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以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为其理论基础。生态学尽管是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属自然科学范围。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实征研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的探索的结合，形成生态存在论哲学。这种新哲学理论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机械论世界观，提出系统整体性世界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自然——社会”协调统一；反对自然无价值的理论，提出自然具有独立价值的观点。同时，提出环境权问题和可持续生存道德原则。

当然，生态美学尚在形成过程中，只是一种发展中的美学理论形态，还不具备一个学科的特点。面对西方当代的生态存在论哲学也需进一步探讨。一些理论家将“存在”引向神秘的“上帝”的倾向，以及“世界的返魅”问题、自然的“内在精神”与独立的审美价值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对待现代化与现代科技问题都值得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其加以分析地继承。

生态美学产生于后现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之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部落时代、早期文明的农耕时代、科技理性主导的现代工业时代，信息产业主导的后现代。所谓后现代在经济上以信息产业、知识集成为标志。在文化上又分解构与建构两种。建构的后现代是一种对现代性反思基础之上的超越和建设。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是利弊同在。所谓利，是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谓弊，则是现代化的发展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严重危机。从工业化初期“异化”现象的出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环境危机，再到当前“9.11”为标志的帝国主义膨胀所造成的经济与文化的剧烈冲突。总之，人类生存状态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1、生态学的最新发展为生态美学提供了理论营养。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当代生态学又被称为“深层生态学”，首先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年提出。深层生态学旨在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的失误及其原因，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主张从社会机制、价值体系上寻找危机的深层根源，以深层思考在生态问题上人类生活的价值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问题。

自我实现原则是深层生态学追求的至高境界。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概念中的“自我”与形而上学的一个孤立的、与对象分离的自我有根本区别，与社会学所追求的人的权利、尊严、自由平等以及所谓的幸福、快乐等都是以个人为基点的自我也不同。奈斯用“生态自我”来突出强调这种自我只有纳入人类共同体、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之中才能实现。深层生态学讲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过程。即在大自然之中，不是与大自然分离的孤立个体；作为人的本性是由与他人，与自然界中其他存在者的关系所决定。当把其他存在者的利益视为自我的利益，方能达到所谓的“生态自我”境界。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危机已经具有全球的性质。第一，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任何局部破坏，都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第二，任何个人的生存都必然依赖于“类”的生存，如果失去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生存下去。第三，解决困境的出路也只能是全人类的统一存动，任何局部的个人、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一全局性的问题。因此，价值观和伦理观需要实现从个人本位向类本位的转变。

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深层生态学的另一准则，其基本含义就是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者都有生存、繁衍和体现自身、实现自身的权利。在生物圈大家庭中，所有生物和实体作为与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的内在价值是均等的，“生态”与“生命”是等值的、密不可分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力也是相同的。人类作为众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种，把其放入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并不能得出比其他生命形式高贵的结论。用马斯洛的话就是：“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至少和自然有最低限度的同型性（和自然相似）才能在自然中生长……在人和超越他的实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裂缝。”

总之，当代生态学——深层生态学所提供的的理论资源，为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生态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生态学取得长足发展并逐步渗透到其他各有关学科的情况之下逐步形成的。

2、后现代文化形态为生态美学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前提。根据托马斯·伯里的观点，后现代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他认为“在具体化的生态精神出现之前，人类已经经历了三个早期的文化一精神发展阶段：首先是具有撒满教（Shamamic）宗教形式的原始部落时代（在这个时代自然界被看作神灵们的王国）；其次是产生了伟大的世界宗教的古典时代（这个时代以对自然的超越为基础）；再次是科学技术成了理性主义者的大众宗教的现代工业时代（这个时代以对自然界实施外部控制和毁灭性的破坏为基础）。直到现在，在现代的终结点上，我们才找到了一种具体化的生态精神（同自然精神的创造性的沟通融合）”。如果考虑经济因素和其他条件，可以认为，后现代信息经济社会超越了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工业时代社会，这是走向生态平衡和协调发展的生态精神时代。

生态美学的产生还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美学与文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从20世纪初期形式主义美学的兴起开始，连绵不断地出现了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等科学主义浪潮，侧重于对文学艺术内在的、形式的与审美特性的探讨；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再现对当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性别、种族等人文主义美学的浓厚兴趣。正如美国美学学者加布里尔·施瓦布所说：“美国批评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来说，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因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美学在新时代的这种“文化转向”恰恰是后现代美学的重要特征，这就使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命运问题的探讨必然进入美学研究领域，成为其重要课题，从而为生态美学产生提供必要条件。

提出生态美学的概念是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文化的需要。

具体地说，一是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学科的发展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前进，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新的学科理念；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也可以说由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的转型。

生态美学是后现代的概念，“后”有很多解释，哲学的后现代、文化的后现代、经济的后现代。我们所说的“后”是有着特定含义的，它是对现代的反思与深入，其标志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某生态学家她经过大量的调查，用科学家的精神和文学家的激情，来反思农药对大地对地球的危害，她是当代生态理论的开创者；另一个是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环境宣言》，这标志着人类跨入了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国家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从此环境问题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问题。而中国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是十分紧迫的。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性国家。我们的资源贫乏环境压力极大。温家宝总理曾经说，世界上几百年间发生的环境问题，在我们国家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环境破坏的严重性是难以想象的。

二是为了适应哲学文化的转型。进入21世纪，中国的哲学文化面临着很大的转型，从主客二分，人做中心到人和自然相互影响。1966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1930—2004）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去中心”的概念，他认为：中心可以在结构里面，也可以在结构外面，所以中心就不存在了。还有个科学家提出了“人的终结”即人的死亡。1831年黑格尔去世，哲学和文化文明开始转型。

三是为了适应美学的文学学科的需要，美学的文学学科在20世纪面临转型。

新的生态哲学观必然引发新的美学观念。当代的生态美学就是基于生态哲学基础上的美学思考。它从自然与人共生共存的关系出发来探究美的本质，从自然生命循环系统和自组织形态着眼来确认美的价值，其宗旨是对生态环境问题予以审美观照，重建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亲和关系。

1、生态哲学主张的自然界的有机性、整体性与综合性反映了生态美学的和谐性与关联性。生态哲学认为，自然界所有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有着网络式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是由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构成的。有机联系使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包含，彼此共生共存。同样人也是有机联系之网中的一个要素，人与其他物种也处于极其复杂、动态的有机联系之中。

生态哲学还强调自然界整体上的动态平衡。任何自然界实体都处于动态的进化过程中，每一事物的进化过程或许出现不平衡，但整个系统应该是趋于平衡的。所有的系统都具有自组织进化的功能，自组织进化趋向熵最小的秩序。具体说，相对于整个生命系统而言，“生”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个体生命的保存，在更大意义上在于生命系统的有生有灭与不断更新。生态平衡的动态性正是这样一个通过个体生命的有生有灭而达到生命系统生生不息的上升、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对美与美学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美”所特具的和谐性、亲和性等却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美”所具有的这些特性恰恰同现代生态学系统整体性的基本观点相吻合。法国社会学家J-M·费里就乐观预言：“未来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言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在这里，费里将环境整体化十分自然地同美学相结合，并对美学在生态学中的作用给予极高评价。生态美学将和谐看作最高的美学形态。这种和谐不只是中国古典美学所说的精神上的和谐，而首先是现实的和谐。这种和谐核心是生命的存在与延续，是生命的网络系统和整体特性所决定的。

生态美的另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强调生命的关联性。生态美学看生命，不是从个体或物种的存在方式来看待生命，而是超越了生命理解的局限与狭隘，将生命视为人与自然万物共有的属性，从生命间的普遍联系来看待生命，重在生命的关联。美无疑是肯定生命的，但是与以往的美学根本不同，生态美学说的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而是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这个人所生存的世界的活力，且生态美即在生命自诞生到消亡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得以不断展现。

生态哲学还强调自然界的综合性。生态的综合性体现在生态是包括人在内的生命生存的各种条件系统，其中虽主要是自然的，但也包括社会的以及人文的。因此，除了包括自然生态外，还涉及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以及人自身的内部生态的内容，但生态美却总是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核心的。因为“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这三大文化主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影响和规定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美中有自然美，也有人创造的各种美，如社会美、艺术美、技术美等。却又不能简单的将生态美与其中的任何一种形态的美相等同。

2、生态哲学主张的“有限主体”意识和尊重自然界价值与权利反映了生态美学的统一性和亲和性。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同自然界关系时，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可”、“无所不做”的绝对主体，这是一个“疯狂主体”，它消灭了人的理性、价值追求和实践行为的绝对界限，使人失去了任何限制和约束。

从生态哲学的观点看，主体性不过就是事物的主动性、主导性、创造性和能动性，或者说，凡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的事物都有主体性。这是因为具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的事物都能在具体环境中进行不同程度的创造，从而取得一定水平的适应环境的主动性和主导性。依据这样观点，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在世界万物中，作为“存在之大全”的自然具有绝对的主体性。在人所居住的地球上，人类是最高程度的主体，动物次之，植物又次之……就人而言，无论人的能力怎样发展，人都仍然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超越自然界整体对它的限制，它始终是一个“有限主体”，始终都只有依赖于自然界整体的存在才能生存。

一般说来，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两种价值：第一，作为“人类家园”的环境价值；第二，作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所必需的原料（资源）的消费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价值。而环境价值则是一种“非消费性价值”，即“存在性价值”，是因为它只在保持其存在时才具有和能够实现其价值。因此，有必要合理地处理环境价值与消费性价值的关系，找到隐藏在消费价值与环境价值背后的更深层的人类的生存价值。只有生存价值才是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

承认非人自然物有其内在价值和权利，但并不认为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同等的主体，所以也不认为所有的自然物都有同等的价值和权利。人除了生命权以外，还享有财产权、名誉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在地球上，人类因为具有最高的主体性而创造了文化，从而才享有这么多的权利，但绝不能由此把人与自然关系完全绝对化。

生态美学反映了审美主体内在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统一性。在这里，审美不是主体情感的外化或投射，而是审美主体的心灵与审美对象生命价值的融合。它超越了审美主体对自身生命的确认与关爱，也超越了役使自然而为我所用的实用价值取向的狭隘，从而使审美主体将自身生命与对象的生命世界和谐交融。生态审美意识不仅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也不只是对外在自然审美价值的发现，而且是生命的共感。生命的共感既体现了生命之间的共通性，也反映出生命之间的共命运感，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的独奏曲。

总之，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型态，其深刻性首先在于它所拥有的价值立场与理论向度。这种价值立场与理论向度突出表现于生态美学是从一种新的审美高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文化间的审美关系，有助于纠正主体性神话的偏颇，也体现了对人类整体前途的绿色关怀。

禅宗境界的极好体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佛教禅师十分重视对“境”的领悟，这个领悟包括禅师对自然的态度和反应。禅师从不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不远离自然，认为自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也是我们回归的地方。这就是禅与自然的本来面目。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色悟空，所以，自然山水（色）是佛性（空）的体现，也是禅宗的境界。故此，禅宗并非消极地背对人生，更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充满勃勃生机和生态美学智慧的。在禅宗那里，可自由地欣赏常青之绿树，轻轻地抚摩芬芳之野草，静静地聆听清脆的鸟鸣，细细地呼吸和煦的春风，悠然地流连于山光水色之间。萧萧风吹，寂寂静坐，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中，人与万物众生别无二致，我即是物，物即是我。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而佛教与美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俗话说“世上名山僧占多”，光从这一点就可看出佛与山水自然的关系。佛教主张一心向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都体现了人类的心灵之美。邓先生引宏智正觉禅师的话说得很生动：“诸禅德，来来去去山中人，识得青山便是身，青山是身身是我，更于何处著根尘？”融入青山绿水，人就能得道成佛，否则，无处安身。黄龙慧南禅师这样暗示禅宗境界：“烟村三月雨，别是一家春。”这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已将自然物理现象幻化为自由生命现象，即直观生成了生命涌动、大道流行的生态美。

此外，道家生态美学与禅宗生态美学之间存在着共通性：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道家生态美学主张道法自然，回归自然，以自然为精神自由的归宿，而禅宗生态美学则看空自然，即自然也是空的，是因缘和合、变动不居的；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道家生态美学采取避世的态度，认为超越现实才能获得自由，而禅宗生态美学则主张顺世，即在现实生活中参悟人生的真谛，获得解脱和自由；在追求的境界上，道家生态美学追求“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它只存在于精神境界中，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其追求目标是有条件的自由境界，而禅宗生态美学则以自心无累的妙悟境界为追求目标，其追求目标是无条件的自由境界。

生态美学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它实现了美学学科全方位的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突破表现在六个方面。

哲学基础的突破

生态美学使得美学的哲学基础由传统的认识论过渡到实践哲学，并由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生态整体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人与自然之间构成最基本的哲学“对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美学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尚处于传统认识论范式的支配下。例如，我国“实践美学”的倡导者力主“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而美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等。其实，马克思力主从人的感性的实践角度去理解事物，并从内在尺度与种的尺度统一的角度来阐释美的规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提出，对“对象、现实、感性”应该从“感性的人的活动”的角度加以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建构奠定在“现实的个人”的基础之上。将实践活动确立为哲学的立足点，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格局。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人类活动基础上的统一。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生态美学，突破了传统的认识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是当代审美意识领域的一场革命。

美学对象上的突破

国内关于美学对象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受黑格尔“美学是艺术哲学”观点的影响，都将艺术放到唯一的，至少是极为重要的位置上，而忽视了自然。例如，“实践美学”的倡导者就认为，“美学基本上应该研究客观现实的美、人类的审美感和艺术美的一般规律。其中，艺术美更应该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目的。”然而，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乃是最基本、最原初的审美关系，其重要性决不亚于艺术审美。特别是在当代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人类对于纯净的大自然更是保有一种美的向往。1966年，美国学者赫伯恩发表《当代美学及自然美的遗忘》一文，抨击了美学界对于自然审美维度的忽视，开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之先河。在美学对象问题上，生态美学超越了艺术中心主义，不仅具有自然审美的意蕴，同时还影响到艺术审美与生活审美，使之必须包含自然审美的维度。

自然审美上的突破

以往美学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自然，以“人化自然”来确定自然审美的内涵。在生态美学看来，就其本质而言，审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样态及过程，而自然审美过程实际上是自然的审美属性与人的审美能力交互作用的结果，并不存在某种实体性的“自然美”。

审美属性的突破

由于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以往美学认为审美是一种超功利、无利害的静观。例如，“实践美学”就认为，“审美就是这种超生物的需要和享受”，真善美的统一“表现为主体心理的自由感受（视、听与想象）”。生态美学则主张包括眼耳鼻舌身在内的全部感官在审美过程中的介入，借鉴了西方环境美学的“参与美学”观念。

美学范式的突破

以往美学的范式，偏重于形式美之优美、对称与和谐等诸规定性。生态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存在论美学，突破了形式美的种种限定，以人的“诗意的栖居”为哲学旨归，以审美生存、四方游戏、家园意识、场所意识、绿色阅读、环境想象与生态美育等为新的美学范式。

传统美学地位的突破

以黑格尔和鲍桑葵为代表，西方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美学与艺术是持否定态度的。例如，鲍桑葵就认为，中国和日本等东方艺术与美学，“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生态美学则在中国传统美学之中，发掘出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众生平等”等古代智慧，都对当代西方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产生过重要启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我们通过中西会通建设当代生态美学的丰富资源。比如，“天人合一”可与存在论美学相会通，“中和之美”可与“诗意的栖居”相会通，“域中有四大人为其一”可与“四方游戏”相会通，怀乡之诗、安吉之象可与“家园意识”相会通，择地而居可与“场所意识”相会通，比兴、比德、造化、气韵等古代诗学智慧可与生态诗学相会通，从而构建起一种蕴涵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符合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生态美学体系。

生态美学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形成并丰富了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这种美学观同以萨特为代表的传统存在论美学观相比在“存在”的范围、内部关系、观照“存在”的视角、存在的审美价值内涵等方面均有突破。是一种克服传统存在论美学各种局限和消极方面，并更具整体性和建设性的美学理论。它将各种生态学原则吸收进美学，成为美学理论中著名的“绿色原则”。其次是派生出著名的文学的生态批评方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生态批评方法得到长足发展。它倡导系统整体观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社会责任，反对环境污染；倡导现实主义，反对对自然的扭曲与施虐。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再次，促进了生态文学的发展。所谓生态文学即绿色文学，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题材、歌颂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共生共存。最后是有利于继承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智慧，主要是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易学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

面对西方当代的生态存在论哲学也需进一步清理批判。特别是某些理论家将“存在”引向神秘的“上帝”的倾向，以及“世界的返魅”问题、自然的“内在精神”与独立的审美价值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对待现代化与现代科技问题都需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