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羌、鲜卑等族先后在我国北方建立政权，而为了政权的巩固，都必须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政策，于是加深了本族内部的分化，冲击了聚族而居的状态，增强了与汉族社会的多方面的结合。尤其是氐人，本来汉化水平较高，其建立的前秦政权最强大，人数相对而言较他族为少，却又在统一北方后，聚居三原、九嵕、武都、雍夕她的氐人十五万，被强行分散于诸要塞，处于汉族及其他族的包围之中。因此，氐人之被融合，比其他族要迅速得多。这是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原因。另一方面，唐代吐蕃兴起，逐步占领了上述氐人居住的地区。以后，留居下来的吐蕃人便与这一带的氐羌人杂处，加之氐人势衰，活动减少，不再引人注目，从此，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就被史家们笼统地称之为”番“或”西番“而见之于史册了。正如《宋史·兵志》(卷198)”马政“条云：”宋初……招马惟吐蕃、回绝、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诸蕃。“这里虽然也把白马人称为”蕃“，但是很显然它同吐蕃、党项是有区别的，所以单列出来。《武阶备志·蕃夷》(卷 20)说得清楚：”其(指吐蕃人)在阶、文等州者，皆与氏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蕃名之，不复别其汉种、唐种也。“作者的意思是极为明晰的，即：这里的少数民族虽可”总以西番名之“，但其中是有”汉种“、 ”唐种“的区别的。所谓汉种，指的是从汉以来就居住在这里的氐羌民族；所谓唐种则指的是在唐末才迁来的吐蕃，今藏族的先民。在明清时期，川北有白马番，居龙安府属，盖即唐以前的氐族的后裔。关于白马番的地理位置，《读史方舆纪要·四川八》”白马寨“条曰：”(龙安)府北三百里，番寨也。《志》云：白马番北通阶文，西抵漳腊“。白马番的地理位置，正是古代白马氐的地方，刚氐道的氐族由阴平向平武迁徙所经之地。是以明清平武之白马番即古白马氐的后裔。其不称白马氐而称白马番者，犹邓至、宕昌之不称羌而称番，乃唐宋以来之惯例。可见，古氐族的后裔，其在川北平武及甘南文县者，仍居留其故地，惟至明清时已不称为氐，而番或西番，本为白马氐的一支，故白马之名仍保留至今。正如《武阶备志》卷20载：”自是(公元565年)以后，(氐人)户落耗散…惟杨氏窃据爵土三百余年，西魏灭武兴，其子孙流移叠、宕、沙、岷等州者，仍为酋豪，迄今千余年，世承不绝。“正因为氐人”世承不绝“，才具有了保存本族名称的可能。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南史 ·夷貊传下》(卷79)亦谓氐人“言语与中国同”。这两段记载清楚地表明氐人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不同于汉语，但由于长期与汉族交错杂居，氐人已“多知中国语”，“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这种语言状况与今日之白马语很相似。白马语是属于汉藏语系的一支独立语言，但据调查材料显示，当地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又能通晓汉语、藏语，当他们回到本民族聚居的村寨时“则自氐语”。白马藏人与氐人的这种语言关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魏略·西戎传》谓氐人“尚青绛，俗能织布”，又说“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这段记载说明氐人已形成了他们特殊的民族服饰，有着共同的服色爱好和相同的发式。绛，《说文》释之为 “大赤也”。是氐之服色爱好有青、赤两种，可能还有白色。史料中还多次提到氐人种植桑麻，出绢、紬布，如《华阳国志·汉中志》“武都郡”条及《南史·夷貊传下》等。《说文》云：“拼，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绷也”，说的是氐人利用麻缕，织为异色相间的麻布。而且氏族妇人皆编发，这是与羌族不同的。《后汉书·西羌传》云：“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可见，古羌妇女为披发，与氐人编发不同，氏羌不能混为一谈。

调查材料记载如今的白马藏人不论在平时还是节日，除受汉化严重的地方着装从汉族外，其余地域穿着仍为麻衣或布衣，衣料好白色和青绛色。白马藏人的这些服装特点与史料记载氐人“种桑麻”、“尚青绛”、“俗能织布”、“著衽露”的习俗是吻合的。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云：“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抛开其中的神话成分，这也许可以说明白马藏人的妇女长期以来以鱼骨牌为饰的原因。调查材料中还说：“妇女发饰，先剃去一小圈，梳小辫十余条，再总成大辫拖脑后。……男子则剃去一大圈，头顶留发梳成小辫。”这点又与古氐人“皆编发”的习俗一致。白马藏人具有的这些与古代氏人习俗相似的服饰特征，再次证明了他们是古代氐人的后裔。

白马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年四季头上都戴着白色的毡帽。帽为圆顶，镶有荷叶边盘，帽上插有一支或数支白色的雄鸡尾羽。白马人男女都编发辫，尤以妇女的发辫更为动人，先梳成十数条小辫，然后用黑羊毛扎成一根大辫，拖于背后，长者可及脚跟。服装多以白、黑、花三色，并以各种花布镶成翻领的对襟长袍，再配以发饰、胸饰、腰饰、脚饰等物，在黑白对比的衬托下，给人以古朴的美感。

其次，从房屋建筑来看，板屋土墙至今还是白马藏人住屋的一大特色。这种民居，完全是木质结构，选一缓坡地带，将木柱竖起后，然后用一根一根木柱由低往高排成一堵墙壁，再用绳索捆紧，前面留门，以便进出。屋顶的屋瓦是砍劈而成的一块一块长方形的木板，如鱼鳞一样把它们铺到屋顶，木板的两端均有大石，以防止被大风吹掉。有的墙壁涂上一层泥巴，堵住缝隙。据调查材料，如今居住在九寨沟等地一些偏僻的寨子里的“白马藏人”尚在使用这种古老而奇特的清一色建筑，当地称这种木质结构房屋为“木楞子”。在史料中很早就记载了这种“木楞子”建筑。叙说公元前八世纪秦襄公“备兵甲、讨西戎”故事的《诗·秦风·小戎》日：“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毛《传》也云：“西戎板屋。”。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不指羌。《汉书·地理志》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春秋之时西羌尚未东迁。，在二郡之中，特别是天水以南的武都郡，自古即为氐族分布所在，所以西戎主要指氐族，并不包括羌族在内。况且《北史·宕昌传》(卷96)谓羌人建筑“其屋，织斧牛尾及投羊毛覆之”，这种住宅和氏族的板屋土墙显然不同了。南北朝时期更有详明的记载，《水经注·渭水》(卷17)说：“上，故邹戎国也……旧天水郡治……其乡居悉以板盖屋，《诗》所谓‘西戎板屋，也。”@《南齐书 ·氏传》(卷59)云：“氏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由此更能证明“板屋土墙”是甘肃东南、四川西北氏族使用的主要建筑形式。今天的“白马藏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建筑形式，这就为“白马藏人”乃是古代氏族后裔的论点增加了一个佐证。

再次，《魏略·西戎传》云氏：“其嫁娶有似于羌。”《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段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鳌埂(嫂)。”郭义恭《广志》记：羌“嫁女得高资者，聘至百犊。女披大华毡以为盛饰”。《魏略》所记氏嫁娶之习有似于羌，大概与此有关。若氏俗如此，则三世纪时其婚俗亦殊简略。至五、六世纪时，《南史·夷貂传下》记氏人的婚俗和文化日：“婚姻备六礼，知书疏”。同时期之吐谷浑的羌民，《北史 ·吐谷浑传》(卷96)则记：“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父兄死，妻后畏及呻等.与奏赚俗同”.至于宕昌羌.同书《宕昌传》云：“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党项羌，同书《党项传》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为甚。”可见，氐人较之羌人显然是进步了。究其原因，氏人与汉族交往时间较长，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故在婚俗中也有所反映。调查材料显示，白马藏人婚俗与汉族接近，仍由父母包办，定婚结婚要纳彩礼，聘金很重，有定亲、迎亲、婚宴等几大环节，而且婚宴时间长达三天之久。抢婚发生的少。原则上一夫一妻制，如无生育可娶小妻；小妻多系大妻的姊妹或亲戚。没有一妻多夫的情况。夫死之后，其妻守孝三年，住在娘家，孝期满后可另嫁，但不得继承前夫的财产和带走孩子。他们始终坚持族内通婚而不与外族联姻，宁愿到距离远的本族村社结亲，而不愿与近在咫尺的藏族或汉族联姻。谁要是与别的民族通婚，定遭歧视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同姓不婚，有的五代后可婚。按中国古礼谓“百世而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即周代已完全禁止同姓为婚，但白马藏人有的五世以后可通婚，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尚知道中国古代宗法小宗五世则迁的道理。丈夫死后三年可以再嫁，也合于中国传统丧礼斩衰丧服的条例。可见，白马藏人的婚俗受汉族封建文化影响深远，与氐人“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的记载相符。此外，不与外族通婚这一特点，最明显地反映了“白马藏人”作为单一民族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这支氐人经历了数千年民族融合，在其他氐人已遭同化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得以顽强保留至今的重要原因。

据调查材料，白马藏人共有三种葬法：土葬、火葬和水葬。土葬一般在人死后，换穿新的单衣，捆缚成蹲坐式，放入土坑中，上盖一块木板，板上又用泥土掩埋。在坟地有整齐的墓列，有本氏族的墓地。但是，由于地处约二千三百米的高原，尸体在冬天久久不能腐化，因此在冬季实行火葬。火葬有专门的焚尸处。尸体成坐势，只穿内衣，然后架柴，最后覆盖以外衣。焚后掩盖以石版或木板，不拣骨灰回家。而在夏天，尸体容易腐烂，所以实行土葬。根据冬、夏季节不同，形成了交替使用土葬和火葬的习俗。此外，还有水葬，凡未满周岁的婴儿死后，则装入背兜丢进河里，这样做有抛去灾难之意。可见，一个部落是可以同时存在几种葬俗的。在甘肃东南部临眺寺崔山考古发掘的一个墓地中，就有三种葬俗：一是火葬后将骨灰盛在陶罐中；二是平放仰卧；三是乱骨一堆。夏绷先生根据战国以来，氐羌确有火葬的记载，如《列子 ·汤问》说：“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横而焚之。燎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吼又《荀子·大略》(卷19)说：“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也，而优其不焚也”；而《吕氏春秋·义赏》(卷14)亦记载了相近内容：“氐羌之民，其虏也，不优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说：“死则烧其尸”。直到唐代，党项还保持火葬的习俗。《旧唐书·西戎传》(卷198)称：“死者焚尸，名日火葬”等。夏先生考订寺襄山墓葬为氐羌文化，这是可以信从的。但是，夏先生也提出一些问题，这种火葬的葬俗是否已流行于全体氐羌部落呢？已经采用火葬的氐羌部落是否专行火葬，或仅是部落中一部分人实行火葬呢？由白马藏人交替使用土葬、火葬来看，一个氐羌部落是具备两种以上葬俗的。单看火葬是不够的，是不足以论证某一个墓葬族属就是氐羌族的。所以，拿白马藏人的葬俗与寺窿山墓葬的葬俗比较来看，对于白马藏人是古代氐族遗裔的说法增加了一条重要证据。

《魏略·西戎传》载：氐人“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氏人和我国边区许多少数民族比较，确属先进一些，受到内地的影响要多一些。许多少数民族到明清时期，甚至到了近代还没有姓，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今日之“白马藏人”一般拥有两套姓名，一套是同汉族等其他民族相似的，姓和名不分，多是出于迷信的贱名，如“狗娃子”、“猪娃子”，或是根据孩子的胖瘦等身体特点取名；一套则显然是受汉族影响而取的学名。这第二套姓名确如《魏略》所载，各自有姓，姓如汉姓，即杨、班、田、曹、余、王等。尤以杨姓居多，这可能与历史上著名的“仇池杨氏”这个大族有关，如《旧唐书·地理志四》(卷41)中就提到：“至梁有杨、李二姓大豪，分据其地”。从仇池史料中可看到仇池杨氏氏族和其他姓的氐族中许名人有汉姓名，如《魏书·氐传》(卷101)云：“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宋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驹(杨腾之子)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又如《资治通鉴·晋纪十二》(卷90)元帝建武元年载：“氐王杨茂搜卒，长子难敌立，与少子坚头分领部曲。”再如《资治通鉴·晋纪十四》(卷92)明帝太宁元年记：“曜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氏、羌皆送任请降。”可见使用汉姓杨姓的氐族是氐族的大姓。此外，调查材料所说：“这支民族有自己的姓，姓如汉姓，如杨、班、曹、余、王等”，其中杨、王等姓均与符秦氐族史相同，与《武阶备志》所说“自是以后，户落耗散，其种人留居武都者有符氏、杨氏、窦氏、强氏、苟氏、毛氏诸巨姓”也大体相同。这就证实“白马藏人”与古代氐族有相似之处。其次，白马藏人有“称名不带姓的习惯”，这在仇池史中也可见到，如《南齐书·魏虏传》(卷57)说：“杨灵珍……弟婆罗阿卜珍反”@，又如《资治通鉴·齐纪十》(卷 144)和帝中兴元年载：“氏王杨集始、杨灵佑、乞伏马居等谋反”。

白马人悠久的历史、独具个性的民族特色，构成了独树一帜的白马文化。

有研究者这样说：白马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白马人的音乐、舞蹈种类很多，不管在劳作当中还是在劳作之余，不管逢年过节还是平常生活，都离不开歌舞。

“黄发白首齐醉舞”，“携手踏歌程复程”。文县白马人以能歌善舞著称，歌舞是其生活的内容之一和精神寄托，歌舞伴随白马人走完人生旅途。

关于火圈舞的来历，据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成县分会会长、陇南师专蒲向明教授介绍，相传在很久以前，白马人的先民在腊月被官兵追杀，被迫走上了迁徙之路，后被官兵围困在山岭上白马人坚守了七天七夜。到了第八天，即腊月初八，疲惫不堪的白马人在山岭上歇息，燃起熊熊篝火，以驱赶冬夜寒冷，并渐渐进入梦乡。半夜时官兵偷袭，危难时一只白色雄鸡拍翅而鸣，惊醒了梦中的白马人，躲过了这一次劫难。为纪念腊月初八摆脱大劫难，白马人便把这一天定为火圈舞的开始日，成了白马人的传统纪念日。

有人说，白马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这话一点不假。田间地头，村庄院落，到处都是他们引吭高歌、施展舞技的场所。据文县文化局工作人员介绍，白马人的舞蹈种类很多，家里来了客人，妇女身穿百褶裙，双手举杯翩翩起舞高唱敬酒歌，既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又表达白马人对嘉宾贵客的深情厚谊。白马人最爱跳的是火圈舞，但最热闹、最隆重的舞蹈却是逢年过节搞祭祀活动时跳的舞蹈。当地白马人称之为“池哥昼”，又叫做“鬼面子”或“跳曹盖”。跳舞时男人反穿皮袄或五彩花袍，足登长筒毡靴，身后系一根长长的牛尾巴，肩挂一串铜铃，头戴青面獠牙的各种动物或凶神恶煞的木雕彩绘面具激情而舞。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文县白马藏族表演的“池哥昼”，以其原始、独特、粗犷豪放的风格，受到观众和舞蹈专家的高度好评。

白马人生活的地方大都是高寒林区，气候阴冷潮湿，他们一年四季都要喝酒驱寒。天长日久，养成了人人喝酒、家家酿酒的传统习惯。但他们经常喝的不是高度数的白酒，而是在自己家里用青稞、高梁、大麦、燕麦等五谷杂粮酿造的类似黄酒的低度酒。一般人家一年都要酿两三大缸酒，逢年过节，招待客人，常喝不断。白马人相聚，总是一边跳舞唱歌，一边举碗豪饮。每逢此时，老一辈的白马人还会用悲愤哀怨的曲调，唱起祖辈们留传下来的酒歌，讲述本民族南征北战、历经磨难，艰苦创业的历史故事。 白马人还有一种十分古老独特的喝酒方式，俗称“扎杆酒”或“咂咂酒”。

“㑇”是白马人的方言，意为吉祥面具舞，汉语俗称“十二相舞”。它源于白马人崇尚“万物有灵”的原始时期，是氐羌文化与藏文化的融合体，带有一定的祭祀性。其拟兽舞蹈的特征说明它应是远古“百兽率舞”的遗存之一。

从社会经济来看，调查材料谓平武的白马藏人在饮食和嗜好方面表现的特征，“均系农业民族而非游牧民族之表征”。由史料可见，在生产上，氐人两千多年来，一直以农业为主。鱼豢《魏略·西戎传》谓氐人“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华阳国志·汉中志》(卷二)“武都郡”条也说：“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出名马、牛、羊、漆、蜜。有瞿堆百顷险势，氐傁常依之为叛。”《南史·夷貊传下》亦谓氐人“地植九榖……种桑麻，出紬绢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而《梁书》中也有相似记载：氐人“地殖九谷……种桑麻，出紬、绢、精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九谷虽不一定为九种，但可见其种类之多。蜜、椒等产品，作为佐食，大概也是氐人的传统。种植桑麻是与纺织相联系的，漆、蜡是与手工艺相联系的，而豕、牛、马、羊、驴、骡的饲养，也可以看出其作为农业牲畜的发展。据调查材料，现今的白马藏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小麦、玉米、荞子、洋芋、豌豆、大麦、燕麦等，而又以火麻为其最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麻田是白马藏区的一大特色.白马藏人还织麻布，“男女均喜著白色麻布衣裙”，“小腿均围以麻布或毪子”。饲养牛、羊、猪、马及鸡等家禽，又以猪为最多，约占牲畜总头数的一半。养蜂，出产蜂糖，喜欢自酿的“蜂糖酒”，并且多在农闲时打制简单的生产工具，如锄、刀及铧等。这些习俗大多都与氐人有关，能很好地说明白马藏人乃是氐人后裔这一观点。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根据，即他们的名称是“白马”。白马是地名，《水经注·漾水》(卷20)云：“白水又东南迳阴平道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虏矣，即广汉之北部也，广汉属国都尉治，汉安帝永初三年分广汉蛮夷置。又有白马水，出长松县西南白马溪。”白马从水得名，按氐族为一习惯于沿河谷居住的民族，白马氐即指散居在白马水一带的氐人。《北史·氐传》上说：“氏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上也载：“自冉.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唐杜佑《通典·州郡六》(卷176)也说：“武都郡武州，古白马氐之国，西戎之别种也。”又说，“同谷郡成州，古白马氐国。”则“白马”正是氐族的象征，渊源甚远。白马藏人名曰“白马”，此地区西有白马岭，东有白马关，此外，还有一些冠以“白马”的地名，如白马峪、白马路、白马乡，以及他们崇拜的一个虚幻的大神：白马老爷。凡此种种，都暗示着古代白马氏人与“白马藏人”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

关于“白马藏人”之非藏族，前述调查材料中已有简要的说明。它“和藏族经济生活、社会形态方面有明显的区别；风俗习惯传统观念有较大差异；语言也有不同”。如其房屋“建筑与羌族之碉房、藏族平顶房有较大差别”；白马藏人虽然有称名不带姓的习惯，但一般都能通过姓名理出家族关系或辈别，这与藏族人的名字没有姓的因素，从名字上找不到家族关系或辈别的传统习俗，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信喇嘛教，也不知达赖、班禅之名。特别重要的是它一直不与藏族通婚，《补充调查报告》中说：“甘南文县有与平武白马藏人相同的民族，它虽处于藏民包围之中，但是不仅风俗各异，而且互相根本不通婚。”可见，白马人虽名曰“藏族”，但和藏人比较，显然在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分，不应当被定名为“藏族”。而如前所述，他们与古代氐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应从这方面考虑为其定名。

氐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极一时，对中华民族的缔造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平武、九寨沟、文县的这部分白马藏人，从地域和如今还保存下来的语言、风俗习惯等，都与古代氐族(特别是仇池杨氏)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应是古代氐族的后裔。他们虽然居住在比较闭塞的地区，但在和周围邻近的汉族、羌族、藏族交往中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因而具有汉族、羌族、藏族的某些特征。但他们又还没有达到被其他民族融合的程度，还保持了古代氐族的基本特征。因此，他们是没有被其他民族所融合的古代白马氐族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