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熙的字，深受当时巴蜀地区人士的喜欢，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争相观摹学习，就连赵熙的好朋友林思进（著名诗人）书法也受到赵熙的影响，梁启超、郭沫若早年也学习赵字。其门生更是无不学赵字周善培、谢持、陶谅生、余中英、向楚、宋师度、遍能大师及同乡吴祖元等，荣县人爱好书法者，惯于临摹他的几种碑帖，例如：颜（颜真卿）体的：“蓄桑学堂碑”，褚（褚遂良）体的《詹长坡先生神道碑》、《张虚堂墓志铭》，还有《文学舍书藏记》及行书《此君轩记》、《七律碑文》等等，在二十世纪的民国时期，荣县人中较能书写者多受其影响。赵字之所以能受到川人的抬爱，主要是因为赵熙的字能够雅俗共赏，姿媚中能筋骨通达，沉稳中不泛生动有趣，而且精神饱满，卷气十足。因此当时便有“荣县赵字”之称。

赵熙大字，线条厚重，刚劲有力，功力深厚，妙趣横生，古朴自然。今荣县大佛寺、乐山凌云寺、乌尤寺、峨眉山、太白故居及成都均有赵熙题字，四川各地名胜古迹亦有不少，其中以乐山乌尤寺题字最多，主要是赵熙与乌尤寺和尚传度大师是至交，赵熙常到乌尤寺与朋辈小住，流下众多书法诗文，以至于于当时民间将乌尤山戏称为“赵家山”。

赵熙尤擅于蝇头小行书，骨力通透，秀逸多姿，观之不倦，极富个性，其秀逸多出于赵（子昂），灵奇出于苏、黄、米，书卷气极浓，并参以北碑之骨力、情趣，化为自家风格，为晚清集书法之大成者。更有甚者赞之为：“千古书坛小行书第一人”。赵熙当时处于晚清康有为提倡的唯碑独尊的时代，天下无不习北碑，多数人学碑不成反而把字写得彪悍无味，步入野道。然而赵熙学书非常聪明，他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碑、帖并重的原则，终使自己的书风形成鲜明的个性，秀逸文雅，筋骨内含，将碑学和帖学完美结合，独树一帜，成为晚清书坛上的一大亮点，名振海内，卓然成一代大家。他认为“诗文与书，一代各有风气，唯豪杰乃能挺然风气之外”，真正称得上是书法中的一位豪杰之士。

赵熙书法以行书、楷书为最多，偶写隶书，惜流传极少，书法家徐无闻在解放前曾见过一幅，认为写得古雅不凡。赵熙的行书笔锋犀利而沉着，字体结构内紧外松，和宋代黄庭坚中宫收紧而四周放射有相似之处，其用笔圆中寓方，字形多呈直立长方形，行距和字距一般都比较疏朗，但行气呼应极好，所作不论大小，都精气内含，疏落有致，信手写来也是法度严谨，毫无懈笔。学赵熙的字难度很大，非一般的功力不能为之，学他的字大多只得形似，不能入其妙处。赵熙对朋友来信是每信必复，不论写多写少，都以精工著称，曾言“信札包罗万象，果能数百言而不脱书卷气，其人造诣，即不可轻。”在他的来往书信中，有许多是谈论艺事的，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凡得其信札者，无不奉为至宝。

赵熙认为“书贵脱俗面有雅韵，故学书必先自读书始”，“凡事须从规矩始，规矩者中正之极也”，“后人学古，则又当知古今风气之判，以自定其体”，“凡天颖者喜南书，挟胜气者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而不相非，斯杰士也。”这些都是极有深度的见解。他还为许多古代碑帖作过批注，只寥寥数语，便切中要害，今人佩服，成为后人学书的理信论依据。近人余中英《赵熙书法选集》序曰：“至其书法，初出于颜（真卿）、赵（孟頫），中年以后端严劲重，上追唐贤宋意，不规规于一家者，盖由学养性情使然。至老年熔合六朝，秀逸朴厚，别具风格，自成一家，一时风从。”

赵熙的书法一生都在不断的变化，时而姿媚灵动，时而刚劲沉郁，随感而发，每个时期都能看到他风格炯异的作品，可谓是“书法中的石涛”（石涛，清初画家，尢擅山水，风格变化无常，对近现代山水画影响甚大）。但强烈的书卷气始终不变，这点在赵熙的书学美观上占有重要位置，书卷气也是中国古代文人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可是能做到的只是凤毛麟角。

《赵熙书法》序——余中英

国家发扬文化，倡导艺事，搜集荣县赵熙先生之墨迹汇为一册。以予昔从杖履，得闻行迹，属予为序，义不敢辞。谨按，先生姓赵氏，名熙，字尧生，别号香宋，以前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生，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会试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转官协修篡修。宣统改元，实授御史，继改授江西临察道御史。辛亥革命后，还乡里，闭户讲学，以一九四八年终，年八十二岁。

先生在官，风骨凛然，为御史首劾庆亲王奕劻诸权贵，直声震世，号为清流。平生所长在诗及古文，书法与词盖余事耳。

先生之文，刻削劲峭，不规规于桐城义法。先生在京师以诗名时，崇宋贤号为同光体，与陈三立、陈石遗先生管领一时风会。入民国，小住成都，与时贤填词唱合成《香宋词》一册，后即不作。至其书法，初出于颜（真卿）、赵（孟頫），中年以后端严劲重，上追唐贤，不规规于一家者，盖由学养性情使然。至老年熔合六朝，秀逸朴厚。

其言曰：“书贵脱俗而有雅韵，故学书必先自读书始。”又曰：“凡事须从规矩始，规矩中正之极也；诗文与书，一代各有风气，唯豪杰之士能挺然风气之外，后人学古，则又当知古今风气之判，以自定其体；凡天资颖者喜南书，挟胜气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而不相非，斯杰士矣；夫由篆及隶，变成今体，此一二千年间实以钟王为初祖，颜公变羲献，而自成云垂海立之势，此新意也。”其又曰：“伊阙佛龛结字近古，三唐无人能及；孟法师碑，古秀幽深，面目亦与世传异，盖褚河南纯用隶法也。”其直论人也曰：“郎官室记，以褚法行虞体，处处求合规矩而自具神明，真长史过人处；苏诗：细筋入骨如秋鹰；论鲁公书法极精；字外出力中藏稜，论徐书法精；米襄阳骏快之笔，盖深湛晋书，尤致力于大令，故如天马行空，东坡品其超妙入神，然学之不当则专入跳荡一路矣；苏字气势滂沛，一往酣恣，旁若无人。然学不得其意，则侧笔作态，徒成习气。”先生于碑版法帖多所批注，此兹仅撮其大端耳。而其沾溉后学，盖深且远矣。

主其事者高文同志，翰墨场中老伏波也。芝兰同臭，搜罗甚勤，尧生先生身后之知己也。而予得侧名其间，何胜忻忭，愧甚浅薄，尚不能张大先生之所得也。

一个词人的翰墨情缘 朱万章

作为一个诗人、词人，赵熙在书画上的成就体现出一个文人的笔墨清趣，是传统文人艺术修养的表现。他的书法，属于典型的学者书风。他早年曾师从乡贤王羲臣治学，而王羲臣之兄王羲东长于颜体书，因此赵熙耳濡目染，其早年书法受颜书影响甚大。他和当时很多书法家一样，几乎都是早期沉浸于帖学，然后转向碑学，遍涉诸碑。近人陈声聪（1897-1987年）称其“书法最工，初为帖学，近小欧阳，后泛涉汉魏诸碑，于北魏之张猛龙，尤有入处。故所作峻整栗密，而又气骨森张，近百年间，罕有与并”，揭示其书法渊源及其在书史上的地位。赵熙自己有《论书二首》诗云：“一代经儒古阁修，偶遗笺札见风流。北朝碑版时髦学，尚有闲情仿小欧”；“谁知信本极雍容，险绝书家绍乃翁。试取道因留小影，吴妆窄窄立花丛”。据此亦可看出是赵氏书学之“行动纲领”，不入时流、我用我法是赵氏书学渊源和书风之自我总结。

在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行书《题夏承碑》中，我们可见其书风之一斑。此书结体方折，运笔遒劲，其书体在汉隶与魏碑中回转，并能进能出，形成独特书风。该书书文曰：“洺州一拓赏丰坊，絮絮东沙旧日藏。碑额稍怜遗北海（墨篆九字），馒头作笑品南塘（惜不见此本一证）。文通好古清斋似，元祜淘河翠墨香。论定中郎身后不，斜阳古柳赵家庄。”款署“岳生托题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季冬赵熙”，钤朱文方印“香宋”。按，《夏承碑》出自沼州，即今河北省永年县，宋代元祐年间，因治河堤而发现，明代书法家丰坊极为推崇，称其书体为古之“芝英体”，故赵氏有“洺州一拓赏丰坊”、“元祐淘河翠墨香”之谓。赵氏其他的书作也大抵如此，平稳沉着，波澜不惊，反映出一个学人兼词人的恬淡与明净心境。

在赵熙书法中，特别值得提的是那些不以书法为终极目的的简札、笔记之类的小品。这类作品因为无法而至法，不假修饰，体现出作者随意、萧散的小行书风格。所以时人陈声聪这样评论赵氏此类书作：“先生书札特精且 勤，友朋有书必覆。或简短数行，或连篇累牍。文字高古，有六朝人风格。而小行草笔精墨良，疏落有致，每令人爱不释手，得之者珍如拱璧。简札散布人间颇多，有以学问商榷诗词酬唱者，即素未识面，亦未尝不予裁答。”这显示出个词人的笔墨情怀与艺术涵养。

赵熙不以书法擅名而书名反而愈隆。在巴蜀地，当时人们有“家有赵翁书，斯人才不俗”的谚语，说明四川人对其书法是极为推崇的。笔者亦曾在四川等地见其不少书作，其中不乏赝品，有的甚至是近年新仿之作，说明他的书法在当地受到追捧的程度。陈声聪更有《论近人书绝句》云：“香宋何期早放还，天教看尽蜀中山。谁言巴峡无书种，散朗人思魏晋间。”其中“谁言巴峡无书种”一句典出黄山谷诗注，用此言来说赵氏书法，其分量不言自明。汪佑《山泾草堂诗话》谓赵氏诗“诗境冲淡，绝无锻炼痕迹，为近代所罕见”，用此言来评论他的书法，同样甚为熨贴。

书法之外，赵熙更兼擅绘画。陈声聪《兼于阁诗话》谓其“小幅山水，淡远荒率，是不食人间烟火者”，说明他的画是那种意笔草草、笔筒意远的文人小品。赵熙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剩水残山闲点笔，桃花源里示仙都”，昭示出易代之际一个遗老诗人的丹青情趣，以笔墨遣兴，以山水适意，无奈中带着飘逸与洒脱。他在另一首《题画》诗中则说：“夕阳蝉子怨新秋，黄土坡前石涧流。一段行程收入画，记从荣县过资州。”说明他的画也有不少源自写生，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也。

所见赵熙画作中，大多为笔墨简淡之山水小品。构图简练，气韵荒寒，在空灵与淡远中寄托自己的出尘之想。在他的题为“夷陵东下，江行所经”的山水小品中，可以看出所画山水纯用淡墨，不事渲染、皴擦，但却能将所见之境与所历心境相结合，荒远中带着实景，实景中不乏萧疏。所画之松树、瀑布、山峦、茅屋、小径、溪流、山亭等等，均赋予此情此景。在山景中表达一种“天地此空亭，江声万古听”（赵熙《清音亭》）的沧桑之感。

与山水画不同的是，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人物小品》则别具风韵。该图以简洁之线条勾勒出僧人之背影。僧人手拄杖，脚蹬屐，背微驼，踯躅前行。作者再辅以淡色渲染，颇有一种版画的艺术效果。这种风格，与丰子恺的简笔人物画似有暗合之处。有意思的是，作者没有衬以任何背景，却能直观达意，传递出种孤寂与幽冷的讯息。也许这正是作为一个晚清遗老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情境中所表现出的普遍心情。该画题名“经行”，显然既是种佛家用语，也是作者遁世的写照。作者自署日“菩萨赵熙写，丁卯冬”，钤朱文方印“香宋”。作者自称“菩萨”，寓示其向佛逃禅之心。该画作于1927年，此年之前的1924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电请其参加，赵氏坚辞谢绝，并作有《得北电纪怀》诗，中有“所忧非我力，斯岂鹤书征。国是多头语，乡居有发僧。可怜天已老，自问客何能”句，表达其不问国事、心灰意冷的归隐之意。此画正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化身，画中人，亦正是作者。

赵熙的书与画在近代美术史上并未留下浓重的一笔。不是因为他在诗词方面的光芒太盛，减弱了书画的光辉，而是作为 个饱经沧桑的词人，他只是以书画为余兴，以笔墨达意，在轻描淡写中寄寓文人情愫。从这点来讲，书画只是赵熙诗词的延伸，是赵氏将无声之诗（画）与有声之画（诗词）有机结合的范例，是现代人久违了的一种传统文人的翰墨情缘。

名士赵熙及空石居赵熙遗墨…邓代昆

赵熙为近现代四川杰出人物之佼佼者，清同治六年九月生于荣县城北郊宋家坝。赵熙家世清寒，世代务农。赵氏秉奇慧，厚天姿，十七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五岁，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朝考列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国史馆协修、纂编等职。光绪二十年，应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时年仅有二十七岁。如此一个“春风著意”人，却在其后来的五十馀年中，饱经时代变幻风云，历尽宦海迷茫烟波。铸出其节慨人生，道德文章，辉煌艺术，撼天地而泣鬼神。

（一）“直声在天地”、“诗名满人间”，乃赵熙节慨人生，道德文章之传神写照。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戊戌政变”，“六君子”饮刃菜市口。“戊戌政变”之先，赵熙实早不满清朝政权之腐朽，倾心于新政理想久矣。与六君子中刘光弟、杨锐交谊甚笃。事变起时，因正值其回川中守孝，未能参预新政变法，且又能及时烧掉与新政有关言论文稿，故得以幸免于难。刘、杨等遇害，赵熙悲痛不已，尝赋一绝云“片石苍茫太古前，每怀神禹泣当年。长江不尽风波恶，谁拄西南半壁天。”略可睹见其悲愤与追思之情。赵氏数年后返川，尚专程过富顺普安寨，探望刘光弟夫人。嗟悲之馀，慨然应允刘夫人整理刘光弟遗稿之请，并许代保存刘氏《甲午条陈》。其后，更携刘氏子回至北京，亲为抚养培育。宣统嗣位后，又为杨锐子杨庆昶代写呈都察院文，力陈杨氏之冤，请为昭雪平反，直声干天，一时朝野震动，天下正目。梁启超因此尝向赵熙赠诗云：“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皆足以照鉴赵氏的千秋义胆，浩然风骨。

宣统二年（1910），赵熙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供职京中。每得闲暇时，与林思进、潘若海、江翊云等诗酒结社，常聚会于丞相胡同“广和居”中。诗酒背后，暗中多议论朝政。赵熙尝自调侃诗社为“下流社会”，且说：凡属“上流人物”，均不许加入。赵氏之耿介旷怀由此也可见其一斑。时有御史江春霖弹劾庆亲王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 指言：北洋总督陈夔龙继室认奕劻福晋为干娘，实则陈夔龙自认奕劻为干丈人也。又有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认奕劻子载振为干爹。但以奕劻的赫赫权势，御状非但未能告准，江氏反因此被斥回原衙行走，一时朝野舆论大哗。赵熙于此深恶而鄙夷之，暗题诗二首于广和居壁间刺之。诗曰：“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儿干女色色新。也当朱陈通嫁娶，本身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爹日，豚子依依恋母辰。一种风情谁识得，劝君何必问前因。”“一堂二代做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应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此诗一出，即行风传于京师，产生不小政治影响。

1911年4月，清政府不顾民意民情，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各省保路会纷起抗争，尤以四川呼声最高。在京川籍官员也多次聚会，吁请清廷收回成命，并共举赵熙为京官川南代表。赵氏不负众托，以言官身份，直言切谏，“言人之所不敢言”，弹劾邮电部尚书盛宣怀借款卖路之罪，斥其“厝君父于积薪之危，加民众以破家之害。”惜奏章被扣留，实未能通达上闻。当年秋天，风候急转，护督王豹君因奏请缓收铁路，遭到清廷严厉呵斥，京中四川馆被强行查封，四川派往京中的请愿代表刘元声被押送回川，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一举逮捕颜楷、张澜、蒲殿俊、罗纶等九名保路运动领袖。于此情况，赵熙不顾个人安危，奋然而起，再次进言弹劾赵尔丰，历数其罪状，恳请朝廷速派岑春煊入川查办，以“雪死者之冤，平生者之愤”。旋即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随之灭亡。1913年，经共商议定在成都少城公园内修建“保路死事纪念碑”，以追念殉难烈士。赵熙感慨万千，情不能已，遂与颜揩、吴之英、张学潮等，分别用篆、隶、楷、行四种书体各书擘窠大字“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镌刻于纪念碑四面，气象巍峨。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登上大总统宝座。为收买天下人心，鉴于赵熙的声望，特派心腹致语赵氏，转达袁的“有所借重”之意。但赵熙深知袁的阴险伪诈，恶其为人，乃以患病为托辞权作推拒。事后即刻举家赴天津，复又急移上海，寓居日租界中。此时避难于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因不谙袁世凯之为人，而寄大希望于袁氏，恰巧袁也正有邀梁启超回国参政之请。梁于此事写信与其好友周善培，请其代为斟酌。周乃赵熙弟子，故急将此消息告诉了乃师。赵知此事后，焦灼万分，以为大不可行。特与周善培专程渡海去日本劝阻，而终未能动摇康、梁坚执之心，赵熙百般无奈，只好返程归国。后梁启超果遭袁世凯算计，梁氏始悟当日赵熙的一片苦心，而悔来事已迟矣。梁为此特呈诗赵熙，以致追谢之意：“昔君东入海，劝我慎祚趾。戒我入垂堂，历历语在耳。”其感激愧悔之情，跃然于纸上矣。

赵熙素与四川军政府头领熊克武、杨庶堪交往密切，1912年，尝为熊克武担保购买讨袁军械巨款。次年，熊克武、杨庶堪讨袁失败出走，四川总督胡文澜欲以“支持川军独立”罪逮捕赵熙。而赵却处之泰然，作诗自怡曰：“西风自响无人处，我正安居石穴深。”后经梁启超苦苦为其辩解开脱，又迫于社会舆论的力量，袁世凯方始罢休。1915年，袁世凯称帝，举国大哗，赵熙怒气塞胸，屡以诗词为利器声讨之，袁氏殁后，尚有《台城路.蛇衣》一阕，诅咒袁的臭腐下场。如中间句云：“添足求工，残鳞换世，身价今轻于纸。焚灰化水，怎医遍金疮？虫沙万队，蛇子蛇孙，祖龙新秽史。”

入民国后，赵熙隐于故乡，以遗逸自居，以文字自娱数十年而终老，不复过问人间政事。然其磊落光明之怀，刚直浩然之气，却永随其行，铸就出他的艺术光华，文章灿烂，朗耀乎千秋。

（二）赵氏一生，能噪名于当时，荡声于后世者，实仗其诗歌、辞章、书法诸多成就。这中间任取一种，皆可以开疆辟派，允称宗流。

赵熙工于古文辞，骈散皆能，而以散文为最擅。力主“广采八代之精英，深究唐宋之准则。”以《左》、《史》为根抵，以韩、柳为宗法。或又不舍宋人，于心独嗜“王临川之瘦硬盘折，韩昌黎之博大雄奇。”复下取“归（归有光）、方（方苞）诸集”。尤钟情于桐城派古文流风。但赵氏所作“刻削劲峭，又不规规于桐城义法。”其作大篇，“或考证名物，或辩论是非，并高格雅言。至于状写景物，则寄情绵远。”至其小章，则以情致为先也。举若《化城铭》云：“一千年前骷髅君，自山门移封于此。灵山会食，亘古相招，惟尔有情，依然同穴。魂兮识不？”妙笔传神，情味堪嚼。”赵氏文章，所遗有成都草堂寺、峨眉山、乐山乌尤寺、都江堰离堆等处碑记，合上赵氏荣县故里各刻，尚可得五十余篇。民国十年（1921年）赵熙出任《荣县志》总纂，历七年时间写成十七大章。《志》中之斟酌删裁，润色敷彩，赖赵氏之力多矣，实又可谓为赵氏作文手段之另一端。

赵熙以诗歌而负重名，播声海内，陈衍《石遗室诗话》以“豪于诗者”目之。与陈衍，陈三立鼎脚而雄峙于当时诗坛。三人为诗，皆崇尚宋贤，号为同光体。而赵氏独于宋贤之外，并重唐贤，以为不可以偏。尝言“诗之宜以唐人为宗也。”“五言之美，八代尽之，七言至唐人始专工。”

赵熙于诗取法既博，而能化之为精，用之为活。于古体，律、绝，皆能兼而擅之，而尤以五律为精能。所作或又风格大异，所谓“清奇浓淡，无不备也。”非功力深著者，不可以为之。当代学者王文才评之云：“其诗亦分清奇雄隽两派，并得《风》、《雅》之遗。而风骨峻整，正如其人。古诗大体闳肆雄深，五古少存，歌行多名篇大作。”钱仲联更称赵诗“音节苍凉，意味渊永”，“蜀中诗人，刘裴村后，一人而已。”裴村即“戊戌六君子”中刘光弟，一代诗杰也，有《介文堂诗集》行世。赵熙为诗，或又以振迅敏捷称。近人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云：“香宋诗，茶香饭熟，咳唾皆为珠玑。古体兵足马肥，千言立就。”复有诗赞之云：“到手千篇泼水成，诗如饭熟与茶清。寻山访古流连处，时有唐音出蜀尘。”钱基博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更立专章论之。谓其“诗功湛深，苍秀密栗，成之极易。见者莫不以为苦吟而得，其实皆脱口而出，不加锤炼者也。”并引赵熙为杨增荦写《入蜀诗》三十首，而一夜间增为六十首之事实，以证其言之不虚。

赵熙一生作诗甚夥，然每不自惜，凡应和酬答之作，皆随手散去。且自谓曰：“此等诗都可删却。”尽管如此，统其家藏，犹收得五千馀首。赵熙致桐城方旭书尝云：“私意贵精不贵多，似不妨力加删节。”又致南通费范九书云：“每观今人刻集多空陋，心嗤其鹜名而无本，遂自戒不轻付刻。”故知其于付刻之事，自律甚严。上世纪五十年代，始由门人郭沫若、周善培、向楚、江翊云等辑录遗稿，凡采一千三百馀首，印成《香宋诗前集》二册，已远非其所存全部。其后又有四川人民社出版之《香宋诗钞》，巴蜀书社出版之《赵熙集》，所收诗仅数百首，愈属豹之一斑也。据言有影印赵熙手书《峨眉纪行诗》册行世，惜印量太少，今欲一睹，已不能也。

赵熙填词，起于宣统元年（1909年）任江西道监察御史间，乘政务闲暇，时与京中诗人陈衍等一行文酒相娱，尝得词数阕，尽见存于陈衍《石遗室诗话》中。数年后，赵氏归居里中。于乙卯岁（1915年），忽大喜填词，一发难止，不遗馀力。且将其所得，逐日寄与华阳林思进。越二岁，林将其所寄集为一册，成《香宋词》二卷，稍后更增戊午岁（1918年）所作，合为三卷，付成都图书馆刊行，载词三百又十三首。以后，绝不再作。而人则以为，赵熙之词不论其价值、成就与影响，皆可与其诗歌颉颃共翔。与其诗歌、辞章共力，而使其赢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之一领席地。谢无量于林思进所旧藏稿中题云：“香宋词独掩前传，以其似白石之隽朗而加整丽，有稼轩之豪纵而无其粗野也。”胡先骗评赵熙词日：“吾国不朽词人中，又新添一座矣”。推举亦可谓高也。

赵熙尝改写川剧《焚香记》为《情探》，染指戏曲，或又可以看作赵氏之馀调别才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于贡井胡氏席间观木偶戏《活捉王魁》，嫌戏中人物焦桂英凶厉怨怒，殊少温婉情致。值客居无事，遂取《焚香记》改写《情探》一折，以遣时日。后因门人周善培为巡警期间改良川剧，始由川剧艺人按词配曲演出。因其格高调雅，声情双臻，遂致广为流传，极一时川剧之盛。

（三）“香宋何期早放还，天教看尽蜀中山。谁言巴峡无书种，散朗人思魏晋间。”此陈声聪《论近人书绝句》。赵熙一代诗豪，实也一代书豪也。

彼儿时，从乡贤王羲臣学诗文，羲臣兄羲东善书，尤长于颜体，赵熙从之学。夫书，所忌者弱，而颜书雄强，所忌者薄，而颜书浑厚。赵熙书由颜入手，崇宇千仞，广厦万间，基础得之也。既长，移步苏、黄之径，远窥二王之庭，所出温雅可喜，颇见姿致。甲午岁（1894年）在京中，盖京中士人时以院体整饬书风为尚，“乔师（乔树枏，乔大壮祖父）命作字改习颜书。”故复又重温旧习，究心于颜书之笔法、字法，谋求其外敛内逸，端严沈雄的气象，于颜书三昧，颇见心得。由其书《蓄桑学堂》碑可见一斑。中年以后，于苏轼书用功甚笃。大得坡公“端庄杂秀丽，刚健含婀娜”意旨，故其书愈老劲而愈见姿媚。举赵熙书中合作观之，其沉著痛快处，实也不稍减坡公。赵熙书筑体造势，又多有中收外放，洒落腾宕之笔，如天女散花，孔省展屏，飞行放逸，所用实山谷“牢控中宫，力射四极”之法。可知其于山谷书法的留意，也非泛泛矣。赵书用笔振迅处，如惊电遗光，疾如奔风，求其所自，米海岳“风樯阵马”，“沉著飞翥”意也。赵熙书法根抵在唐。已故书法名家徐无闻先生尝举有赵熙《谈碑》诗一首，其云：“何子谈碑袭阮元，李行欧楷配平原。扫除晋法尊唐法，一代风流宝薛轩。”言何绍基理论上尊奉阮元北碑南帖说，而其所行所用却终究在唐人间。何氏以颜书为根本，另参欧阳父子揩书，李邕行书，而于薛稷书颇具深嗜，以其因得宋拓薛书《信行禅师碑》而自号其书斋为“宝薛轩”一事可证。徐先生以为此诗虽在写何，而实际上乃为赵熙的夫子自道，是为确论，赵熙于唐人猎之最广，涉之最深。除颜真卿外，唐人中其或又爱褚遂良书法的“美人婵娟”，“绰约风姿”，尤喜褚书《雁塔圣教序》，心揣手摹，颇得其疏瘦劲练，清婉遒媚风致。赵书《詹长坡先生神道碑》、《张虚堂墓志铭》、《文学舍藏书记》诸刻可以证之。赵熙于欧阳父子书法，隋珠和璧，二美同收。既得父询的险，又得子通的奇。欧书于赵，妙不可言，习欧而后，赵书风格顿显端倪。元人中，赵熙独钟情于赵松雪书，究其根由，或则以松雪为二王远脉法嗣故乎？赴熙书中，凡为雍雅秀丽类属，皆可以看作松雪书绪余。赵熙晚岁，于唐宋诸家外，更上溯六朝，浸淫耘耔于南北碑版中。北碑之《张猛龙》、《董美人》，南碑之《爨龙颜》、《瘗鹤铭》，均攻之用力。可渭转益多师，博涉多优，熔众美于一身矣，使书风为之又一转，以朴厚秀拔胜出。所作“峻整栗密，而又气骨森张，近百年间，罕有与并。”清季，因康有为所倡，抑帖卑唐，独尊碑学。此议一出，从之者不惜附声鹊噪，煽焰扬波。乘帖学衰败末运之隙，碑学狂热，风炽于天下。而赵熙不迷，以“天下皆醉我独醒”的斗士姿态，荷戟而立，独挽狂澜，力辨源流。其云：“夫由篆及隶，变成今体，此一、二千年间实以钟王为初祖，颜公变羲献，而自成云垂海立之势，此新意也。”高吟出“诗文与书，一代各有风气，唯豪杰乃能挺然风气之外。后人学古，则又当知古今风气之判，以自定其体” 的主张。有《论书诗二首》可以得见。诗云：“一代经儒古阁修，偶遗笺札见风流。北朝碑版时髦学，尚有闲情仿小欧”；“谁知信本极雍容，险绝书家绍乃翁。试取道因留小影，吴妆窄窄立花丛”。在北碑为时髦热门，天下人争相趋奉的环境下，能不受影响，尚能息心于学欧，吴妆窄窄，独赏花丛，挺然于风气之外。超类拔俗，迥出时流，此赵熙所以为赵熙故也。或又言：“凡天姿颖者喜南书，挟胜气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而不相非，斯杰士矣。”读此，益谙赵熙之智。北碑南帖，各有优劣，后人学古，盖受性格趣味，修养高下，师承濡染，时空隔膜等诸多素的制约，所持态度，实易失于偏颇。而赵熙守其主张，不随风尊北，不盲目卑唐，于高屋建瓴，俯瞰全局。忽碑忽帖，忽南忽北，不规规于一家一法，凡属优势，必兼收并蓄之。赵熙书法大成之秘中秘在此。当代书法名家何应辉先生概之最确：“他（赵熙）的用笔兼具沉劲与飒爽；结字出于六朝而又随机变化，敛纵对比，神情警策稳健而姿致潇洒，能兼具雄强与雅秀。这些特点，都出自于赵熙碑帖兼收而相济的书艺观及其创作实践。”书之为艺，而艺寄于法，法之不立，艺则杳闻。故赵熙言：“凡事须从规矩始，规矩者中正之极也。” 横平竖直，书之根本法，所谓“中正之极也”。赵书之法取诸唐人，上溯汉魏六朝，下延宋贤诸家。而究竟其根本，则依旧落础在唐人。原因何在？盖唐书尚法。规矩者，法也，得法则得规矩也。夫法，技术可以充之，可以逮之。但法不是艺，所谓毛与皮之关系也。皮为毛之所依，毛为皮之附丽。毛欲生长，需皮常有精血萦布其间，精气回荡其里。而气血耒何处耶？来自书家之学问修养也。学问修养如仙家飞升之丹丸，不经过一段焚炼熔冶惨淡经营生活，便永无有修到梅花之时日也。赵熙学问家流，于个中机关消息开悟最深，受益匪浅。乃谆谆告世人曰“书贵脱俗而有雅韵，故学书先自读书始。”此语实为浮海仙槎，度世金针也。

赵熙又能画，颇得倪云林山水笔意。所出多为小幅，简远荒寒，清超出尘，陈声聪《兼于阁诗话》叹为：“是不食人间烟火者。”赵熙为画，多为自怡，不为应世。作品仅自存留，或偶有赠亲故者，故传世甚少，益是珍贵。

赵熙当时既以诗名重天下，实又复以书名重天下。有民谚云：“家有赵翁书，斯人才不俗。” 时人每以能争得赵之一纸而为幸事。显达豪绅，工商士人，皆不惜斥金购置，视所得为拱璧，宝贵珍藏。于此，学赵书者也日重焉。一时风从之人可营可垒，世以“荣县体”呼之。学有成效者，除熙子元凯外，门生中就有向楚、郭沫若、谢持、庞石帚、陶亮生、余中英、吴祖元等。虽物换星移，岁月早往，而喜赵熙书者却日趋众多，《书法》、《中国书法》为之权威延誉，确乎有复炽于天下之势。

（四）赵熙一代师表，一生几乎在育人中度过。

十七岁中秀才，便执教于乡塾。二十六岁任凤鸣书院山长。三十岁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三十二岁任泸州经纬学堂监督。民国十九年（1930），在家乡荣县创办“文学舍”，自任舍长。时赵熙已六十三岁矣。（笔者手中有《文学舍同学录》一册，北碑体恭楷书出，书法堪称精能，为赵熙文学舍弟子成都马行简手笔。由录中小序可知，校址设在荣县县城北街莲宇山古教谕署。赵熙于舍中自授诗文。其馀，虞兆清授“三礼”、“三传”，黄觉授“说文”、哲学，曹靖授“论语”、“孟子”，吴国安授数学，龙尊三受英语。收录学生凡一百一十三人，都为蜀地一时俊彦。”）赵熙经数十年耘植，门墙桃李遍及巴蜀。赵熙待弟子如父如师，倾心陶铸，而弟子也多为忠信之徒，奉老师若圣明，故学成而显世者不可胜数。若周善培、向楚、江翊云、庞石帚、吴玉章、郭沫若、陶闿士、孙炳文、谢持、黄复生、曹笃等辈，“或从政有声，或治学有成”，都为一代风云人物。或有梁启超请赵熙为其删诗，自谓“所学浅薄”，朱德元帅投贽赵熙，自称“门生朱德”类故事，又均可视为文林美谈矣。

豪杰挺然风气之外

（赵熙书法简说）--徐无闻，刊载于1988年《中国书法》杂志第一期赵熙专辑。

九月，有机会见到四川美术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赵熙书法选集》样稿，真是喜出望外。这八开本的书，选印了赵尧老各种形式的书法作品一百九十多件，有屏、联、条幅、扇面、诗笺，有径逾两尺的榜书，还有写在明信片上的蝇头细字，相当全面的反映了他的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显示了他的杰出成就。书前有曾受教于赵老的余兴公（中英）先生所写序言，扼要地介绍了赵老的书艺成就和论书要旨。近百余年来，四川出了一些书家，其中如顾印愚、赵熙、谢无量等，无愧为全国一流，可是长期晦而不显，遗墨零落，有待于搜集整理，得到应有的表彰。这本规模空前的《赵熙书法选集》，是个良好的开端，当然令人喜慰。

赵老四川荣县人。他出生于清寒的半耕斗读家庭，幼年读书勤奋，少年即有文名。二十五岁成进士，入仕之初为翰林院编修。甲午战后，深痛清朝腐败，倾向维新，与戊戌政变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待交谊甚笃。政变时因守孝四川，未得参预。宣统年间，任监察御史，上奏弹劾庆亲王奕劻及封疆大吏赵尔巽等，又请昭雪“戊戌六君子”冤狱，朝野惊动。梁启超因此赠诗云：“谏草留御床，直声在于地。”赵从戊戌政变中便认识到袁世凯的奸险，民国成立后，曾与周孝怀一道去日本劝说梁启超不要回国与袁共事，梁未听从。此后，赵即回川乡居，卖文鬻字。“九一八”事变后，赵与堕落为汉奸的旧友郑孝胥等断绝交往，坚持爱国立场。晚年对暴政虐民的愤慨，屡见于诗中。老一辈的革命家朱德、吴玉章、孙炳文同志都很尊重赵老，执贽请教。赵老很重视朱德同志，赠朱德云：“读书已过五十卷，一剑曾当百万师。”总观赵熙一生，实为正直的爱国者。

赵老一生仕宦时期短，从事教学和文艺创作的时期很长。他造就了不少人才，如周孝怀、江翊云、向仙乔、庞石帚等，或从政有声，或治学有成。他还擅诗、词、散文、戏曲、书法、绘画，诗与书法的成就尤高。陈石遗说他：“诗才敏捷，造诣在宋唐之间”陈兼与说他：“生平诗不下数千首，词源如倒峡，蜀中山水题咏几遍。古体气势雄浑，近体深徵婉约。”皆非过誉之言。至于他的书法，称誉者多，我还是认为陈兼与所评较全面：“书法最工，初为帖学，近小欧阳，后泛涉汉魏诸碑，于北魏张猛龙尤其有入处，故所作峻整密栗，而又气骨森张，近百年间罕有与并。”

在《赵熙书法选集》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赵老从青年到老年的书风演变。他青年时期以学颜为主，笔力健实，间架开张，得颜书宏大的气象。中年的用笔和结体，很明显地融合了大小欧阳和赵松雪的成分，形成的自己的独风貌。他的榜书大字，雄厚峻整，稳如山立，乐山乌尤寺碑刻“离堆”两字，即是典型。他的行书笔锋铦利而行笔沉着，轻处不浮，重处不滞；多数字中间紧密而向外展开，对足以取势的点画做适当的强调；字字妥当而体积的大小变化明显，章法上字距与行距较疏朗；法度谨严而风姿潇洒，不论大幅小笺，信手写来，都自然表现出统一的风格。这种风格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在本世纪前半期的四川，仿效者不少，称之为“荣县字”。赵老中年以后，博涉多优，报取汉魏六朝碑刻神趣，书艺更高，形成了如余兴公所说的“秀逸朴厚，别具风格。”他传世的作品，主要是行书和楷书，偶作隶书，亦古雅不凡，如解放前成都望江楼上，悬挂着他的隶书大幅，写的是一九一六年自作词《翠楼呤》。

赵老取得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他正处在清末“碑学”风靡一世的时代，康有为倡言帖学大坏，碑学当法，必须尊魏卑唐，“若从唐楷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赵老的成就恰好是他从唐人入手，对欧、颜诸大家的老规矩法度，认得定，练得久，吃得透。赵老与另外一些视作书为余事的诗人学者不同，他虽然天资颖异，但很讲究过硬的工夫，重视规矩法度。所以他说：“凡事须从规矩始，规矩者中正之极也！”

从书法史的实际来验证，只有到了唐人，楷法才达到完备的高度，因此，学书从唐人入手是正确的道路，力学唐人而有得，自可卓然成家。赵老还有一首题为《谈碑》的诗：“何子谈碑袭阮元，李行欧楷配平原。扫除晋法尊唐法，一代风流宝薜轩。”这是说清朝杰出的书法家何子贞，虽然承袭阮元北碑南帖之论，但其得力所在却是唐人，以颜为主，配上欧阳询的楷书和李邕的行书。何子贞得到宋拓薜稷书《信行禅师碑》取室名为“宝薜轩”，如此尊唐，真乃一代风流。尽管在说何子贞，实不啻为夫子自道。康有为在《广艺舟楫》里说：“碑学蔚为大国；如日中天；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颇有天下英雄皆入彀中的气概。然而赵老却说：“诗文与书一代各有风气，唯豪杰乃能挺然风气之外。后人学书，则当通知古今风气之判，以自定其体。”这真是特立独行的远见卓识。如果人人者为一代的风气所限，还有什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可言？还有什么个性和独创可言？赵老正是挺立在当时风气之外，树立了自己的风格，成为书林中的一代豪杰。

我在这里并非有意尊赵抑康。康有为在近代书法史上自有他不可磨来的功绩，但他持论往往偏颇，则是不利于后学的。赵老对于南北书派是这样说的：“凡天资颖者喜南书，挟胜气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不相非，斯杰士矣。”这是何等平正通达的见解！与赵老时代相接而年辈较长的杨守敬，认为碑与帖“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赵老的书法艺术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除了他有正确的见解和坚实的功力外，还在于他有正直的品格和卓越的文学才能。有志学书者必从《赵熙书法选集》中获得应有的教益。

2020年7月1日，《荣县第二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布，荣县赵熙文化研究会获得荣县浑浆豆花项目单位保护资格。

2021年12月，入选第六批自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