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7年　任岭南大学医学院（1953年改为中山医学院，现为中山医科大学）寄生虫学教授、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兼任广东省血吸虫病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生物学会理事长、广东省寄生虫学会理事长、 《中国动物志》副主编、 《中国吸虫志》主编。

1977年10月29日　逝世于广州。

陈心陶于1904年5月4日出生于福建古田的一个邮局公务员的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很有志气，但家境清贫，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1925年，他在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受聘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1928年被选送赴美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寄生虫学一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29年转入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比较病理学，193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细菌学教授，生物系主任和理科研究所所长。这时，他开始调查并整理华南地区蠕虫区系，不久，发现了一个肺吸虫新品种，被命名为“怡乐村并殖吸虫”。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进犯广州，岭南大学被迫几度搬迁，以后停办。1942年，他转任南昌中正医学院教授并兼任江西省卫生实验所所长。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岭南大学复校，他又回到岭南大学医学院任寄生虫学科主任、教授、代院长。在日军侵华的日日夜夜中，他辗转内地，颠沛流离，饱尝战火之苦，但一天也未放下科研工作。1948年，他又去美国华盛顿柏罗维罗蠕虫研究室和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先后考察了一年多，并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绦虫囊尾蚴的免疫反应实验的重要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谢绝了亲友的劝阻和美国一些大学的聘请和挽留，毅然回国。途经香港时，又有一个香港科研机构愿以比美国更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当时港澳地区对大陆的一些流言蜚语象妖风一样地袭击着他，但他毫不动摇地说，“金钱于我如浮云”，“娘不嫌儿丑，儿不嫌娘贫”，“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必须在自己的祖国”。在广州解放后第三天，他就回到岭南大学医学院，继续任寄生虫学科主任。1950年夏，陈心陶受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委托到四会县的一个有“大肚病”的地区进行调查，证实了该病系血吸虫病。以后，他又深入到广东省其他地方，与基层的有关同志一道战斗在血吸虫病防治战线上20余年。

1953年，高等院校调整后，岭南大学医学院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不久改称中山医学院（今属中山大学），他一直担任中山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组主任、教授，还曾兼任广东省血吸虫病研究所所长。1956年，他应邀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并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1958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选为中共中山医学院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以后，他多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先后访问朝鲜、日本、苏联、阿联等国。 1973年他被选为《中国动物杂志》副主编、《中国吸虫志》主编。　近30年来，陈心陶从实验室到广阔的天地，从个人钻研到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艰苦创业，对寄生虫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寄生虫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有所建树，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则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对寄生虫病的防治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解决了防治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并进一步进行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又不断以其研究的新成果来指导防治的实践。他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50余篇，为中国吸虫区系分类奠定了基础，为防治血吸虫病和恙虫病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培养了一大批寄生虫学人才。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心陶进行的华南地区蠕虫区系调查以及并殖吸虫、异形吸虫的实验生态研究，填补了中国寄生虫学研究史上的空白，为华南地区的寄生虫相和人畜共患疾病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这个时期发现的一些寄生虫新种，如广州管圆线虫，直到6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它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脑膜脑炎或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的病原。他还对肺吸虫（并殖吸虫）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并于1940年发表了有关并殖吸虫的中国最早的一部专著《怡乐村并殖吸虫》 。他在这部专著中用极为丰富的数据雄辩地证明了这个新发现的肺吸虫的可靠性。这对当时国际上倾向于认为肺吸虫只有威氏并殖吸虫一种的看法，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这以后，单一种的观点在科学界逐步被摈弃，促使许多新种陆续被发现。此外，这部专著所提出的形态学和实验生态学的特征，还被公认是重要的分类依据。仅仅是为了证实怡乐村并殖吸虫囊蚴期具有双重的囊壁，他就做了200多次的切片检查才肯下结论。1959年，他发现的斯氏并殖吸虫，已被证实是在中国广泛流行的另一种类型的肺吸虫病的病原。

1950年夏天，广东省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四会县的代表提到该县一个地区的“大肚病”对人民的生命危害很大。死亡的威胁，迷信的困扰，传闻的失实与夸张，在四会县人民的心中投下了可怕的阴影。当时，陈心陶在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教学任务繁重，困难大，每天非加班加点不可。但在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号召下，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去四会县调查和防治“大肚病”的任务，而且在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就出发了。那时，广东省刚开始清匪、反霸活动，农村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人身安全缺乏保障，交通极不方便，生活条件极差。陈心陶不辞劳苦，不顾个人安危，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四会县黄岗樟村。一到那里，他就向当地农民借来一只小船，沿河进行调查，几经艰辛，终于第一次在广东所属地区检获钉螺。后来经过动物感染试验，证实了广东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存在。以后，陈心陶又深入到广东其他地方，和基层的有关同志一道战斗在血防前线。

陈心陶在发现与确定广东省血吸虫病的流行之后，连续奋战了20余年，摸清了广东省钉螺的生态、生理、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规律与特点，并对血吸虫病的诊断、治疗、人体防护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早在1952年，陈心陶就通过对广大地区的现场考察，对重点地区的调查与实验资料的分析，还通过免疫学和各种诊断方法的研究，不仅摸清了患血吸虫病人的数目，确定了疫区的范围，还对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的生态学进行了实验室及现场观察和试验，掌握了华南地区钉螺的分布、生长周期、活动情况等生态规律以及各种环境和水源的感染性差异与季节波动的情况及其与血吸虫病的关系等等。他根据这些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提出了针对华南地区的特点的一整套从控制流行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战略思想和计划，还提出了以消灭钉螺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措施。后来，华南地区的防治效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指导思想、计划和措施都是正确的。他为使广东省成为中国第一批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并能巩固下来的省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国际上医学界人士的关注和赞赏。1956年，苏联医学科学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时，对陈心陶领导的寄生虫学研究室的实验研究工作以及广东省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陈心陶一生致力于研究寄生虫学，有着广泛的学术兴趣。他对血吸虫病、肺吸虫病和恙虫病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工作有明显的针对性和严密的科学性。对于学术上的问题，没有经过实践的反复验证，没有足够的科学根据，他绝不轻易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设想。他对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是这样，对其他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也是如此。象对恙虫病的研究，他发表了60篇论文，从研究该病流行的基本环节之一的媒介恙螨生态学入手，了解发病地区媒介的分布、活动和传病的规律，着重解决恙螨与恙虫病流行规律的关系，总结出几种恙虫病流行区的特点、区分类型和流行规律，揭示出恙虫病流行的可测性，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和灭病措施。陈心陶的每项研究工作都是密切配合着防治工作，造福于人类的。

陈心陶晚年得了恶性淋巴瘤，但仍象健康人一样地奋发工作，和死神争夺着时间。他拼尽残年余力，为后继者铺路，为祖国争光。他周围的人为他的这种忘我的精神感动得暗暗流泪，都曾劝他休息。但他却不听劝阻，一直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不断地寻求科学的真理。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以为只要有抱负，肯钻研，勤勤恳恳，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经验技术用在对科学奥秘的探索上就是尽了科学家的责任。至于科学研究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医学研究如何着眼于防病治病解除人民的疾苦，增进人民的健康，以及科学家单凭个人探索是否能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他是没有认真思考过的。但是，他后半生近30年的经历和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教育，使他认识到科学家的职责，认识到科学家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因为就个人的力量来说，毕竟是渺小的，但如果能把个人看作集体中的一员，为集体事业做出成绩，则将是伟大的。其关键在于个人与集体的组合。他在迷途中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而且真正明白了化“渺小”为“伟大”的途径。他忠贞不渝地使自己与党和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科学，献给了能直接解除劳动人民疾苦的科学事业。

为了纪念陈心陶教授，为了表达当年疫区人民群众对他的敬意，1990年，广东省三水县人民政府、六和镇人民政府在重点疫区的旧址，今天的南山镇九龙山建造了“陈心陶同志纪念碑”。这块碑象本文一样必将激励人民群众，为最终消灭仍在威胁着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的各种疾病而努力奋斗！

薛仲三、苏德隆、吴执中、魏曦、陈志潜、许世瑾、杨铭鼎、童村、姜达衢、李承祜、曾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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