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上级党委任命裴治云担任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他为了做地下工作方便起见，不到四十岁就留下了很长的胡须，人们都称他裴大胡子、老裴头。裴治云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以后，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当时，党的抗日政策还没有被下江地区的广大群众普遍理解和接受，加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给开展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但是，建立抗日武装是对日斗争的主要手段，任务十分迫切。裴治云迎着困难顽强地工作，积极地领导地方各级党组织扩大党的抗日政策宣传工作，动员党员带头捐款购买武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筹备，依靠全县党员的集资捐献，共买了十余支长短枪。10月，冯仲云作为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来到汤原指导建立游击队。10月10日，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40余名党员集合于汤原城北半戴河村，正式成立了汤原反日游击中队。汤原游击队成立以后，第一项战斗任务就是袭击敌人设在萝北的福丰稻田公司，夺取自卫团的武器弹药来装备自己，扩大武装。当游击队来到萝北一个朝鲜屯准备行动时，正碰上“荣好”土匪队进屯觅食。游击队急忙把枪藏在草垛里，被“荣好”匪队发现了。“荣好”一看这里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就把部分游击队员和屯里的许多人抓起来进行毒打审讯，问他们枪到底是哪里来的。这时，中队长李福臣和第一小队队长戴鸿宾和出面假充国民政府特派员向“荣好”交涉，可惜“荣好”不相信，非要执照不可。经过一阵交涉，“荣好”只答应放人，可是把枪全部带走了，经过几个月建立起来的武装就这样失败了。但是，汤原的整个抗日斗争形势还是在发展着。11月间，裴治云派遣共产党员和抗日救国会会员到伪军中去做策反工作，因没有经验，几经努力终未能实现计划。与此同时，裴治云又继续组织筹款买枪。

1933年，汤原中心县委已拥有党员一百多名，汤原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汤区、格区、洼区、鸭蛋河区、安帮河区和通河区全部建立了区委和区救国会。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之后，中共中央又于1月26日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信中提出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对于汤原党组织和刚刚发动起来的汤原民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年初，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中心县委听取了第一次失败的详细情况之后，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分析了形势，强调群众已经有所觉悟，鼓励大家不要泄气，决心再把游击武装建立起来。中共满洲省委对汤原中心县委所采取的积极措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一方面把李福臣派到苏联学习深造，另一方面又把有军事素养的党员派到汤原，加强了游击队的领导力量。不久，汤原游击队用党团员捐款和农民尚未向地主缴纳的租子又从地主和散兵手中购买了十三支长枪、两支手枪和一支七星子，重新建立起一支拥有50余人的游击队。游击队重新建立后，裴治云派自己的大弟、共产党员裴锡哲到游击队做党的工作，加强了游击队的领导核心。但这支游击队建立不到三个月，同样因兵力薄弱，经验不足，又被混入游击队内的土匪“老来好”缴械，再次遭到挫折。裴治云为创建抗日武装历尽千辛万苦，由于没有经验而一再失败。然而在失败面前，他表现了共产党员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仍然千方百计地要把党的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为此，裴治云及时组织召开了县区联席会议，一方面听取和讨论了由省委巡视员王玉棠传达的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精神；另一方面，针对队伍中僵化的关门主义和右倾思想，教育全体党员既要克服关门主义，又要防止右倾思想，因为若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若不紧紧掌握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领导权，以斗争求团结，革命同样也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会后，县委书记裴治云派共产党员徐光海、戴鸿宾等10余名同志分别到“青山”、“阎王”、“占中央”等山林队去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争取团结山林队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同时组织了30余名抗日思想坚定的青年，到鹤立镇七号屯附近比较隐蔽的地方记两个地洞，在那里隐蔽起来整装待命，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事变，随时打击敌人。后来，虽然派到“青山”和“占中央”队的几名党员因效果不明显很快就回来了，但派到“阎王”队去的徐光海和朴东善由于开展了许多适合山林队特点的工作，并以不谋私利的品德赢得了队员们的赞许，不多久便被列入“阎王”队里的“四大柱”、“八大梁”的行列，深受“阎王”的信任。有一次，汤原游击队在戴鸿宾带领下来到萝北七马架屯，要求鸭蛋河区委配合游击队，缴下鸭蛋河自卫团的枪械。游击队没有短枪，很难按计划智取。后来，游击队通过徐光海向“阎王”借枪，“阎王”一看徐光海出面借枪，就痛痛快快地把两支手枪借给了游击队，还答应在外围给予支援。结果游击队没费一枪一弹，顺利地缴下了自卫团40多支长枪和两支短枪。这次缴械不久，徐光海率领“阎王”队20余名队员连人带枪加入了汤原游击总队。裴治云在集中精力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的同时，也在对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丝。到秋天，全县的地下党组织已拥有党员208名，共建立了8个区委、25个支部。此外，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会也得到迅速发展，全县抗日救国会会员已发展到1400多名，各区广大群众的反日情绪极为高涨。这引起了日寇的恐慌，特别是当敌人看到汤原中心县委已经建立游击队搞武装斗争，更是胆战心惊。为了扑灭刚刚点燃的革命火种，敌人调来大批日军加紧向汤原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一面又通过被日本宪兵队控制的朝鲜人“居留民会”（简称民会，地址设在佳木斯）从内部瓦地方党团等革命组织。当时，日寇把进攻和瓦解的重点放到汤原中心县委经常活动的鹤立周围的七号屯、格节河、校屯和新农庄等地。10月，日寇派出宪兵队长期驻扎在鹤立，“民会”也加紧在这一带的活动，于是格节河等地开始出现了叛徒。李元哲、李广镐、赵昌龙等人暗地投降了日本宪兵队，并秘密同佳木斯的“民会”组织进行勾结。这些叛徒将他们知道的抗日情况和抗日名单交给了日本宪兵队以后，日本宪兵队早就准备伺机逮捕，有时还到各屯进行讨伐，妄图把汤原的地下工作者一网打尽。对于敌人的阴谋行径，县委书记裴治云有所察觉，为了斗争需要，带领一部分党员骨干白天躲在事先挖好的地洞里（七号屯附近的山坡下），晚上到各屯进行活动。10月4日中秋节晚上，躲在地洞里的裴治云等人认为过节敌人不一定能来，就组织一部分人回到校屯一面了解情况，一面与屯内的人商量工作。临走时，裴治云咐留下的同志要把文件藏好，千万提高警惕。裴治云等在校屯开了一晚上的会，未能及时赶回地洞，准备第二天一早返回。不幸的是，裴治云等在屯里活动的消息被李元哲等叛徒知道了。第二天（10月5日），天刚放亮，李元哲就带领日本宪兵队坐一辆汽车从鹤立那边袭了过来，很快包围了村子。这时，日本宪兵队已在屯内抓了不少的人，裴治云等已来不及转移。裴治云对妻子说：“这回我可能出不去了，你无论如何要把东春（七岁的儿子）抚养成人。你一个人不好过日子，可以改嫁，但一定要嫁给穷苦人。”这是他被捕前对妻子的最后嘱咐。在叛徒的指认下，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崔圭复、鹤立岗区妇女协会主席金成刚（女）、共产党员丁重久（又名郑承九）、孙哲龙、金术龙、李振永、林国镇和共青团员石光信（女）、孙明玉（女）、金峰春以及革命群众柳仁化等12名同志被抓走，关在日本宪兵队的仓房里。关押期间，以裴治云为首的2名同志在敌人残酷的刑讯面前英勇顽强，毫无畏缩。敌人暴跳如雷，穷凶极恶地向12名同志施展各种残忍手段，用竹签子夹手指，刺指甲缝，最后索性把他们的手指给掐断。敌人还是得不到任何口供，更加疯狂，把12名同志用绳子吊起来鞭抽棒打，打得他们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无法辨认。敌人的野蛮残暴没有使12名同志屈服。于是，敌人又采取卑鄙手段，把留声机放在仓房里，大放黄色歌曲，妄图软化12名同志的意志，但裴治云、崔圭复等针锋相对，领唱革命歌曲，使同志们的意志更加坚定不移。裴治云和崔圭复为了鼓舞大家的情绪，常常带着大家高喊反日革命口号。

1933年10月15日，裴治云等在坚持斗争了10天后，被穷凶极恶、毫无收获的敌人投井活埋在汤原县鹤立镇日本宪兵队后院。裴治云等12名同志临刑前大义凛然，毫无惧色，视死如归，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裴治云牺牲时年仅40岁。夏云杰是县委的唯一幸存者，事件发生后担负起了县委的领导工作。他在鹤立后山寻找到裴治云等十二烈士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四十余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通过秘密串联的方法很快与汤原各地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重新建立了县委，开始第三次组建了抗日武装，最终发展成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2015年8月24日，裴治云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