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诗歌 - 知识百科

第三代诗歌

更新时间：2024-04-11 14:55

第三代诗歌即“第三代”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所谓“第三代”诗人是相对于1949-1976年间的第一代及朦胧诗为代表的第二代诗人所界定的概念，泛指以朦胧诗以后到到20世纪90年代这段时间出现的一批诗人。

第三代诗介绍

第三代诗歌具有以下特征：呈现出反理性，反崇高，反英雄倾向，倡导小人物，平民意识；重视流派与理论建设；在创作上高度的语言意识，用口语化的语言拓展了当代新诗发展的空间。他们把诗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是，促使中国诗歌呈现出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趋向。第三代诗歌被看作中国当代诗歌的分水岭。

第三代诗歌产生

朦胧诗的衰落

80年代头两年之后，有关“朦胧诗”的论争还在激动人心地进行，但是，“新诗潮”的第一个浪头实际上已经过去。当时的诗歌界，“复出”的诗人的大多数，写作上已出现停滞的现象，他们普遍难以顺利解决(或没有意识到)诗艺上的矛盾。而“朦胧诗”(或“今天诗派”)作为一个群体，也已“失散”。而且，由于“朦胧诗”的影响扩大，北岛、舒婷、顾城等的诗作，被许多诗歌爱好者模仿，在大量的“复制”中，原来的那种真诚的生命已变得淡薄，而蜕化为形式的、技巧性的制作。这引起对现代诗有着执著追求的青年的不安和不满。

新生代的成长

新诗潮向着另一阶段展开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一批比起“朦胧诗人”更年轻的作者开始涉足诗歌。他们大多出生于60年代。对于历史，对于“文革”，有着并不相同的记忆。况且，在“朦胧诗”“退潮”的时候，社会思潮的状况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曾经相当一致的把握世界的社会政治伦理视角，其重要性也已大为降低。50年代以来所构造的光明与黑暗、美与丑、崇高与邪恶对立分明的世界，在一些人那里，已不再那么清晰，以此作为对事物进行评判的模式，也不再那么有效。世界的复杂性更充分展示在人们面前，“新时期”开始时把握个人和历史进程的确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对于“朦胧诗”后的诗歌探索者来说，诗对社会历史的那种承担，也不再是毫无疑义了。在后起的诗歌探索者看来，当代对中国现代诗的探索，“朦胧诗”仅是打开一个通道，其潜力和可能性远未被穷尽——而当时的诗界，似乎已存在将“朦胧诗”“经典化”的倾向(尽管同时在另外一些诗人那里“朦胧诗”仍是“异端”)，这使他们感到忧虑。他们特别感到当代写作者诗歌文本意识的欠缺，而汉语语词的潜能和表达的可能性，有着广阔的发掘和实验的天地。

第三代诗歌登上诗坛

这样，一种有别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和“新的诗人”的出现，就是势所必然。这种出现，采用了一种和“朦胧诗”对抗、反叛的姿态[注：在当时，“pass北岛”(或“打倒北岛”)是他们中一些人喊出的口号]。这可以理解为“北岛们”影响的强大，构成了需要大力量才得以突破的“阴影”。但是，这也是本世纪中国不会中断的“传统”：不管什么样的“革命者”，都会采用趋于极端的“断裂”的策略，来尽量夸张、突出分歧，遮蔽之间的联系(这种状况，九十年代也不断出现)。因此，“朦胧诗”后的探索者，将他们自己称为“第三代人”，创作命名为“第三代诗”。其它的称谓还有“新生代”、“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实验诗”[注：据《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年第1期(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的《第三代诗会》题记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的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贝岭编的《当代中国诗38首》(自印)，贝岭、孟浪编的《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的“前言”中，称他们为“更年轻的一代”。牛汉在文学刊物《中国》1986年第6期《编者的话》中，称之为‘新生代’。唐晓渡、王家新编的选收他们作品的集子，名为《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

第三代诗歌发展

“第三代诗”的最初提法始于1982年，出自于四川几所大学的大学生，其中包括四川大学的胡冬、赵野和唐亚平，西南师范大学的廖希等，南充师范学院的万夏、朱智勇，他们在1982年10月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的一场诗歌论战中提出的。当时西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借用了毛泽东的著名提法——帝国资本主义把复辟的梦想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但此概念提出后，未出现具体的诗歌流派和文本。直到1983年，由当时的成都科技大学的北望（何继明）、邓翔、牛荒，四川大学的赵野、唐亚平、胡晓波等人成立了“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然后编辑发行了《第三代人》诗集，其中收录的赵野组诗“随想”、邓翔的“一个汉子”、“讲个故事吧！”等诗歌影响广泛，继而也成为朦胧诗人之后被人关注的诗歌群体。

“第三代诗”作为一种受关注的诗歌现象，要到1984年。不过，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注意到诸如韩东等的有异于“朦胧诗”的作品的产生。1984年以后，“第三代诗”的活动和写作，达到一定的规模。实验性的诗歌社团，“自办”的诗歌刊物纷纷出现。当然也有不少并不结社的写作者。比较著名的诗歌社团(或诗群)，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有上海的“海上”诗群”，有四川的“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另外，在“朦胧诗”后的80年代，大学里的“校园诗歌”也是诗界的重要构成。表达女性性别意识和独特体验的“女性诗歌”，由于题材、意识和表现方式的新异，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对于“第三代诗”的“盛况”，当时有一种可供参考的描述：“1986——在这个被称为‘不可抗拒的年代’，全国两千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注：1986年9月30日《诗歌报》(安徽合肥)和《深圳青年报》。]自印诗刊诗集的“非正式发行”方式，固然有着“第三代诗”要和“正式”诗界保持距离的意图，更多的是由于“正式”的诗刊诗报对他们的怀疑和拒绝。但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刊物也开始登载他们的作品，并陆续有不多的选入他们的诗作的作品集出现(注：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编辑出版的《新诗潮诗集》下册，贝岭、孟浪1987年编选《中国当代诗歌七十五首》，唐晓渡、王家新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牛汉、蔡其矫主编的《东方金字塔——中国青年诗人13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等。)。鉴于诗歌实验者强烈意识到所受的压抑，他们觉得有必要采取一定形式，来显示其存在。于是，在1986年的10月，《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介绍了“100多名‘后崛起’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说是这一大展“汇萃了1986年中国诗坛上的全部主要”的实验诗派。[注：《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30日。两年后，参与大展策划的徐敬亚，以及曹长青等，在稍作补充后，将“大展”的材料汇集为《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上海)出版。]

四川的诗歌试验活动，最有影响、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非非主义”。四川的“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流派创立于1986年上5月4日。主要成员有：周伦佑、蓝马、杨黎、敬晓东、刘陶、何小竹、吉木狼格、李亚伟、小安等，其诗歌阵地为1986年5月创刊的《非非》。他们以“诗歌交流资料”《非非》和《非非年鉴》来介绍他们的史学理论、代表作品和成员构成。后来，还出版了两期报纸形式的《非非评论》。从1986年5月到1988年9月，《非非》共出版4卷。1989年至1991年停刊。1992年9月，出版复刊号（周伦佑主编），在出版了6、7卷合刊后，第二次停刊。2000年8月到2002年，出版了8—10卷。从1992年以后，在这份刊物上提出、阐发的流派诗歌写作命题有“红色写作”“世纪写作”“后非非写作”“体制外写作”等。

这一诗派是第三代诗歌流派中唯一有明确诗歌理论主张的诗派。他们认为，所谓“非非”，是对宇宙本来面目的本质性描述。“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语言运用与诗歌批评三个方面。在诗歌创作方面倡导感觉还原、意识还原和语言还原。在诗歌的语言方面“非非主义”认为，由于语言顽强地体现着由群体累积而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在使用语言进行诗歌创作时，他们坚持对语言施以三度程序的非非处理——超越“是”与“非”的两值价值评价，使所用语言在非两值定向化的处置中，获得多值乃至无穷的开放性，赋予语言新的更加丰富的表现力；在诗歌的创作中，非抽象化地处置语言，致力于革除语言的抽象病；语义确定是使语言丧失活力的致命伤，力争在不确定语义建设和变幻中，重现老化的语言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多功能性。在诗歌批评方面，他们推出创造批评法——其批评致力于一切非创造因素的清除与否或者程度怎样，这一清除工作主要体现在感觉、意识和语言三个方面。“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带有前文化、非文化和泛文化的色彩。代表性作品有周伦佑的《自由方块》《头像》、杨黎的《冷风景》《高处》、何小竹的《组诗》等。

他们文学社成立于1984年冬的南京。主要代表人物有：韩东、于坚、丁当、小君、吕德安、王寅、小海、普珉、陆忆敏、于小韦等。作为南方诗人群，“他们”的成员大多蛰居于南京、上海、昆明和福州等相对富庶的消费性城市，彼此间独立又联合，主要刊物是《他们》，韩东是主要的编辑者和组织者。《他们》的前身可追溯到1983年韩东在西安编辑的刊物《老家》。《他们》是综合性文学刊物，但主要以诗歌闻名于文学界。围绕着《他们》这一份民间刊物，形成一个重要的诗歌社团，不过诗人之间只是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联络。没有发表过纲领和宣言，也不曾举行过社团性质的活动。其成员散布于全国各地，有的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未曾谋面；韩东等人后来也不认为它是诗歌团体或诗歌流派。《他们》自1985年——1995年共出过九期，其间产生很大影响。“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个人”，对个体的生命形式和日常生活的强调，对观念、理论的干预的警惕，将个人与现实生活所建立的真实联系作为写作的前题，以及语言上对于“日常语言”的重视等诸多诗学主张，无论是作为诗歌指向，还是作为诗歌风格，都推动了朦胧诗之后的当代诗歌的“转变”。

海上诗群成立于1984年秋天，主要成员有默默、刘慢流、孟浪、王寅、海客、郁郁、折声、古代、陈东东、陆忆敏、天游、韵钟、冰释之、赤峰、舟子等。代表诗人是孟浪、郁郁和陈东东。组织的诗社有《海上》《大陆》《撒娇》等。因而有了“海上诗群”“撒娇派”的名目。“撒娇派”类乎四川的“莽汉主义”，但缺乏“莽汉”的野性与酣畅。有些诗人也在《他们》上发表作品，因而有时会被归入《他们》之中。诗刊《海上》从1984年到1990年共出了4期。1990终刊号名为“保卫诗歌”，扉页引用的里尔克的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寄寓着诗人们对特定时代中诗歌“责任”的理解。这一诗群诗人在80年代大多就读（或毕业）于上海几所著名大学。“海上”这一名称，来源于“上海”的“被推了过来”所暗示的孤独：或者正向岸靠近，或者正在远离，而诗，是他们脚下的船，一种恢复人的魅力的手段。海上诗群没有出现四川那种声势，对80年代诗歌的进程的影响也没有《他们》明显。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关注城市中人的生活与精神处境。他们的一些作品，写城市日常生活的荒诞、人的孤独。死亡是他们经常涉及的主题。另外，怀旧作为一种“逃离”或“自救”的方式，也普遍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莽汉主义成立于1984年，1986年宣布解散。主要诞生地是四川小城南充。主要成员有万夏、胡玉、二毛、袁媛、刘永馨、胡冬、梁乐、柳箭、马松、李亚伟等。“莽汉主义”不完全是诗歌，它更多地存在于莽汉行为。作者们写作和读书的时间相当少，精力和文化被更多地用在各种动作上，如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追女人、冒险等。“莽汉主义”就是“中国的流浪汉诗歌、现代汉语的行吟诗歌”。作者以“反文化”自居，自称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代表作品有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李亚伟的《中文系》《我是中国》等。

莽汉们老早就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莽汉们本来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

莽汉们如今也不喜欢那些精密得使人头昏的内部结构或奥涩的象征体系。莽汉们将以男性极其坦然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大大咧咧地最为直接地楔入。

在创作过程中，莽汉们极力避免博学和高深，反对那种对诗的冥思苦想似的苛刻获得。

在创作原则上坚持意象的清新、语感的突破，尤重视使情绪在复杂中朝向简明以引起最大范围的共鸣，使诗歌免受抽象之苦。一首真正的莽汉诗一定要给人的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莽汉诗自始至终坚持站在独特角度从人生中感应不同的情感状态，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及大范围连锁似的幽默来体现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

在北岛们的“今天”离散之后，圆明园的废墟之上，曾经有一群北京的青年诗人重新聚集了起来。他们当时看不到中国诗坛如今的景象，于是幻想着扛起“今天”一样的旗帜，重振新诗，于是出现了一个圆明园诗社（1983—1986），圆明园诗群是继“今天”之后产生的影响较大的前卫诗人群

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林学院等院校的艺术节、诗歌朗诵会及其它诗歌活动中，圆明园诗社热情的播下了现代诗的种子。

它成立于1984年，主要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刑天、大仙、殷龙龙、代杰等，代表作品有黑大春的《白洋淀的献诗》等。

星期五诗群成立于1982年，主要成员有吕德安、金海曙、曾宏、林如心、鲁亢、卓美辉等。吕德安对星期五诗群做如下解释：“我们把星期五这个大家都清闲的日子命名于诗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名称跟我们写诗的动机有一定的关系，即带有一种愉快的倾向。这也使我们尽量以平凡而简洁的态度让诗歌与生活处于正常的关系中。我们没有自称什么流派，近乎是为了能更自然的窥视出诗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那部分。”

整体主义创立于1984年7月。主要成员有：石光华、杨远宏、刘太亨、张渝、宋渠、宋炜等。在诗歌方法、取材等方面受到杨炼等的影响。不少诗人喜欢写作有若干章节的庞大的“现代史诗”，如宋渠、宋炜的《大佛》《大曰是》，石光华的《呓鹰》等。

整体主义的艺术主张集中体现在艺术宣言中：“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在于它不断地将人的存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状态。无论这种状态是生命自身的回忆，还是对于无限的可能性那种深刻的梦想，都将人投入了智慧的极限，即情感的、思辨的、感觉的，甚至黑暗河流底部潜意识的等各种灵性形式聚合成的透明的意识，这种状态同时又显示为既无限孤独又无限开放、既内在于心灵又外在于心灵的生命体验。对于这体验而言，所谓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宇宙、瞬间与永恒……等逻辑主义或语言学的分析范畴，都将因丧失确定对应而被艺术拒绝。在艺术建构的历史中，这种体验必然地显示为自洽而自在的实境，并以此与人的完善、与整体性存在同构，完成宇宙、人、艺术三者的认同，使生命逾越海德格尔所绝望的完整的孤寂。作为具体存在的个人，亦将通过进入和领悟这种艺术的实境，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主观性，获得直接向生命存在开放、向整体趋近、生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蕴结构中，人表现为自身创造的过程，艺术活动也才彻底地被把握为纯粹的创造。”

因此，整体主义艺术不排斥任何形式和方法的艺术向度，它只是要求任何艺术实在结构都应该从经验的、思想的、语义的世界内部，指向非表现的生命的领悟——深邃而空灵的存在。

新传统主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新传统主义诗人与探险者、偏执狂、醉酒汉、臆想病人、现代寓言制造家共命运。他们生活在世俗中，却独自向想象的荒野走，烈日燃烧着他们肚皮上旧的胎记。那高踞放肆了亿万年的灵物，绵绵不绝地把活鲜鲜的生机喷射到地球上，它远比任何时代、任何源远流长的传统更恒久。因此，除了屈服于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引导人类向宇宙深处遁去的冥冥之声，新传统主义诗人不屈服于任何外在的、非艺术的道德、习惯、指令和民族惰性的压力。”

代表人物：廖亦武、欧阳江河。与整体主义诗人受杨炼等的影响相似，廖亦武、欧阳江河创作了《巨匠》《大循环》“先知三部曲”（《死城》《黄城》《幻城》）、《悬棺》等“现代史诗”。

创立于1985年，主要成员有：梁晓明、余刚、王正云、李浙烽等。

极端主义者认为：“极端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专横主义，它只奚落或重视自己，外界始终是它的房子。你可以找到它的存在讯息，却永远不是它本身。他的头始终在天空中注视日球的升落，它的脚却始终在大地上移动。它一感到自己的今天和昨天没什么变化，便要感到烦闷。”

极端主义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创新主义，它崇尚大自然的生长方式，文明对于它不过是一件破衣服。

极端主义者认为：“诗歌必须从虚无中走出来，回到最基本的层次。而画面是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反语也是。含混也是。”

创立于1983年夏，主要成员有：宁可、藏剑、任贝、张锋、傅浩、徐德华、诸学伟、袁建明等。

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认为：“诗歌不是逃离，而是回到生活的手段。我们从未准备成为修辞学家。我们着手于消灭内部世界的孤独和困惑。写作，你将同意，就是清除那些威胁我们存在和平衡的东西，努力达成和谐、默契和安全。我们期望诗篇发挥类似交通指示牌的作用。我们制作诗篇不仅为欣赏，更为被使用、参加。”

创立于1985年春，主要成员有：京不特、锈容、胖山、软发、土烧、撒撒、泡里根、流布流、男爵等。

“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我们都是中国人，试试看，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写诗就是因为好受和不好受。如果说不该撒娇就得怨人不该出生。撒娇派其实并非自称。只是因为撒娇诗会上，撒了太多的娇，我们才被人称作撒娇诗人。我们的努力，就是说说想说的，涂涂想涂的。看见技巧是因为玩得熟了。写诗容易，做人撒娇不一定容易。我们天性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人给人洗脑子。”

“穷光蛋碰上穷光蛋撒娇，做了富翁还撒娇。我们中有人就当上了明星。”

“想到活着很难，还要继续活下去。在我们国家容易活一些。社会主义制度好，我们撒娇；风花雪月江山无限好，我们撒娇。”

创立于1982—1985年，主要成员有：于坚、韩东、尚仲敏、燕晓东等。“大学生诗派”主要作者为78级—80级的大学生，如韩东、于坚、王寅、封新成等，他们当时即通过交换自办的民间诗刊开始前卫文学活动。它的最早雏形源于甘肃《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专栏，那里曾聚集了一批当时各大学的诗歌领袖。1985年由尚仲敏、燕晓冬编辑的《大学生诗报》正式提出明确诗歌主张，标志着这一群体的形成。

朦胧诗之后的诗歌，因其诞生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难以割裂，多少都具有先锋色彩。而反叛，是先锋的特质之一。第三代诗至晚从1984年起向朦胧诗正式宣战，他们高喊着“pass 舒婷”、“打倒北岛”的口号，反崇高、反英雄、反抒情、反传统，甚至反诗歌。

他们要求把诗引向真正人的道路，决意表现最普遍的人生，宣称自己要“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

纵然，他们的作品在驱逐意象、还原诗歌语言、转抒情为叙述等方面的艺术探索上确实作了一番努力，获得了比朦胧诗更宽广的拓展空间。但是，也因为其破坏品格和无建树性而使其在热闹繁盛后开始走向没落。

海子是第三代诗的终结者，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诗人。海子之后，当代诗只剩下纯技术路线的尝试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理想激情的无情解构。

1989年3月26日凌晨，这位诗歌王子躺在山海关外的铁轨上，现代工业社会最有力的象征——火车无情地碾压过中国最后一个田园诗人的身体。这场悲剧给所有中国真正热爱诗歌、热爱土地、热爱太阳的人们带来了长久持续的隐痛。

然而，海子的自杀也许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1991年9月24日，诗人戈麦在焚毁了绝大部分诗稿后，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1993年10月8日，旅居新西兰激流岛的顾城被发现吊死一棵树下，他在用利斧砍死妻子之后引颈自杀。

顾城之死更被看成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他毁了一个童话，也标志了我们和80年代的断裂，他让我们远离了青春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文化热，至此烟消云散。或许写诗并不是那么难，更难的是做一辈子的诗人。北岛出走国外，如今以写随笔为主，舒婷改写散文，芒克改做画家……那个热气腾腾的诗歌时代最终湮灭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下，而那些仍坚守志业的诗人们则以宗教般狂热的姿态挥霍了年轻的生命……

第三代诗歌运动肇始于朦胧诗运动的母腹，专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运动之后崛起、在1985至1986年达到高潮的、以不满和颠覆朦胧诗为基本特征价值取向的诗歌现象的总称。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次自发的民间诗歌大起义，是中国诗歌界的一次大分化、大分裂、大生长，它有爆炸的辉煌瞬间，也有持续推进的一个缓慢过程，像一颗明亮的慧星拖着长长的慧尾，横跨“一九八九”这一特殊年份前后中国历史的巨大空间。

有必要说明的是，所谓第三代，并不仅仅指八六诗歌大展中露面的那一拨人，而是一个持续若干年的诗歌进程，“八六两报诗歌大展”不过是第三代这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小部分。

第三代是一代人的自发行动，是一次诗歌的造山运动，是中国诗歌自朦胧诗后一次最伟大的诗歌高峰，它的成就、触及诗学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影响中国文学之深远，都远远超过了轰动一时的朦胧诗运动。第三代诗人极其众多，分布在中国大陆各地，鱼龙混杂，各不相识，但是都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参与了那个年代风起云涌的诗歌进程，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原上，隆起了一座伟大的诗歌山系。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中国诗歌自朦胧诗以后的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深入，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美学拐点。第三代人的艺术探索是多极的，指向诗歌的多种可能，在它的每一个向度上，几乎都产生了自己的代表性诗人。这段长达十余年的峥嵘岁月，演绎着当代诗歌的许多重大主题，此后中国诗歌里的所有重大现象，都能在这里找到原因。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分裂，风云激荡的第三代诗歌进程这才正式划上了句号。正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展开，构成了朦胧诗以后至九十年代末当代诗歌的主体内容。这是大分裂的年代，也是大生长的年代；是极其丰富的年代，也是极其浮躁的年代；是反叛的年代，也是相当盲目的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座熔炉，整整一代人都在它烈火熊熊的炉膛里被烧炼成型，比之朦胧诗运动，第三代诗歌运动具有更多的实质内容，几乎影响到当代文学的所有领域，任何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入研究，都不可能绕开和回避。第三代诗歌运动并不像人们一向以为的那样只是昙花一现，而是既有辉煌的开始，也有纵深的发展；不只有八六诗歌大展露面的那一批诗人，也有更多在那个年代写作、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在大展中露面的诗人，还有更晚出生、但却直接受第三代诗歌运动影响和裹挟而更晚一些开始写作的大批晚生代诗人（这里面也包括了后来创建了中间代的那一批诗人），用大的美学眼光看，他们都应当归入第三代这一宏大的诗人谱系。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艺术探索是多极的，指向诗歌的多种可能，一代人正是在这里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造山运动，四支写作倾向时隐时现，绵延起伏，纵横奔走，构成了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四大山系，每一个山系下面，都有一些小的从属的山脉，比如莽汉—撒娇写作，在大的气象上要归于他们写作一脉。第三代诗歌运动极为复杂，必须从总体上看才能看清全貌。

总体看来，在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背景下，至少产生了四种完全不同的诗学向度：

非非写作：以周伦佑等诗人为代表。编辑《非非》和《非非评论》。这一诗派是第三代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诗学流派，其人员构成及分化流变十分复杂。在诗学主张上，最初以反文化、反价值起家，后来以1990年为界，之前为前非非主义，之后为后非非主义。在中国当代波澜壮阔的诗歌进程里，无论是前非非的反文化、反崇高、反价值，还是后非非的“红色写作”，非非主义不断变构，保持了先锋写作的反叛姿态和巨大的创造活力。

知识分子写作：以西川、王家新、臧棣、西渡等为代表。这些诗人一般都有学院背景，强调诗歌的典雅和高贵，操翻译体语言，喜在诗歌里堆砌知识和典故，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离开生活现场较远，诗歌典雅有余而血性不足，有一点像是朦胧诗的回光返照。

他们写作：以韩东、于坚等诗人为代表，以诗歌民刊《他们》为阵地。由于顺应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情势，这一诗歌派系得到迅速生长，在十余年时间里一直人丁兴旺，其代表人物长期把持诗歌权力，与稳居京城的知识分子诗人一起，瓜分了诗歌流通的大部分资源。应当说，在伪价值占统治地位的情势下，他们——民间立场派从反崇高、反价值、反文化起家，强调诗歌回到当下、回到现场、回到日常，有一定的先锋性，这也是它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可是由于开启了向下的闸门而又拒绝批评的制衡，为最终垮掉埋下了伏笔。这些诗人从精神的高地撤退，到下半身、再到垃圾派，诗歌被彻头彻尾色情化、垃圾化，与大众文化胜利会师，成了资本的宠儿和大众消费的弄臣。这是继文革十年文学与政治通奸之后向资本和权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投降，是以独立和反叛为主要特点的先锋文学在新时期的一次最彻底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放逐。

英雄写作：以刘诚为代表。该诗派最初被称为“狂飙主义”，后来经由批评界的重新归纳而改称“英雄写作”并得以固定。主要作品有诗集《愤怒》（刘诚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诗集中五千余行长诗巨作《命运·九歌》，被认为是英雄写作的代表性作品。由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坛一向以埋没优秀诗人为特点，加之代表诗人刘诚自1986年起一度淡出诗界，多年来这一足以进入诗史的重要诗学流派一直不为人知，只能像地火一样在地下运行，直到2002年刘诚跻身网络诗界，以一大批神性写作诗歌创作实践和诗学理论建树重新出场，该诗派才得以慢慢浮出水面，而这时英雄写作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2006年8月第三极神性写作悄然出场，为孤独、沉闷的英雄写作正式划上了句号，从而正式拉开了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正面冲突的沉重帷幕。

上述四种诗学倾向，共同构成了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庞大存在。这里对其中任意一脉的有意漠视，最终都是对第三代诗歌运动整体上的削弱，将从根本上损害到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学意义和文学史意义。可是在中国，第三代这个概念早已被一部分先入为主的诗人牢牢占据。批评家宥于阅读视野，谁喊叫得声音大，就把他看作第三代；诗集编选者既要编书，又怯于负责任的全面梳理，最后只能是认识谁、看到谁，就将其列为第三代，只要急急忙忙拉起一支人马，凑齐一本书的阵容就成。结果，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全貌被完全搞乱，每提到第三代，一些人想起来的仍然只是少数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以至给人们造成了“这几个人就是第三代”的印象。

如此带来的问题是，拨开时代的堆积还历史以真相，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首要困难。

生于四川西昌。1970年开始新诗写作。1982年毕业于四川西昌农业专科学校并留校担任教员，1984年创办《狼们》刊物，提倡“狼性文学”，注重“原始的，本能的，没有被驯化的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虽然刊物的出版最终流产，但为《非非》的出现打下基础。出版《反价值时代》《变构史学》《艺术人本论》等学术专著，出版诗集《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周伦佑诗选》等。无论从年龄，还是艺术主张、诗歌风格上，周伦佑都非常接近高扬理想意志的“朦胧诗人”，但却“误入”了第三代。在第三代诗人中，周伦佑是一位以诗学理论见长的诗人他在有影响的《反价值：意义的重建》《“第三代”诗论》《拒绝的姿态》等文章，尤其是《红色写作》中全面系统地论述、清理、总结了“非非主义”诗歌，为流派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他强烈地否定传统，倡导“反崇高、反文化和反修辞”，要摆脱政治和社会对诗的束缚，以语言走向“超语义”和“超表现”的纯粹境界，回到艺术本身。体现出周伦佑内在精神气质和诗歌方法的一贯性——对抗现实的制度化理性秩序。诗人的与现实制度化秩序向对抗，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是所向披靡不遗余力的。但他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实践又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的非文化、非理性是建立在文化、理性基础上的，他在强调诗歌的无功利游戏特征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工具论色彩，诗歌既是他驰骋想象的天然牧场，又是束缚他思维展开的语言牢笼。其代表性诗歌有：《自由方块》《想象大鸟》《第三代诗人》《带猫头鹰的男人》《狼谷》《头像》等。长诗《自由方块》是典型的非非式的反文化、反理性、反语义的庞大“魔方”，全诗以超语义、反修辞、反逻辑的语言游戏来造成常规语义的偏离和丧失，从而还原到前文化状态。《自由方块》一诗写道：势是应该考虑的。就像仕女注意自己的表情。比如笑不能露齿。比如目不许斜视。……坐如钟。夜半钟声到客船。面壁而坐。皆是圣人的坐法。你不是圣人。不想君临天下。……古来圣贤多寂寞。坐为悟道之本。你不坐便不学无术。孔子坐而有弟子三千。芝诺坐然后发现飞矢不动。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男人喜欢摇尾巴的女孩。睡如弓。大雪满弓刀。……《想象大鸟》一诗则反反复夫、唠唠叨叨地在一种纯粹体验中论证“前文化”状态“大鸟”的成立：“鸟是一种会飞的东西/不是青鸟和蓝鸟。是大鸟……鸟是一个比喻。大鸟是大的比喻/飞与不飞都占据着天空/从鸟到大鸟是一种变化/从语言到语言是一种声音……”

南京人。1969年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与李亚伟等人带动一股“先锋派”诗歌新潮，主张诗歌与“生命”联系，认为“诗到语言为止”，显示出“反文化”“反意象”“反英雄”的诗歌倾向。后由写诗歌转向小说创作。出版诗集《白色的石头》、小说集《我们的身体》、散文集《韩东散文》等。代表诗歌有《山民》《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

四川资阳人。1970—1980年在工厂当工人。1980年考入云南大学，毕业毕业后在云南省文联工作。已出版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于坚的诗》等。代表性作品有《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0档案》等。

莽汉诗人的代表人物。1982年开始现代诗创作。1984年与万夏、胡冬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同年写作《我是中国》《硬汉们》《中文系》《毕业分配》《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等作品。1985年与雷鸣雏、万夏、杨顺礼创办民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1986年，“莽汉”宣布解散。1987年因《峡谷酒店》获得《作家》杂志社的“作家奖”，其后还著有长诗《航海志》《野马与尘埃》《红色岁月》等。

邓翔，生于四川省营山县，1980年开始诗歌写作，1979年进入成都科技大学，1983年4月与成都科技大学的北望（何继明）、牛荒，四川大学的赵野、唐亚平、胡晓波等人成立“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联合会”，于1983年7月编辑《第三代人》诗歌杂志，该期刊是国内最早提出“第三代诗歌”概念的诗歌杂志，刊物在全国影响广泛，成为自北岛之后，新一代诗人的代名词；1985年，诗作收入由万夏、杨黎和胡冬等人主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8年与赵野、向以鲜等人编写诗歌报纸《王朝》。1987年至1991年曾翻译普拉斯、博尔赫斯、昆德拉的诗歌和随笔。1990至1991年，曾短暂参与钟鸣等人创办的《象罔》诗歌随笔杂志。1988年，与赵野自印二人诗歌合集《风景与美学》，个人诗集的名称是《卡斯蒂利亚的风景》，收入21首诗作。2012年诗作“怎么悲伤地想起”等9首，收入《读诗》杂志。

在第三代诗人当中海子和骆一禾是游离于任何流派的孤独的抒写者，他们是大地乌托邦、乡村乌托邦的两个构筑者，他们是八十年代末期中国诗坛上两个真诚而富于激情的诗人，构筑鸿篇巨制是他们共同的诗歌追求。他们同为北京大学毕业的优秀的天才诗人。在短短的五年之中，海子写下了《太阳》、500首抒情诗和大量诗学笔记与论文，骆一禾则写下了长达8000行的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这使他们成为中国经典性作家。

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安徽省怀宁县人。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的一段慢速列车轨道卧轨自杀。海子生前留下大量诗稿和各种遗稿，后经其友人骆一禾、西川整理，先后刊于《十月》《人民文学》等杂志，并出版诗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诗全集》等多种，他的作品还多次被选入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年仅25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短暂的诗歌写作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四姐妹》《亚洲铜》《黑夜的献诗》《春天，十个海子》等。海子自1984年创作完成了《阿尔的太阳》《亚洲铜》之后，便进入了一个诗情喷涌的爆发期，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他的抒情短诗。

渗透在海子的作品中的，主要是以浪漫主义为底色的生命意识和乡愁意识。他出身于乡村，对天空、自然、土地有一种特别本真和敏锐的感受，而这一感受一旦经过都市、历史剧变的催发，就很容易转向以“生命关怀”为中心的写作意识，尤其是诗人的精神期待不能落实、以至他发现在现代都市找不到精神世界的栖息之地时，那么死亡和以写作就易于彼此不分，变成一种腾跃于世俗人生和现实世界之上的一缕青烟，一种坦然弃绝于人世的终极价值认同。可以说，这是海子作品中反复出现“天空”“土地”“村庄”“麦子”“农妇”“孩子” “风”“夜”“月亮”“大海”等等指归性诗歌意象的潜在原因。

“麦子”是海子作品中反复咏叹的主题。海子在对“大地”的反复歌咏里追寻生存的本质和精神的故乡，将透明的智慧和纯净的梦想，植入泥土和麦子、河流和野花、粮食和马群这些乡村物象之上。海子书写了一片诗意的麦地、一个麦子的乌托邦（《五月的麦地》）；海子在作品中热切地吟唱“天空”，从对土地“母体”的抒写转向对太阳这一“父本”的吟咏。体现海子纯粹、忧伤之外的另一面：热烈而疯狂（《四姐妹》）；“死亡”是海子作品的另一个抒写母题。“麦子”在他的笔下由温暖变成痛苦：“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答复》），最后变成“绝望”：“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明日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四姐妹》）。海子没有像传统诗人那样沉醉于田园山水中，艰辛的个人乡村生活经验和中国农村贫穷苦难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从神启里既感受到水恒又悟出某种空洞，使海子承受了痛苦与绝望的体验。海子在“丰收”之中看到“荒凉”：“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太丰收/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黑夜的献诗》）；海子以自杀结束生命，再一次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诗歌主张。

骆一禾（1961—1989），北京人，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诗歌创作。1984年毕业分配到《十月》编辑部工作，1989年因病去世。主要作品有长诗《世界的血》《海子、骆一禾作品集》。

相对于海子的纯粹、激烈、原始倾向，骆一禾多一些沉稳、阔达和生命的宇宙感应。他的诗作往往寻求“感应——歌咏”的方式。短诗《巴赫的十二圣叹》着力写音乐的溶解力，突出的是对这部弥撒乐曲的心灵感应。长诗《世界的血》，以血为核心，展开生命的主题，更有强烈的宇宙生命感应渗透其间。

以1986年10月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为结体标志的“第三代”诗人在年龄经历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大都是文革前后生人，以大学生、研究生和部分喜爱文学的青年工人为主，当他们进入成年真正面对社会的时候，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商品化了的时代。在小学中学受到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教育，在新的商品经济规律面前似乎不堪一击，这个世界是缤纷的同时也是杂乱的，人们的灵魂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诱惑。青年们本来不甚坚固的传统世界观开始崩塌，对以往所受到的教育包括书本上长辈们所传授的一切传统，他们都开始用怀疑的目光重新审视。于是，他们的诗歌中，传统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都不再处于被讴歌的主体地位，平民与平民的生活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用平白如话的语言，将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与情感摆放在读者面前，并在其中表达着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的内容。这些诗，不论从其内容还是语言形式上，都与传统诗歌，包括前不久兴盛的朦胧诗大相径庭，于是不禁有许多人对他们的诗提出质疑，认为它们的格调不高，甚至已经脱离了诗歌乃至文学的范畴，而这种说法，正好又给第三代诗人的创作加上了一条新的本质性内涵，即“反诗”。

第三代诗人对平民的重视是有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进入一个近乎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一个时期，此时，纷乱的生活使每个人惶惶不安但又都有着模糊的崇景，机会开始增多，政治的阴影开始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渐渐退却，大多数人似乎都可以以平民的身份平等竞争。平民成为有了主体意识的一个新的庞大群体，第三代诗人们正生活在他们中间，且身具着平民的身份。于是，他们决意表现这种最普遍的人生，他们宣称自己要“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在创作中力图使诗歌世俗化、平民化，切近最凡俗的人生。在这样的追求这下，他们的创作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

所谓“反英雄”，是指那些生活中最为庸常的生命。许多第三代诗人从人的生存本能出发，在诗歌中体味和反映凡俗生命中所有的内容，如爱恨、生死、苦乐甚至一饮一啄、睡觉如厕。

这类作品中的代表是王小龙的《纪念航天飞机挑战者号》，这个曾经被整个世界瞩目的悲壮的场面在这位诗人的笔下，呈现出荒诞的一面：

这种描述也许是真实的，但它却将世界新闻界视为英雄的那位志愿升空的女教师的形象完全荒诞化了，从而解构了一个英雄的存在。

如果说王小龙的作品带有对英雄刻意的反悖的话，那么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则是完全陷入到对凡俗人生的描划中。这首很长的诗以琐琐碎碎的方式托出了一群经常在“尚义街六号”相聚的年轻人的生活片断：

诗中写到这些朋友们常常在老吴家中聚会过夜，而在诗的结尾，大家各奔东西：

长诗采用了完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琐屑零碎，但细细读来，却有一种抒缓几至哀伤的味道。而这个结尾，则给人一种人生平淡而又无常的凄凉感。

第三代诗人惯于以凡夫俗子平淡的平民意识代替朦胧诗人们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显出一种近乎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如《有关大雁塔》中对人们登塔观光情景的漠然处理。

第三，是他们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反文化的现代口语和语感的应用。

口语词汇与语感的应用，从我刚刚引用的《尚义街六号》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至于“反文化”这一主题的表现极至，则可以用张锋的小诗《本草纲目》来作为代表：

短诗对中国古典文化中许多著名的意象进行了调侃式的借用，解构了其中悠然的韵味，并对中国文化的阴柔、缺少阳刚之气表示出不满的情绪。

总体上说，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无疑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技法，踏入了诗坛上的一些禁地，使诗歌成为更加切近人生，更加切近人的感性生命的一种艺术形式。而同时，所谓的第三代诗人，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并不统一在某一面理论的大旗之下，他们各有各的轨道，并且仍然在不断的变化中。至于盖棺论定，实在为时尚早，这里的概括，不过是极不全面的一家之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