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24岁的顾毓琇发表四次方程通解法，引起业界广泛关注。人们对这位年轻中国学者表现出的天分表示惊叹。数年后，顾毓琇的“顾氏变数”获得被称为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蓝姆”金质奖章。5年留学期满，顾毓琇没有过多停留，立刻返回灾难深重的祖国。

民国十八年（1929年）起，顾毓琇担任国立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回国后认为：“我们要抵制外侮，我们要枪炮、要弹药、要飞机、要运输的便利，要粮食的供给，这些都是有赖于工程师的能力。”为了替国家培养更多的工程师，顾毓琇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航空研究所。

民国二十年（1931年）起，顾毓琇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起，顾毓琇回到母校，创办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担任了第一任系主任。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顾毓琇曾亲率中大师生到南京火车站为十九路军送行壮志。同时顾毓琇将旧作剧本《荆轲》付印单行本。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他又写成四幕剧《岳飞》，热情歌颂民族英雄。《岳飞》初以单行本印行。7月又出版了《岳飞及其他》，包括《岳飞》《项羽》《荆轲》及《苏武》四本古装话剧，“吸引了很多心地善良、满怀爱国热忱的读者”。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起，顾毓琇又担任了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成为当时清华大学领导层核心成员之一。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利用工程的智识和方法来帮助国家解决国防和民生问题，便是我们工程师的天职。”时值九一八事变刚过，为日益严峻的中国局势深感忧虑的顾毓琇，发出了这样的高声疾呼。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受当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学良将军的委托，顾毓琇组织清华师生研制了防毒面具。后来他回忆说：原先“政府购置之防毒面具来自意大利，橡皮在北方寒冷天气下即开裂，不能用，前方急需防毒面具。……为此首先需要活性炭吸收毒气，我的两个兄弟，一个是机械工程师（顾毓瑔），任南京中央工业实验所所长；一个是化学工程师（顾毓珍），他们共同合作，以海外华侨捐赠的椰子壳为原料试验成功。装满了椰子壳的车皮源源不断运进清华园。为适应华北的严寒气候，我们不用纯橡皮为原料，而是把橡皮当作衬料夹在两块布中间做成橡皮布，眼口处则以锡箔片压制而成。为此我们还采访了制作香烟铁罐的专家，取得了打孔机以备大规模生产。我们从清华招募了大批青年男女从事相关的志愿工作，包括戴上防毒面具从弥漫着催泪瓦斯的房间内穿过，以完成最终试验”。就这样，清华师生为北平华北分会制作防毒面具八千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底，日军策动华北宣布“自治”，而此时的清华领导者们，则在寻求另一条图存之路——南迁。同年冬天开始，清华大学逐渐将一些重要图书和科学仪器秘密转移到汉口，以期将来能够方便地运到新的校址去。顾毓琇和叶企孙共同承担了这一艰难的任务。由于担心转移之事暴露，所有的迁移必须严格保密，运输的方式和路线也都要小心筹划，以免遭到拦截封锁。顾毓琇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找到了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时的同学、时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的沈昌，让他帮忙安排输出事宜，又组织得力人员，于夜半时分将书籍和仪器悄悄在清华附近的火车站装车。一番紧锣密鼓的运作之下，这些重要的书籍、仪器终于躲过了日军侦察，从北平安然运抵汉口。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派宪兵五百名到清华园，当晚又派兵三千包围清华园，镇压学生运动。顾毓琇从梅贻琦校长住所骑自行车前往大门，拟与带队军官接洽，要求撤兵，中途被宪兵阻止并挨打。而此时，一些学生领袖如姚依林、蒋南翔等分别躲藏在父亲的同事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华罗庚等教授家中，以后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同年冬，顾毓琇又为绥远傅作义将军制作面具一万具。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顾毓琇亲自送到傅作义将军处，后又一起庆祝百灵庙大捷。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清华师生迅速南迁长沙。顾毓琇曾经陪张伯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去考察过，并决定了校址。南迁到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于8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令，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顾毓琇在自己的文字中记录了在长沙开学的经历：“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坚持抗战。9月初，我陪梅校长到湖南长沙，准备接收来自华北地区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的师生，并为他们提供食宿。我们借了长沙圣经学院供临时大学师生使用，这里可免遭日军空袭。”

11月1日，正式开课。顾毓琇担任长沙临时大学（次年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首任工学院院长。但战火迅速蔓延，长沙面临的形势也日渐严峻。在仅仅开办了一个学期之后，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于昆明正式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之前，顾毓琇考虑过学生怎样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跟顾毓琇有过彻夜的长谈，他们建议大家还是徒步行军从长沙到昆明。于是师生们分三路向昆明进发了，但顾毓琇却被留了下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建立联合政府时，当时大部分政府职员都是国民党，也有一些社会贤达。蒋介石认为，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和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都负责党务。而他需要一个真正懂教育，而且又没有党派纠葛的人进入教育部，因此他亲自指定无党派的顾毓琇做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将工学院院长一职移交给了施嘉炀，就此走上从政的道路。这本非顾毓琇的初衷，但“显而易见的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将投身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自此，我也会称政府为国民政府，而不再是国民党政府。我投身服务的是一个国民政府，因我并非任何党派的成员”。

放下一切党派的争辩而将自己的所有尽数奉献于国家，投身于抗战，这便是顾毓琇当时的考量。但战争来势汹汹，即使身为政府高官，顾毓琇仍不免受战火牵连而颠沛流离。他和夫人王婉靖带着5个孩子，先后从北平辗转至长沙、上海、南京，之后又跟随国民政府来到陪都重庆。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起，顾毓琇兼任战时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导了当时许多著名大学（如西南联大）的南迁。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起，顾毓琇兼任国立音乐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代理院长和国立交响乐团首任团长。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顾毓琇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旋调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但仍在中央大学授课。任中央大学校长时，顾毓琇无论校务如何忙碌，必坚持给学生授课。他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每次讲课时，学生坐满教室，地上、墙边都坐着人听他讲课。他提出着重学术教育人才为办大学之根本原则；他提出大学应以教授为第一，但也希望教授对政治、经济与社会有所重视。他在七十多年前的教育主张，至今仍有现实的、积极的意义。他在20世纪40年代时，就已看到西北地区之重要，在中央大学设立边政系，目的是培养建设西北的人才，改变西北落后的面貌。他在中央大学工作十余年，呕心沥血，建树很多。因此他对中央大学之情感特深，在《齐天乐·忆南京》以“南雍记取”四字寄托他对中央大学的怀恋之情。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顾毓琇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并兼任交通大学教授，是江泽民主席就读交通大学时的老师。10月，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顾毓琇提议成立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亲拟校名，并委派李健吾等人为筹备委员、电邀熊佛西等参加剧校筹备工作，还指定将教育局接受的日本小学作为校剧校舍。学校成立后公演的第一部戏便是顾毓琇的《古城烽火》。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顾毓琇被任命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议，于9月9日在南京出席日本投降仪式。这是他此生最高兴的一件事，“奇耻异辱，至此方可透过气来”。作为炎黄子孙，他奋笔疾书：受降观礼（1945年9月9日）受降台筑紫金山，八载艰辛奏凯还。雪尽马关奇耻辱，功成观礼我随班。然而，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内战即将爆发。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顾毓琇担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很快，内战全面爆发。全中国经济崩溃，民生艰难。此时的顾毓琇，心里也积累了很多对国民党的不满。他一直有左倾倾向，经常跟陈诚讨论要让农民“耕者有其田”、国家要发展工业、不能长期无限制地搞训政等。特别是针对当时重庆老百姓对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四大家族有很多不满的言论，顾毓琇向陈诚提出国民党的腐败问题。

1949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顾毓琇并没有在这些变化面前闻风而动。此时的他正在上海，因为高烧不退而进入哥哥开办的医院医治。很多人都来劝说身为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的他随国民政府南迁，但身体好转之后，他却留在了上海。他开始做在新政权下到大学教书的打算。但顾毓琇最终却并没有留下来：“5月9日，我和婉靖及女儿登‘中兴轮’从上海到达台湾基隆。因我身体依然虚弱，又只有极少时间安排旅程，我们所携物品不多。”

随着国民党从大陆全线撤退，顾毓琇被时任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勒令离开大陆，但他不愿去台湾，而是选择了一条独立之路——1950年秋，顾毓琇回到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客座正教授。

1952年，顾毓琇应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两年后转为终身正教授。一位担任了多年政府行政职务的高官，在年近半百又从头开始，在美国一头埋进了对前沿学术的研究中。顾毓琇以他的天才和坚韧，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惊人的转型。

他与维纳等人一起开创了控制论的新纪元，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非线性控制理论的先驱；他获得了美国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颁发的金禧奖章和千禧奖章；他是IEEE的会员，还曾是国际理论及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唯一的华人个人理事；他被多所学校聘为名誉教授，又被授予名誉学位，其间不乏常春藤联盟中的大学——他的教学生涯一直持续到70岁，这期间，他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为自己博得了崇高的荣誉，也为世界科学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1973年8月，顾毓琇与夫人王婉靖带着女儿顾慰民，搭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从费城起飞，转道伦敦、香港，返回大陆。8月29日晚10点，在周培源夫妇及廖承志夫妇陪同下，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结束当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顾毓琇。他们谈到了蒋介石、陈立夫，还谈到了顾毓琇的表兄王昆仑。此时的王昆仑正因“文革”的冲击而被关在监狱里，听顾毓琇提到后，周恩来万分愧疚，说自己太忙，没来得及处理此事——后来，王昆仑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得以恢复自由。在顾毓琇与周恩来会面的第二天，新华社发表文章说：“周总理接见顾毓琇教授和夫人王婉靖，一行人进行了坦率的无拘束的谈话。”

再次回到大陆，顾毓琇也见到了三个24年未见的孩子。这三个孩子，此时已步入中年，长女顾慰文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长子顾慰连任沈阳农业学院院长，次子顾慰庆任西北电力建设局副局长。当他们在周恩来的引见下站在父亲面前时，顾毓琇备感惊讶。之后，顾毓琇夫妇随次子顾慰庆一起到了西安。在那里，他亲眼看到了儿子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顾慰庆辖下的纺织厂和电厂的工人们都对这位知名华侨的来访非常重视，他们自发地将厂区打扫干净，排着长队欢迎他的来访。在享受过与家人的团聚后，顾毓琇夫妇回到北京，这一次，他们访问北大、重回清华。他在那里再见了冯友兰、陈岱孙、吴文藻等一大批好友，还为学生们做了关于非线性系统分析的专业报告。

此次访问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非议。据他们当时认为，顾毓琇是“中研院”院士，之前“中研院”院士也有到大陆来的，比如说杨振宁等人，但他们认为顾毓琇不是一般的院士，是原来的中央政治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政务次长，是“国大代表”。尽管他一再强调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寻亲之旅，但很多敏感的人还是从中察觉到了不同的政治意味。

中美正式建交之后，顾毓琇来京的频率越来越高，对北京的了解越来越多，对祖国的爱也越来越深。他来探亲、访友、讲学，为“四化”献计献策。

1979年5月，顾毓琇应邀到上海、北京、沈阳、西安、南京等地讲学。为了避免如上次一样惹人非议，在起程前，他特地让曾在顾维钧手下工作多年的弟弟，带了一封密信给台湾“国民大会”的相关权威人士，婉辞“国大代表”一职。抵达北京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和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见了顾毓琇一行。这一次，顾毓琇开始大胆提议，通过王震向邓小平建议施行股份制改革。

1983年9月，顾毓琇拜会卢嘉锡、赵朴初；邓小平、王震接见，讨论增进中美邦交，顾毓琇大胆建议两国领导人互访。

1986年6月，顾毓琇参加上海、西安交大九十周年校庆，访问江泽民市长。

1988年5月，顾毓琇应邀出席东南大学为他举行的名誉教授受聘仪式。受聘仪式结束后，他在礼堂为师生即兴作了《关于非线性系统的分析》的学术报告，思路清晰、视野开阔，令师生受益匪浅。他还访问南京大学，为先人扫墓；拜见王震副主席，受到老朋友邓颖超的接见。

1989年9月，顾毓琇访浙江大学、沈阳农大，为先人扫墓；参加建国四十周年庆典，拜见江泽民主席、王震副主席、李鹏总理。

1992年5月，顾毓琇参加北京现代物理研讨会（台北“中研院”院长吴大猷以个人身份出席会议），参加众友人祝寿活动：周培源、赵忠尧九十大寿，吴健雄八十大寿，杨振宁七十大寿。

顾毓琇还不顾旅途辛劳，携夫人亲往祝贺东南大学90周年校庆，并欣然题词“九十年乐育英才，廿一世纪振兴中华”。在校庆大会上，他豪情满怀地宣告：“我相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是东南大学的世纪。”充满了对中华民族和东大未来的希望与信心。校庆期间，学校还为顾教授隆重举行90寿辰庆祝会。特别值得一书的是，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恭请顾毓琇及其家人到中南海作客。时江泽民赠其“重教尊师新地天”一诗，顾毓琇遂和诗答谢。诗曰：海外欣逢米寿年，兴邦建国仗群贤。遥闻亚运精神健，日月光辉耀碧天。

1993年以后，顾毓琇遵医嘱不再远行，但远在大洋彼岸的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东南大学的发展，并不断为学校的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时，顾毓琇虽然无法亲自前来参加校庆盛典，但一直期盼着这一天的他，早就精心拟好了题词：“理工并重地入廿一世纪，乐育英才共祝百龄寿辰。”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在美国逝世，享年100岁。遵其遗愿，顾氏后人将家族故居捐献给了无锡市人民政府。鉴于顾毓琇在海内外的影响，无锡市政府决定修复保护顾毓琇故居，并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顾毓琇在学术风格上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使他从早年崭露头脚的“四次方程通解”到获得被誉为国际电子与电工领域诺贝尔奖的“兰姆金奖”；他在学术态度上敢为人先、开拓创新，使他最早提出在中国研制计算机并与控制论的缔造者N·维纳一起开始实施，并由此对N·维纳创立控制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学术精神上坚持探索、锐意进取，使他在数学、电机和现代控制理论领域贡献卓著，直至晚年还在非线性系统和混沌问题的研究方面屡有建树。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顾毓琇发明了“四次方程通解法”。用计算机求解方程的算法基于该“通解”的基本思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明了“顾氏变数”，初步奠定了他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民国十七年（1928年），顾毓琇学成回国后，开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他创立《电工》杂志，并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被推举为会长；他还被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曾获得过中国电机学会的学术金质奖章。20世纪50年代，顾毓琇完成了从行政管理到学术研究的惊人转型，而且一跃又站到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开创了非线性控制理论的先河。

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学士学位的顾毓琇，在应用高阶微分方程的特征根研究电机瞬变时，常需要解高次代数方程。当时的基础数学还没有解决四次方程的直接公式解法，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顾毓琇经过刻苦的深入研究，在美国《数理杂志》上发表了《四次方程通解法》的论文，这是一项基础数学创造性突破性的成果，引起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关注。直至现在，尽管后人对该“通解”又有了新的研究和补充，但目前用计算机求解方程的算法还是按照该“通解”的基本思想编程。

20世纪初叶的电机科学正处于萌芽时期，富有创新开拓精神的顾毓琇将“交流电机之瞬变分析”的电机学难题作为其博士论文，这为他日后成为电机发展史上公认的国际权威奠定了基础。电机的瞬变过程是个复杂过程，他运用海佛仙的“运算微积分”，通过拉普拉斯变换将微分方程变为代数方程来处理，同时又扩展应用这种方法，首先提出了将固定坐标移动至转动坐标，从而找到了一种更简便的分析方法，解决了这一个较长时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成为电机学的一大突破。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一运算方法被电机学界称为“顾氏变数”。他在担任通用电器公司顾问工程师期间，便用瞬变分析理论解决了芝加哥电厂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扩厂计划。

20世纪50年代，在电机瞬变分析中运用坐标变换已成为一种普遍方法，在大学教材中，还在引用的这一成果。此后，电机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对20世纪的人类文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72年3月，国际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协会为表彰他在交流电机和系统瞬变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颁赠他被誉为国际电子与电工领域的诺贝尔奖的兰姆金质奖章。2000年，他又获国际电路及系统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千禧奖。

顾毓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与美国科学家N·维纳等人开创了现代自动控制理论体系，被公认为该领域的国际先驱。最早提出引进模拟计算机、制订研制计算机的计划，并与N·维纳一起真正参与研究的是顾毓琇，而促成N·维纳提出完备的反馈理论，使他最后成为控制论创始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解决计算电机工程中经常遇到的二阶常微分方程问题，电子计算机制造的先驱者、模拟计算机的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V·布什，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开始与哈森合作制造微分分析仪。V·布什等利用逐次迭代法，同时使用了6个汤姆逊式积分仪，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模拟计算机。20世纪30年代是这种计算机风靡之时，它可以快速准确地解决电机工程计算问题。清华大学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建立起电机工程系，为了吸取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作为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首先提出了引进模拟计算机、制订研制计算机的发展计划。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通过顾毓琇的老同学李郁荣的联系，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N·维纳应邀来清华大学讲学，任清华大学数学系和电机系客座教授。“他在清华大学期间，为数学系讲授调和积分，指导华罗庚和徐贤修合作完成了《关于傅立叶变换》一文；同时在电机系与李郁荣、顾毓琇一起进行改进布什模拟计算机的研究工作。”当时的清华大学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之一，不仅聚集了许多优秀人才，而且已具备与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的设备仪器和图书。正当N·维纳准备来中国之时，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19日写信给N·维纳，请他转交一封信给V·布什教授，请求帮助清华制造一台小型积分器，希望N·维纳在来访期间能帮助安装好积分器，并希望告诉需要经费的数额。5月26日，V·布什给顾毓琇回信，认为研制小型积分器工程的花费要超出他的想象，所以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仿制一台光学积分器，费用较省，用途广泛；其二是与V·布什进行另一条路线的合作，研制一台求解非线性代数方程的机器，可以从事一些领先的工作。

顾毓琇没有采纳V·布什的建议。N·维纳来清华后，在电机系与顾毓琇、李郁荣一起“步布什的后尘制造模拟计算机”，不过他们摈弃了V·布什的机械轴和积分器，采用电学电阻的方法求解联立方程，即以高速度的电子线路来代替和改进V·布什的低速度的机械传动装置。但是由于当时反馈控制理论尚未成熟，机器的平衡性、电路的稳定性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再加研究经费的困难，未能制造出成型的计算机。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研究，对此后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发展和N·维纳的控制论的诞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N·维纳说：“我现在唯一能够感到满足的是，在证实我的想法的技术研究出来之前十年左右，我就已经是正确的了。”这里的前十年正是N·维纳在清华与顾毓琇、李郁荣研究模拟计算机之时。这正使维纳由此而萌发建立一套完备的反馈理论，尔后成为创立控制论的起点。维纳后来在《控制论》导言中说，后来事实上证明了这段工作的重要性。

顾毓琇自小在祖母和父母的熏陶下就喜爱古典诗词，读书期间和工作后对中国历代知名诗人词家的作品几乎都有涉猎、探研、评述和唱和，并提出“重、大、拙”的诗词评判标准。顾毓琇一生创作诗词歌赋七千多首，出版诗歌词曲集达34部之巨，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乾隆、陆游的多产诗人。他被海外学术界和出版物评为20世纪中华民族的大诗人之一，1975年巴西人文学术院授予金质奖章，1976年被世界诗人大会授予“国际桂冠诗人”称号，曾担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顾毓琇的诗词范围极广。在他的采笔之下，无物不可入诗，无事不可入诗，无人不可入诗，无地不可入诗，宇宙间万事万物皆可入诗。他的诗，豪放者有之，清丽者亦有之，不偏重于一体，如百川汇流而纳于海，顾诗乃一大海，包罗万象。被认为顾毓琇诗词有东坡遗风，行住坐卧、俯仰之间随手拈来即是一诗一词。东坡才思横溢，触处生春。其他各方面亦成就非凡，如文章、佛理、书画等等。

除东坡外，顾毓琇诗词更兼有其他各家之所长，正如他所和的各家作品一样。他和的唐人诗，有五十余家之多，其中以和李白、和杜甫，和王维、和孟浩然、和杜牧、和李商隐等为最著。词曲方面以和清真词、和淮海词、和梦窗词，以及和云林乐府、和东海渔歌等。在其所和的诗词方面，有时和得非常逼真而切贴，可说是和得入木三分，和啥像啥，但有时亦加以赞美，或加以注解，更有反其意而和者。如《和李白秋浦歌》之其十二，极似太白口吻，涉想奇幻：“既泛天下槎，还看水中月，掬水月可握，带月上花船。”再如和杜甫《宿府》海外即事：“风云万里音书少，远隔重洋飞渡难，人物萧条悲故友，沧桑变幻挽狂澜，中天明月依然好，苍海流霞著意看，灯下本来无一事，凉风吹起耐清寒。”杜甫以七律见长，此诗中冲淡之趣，又有豪爽之气，深得杜诗遗韵。

词曲方面亦然，宋词中，顾毓琇的《满庭芳》：“云淡天阔，孤篷小艇，棹过烟渚沙汀，琵琶傅怨，江上数峰青（淮海句），独有骚人旅客，披霜起，凉露催寒，征途远，玉门暂驻，仰看一天星。……”又如《江城子》有句：“春水一江明似带，春去也，水长流。”张炎评：“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顾词正得其旨意。

古今之诗人词家，格调各有不同，但能以气格高雅、意境隽永者不算太多。顾毓琇诗词，很多是撷取精英，吸古人之汁液而消化之，再以自己的方式去含英吐华。他虽身在尘埃之中，但心却在尘埃之外，所以他“江海寄此生，行旅得欢愉。”他这种澹泊宁静，心胸疏朗的人生哲学。陶渊明的诗：“冲穆澹远，妙造自然”，顾毓琇说他学陶诗，乃学其“拙”，但渊明无顾毓琇之高寿。顾毓琇胜他一筹。

顾毓琇足迹行遍环宇，“披云缩地寻常事，朝发长安暮玉关。”《飞渡天山》，他的记游诗词，格调高亢，清越雄健，如《水龙吟》下半片：“回首太平飞剪，掠天风重洋虚缀，东经弱水，寰瀛烽火，珍珠为碎、西越驼峰，须弥直上，昆仑容易。待地中海上，云端怒吼，洒苍龙泪。”同时他寄情于杳渺天外，望空凝想，神思璀灿，在《秦娥令》中有：“旋转乾坤星斗耀，翱翔飞剪太空人，太空人，奔雷闪电，登月前行。”“乞巧双星灵鹊渡，嫦娥含笑白云开，白云开，银河雪耀，玉宇琼台。”“太空跳出云烟，让星辰门妍。”这些旷远俊美的思维，让渊明又输一筹。渊明“采菊东篱下”时，只能“悠然见南山”，而顾毓琇闲坐书斋内，却可悠然见广寒——“喜见广寒宫里太空船。”

顾毓琇长于佛理，他心有禅机，诗有禅味：“笔从空中来，又从空中往。”（临江仙令）。另又有两阕《临江仙令》：“梦里山川身是客，来鸿去雁天涯，长空万里散朱霞，神仙留翰墨，富贵若云沙。”“跳出红尘生死海，涅槃妙有真空，双修悲智达孤峰，青云明圣境，碧水漾春风。”在这短短的两阕词中，可看到顾毓琇参透人生，妙悟人生的真谛，语意冲淡超逸，与王维《终南别业》诗中间四句：“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有异曲同工之妙。王维亦对于佛理、诗、书、画、音乐……等无所不精，顾毓琇与极为相似，只是王维不懂电机工程，两位古今诗人相较，顾毓琇又胜一筹。

顾毓琇诗词另一特点是性灵。人性各异，诗性亦各有不同，但最主要者要有灵——有灵性。广义的说，是要有灵气、或灵境、或灵巧、或灵秀等。顾毓琇是性情中人，对人、对事、对景物，都能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如《岁朝寄母》中有句：“岂有男儿难养母，竟无高阁可怀椿。”一片孝思之心，溢于言表。老师对婉靖师母亦是情深义长，常有诗词相赠，《浪淘沙》——甲辰中秋寄婉靖：“凉露又滋滋，斗转星移，中秋明月最相思，万里归来长作客，两地分离。玉笛谱新词，蝴蝶双飞，阴晴圆缺本无私，也是微云河汉淡，独赏霜姿。”此诗望月兴怀，抒寄离情，与杜审言《望月有怀》及杜甫《月夜》颇为近似。另顾毓琇的《怀亡女慰慧》四首之一：“客病驰思念转空，飞桥远挂故乡虹，昙花一瞬檀香散，梦断千山万水中。”另有《鹧鸪天哀慧女》。“复苏愿信三更梦，一别方疑万有无。”读后使天下父母皆为之同情。这些诗词，表达人间的至情至性的流露，充满灵性。表面看来是家常语句，但正因为如此，才能感人至深，亦正如淮海、小山之词句：“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顾毓琇生逢乱世，一生为国为民，时时关怀国事，抗日战争时期，他要“漫卷诗书乐请缨”。《请缨》。更要“欲凭肝胆报炎黄。”使得“民族中兴日月光。”《和柳翼谋先生》。八年后，他在《沙坪坝喜闻日寇投降》有：“八年涕泪愁何在？万里江乡梦亦疑。”“明朝巴峡楼船下，长跪萱闱诉别离。”这与杜甫《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诗一样感人。其后，顾毓琇来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及宾州大学，课余尝以诗歌自误，数十年风霜，积得诗卷盈尺，除记游外，大多为思乡怀友唱和之作，以致“闲吟白了少年头。”《纪念陈寅恪先生》。但“追怀六十年来事，汉月依依入梦中。”《锡金感怀》，家国之恋，无时或释。人有灵性，诗亦有灵性，“满天星月叩灵襟。”《先父六旬纪念》。其性灵之表达已至圆融之境。

顾毓琇曾任国立音乐院（今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的首任院长、国立交响乐团团长、国立礼乐馆馆长。日本音乐界称之为“中国古典音乐泰斗”。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为了向国人奉献英雄主义的思想，进一步鼓舞抗日的斗志，成立不久的重庆国立交响乐团即准备排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其中声乐部分的长篇歌词唱段需要翻译成中文演唱，但当时国内尚无中文版本，身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的顾毓琇非常关心此事，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在百忙中抽暇，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天凭籍自身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比较娴熟的拉丁文翻译基础，将德文版的歌词译成了中文版的《快乐颂》并于9月中旬在“重庆连同乐谱一起由大东书局出版。”由此顾毓琇也成为国内翻译《欢乐颂》的第一人。

中国历代均以黄钟音为古乐的“标准音”，但由于历代度量衡不统一，致使黄钟“定律”音高差异很大。时任国立音乐院院长的顾毓琇以一位科学家的执着和钻研精神，运用功底深厚的数学、物理知识，经过细密的计算和与西洋音律的比较，得出了黄钟标准音为348频率的结论，并获中国音乐学会的一致表决通过，对于进一步研究开发中华古乐以至于“重新奠定国乐之基础”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5日音乐节期间，顾毓琇在《国风》上发表了《黄钟定音记》一文，对黄钟音是中国古代的基本音律进行了论述和对黄钟定音的过程进行了介绍，与此同时，国立音乐院演奏了为顾毓琇《荆柯》题词谱曲的词曲。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顾毓琇兼任国民政府礼乐馆馆长。1950年顾毓琇移居美国以后，潜心于中国古曲音乐的探研，1955年完成了中国明代刻印古诗词乐谱的整理，将明末“工尺谱”翻译成简谱及五线谱，将姜白石的自度曲翻译成五线谱，后来台湾音乐研究所根据他整理的《魏皓氏明刻诗词乐谱》中的《清平乐》、《阳关曲》、《秋风辞》、《关山月》、《青玉案》、《玉蝴蝶》等12调进行演唱，在音乐界引起了较大反响。顾毓琇接着又整理了《唐宋谱廿十五调》，其中歌15首，词10首，并配以英文译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68年顾毓琇又出版了《宋词歌谱五十四调》。1972年，出版了《樵舍词曲五百首》，1973年，出版了樵舍词《樵舍诗歌一千首》。两本书中均收有顾毓琇自谱歌曲和译歌。台湾研究院曾将他的《樵歌十首》收入《中华大典》。

顾毓琇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发轫人之一，曾创办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便开始了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剧因缘，在担任清华文学社戏剧组主席时，他就创作了中国现代第一部四幕剧，梁实秋等曾扮演他剧中的人物。顾毓琇还是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发起的中国“国剧运动”的倡导者，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并导演的话剧《琵琶记》，由冰心、梁实秋等人出演；由闻一多负责舞美设计，在波士顿成功公演，成为了中国话剧史上的一段佳话。他的历史剧和抗战剧曾风靡抗战后方，并被改编成京剧、汉剧和其他地方戏公演，是抗日战争时期鼓舞中国人民抗战决心的重要精神财富，有的还被改变成多种地方剧种巡回演出。顾毓琇一生创作了12部话剧，其中大多曾在国内外公演。

他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小说月报》发表现代话剧剧本《孤鸿》。民国十二年（1923年）编导《张约翰》在北平公演，梁实秋曾担任剧中角色。他在美国学习时的话剧创作也硕果累累，其间完成了《荆轲》、《项羽》、《苏武》、《西施》和《琵琶记》五部历史剧，以及《国手》、《国殇》、《天鹅》等现代剧。

《琵琶记》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剧院的隆重公演，是中国“国剧”运动的里程碑事件，它聚集了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最强的阵容之一：顾毓琇担任编剧、导演并扮演剧中宰相，冰心扮演宰相之女，梁实秋扮演蔡中郎。闻一多和赵太侔专程从纽约赶来相助，闻一多负责布景和舞美，赵太侔则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舞台灯光效果。《琵琶记》的演出得到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基督教箴言报》、《波士顿新闻报》等都以醒目位置配上大幅照片予以报道。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抗战联合政府的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虽公务繁重，但仍创作不辍，他以其抗战剧和历史剧闻名剧坛。特别是他的《古城烽火》、《岳飞》等话剧，富有爱国热情，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除在重庆连续演出外，还被移植成京剧、汉剧等多种地方戏在各地巡回公演，并由外交协会招待英、美、法、苏大使和其他外交使节。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顾毓琇与李健吾等人创立了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顾毓琇亲自起草、修改学校章程，推荐戏剧名流到校任教。解放后，该校发展成为上海戏剧学院。

为纪念顾毓琇对中国话剧开拓性的贡献，19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顾毓琇戏剧选》，该书由江泽民主席题词，戏剧家曹禺作序。同年12月，上海戏剧学院公演了顾毓琇的剧作《白娘娘》，他的另一剧作《古城烽火》曾是该院建立后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此后《白娘娘》也曾在新加坡公演。

顾毓琇对宗教的研究，造诣精深，在佛学方面的建树，影响深远。他一生遍访名山寺院，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出版了《禅宗师承记》和《日本禅宗师承记》等专著。

在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期间，顾毓琇十分重视佛学研究。民国二十八年（1938年）起与太虚法师就拨款编纂汉藏合璧教科书等事宜联系密切。顾毓琇称，编纂教科书：“藉以发扬中土文化与现代新知，以启迪边民之德智。”《太虚大师年谱》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大师因顾次长毓琇来汉院，转商诸陈部长立夫，得其允予补助经费，于汉院成立编译处。”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汉藏教理院编译处在六年的时间里，一共编译四十余种著作，出版十余种著作。特别是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起，教理院专门成立刻经处，聘请刻工来院内刻造藏文字版，先后出版了《藏文读本》、《佛教各宗派源流》、《比丘学处》、《菩萨戒品》、《缙云山志》、《佛学概论》等。其中《藏文读本》专为青海、丽江等地的院校使用，《佛教各宗派源流》则为佛学院专用。

1979年，顾毓琇以英文巨著《禅史》震撼国际佛学界，赢得了佛教人士的高度评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柏林禅寺住持明海法师称：“禅的历史是人对人、生命对生命、心对心的传承史，把这一超越了语言文字的智慧传承的历史梳理叙述出来，是很具挑战的。顾毓琇的《禅史》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立足于世界文化的大语境，在充分占有中西古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顾毓琇受梅贻琦校长登门之邀，回到清华大学执掌工学院，并创建了电机系、无线电研究所和航空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工学院不但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而且还从国外邀请了维纳、冯·卡门等世界知名学者来讲学。不到五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发展成为了中国一流的工学院。抗日战争期间，顾毓琇主持制定战时教育政策，领导实施对大学大规模内迁，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宝贵的知识精华。由内迁而形成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学府，培养了大量栋梁之才，仅中央大学的师生中就有上百人在新中国当选两院院士。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他抗战胜利勋章。

顾毓琇的教育生涯之长、培养的学生层次之高、在各领域的影响之大，堪称现代教育史上的传奇。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专程到费城看望了顾毓琇夫妇。1996年9月，江泽民到美国纽约出席千年首脑会议，又一次会见了顾毓琇。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于1999年访美时会见了顾毓琇教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忧外患严重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正常进程。对学术文化来说，频仍的战争对战时学术研究造成重创——使中国学术囿于一隅，无法更科学、更及时地把握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发展脉搏。面对此窘境，顾毓琇痛心疾首，他对战争造成的不利影响极为担心。在顾毓琇看来：“在此数年大战之中，我学术界因对外缺乏联系，各种新科学理论技术之新成就均无从介绍研究，影响我们文化前途极大。”这种现实带给顾毓琇以极大冲击，使他的大学教育思想中时刻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深深情感，也使他把这种情感自然延伸到大学教育实践之中。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顾毓琇成为中央大学校长，把尊重学术视为育人、培植文化的根本原则，申明了“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这一治校方针。在顾毓琇看来，学术文化发展应切合国情，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为需要的是以应用为导向的学术文化。具体而言，大学教师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应多从国家现实状况出发，多就现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发表意见，从而推进现实的发展。可见，顾毓琇的学术文化观包含双重意蕴：一方面，大学应给予社会其所需，而不是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因为大学自身最终目标的实现，便意味着国家目标的实现。因此，大学应对纯粹的学术研究有所追求，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大学要给予社会其所要，优先满足现实需求，直接为社会服务。所以，大学应当服务于国家前途，重点发展应用性学术研究，注重学术研究的现实应用性。

就理论渊源而言，顾毓琇所提倡的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观，是中国整体主义大一统观念文化的承续。顾毓琇的这一学术文化观切中了当时国难时期的民族背景。就现实意义而言，挽救国难、复兴民族是顾毓琇强调学术研究应用价值的主要原因。在学术救国的时代境遇下，“国”是主体，要求救国目标明确，效果明显，并且兼顾时空的迫切性。因此，顾毓琇特别呼吁国内学术研究应多注意于国家的实际问题，大力强调应充分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主张国难时期学术研究增强针对性，建议在学术研究上切合国家社会现实问题。譬如，对于中国农村组织的研究，顾毓琇指出，应找准出发点与参考的基点，围绕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他国农村，切不可本末倒置。

执掌中央大学期间，为使学校树立良好的研究风气，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顾毓琇借中央大学30周年校庆“献词”之际，表达了他对学术发展的识见，认为学术贵在创新，学术风气的树立在于教师所具有的广博清通的水平与能力：“夫学术之昌盛，不必从同，而风气之树立，端赖人师广博清通。”顾毓琇充分肯定大学教师对学术研究的贡献，着力为教授们做好服务工作。顾毓琇代表学校与校内诸多知名教授进行多次磋商，商定编印《南雍文征》《南雍丛书》《南雍新志》，辑录了众多名家的代表作。正是顾毓琇抓住了中央大学30周年校庆的机遇，通过系列言行，逐渐开启了中央大学注重学术研究的风气，起到了良好的示范、辐射效应。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到1955年，中央大学教师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就多达40种。另外，学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学术刊物的支撑。“中央大学”亦通过创办学术刊物，为专业学术发展打造平台。譬如，《农业经济集刊》由“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创办，该集刊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不少佳作。这些文章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农业经济进行探讨，并对当时农村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另外，“中央大学”还非常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时常与社会相关部门合作，联合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工作。

“中央大学”浓厚的学术风气也影响着学子们，他们不仅积极参与教师们的学术研究，还积极办会编刊。其中《大学新闻》因编辑形式活泼、充满趣味性，又远离低俗，吸引了不少学子参与其中，成为当时销路最广的青年报刊之一。顾毓琇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观，不仅切合当时国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引领意蕴，更体现了超时代的教育发展理念。

大学教师承载着、聚集着、建设着、发展着、创造着大学文化。深谙于此的顾毓琇特别强调教师群体在大学文化发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除在中央大学30周年校庆“献词”中强调教师群体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正面意义外，顾毓琇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17日首次通过报界，强调大学实为学术机构，而不是行政机关，并对中央大学教授们对教育事业所作出的牺牲奉献大加褒奖。顾毓琇认为，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教务长等人均系民主政治中负责公务的国家公仆。因此，他始终坚持，拥有学术权威的教授应为学校行政的首要考虑，应充分尊重教授的地位和他们的学术成就，给予他们更高的荣誉。

基于对教师群体在大学发展中应有地位的正确定位与清醒认识，顾毓琇十分重视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用尽心力延揽高标准英才。在教师选聘方面，顾毓琇遵循“学术第一”的总原则，倾向于延揽具有国外留学经验的高学历人才。在顾毓琇任中央大学与国立政治大学两所大学校长之际，两校均十分注重对已聘教师的充分利用，还基于学校发展有针对性地延揽学术精英，为学校储才。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中央大学筹建边政系之际，顾毓琇对系主任人选费尽心力，经过多方考察，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先驱凌纯声是边政系主任的不二人选。在顾毓琇带领下，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中央大学30周年校庆之际，学校名师云集，时有236名专任教授，54名副教授，224名助教，28名研究部助教，76名讲师，教师总人数比西南联大还要多。其中，包括徐悲鸿、核物理学家赵忠尧、英语教学理论家张士一、社会学家孙本文、国学大师胡小石等学界翘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中央大学有66位教师荣获“教育部”的优良教师奖励。

作为国立政治大学首任校长，顾毓琇任职期间为谋学校学术政治专业更上一层楼，特聘萧公权萧公权等学界贤达来校执教。顾毓琇邀萧公权赴国立政治大学讲授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极其合适。顾毓琇延请的学界名家，连同学校原有著名的词曲教授卢冀野等人，使国立政治大学的“教授均为全国第一流之学者”。

其实，顾毓琇在主掌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两校之前，便践行着“学术第一”的大学运行逻辑。民国十八至十九年（1929年—1930年），顾毓琇从教于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科，出于建好电机专业学科的初衷，他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季力邀赵曾钰前往任教，并聘其为教授。当时，赵曾钰刚毕业不久，顾毓琇便慧眼识珠。后来，赵曾钰与顾毓琇等人共创《电工》杂志社。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季，顾毓琇为进一步充实电机专业学科的学术力量，又把章名涛、倪俊等人聘为电机科的教授。不久，顾毓琇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请前往清华任教。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顾毓琇创建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清华航空研究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出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为谋电机系发展，他特别注重延揽人才。民国十九至二十年（1929年—1930年），章名涛任上海亚洲电气公司工程师，专事电池研究。顾毓琇再次力邀章名涛北上，前往清华大学电机系执教。章名涛到清华后即被聘为教授，随后便会同顾毓琇合力进行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筹建工作。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章名涛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与研究上，成果倍出，专长得到充分发挥。

从该意义上讲，教授便是大学的灵魂。因此，教授、教师群体才应是大学中的权力主体，而非大学中带有行政级别头衔、拥有行政权力的专职行政人员。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由于其特殊的办学背景，历来都是官僚、党政之争的集中营。顾毓琇上任伊始便明确指出，中央大学为学术机构，自然应突出代表学术权威的教授、教师的地位；中央大学不是行政机构，所以，校长、院长等虽拥有至高的政治头衔，但却只是为中央大学师生、校务服务的公务人员。这种立场彰显出顾毓琇学者式的正义风范与卓然品质。

顾毓琇（自评）：学者、教授、诗人，清风、明月、劲松。（为2001年庆祝次年南京大学建校百年及顾毓琇百岁诞辰而设立的顾毓琇塑像题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毓琇全集》编辑委员会：①先生之学，可谓中西兼顾、文理皆精，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通才。②近世治中国现代文学者，莫不知无锡顾一樵。然而先生的贡献却不止在文艺创作与人文研究方面。事实上，“顾一樵”以文艺名世，“顾毓琇”却以教育家和科学家泽被当代，影响深远。与“左手”的文艺与人文研究相比，他的“右手”对于数学、电机和现代控制理论方面的贡献，更是举世公认，具有开创性的意义。③先生曾自述为学之道，在于“一贯服膺于关怀天下，服务民众，业精于勤，学博于文，好古敏求，淡泊自持，以教育英才为终身职业”。他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来实践自己的理想。（《顾毓琇全集·序言》）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①作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管理人才和诗人，顾毓琇对那些听说过他、请益过他的人们显现出了诸多方面的才能，而每一次的才华毕露都向人们展现了一位集种种天赋于一身、取得无比成就的形象。②顾毓琇以其慷慨、耐心并谦虚，为自己的祖国热忱服务，先后担任过两所工学院的院长，两所大学的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职，并且是成人技术教育的建议者和推动者。1949年他返回美国之后，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从管理人士到工程学专家的转变，其主要成果便是：为解决非线性电路与控制系统问题提出一整套分析与图解理论，以及在电机领域的普遍理论。③顾毓琇所创作的那些雅致的诗作受人喜爱，所谱写的温婉的歌曲被人们传唱。他的学生们常常提到，他为教育贡献甚著，能够鼓舞他人向更高的目标努力。（授予顾毓琇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词）

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一九六九年七月阿波罗登陆月球之成功为近代科学上最大成就之一，考其成功之因素，固由于美国政府与人民之全力支持，科学家之群策群力，合作无间，始克有成，然而若非非线性控制系统研究有成，电子计算机之配合运用，则其成功之期，恐尚有所待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者对于非线性系统之研究，风起云涌，文献发表之多，亦如雨后春笋，几至汗牛充栋。然而求其立论精微，贡献巨大，为学者所推崇，公认执国际权威之牛耳者，首推中国顾毓琇教授。顾教授致力于科学之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对于非线性控制系统之研究，尤多发明，所谓能窥宇宙之奥，穷控制之妙者，舍顾教授其谁属？顾教授在国内外科学期刊上所发表之论文几百篇，其中有关非线性系统者五十一篇，电机者三十四篇，网路者九篇，其他六篇。在近十年内发表者占三十六篇，此种契而不舍，老而弥坚之治学精神，诚堪敬佩。除科学论文外，尚有《非线性系统之分析及控制》（AnalysisandControlofNonlinearSystems），《电能转换》（ElectricEnergyConversion），《瞬变电路分析》（TransientCircuitAnalysis）及《线性系统之分析及控制》（AnalysisandControlofLinearSystems）四书问世，在中国文学如诗、词、歌、曲方面之著作有《顾一樵全集》十二册……。世之科学家类多不谙文学，而文学家亦类多不擅科学，欲求其多才多艺，造诣精湛，如顾教授者，堪称仅有。（《顾毓琇科学论文集》台湾版前言）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顾毓琇是一位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众多领域，表现出突出的能力和取得杰出成就的世纪性人物。他是“德高、智高、寿也高”的博学鸿儒，文理兼通的旷世奇才。他不仅在国际电机领域享有盛名，而且在文学、音乐、禅学、教育方面卓有建树。他科学与文艺兼长，天才与学力交辉；又能兼通文史哲，兼长诗词曲，学识与才气超逸，精力过人，思维多有出奇制胜的独步之处。这样的文化通才，实在是独出群伦，百年一遇。

钱锺书：《和唐新刻》稍一吟讽，往往与原什功力悉敌。其少陵所谓‘不觉前贤畏后生’者。公此句‘窃意新年多’，亦寿徵也。

张其昀（学者、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一樵兄精研乐律，其作品均可谱入管弦，故能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一樵兄是中国的君子人，也是一位爱国诗人，忠爱之忱，时时流露于楮墨间。他的诗歌，最有贡献、最了不起的，也就在歌咏中华。美国艾默生曾说：“诗人有两种，一种经过教育与训练，百锤千炼而来的，他们使人敬；一种是天才洋溢，如行云流水，明白易晓，他们使人爱。”一樵兄的造诣，天才功力兼而有之，相信国人都会敬他爱他。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顾毓琇把科学和诗融于一炉......科学不但和工程共飞驰，而且和诗比翼齐飞了。因此，顾毓琇被誉为20世纪惟一的文理大师，只在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全才。

梁敬錞：一樵先生之诗词，或隽逸，或豪壮，或抽美人香草之思，或寄故国山河之慕，诚可各备欣赏。但凡所做，皆讲声韵，一唱哦成，辄尝自谱音阶，试以歌拍，始为定稿。则其洞见诗学之本原，钩寻词学之宗绪，乃不同于凡俗。夫专才代可并出，而通才则并世不能数觏。西人尝谓爱因斯坦于物理科学为天才家，于音乐为业余员，于政治则童稚，通才之不易得如此！今一樵先生通电工，通政治，通诗词，复通声韵，是其通才之器，能补爱因斯坦之所弗及。吾不暇以并世遇此通才幸，抑尤以贞下起元之会，觏此不世出之通才，为国家民族社会庆也。

阚家蓂（台湾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顾师一生多采多姿、多才多艺。他本身专攻电机，但他对戏剧、文学、音乐……等无一不精，可说是一位硕学通儒。他年过四十才开始作诗词，近五十余年来，诗歌词曲创作已有七千多首，古往今来的多产诗人，只有南宋陆游可与之相比，但陆游除诗词之外，并未涉及其他科目，而顾师在国内公务之烦忙，以及在国内外教学之严谨，不可能有太多时间花费在诗词吟咏上面，以一位“业余”诗人，能有如此创作，古今中外，顾毓琇一人而已。顾毓琇的题画诗，诗中有画，诗中有禅，读后令人悠然神住，充满灵性。其随笔和感怀一类的诗词亦是如此，不但有灵气，而且有灵境。其性灵之表达已至圆融之境。

EduardoD.Glandt（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院院长）：顾博士是当今世界最后的几位博学之士了，他在如此多的领域中做出了贡献，......我们为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

BruceA.Eisenstein（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会长）：顾博士是一位尤其成功地融通了东方与西方这两种不同文化、技术与诗歌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卓越人士。他对科学技术所做出的重大而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世界产生了影响。能有机会嘉奖他，是我们巨大的荣耀。

L.V.Bewley（“兰姆”奖得主，理海大学院长）：顾毓琇是世界上六位对电机理论最有贡献者之一。

A.M.Letov（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会长）：顾毓琇博士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为非线性控制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吴健雄、陈省身等：世之科学家类多不谙文学，而文学家亦类多不擅科学，欲求其多才多艺，造诣精湛，如顾教授者，堪称仅有。（《顾毓琇教授科学论文集》前言）

宋健（中国工程院创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先生（顾毓琇）在网络和系统理论方面的贡献举世公认、功至名归。CircuitsTheory实为控制论和系统科学的导源和先驱，如Fourier—Laplace变换、稳定性判据等均源于彼。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都是开创性的。

江泽民：①顾老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教书育人，师表天下。毕生孜孜好学，且心系祖国统一，献计献策，为众所敬仰。顾老师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于北京唁电）②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

朱镕基：顾老师毕生治学严谨，文理兼通，为人师表，乃众之楷模，顾老师心系祖国和人民，拳拳之心，永昭后人。（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于北京致“尊敬的王师母”唁电）

刘延东：先生学贯中西，建树卓越，道德文章，世人尊崇。堪称当代科坛巨擘、教坛耆宿、文坛翘楚，是集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于一身而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华人瑞。

王次炤（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顾先生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广纳现代科学和人文精神，自强不息，积极入世，备受赞誉，赢得了国人乃至世界的敬重。我们为顾先生卓绝的成就感到骄傲，向这位淡泊自持的宗师致以深深的敬意。

郭淑兰（原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顾先生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艺诸多领域创造了辉煌业绩，我们时刻记住顾先生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生命意志，以及他为中国科学、民主、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顾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文理兼通、为人师表的优良教育传统，科学与艺术融合创新的精神，探求真理、严谨治学、心系祖国、服务于人民、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与追求时刻鼓励我们前行。

顾毓琇是一位爱国者。民国八年（1919年），他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率领清华同学上街游行示威；他曾为赈灾下乡调查灾情，访贫问苦。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以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的身份带学生到南京下关车站恭送十九路军到上海。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他与蒋梦麟、胡适和梅贻琦等12名知名人士发表声明，要求政府“用全国的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9日，抗日战争胜利，他有幸参加了在南京的受降典礼。

作为世纪老人，顾毓琇虽然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但如歌所云：“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顾毓琇早年求学美国，1950年又赴美进修，后定居。但他一直没有加入美国籍。直到1973年，国际理论及应用力学会议在莫斯科召开，非美籍不能办签证。作为科学家，他绝不能放弃这一重要的学术交流机会，于万般无奈之中他加入了美国籍。两个月后，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冒险试飞，由伦敦、香港辗转回到祖国内地，与阔别24年的亲友欢聚，重访北大、清华故旧。8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他与夫人及其在京的亲属，“谈至深夜”。

在顾毓琇逝世后举行的追悼会上，他的次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顾慰庆曾说：“父亲一生唯一的遗憾是未能见到中国的和平统一。顾毓琇在耄耋晚年仍心系祖国统一，他虽身在海外，但对国内大事至为关心，经常为国献计献策。”在2000年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时，江泽民与顾毓琇在纽约共进午餐，畅谈两小时。顾毓琇提出建议：“一个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后来，他十分称许这成为中国大陆两岸政策的组成部份。

顾毓琇虽学贯中西，但却心胸坦荡，淡泊名利。顾慰庆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说：“我父亲多次说，‘生前了俗事，身后少虚名’……父亲临终前讲了许多话很少谈家事，对国家大事却非常关心。我向他报告了国内情况，他感到鼓舞和安慰，说他对祖国的事情抱乐观态度，希望我们也应乐观。”近年来顾慰庆每年都会来美国侍候父亲几个月。但顾毓琇总是劝他：“早点回去，不要耽误了国内工作。”

顾慰庆说：“父亲百年人生，艰难曲折，生活俭朴，不图享受，有点积蓄就用来设奖学金和捐献救灾。他教育子孙发奋图强，自己靠自己，他没有遗产留给我们。父亲留下来的是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它激励我们爱国爱乡、弘扬中华文化。”

2000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张素久会长一行赴费城拜访顾毓琇，被顾毓琇对清华的一片深情所感染。顾毓琇将国际电工和电子学会为表彰他在工程领域中的杰出贡献颁发给他的“巨比利奖”和“千禧奖”的奖盾交给王校长，郑重地说赠送给清华大学，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四千美金的支票一并捐赠给清华做学生奖学金。

张素久写道：顾毓琇被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许多所学校聘为名誉教授，并是台湾“中研院院士”，虽然他的母校在他年届百龄才聘他为名誉教授，但他还是把最珍贵的东西捐赠给了母校——清华大学，可见在老人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清华。实际上，无论从他的话语中还是从他的书中，都可以感受到他对母校的一片深情。他语重心长地告诉王校长，一定要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办好数学系、物理系，不能只重应用科学。并说：不能忘记清华一大批老人，那些老教授们，像王淦昌、钱三强等等，没有他们清华就没有如今的地位和成就。”

当王大中校长表示，顾毓琇百岁时还要来庆祝他的百岁寿辰。顾毓琇一边连声说“不用了！”一边请人端上来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生日蛋糕，然后就分蛋糕给大家吃。顾毓琇的这一安排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张素久后来回忆说：“当时给我一个强烈印象就是，老人为了会见来自母校的客人，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借这次会面，对母校做了一个重要的交托。”

“业精于理，学博于文”，这是顾毓琇的独特之处。他在电机专业上辛劳地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而且还不懈地从事文学创作。他的博学于“文”不止是文学，而是大文化。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他就爱好文学，创作活跃。民国十年（1921年）底，清华文学社成立，他即与闻一多，梁实秋、朱湘等成为该社成员。当清华剧社问世时，他是首任社长。他用“顾一樵”的笔名，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以至后来他不但成为一个机电工程教授，而且还是文学家、诗人和戏剧家。

冰心与顾毓琇的交往追溯到70多年前。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清华学校读书的顾毓琇被保送公费到美国留学。那年同船到美国去的有冰心、吴文藻、梁实秋和许地山等人。从中国到美国，那时只能乘船去，路上大约要走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顾毓琇和爱好文学的冰心、梁实秋、许地山等同学们一起在船上办起了名为“海啸”的壁报。他们写诗、写小说、写白话文（当时正提倡写白话文），各自将自己创作的诗文发表出来。从燕京大学赴美的冰心，表现出特有的文学才华，大家十分欣赏。学习社会学的吴文藻本对文学不感兴趣，但因与顾毓琇私交很好，也成了这几个人的好朋友。

到了美国，在波士顿附近，他们几个中国留学生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时事、研究文学、演文明戏。当时因为剧本很少，大家就让以笔头快著名的顾毓琇执笔写剧本。民国十四年（1925年），顾毓琇将中国的传统戏《琵琶记》改编成话剧剧本，由梁实秋翻译成英语，在波士顿公演受到欢迎。剧中梁实秋扮演蔡中郎、顾毓琇扮演宰相、冰心扮演宰相之女。多才多艺的闻一多，此时也在美留学，他是顾毓琇清华的老同学，为了演出成功，他帮忙将剧中的布景画出来。那宰相的蟒袍也是由他一笔一笔的画出来了。演出那一天，他还专程赶到波士顿，并亲手为冰心等演员化妆。

这次演出的是中国古代戏剧以其独特的形式和缠绵感人的情节在美国戏剧舞台上首次亮相，大显中国留学生的风姿，令美国观众大开眼界，也使他们这些文学挚友，更加深了了解。

尽管“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可企及”的冰心，令不少爱好文学的男士敬重与爱慕，但她却和学习社会学的吴文藻结成了终身伴侣。因为顾毓琇家在江苏无锡，而吴文藻家在江阴，无论是北上求学，还是转路去美国留学，吴文藻每次都要从无锡经过，因此经常要住在顾毓琇的家里。从十几岁起，他们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又因为学习文学的冰心和爱好文学的顾毓琇经常在一起研究文学，探讨人生，也就使冰心和吴文藻有了更多的接触，并由此渐生爱情，终成眷属。他们夫妻两人和顾毓琇之间的情谊长达70多年，在中国文坛上确是一段佳话。

父亲顾庚明，字晦农，保定政法学堂毕业，有六子一女，其中五位博士，民国五年（1916年）染猩红热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母亲王镜苏，出身望族，秉性仁慈，勤于治家，教子有方。

顾毓琇夫人王婉靖（1901年—2006年），东晋“书圣”王羲之后裔。早年就读美术学院，专修西洋画技法，后自学中国画，与张大千、黄君璧等大师过从甚密。民国十八年（1929年）4月，与比自己小一岁的顾毓琇结为秦晋之好。夫妻一起养育有八个子女。

位于无锡的顾毓琇故居中，诞生了顾毓琦（德国汉堡大学博士）、顾毓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顾毓瑔（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顾毓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顾毓瑞（台湾文化大学博士）五兄弟。顾氏家族“一门五博士”，在无锡被传为佳话。

大哥顾毓琦（1901—1978年），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起，任同德医学院院长兼附属同德医院院长。

三弟顾毓瑔（1905年—198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民国二十年（1931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后任中央大学机械系教授。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任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兼任该所机械实验工厂厂长。

四弟顾毓珍（1907年－196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获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科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教授。

五弟顾毓瑞（1908年—1994年），毕业于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获法学士学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硏究院攻读，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硏究院硏究。由驻美大使王正廷介绍入纽约总领事馆服务，从事组织侨胞及留美同学等爱国工作。组织美国医药助华会，倡办联合援华会。

大儿子顾慰连（1931年1月17日—1990年9月29日），农业教育家，农学家。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地下组织。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1956年至沈阳农学院任教直至退休。

“民以食为天”、“教育乃立国之本”是顾毓琇教育子女的信条。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顾毓琇去云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深知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粮食是关系人民生活的首要问题，必须给以关注。这一思想潜移默化地对顾慰连后来的择业起到了重要影响。

二儿子顾慰庆，高级工程师。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地下组织。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任某公司副总工程师，多届全国政协委员。

三儿子顾慰华（1935年—2012年10月10日）。早年从台湾到美国深造，1962年获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85年出任UCSD教授。1990年出任中华科工联谊会会长。

五儿子顾慰国（1945年—1988年）。曾任美国高级工程师，1988年6月6日因病去世，享年46岁。1990年，顾毓琇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设立“顾慰国奖学金”，每年奖励两名优秀生。

大女儿顾慰文（1932年—1993年）。195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讯工程系。曾执教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及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79年赴美深造，攻读宾夕法尼亚系统工程学硕士。后长期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93年，顾毓琇为纪念其因车祸逝世在上海交大设立“顾慰文教授纪念奖学金”。

二女儿顾慰慧（1939年—1941年），因病早夭。

三女儿顾慰民，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赴美。定居俄克拉荷马市。

在顾毓琇的百年人生中，他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结交了许多历史人物，比如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顾的好朋友。顾毓琇35岁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即副部长）时曾与同级别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成为朋友，多年后两人在中共十大闭幕当晚在人民大会堂相见，畅谈达三个半小时，周恩来曾说：“顾毓琇是国民政府中难得的客卿”。在那次会见后，经过周恩来的过问，顾毓琇的表兄王昆仑得以从监狱中释放。王昆仑先后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顾毓琇的母亲与王昆仑的父亲是亲兄妹。

顾毓琇另一个曾是国家领导人的亲戚是表妹钱正英。顾毓琇的祖母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的外公是亲兄妹。顾毓琇曾与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过从甚密，亦师亦友。顾毓琇是梅贻琦将他请到清华担任工学院院长的。据梅贻琦日记记载，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并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

顾毓琇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因而常常到梁家就餐并聆听梁启超的教诲，顾毓琇赴美留学前，梁启超曾专门亲笔书写对联相赠。

顾毓琇与梁实秋在清华学校上学时既是同班同学，还是室友，到了美国波士顿后仍然合租公寓一起住。

顾毓琇与闻一多从清华起就结下了珍贵的友情，在波士顿演出顾毓琇的话剧时，闻一多专程从纽约赶去，设计舞美。据闻一多的儿子回忆，抗战时，顾请闻一多到教育部任职，闻一多未就，就此曾引起了闻一多夫妇之间一次激烈的争吵。在闻一多被杀害后，顾毓琇不顾高官身份，毅然参加老友追悼会，还发表纪念演讲。

顾毓琇与冰心同船赴美留学，后来介绍自己的同班同学吴文藻与冰心结为夫妻，顾毓琇留学闲暇时常与他们泛舟于学校附近的湖中。

顾毓琇与张大千的友谊始于顾毓琇促成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两人成为知己，张大千经常在顾毓琇家中作画，以诗唱和，有一次顾访巴西，张大千还亲自为顾发大乌参，盛情款待。

顾毓琇是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过清华工学院院长，与同时期的另外三位院长冯友兰、叶企孙和陈岱孙也交往频繁，同为名垂青史的清华“四大院长”。他曾营救过被捕的冯友兰和叶企孙。

另外，顾毓琇还是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的挚友。

顾毓琇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期间，在交通大学兼课，江泽民选修了顾毓琇的“运算微积分”。50多年后，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专程拜访了顾毓琇，对当年顾老师“上课不带书、不带讲义，内容全在脑海里”的情景记忆犹新。

江泽民还恭请顾毓琇及其家人到中南海作客。当时江主席赠其“重教尊师新地天”一诗，顾毓琇遂和诗答谢。在1997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江泽民曾专程到费城顾毓琇的家中探望恩师。自此，江主席和顾毓琇之间每年都有书信来往。每到春节前，江主席都要给自己的老师送贺卡。

朱镕基、吴邦国、黄菊等中共领导人分别毕业于顾毓琇创建的清华大学电机系和无线电系。顾毓琇曾当面赠给赴美访问的朱镕基总理16字箴言：“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

钱伟长是顾毓琇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的受业弟子。多年后，身为国家领导人的钱伟长访美时也曾专程拜访恩师。

顾毓琇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航空研究所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开始招收航空专习生，钱学森被录取。此后，研究所公派钱学森赴美留学，不久钱又转到顾毓琇多年的朋友冯·卡门的足下深造。

顾毓琇还是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的老师，也是达赖的哥哥的老师。他亲自给台湾地区原副领导人、国民党原副主席李元簇发过文凭。

顾毓琇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时，吴健雄考入中央大学学习，其后她一直尊称顾毓琇为“毓琇大师”。

曹禺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顾毓琇是清华的“四大院长”之一，因此，曹禺解放前一直尊顾为师。抗战期间，曹禺与顾毓琇交往频繁，曾请教顾毓琇对抗战前途的看法。顾毓琇告之：“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有望，则未必得胜；但如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无胜利希望，则抗战必败。”

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的母亲李静贞向顾毓琇报告：“这次小儿棣文得了诺贝尔之奖全靠了您的指教。”顾毓琇与朱家三代有深厚渊源。朱棣文的外祖父李书田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与顾毓琇同船赴美留学。朱棣文和其父朱汝瑾均经顾毓琇推荐，被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

顾毓琇一生治学严谨、笔耕不辍，其一生的主要著作有如下：

表格参考资料：

顾毓琇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早年留学美国，在四年半时间内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

1950年移居美国，先后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荣休教授，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理论及应用力学委员会委员、台湾“中研院”院士、国际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会士、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IEE）会士、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国际理论及应用力学组织（IUTAM）个人理事；曾获得获得过素有“电气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IEEE兰姆金质奖章（LammeMedal）“兰姆”金质奖章以及千禧奖、“巨比利”奖、“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金质奖章，IEEE电路及系统学会（CASS）金禧奖章（MillenniumJubileeMedal）和IEEE千禧奖章（MillenniumMedal）；曾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台湾成功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台湾清华大学荣誉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岸五所交通大学、等十几所院校的名誉教授。

2002年5月20日，由雕塑家吴为山雕刻的顾毓琇塑像在南京大学揭幕。

2012年9月19日，顾毓琇铜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落成。

2012年12月18日下午，由雕塑家曹俊亮雕刻的顾毓琇雕像揭幕仪式在中央音乐学院琴房楼友谊厅举行。

由北碚区委、区政府主办的顾毓琇纪念亭落成典礼暨抗战历史文化研讨会在北碚图书馆举行。当日，顾毓琇纪念亭及铜像在北碚区图书馆红楼外落成，并对外开放。

顾毓琇教授旧居位于上海市永嘉路623号，建于1928年，为美国乡村风格花园住宅。占地面积380平方米。为假三层砖混结构，具有现代派建筑风格。1953年到1980年之间为上海文史研究馆所在地。2014年6月14日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顾毓琇纪念馆位于无锡市学前街3号，是在顾毓琇故居（原顾家“宝善堂”）的原址上设立起来的，建筑是根据江南民居特色修复保护的。修复后的故居总占地面积968平方米，建筑面积848平方米，共五开间四进。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批示，将顾毓琇故居改建为顾毓琇纪念馆，该馆是江苏省自周恩来纪念馆之后第二座被正式批准建立的名人纪念馆。2011年12月，顾毓琇纪念馆被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锡山樵翁顾毓琇百龄堂”位于无锡市吴文化公园。2001年5月15日开馆。是顾毓琇家乡无锡为庆贺顾毓琇百年诞辰而建。顾毓琇曾先后三次由他儿子顾慰庆送来珍贵资料，充实了陈列内容。“百龄堂”展布了顾毓琇的照片、著作、题词、证书、贺信、贺卡等300多篇（幅）珍贵资料。

1997年，江苏无锡市吴文化公园管委会主任高夔请顾毓琇为吴文化公园的“锡山教育馆”墨宝题款，驰函海外。顾毓琇对吴文化公园办成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深表赞赏，不仅手书匾额，而且题词“科教兴国功垂万世，乐育英才光耀千秋”。

顾毓琇纪念堂设于费城华埠，为2002年纪念顾毓琇逝世追悼会而设置。目前纪念堂内的展览品大多是大费城华人工商联合总会会长管必红捐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均赠花篮为顾毓琇送别；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等近300人参与开幕仪式。

2004年9月，由江苏省文联、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江苏省电影家协会、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人文电影纪录片《百年毓琇》在无锡上映，并在全国播出。

2009年8月，凤凰卫视播出50分钟的顾毓琇生平纪录片《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

顾毓琇晚年依靠养老金生活，经济并不宽裕，但他将自己的大部分积蓄都拿出来在国内捐资助学，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交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高等学校设立奖学金，鼓励青年学生为国家的前途努力进取、全面发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