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初，广州已有疍民开始上岸居住了。他们将打捞来的废旧木料聚在一起，在江岸边的空地上盖起一个个窝棚，形成了简陋的聚居地。伍锐麟先生就曾对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对岸沙南(二沙岛附近)的疍民聚居地作过调查，发现多数疍民每家都有一到两艘小艇，但他们大多在晚间居住于窝棚之内，也有人喜欢住在艇里的，伍先生因此将他们称为“两栖人类”。

然后，这样的上岸居住并不能称之为定居。新中国成立以后，疍民才开始大规模上岸定居。

直到新中国成立，疍民才真正赢得了平等的法律权利。

1949年11月，市委着手建立各区人民政府，为疍民专设了一个珠江区，其辖区为东起猎德、西至白鹅潭的珠江江面；1951年中，省政府又下发了《关于召开广东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规定疍民代表必须占到一定比例；1953年，珠江区还选拔了近百名疍家青年进入了政府部门，疍民里千百年里第一次出现了这么多“当官的”，想来，这一事件在当时一定颇有轰动效应。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广州，指示做好水上居民的上岸定居工作；1956年9月，广州成立了水上居民上岸工作领导小组；1959年～196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专门拨出约1700万元，以及数百吨钢材和2000多吨水泥，专门用于建设水上居民新村。考虑到当时的财政状况，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大手笔的投资。当时，全国合作化运动方兴未艾，珠江区也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手工业和农业合作社，解决疍民上岸后的生计问题，与此同时，猎德、东望、大沙头、二沙头、滨江东、南园、基立村、素社、石冲口、科甲涌、如意坊、荔湾涌等近二十处渔民新村相继落成，疍民开始大规模上岸。

据统计，从1956年～1966年，4万多疍民上岸定居，占了当时经调查得出的疍民总数的七成左右。从1951年～1965年，广州共有近5万疍家人上岸定居，占了昔日水上居民的一大半。

其后，从1966年～1987年，广州又陆续投入百万元，帮助剩余三成疍民上岸定居，历时30年的疍民上岸定居工作至此画上句号。

随着福州疍民与陆地汉人的长期接触交流，到了明代，他们已经逐渐被汉化，开始转而使用闽东语。18世纪的雍正年间起，开始有少量福州疍民上岸定居，这些人被称为歇家，民国废止对疍民的不平等政策后，上岸的疍民渐多，新中国成立以后，更大规模安排疍民上岸。1950年代初，东南各省的疍民曾一度被作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但在1955年的民族识别调查后，中共中央认为疍民由于长期已融入于汉族，因而认定为汉族的一部分。

福州疍民到近代可能仍保留有些许古闽越人的体质特征。老一辈居船的传统福州疍民比较独特的体征就是肤色较深、下身较短并且腿部弯曲，即罗圈腿，这一特征可能也是闽东语中对疍民“曲蹄”称谓的由来。这种体征的形成与这些疍民常年在狭窄低矮的船舱中屈膝睡觉、盘腿坐地、叉开双腿作业的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水上警察局的报告，从1928年到1932年，广州的疍民数量约在7万左右。不过，按照另一位学者伍锐麟先生的说法，这个数字其实是“缩了水”的，报了户口就意味着要纳税，据他综合各方面的调查数据推测，广州至少有十万疍民。

福州疍民分布图各个时期的福州疍民人口统计数字之间出入较大，民国时陈文涛认为福州市区的疍民人口达到十万左右，这个数字可能比较接近当时的情况。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统计，闽江下游约10公里两岸固定的疍民共有3731户、17235人，其中男性8760人、女性8475人，男女性别比为1：0.967；而流动于闽江水系的长乐、永泰、南平等7县的疍民人口达到4219户、10369人。这样闽江流域福州疍民人口共计27604人，其中不包括罗源、连江等地的沿海疍民。

另有资料称1950年左右闽江流域的福州疍民有3万多人。历史上，福州疍民主要分布在福州三县洲、帮洲、义洲、鸭姆洲、泛船浦以及上渡、中洲、苍霞、水部，后来又扩散到南屿、洪塘、马江、亭江、琯头、琅岐等地和闽侯、长乐、永泰、闽清、罗源、连江等沿江或沿海地区，有的福州疍民溯闽江而上，迁徙到闽北的南平、邵武、顺昌、建瓯、将乐等闽江上游地区，也有福州疍民沿海北迁至宁德、霞浦等地。

福州疍民讲闽方言，称福建疍民为“曲蹄”。广东疍家人讲粤方言，被称作“水上人”、疍家人等。

博贺疍家菜的特色。主要用海鱼、海虾、海蟹作为原材料，侧重捕捞海鲜制作，“纯鲜、咸香”为最明显两种特点。一是，取之大海，不时不食，食法天然，佐料简单，烹饪简约；二是，制作古朴土法，自然发酵，少盐，干晾，手工搓捣居多，多为饼团形式，便于行船保存。保留远古南越俚人的遗韵，传承广府疍民饮食习惯，糅合古港渔家风味，体现高凉沿海特色。

闽江福州万寿桥（今解放大桥）下的连家船，摄于1927年历史上，疍民被陆地汉人歧视而不准陆居，终生以船为家。根据清代侯官、闽县两县的旧志记载，福州疍民“其人以舟为居，以渔为业，浮家泛宅，遂潮往来，江干海澨，随处栖泊。各分港澳，不相凌躐。间有结庐岸上者，盖亦不业商贾，不事工作，习于卑贱，不齿平民。闽人皆呼之为曲蹄，肖其形也。以其脚多弯曲故也，俗亦谓之为乞黎云云。视之如奴隶，贱其品也。”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为近海和内河渔业、水上客货运等，大部分人生活非常贫困，而且生活很容易受到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在民国以前，绝大部分疍民受教育程度极为低下。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疍民大批上岸定居，传统的疍民生活方式逐渐萎缩。

清代至民国时，福州疍民多穿麻布染成的蓝黑、褐色衣裤，裤子非常宽大（福州称为“曲蹄裤”），女性的袖领上常镶有一寸多宽的黑边。在上岸定居之前，大部分疍民有赤足的习惯，并且不戴帽。疍民妇女天足，穿耳，梳尖螺髻，髻尾朝天，老年妇女则结髻，她们的髻上有五寸蛇形长簪，这点也被认为是蛇崇拜的遗留以及疍民为“蛇种”的闽越先民后裔的证据。

疍民

穿行于中洲岛南岸夹缝中的疍民，沿岸的木厝即疍民搭建的简陋居所，摄于1907年左右福州疍民的传统是终生居船。“连家船”是对疍民船只比较中性的一种称谓，同时“连家船”也成为对疍民非歧视的称呼方式。闽江上的连家船长度多为5-6米，宽约3米，首尾翘尖，中间平阔，并有竹篷遮蔽作为船舱。一艘连家船同时为福州疍民提供了工作和生活的空间，生产劳动在船头的甲板，船舱则是家庭卧室和仓库，而从事水上运输的疍民会将船舱同时作为客舱或货舱，船上没有厕所，船尾就是排泄的场所，疍民常用粗竹筒从裤管伸入胯下接尿，有时疍民还在船尾饲养家禽。早年上岸定居的疍民则在江畔、港湾滩涂兴建干栏式民居。先在地面打上木桩，然后或是将原先的连家船架于其上作为房屋，或是在木桩上铺设木板建设房屋，其内部空间非常狭小，这种房屋被称为“四脚楼”或“提脚房”。

传统上，闽江流域的福州疍民婚嫁多父母做主，也有媒人先说合的。一般程序为送礼、请奶（“奶娘”陈靖姑）、过关。新娘18岁忌出嫁，结婚到男家一般在黑夜，有哭嫁、骂嫁的习俗。疍女可以嫁上岸，疍男不娶岸上之女。婚礼当日，水面船只凡是经过迎娶新妇的轿船，无论是否认识，都可以上船讨米酒喝，米酒为娘家的陪嫁，称为“新妇尿”。与陆上传统的汉人社会相比，疍民的贞操观念淡薄，对婚前性行为与寡后再嫁并不在意，极少有“守节”的行为。富裕的男性疍民也有娶妾的。丧葬习俗与福州陆地汉民略有区别，例如，疍民由于生活艰苦，无力延请僧道为死人“做七”；此外，沿海的疍民没有墓地，往往用草席卷起尸体，悄悄埋到偏僻的荒滩野地中，不能被人看到埋葬的过程；早年福州市区一代信奉天主教的疍民则葬在福州西北部的奉教山（或称曲蹄山，即马鞍山），这里也是早期来华传教士艾儒略的原墓地。

福州民间年底祭灶节时，有“官三民四曲蹄五”之说，即官宦人家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三祭灶，平民家在二十四祭灶，而福州疍民只能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五祭灶。农历除夕时疍民将船驶入闽江中，以躲避索债者，名曰“迁篙”。农历正月初二到初四，疍民妇女和儿童有上岸讨粿的习俗，到陆地汉人居住地挨家挨户唱诗贺年、说吉利话来讨粿。福州疍民的“讨粿诗”有：“姑嫂双双贺新年，红红伞灯挂厅前；好糕好粿送奴去，金字牌板竖门前”、“旧年过了又新年，生意兴隆赚大钱；恭喜发财平安过，送奴糖粿过门前”等。节日时，福州疍民有着唱渔歌的传统，但近年来疍民渔歌已接近濒危。

福州疍民忌人从船前经过，认为这可能是溺水而亡的浮尸（称为“水马”），但一旦遇上浮尸则必须打捞上来，以免鬼魂作祟。对于溺水者，疍民禁忌直接施救，常有三沉三浮之后再救的习惯。由于行船生活的缘故，忌说“退”、“横”等字。忌见反复之物，比如锅盆不能翻覆、吃鱼不能翻面。此外还忌食鱼眼，并在船头刻画鱼目以保佑避免触礁。

福州疍民渔歌是流传于福州疍民中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有“盘歌”和“唱贺年歌”两种形式，歌词都使用福州话。盘歌为男女问答形式的对唱，歌词为演唱者的即兴发挥；贺年歌则是农历新年时疍民向陆地上的福州居民讨粿时所唱的歌曲。历史上，福州疍民渔歌既有采用闽剧的曲调，也对福州族群的民间歌谣曲艺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正面临着濒危的困境。它已被列入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位于闽江南岸的泛船浦天主堂是福州天主教疍民主要的敬拜场所之一早期，福州疍民多信奉融合了道教的福建本土宗教，其崇拜的神祇包括了闽越王无诸、蛇神、蛙神、龙神，还信仰或崇拜妈祖、拿公、白马王、螺女、五灵公、临水夫人、陈文龙、戚奶和各种地头神等本地神祇或历史人物。由于疍民常年行船的缘故，妈祖在疍民的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并随着疍民的迁徙而兴盛于闽江上游的内陆地区。福州疍民还将白马王传播到了马祖列岛，将拿公传播到了琉球。另外也有部分疍民信仰佛教。

福州疍民信奉天主教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时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开始在福州活跃，成立教区。自19世纪中叶起，欧美天主教传教士将福州疍民作为重要宣教对象，还为传教而学习福州话。天主教会通过保教权庇护在传统社会中备受歧视的疍民教徒，帮助信教的疍民上岸居住、免受欺凌，并开办教会学校向疍民普及教育，使得天主教在疍民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教徒人数骤增。清末福州开埠后，来榕的新教传教士发现相当部分的福州疍民已皈依天主教，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疍民中天主教徒的比例一直在提高，迁徙到闽北的福州疍民中也有一半的人信奉天主教。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天主教在疍民中的传播又一次呈现增长。疍民及疍民后裔也构成了福州天主教信徒的一大主体。

“游艇子”是古籍上对福州疍民最早的称谓，也泛指东南沿海的其他疍民，见于《北史》和北宋淳熙年间的《三山志》。唐宋时期对疍民较为普遍的称呼是“白水郎”，或称“白水仙”、“白水人”，《三山志》里就有记载。“疍”即南方的夷人，与“蜒”、“疍”、“蛋”等字通假，这种指代最早见于隋代，南宋以来被普遍用来称呼疍民。

“曲蹄”是专用于福州疍民乃至整个闽东地区疍民的矮化称谓，来自于闽东语。在清代闽县旧志中，有关于福州话“曲蹄”（平话字：Kuóh-dà̤）称谓来源的记载：“……俗呼曲蹄，以处舟中，其脚常弯曲不舒故。”即认为疍民弯曲的腿部使陆地上的福州人贬称其为“曲蹄”。根据燕京大学吴高梓的调查，该词的由来有几种可能：

“曲蹄”二字可能来自福州疍民的睡姿“曲蹄”。

福州俗字也写作“科题”，疑为“裸蹄”而来。

福州疍民的姓氏有几十种，很多都是明清时被汉化后所取的，比较常见的姓氏很可能与水或水上生活有关，最典型的包括江、唐、翁、欧、卞、池、浦等，“翁”姓可能取自“渔翁”的职业，“欧”则取自“鸥鸟”，“池”、“浦”、“江”、“海”等姓则取自疍民的生活地点。

姓氏分布上，福州市区的疍民多姓唐、赖、江、翁、詹等，闽侯沿江的疍民姓氏多为欧、卞、池、江、郭等，长乐一带的则以陈、江、翁、倪、林为多，罗源沿海的主要有林、欧、江、郑、连、陈、翁、刘、卞、唐等姓氏。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陆续安排福州疍民上岸居住，在闽江沿岸和沿海一带兴建了许多疍民聚居村落，并进行教育普及工作。譬如福州仓山区闽江南岸的疍民就被编入仓山区水上渔业大队，1979年政府还拨款建了一座渔民新村，自1990年代以来，其中许多户都自建了砖木房；而罗源县政府为沿海疍民兴建了鉴江镇海上村、碧里乡先锋村、松山镇乘风村三座陆上村庄。1990年代，福州市政府加大了对闽江流域连家船的整治，并同居住在连家船上的福州疍民签订“退出连家船”的协议。1991年底，福州市政府称帮助最后一批108户疍民已迁居岸上，2003年又宣布仓山区上渡尤溪洲最后一批47户167人的疍民上岸。1998年起，福建省政府也将福州疍民上岸定居列入“造福工程”计划，甚至组织画家卖画筹集公益款。目前福州市区水面上的连家船几乎绝迹，同时期福州周边县市的疍民也大多上岸居住。福州疍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等相比过去得到很大改善，而且摆脱了过去绝大部分为文盲的状况。

目前闽江上的福州疍民很多都从事渔业、水上运输、挖沙等职业，并获得政府一定的经济扶持，不少疍民的船只由小木帆船升级为带动力的大木帆船，甚至数百吨的钢船。有报道称，现代仍居住于闽江上的福州疍民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污染了闽江水质，这也是福州市政府要求疍民上岸的原因之一，其中一些疍民被福州市政府雇佣为内河保洁员，负责清理福州内河上的垃圾。

另一方面，福州疍民的传统文化面临严重的威胁，像渔歌这样的疍民的传统曲艺形式开始萎缩和濒临困境，现时，福州疍民渔歌已被列入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疍家菜制作技艺，是被称为“疍家人”（俗称疍家）的岭南地区水上居民群体世代传承的传统饮食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八批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已有数百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