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的高贵身份，无论同学和老师都对他保持着一种礼貌上的友好，他为没有朋友而苦恼。这一时期，他是个有很多偏见的忧郁青年，喜欢西欧传奇文学，甚至想辞去爵位，当一名普通人。

1912年3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战后的东京大学）后攻读哲学。后来被著名的经济学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河上肇和哲学家西几多郎吸引，10月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战后的京都大学）攻读法学系。

他曾经买糕点送给贫穷的邻居，主张礼贤下士，口头禅“叫花子也是宾客”为他赢得了不少好名声。

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号称“最后元老”的西园寺公望，当时以护宪为中心的大正民主运动蓬勃展开，每天报纸上新闻连篇，这使得以前视政治为庸俗之物的近卫开始关注政局，西园寺曾向近卫的曾祖父学习过书法，并同其父是好朋友；所以，当某天身穿学生服的近卫去拜访他时，西园寺感到很亲切。

虽然两人辈分为叔侄，但前首相西园寺对学生近卫常以“阁下”相称，表示尊敬。从此，近卫与西园寺结下了恩恩怨怨的政治联系。

1916年（大正5年），根据贵族院令，到了25岁便进身为公爵议员进入贵族院。1918年（大正7年），为杂志《日本及日本人》论文执笔“推开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

他在论文中写道：“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们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在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象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

可以看出，近卫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秀论世界观的反抗心理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这与活跃于明治时期政坛的其父近卫笃麿的影响分不开。“排除英美本位和平主义”论比其父的思想更加鲜明，奠定了近卫在组阁后即结成日德意三国同盟、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理论基础。

1919年（大正8年）他跟随代表日本的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增广了国际见闻。时途经上海，应孙中山请求进行了会谈。孙文也是在上海英文报纸上读到了他的论文才起了和他见面的念头。

在巴黎会议期间，帝国主义列强的激烈争夺，给近卫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国之后，他在《战后欧美见闻录》中认为巴黎和会显示了大国的横暴，实力支配是铁的原则。从基于正义、维持和平的国联精神来讲，“人种平等”的提案理应被采纳，但他是由：力量不足的日本提出的而未被采纳；与此相反，“不合道理的门罗主义”是力量强大的美国所提出的而被纳入国联的原则中。鼓吹“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生存，要求发展之地”。可以说，从青年时代起，近卫就树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础，并用以指导一生的活动。

凡尔赛会议结束他还在欧洲旅行了一阵子，与战后西欧的民主运动给了年轻的近卫以很大冲击，越发的感到华族的风俗、礼仪和习惯没有意义。他原本计划到美国游学（因亲戚反对而未成行），说明他认识到如果将美国排除在外就不可能谈论世界事务。

他生活的明治时代，贵族家庭日常生活中弥漫着欧美气息。过早的当家立业形成他自负、执拗的性格，他几乎不崇拜任何历史人物，甚至对当时名声显赫的日俄战争英雄乃木希典大将和东乡平八郎元帅也不以为然。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曾担任英国首相的亚瑟·贝尔福勋爵，因为贝尔福早年前默默无闻，后来在爱尔兰总督位置上却一鸣惊人，显示了卓越的效率和才干。日后更是被温斯顿·丘吉尔称为当代的马基雅维利。他有几个妻子，常和自己的孩子，包括情妇所生的孩子一起嬉闹玩耍，没有多少日式家长的威严，倒像个美国式的父亲·········。

高贵的门第，不断见诸杂志和报端的政论文章，使从国外归来的近卫逐渐被人们熟知。1921年年方30岁的近卫被推选为临时议长。1924年6月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组成护宪三派联合内阁后，近卫就任贵族院研究会常务委员。

在第55届国会讨论普通选举法时，贵族院许多议员百般反对，法案难产，近卫上下活动，9月法案最终通过。近卫在政坛上的活跃，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

火曜会

1927年(昭和2年)脱离旧态依然的贵族院研究会。与木户幸一、德川家达等结成了火曜会，对贵族院内集结了新势力的同时，逐渐偏离西园寺公望成为了贵族院内的革新势力中心人物。同时，作为五摄家之首的血脉，加上端正的外貌（在当时的日本人中属于高个子），用反对英美协调外交的现状破除主义的主张，获得群众的欢迎，很早便被期待成为首相。

1931年，近卫成为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就任贵族院议长。进入国家权利中枢。西园寺一方面认为他是个人才，另一方面又担心他落入革新势力的漩涡中，最终成为军部的傀儡，叮嘱他要“超脱”，要“慎重。”

进入3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下，生产和外贸急剧衰退，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这便为法西斯运动兴建建造了温床。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把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上。

1931年5月，近卫在驹泽高尔夫球场与阔别十年的政友会前干事长森恪重逢，森恪早已不是政党主义者，他甚至说：“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若不改变诸如政党、贵族院之类的狭隘思想，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受森恪谈话的刺激，近卫转入所谓的世界新潮流的法西斯运动，客厅里日益出现皇道派少壮军官和军部外围的右翼组织，牵线搭桥的就是森恪。

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敲响对外侵略扩张的战鼓。近卫对日本军人的做法极为赞赏，他在《元老重臣与我》中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反对西园寺主张的等军人冷静下来的协调外交。

1934年他又一次听取石川县警察头面饭田副次的汇报之后，恣意批评政党政治。当饭田反映由于政党无能，腐败和对时局缺乏认识，国民和军官都忍无可忍时，近卫立即评论说：“政党、议会都起不了作用。”“军人发怒是难免的。”“为拯救今天的日本，必须打倒议会主义。”

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阀中的“皇道派”青年官兵发动二·二六事件，导致冈田启介内阁垮台。西园寺公望为了抑制军部势力，向天皇推荐他不听话的弟子近卫组织新内阁，但近卫倾向于“皇道派”，感到难以处理二二六事件问题，便以健康欠佳为由加以拒绝。

近卫之所以坚决拒绝组阁是因为他认为“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接任的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执政仅一年多便因无法控制国内的政治矛盾而相继垮台。大家一致认为继任首相人选除了近卫已别无第二个人。西园寺公望再度向天皇推荐近卫组阁，而近卫此时似乎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官僚、政党和各派军阀都希望在“帝国的不统一”的状态下，近卫能够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强有力的内阁。

1937年6月4日，近卫受命组阁，成立第一届近卫内阁，时年46岁的近卫被称为“青年宰相”。报纸将他的内阁称为“青年内阁”、“明朗内阁”，多数国民也都期待着他能成为打破日本社会沉闷状态的首相。

近卫有高尚的血统，美妙的年华，曾因拒绝就任首相给人留下没有权力欲的良好印象。近卫最大限度的满足了统治阶级各层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对外扩张。

他在组阁的当天就表示，属于“非持有国”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的生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实行”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行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资源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要劳动力的自由。”这无疑是一纸夺取殖民地的宣言书。

天皇也曾对近卫十分满意，由于家族关系，两人亲切有加，近卫在天皇接见时，经常谈笑风生，有时还边说话边摇晃着二郎腿。过分得意的他提出大赦建议，但这不仅引起了陆军首脑的非议，甚至皇室成员，元老重臣，甚至天皇也摇头反对。这使的近卫感到有些沮丧，不久，军部就给他“制造”了个大麻烦。

仅仅一个多月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近卫在手记中觉得“我方有点可疑”。由于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和陆军省柴山兼四郎为代表的慎重派的活动，近卫内阁也在9日内阁会议上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

但是在陆相杉山元以及参谋本部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和第三课长武藤章的要求下，内阁于11日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向华北增派关东军两个师团，驻朝鲜陆军一个师团，从日本再派两个师团。当时对此执慎重论的只有米内光政海相一个人。

当天晚上近卫在首相官邸召集政界、财界、评论界人士吹风，将这次事件定名这“北支事件”，表明了处理此事件的强硬姿态，要求在座各位予以合作。第二天大藏相贺屋兴宣和内相马场瑛一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谈话，鼓吹对华强硬。

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正与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签订停战协定。这种增兵的强硬态度必然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国民政府的中央军迅速北上，大战一触即发。这时他也曾经划策过同蒋介石的高峰会谈，也试图向国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但担心可能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而作罢。

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侵华战争蓄谋已久，近卫就曾多次提出“华北经济开发”对日本的意义。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侵华战争不断扩大。7月底，北平，天津沦陷，29军副军长佟麟阁战死。8月7日、近卫内阁召开四相会议，决定“大陆主要使用武力的地区应为河北－察哈尔区和上海”。8月13日，中国军队开始围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应海军要求，陆军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

8月15日近卫在发表事实上抛弃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的“膺惩暴（戾的）支（那）”声明。飞机开始展开越洋轰炸。为确保侵略战争的进行，近卫内阁加强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

9月3日，近卫将北支事变改称支那事变。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国民灌输“尽忠报国”，“征服世界”等法西斯思想。10月，设立旨在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企划院，制定《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等法令，促使整个国民经济为战争服务。10月15日，近卫从工商巨头、军人和议会政党中选出10名最有势力的人物作为临时阁员——参议。11月22日，组成包括首相在内的指导战争的大本营。

尽管近卫标榜举国一致，但实际上他连内阁都难以做到一致，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赫赫战功，军部势力越发猖獗，时常使近卫感到有被架空的感觉，他曾对秘书原田熊雄抱怨“陆军大臣杉山元靠不住，有时向天皇自嘲说：‘我这样的人完全像时装模特儿，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却被牵着鼻子走，这实在叫人为难，真对不起。’”

近卫打算笼络军部、财政界的头面人物，以突出内阁的领导作用，但收效不大。在攻占南京之前，近卫试图凭武力压蒋介石投降，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展开陶德曼调停，因为条件并不苛刻，只是扩大了在华北和上海的非武装区，蒋介石听取了军事将领的报告后转告德国大使，宣布接受日本条件议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克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统制派巨头寺内寿一自主决定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由于取得了攻克南京的战果，日本国内主战派势力抬头，12月20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召开联络会议，修改了原来的条件，陆相杉山元提出了四项更苛刻的和平条件，蒋介石国民政府无法接受。

日本政府在1938年1月11日大本营和政府首脑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中国事件根本方针，决定“如果国民政府不来求和便不再以其为对手，转而帮助建立新政权”。近卫在16日发表了“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声明发出后，立即遭到一批尚能进行正常思维的国会议员的质疑，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声明他们说，在头脑冷静这一点上，国民对近卫曾寄予信赖和期望，但这个声明则将其打破了，等等。近卫在听到上述言论后，气急败坏的回答道：“我的力量太弱。”

近卫在第二年就此说明辩解称：“声明是外务省制定的草案，由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并承认该声明是失败的。

没有任何退路的国民政府在1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迅速刊出蒋介石对日本近卫文麿声明的反应，措辞强烈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抗日的立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维护中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接受，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篡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单单指责近卫大概有些过于残酷。在容忍军部独断专行的背后存在着统帅权问题。据曾担任近卫内阁书记官长的风见章所写《近卫内阁》披露，内阁为了干预统帅权曾想过各种各样的方案。如果能够实现的话，通过修改宪法规定“建立掌管统帅权与国务的内阁制度”是最佳选择，但“永不磨灭的大典”——明治宪法是不可能有何改动的。

第二种方案是将除陆、海相以外的阁僚降格为各省长官，由首相指定几名在海内外有一定声望的人来担任。但由于近卫对是否能找到有能力的人材没有信心，这个方案也被束之高阁了。第三种方法是设置有首相参加的大本营。由于陆军的反对做了一些妥协，最后以设立大本营与内阁间的联络会议为名得到陆军认可。

1937年11月20日，在宫中设置了大本营。在这个过程中近卫和其周围的人有意放风说近卫要辞职，陆军反而提出“现在近卫辞职不好办”。这也是他为获得对统帅权的干预权面使出的一个手段。但是近卫认为“政战一致”的想法有些不合实际。

1938年5月占领徐州后，近卫对陆军的压力作出反弹，将强硬派领导人陆相杉山元和外相广田赶出内阁，起用对军部有影响力的板垣征四郎任陆相，宇垣一成任外相，荒木贞夫任文相。企图恢复对内阁的领导能力，但这三个也不是什么和平分子。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

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

1938年3月31日，近卫内阁公布战时法律“国家总动员法”，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为法西斯的总体战效劳。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日军规模庞大的“汉口会战”的另一个目的，正如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连用以进攻武汉的10个师团都是当年开始扩编的。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会战。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石由此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誓言“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政府调集全部海空军以及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

然而与淞沪、南京会战不同的是，蒋介石在1938年2月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中称：“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因兴亚院总裁宇垣遭到军部排挤，九月末突然辞职，近卫想通过改组内阁控制军部的目的落空。近卫开始认真考虑总辞职问题。同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军的速决战美梦破产了。为此，近卫在11月3日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把对国民党政府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共同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向国民党诱降。

1938年12月，与蒋介石对立的汪精卫逃到日本，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著名的“近卫三原则”，即“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近卫以“事态进入新阶段”为由，于1939年1月4日提出总辞职。对于他的辞职既可以说是由于他被人嫌弃，也可以说是因为他本人感到领导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或者说是不负责任地不干了。被一般民众期待打破沉闷政治气氛的第一次近卫内阁没有完全燃烧就熄灭了，辞去首相的近卫和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调了位子，担任枢密院议长。

新体制运动

近卫辞去首相职务后，旋就任枢密院议长，并在平沼骐一郎内阁任无任所大臣。　平沼内阁由于意外遭遇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态，经过7个多月就下台了，继任的阿部信行内阁也仅维持了5个月，然后是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组阁。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闪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随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席卷整个西欧。德军的辉煌战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侵华战争的僵持局面极为不满，急于扩大战争规模，他们强烈要求铁腕人物出马组阁，调整日本的战略。为此不惜搞垮了反对与德、意结盟的米内内阁。

第一次内阁时期因受到军部压力而心灰意冷的近卫在辞职后致力于新体制运动，政友会等政党相继自动解散，之后成立了大政翼赞会，确立了举国一致体制。在得到广泛支持的背景下，象是再做一遍梦一样，第二次近卫内阁于1940年7月22日成立。近卫再次担任首相。与其说是近卫谋求当首相，不如说是机会等待着他。

第二次近卫内阁与德日意三国同盟

近卫的基本政策方针还是在其《排除英美本位和平主义》论文的延长线上，即通过强化日德意三国枢心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与英美进行对抗，从这一点上讲近卫的政治倒是一以贯之。

这次内阁近卫主要靠两个人物，一个是陆相东条英机，一个是外相松岗洋右，前者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强调闪电效率，素有剃刀东条之称；后者是老牌殖民主义者，能言善辩，被称为说话机器和五万言先生。这两人成为近卫制定和推行军事侵略和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

近卫在内阁会议上确定基本国策，提出要“建设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为达此目的，在国内确定“发挥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对外推行南进政策并强化与德意的联盟。近卫建立“大政翼赞会”并自任总裁，声称“大政翼赞会”仅作为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而不作为政党，不论军阀或官僚均可加入，以此扩大其政治基础，减少军人和官僚的对立，实现国内政治的一体化，强制取缔日本国内各政党和团体。要职分别由宫廷贵族、军政官僚及法西斯分子头目担任，并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由当地知事任支部长，将居民编入“邻组”组织，实行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至此，日本的法西斯化不断加强，并在日后东条英机的军部独裁时期达到顶峰。

近卫内阁还在1940年12月6日设立情报局，以此钳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由于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在西部战线取得胜利，在日本，以陆军为中心，政策强烈向德国倾斜。

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第二年4月，松冈外相在莫斯科与苏联签定日苏中立条约。松冈等人一直想把苏联拉入三国同盟，发展成为四国同盟。在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第三次近卫内阁与日美谈判陷入僵局

但是当时的苏德关系正从“互不侵犯”向“战争”发展，松冈和外务省对此竟毫无察觉，可谓责任重大。对于三国同盟，以海军中的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为首的政界、官界、财界有很多人执反对意见，但都无法改变时代潮流。近卫也开始认真摸索修复日美关系。松冈不在日本的时候，日美曾在私下进行过接触。

松冈从莫斯科回国后得知此事，再次对美奉行强硬政策，近卫内阁的对美交涉无果而终。近卫以总辞职的方式与松冈同归于尽。1941年7月18日成立了第三次近卫内阁，丰田贞次郎担任外相。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德军的军事冒险一再得逞，这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十分眼红，南进的心情空前迫切起来。7月2日。近卫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以全力向东南亚扩张，“不惜与英美一战”。近卫内阁为日本铺好了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

为配合“南进”方针的落实，近卫展开外交攻势，加强了自1941年4月开始的以牺牲中国求得妥协为内容的日美谈判，企图通过谈判，一方面断绝中国的一个最重要后援，迫使中国早日屈服；另一方面为侵略战争赢得时间。但在谈判过程中，外相松冈洋右过于锋芒毕露，一味激化同美国的矛盾，导致美国决定全面中止对日本石油出口，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为统一策略，摆脱松岗，近卫决定内阁全体辞职。

1941年7月18日，近卫组成第三届近卫内阁，原班人马就换了一个，起用预备役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代替松岗为外相，继续同美国谈判。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取得成果，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这个决议成了套在近卫内阁脖子上的绞索，决定了日本的命运。

到了10月，日美谈判仍然陷于僵局。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近卫认为立即同美英开战的条件尚不成熟，胜利的把握不大。东条英机作为立即开战派的代表人物向近卫提出：如果不按御前会议的开战决定执行国策，那么参与这项决定的近卫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

由于东条的态度十分强硬，近卫内阁被迫于10月16日宣布内阁总辞职。和处理日中战争一样，近卫虽然高喊实现和平，但事实上局势却被引向战争的方向。近卫的政治完全象原田熊雄提出的“富士山说”所指的那样，近看粗糙不堪。

东条英机接任近卫上台组阁后不久，便在1941年12月8日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尽管近卫反对立即开战，但这绝不是说他反对战争，近卫三届内阁事实上已经将日本推上了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在东条组阁后，近卫向东条赠送日本军刀，作为对后者的鼓励。

1942年元旦，日本在珍珠港大胜后，开局不错，当时的近卫被日本舆论称为“日本第一蠢人”“战败主义者”。但日本的侵略战争很快便走向了失败。

1944年7月美军占领塞班岛后，考虑到日本即将战败，他向内大臣木户幸一建议，撤换东条，成立停战内阁。

在东条被撤换后，他在讨论下届首相的会议上积极发言：“宣称打败仗是可怕的事情，但革命却更可怕，打了败仗，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能恢复，但是左派革命起来，却会破坏国体。”

他甚至指责军部是赤色分子的大本营。天皇还要重用梅津美治郎等人，故而没有听他的，只是把一个退役的大将小矶国昭拉出来当首相堵塞舆论。

至1945年初，狂妄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已经无法扭转败局。在这种形势下，近卫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才能保存天皇制。1945年2月14日，近卫上奏天皇陈述此点。并考虑到天皇的战争责任，在战后留任天皇已不可想象，主张昭和天皇退位出家，有太子明仁继位，高松宫宣仁亲王摄政，但昭和顾左右而言他，仍想负隅顽抗，坚持“一亿玉碎，本土决战”。天皇甚至准备派近卫去苏联交涉，以求得苏联继续保持中立，但因苏联拒绝而未成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随即占领日本。17日，日本组成东久迩宫稔彦王内阁处理投降的善后事宜。

近卫在内阁中任国务大臣，后来又在币原喜重郎内阁中任管理宫廷内务的“内大臣府御用挂”。他两次跑去和麦克阿瑟套近乎，说是左翼分子挑动军阀发动对美战争，造成日本革命的局势，忽悠的麦克阿瑟对他大为赞赏，委托近卫修改宪法。

外相重光葵毫不客气地说：“东久迩宫和近卫都想逃避战争责任，想把挑起战争和虐待俘虏的责任说成与自己无关，坏事都是东条大将等统制派军阀干的。当近卫着手进行修改宪法的调查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近卫是战犯，如果让近卫公爵在战后不但没有受罚还在日本国内担当什么角色，无异于让吉斯林当挪威总统，让赖法尔当法国总统，让戈林当欧洲盟军司令。

占领军当局迫于舆论压力而于11月1日声明“没有委托近卫修改日本宪法的事实”，并废除内大臣府，11月19日，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传讯他，追究卢沟桥事变和谋划对美战争的经过，他大惊失色的对人说：“我恐怕也要作为战犯抓起来”。

12月6日发出对近卫的逮捕令。天皇特使连夜赶来希望他能在法庭上洗刷掉天皇的战争责任，他苦涩着说：“为天皇效力我什么都可以做，但在法庭上我不可能说谎，作为战争指挥责任是是没法推脱的，总要归结到作为大元帅的天皇陛下，我觉得我无力替陛下辩护。接着他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我是不会忍受作为战犯受审的耻辱的。”

1945年12月16日清晨，近卫文麿在被捕的数小时畏罪服毒自杀。遗书自称“对华战争之后，所犯政治错误甚多，对此深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无法忍受在美国人的法庭上受审……”他期待将来社会舆论恢复正常的时候，神的法庭会作为正义的判决。

就这样，战犯近卫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不过，即使他不服毒自杀的话，作为发动全面侵华和法西斯三国协定的首要罪犯，等待他的极有可能就是法庭的绞刑判决。

近卫在总辞职前曾透露过“从政界引退后想成为一名僧侣”的意思。日本投降后，他自评道：“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而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

实际上不论是在战争前还是在战争中，近卫决不是“软弱的”，也不是“和平运动家”。他一生三次组阁，发动并组织了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太平洋战争，在建立和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方面尤其别出心裁，什么国民精神总动员、持有国、非持有国、新体制、大政翼赞、臣道实践、八纮一宇、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政治语言，都是他创造并实施的。

他完全起到了军部法西斯分子起不到的作用，他亲手造就了日本战争机器，并使其像烈马一样狂奔。

他的软弱就是没能阻止军部的独断专行，“和平运动”就是对军部妥协，其所谓的“和平行为”亦是为执行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他是一个没有西园寺那样的大局观和世界观，没有能力引导日本奉行与英美进行协调、与中国融合的外交政策的总理大臣。

在日本流传着“近卫文麿是富士山”的说法。这个说法源于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是第二次近卫内阁时原田在其内弟有岛生马在家中对近卫的评价。当时他感叹道：“近卫这个人是个像富士山一样的家伙。”有岛的女儿晓子问为什么，他回答道：“从远处望很漂亮，但到了近处看就全是岩石，粗糙不堪。”原田含着泪说：“西园寺先生看着这样的人担任首相，真是很心寒呀。”

对历经三届的近卫内阁的评价直今仍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他没能阻止日中战争扩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缺乏领导能力，负有很大责任。

另一种看法认为在当时军部的压力和民众的情绪支配下，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从受过法国自由主义熏陶、把和英美发展友好关系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西园寺的角度来看，近卫内阁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意大利结盟对抗英美的外交政策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