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陈子龙中秀才，拔为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以“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在松江组织“几社”。“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勋、徐孚远、彭燕三人。陈子龙“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遂成六子之数”，世称“几社六子”。几社和其他文社一样，起初是通过以文会友，选择知己，学习制艺，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几社的主要特点是取友极严，非师生子弟不得入社，社友亲如兄弟。它成立后汇刻制艺范本《几社壬申文选》，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首。又刻《几社会义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几社的声势由此大振。陈子龙的名气亦因之日重，“问业者日进，户外屦满”。崇祯三年（1630）秋，应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师会试，“为省中某公所黜”，落第归里，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以友人戒之而止。崇祯七年春，再度应会试，复不第，回家闭门谢客，“专意于学问”，作古诗乐府百余章。接着，在松江南门外阮家巷陆氏别业南园读书、写作，成《属玉堂集》、《平露堂集》、《陈李倡和集》（与李雯的诗歌合集）。崇祯十年，第三次公车北上，榜发，与夏允彝同中进士，俱在丙科，当就外吏。陈子龙选得广东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闻继母亡，回家治丧。

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崇祯十一年（1638）夏，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务、国政”之文，“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征实”，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五百零四卷，又补遗四卷。是书选文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达了编者的政治主张。陈子龙等人编辑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不务实际的坏风气。它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之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继后，陈子龙又整理了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负经世之志，“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对于徐光启的为人和学问，陈子龙向来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访他，“问当世之务”。徐光启谢世后，陈子龙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崇祯十二年（1639），“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灿然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并作《凡例》，概述《农政全书》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内容、思想渊源和徐光启的独到见解。同时抒发了他本人的社会经济主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是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两项最主要的贡献。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经世”，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是何等的重视。

此后，陈子龙曾一度“欲绝仕宦”，在家“广其宅，示无志四方也”。然而，面对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之势和清军的步步进逼，从巩固明朝的根本立场出发，最终还是放弃个人打算，于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寻兼摄诸暨知县。在官之日，由于他的辖区连年水患成灾，饥民蜂起，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刚柔并用，剿抚兼施，一边“力行保甲，设互首之法，申连坐之令”，镇压饥民起义；一边亲司赈事，救济饥民，立粥厂，设药局，养老幼，医病疾，收死骨。十五年（1642）五月，在浙江巡抚董象恒节制下，陈子龙督抚标兵千余人到浙江遂昌县，积极参加浙、赣、闽三省会剿，镇压多年来活动在三省交界处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为首的山民起义。事平论功，陈子龙得增俸。十六年春，李自成起义军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恒委派负责筹划军备，在余杭等地筑关建台，整修城池，铸炮储硝，并督运军粮入南京。崇祯十七年初，陈子龙因招抚浙江东阳县诸生许都起义有功，授兵科给事中。许都出身官僚家庭，富而任侠好施，原为陈子龙的旧友。陈子龙曾经数次荐之上官，不用。关于这次许都起义的原因和经过，有两种说法。一曰，东阳知县姚孙裴贪酷成性，借口备兵，横征暴敛，坐许都万金。许都乞免，不得。适义乌县奸民假中官之名招兵事发，孙棐遂诬许都与此有关，“结党谋逆”，于是急忙使人捕之。时，会许都葬母山中，有万人参加。有人以此报告官府，云许都反矣。孙棐遂遣兵捕之。许都被激起而反之，用孝布包头，号“白头兵”，以“诛贪吏”为号召。旬日之间，众至数万，连下兰溪、东阳、义乌、武义、浦江，进围金华，全浙大震。一曰，是年明末农民起义军入江西，许都练兵自卫，姚县令斥其不法，许都馈其千金仍不能解，且说许都隐匿吴昌时赃银十万两，是应输官。许都惧祸不能免，偕友人入县衙门。令怒责之，且欲置之狱。许都等遂先发制人，执县令，鞭数十，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将县令关入监狱，封府库，聚众反矣。但许都投降后，由于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顾陈子龙的再三要求，违背当初许下的只要许都自缚来降，“当待以不死”的诺言，在许都率众出山投降之后将许都及部众六十余人杀死。对此，陈子龙很是不满；又闻祖母病甚笃，便没有去赴任，于三月乞身归里。

五月二日，陈子龙得知京师已陷，“国破君亡”，“号恸欲绝”，血泪沾衣。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以后，起陈子龙原官。六月入朝就任，上言防江之策，莫过水师。又具三疏：“一劝主上勤学定志，以立中兴之基；一上经略荆襄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一历陈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以为鉴戒。”在近两个月内，陈子龙前后上三十余疏，举荐人材；批评马士英重用阮大铖；反对中贵四出选民女并乘机大肆扰民，横行勒索。因为福王腐朽无能，朝政不修，小人当道，大权控制在首辅马士英手里，陈子龙的一切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马士英的“深疑”，群小更是“见嫉如仇”。陈子龙“念时事必不可为”，愤然离开朝班，于九月请假回家。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失守，福王政权至此结束，陈子龙避地泖滨。有旧友陈洪范时已降清，派人招抚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辞答之，陈子龙则避而不见。又有故明参将洪恩炳，与陈子龙“素执弟子礼”，亦降清，自称“安抚使”路过松江求见，陈子龙亦拒之门外，矢志坚持抗清立场。闰六月，江南各郡“竞起兵为恢复计”，组织义军，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员也同样在城内募兵抗清。这时，陈子龙与徐孚远及陈湖义士集众千余人驻扎陈湖，伺机起兵。夏允彝致书联络吴淞副总兵吴志葵、参将鲁之玙率水师三千自吴淞入泖湖，总兵官黄蜚率船千艘、水师二万人由无锡到此会合。是月初十日，陈子龙设明太祖像誓师起义，原明两广总督沈犹龙称总督兵部尚书，陈子龙称监军左给事中，军号“振武”。陈子龙所集义兵，虽有千余之众，但“饷无所办”，且多泖滨渔人，不知纪律，未尝作战，甚不堪用，与吴志葵水师进攻苏州失败。黄蜚不听陈子龙的劝阻，将二万水师移营黄浦江，因沿途水道狭隘，不利旋转，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仅支撑两月，亦被清军击败。八月三日，松江城陷，沈犹龙等皆阵亡。陈子龙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脱，携家走昆山。夏允彝投水死。

继而，陈子龙避难青浦县金泽，最后隐姓埋名入嘉善县陶庄水月庵，托为禅僧，取名信衷，字瓢粟，号颍川明逸。在此，他与庵僧衍门同研佛学，并完成自撰《年谱》。

弘光元年六月，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称号于福州。鲁王命陈子龙为兵部尚书，节制七省军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

自清军破扬州以后，吴江进士吴易与同邑举人孙兆奎等共组“白腰党”，起兵抗清，聚众千余，结营太湖，出入无常，连攻嘉善。顺治三年（1646）春，又与苏州清兵战于吴江汾湖（分湖），大败清军，“斩获过当”。陈子龙向鲁王报捷。鲁王封吴易为“长兴伯”，命陈子龙视师浙、直。五月，陈子龙监临吴易义师。后，陈子龙见其“轻敌，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不整”，“军纪日弛”，遂与之断绝关系。至秋天，吴易被执，义师失败。此时陈子龙因为“复明”大业不成，经常沈忧咤叹，至废寝兴。及闻浙东、福州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单幞，混迹缁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将安之乎，惟有营葬大母归死先垄耳。”即于七月遣家归里，十一月，殡葬祖母于广富林。并作长书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负夏公”。顺治四年（1647）初，在广富林家居时，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辈一时零落殆尽，周立勋之死亦已数年，而丧未举，慨然曰：“我死，谁为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会葬夏允彝，陈子龙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此系其生前最后留下的文字。

清松江提督吴胜兆，辽东人，以降将从征到江南。他的幕僚皆吴越之人。顺治四年四月，吴胜兆因为与江宁巡抚土国宝有矛盾，总督军务招抚江南经略使洪承畴又劾其滥收吴易“白腰党”降卒，遂密谋策划起兵反清。他的部下、长洲县诸生戴之儁是陈子龙的旧识，积极支持吴胜兆起兵，并微服私访陈子龙，一再请求陈子龙写信联络黄道周（黄系陈座师）族子、鲁监国舟山守将黄斌卿率舟师为外应。陈子龙认为：黄等“虚声寡信，事必不济”，没有答应戴的要求，并说：海舶往来，不乏信使，你等好自为之，我决不阻拦。戴即离去，“自是不复相闻矣”。是月十六日，吴胜兆未举兵而事泄被捕，入狱穷治。清军诬陈子龙与吴“共谋”，遣兵捕之。陈子龙易姓李，改字大樽，先潜匿嘉定侯岐曾仆刘驯家。后又逃至其婿昆山顾天逵兄弟处。时，清江宁将军巴山、操江都御史陈锦和江宁巡抚土国宝阴谋乘吴胜兆事，“尽除三吴知名之士”，而以陈子龙为首。五月初，他们派出兵丁五百，手挟弓矢，如临大敌，在苏松一带大肆搜捕达五六日之久。最后由于陈子龙仆人不慎泄露住处，陈子龙在吴县潭山顾天逵祖墓被捕。巴山等人对他进行审讯，他“植立不屈，神色不变”。陈锦问他为何官？曰：“我崇祯朝兵科给事中也。”又问：何不剃发？曰：“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又问，陈子龙凛然挺立，拒不回答。乃执之舟中，令卒守之。

五月十三日（6月15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经松江境内跨塘桥时，他乘守者不备，突然投水以死，捞起时已经气绝，清军还残暴地将其凌迟斩首，弃尸水中。时年四十岁。次日，陈子龙门生王沄、轿夫吴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遗体，具棺埋葬。清乾隆中，谥“忠裕”。

陈子龙不仅是明清交替时一位不屈的抗清勇士，而且在当时的文坛上也颇有名望。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七律诗更有特色和成就。虽然他有复古的思想和主张，但他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他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多数收集在清嘉庆八年（1803）刊行的《陈忠裕公全集》。

宋征舆(1618—1667)，字辕文，号直方，上海松江人，诗人，词人。与陈子龙、李雯并称“云间三子”。明亡后仕清。顺治四年进士。官至副都御使。著有《林屋诗文稿》（含《海闾香词》等等）。《四库全书提要》云： “征舆为诸生时，与陈子龙、李雯等以古学相砥砺，所作以博赡见长，其才气睥睨一世 ，而精练不及子龙 ，故声誉亦稍亚之云。”

宋征舆是云间词派中最先填词者，对促进云间词派形成有重大影响，虽然此后陈子龙的填词成就超过他而成为盟主，但是宋征舆的开创之功却不容忽视。

据野史笔记传说，宋征舆十六岁时与当时名妓柳如是相恋，因当时松江知府方岳贡下令驱逐外地来的“流妓”，柳如是因之前是苏州人氏，处于被驱逐对象，因此找宋征舆商量，宋性格软弱，建议“姑避其锋”，柳如是大怒，与其断绝关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采用了这个说法，但是未知是否确凿。这个说法虽然是野史，却不断被研究柳如是和宋征舆的学者当做史实用以支撑自己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写出，聊备一说。

李雯（公元1608年——1647年），字舒章，江南青浦（今上海）人。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举人。

清军入关时，李雯正在京城，因而被清朝政府羁留，并被推荐授官为内阁中书舍人。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归葬父，第二年在返京途中染病，后不治而亡。

李雯才华过人，年轻时就享有诗名。他与陈子龙、宋征舆是交情极深的挚友，并且共同创立了云间诗派与云间词派。同时又和彭宾、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等人因才结交，平日以诗文唱和为乐，声满天下，当时被人称为“云间六子”，其中以李雯、陈子龙、宋征舆三人是云间诗派的中坚力量，而陈子龙、李雯才名尤甚，被时人并称为“陈李”。顺治元年，龚鼎孳曾经上疏当朝推荐李雯，称赞他“文妙当世，学追古人之李雯，国士无双，名满江左。石录天禄，实罕其俦”。在仔细品读这部《蓼斋后集》之后，发现龚鼎孳之语实非虚言。关于李雯才高学深的传闻很多。例如，相传清开朝的摄政王多尔衮那篇传诵于海内外的《致史阁部》劝降书，以及顺治初年许多的诏诰书檄，都多出自于李雯手笔。

李雯像云间派的其他成员一样，在诗歌理论上，基本接受了明朝“七子”的复古主张。他的诗作中，有一部分作品模拟前人的痕迹非常严重，比如他的诗集中有多达六卷的乐府诗，就其大体而言未脱“七子”习气。

清人吴骐在读李雯的诗文以后，曾经作了一首七绝：“胡笳曲就声多怨，破镜诗成意自惭。庾信文章真健笔，可怜江北望江南。”吴骐在诗中把李雯与庾信相媲美，颇为赏识李雯的诗文风采。究竟李雯是否真的具有庾信那种“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般的清才，有些人持有不同的看法，这自有待讨论，这里不多赘言。但是，从《蓼斋后集》作品哀怨的基调看，确实与庾信屈节于敌国后的诗歌作品有某些相似之处。究其原因，可能与两人同时背国屈节于敌国（朝）的人生经历有关。

李雯作为一个明朝的举人，却在故朝覆灭不久，就在当时被汉人称为夷族的清廷作了官，这无论是从他自小所接受的儒家“忠君报国”的传统教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他自身的良知上来说，这种悖离与背叛都不能不是一个异常沉重的精神负担。所以，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抒写身处乱世的悒郁和失节仕清的愧疚。他的作品中，处处都是自责自怨的诗句，处处都显现出一种压抑沉痛的负罪感，同时也处处洋溢着对故国的思恋与怀念之情。这不仅表现在如《旅思》、《卧病射陂喜逢万内景有赠》等一些直接倾诉内心苦闷、忧郁的诗歌之中，而且在部分描写景物、记录时事的作品，如《太平奇闻子规》、《感秋》之中也有所流露。从而，决定了李雯诗歌哀怨、悲凉的基调。

“双关丽天衢，皋门平旦启。市朝犹未移，玉步方更始。难忘故国思，已食新君饵。……俯仰神自伤，泪落垂丹隆！鼻宄浚在上早朝的路，作者看到大路两旁繁闹的贸易集市与旧时（明朝）情景没有什么改变，不由从此联想到自身的境遇，念及自己虽然深受故国养育重用之恩，而今却失节开始投效异主，食新君之禄，不禁黯然神伤，滴落伤心之泪。字字伤怀，句句自悔，让人仿佛亲眼目睹了作者感叹唏嘘之态，在感其文采之时，也予其无奈。

“忆我亲生存，爱子不能已。昔为席上珍，今为路旁李。名节一朝尽，何颜对君子！”狂怒的北风大作，将路旁的李树刮倒，如此之小的一个景象，也让诗人独自唏嘘不已，因为它使诗人联想到自身的命运，勾起了诗人的沦落之感。其中“名节一朝尽，何颜对君子”一句，将诗人痛悔前尘，自愧于人间的苦痛心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虽怒其失节，却怜其自怨。

忠与孝是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两大支柱，甚至是他们生活的准则。为人可嘉可劣，但不能失忠孝大节。而李雯在投效清朝政府之后，他的父亲死了，由于当时南方仍然属于明朝政府，所以他无法将父亲的遗骸送返丘园。此情此境，让李雯想起君子关于“忠孝”的明训，深感自己出仕清廷，是背君背父，苟活于人世。所以他曾作诗：“君子有明训，忠孝义所敦。岂曰无君父，背之苟自存。念我亲遗骸，不能返丘园。偷食在人世，庶以奉魂归。”

“红雪堆高柯”的阳春三月，应好友之邀去赏花饮酒赋诗。花间饮酒、好友相伴，这本该是最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事了，然而对此良辰美景李雯吟出来的却是：“丧乱以来泪洗面，一朝一夕春风见”，“谁说花开不看来？看花正是伤心伴。家国兴亡若海田，新花还发故时妍”这样惆怅凄婉。于无奈中又显露沮丧的诗句。

更何况，若在行旅跋涉途中，见到鹧鸪南飞等最能诱发诗思、最能引发联想的情景，诗人就会更加伤感。故国难忘、故土难离，这本是人之常情。如若国破家亡之际，又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使自己无国可思、无家可归，其时其事的感怀与痛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相信如非历经其事之人，恐怕是难以理解他们那种自心灵深处迸发的痛苦与自我责难。正如李雯诗中所写：“家国今何在？飘零事日非。依人羁马肆，乡梦忆牛衣。有泪吟庄舄，无书寄陆机。鹧鸪真羡尔，羽翼向南飞。”所有的泪与痛都在诗句中挥洒而尽。当时弘光小朝廷偏安江南，诗人家乡亦在南方，这首诗表现对故国乡土的怀念是不言而喻的。

自然界的景物所引起的诗人对故国故土的思恋已经很深刻了，但更让诗人不能忍受的是，当他出仕清廷事奉新朝之时，他年少时的好友陈子龙等人却正在誓师抗清。如此消息传来，两相比较，直令诗人觉得无地自容。他感到不仅愧对故朝，而且愧对朋友、愧对亲人。他非但不能与挚友一同为复兴故国而奔走，反而先屈身任职清廷，因而只能从遥远的地方为他们的努力祸福，并默默为自己的屈节而忏悔。

在诗《东门行寄陈氏》中写：“出东门，草萋萋。行入门，泪交颐。在山玉与石，在水鹤与鹈。与君为兄弟，各各相分携。南风何，君在高山头；北风何烈烈，余沉海水底。高山流云自卷舒，海水扬泥不可履。乔松亦有枝，落叶亦有秦。结交金石固，不知浮与沉。君奉鲐背老母，余悲父骨三年尘。君顾黄口小儿，余羞三尺章子今成人。闻君誓天，余愧无颜，愿复善保南山南；闻君恸哭，余声不读，愿复善保北山北。悲哉复悲哉，不附青云生。死当同蒿莱。知君未忍相决绝，呼天叩地明所怀。”如此泣血成诗，无数的悲、痛、悔、恨层层交织在一起。

诗人还在诗后附书信一封，信上写：“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已绝于君子也。然而侧身思念，心绪百端，语及良朋，泪如波涌。侧闻故人，颇多眷旧之言，欲诉鄙怀，难于尺幅，遂中意斯篇，用代自序。三春心泪，亦近于斯。风雨读之，或兴哀侧。时弟已决奉柩之计，买舟将南，执手不远，先生驰慰。”短短几句，却让人读之心酸，阅之不忍。行文之中随处可见作者的怨悔摧抑之情。一是玉，一是石；一是鹤，一是鹈；一是高山流云，一是海底沉泥；如此高下之分所显现出的诗人那种自哀自怨、自悔自怒的无奈是这么清晰，仿佛一个沉溺于伤悲痛苦的人的抑郁面庞就在我们眼前。震撼着我们的心。

诗文中蕴含深情是李雯所长，这些作品也是《蓼斋后集》中的精品。

李雯文采卓著。在艺术上，七古最足以显示李雯的才情，《醉月滩怀李白》、《大涤山行上黄石斋先生》、《烧香曲》都是令人赞叹的佳作，既具李白诗歌豪迈奔放的气势，又具李商隐诗歌缠绵婉转而浓艳的色彩，同时又兼之“小李”诗浏亮的音调。近体诗于李雯笔下也别具一番风貌。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评价李雯的近体诗“极才情思致之妙。”他的五、七言诗也颇多佳作，如《感秋》：“晚花浓刺目，病叶堕先霜。”《晚意》：“杂霞停瞑色，清吹入高桐。”《秋尽》中：“水薄平霞连画角，风高枯柳散城乌。”这些描写景致的诗作都可以见出李雯观境体物的细微，以及其文笔的清丽俊爽。

但是这么一部充斥着才情文采的诗文集，却只是因为李雯在作品中表现得过于直露的自责忏悔而遭到禁毁。

任何统治者基于国政稳定的考虑，都不会希望他的臣民中有不利于自己王朝统治的思想感情。在清朝政府看来，李雯既然已经归顺大清并出仕清廷，就应当忠心一意地报效清政府，斩断自己同过去的一切，包括那千丝万缕的感情纠葛，一心为大清的稳固繁茂而奔走效命。然而，李雯却在他的诗文集《蓼斋后集》中如此眷恋故国明朝，哀叹自己的身世遭遇，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将自己接受清政府赐予的官衔称作为“失身”行为，认为自己是屈节叛变作了见不得人的事。同时，又为了朋友之间的私人感情，为那些今为抗清之士的昔日挚友忠心祝福，而完全将大清的基业与利益置之不顾。这对于清政府是无法容忍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因而，这本《蓼斋后集》在乾隆时期就被禁毁了。

出于安民定邦、稳定国政的原因，这部诗文集所展示的是一个“清朝官员”对明王朝的无限眷恋以及他自身为“清人”而耻的自哀自怨。但是，这样一部才情溢采的诗文集就此被禁，确实又是一件令人扼腕叹息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