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征讨契丹。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

圣历元年（698年），陈子昂因父亲老迈而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

久视元年（700年），陈子昂冤死狱中，年仅四十一岁。

陈子昂倡导诗歌革新理论。继四杰之后，陈子昂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他的许多政论奏疏，表现出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资治通鉴》引用他的奏疏、政论有四、五处之多。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

陈子昂曾经在《修竹篇序》里提出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似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此前，刘勰、锺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兴寄”的实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同时，由于“初唐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

陈子昂进一步发展了“初唐四杰”所追求的充实，刚健的诗风，彻底肃清了齐梁诗歌中绮靡纤弱的习气，对盛唐诗人张九龄，李白，杜甫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表现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它是陈子昂一生不同时期部分作品汇集起来的组诗，是诗人一生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形象记录。其内容广阔丰富，思想矛盾复杂。其中包含了作者俯仰宇宙的哲理思考、出入历史的人生感慨、直面现实的批判意识、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例如他从征塞北时的作品《朝入云中郡》，诗中对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现实，深表愤慨；在从征幽州时所写的《朔风吹海树》一篇中，又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表示深刻的同情；《丁亥岁云暮》一篇更明白地揭发了武后开蜀山取道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的举动。这些诗突破了泛拟古题的边塞诗传统风气，对武后内政方面的弊端也有所讽刺。在《圣人不利己》一诗里，他指责了武后雕制佛像、建造佛寺，浪费人力物力的佞佛行为。在《贵人难得意》一诗里，他更勇敢地讽刺了武后对待臣下时而信任、时而杀戮的作风。这些现实性很强的诗篇表明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的那些感怀身世的诗，也写得很动人，如《兰若生春夏》一诗，美好理想无法实现的深沉的苦闷，借楚辞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宛转蕴藉地表现出来。但是，他这种苦闷，在不同的时间境遇之下，又转为愤激慷慨之音。如《本为贵公子》。《感遇诗三十八首》里也有一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佛老玄理的作品，例如《市人矜巧智》《玄天幽且默》等篇，都有浓厚的佛老消极思想。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是陈子昂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时候写的诗篇。卢藏用《陈子昂别传》说：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不知也。《登幽州台歌》以慷慨悲凉的调子抒写了长期以来仕途失意的苦闷悲哀和政治理想破灭的痛苦，在深沉的感慨中，寄寓着报国立功的渴望，境界扩大，音调悲壮，感情深沉。它高度概括了封建社会中正直的知识分子那种遭遇困厄孤独寂寞的典型感情，这种悲哀在旧社会中常常是为许多困厄于不合理的境遇的人们所共有，因而千百年来引起无数读者的共鸣。

陈子昂在《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中，歌颂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感激知遇、乘时立功的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蓟丘览古序》云:“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丘作七诗以志之。”从诗里可以看出，他不像一般庸俗的官僚那样热衷于荣华富贵，他希望人君尊敬和信任像他那样有才能的人，他向往那种举贤授能、人才解放的开明政治。

陈子昂仰慕“建安作者”和“正始之音”，他的诗受建安、正始诗人影响较深。唐皎然《诗式》说：“子昂《感遇》，其源出于阮公《咏怀》。”像《兰若生春夏》《贵人难得意》等比兴托讽的诗篇，以及那些感慨人生祸福无常的诗，的确和阮籍相似。此外如《燕昭王》乃至《登幽州台歌》等，和阮诗《驾言发魏都》《独坐空堂上》等诗也有意境相通之处。而《丁亥岁云暮》《本为贵公子》《朔风吹海树》《苍苍丁零塞》等边塞诗，则和建安诗中“梗概而多气”的写时事之作比较接近。他的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存在。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叙事慷慨沉痛，有的还兼有政论锋芒。那些偏于抒发理想之作，有的寄兴幽婉，有的又激情奔放，这又是浪漫主义的不同表现。总的来说，他的诗风格并不完全统一。

陈子昂的律诗比较少，但是像《度荆门望楚》，也是初唐律诗中的佳作。诗人用气势流畅的笔调，写出了他初次离蜀途中所见的巴楚壮丽山川。风格和其他诗人有所不同。

陈子昂的全部诗作没有一点齐梁浮艳的气息。他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杜甫、韩愈等诗人都对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公论，至于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和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陈子昂开了唐代诗文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先河，他的诗文革新主张对唐诗产生的历史影响巨大，并且意义深远。陈子昂转变了初唐时期的诗文风格，使唐诗彻底摆脱了齐梁颓靡诗风的影响和束缚。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举措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做好了铺垫，它是唐诗发展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同时也是唐诗变革的风向标。他提倡“风雅”之音，使唐诗的创作风格贴近社会生活实际，使文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偏向于向现实生活取材，使士大夫开始关注社会，关注百姓生活。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为迷茫的文人们指明了方向，它奠定了唐代诗文的壮阔景象，盛唐文学把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作为理论指导，使得盛唐文学诗风壮阔大气。陈子昂批判齐梁诗风颓靡，脱离社会实际，作品中缺乏社会元素，经过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之后，盛唐的诗文大多来源于实际生活，内容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内心想法，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陈子昂的诗文革新实践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陈子昂生活在初唐。当时的诗文风气，延续了宋齐梁陈宫廷诗词的奢靡文风。在陈子昂之前，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不少人就提出要对诗文进行改革。但他们并未完全肃清和脱离齐梁文风。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陈子昂以鲜明且彻底的态度提出了诗文革新，在初唐到盛唐诗风发展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子昂提倡“风雅”之音，使唐诗的创作风格贴近社会生活实际，奠定了唐诗的壮阔景象。

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梁肃、韩愈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作出“以风雅革浮侈”“高蹈”的评价。

陈子昂的散文具有“文林大器，质匪雕刻，学术钩深，风鉴诣极”，博大气象和丰富内涵，以及他对前代文人所具有的兼济天下和忧患意识的深刻理解及有益借鉴。在扬弃六朝骈体文的基础上，他追慕先贤为文之道并发展创新，于鱼龙混杂的初唐文学革新中展现出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才思和革新主张，从而为其后“古文运动”的大规模开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陈子昂的散文大都面对现实，直陈政见，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民主精神。他以“英杰过人，强学冠世”的豪气质问苍穹；拥有安黎民、济天下的伟大心志；反对劳民伤财，横征暴敛，同情人民疾苦；反对拓边开疆，穷兵黩武，主张保境安民；反对严刑猛制，滥杀无辜，提倡贵仁措刑；反对任人唯亲，奸佞当权，力主旌纳忠正。如《谏灵驾人京书》指出三秦之地：“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谏雅州讨生羌书》疾呼：“今又循贪夫之议，谋动兵戈，将诛无罪之戎，而遗全蜀之串。”正如赵儋在《为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碑》中说：“陈君道可以济天下，才可以致尧舜。”身在朝阙，心系天下，拳拳赤诚之心溢于言表。其文虽议论朝政得失，但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

陈文在思想内容方面以倡导现实主义文风为主导，从文学的发展规律来看，这无疑给唐代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散文深受先秦两汉散文“单行散句”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纵横家风采，同时又借鉴骈体文之优美辞藻和整饬形式，读之亲切自然，朗朗上口，忠君赤子之心蕴含其中。

在文体上，陈子昂力求变骈为散或骈散结合并积极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表现出大胆的革新求变精神。《旧唐书·陈子昂传》所选文章皆为赋篇，可以看出宋人对陈子昂变骈为散或骈散结合革除浮艳绮靡文风的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从在思想上还是在体裁以及艺术成就上，对魏晋南北朝骈体文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陈子昂受六朝以来至唐初犹盛的崇尚骈体的世风影响，亦有一定数量的骈体之作。因此，他为文时而骈体，时而散体，时而又骈散相间。他的文章言简意赅，练达平实，意旨丰赡，疏朴酣畅，实开“古文运动”之先声，体现出一种除旧布新的探索精神。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

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称：“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一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

欧阳修等《新唐书·陈子昂传》：“唐兴，文章承徐庾之风，天下尚祖，子昂始变雅正。”

刘克庄《后村诗话》：“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

方回《瀛奎律髓》：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

周履靖《骚坛秘语》：陈子昂初变齐梁之弊，以理胜情，以气胜辞。祖《十九首》、郭景纯、陶渊明，故立意玄远而造语精圆。

鲍桂星《唐诗品》：唐初律体声华并隆，音节兼美，属梁、陈之艳藻，铲末路之靡薄，可谓盛矣，而古诗之流，尚阻蹊径。拾遗洗濯浮华，斫新雕朴，《感遇》诸作，挺然自树，虽颇峭径，而兴寄远矣。自馀七言诸体乃非所长，《春台》之作纯有楚声，此意寥寥，几乎尺有所短，竟使沈、宋扬波，宗称百代，慷慨瑰奇之气，尚诡于风人之度耶。

李攀龙《唐诗选序》：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

王世贞《艺苑卮言》：“陈正字淘洗六朝铅华都尽，寄托大阮，微加断裁，而天韵不及。律体诗时时入古，亦是矫枉之过。”

胡应麟《诗薮·内编》：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

锺惺、谭元春《唐诗归》：唐至陈子昂，治觉诗中有一世界。无论一洗偏安之陋，并开创草昧之意亦无之矣。以至沈、宋、燕公、曲江诸家，所至不同，皆有一片广大清明气象，真正风雅。

胡震亨《唐音癸签》：唐人推重子昂，自卢黄门后，不一而足。如杜子美则云：“有才继骚雅”、“名与日月悬，韩退之则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独颜真卿有异论，僧皎然采而著之《诗式》。近代李于麟，加贬尤剧，余谓诸贤轩轾，各有深意，子昂自以复古反正，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正如夥涉为王，殿屋非必沉沉，但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自不得不取冠汉史，王弇州云：“陈正字淘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微加断裁，第天韵不及。”胡元瑞云：“子昂削浮靡而振古雅，虽不能远追魏晋，然在唐初，自是杰出。”斯两言良为折衷矣。

陈振孙：“其诗文在唐初趸首起八代之衰者。”

姚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唐初文章，不脱陈、隋旧习，子昂始奋发自为，追古作者。韩愈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谓：‘张说工著述，张九龄善比兴，兼备者子昂而已。’马端临《文献通考》乃谓子昂：‘惟诗语高妙，其他文则不脱偶俪卑弱之体。’韩、柳之论不专称其诗，皆所未喻。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韩、柳之论未为非也。”

陈子昂今存作品，有诗127首，文110篇。有今人徐鹏校点《陈子昂集》及今人彭庆生《陈子昂诗注》。代表作有《感遇》诗38首、《登泽州城北楼宴》《登幽州台歌》《观荆玉篇》《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度荆门望楚》《晚次乐乡县》《送魏大从军》等。

对陈子昂的生卒年，在二十世纪有六种颇具代表性观点。

一、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卒于武后圣历元年（698年）。郑振铎《文学大纲》、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陈子展的《唐宋文学史》、谭丕谟《中国文学史纲》、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祖撰《隋唐五代文学史》等持此说。

二、生于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卒于武后长安二年（702年）。谭正璧编纂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935年罗庸在《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的《陈子昂年谱》持此观点。此说问世以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均有学者响应。1961年3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的刘大杰的《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纪念陈子昂诞生一千三百周年》显然是从罗说。此后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陈子昂传”条、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诗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等均从此说。

三、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卒于圣历初，年四十余。1930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廷灿编著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持此说。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姜亮夫编撰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所定生年与梁廷灿同，岁数则以四十整计之，卒年是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年）。

四、生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卒于武后久视元年（700年）。彭庆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了《陈子昂生卒年考》定此说。此后一年，吴明贤发表了《陈子昂生卒年辨》赞同此说。

五、生于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卒于武后圣历二年（699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韩理洲《陈子昂生卒年考辨》一文，持此观点。

六、生于高宗显庆四年（658年），卒于武后久视元年（700年）。1986年，九嵏人《关于陈子昂的生卒年》一文，持此观点。

陈子昂墓在今四川省射洪市龙宝乡龙宝山东麓。陈子昂墓面对梓水，右傍涪江。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曾为之立旌德之碑于墓前，后因字迹磨灭，宋开宝年间郭延谓重建此碑。明成化时，郭堂及扬澄曾先后立诗碑于墓前。清嘉庆时，墓侧有祠，康熙四十八年知县李瑞建，旁有古柏五十八株。文革中，墓被毁，1999年恢复维修陵园，现址为后来砌石恢复土冢原貌。

陈子昂读书台位于今四川省射洪市城北23公里处的金华山上，是陈子昂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原名读书堂，或称陈公学堂。旧址在金华山古观之后，今祖师殿一带。唐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曾为陈子昂立旌德碑于读书堂前。中唐后政局混乱，战争频仍，学堂因之衰废。宋嘉祐年间，邑令庞子明在其遗址建拾遗亭。明初，拾遗亭已毁，廉承务逍于旧基建屋塑像，并立明远亭于其侧，成化时，县令郭镗立感遇亭。

清初，上述建筑全坍坏。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知县唐麟翔于学堂旧址建方厅一大间，置匾额为古读书台。道光八至十一年（1882年—1885年），邑令钱秉德，汪澍移读书台于岭后梧岗山。光绪六年（1880年），知县文芳等捐资劝募，拆去短垣，芟除荆莽，于亭前新建厅三间，翼以回廊曲槛，外置甬道门阁；亭右立精舍三间，亭后辟地增葺大厅三间，额拟留云山馆，游廊环绕，外蔽缭垣；最后砌台竖荷叶亭一大间，额拟涵波临江，建船房三间，小榭一间，已初具规模。此后基本保持原状，略有增修。文革期间被毁。2006年5月25日，陈子昂读书台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20年6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评选陈子昂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