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0 12:17
龚志贤，男，北京医院，医生。四川巴县人。早年随师学中医。曾在重庆开办三友医社、针灸传习所。后又创办国学医院，并任院长。建国后，历任卫生部中医司科长，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重庆市中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四川分会副会长。九三学社社员。擅长诊治内科杂病。有《龚志贤临床经验集》。
龚志贤，男，1907年出生，四川巴县人，从事中医事业五十余年。对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体会较深，擅长灵活运用《伤寒杂病论》方剂于临床实践，经验丰富，医理精湛。近几年来，总结平生所学所得，写出了《四诊概要》、《临床经验集》、《肝炎，肝硬化的初步治疗经验》等论著。曾荣获第一届垒国科学大会和重庆市科学大会奖状，并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
母亲死后，十三岁的我也辍学了。我同长兄一起，离开私塾，到姜家乡跟李寿昌学习中医。李寿吕是我家嫂的哥哥，对《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有较深的研究。他要求我们对《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要熟读， 《灵枢》、《素问》得选读一部分。他特别重视经络与内脏的联系，要求对十二经、十五络、奇经八脉和经水、经筋、经别等籍都要重点学习。开始，学习地点是一个山神庙，后因游人喧嚷，迁往东温泉。三年之内，读完了《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选读了《内经》、《难经》等经典医书。李老师在东温泉时，常育临近病人求良也为我们创造了临床实习的机会。李老师治学谨严，对待病人非常关心，诊病力求符合实际，望闻问切，一丝不苟。他常告诫我们：“望问问切四诊，要落在实处，一点虚浮不得。望诊，表证除发赤色蔚外，余无色j里证，颁着重色诊。闻诊，病人的声音、呃、哕、汗、沫、大小便的气味都要包括在内。问诊，要启发病人说话，如痛点在何处，大小便畅利否，尤其是胸部、腹部要用手摸，汉代张仲景就重视腹诊。切脉，要和病症联系起来看，要四诊合参。须知用药的温，清、补、泻，是随病症的寒、热、虚、实来的。凡病要详察原因，水、食，痰、血、气，要详细辨明。”李老师这些扼要的启示，言犹在耳，是我临床的座右铭。
中医力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病必求其本”，这是李老师的训言。要求对经典著作下苦工夫，要有心得，要触类旁通。读《伤寒论》要求读原文，不要求同时参看各家注解。《伤寒论》的注释者，多达二百余家，众说纷纭，反而糊涂。仲景原文自加解释之处甚多，不如熟读原文，细心求解，自有心得。例如原文二五条：“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前条原文是：“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明明“如前法”是指如前条先刺风池、风府之法，因大汗出，脉洪大，与反烦不解，皆同屑太阳病有传阳明之势，先刺风池、风府，从太阳、少阳以解其热，然后服桂枝汤则愈。而注家则浣是啜热稀粥之法。又如十五条原文：“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太阳病，下之后，往往因下而为坏病。今下后其气上冲，知太阳病存在，仍须解肌，方用前法，是指啜粥复取微似汗，使病从表解。二十五条是“如”前法，而十五条是“用”前法，一字之差，意义则大有区别。
我和长兄跟李老师学习三年之后，李老师提议我们共同组织“三友医社”，在五布、姜家、=圣三个乡行医。“三友医社”在五布乡东温泉，距离姜家、=圣两乡各有二十余里，我们师徒三人每逢一、四、七日去二圣乡赶场应诊，二、五、八日去姜家乡赶场应诊，三、六、九日在东温泉本社应诊。本社往返二圣、姜家皆步行五十余里，这是很辛苦的工作，但能治好一些病人，我们感到很愉快。
我在临床实习之初，用古人成方往往收效甚微，请教李老师，他指出：“治病必求其本。要了解病因，明白药性，从‘四诊’、‘八纲’辨疾病的寒、热、虚，实，在表在里，属阴属阳，从而将方剂化裁灵活运用，才可能取得较好的疗效。若以方套病，势必混入。”我从此即在理、法、方、药上下苦工夫，临证治病疗效较好，自己感到有一定的收获。切脉一事，明于书未必明于心，明于心未必明于手，所谓“胸中了了，指下难明”。我虽然学习了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清代周学霆的《三指禅》等论著，但结合临床．仍感到茫然。李老师指出：“脉象除十怪脉为危重病象而外，至多不过二十余种，而疾病的治法，或治三阴，或治三阳，或治五脏，或治六腑。病因于内者，先洽其内，后冶其外；病因于外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病在表者汗之，病在里者清之。总之，病有虚有实，当补当泻j病有寒有热，当温当清，病有表有里，当汗当利。治疗法则如此多种，不一而足。病之类别，有风、寒、湿、燥、火、热六淫为病；有皮、肉、筋、骨、脉五体为病，或病形，或病气，或病营，或病卫，或属新病，或属痼疾，人身疾病如此之多，候病的脉象如此之少，岂能只凭脉诊包罗万象。因此，必须甩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辩明诸病，用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纲辨证施治。《内经》说：‘闻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此亦本末根叶之候也。故曰知一刚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刚为棒且明矣。’这说明以‘四诊’联合为一体的诊察方法极为重要，绝不可截然分割，必如是，则病之在经、在络、在脏、在腑、在上、在下、在中、在前、在后、在左、在右、在气、在形，或症或瘕，或虚或实，或表或里，或寒或热，或阴或阳，均有色可见，有音可阐，详询病情，参考脉象，从而诊断，辨证施治，或可较为正确，较少差误。”李老师对切脉的精辟论述，使我对于切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总之，切脉一途，要在阴阳二字上用工夫，要诀不出浮、沉、迟、数，有力与无力等。四总脉以浮、沉、迟、数为纲，再以四脉的有力无力分出虚、实、洪、弱等脉象。这样以纲带目、从简到繁、先易后难的切脉方法，初学的人容易掌握。在东温泉古佛洞学医的地方，有一大片夜合树。早上旭日东升的时候，使合树向东面的枝叶全部张开，其余树叶则仍闭台在太阳正午的时候，使台树的枝叶全部张开；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夜合树的枝叶则又完全闭台。根据这一启示，我们师徒三人对少阳为枢、太阳为开、阳明为阉，进行了讨论。开、蠲、枢三者是随天之阴阳而变化的。少阳旺于寅卯辰，太阳旺于已午未，阳明旺于申酉戊。少阳为一阳，太阳为三阳，阳明为二阳。少阳之时，阳渐旺，阳气由少到多，由少阳到太阳则三阳开泰。少阳主半表半里，太阳主表，由里达表，故少阳为枢，太阳为开也，阳明为二阳，阳气衰，阴气盛，阳明主里，由m转阴，故为闼也。天地之阴阳，人亦应之，万物亦应之，从夜台树枝叶之开蠲，随阴阳之升降而变化，体会到人体三阴三阳开、圈、枢的道理。当时这一番探讨，至今思之，还未堕入玄学，故录此就正高明I重庆开业行医。
一九三二年，重庆设立了针灸讲习所，我认为中医不熟悉经络，不幢针灸，是不够全面的。于是离开“三友医社”，辞别老师和长兄到重庆考入针灸讲习所，学习针’灸六个月。结业后与针灸同学唐世丞、曾义宇在重庆正阳街成立针灸科学研究所，因业务清淡，后来垮台了。我又到中医张乐天办的国粹医馆行医，也没有什么业务，干两年就离开了。一九三五年霞庆名医吴榷仙开办国医药馆，荟萃名中医多人，我亦参加在国医药馆执行中医业务。这是我向许多老师学医的好机会。吴擢仙对《内经》和《伤寒论》有较深的研究，能全部背诵原文，我在诊余时请他解惑析疑，受益不少。同时还向唐阳春、周湘船、文仲宣等几位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师请教。我用番木鳖三十克、枳壳九十克、白术一百八十克为蜜丸，每丸重三克，早晚饭后各服一丸，温开水吞下，治疗脏器下垂和骨质增生有较好的疗效，特别对胃下垂疗效更为满意，这是向唐阳春中医师学来的。周湘船中医师对“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有较深的研究，临床上善于应用仲景的方剂。我用乌梅丸治疗上热下寒、肝风掉眩的眩晕证(多属现代医学的美尼尔氏综合征)，有较好的疗效，这是我向周湘船中医师学来的。我用四逆散(伤寒论方)加味治疗肠痈(阑尾炎)取得较好的疗效，是向文仲宣中医师学来的。肠痈的病因是由于寒温不适、饮食不节、饱食后急走等原因引致太肠运化痞塞、气血瘀滞以致湿热内生积于肠中而发病。用四逆散加味，理气活血，清热解湿，无论热重、湿重、气滞三者皆可用之。处方：柴胡二十克’白芍三十克，炒枳壳二十克，甘草六克，广木香十克，黄连六克，炒川楝十克。此方治肠痈无论急性慢性均可服。急性服三五剂即可治愈，慢性服三五剂可见显敬，但难以根除。愈后复发时，仍可再服此方。
唐代文学家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我在重庆行医时，凡能对我传医学之道、授岐黄之业、解疾病疑难之惑的人，无不尊敬为师。不蚀向同道学习，还要向病人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治好了病，要问一个为什么，治不好病，也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能囫围吞枣。尤其要接受病人的意见，特别治坏了病，要在错误中提高认识，吸取教训。拜人为师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1日社会往往“文人相轻”，当时中医又是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歧视的对象，多数医生业务清淡，生活困难，只有少数名医诊务好，收入多。医界中有传予不传女的严重保守思想，为了争饭碗，打击别人，提高自己的现象屡见不鲜。拜名医为师，名医诊务忙，对病家应接不暇，门诊出诊之后，已感到精疲力竭，欲求请其传道授业解惑，即使他思想不保守，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向名医吴擢仙学习，他的诊务忙，我的诊务清淡，我就给他抄方，便中请教，因此，受益不浅。记得当时有一位草医，善于甩外洗药治疗皮肤湿疹，但很保守，凡对求治的皮肤湿疹病人，他只绐药不给处方，把药切成细末混杂在一起交与病家。我请教他多次，他都推诿。当时草医不为医界所重视，但我很尊敬他，亲近他，虚心向他请教，必要时还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帮助，他终于向我公开了秘方。处方是：苦参六十克，蛇床子三十克，百部三十克，益母草三十克。用法：煎水洗涤湿疹，如患全身湿疹，可用药水洗澡。每剂药可煎洗二、三次。我配合内服清热解毒的中草药，更提高了疗效。
一九五一年春，我参加了西南卫生部工作，任中医科副科长。一九五四年太区撤裁，我被翻北京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工作。当时，中医司下设三科，四川名医李重人任教育科科长，北京名中医汪逢春的弟子魏龙骧任科技科科长，我任管理科科长。李重人、魏龙骧是精通中医理论和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高水平的中医，我们朝夕相处，经常“执经问准’，获益非浅。三人还在办公之余会诊和出诊，对冠心病的治疗，用了宣痹通阳、活血化瘀的冶疗法则，当时曾选用了红参、三七、丹参等药物，要求患者较长时间服用，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这期间还广泛阅读了各省来的大量中医科技材料，开拓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四川医生。明代泸州人韩飞霞在《医通》中说：“附子回阳，霸功赫奕”，但尚不以善用附子著称。清同治年间，邛崃郑钦安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观其治病，恒以阴阳为纲，阴证则无论吐血、便血、尿血、喉蛾、失眠、牙痛、口臭、便秘，概投以附子、干姜之类，效如桴鼓。光绪时复有罗定昌者，其治热病发热谵语，舌生芒刺，烦躁不便，而脉尺寸俱无，即用承气加附子。说非用附子治病，而是借其热直达少阴耳。传此派之学者，百余年来不乏其人：吴佩衡南下昆明，云南遂有“吴附子”之名，他尤以善用附子治麻疹逆证而风靡一时。祝味菊东去上海，当时沪上几无不知“祝附子”者，他治热病，虽高热神昏，唇焦舌蔽，亦用附子，说热病不死于发热，而死于心衰。章次公先生于此十分心折，说他治病“心狠手辣”。名医徐小圃的两个儿子俱死于热病，小儿子又病热，几至不救，祝以附子起之。今沪上徐氏儿科仍以用附子见长，即祝公昔年所教也。祝味菊誉附子为“百病之长”，其用附子有每剂3、4两的。华阳刘民叔悬壶于上海，高僧惠宗病胃癌，吐血不止，刘力阻西医输血，以大剂干姜附子佐甘草、灶心黄土、花蕊石、云南白药、阿胶，三帖而血全止。近贤重庆龚志贤、成都戴云波诸先生，治风寒湿痹，附子都用60g以上，其中戴氏所拟乌附麻辛姜桂草汤为治痹名方。有一年，四川医生带着计算机痹证软件到北京义诊，处方用附子30g，川乌30g。竟无人敢服用，中医界攻讥者亦复不少，不几天即门可罗雀，铩羽而归。
川芎12克 菊花20克 地龙10克 川牛膝15克 夏枯草30克 地骨皮15克 玉米须30克
水煎。日1剂，分2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