。如属重症，酌用掺末，专治尤应。如属外科病，除贴患处外，用一膏贴心口以护其心；或用开胃膏使进饮食，以助其力，可以代内托法治外症，亦不必再另服药。

一般情况，膏药热者易效，凉者次之，盖热性急而凉性缓；攻者易效，补者次之，以攻力猛而补力宽缓。然而大热之症，给以凉药，其气即爽；极虚之症，授之以补，其神即安，这里关键，在于药贵对症。

更有热症可以用热药者，是因其病得热则行，同时热药又能引邪外出之故，这就是所谓“从治”方法。虚症亦可以用攻药者，是有病当先去，不可以养痈遗患；同时亦具有同气相感之意，虚体亦能胜任。但这些都是临床活变，应斟酌而用之。

古法在汤头治病中，往往有寒热并用者，有消补兼行者，膏药何独不然。《精要》有贴温膏、敷凉药之说，足为用膏药者之一诀。推之外治，亦可贴补膏，敷消药，此即扶正以逐邪之义。若治一身两种病，则寒热消补虽同用，而上不犯下，下不犯上，中不犯上下，更无顾忌。

《理瀹骈文》，外治法专著，又名《外治医说》，清代吴尚先(师机)著。初刊于同治四年(1865年)。此书详列古今医家外治之法并结合个人外治经验。初名《外治医说》，后改今名。作者据《子华子》一书所说“医者理也，药者瀹也。”用骈体文叙述以便学者记诵而注方于下，故以《理瀹骈文》为书名。书分4卷。卷1略言，概述内病外治之源流及其原理，其议论透彻，浅显易懂；卷2～3详述伤寒、中风、痹证等多种病证的外治法，并附有外治之类方，随证列法，法在其中，“繁而不节，取便览也；俚而不文，取易晓也。”末卷为21膏剂良方，附以施治法及《治心病方》一文。清代王宗寿鉴于吴氏之外治法多指经穴贴膏敷药，恐病人得方而不尽知各穴部位或误其处，故补刊“铜人图经穴考”，附于其后。全书以记述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治法多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便于推广应用。

吴氏在《理瀹骈文》中总结前人的成就，发挥自己的独到见解，把中医外治法大大推进了一步，对以后的中医外治法影响很大，以后言外治者亦多取法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