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30 19:50
《青黄》围绕着“我”对江南渔村麦村九姓渔户的历史的调查展开，“青黄”这个颇有争议的名词引起了“我”的兴趣：青黄究竟是一个漂亮少妇的名字，还是春夏之交季节的代称呢？随着“我”在麦村的调查，“我”发现了一个个与此相关或不相关的故事，而“我”所追寻的江南渔村的那段模棱两可的历史，却更闪烁迷离；“青黄”是故事的起源，但随着故事的进展，其含义却越发模糊。
“先锋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消逝。“先锋小说”广泛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它以形式主义为旗帜，以叙事革命为核心的，彻底颠覆旧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传统。它与传统的现实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突出文本的叙述方式，把叙述当做一种技术分析来进行实验，从而使创作真正回归文学“本体”。在此背景下，格非于1988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青黄》，呈现出先锋小说中叙事技巧的运用。
“我”
小说开篇描述了主人公去麦村调查的动机，来自于同事谭维年教授的一个学术观点，即“他认为‘青黄’是一部记载九姓渔户的编年史……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本书依然散落在民间。”然而“我”则认为谭的论断没有理论依据，因为这仅仅是凭借他“先天的预感和固执”得出的结论，直接的证据没有“出场”，这显然不具备学术上的“科学性”，所以“我”才萌生了“再次到麦村去”的想法，即寻找真凭实据以便“证实”这个观点。事实上在谭的论断中，“青黄”的能指、所指均已出场，所指毫无疑问的是一本书，一本“记载九姓渔户的编年史”。但在“我”的意识里，只有看到“证据”才能将二者联系起来。由此可见，意指作用的初次错位产生于作为一个学者的“我”的实证态度与怀疑本能。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试图通过麦村的一位牧羊老人寻找答案，在这一情节中，老人一方面向“我”详细描述了张姓子孙与小青上岸定居的全部过程，另一方面则没有给出“青黄”指代何物的答案，意指作用在这里又一次发生了错位。显然，这个老人的身份既是张姓子孙上岸生活过程的目击者又是麦村的原住民，从目击者的角度来说，他有义务或者有责任将其所见所闻和盘托出，然而从“原住民”这个角度来讲，他必然会有“对于那件‘不光彩的事’不愿重新提起”的想法。从社会道德标准来看，这种想法的特征类似于“家丑不可外扬”，就是说小青“父女”从事的“性服务”行业在当下社会为人们所不齿，而他们入住麦村理所当然的就玷污了这个地方，因此才有“不愿重新提起”一说。试想，如果“青黄”真的是一部记载“妓女生活的编年史”，那么其中所记录内容如果公布于世的话，其“伤风败俗”程度必定远胜于小青“父女”上岸定居于麦村，为此老人有理由不向外人透露任何蛛丝马迹。同理，在此后的情节中，当“我”向那个外科郎中询问此事时，他非但说“在这一带我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还将“我”的注意力引向“编年史”以外的事物——“‘青黄’会不会是那些年轻或年老的妓女的简称”？
小说第5、第7两节叙述的是“我”与九姓渔户的唯一“存活者”小青交谈的全部内容，在这里小青讲述了张姓子孙的“死而复生”以及后母二翠的遇害过程。从与“青黄”一词的关系来看，小青无疑是相关程度最强的“当事者”，是最接近也最有可能掌握“青黄”秘密的人，但在这两节里面“我”却从未向其问起该词语的含义。第7节“我”虽然询问过是否存在一本书，但当小青回答说张姓子孙“不认识字”、即使有书“也同父亲一起埋掉了”以后，便没有继续对“青黄”一词进行追问。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我”的这一异常行为并不会引起读者的不满，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合乎逻辑的思维线索:“我”的身份是知识分子，去麦村调查是一种科学研究行为，目的是为了证实谭维年教授关于“‘青黄’是一部记载九姓渔户的编年史”的学术观点，因此，“我”潜意识里将“青黄”设想成一部书的名字是理所当然的，反之，如果“青黄”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么这次调查活动也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了。
艺术特色
叙事“空白”书写方式在《青黄》中较为明显。小说中插入了一件九年前的往事，这件往事的独特性在于，换麦芽糖的老头李贵在和“我”住的当晚“偷偷”出去过一次，巧的是，他出去的当晚，二翠被一个醉汉杀死了。根据分析，二翠可能是被李贵杀死的，因为两个人“活动”时间重叠；也可能杀死二翠的人不是李贵，因为从作者叙述来看，除了时间一致，李贵几乎没有任何作案嫌疑（就连暗示李贵犯罪的可能性都没有）。如此就造成了一种悬念和空白，而这种空白是没有答案的，甚至连书写这种空白的合理性都受到怀疑。再如“那个给羊圈加固木栅栏的老人”，作者说，“他在叙述往事时给人造成一个奇怪的印象是：他在揭示一些事情的同时也掩盖了另一些事”。这个老人要掩盖什么事，他为什么要掩盖，后文亦无回应。此类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姓张的外乡人的棺材为什么“连尸骨都没有”，他的尸体到哪去了？小青的儿子看到“一个瘦老头在门外转来转去”，这个“老头”是谁？老艄公“把我咬得浑身是血”，他为什么咬小青？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得而知。所以在格非的小说中，总是充满这类涣散、充满悬念却又无解的情节或片断，一方面他们构成了文本的张力元素，增强了小说的诱惑指数；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理解的难度，最终可能成为文本书写技巧的试验场，走向一种无法解读的“虚无”。
《青黄》同时利用了“经验式建构”，即通过故事中不同人物的“回忆”来完成一个充满悬念的故事，这种方法类似推理小说中的“多重主述”手法。“作者让每个人物分别用自己的回忆接龙叙述一个复杂至极的故事，直至真相大白，结局出人意料。格非笔下的不同人物通过自己对回忆的描述，使故事扑朔迷离不知所终，使真相在“回忆”的作用下更加模糊。因为针对同一个事实，不同的叙述会导致不同结论，最终让事实真假难分、混淆不清，就好像每块“拼图”在不同拼接方式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相比推理故事的戏剧性，格非的“多重主述”更多的是在建构虚构小说的“非虚构性”。利用“回忆”的这种“无意识”特征去打造《青黄》中的“非虚构性”，让故事产生若干种“真相”，而每一个都看似真切而自然。
格非在《青黄》中营造了一中颓废意境，创造了一种环境的荒凉感。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中，这些颓废的元素几乎一一都被凑齐了。“破旧、坍塌的棚屋”，“西斜的夕阳”，“初秋的季节”，讲述故事的老人。我”初到麦村，作者对其进行的描写，“缺乏热情和好奇心的村子，任何一个来到这里的外乡人都会感到孤独”，暗示着外乡人的悲剧，也是“我”（同样为外乡人）的悲剧，一无所获。这种情景和氛围的设置就透露着悲剧的情感，有种微妙的反常。重要的一个颓废元素还有死亡，对死亡的意义和情绪的表述，本身就可以看成是“颓废”的一部分。小说中对于倒霉的“外乡人”是否真的去世的悬疑。其女小青对其死亡的描述“他几乎一下子就断了气”，外科医生与其母亲围观了他的下葬。但对外乡人还活着也留下了线索：空空荡荡的棺材、小青儿子见到与她父亲（即外乡人）一模一样的乞丐。就如同“青黄”的含义一样，这个“外乡人”究竟是否还活着的真相，作者也没有给出过合理的解释，只是一个又一个的谜团和圈套。如果一定要究其原因，不仅仅是格非，是先锋小说对生活和历史本源的缺乏，才会在破败的生活中寻找灵感，所以对苦难和悲剧性的场景描写异常生动，将生存的苦难描写增添了耐人寻味色彩，就如同《青黄》中上岸的那对“父女”。
格非的《迷舟》和《青黄》以优雅精纯的语言和清晰缜密的细节呈现出无比真实的生活质地感，同时又让微妙难言的意绪如迷雾流淌，仿佛义山诗境。（《成都日报》评）
格非，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中国当代作家，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月落荒寺》、《欲望的旗帜》等，中短篇小说《褐色鸟群》《迷舟》《相遇》等。其中，《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隐身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望春风》荣获第一届京东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