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

南宋淳佑十年（1246年）理宗赐“岳麓书院”匾额，别建湘西精舍于书院南。1275年元军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仅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

元延元年（1314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元至正十八年（1368年）毁于战火。

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成化（1465—1487）年间，书院开始逐渐恢复。

自明宣德始，岳麓书院自元毁为废墟，1432年（明宣德七年），由民间集资促成岳麓书院最早的一次修复。成化五年（1469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

明弘治七年至九年（1494年—1496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首创崇道祠，并重新办学。自明宣德始至弘治九年，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明正德二年（1507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导致了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明正德四年（1509年），守道吴世忠拆毁道林寺，扩建书院。明正德九年（1514年），首修《岳麓书院志》。

明正德以后，王阳明及其弟子先后至此讲学，传播心学。

明嘉靖年间曾续修《岳麓书院志》。

明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颁“敬一箴”及所注程颢视、听、言、动四箴于岳麓，增建敬一亭，后改名四箴亭。明末，东林学派高世泰讲学书院，岳麓书院学术传统重新得以发展。

明万历年间再次续修《岳麓书院志》。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部队进攻长沙，与明朝官军进行激战，书院在混战中被毁。明崇祯年间最后一次续修《岳麓书院志》。

清初朝廷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1652年（顺治九年）曾调令：“各提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实谈废业。”然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修复书院的呼声日趋强烈。就在顺治帝诏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的当年，湖南巡抚彭禹峰就聘请长沙府攸县县学生刘自主持岳麓教事，并未受到处罚。

清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周召南下令重建岳麓书院，基本恢复了原有规模。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发动三藩叛乱，攻克长沙，刚刚修好了才4年的岳麓书院随即被毁。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巡抚丁思孔又重建岳麓书院，置膏火田数百亩，并上奏两章，请求御书匾额。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

清朝廷为褒扬岳麓书院办学之功，先后颁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额，并赐帑赐书，将岳麓书院列为省城大书院，在官府的大力扶持下，书院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清顺治初年，书院继续办学。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诏令岳麓为省城书院，赐帑金一千两。

清乾隆八年（1743年），赐御书“道南正脉”额，以褒扬岳麓传播朱（熹）张（栻）理学之功。其后，湖南巡抚等地方官多次拨款以作书院经费。同时，大批有名望的学者被聘任山长。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期间罗典、欧阳厚均各主院27年，创建和恢复书院古迹数十处。书院办学呈蓬勃发展的景象。清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又赐御书“道南正脉”于岳麓，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获得肯定。清乾隆十年（1745年），巡抚杨锡绂作《岳麓书院学规》。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山长王文清手定《岳麓书院学规》。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期间罗典、欧阳厚均各主院27年，创建和恢复书院古迹数十处。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罗典任院长，辟“岳麓八景”，修建筑多处。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南巡抚吴荣光于岳麓书院内创办湘水校经堂，以经史、治事、辞章分科试士。清代岳麓书院主要传授理学和汉学。

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大修，山长袁名曜为大门撰写对联，出“惟楚有材”句让门生们应对，贡生张中阶对曰：“于斯为盛。”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巡抚吴荣光仿学海堂制，在此创设湘水校经堂，首开湖南书院教学改革之风。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军队进攻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史称“书院毁半”，随后院长丁善庆率诸生捐资又逐次修复。清同治七年（1868年）巡抚刘昆主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建。清末，岳麓顺应历史潮流，设译学、算学等科，增置时务和西学图书，进行了教学改革。

清光绪元年（1875年），由岳麓书院迁往长沙城南。后再度迁建，改名校经书院。使其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清末，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末实施新政，废书院而兴学堂，“岳麓书院”被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废为湖南高等学堂（此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长沙时务学堂创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改为求实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湖南省城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

民国元年（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奉令停办，工科学生按志愿送到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同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命迁入岳麓书院原址。民国四年十二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志·建制第二》载：“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即故岳麓书院。”（第2页）。民国六年（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令停办，并入武昌国立师范学校。同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原址，接收了前湖南高师的全部校产和一部分教师。民国十三年（1924年），省议会决议正式筹组湖南大学。民国十五年（1926年），湖南工业、商业、法政三个专门学校合并，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一院，新建校舍为二院。1937年7月，国民政府明令将湖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任命皮宗石为校长。下设文、法、理、工、商五个学院。其后，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迁校复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日本战机轰炸湖南大学校园，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毁。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日机再次轰炸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御书楼、半学斋、静一斋等处均中弹倒塌，文庙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修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办学规模扩大，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1950年8月毛主席应李达校长之请，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被撤消。在湖南大学旧址上，以原湖南大学土木系和基础教育部为基础，合并其他一些大学的相关院系，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8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扩充后更名湖南工学院，1958年改为湖南工学院，195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湖南工学院恢复为湖南大学，增设文、理科，设十二个系，重新确定文、理、工综合性大学发展模式。

1978年，国务院确定湖南大学为全国重点大学。

1981年，岳麓书院开始大规模修复工程。

1986年10月，在历经5年大修后，岳麓书院正式对外开放参观。湖南大学先后在此成立文化研究所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招收历史、哲学等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

20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修，一些毁于战火的建筑得到了重修。

2022年3月23日，岳麓书院发布通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新形势，岳麓书院即日起临时闭馆。

2022年7月3日起，岳麓书院恢复对公众开放。

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

岳麓书院主体占地面积有31000多平方米，分为书院主体、附属文庙及新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岳麓书院建筑面积约1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其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岳麓书院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 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宋代曾名“中门”，因江岸建有石坊，名为“黉门”。现存大门系清同治七年（1868年）重建，采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建于十二级台阶之上，五间硬山，出三山屏墙，前立方形柱一对，白墙青瓦，置琉璃沟头滴水及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整体风格威仪大方。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字迹，因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以岳麓书院办学很不错，又闻山长周式以德行著称，特别召见周式，拜为国子监主簿，请他留在京城讲学做官，但周式心系岳麓，仍请归院，皇帝就亲赐“岳麓书院”、御匾悬挂于大门正上方，并赐经书等物，岳麓书院从此名闻天下，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大门两旁悬挂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下联出自《论语·泰伯》，源出经典，联意关切，道出了岳麓书院英材辈出的历史事实。

大门之后，宋元时为礼殿所在。明代嘉靖元年（1527年）扩建文庙于院左，始改建为二门。五间单檐悬山，中三间开三门，花岗石门框，左右各辟过道通南北二斋。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炸毁，1984年重建。门额正上方悬有“名山坛席”匾，撰者无考。原为清同治七年（1868年）所置，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现匾为1984年复制，集清代著名湘籍书法家何绍基字而成。两旁有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上联出自《尚书·舜典》，下联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意为岳麓书院被浩瀚的林木所掩映，藏在地阔物博的岳麓山中。撰联人为清末（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颂万。二门过厅两边有清代山长罗典所撰的对联：“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二门背面有“潇湘槐市”匾。原为清代学监程颂万撰书，毁于抗战，之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楚图南补书新匾。”潇湘”泛指湖南，”潇湘槐市”是说岳麓书院是湖南文人、学者聚集的场所，引申为岳麓书院人才之盛，有如汉代长安太学槐市之盛。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自北宋开宝九年（976）岳麓书院创建时，即有“讲堂五间”。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理学家张栻、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

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校长将其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原额被毁，1983年依康熙字迹重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它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此额为原物。讲堂壁上还嵌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十数方。

讲堂屏壁正面刻有《岳麓书院记》，为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书院主教、理学家张栻所作，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基本大纲，对书院教育有重大影响，该文由湖南大学校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昭怡1983年书。屏壁背面刻有麓山全图，摹自《南岳志》。

讲堂两旁有南北二斋，分别为教学斋和半学斋，均为昔日师生居舍，过去学生大量的活动时间就是在这里自修。书院建斋舍历史悠久，自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始建斋舍52间，现存建筑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学堂时改建，始定名教学斋、半学斋，以适应教学、办公的需要。“教学斋”斋名出自《礼记·学记》，“半学斋”斋名源出《尚书·说命下》。

湘水校经堂现存建筑位于讲堂左侧。原名成德堂，亦为书院讲堂，始建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设于今船山祠处，并亲题门额。湘水校经堂在岳麓书院内办学前后共45年，清光绪元年（1875年）从岳麓书院迁到城南天心阁附近。原堂址改建为船山祠，并将吴荣光亲题的“湘水校经堂”堂额留于明德堂以作纪念。

书院明伦堂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守道吴世忠仿郡县学官，拆书院大成殿，扩建文庙与院左，于大成殿后建明伦堂，寻毁。明嘉靖年间重建，十八年（1539年）知府季本聘熊宇为山长，讲学明伦堂，次年庚子科考，中式者十人，一时科甲大盛。后又毁。清代重建，顺治九年（1652年）刊立“卧碑“，置于明伦堂左，作为书院学规，后又废。今复原明伦堂与文庙大成殿后，现为书院硕士生、博士生上课学习之所。

藏书楼是体现中国古代书院讲、藏书、祭祀三大功能之一的藏书功能的主要场所，岳麓书院创建始即在讲堂后建有书楼，宋真宗皇帝赐书后更名“御书阁”，元明亦称“尊经阁”，位置有所变动，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巡抚丁思孔从朝廷请得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籍，建御书楼于今址。清代中期，岳麓书院御书楼已发展成为中国民间一座较大型的图书馆，藏书14130卷。今天的御书楼仍然作为古籍图书馆供书院教研人员使用，藏书数量已逾五万册，大型工具书如《四库全书》、《续解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均有珍藏。

文庙位于书院左侧，自成院落。由照壁、门楼、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部分组成，岳麓书院祀孔子始于书院初创时期，北宋时期曾建礼殿于讲堂前，内塑先师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南宋乾道元年（1167年）改为宣圣殿，“置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改名大成殿。明正德二年（1507年）迁于院左今址。明天启四年（1624年）重修，正式称为文庙。其规格与各郡县文庙相当。

濂溪祠是专祀周敦颐（1017—1073年）。清嘉庆十七年（1812）始建于六君子堂基地，二十五年（1820年）迁于今址，祠内悬有“超然会太极”匾，祠内壁上有《移建濂溪祠碑记》石刻，原《濂溪祠记》碑，仍留于今六君子堂内。

崇道祠又称“朱张祠”，专祀朱熹、张栻。元延祐元年（1314年）建诸贤祠于讲堂左侧，合祀朱张及书院建设有功之臣。明弘治七年（1494年），始建于讲堂后，后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布政使觉罗敦福重建于今址。现恢复古代祭祀，祠内悬”斯文正脉“匾，刻朱张二人像。

慎斋祠，又罗山长祠，专祀岳麓书院山长罗典。乾隆四十七年（1872年）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共27年，对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基本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慎斋祠初建于咸丰年间，位于屈子祠之侧。旋废。现恢复于船山祠北侧。

四箴亭专祀程颢、程颐。程颢、程颐均为北宋教育家、理学的奠基人，曾问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明天启四年（1642年），推官林正亨重修，改名“四箴亭”，自此专祀二程。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迁建于今址。亭内现存清刻程氏《视》、《听》、《言》、《动》四箴碑。

六君子堂始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此后多次迁移，又屡有所毁。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重建于今址。三间硬山建筑，与崇道祠连成一片。祠内嵌有《改建六君子堂碑记》，所祭祀的六位对书院发展和建设有功的先儒分别为：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

船山祠专祀明末著名学者王夫之。祠庙原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创建的湘水校经堂。光绪元年（1875年）湘水校经堂迁往河东办学，于是辟为船山祠。祠前悬有清代岳麓书院著名学者、外交大臣郭嵩焘所撰对联。

麓山寺碑亭位于园林南侧。明成化五年（1469年）知府钱澍始建。现存建筑为1962年重建。“麓山寺碑”四字为近人黎泽泰于1962年书。亭内就是著名的“麓山寺碑”。麓山寺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碑，由唐开元十八年（730年），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碑侧碑阴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题刻。

百泉轩始建于北宋之初，地处岳麓山清风峡谷口，溪泉荟萃，乃岳麓书院风景绝佳之地。历代山长爱溪泉之妙，筑轩而居，享尽自然的天籁之音。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访院，与山长张栻“聚处同游岳麓”，“昼而燕坐，夜而栖宿”，都在百泉轩中，相传二人曾在此论学三昼夜而不息。

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碑刻。碑廊中即嵌立历代遗碑13方及新制的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刻27方。在这些碑刻中，朱熹手书的“道中庸”、“极高明”等碑，是书院的重要遗存。

自卑亭位于书院东面200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长沙郡丞赵宁在路旁建自卑亭，供行人歇足之用。嘉庆十七年（1812年）院长袁名曜改建于路中，民国时扩建马路于亭侧，形成现存格局。现存建筑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建造。“自卑亭”三字为清代山长车万育题书。亭内嵌有《自卑亭记》等碑刻。

时务轩是为纪念清末维新派创办的学校——时务学堂而筑的纪念性建筑，位于书院园林内，与百泉轩隔池相望。轩内现嵌有梁启超《时务学堂故址》碑，该碑字迹为民国二十四年梁启超重游时务学堂旧址所书，另有李肖聃《跋》、李况松《跋》、陈云章《记》、黄曾甫《时务轩记》等碑刻。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张栻观日于岳麓山顶，曾筑“赫曦台”，朱熹题额。明代王守仁有“振衣直上赫曦台”诗句。台后废。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山长罗典建前亭于院前，又改名前台。道光元年（1821年），为存故迹，山长欧阳厚均改前台名为“赫曦台”。在台的左右内壁上有丈余高的“福”、“寿”二字，台的顶部雕饰有八卦图、蝙蝠、寿字图案。

山斋旧址位船山祠右。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安抚使刘珙始建，取名“山斋”，供山长（院长）居住。张栻主教时朱熹来访，曾寓居此屋，两人作同题诗《山斋》。南宋后期，山斋被战火所毁。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山长欧阳厚均重建，题额“山斋旧址”。

杉庵

岳麓书院创建之前，东晋荆江州刺史陶侃（259—334年）任驻长沙，勤慎吏职之余，常乘舟过渡到岳麓山游览，并在山中建庵读书，修养性情，因庵前遍种杉树，人称杉庵。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其后裔、岳麓书院著名学生、两江总督陶澍，为纪念先祖开创岳麓文教之功，特重建“陶桓公杉庵”，摹刻家藏宋拓本《麓山寺碑》嵌于庵内。2001年修复杉庵于文庙后，将陶刻《麓山寺碑》又移嵌庵内。

麓山寺碑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积累了大量的碑匾文物，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主要分布在麓山寺碑亭、讲堂、御书楼壁及复廊、百泉轩园林碑廊等地。

竖有麓山寺碑。此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唐碑，也是长沙现存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由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李邕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亲自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历代许多大书法家都曾前来瞻仰临摹，宋代书法家米芾于元丰三年（1080年）专程前来临习，并刻“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16字于碑阴。原刻在麓山寺中，后移至岳麓书院右侧，明知府钱澍建亭护碑。清代嘉庆年间有达官遣吏前来拓取，因不得其法而使名碑碎裂，长沙知府沈廷瑛得知之后，亲赴现场，和沙灰集其残片94字，另嵌碑亭内壁之上。

讲堂檐前悬挂的“实事求是”匾，是民国初期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所撰，为岳麓书院在转制时期的校训，对当时寓居于书院的毛泽东影响很大，后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大厅中央的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康熙皇帝御赐的“学达性天”，一为乾隆皇帝御赐的“道南正脉”，前者为根据老照片复制的，后者为原物。

讲堂两壁嵌“忠、孝、廉、节”四大字石碑，为清道光七年（1827年）山长欧阳厚均刊立，传为朱熹手书。讲堂两边轩廊分立“整、齐、严、肃”四大字石碑，为清乾隆时山长欧阳正焕书，道光时欧阳厚均立。这两组大字碑刻皆为中国古代书法碑刻史所罕见。大厅四壁还嵌有历代山长的“书事齐严肃四字因示请生诸”碑、“岳麓书院学规”碑、“毕沅诗”碑等，均为清代碑刻。

御书楼及复廊内也嵌有的大量碑刻，主要有“朱熹诗碑”、“重修岳麓书院记碑”、“文昌阁祭田契券”、“吴荣光江南述别诗碑”等。其中“朱熹诗碑”所刻的诗是南宋干道三年（1167年）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后与张栻同游南岳，在株洲与张栻告别，张栻作“送元晦尊兄”诗赠朱熹，朱熹以此诗作答。此碑为为清光绪年间巡抚吴大澂所刻，是岳麓书院历史的重要见证。

“文昌阁祭田契券”碑系山长袁名曜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勒石嵌立，是岳麓书院租田管理方面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岳麓书院教育经费、祭祀经费的来源有重要的作用。

建于1992年，刊历代遗碑13块及新制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27块。在历代所遗碑刻中，有明刻“岳麓感旧诗碑”、清刻“道中庸碑”等，尤以“道中庸碑”最为珍贵，为清道光七年（1827年）山长欧阳厚均修复道中庸亭时所刻朱熹遗墨。

20世纪90年代新刻的27块碑分别为：善化县志载《岳麓书院源流》，宋代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王炎《论清岳麓书院堂长》、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陈傅良《建岳麓书院记》、朱熹《措置岳麓书院牒》、欧阳守道《赠了敬序》，元代吴澄《建岳麓书院记》、《百泉轩记》，明代杨茂元《后重修岳麓书院记》、李东阳《建岳麓书院记》、陈凤梧《岳麓书院志序》、黄衷《岳麓书院祠祀记》、李腾芳《重修岳麓书院碑记》，清代易宗涒《岳麓书院记》、丁思孔《重建岳麓书院记》、毛际可《重修岳麓书院记》、龙骧《重修岳麓书院记》、王文清《四公德政纪略》、欧阳厚均《新建崇圣祠碑记》、罗典《岳麓书院课艺序》、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及1993年杨慎初教授撰《岳麓书院重修记》。这些碑文反映了岳麓书院的历史沿革，是研究岳麓书院历史发展的重要文本。撰文者中既有著名政治家、地方官员，也有著名文学家和书院山长，他们本身在历史上都有较大的影响，这就更加凸显了碑刻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

岳麓书院的学规，最早源于朱熹的《书院教条》，到清代乾隆年间，欧阳正焕任书院院长时，提出“整、齐、严、肃”四字并撰诗，刻在碑上嵌于书院讲堂右壁。

岳麓书院学规：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时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是三湘人才辈出的历史记录，而爱晚亭内那吟唱着“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又留着一缕长髯的老夫子，那情那景更是让人流连忘返。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是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由著名的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写的；江夏黄仙鹤勒石刻篆，因为文、书、刻石都十分精美，所以向有“三绝”之称。碑高4米，宽1.35米，碑文共1400余字，此碑以其书法著名于世，最为艺林所看重，传拓碑文曾风靡一时，笔法刚劲有力，是最为著名的唐碑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节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书院八景：柳塘烟晓，桃坞烘霞，桐荫别径，风荷晚香，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

山长是中国古代书院的负责人，也即现代意义上的“院长”。山长一词最早见于《荆湘近事》：“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岳，受业者号曰山长。”至宋相沿为习，亦称山主、洞主等。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共有55位。

岳麓书院文物管理处下设岳麓书院综合办公室、文物工作办公室、保卫室、旅游管理开发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下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书院研究中心和中国软实力文化研究中心。现有在编人员48人，其中教师科研人员25人，文物管理工作人员23人。

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岳麓书院仍然在进行高等教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学研究基地，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拥有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湘文化研究基地”以及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机构“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

拥有一支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研究特色和研究成就突出的科研队伍。现有专职教师32人，其中教授17人，副教授8人，博士生导师12人。有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3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5人入选湖南省“121”人才工程计划，9人入选湖南大学岳麓学者计划。

岳麓书院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8项，教育部重大、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等各级科研课题数十项，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4项，湖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5项，二、三等奖多项，获省优秀博士论文奖4项。从英国伦敦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外名校毕业的一批年轻博士，也陆续进入书院担任教职，成为了极具活力的新生力量。

本学科已建成完整的本、硕、博、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现有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学位授予专业有3个：（1）专门史（中国思想文化史）；（2）中国古代史；（3）中国哲学。拥有历史学一级学科（涵盖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文物与博物馆学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考古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哲学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以及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授予权。专门史为湖南省重点学科。

岳麓书院宋明理学、中国书院史、湖湘文化史、中国礼制史的研究水平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并致力于建成在国内外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基地、中国书院研究基地、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宋明理学、中国书院史、湖湘文化史、中国礼制史的研究水平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并致力于建成在国内外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基地、中国书院研究基地、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设有中国软实力文化研究中心（省级）。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参与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被认定为2014年度“2011协同创新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2014年11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立项名单，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清良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理论化与现代化研究”课题成功中标。截至2014年11月21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已经获得6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21年8月，被中国侨联确认为第九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岳麓书院（含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馆）门票政府指导价降为40元/人次。

对14周岁（不含14周岁）以下的儿童、65周岁（含65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凭有效证件实行免票优惠，对14周岁（含14周岁）至18周岁（不含18周岁）未成年人、60周岁（含60周岁）至65周岁（不含65周岁）的老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凭有效证件实行半票优惠。

5月1日~10月31日：07:30~18:00；

11月1日~4月30日：08:00~17:30。

中国书院博物馆开、闭馆时间顺延半个小时 。

乘63、106、132、202、305、908、立珊线、旅1路等公交车在市四医院站下车，从东大门进入；或乘132、202、305、立珊专线、旅1、旅3线在岳麓山南站下车，从南大门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