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18日“老舍故居筹建处”开始组建，1998年6月4日召开第一次老舍纪念馆筹建会。随后进入紧张的筹建工作。

1998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示“同意将老舍故居改建成老舍纪念馆”。

1999年2月1日，老舍诞辰100周年前夕，老舍纪念馆正式对社会开放。

老舍纪念馆对外展示内容：故居原状陈列（北京四合院），老舍的生活与创作展览。

丰富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灯市口西街路北从西往东数的第二条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草厂胡同和灯市口西街，长170余米。清乾隆时称“风筝胡同”，宣统时称“丰盛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因与西城区的“丰盛胡同”重名，遂改称“丰富胡同”。

丰富胡同19号，旧时的门牌是丰盛胡同10号，在胡同南口内西侧，是一座二进四合院，占地面积500平方米。街门面东，是一座随墙“小门楼”①，街门内迎面是一座贴着里院东厢房南山墙向南砌成的“一字影壁”，遮挡住通往里院的二门，街门南侧有两间南房，为外院。二门建在里院南房与东厢房之间，里院有北房3间，北房两侧各有耳房1间，有东、西厢房各3间和两间南房。院内房屋的屋面虽然是合瓦清水脊，但墙体却不是整砖到顶的清水墙，而是被称为“四角硬、棋盘心”的墙体，即:墙体上下左右四周用整砖砌成，中间则是外罩灰皮的碎砖墙。

小院的规格和布局透露出它最初的主人应该是户“小康人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小门、小院、“小门楼”和“四角硬”的墙体揭示出其主人决不是高官富贾，既没有值得炫耀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更多的富余钱财。小院只能因地制宜，不过，小院的布局却是中规中矩，甚至可以说是颇具匠心。

二门建在里院的东南角，占据里院的“巽”位；街门建在外院东院墙的北部，将外院作为坐西朝东的独立院落观之，亦占据“巽”位，此谓中规中矩。“巽”，八卦之一，为木、为风，卦形为　；位在东南，时寓晚春，意为吉顺。“巽”位开门在北京四合院中实为定例。外院狭长，在东南部位仅有两间南房，然而，里院的两间南房则占据外院的西北部位，使人疑为外院的北房；东南、西北部位的4间房屋与西南、东北部位的两块空地使狭长的外院虚实结合、错落有致，亦可理解为八卦图中间的“阴阳鱼”，只不过由圆形变成了长方形，此谓颇具匠心。诚然，“风水”是一种古老的迷信，古人也曾以“风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若是真有龙虎地，何不当年葬乃翁”进行讥讽。然而，对一所小院的营造却如此讲究“风水”，就不能不承认当年的营造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1949年，老舍从美国回国后托人买下这个小院。1950年3月入住。老舍对小院是满意的，也精心地进行装点，还在院子里种植了两棵柿子树，每到金秋时节，橘红色的柿子挂满枝头，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还给小院起了个雅号——丹柿小院。

老舍在“丹柿小院”里创作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青年突击队》、《女店员》、《全家福》、《茶馆》，小说《西望长安》、《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杂文和曲艺作品等。话剧《茶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史诗，《龙须沟》则是新中国的赞歌。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然而，1966年8月24日，老舍走出“丹柿小院”后就再也没有回来。1984年5月24日，老舍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建成老舍纪念馆。

门票成人10元，中小学生免票。

全年9:00至17:00

四季皆可

1小时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为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解放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1951年12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

老舍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曾任第17国民高等小学(今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3年在北京教育会任文书，同时在京师公立第一中学堂(今北京一中)兼课，在燕京大学读书。192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陆续创作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1930年回国，历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教授；先后创作小说《月牙》、《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等，其中发表于1936年的《骆驼祥子》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品之一，也奠定了老舍先生“京味文学大师”的地位，抗战期间，老舍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工作，1944年创作小说《四世同堂》。1946年赴美国讲学。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在北京定居，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8月24日，在太平湖投水而亡，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所致，后被平反昭雪。孙郁在《大爱者——老舍先生逝世四十年祭》中说:“当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像他那样让后人痛心，其悲壮之志，让一切苟活者顿失光泽。”

“丹柿小院”是1950年老舍旅美回国后购置的，这是一座北京旧式小院，小小的黑门坐西朝东，进门为一小院，只有两间南房。向西是一座三合院，这是故居的主要部分：东西各有三间厢房，现辟为展室，从第一篇小说《小铃儿》到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老舍先生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作品荟萃其间，再现了先生一生的创作成就。北房三间，左右各一间耳房，现为原状陈列，展示了先生当年的生活原貌。明间和西次间为客厅，在这不大的客厅里，曾聚会过很多文化名人，周总理也曾三次到此做客，就坐在靠西边的沙发上，与先生亲切交谈。东次间为卧室。西耳房即为老舍的书房兼工作室，书房小而朴素，硬木镶大理石书桌上至今还摆放着老舍喜爱的几件文玩：一枚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一只冯玉祥将军赠他的玉石印泥盒，一方清代“笠翁李渔书画砚”。就是在这间小屋里，从1950年到1966年的16年中，老舍写下了《龙须沟》、《茶馆》和大量曲艺、杂文、论文、诗歌、散文。

老舍喜爱养花，写作累时，便到院中赏花，院中的柿树也是他亲手栽下的，绿叶丛中缀满红柿，别有一番诗情画意，小院因此得名。

老舍一生著作丰厚，有《老舍文集》存世。

老舍以笔名行世。于是，有人误认为老舍姓“老”，在济南居住时，房东太太称当时才二十多岁的胡絜青为“老太太”；老舍晚年也曾戏称自己为“老老”。老舍是满族人，除去汉化的姓氏“舒”，还有满族的姓氏，俗称“老姓”。老舍的女儿舒立说:“父亲这‘舒’姓是来源于‘舒穆禄’氏。”自家人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可是，启功先生却说:“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国学大师的解释也是入情入理的。

其实，老舍的“老姓”究竟姓什么已无关宏旨，老舍已经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关纪新说:“老舍，有如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在我们民族诸多的文学和文化天平上，显示着他的作用与价值。”

老舍是北京人，深深地眷恋着故乡。他在《想北平》中写道:“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像老舍那一代学者、教授大多有坐“洋车”的体会，与“洋车夫”有直接的沟通。鲁迅通过《一件小事》讴歌“洋车夫”纯洁的心灵，胡适和沈尹默也曾作诗叙述“洋车夫”生活的艰辛。然而，以一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为“洋车夫”立传的却只能是老舍。因为，老舍是由穷孩子成长起来的大作家，与“祥子”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

老舍先生说:“穷人是不轻易掉泪的！”所以，《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在家里无端遭到欺负，全院人都为他揪心的时候，也只是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句——“谁让我是个窝囊废呀！”所以，《茶馆》中“王掌柜”在即

将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也只是对孙女平静地说:“跟爷爷说，再——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于是之先生悟出了真谛，把这两个人物演绝了！

若干年后，将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搬上话剧舞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焦晃先生出演老舍。在剧中，老舍这一形象串联全剧却没有动作，焦晃为此焦虑不安。于是，焦晃走进了“丹柿小院”，见到小院里始终有张小方桌，桌子上始终摆着一壶茶，供过往的行人歇歇脚。焦晃终于找到了老舍在舞台上的心理动作：“应该是站在台前，弓着身子让演员踩着我的背脊走向观众，让观众踩着我的背脊走上舞台，而不是一个指手画脚的主持人。”　剧终的时候，两边谢幕的演员纷纷退去，焦晃饰演的老舍却踏过“太平湖”向观众缓缓走来，说:“朋友们，我爱你们！”

剧场顿时寂静下来，继而爆发出震耳的掌声。观众们没有料到，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老舍先生正在向自己走来。

注解：

①小门楼，是墙垣式的一种，与屋宇门相比，等级低得多。

1930年7月，老舍应聘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住在齐鲁大学办公楼（现为山东医科大学办公楼）二层西南角的第一个房间里。1931年7月28日，老舍回北平和胡絜青结婚，不久，夫妇二人一起返回济南居住，租住在南新街54号一间小房子里。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南新街位于齐鲁大学的北边，是一条有个折弯的南北胡同。院子不大，大门坐东向西，二门内的西、北、东三面有房。紧靠大门洞的门房由老田夫妇居住，西屋两间是大家吃饭的地方，东屋是厨房，厕所在东南角的角落里，老舍夫妇住北房。北房说是三间，实为三间半，西山墙后边还连着一个小暗间，堆放杂物。北房的东边一间半加了隔断，作为卧室，西边一间半，是老舍会客和写作的地方。往北不远就是闻名全国的趵突泉，往南不到十分钟就是齐鲁大学。整个院子不很大，但种满了花草和盆养的畦栽，还有一棵不算小的紫丁香和一大缸荷花。院子里有一眼水井，一早一晚，老舍自己打水浇花，施肥，捉虫，所以花儿开的很旺盛。每年开春以后，小院里花香不断，五彩缤纷，吸引着不少朋友观景赏花。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接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作他自己的事情。他的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赶集》中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如《大悲寺外》、《马裤先生》、《微神》、《开市大吉》、《歪毛儿》、《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也是三角》等，还有发表在《论语》等刊物上的幽默诗文，大都写成于这个院子里。在这里住了三年,生下了大女儿舒济。

1934年9月，老舍接受了山东大学文学院的聘约，全家移居青岛，居住在莱芜路（现登州路10号甲）的一所洋式平房里。

1935年8月16日，儿子舒乙出生。

1936年搬家到黄县路12号二层楼的一层，居住一年多。夏天，老舍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成为职业作家。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就是在这里创作完成的。

“七·七”事变的炮声使老舍无法再埋头于创作。8月1日第三个小女孩舒雨出生后，青岛形势危急。在接到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后，全家搬到齐大校内常柏路11号。

1937年11月15日，日寇炸毁黄河铁桥，济南危在旦夕。决不能当汉奸，坚决去抗战，老舍毅然提起小衣箱，告别妻儿，离开常柏路11号温馨的家，奔向武汉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

2010年，老舍先生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黄县路12号的故居改建为“骆驼祥子博物馆”，面向社会开放。

交通信息：乘坐公交11、41、K54、K95、K98、K109路至大明湖站下车即可。

1938年7月中旬，在九江沦陷武汉无险可守情况下，老舍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往重庆。据老舍先生自述：“8月14，我们到了重庆。”暂时住在公园路青年会里。青年会是“文协”在重庆的第一个会址，老舍与何容住在二楼窗口向阳的一间，中间一个九屉桌，两张单人床分放两旁，坐在桌旁可就桌工作。至1940年8月房屋被炸毁才离开，现仅存当年楼上的“青年会”三个大字残迹。这期间写作了他的第一部抗战话剧《残雾》，第四部短篇小说集《火车集》，长诗《剑北篇》，话剧《国家至上》、《张自忠》、《面子问题》、《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等作品。

1943年11月17日，夫人胡絜青携子女来到北碚与刚割治完盲肠的老舍团聚，一家定居在蔡锷路24号（现为天生新村63号副16号）。与老向一家、萧伯青、萧亦五同住“文协”北碚分会的一座小楼。1943年，老舍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情况下，创作完成了长篇抗日武装斗争小说《火葬》和第五部短篇小说集《贫血集》。

1944年4月15日，《新华日报》为“文协”成立六周年与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发表社论，郭沫若、茅盾、何容、台静农、臧克家等人均写文章或贺词表示祝贺。茅盾在文章中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方，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

老舍在北碚安家后，许多朋友前去看望。胡絜青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了北平沦陷后，人民的苦难和当亡国奴的耻辱。这些真实的细节，为酝酿创作《四世同堂》，提供了详细的背景材料。1945年2月4日，小女舒立出生。

1944年元月，老舍开始写作百万字小说《四世同堂》，他说“我必须把它完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年底完成了三部曲的第一部《惶感》，1945年完成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于1948年在美国写完。

《四世同堂》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长篇巨著，用最普通的大量的民俗传统和国民性，对中国当时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作出反思，解释为什么中国几乎被日本吞食，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四世同堂》是老舍作品中最具特色的作品之一。

抗战胜利后，老舍写了长篇回忆文章《八方风雨》，记叙了他在八年抗战中的生活，在北平《新民报》上连载。他说：“把八年的生活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写下来。我希望它既能给我自己留下一点生命旅程中的印迹，同时也使别离八载的亲友得到我一些消息，省得逐一的在口头或书面上报告。”

老舍先生在重庆北碚的故居（现天生新村63号）于2010年更名为“四世同堂纪念馆”，面向社会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