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清末的“新文体”是夹用口语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象小脚放大的“语录体”。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言文脱节、格式束缚，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人出来反对。唐代韩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对骈文，史称“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骈体起源于汉魏，成熟于南北朝，讲究对仗和声律，四字六字相间，称“四六文”。韩愈反对这种注重形式、束缚思想的文体，提倡接近口语、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体恢复到未受骈体束缚以前的时代，所以称为“唐宋古文运动”。“古文”其名，“革新”其实。

唐代寺庙，宣传佛教，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群众。一边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图画称为“变相”，说唱底本称为“变文”。有散文韵文相间的，有全部散文的。后世发展成为鼓词和弹词。这是早期的白话文学。

宋代的“语录”是又一种早期的白话文学。起初，禅宗佛徒辑录师傅言谈，用口语体。后来，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门人，也用口语体记录老师的言论。 “语录体”是一种白话文，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风味。

宋元间又有“话本”。这是说书人讲说故事的底本。“话”是故事，“本”是底本，分为小说和讲史两类。前者多为白话短篇，后者是浅近文言的长篇。

明清的章回小说，例如《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作品，是用当时的白话书写，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当时的文学正宗依然是文言文。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话、废文言”。他说：白话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时间)、免枉读(误解)、便幼学、炼心力(思想)、便贫民”等项是先进思想。陈荣衮是提倡报纸改用白话的第一人。王照制订官话字母，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这时候，各地出版了多种白话的小型报刊。白话原来是一种民间文学，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正式文体，不是文学正宗，没有法定地位。

五四前后，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旧文学不是指旧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旧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文言的，内容是陈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学不是指新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新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白话的，内容是新颖的，思想是革命的。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

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

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等等。“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的副刊。“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

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现代白话文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

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白话书面语创作在各种体裁一一展开，并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其中争论最大的是白话诗歌（新诗）。

胡适的创作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却带来了“非诗化”的倾向；郭沫若《女神》则能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规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创作是前二者的反拨，使诗歌走向“规范化”，并在“新”、“旧”的联系中，确立了白话诗的现代美学原则。

在中国的教材中，以“四个反对”和“四个提倡”概括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

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讲求文法

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新青年派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包括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偏激的主张。这和人文理性学术派学衡、文化与科学派国风等的主张或结论形成对比。白话文，浅显通俗，在语言上，生动、泼辣、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

“白话文”与大众口语有紧密关系，“大众语不是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大众化’，即是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懂得的本领。”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就是要做‘更浅显的白话文’”。一些论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大众化运动的前奏；其实这二者的概念内涵是有区别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话文运动”等同于“大众化”。

此外，白话文运动也是30年代左联时期“大众文艺”，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论起点，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凸现，同时随之即来的是概念内涵的窄化。“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范畴确立之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争论与阐释，主要集中在“反思”层面，如钱谷融《反思白话文》等等。

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容易，可以清楚表达人们说话时的意思，而文言文，很难理解字面意思，一定要用脑筋，经过反复思考才知道所表达的意思，白话文呢，很容易表达自己所认为的东西，方便易懂。

白话文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它简练，通俗易懂。以白话文运动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对传播新思想，繁荣文学创作，推广国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

现代书面白话文语言仍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层次，一个人要参与哲学界的学术讨论必须掌握现代哲学的一整套基本话语体系，一个人要参与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必须掌握一整套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参与社会书面对话的人都必须掌握像文言文那样与自己现实日常口头语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因为现代各种不同专业的话语体系都是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这种种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也能具体运用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交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