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1625年），陈子龙先后与同郡夏允彝、彭士超、徐孚远、周立勋、宋征璧以及苏州、嘉兴等府的一些文人学士结为好友，切磋学术，议论时务，后来他们大都成为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骨干分子。

天启六年（1626年）春三月，前吏部主事周顺昌被逮捕，应社成员张溥、杨廷枢、徐汧都为之四处奔走；陈子龙也征集一些少年准备联名上书，结果周顺昌还是被阉党所害。此时，陈子龙结交陈继儒、董其昌以及嘉定县的侯峒曾、侯岐曾，嘉兴县的钱栴、钱棻等人。同年夏，陈子龙参加县试、府试俱高等。十月，陈子龙参加院试得中秀才，补松江府学生员。不久陈所闻病故，陈子龙居家守孝，闭门不出，博览群书，尤其致力于创作古文词。

天启七年（1627年），二十岁的陈子龙前往苏州，参加应社选文之会，并结交张溥、张采、姚希孟、文震孟、徐汧、杨廷枢、魏浣初等应社诸子。

崇祯元年（1628年），艾南英听闻张溥、张采自京师回到苏州，便由山东到苏州，当时心高气傲的陈子龙听闻后则在苏州城下截住他，在舟中与其就文学理论辩难数天。随后便写信往返争论。之后二人在王世贞的弇园见面，言语不合，艾南英就在席上指责陈子龙年少无知，陈子龙见其无理便上前殴打他。因为见解不同，艾南英最终被从应社中除名。同年冬，因三年守孝期满，陈子龙与张轨端之女正式结为夫妻。

崇祯二年（1629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在松江组织“几社”。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勋、徐孚远、彭宾三人。陈子龙听闻后奋然来归。诸君子因其年少而惊讶，但陈子龙早已精通经史，因此落笔惊人，诸君子方才信服，于是陈子龙便成为“几社六子”之一。很快陈子龙又结交华亭（上海松江）人李雯，并为其介绍几社的成员，引领他加入几社。两人都提倡为文因当求古而作，并将古文放到很高的位置，听到的人都深受震动。之后他便赴苏州参加岁试。同年，张溥将几社、同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云簪社等文社合并为复社，并召开尹山大会。陈子龙与几社诸子都前往赴会，参与宴集。

崇祯三年（1630年）春，陈子龙参加科试，督学御史李懋芳将其评为县学第一名。六月，陈子龙与周立勋、徐孚远、彭宾赴南京准备参加乡试。李雯因父亲被下诏狱而北上，无缘乡试，陈子龙顺路送别。这时陈子龙在南京结识方以智。乡试揭榜，陈子龙被录取为举人第七十五名，与杨廷麟同出华亭知县郑友玄的门下。复社中也有很多中举的士子，如杨廷枢为解元，而张溥、吴梅村等人名列前茅，张溥为庆祝而在秦淮河上举办“金陵大会”。随后陈子龙与张溥、周立勋、徐孚远、彭宾一同归乡。经过此次乡试，陈子龙等几社士子名声远播福建、广东、江南三省的商人便出重金请求翻刻《几社会义》。同年冬，陈子龙陪同夏允彝入京会试。在京师，陈子龙受教于徐光启，并了解到《农政全书》一书。

崇祯四年（1631年）春，陈子龙在京与彭宾兄弟、杨廷麟、万寿祺游学，共同研究《诗经》。当时他参加会试，卷子被温体仁所弃之不顾，主考周延儒建议朝廷重新检阅被废黜考生试卷，朝廷同意并开始重审，陈子龙答卷受到文安之、倪元璐赏识，周延儒想要把他提拔到优秀的等级，但因陈子龙卷子存在涂抹，周延儒害怕被温体仁借机攻讦，放弃录取。于是陈子龙落第，而张溥、吴伟业、杜麟徵、杨廷麟等人却高中进士。在京时，陈子龙与张溥、吴伟业、夏允彝、宋徵璧、彭宾、杨廷麟、万寿祺、杨廷枢、徐汧、杜麟徵等人多日相游，打算成立燕台社，继承前后七子，后来众人因仕途升落而零散四方，此事便作罢。回到家后，陈子龙与同社诸子从事古文词，其中多有悲时伤感之作。当时他意气正盛，却因科考受挫，便又作万言书，极论时政得失，本来打算上奏给朝廷，被当时松江名士陈继儒以居下之义劝诫从而制止。

崇祯五年（1632年）春夏之际，陈子龙与松江几社成员李雯、徐孚远、周立勋等人在文社集会，汇刻八股文范本《几社壬申文选》，集六子之文。并摘取六子诗歌各十首集结刊刻成《几社六子诗》。几社声势由此大振，扩至百人。八月，陈子龙同周立勋、徐孚远、顾开雍到杭州游玩，其间遇到方以智。回到家后，方以智到松江拜访陈子龙，登“卧楼”书斋，陈子龙为他介绍李雯、夏允彝。二人同访园林，观赏陈子龙所藏的名画，方以智出示所作木牛流马，所获颇多。深秋，方以智离开松江。十月，陈子龙与万寿祺同在苏州始识柳如是。同年冬，柳如是移居松江，结交松江名士，与李待问、陈子龙、宋徵舆交往密切。

崇祯六年（1633年）春三月，陈子龙参与虎丘大会，会上复社正式成立。当时柳如是与几社诸子宴游，陈子龙眷恋之情溢于言表。孟夏，陈子龙赴李雯横云山庄避暑。六月，周延儒致仕，温体仁继为首辅，以排除异己为能事，当时陈子龙十分担忧时局。同年秋，松江府衙驱逐柳如是，宋徵舆与柳如是决裂，柳如是于是中意于陈子龙。九月，陈子龙同宋徵璧等赴京师第二次参加会试，颇有壮怀，感触百端。同年冬，陈子龙在京师与吴甡、文震孟、许誉卿诸贤相善，并为其师郑友玄入狱一事与杨廷麟四处奔走。当时农民军和后金两边起事，形势已经不容乐观，而朝中温体仁党同伐异不已，陈子龙感叹国事如此而自己难有作为。十一月八日，徐光启逝世于京师，当时徐家人远居上海原籍，陈子龙前往为其含殓。

崇祯七年（1634年）春，陈子龙参加会试，因此次主管录取的是温体仁，温体仁极度排斥复社成员，陈子龙自然落榜，与夏允彝、宋徵璧黯然归乡。受此重大打击，陈子龙几乎心灰意冷，回家闭门谢客，“专意于学问”，作古诗乐府百余章。孟秋，柳如是自嘉定返松江。二人多有酬咏唱和之作，情意日深。当时宣大总督杨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李自成的起义军。陈子龙极力认为这项建议应当被废黜，上书却没有得到回复。为此陈子龙郁郁不乐，因而参加文会次数渐多，多作感时不遇之作。此时其故交都零落天涯，陈子龙与身在外地的方以智、吴昌时、万寿祺诗书往返频繁。季秋，陈子龙赠予柳如是《湘娥赋》，柳如是作《男洛神赋》回应他，二人定情。

崇祯八年（1635年）春，陈子龙与徐孚远、周立勋在松江南园读书、写作。并与柳如是结为夫妻，二人常与同郡名流游宴。李雯认为柳如是所作慷慨激昂，一扫闺阁之狭小格局，应当算作几社成员。当时国事日渐危急，陈柳二人颇多倡和，家国情愁交织不已。春夏之交，因陈子龙家人反对，二人被迫分离。柳如是移居横云山麓，但是陈柳两人仍往来唱和频繁。当时陈子龙得到徐光启《农政全书》手稿，便呈交给松江知府方岳贡。深秋，柳如是离开松江回到盛泽（今属苏州南吴江市），陈子龙亲送至嘉善。在苏州，陈子龙遇到应天巡抚张国维正带领军队北征，便呈交其所誊录的徐光启《农政全书》稿本。在南京，陈子龙拜访兵部尚书范景文，并为徐职方诗稿作序。除夕，陈子龙与李雯同饮斋中，回忆与柳如是欢宴情景。年末，陈子龙与同郡阉党朱国盛又起争执。

崇祯九年（1636年）春，陈子龙与李雯、宋徵舆唱和，并受徐汧邀请，游苏州。五、六月间，姚希孟、文震孟相继辞世，陈子龙为二人作悼文，并为张溥《七录斋集》作序。秋，南京乡试，松江名士俱赴南京，各有送行之作。万寿祺在南京开文社，几社诸子纷纷参与。十月，送宋徵璧上京会试。十一月，送松江知府方岳贡上京。陈子龙以继母病缓行。年底，陈子龙同彭宾启程；到扬州时，陈子龙遇郑元勋，便与他同行上京。三人一行在邵伯驿（今属扬州市江都县）因冰灾而滞留，高邮乡宦王永吉派遣私马护行，三人得以抵达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除夕，陈子龙等人到达费县。

崇祯十年（1637年）春，陈子龙第三次参加会试，与夏允彝同中进士，房官为黄道周。殿试时，陈子龙位列三甲，应当出任外吏，方以智寄诗勉励他积极作为。陈子龙在京师待选时，当时的人都将他视作复社党魁，他却身陷党社之争。四月，陈子龙在西郊迎接被温体仁下令逮捕至京的钱谦益、瞿式耜。复社之狱起，陈子龙为张溥、张采奔走，参与营救袁继咸。陈子龙念及此倍感世态炎凉，忧触百端。同时与夏允彝、杨廷麟过从颇密，并与吴伟业连床论诗。同年夏，陈子龙送诸同年前往任官之地，归家的念头愈发强烈。季夏时，陈子龙得选广东惠州府司理，于是离京南下。行抵河间（今河北沧州下辖县级市）时，陈子龙听到继母唐氏的讣告，便回家丁忧。十月，陈子龙在起复后打算出任东宫讲官。丁忧期间，陈子龙与李雯、宋徵舆等仍有唱和。同年，陈子龙将之前在家所作诗歌编为《白云草》集，并刻《平露堂集》。

辽东清军压力与陕北饥民起义使得明王朝危在旦夕，同时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阳明“心学”的后继传承者中泛滥的“空谈之风”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陈子龙寄书给在京师的好友吴伟业、杨廷麟、李雯询问三人生活近况。夏，陈子龙以“君子以识时务为贵”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摘取涉及时务和国政的文章，撷英博采，编写《皇明经世文编》。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在闲暇的时间里，陈子龙还与徐孚远共论《史记》，希望得到有益于现世的一些观点。当时吴应箕等作《留都防乱公揭》，陈子龙叹为“仁者之勇”，积极参与他们反对阉党阮大铖的斗争。九月，清兵分道入山海关，京师戒严，崇祯帝诏天下勤王。陈子龙遣使从江上幕府问讯。杨廷麟因为忤逆杨嗣昌而赴卢象升军赞画，陈子龙赋诗送别他。十一月，《皇明经世文编》成书，陈子龙寄书倪元璐、张国维求序，议及国事。黄道周谪还，在余杭的大涤山讲学，陈子龙前往拜谒他。十二月中，卢象升与清兵大战，因无援败死。杨廷麟致书众好友，直言卢象升败死实情，陈子龙为作《吊卢司马》悼念他。

崇祯十二年（1639年）春初，陈子龙听闻清兵破济南，上书巡抚张国维、兵部职方孙嘉绩，献退敌之策。当时，陈子龙依旧在南园读书，与同郡诸子编校《农政全书》。又编故唐宰相陆贽、李德裕集，颇行于世。九月，陈继儒逝世，为感谢早年其对陈子龙的劝诫，陈子龙作文哀悼。同年冬，杨廷麟路过苏州，陈子龙赴苏州见之，询问北方军情。秋冬，服除之际，陈子龙一度想要断绝仕途，无意进取，但实际上他仍没有忘记国事。

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陈子龙经卢沟新城入京师，为老师黄道周的事情奔走。随后，陈子龙赠诗给方以智，感叹人世炎凉。六月，面对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之势和清军的步步进逼，陈子龙为挽救明朝国运，最终还是放弃个人打算，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七月十三日，陈子龙至昆山鹿城，晚上遇到张溥，筹议纾解军队的困难。八月，到任之时，陈子龙闻黄道周被廷杖的噩耗，与倪元璐整天悲泣。在任上，陈子龙从不请谒权贵，同僚都很担心他遭受打击。季秋，张溥、李待问等相继来访。与杨文骢等诗文酬唱。冬，陈子龙以推官兼任诸暨知县，初显政治才干。由于他的辖区连年水患成灾，饥民蜂起，为了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他剿抚兼施，一边大力推行保甲法，申明连坐的命令，平定饥民暴动；一边亲司赈事，救济饥民，立粥厂，设药局，养老幼，医病疾，收死骨，救活十几万人。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陈子龙考察诸山川返回诸暨途中，见饥民满路，急施赈济。二月，诸暨新令至，陈子龙任期满，便还府城。四月初，陈子龙在嘉兴会见钱谦益，商议复社组阁的事情。之后陈子龙专门处理绍兴的赈灾事务，自从五月初一至八月底历时一百二十天才结束。当时祁彪佳陪同陈子龙巡赈，陈子龙以秘密讨伐阉党朱国盛檄出示给祁彪佳。不久，凭借张溥等复社成员之力，周延儒得以复相。陈子龙向周延儒上书建言数事，并为黄道周说情。六七月间，陈子龙督漕嘉兴，往来嘉、湖间一个月有余，积劳成疾。在审案时，陈子龙决断明察，即使得罪权贵也在所不惜伸张正义。居官期间，陈子龙也没有放下书卷，并经常游玩山泽，与师友宴饮。

崇祯十五年（1642年）夏四月中，黄道周受贬谪而南归还，陈子龙在塘栖的船上同他见面。随后，陈子龙又在大涤山同湖州府太守陆自岩访问他，一天后离开。因绍兴知府王孙兰外迁，陈子龙统领绍兴郡事。在府试中，陈子龙录取士子公平公正，缙绅刘宗周致信称赞他。巡按左光先巡视部下，携陈子龙相随，颇相处融洽。五月，在浙江巡抚董象恒节制下，陈子龙督抚标兵千余人到浙江遂昌县，积极参加浙、赣、闽三省会剿，平定多年来活动在三省交界处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为首的山民暴动。叛乱被平定后论功行赏，陈子龙得以增俸行取（地方官知县、推官，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经地方高级官员保举和考选，由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授职，称为行取），但是凭军功得职并非其所愿，所以陈子龙拒绝了升官。八月，陈子龙任浙江乡试同考官，录取黄涛为解元。十月，陈子龙北分配到监考武试。仲冬，李雯同宋徵舆到绍兴访问陈子龙。年底，李雯随父上京，陈子龙寄书想要挽留他未果。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陈子龙作书招徕弟子王澐到浙江，并给王澐介绍很多文坛前辈。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承天府，南京大震。陈子龙受董象恒委派负责筹划军备，在余杭等地筑关建台，整修绍兴城，铸炮储硝，并督运军粮入南京。四月，陈子龙被京察列天下廉卓（为官清廉而政绩优异）者第一名。夏秋之际，陈子龙来往绍兴、杭州间，睹怀国事，闷然不乐。年底，因为南京粮运受阻，陈子龙亲自催促粮食入南京。还没有出都，陈子龙就听闻浙东爆发许都之变。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陈子龙因招抚浙江东阳县诸生许都暴动有功，论功升授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但许都投降后，由于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顾陈子龙的再三要求，违背当初许下的只要许都自缚来降，“当待以不死”的诺言，在许都率众出山投降之后将许都及部众六十余人杀死。徐孚远、何刚与陈子龙绝交。对此，陈子龙很是不满；又闻祖母病甚笃，便没有去赴任，于三月乞身归里。不久陈子龙改任兵科给事中，又奉旨巡视两浙城防守备。与同郡诸君子谋救京师，然势已不及，即募练水军，以备再举。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京师，崇祯帝自缢身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不久后称帝。陈子龙在黄道周的推荐下，以崇祯时授的兵科给事中职务任职，奉命巡视南京军营。六月十五日后，陈子龙启程赴任。就任后，兵部仅仅只有陈子龙一个人。同月二十七日，陈子龙在镇江遇兵变。他在朝50多天，上书30多次，提出大量有价值的建议，但是弘光帝沉溺酒色，无心复国，只求偏安。同时由于自己的直言触犯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陈子龙受到排挤。他对朝政失望之极，便在八月请假葬亲。十月，陈子龙始归乡里。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陈子龙听闻南京失守，便避地泖滨。当时华亭县令张大年早已举城降，陈子龙旧友陈洪范派人招抚他和夏允彝，夏允彝以抗拒的言辞回答他，陈子龙则避而不见。又有以前明朝的参将（明代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洪恩炳，与陈子龙“素执弟子礼”，也投靠了清廷，自称安抚使路过松江求见，陈子龙同样拒之门外。闰六月，江南各郡争相起兵图谋光复南京，陈子龙与徐孚远及陈湖、陆世钥合集驻扎陈湖，并与夏允彝致书联络吴淞副总兵吴志葵、参将鲁之玙率水师三千自吴淞入泖湖，总兵官黄蜚率船千艘、水师二万人由无锡到此会合。初十日，陈子龙设明太祖像誓师起义，原明两广总督沈犹龙称总督兵部尚书，陈子龙称监军左给事中。江南各郡义兵纷纷响应起事，一时声势甚盛。清军回师镇压，陈子龙所集义兵与吴志葵水师进攻苏州失败。黄蜚不听陈子龙的劝阻，将二万水师移营黄浦江，因沿途水道狭隘，不利旋转，仅支撑两月，亦被清军击败，于是江南的抗清运动土崩瓦解，陈子龙的师友徐石麟等相继罹难。八月三日，清将李成栋大举进攻江南，松江府城陷，沈犹龙被杀，吴志葵被生擒，陈子龙在城西遭遇清兵却得以逃脱，携家走昆山。四日，陈子龙与夏允彝诀别，并隐姓埋名入嘉善县陶庄水月庵，托为禅僧，取名信衷，字瓢粟，号颍川明逸，与庵僧衍门同研佛学。陈子龙在此时辗转嘉兴、松江间，仍未放弃与壮士谋划明廷的复兴。

六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鲁王命陈子龙为兵部尚书，节制七省军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十一月，陈子龙移居嘉兴徐滩，在黄涛边上居住。在避难之余，陈子龙还撰成了自述年谱。同时他意图同徐枋联络唐王朱聿键，邀请其参加朱聿键的军队。徐枋推辞不愿前往。

南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徐孚远在闽中与张肯堂谋北征吴淞，二人联络子龙。于是陈子龙准备东渡赴闽中。由于海禁森严，陈子龙无法成行。黄道周在南京殉节，陈子龙为作哀诗。不久后陈子龙结太湖吴昜义军，图谋再起。当时他被分派到福建和浙江检阅军队。五月，陈子龙监临吴昜义师，见其军纪涣散，认为其难以成事，于是与之断绝关系。到秋天，吴昜被清军杀害，义军果然失败。后三月，吴昜果败。七月，陈子龙往来禾郡、武塘间，并到嘉兴在吴祖锡中家会见徐孚远，密商大计。秋，陈子龙自嘉善游苏州，遇到好友朱隗。虎丘题诗讥钱谦益之投敌。冬，正值夏允彝周年，陈子龙作《报夏考功书》，感叹匡复大业不成，报国无门。自此屏居丙舍，断绝人事往来，但是仍然没有放弃作诗，并同夏完淳等人密谋抗清再次起事。

南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初，在广富林家居时，李雯来访陈子龙，相向而泣，这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春，陈子龙想到生平知己像夏允彝这样的人一时间零落殆尽，周立勋去世亦已数年，而丧未举，便捐地葬其于莘村。三月，陈子龙会葬夏允彝，赋诗《会葬夏瑗公》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这是他的绝笔。此时，陈子龙仍奔走松江、禾塘间，同钱旃等人密谋再起义师。四月，降臣吴胜兆因受排挤，密谋策划反正，他的部下戴之儁是陈子龙的旧识，积极支持吴胜兆起兵，私访陈子龙，一再请求陈子龙写信联络南明舟山守将黄斌卿率舟师为外应。陈子龙欣然应允，并积极活动。十六日，舟山义师还未来得及接应，吴胜兆就被捕失败，清军扬言彻底查办此事，当时清军江宁将军巴山、都御史陈锦和江宁巡抚土国宝阴谋乘吴胜兆事，而以陈子龙为首。陈子龙闻风被迫逃往苏州，改姓为李，改字大樽。

五月初，巴山等人派出士兵五百，在苏松一带大肆搜捕达五六日之久，最后陈子龙在吴县被捕。巴山等人对他进行审讯，他神色不变。陈锦问他为何官，陈子龙回答：“我是崇祯朝的兵科给事中。”陈锦又问：“你为什么不剃发？”陈子龙又回答：“我留着这头发是为了在地下去见先帝。”随后陈锦再问，陈子龙却拒不回答。便把他拘禁在船上，令士兵看守他。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经松江境内跨塘桥时，他乘看守的人没有防备，突然投水以死，捞起时已经气绝，清军还将其斩首，弃尸水中，时年四十岁。次日，陈子龙门生王澐、轿夫吴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遗体，准备好棺材埋葬了他。

明清易代之际，陈子龙以其特出之才情文章与铮铮之民族气节成为当时文人之代表、明末清初江南风云人物、文坛盟主。陈子龙领袖云间派（云间词派与云间诗派），对明末清初诗词振兴形成巨大影响，流风余韵波及身后近半个世纪。陈子龙在诗、词、骈文、散文均卓然自成一家，是明清两代最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

明代诗歌自高启去世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状态，陈子龙崛起于东南文坛，不仅终结了明朝诗歌艺术近三百年的衰微状态，而且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其诗学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导明七子复古主张，但其诗歌创作尤其是中后期诗歌创作旨在继承盛唐诗歌创作反映现实的精神，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诗歌虽受“前后七子”影响，但是能够摆脱“诗必盛唐”之窠臼，兼学齐梁丽藻、初唐四杰音韵和盛唐格调，对晚唐诗歌之秾丽特征也有一定吸收，这些要素配合其过人才气，使其诗歌与“前后七子”大不相同。

陈子龙的诗歌感慨时事，关心民生，雄深豪迈，沉郁顿挫，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同时文辞华美、音韵铿锵，浸透着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怀与高尚的爱国节操，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被公认为“明诗殿军”。

陈子龙继承了明诗复古的传统，对诗歌复古理论作了新的探索。生当公安派、竟陵派反复古之后，陈子龙对复古与反复古两派之成败利钝有着深刻认识。他认识到前后七子诗歌创作的弊端在于拟古色彩过于浓厚：“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因此他指出了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四人诗歌各自所存在的不足。但是，在他看来这些不足无关宏旨，所以他对前后七子的复古功绩和复古主张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对于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陈子龙有着强烈认同感，所以主张诗歌创作遵循其主张，不必因其不足而全盘否定其理论，只要“盛其才情”、“发其眑渺”，克服其弊端便可以。陈子龙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应当区分正始与末流。复古后学末流的过失与误区，不应当不加区分一并归咎于“李何”“王李”身上，而否定他们所创始的法度。而对于公安、竟陵派反复古的诗学主张和在这种理论指引下所形成的诗风，陈子龙十分不满，进行了严厉批判：“不意一时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不顾见笑于来祀。此万历以还数十年间，文苑有罔两之状，诗人多侏离之音也。”他指责其诗歌理论是“师心诡貌”，造成了“文苑有罔两之状，诗人多侏离之音”的恶劣后果，他标举前后七子诗学的目的也正是要扫除这种颓荡诗风。

陈子龙的诗歌作品十分丰富。由于兵火与禁毁之故，其诗作颇多散佚，然其存世之作尚达2700余首。在明末动荡的社会局势下，他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充满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与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故其现实性格外突出。这些作品尤其是后期诗作，将其忧世伤生之情怀、激浊扬清之愿望、痛悼社稷沦亡之志虑和痛恨外族侵略之民族气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一个抱负远大、慷慨正义的名士在末世风雨中的独特心路历程，同时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陈子龙的气节与文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令其诗歌更富内涵和价值。

陈子龙各体皆工，但作为复古派诗人，其偏重古体诗，对汉魏晋南北朝古诗钻研极深，熟悉古体诗的特点和创作方法，擅长古体诗创作。与此同时，他在近体诗方面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尤其是七言律诗，大多写于勤劳国事、戎马倥偬之际，表达了他对时局的关切，悲凉慷慨，酣畅淋漓，成为他诗歌成就的一个突出标志。从创作上来看，他擅长古、近体各种体裁的诗歌，做到了兼长众体。《松风余韵》评价他的诗歌创作“古选则尊汉魏，近体则崇初盛”，准确地概括了其诗歌宗尚和学诗取径。

从《陈忠裕公全集》收录的古体诗来看，古乐府诗、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数量众多。此外还收录了风雅体诗四组、琴操一首、四言诗四首，数量较少，尽管这些体裁的作品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其创作水准。即如集中的四首风雅体诗，风格都极近于《诗经》古诗。其创作重视“风雅体”的本色，力求与《诗经》中的诗歌体式相侔。陈子龙也创作了很多古乐府诗，其中不少篇章是模拟之作。总体上来说，陈子龙的古乐府诗也是力求保持古乐府的本色，但较之前后七子的作品拟古痕迹轻一些，追求神似，即便是标明拟古的篇章，也尽力避免字句的蹈袭。

陈子龙早期诗歌多摹古之作，但是也已经有大量创新，随着时局的变化，尤其是明亡前后，在家国陵夷、沧桑剧变的特定时代环境感促下，诗风有较大改变，摹古习气也几乎消失，忧时念乱的沉痛情感注入诗中，显得悲劲苍凉，而又辞藻华丽，音韵铿锵，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总体上来说，陈子龙诗歌在气韵上呈现出突出的沉郁特征，诗中多深沉凄婉之意绪和苍凉激楚之气调。他前后期创作在风格上有所转变，后期诗歌沉郁之气更加浓厚，但实际上这种气韵在其创作中是前后一以贯之的，只不过是后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而与沉郁之气相伴随的是雄豪之气。其雄健豪迈之气贯注到诗歌当中，令其诗歌慷慨激昂，风骨遒上。

陈子龙诗歌还有一个显著的风格特征，即绮丽高华。在七律《春感》中陈子龙自谓“文章绮艳羞江左”，但更偏重于指诗歌，因为所谓“江左”，主要指梁陈江左文人的“宫体”诗风。他认为自己的诗歌在绮艳的词采上可以胜过江左诗人。这说明绮艳是他创作上的一种追求。追求词采的绮艳华丽是陈子龙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倾向，绮艳是其诗歌的一个鲜明特征。正是认识到了其诗歌的这一特征，其诗歌多以绮丽华美的辞藻刻画物态，营造意境，令诗歌充满情韵，多姿多彩。如他的《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二首，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但陈子龙诗歌的绮艳风格同六朝诗风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相似更多地体现在形式上。六朝诗歌多以词藻堆砌，其内容则极为空洞，为文造情，文过于质。而陈子龙诗歌的绮丽特征则是与其丰富的内蕴、充实的情感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并无六朝诗歌空洞无物的弊病，做到了情与文、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陈子龙的诗歌并非仅停留在以“翡翠兰苕”堆砌词藻的层面上，而是将华美的词采同充实的内容、饱满的情感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清秀高华的境界，故董黄在《赠陈卧子给谏》诗中赞誉他“吐词润金玉，芳气馥兰蘅”。

陈子龙论词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间词名家、北宋秦观、周邦彦等人，风流婉丽，蕴藉极深，享明词“第一”之誉。元、明词衰微近四百年后，陈子龙的出现使得词艺衰败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为词艺的中兴开辟了道路。陈子龙身为烈士与英雄，诗歌中兼有英雄气与才子气，但其词却是风流婉丽、意蕴极深的婉约词。他的词在意境方面分别表现出了情韵生动、浑融自然、含蓄婉约等特征和风貌。这些风貌大大提升并增强了其词的内涵及价值，使得其词在明代词坛上熠熠生辉，词风影响了他去世后近半个世纪，对词坛回归南唐、花间、北宋风格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陈子龙的词学观是其以严肃态度理性思考的结果。他要求作诗“体兼风雅，意主深劲”，认为好诗是“忧时托志之所作”。（《诗论》）他继而把这些观点和主张引入到他的词论中，要求词象诗一样，托体风骚，反映现实：“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挑言”（《三子诗余序》），力拯明词之弊。陈子龙是明词家中唯一的既有完整而系统的词学理论，又有当行本色词作的词家。陈子龙的词论主要见于他的四篇序文，即《三子诗余序》《王介人诗余序》《幽兰草题词》《宋子九秋稿序》。在清以前词学理论普遍不发达的词史背景中，他的理论探讨授予明末志在振衰的词家们以理论依据和创作方法，并影响了清代一部分词人和词论家，于明于清都有不可没的廓清之功。

在词的文体风格方面，陈子龙极力推崇“丽而逸”（《幽兰草题词》）“文词婉丽”（《宋子九秋词序》）之风，认为词体纤弱、鲜妍又不藉粉泽，也即指词要有精妙之言，风流婉丽之语，乃至托物寄兴，婉而多思。陈子龙之设色说是主张以纤弱之体，寄以深挚之情和沉顿之思，因此他又说：“情深于柔靡，而婉变之趣合”，词体特征是古人所传，无须独造，只要正确继承，便可娴熟运用，但纤弱之体所载内容，须作者独造，所以陈子龙说：“既生古人之后，其体格之雅，音调之美，此前哲已备，无可独造者也。至于色彩之有鲜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浅深，此天致人工，各不相借者也。譬之美女焉，其托心于窈窕，流媚于盼倩者。虽南威不假于夷光，各有动人之处耳。”（《仿佛楼诗稿序》）要求为诗为词要有独创性，这就使其纤弱之体说具有了形式的传统的完美性与内容的独创性。

陈子龙在《王介人诗余序》中还提出了作词的“四难”之说，其中铸调、设色两条就涉及到了词体雅正的问题，语言上要寓繁于简，气脉流畅，设色上要色调淡雅，婉约为宗。这种观点明确地表现了陈子龙对于婉约风格的崇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雅词的本色就是婉约，这也是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一以贯之的传统审美标准。正是出自对于词体婉约本色的追随，陈子龙论词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崇尚北宋词，而对南宋以降的词就针贬颇多。《幽兰草题词》中说“南渡（建炎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枪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主要批评的就是南宋词的叫嚣和浅俗。叫嚣指的是辛派词人的末流，学豪放派者一旦缺少学养就难免近于叫嚣，而浅俗则是从南宋到明，一直存在的弊病。

陈子龙的前期词词风多绮丽香艳，这些词主要写于崇祯初年，此间虽也有社会的重重阴影压迫着陈子龙，但酒朋诗侣间的切磋酬唱使其笔端流露不无才子佳人的风流蕴藉。李雯《要斋集》卷三十五所载《与卧子书》也曾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宋征舆），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徘耳。”所以陈子龙早年的词承唐五代的《花间词》之风，善写情事情思，绘形绘色，注重对生活的再现。其小令《如梦令·艳情》色彩浓艳，意象细巧精美，酷似花间诸作。陈子龙早期一些词并无感兴寄托之意，他后来感觉到的：“始则年少气盛，方绕乐，盖多芳泽绮艳之词”，“未免杂乎郑、卫”（《宋尚木诗稿序》）的嬉戏之作。其友李雯也说：“卧子方弱龄。甫握机契，辄窃有所作，作文绮丽。”当然，这类词作只占其词的少数。

陈子龙后期的词当是从崇祯十年（1637年）出仕到绝笔期间所作。历史巨变将他置身到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以当博弈”（《幽兰草题词》）式的遣兴之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词风沉郁顿挫、充满比兴寄托意味的透骨悲凉的词作。这一时期的词伤时感旧、词调悲苦凄凉，涌动哀怨凄婉之情，前期词中常见的抒清女主人公不见了，更多的是词人自身的存在。《天仙子·春恨》更体现出词风的明显转化，在这里，春寒、春雨、春潮、春花，无不成为词人感情的媒介，在怀念故国中涌动着词人对时局、国家命运前途的深深忧虑。而其绝笔词之一的《二郎神·清明感旧》更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词风，其以内心独白式的笔调，抒发清明时节“漫天风雨”中“野老”的感慨。直抒“你”“我”的率直与坦露，隐约见豪放之气，有以议论入词的倾向。但感情委曲盘旋，深沉郁结，终不失婉约本色。

忧国忧民的痛苦不安，回天乏力是陈子龙的后期词的基调，词风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复杂多变的倾向，既有托诸闺怨的感性寄托之作，也有慷慨激昂的顿挫之篇，也有借典铺张的深沉咏物之词。但其新的词风倾向未及独立成形，陈子龙便英年早逝了。

陈子龙散文而下，体类繁多，细致而分，凡38种，449篇。仅序文一类，实占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可见序文在其散文创作中，其分量是举足轻重的。

对于从小在儒家正统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陈子龙来说，处世为人、道德操守等立身之道则是陈子龙序文中较为鲜明的内容。他的一些跋文政治论辩的强度绝不亚于奏议。这类跋文以《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和数篇总集序文及诗文评序文为代表。《<皇明同姓诸侯王年表>序》直言广设诸侯之利弊，论证国家废兴强弱的不同时期，君王应审时度势、顺应机变地设立同姓诸侯，不可在国家衰落之时仍广设诸侯，以免支系繁杂，禄请难继，猜忌日滋而悚恃益增。《吉水邹忠介（邹元标）公<奏议>序》《太保朱文懿（朱赓）公<奏议>序》则分别从邹元标、朱赓两位敢言善谏之臣的奏议文书出发，极力论说忠孝贤德之士在辅佐君王，整治朝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禹贡古今合注>序》从治理水利的角度来阐明农事活动，认为这是国家摆脱贫弱，走向振兴的基础。“今人主之所急莫大于强兵，欲强兵莫先于富国，欲富国莫若尽地利，尽地利莫先于治水。”陈子龙序文对国家政权的巩固理念，有从政治与军事上的直接论说，也有人才、社会和经济上的间接反映，这种文学特质与他骨子里流露的民族大义一拍即合。

再次，言修身之道。陈子龙的气节在他诗文的字里行间透彻地流露出来，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国家政事的担忧中，而且表现在他写给同僚好友赠答类的序文中。《送翁象韩之松溪令序》开篇即赞“吾党推娴炼之才、华淑之度、乐易之性。必日翁子象韩”，为自己拥有正民以礼，和民以乐的同僚而欣慰。《赠上海令王侯政绩序》以上海吏治政绩之成效为例，赞扬王侯整饬紊赋，罢奸除恶，抚平民心，从而赢得百姓“服其明，叹其敏”的呼声。在陈子龙看来，在其位而谋其政是士大夫的神圣使命，为官者造福于百姓，吏治者谋一方之繁盛，身为文人则身体力行，温厚敦雅；为人之子则修身尽孝，不逆亲命；为人父母者，则端其身而教其子，厚其德而立其志。陈子龙的赠序寿序大都写得诚挚恳切，赠序为志同道合者而作，而寿序为友人至亲而写，前者多为政绩显着、身正廉洁的官吏，后者则为贤达和惠、母慈子孝的雅士。以上种种足以体现他的高风亮节。

陈子龙的序文，其创作内容，相对于以往以赠答为主流的序文来说有所突破，他的序文内容以评论诗词文集为主，涉及的对象不仅限于他人作品，自己作品的别集和总集序文在其序文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研读别人作品的同时，也在对自己的创作成果持以清醒的态度。博闻多识的陈子龙作序不仅着眼于当下，而且上至先秦两汉之文，下至明代文人乃至自己所作之文，都涉猎其中。他的这种序文创作实践，给明代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

陈子龙的策体文存32篇，其中王昶所辑《陈忠裕公全集》16篇（包括“议”13篇，“策”3篇）、《安雅堂稿》有“策”15篇，对1篇。据陈子龙文题之下纪年“丙子”、“丁丑”字样，这些策作于他考取进士（崇祯十年，1637年）之前，应为他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练笔之作。虽然陈子龙的策体文为数不多，但却能从中发觉他的通才大略。崇祯后期明朝的积弊已成压倒之势，适逢其间的陈子龙亲眼目睹了崇祯后期政治、军事以及民生上的回天乏术的混乱景象。即便如此，一生致力于“经世”、崇尚“有为”的希望自己的才华有一方施展之地，其策体文就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强烈的政治及用世倾向，他积极入世的态度深刻地体现在这些篇目中，通过论述经济资源的合理配备、武将兵卒作战力的提升、国家高层执政能力的建设以及各类武事战术的建言献计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陈子龙曾提出过：“今天下之大事有三，日用人也、足食也、强兵也。”他的策议文正是基于这些问题上作深入细致的探讨。

陈子龙把经国治世的磅礴襟怀最直接地体现在他的策议文之中，不需要含蓄，不需要绮靡，而是尽显经天纬地、通古博今和一气呵成的文章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善于引古述今作对比论证。陈子龙是一位通古博今的文人，对历朝历代的历史掌握得较为扎实。由于对历史烂熟于胸，所以引证时能够信手拈来。陈子龙的策体文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在论述政化得失之时，能够引述相关历史紧密结合现实作对比解析，从中归纳优点或不足，在相互比较之下，取历史之长补现实之短，以此作为论述自己观点的一条有利证据。例如，作于《问京兵积弱何以为居重御轻之计》，为了支持其观点“自古帝王之立国也，莫不居重御轻，以为长久之计”，他从汉代设置南北军开始引论，言古代帝王在保卫国家安全上做的努力。引述文皇帝以前设置的兵营制度，同时也阐述了“土木之变”以来明代在营制上存在的不足，而是在发现不适用之时经常变更机制，因而出现本末倒置的弊端。陈子龙善于引古述今，以此为对比论证设置根基，这种方法能够轻而易举地突出现实存在的不足，再为寻求化解之法设定理论根源。陈子龙的策议文还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即每篇必用数个以上的反问句。这些反问句在分布上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大多数集中在策文的起始段。通览陈子龙策体文，很容易发现，在文章的开头部分他通常直接陈述时弊，如《采金议》一文，开头直言“古则有余，今则不足”，开门见山点明现如今金矿资源已到了“不足”之程度，在做一番简短的古今资源拥有情况的对比之后，一句“金玉之产，非似草木之岁更，取之矣即随尽。三季以后，天地何得不贫?”道出了金玉这种金贵的非可再生资源的贫乏应引起管理者甚至是朝廷的慎重思考，问中有答的形式，一方面带动读者思考，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接下来的继续论证设定一个点，即“贫乏”引发的其他问题。

陈子龙的奏疏文章独具一格，尤其是任职南明弘光朝廷期间所写的三十多篇奏疏，下笔流畅，思想深刻，极具战略眼光，后被收入《兵垣奏议》。其文关心社稷，经世致用，为挽救明朝国运，呕心沥血。《兵垣奏议》写于陈子龙盛年时期，同时又是明朝亟待恢复中兴的关键期，他的奏议文不但在思想内容上特色鲜明，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其风格谨严细致、自然沉稳：其思维张弛有度、角度多样；行文上整散合一；语言上慷慨畅达、隽永凝练，这些都构成了陈子龙奏议文突出的艺术特点。

陈子龙的骈文成就也很高，如《别赋》：“至若祖道浙江，歌骊易水，击筑渐哀，举杯数起。人虎狼兮不复还，感乌马兮谁能理。信事君兮无二心，愤国仇兮渐壮士。独临风以唏嘘，咸攀辕而莫止。”借用历史典故抒发自己的忠君报国之情，写得慷慨悲壮，并非纯拟江淹之作。其他如《感逝》《拟恨》《秋兴》《湘娥》等赋皆凄怆悲凉，忧时伤乱，亦有所寄托。而赋体文《汉诅匈奴大宛》则显然是针对清兵的入侵而作，托汉之诅咒匈奴而咒骂侵略者。陈子龙的这些文章虽然宗效魏晋，却都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写出了爱国志士的满腔忠愤，是明末时世激荡的产物。

陈子龙主观上没有以“四六”“骈体”“骈文”之名进行创作或批评，但通过其“古文辞”理论主张与实践、后继者的传承与发扬，对清初骈文振兴起了重要作用。

陈子龙写了较多“论”，五经、庄周及秦汉之间的历史人物、东晋、唐灭亡的原因等都有专题论文。如《易论》《书论》《诗论》《礼论》《春秋论》《陈涉论》《汉武帝论》《韩信论》《王莽论》《邓禹论》《霍光论》《萧望之论》《五等诸侯论》《名士论》《江南士族论》等。这些论体文没有一篇是标准的四六骈体，但句式整齐，多用四言，有意造成整饬效果，具备汉魏骈文初成时的形态。如《名士论》：“夫立名齐声，取经殊度，托时之所急，乘势之所便也。上古淳风，誉不逾乡。称为善士，家有类子，必升国俊，登朝不藉，风声显晦，鲜关姓字。慨至末流，人思自异。或横经而传食，或挟策而丹毂，公卿下于狗屠，君侯屈于夷门。自兹而降，沿于汉年。”

六朝山水游记还没有单独出现，因而缺乏骈俪化的基础，直到柳宗元才大量创作，其形式主要为散体文。后代游记使用骈体的不多，但陈子龙骈文扩容，多用散句组成整齐句式，或用偶句组成单对的骈体游记增多，从而开启了清人骈体游记创作的先河。如《仙都山记》曰:“溪流清洌，浅不行舟，深不度马，横立石柱，布武而越，有堂焉憇之。堂之背多怪石，若舞人，若卧兽，若枯树，若桥梁，不可状。左侧为旸谷洞，倚山而面溪。蹑梯而登数级，有若夏屋者再。其一敞，石钟如乘霤而下；其一，仰视从隙中垂垂欲泣。两洞有窦，人蛇行相通。日初出时，光景仰射穴中，初阳所由名也。”叙事清晰，文理疏朗，句式长短搭配，以四言为主，重纵向推进而不是横向铺排，因而多被视为散体文。但从语体来说，明显偏于骈体，有人将此类文章视为骈体文。他的《台宁行记》《游大涤山记》同样如此，而《景宁县建城记》《松江西郭闰门台记》《夏邑县新瓷砖城记》则等以散句为主，杂用整句。此外，陈子龙的赋模仿骚体，虽然句式整齐，但对偶并不工整。

在明代众多论兵著作中，陈子龙的论兵著作《兵垣奏议》有其独到的成就。全书共38篇，写于他在任职南明期间，集中反映了陈子龙从江南出发，立足中原，辐射边地的战略规划。陈子龙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军事将领，但是在明末特殊的历史时代当中，通过他自身的军事经验，在战略思想和战略战术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整个明代的军事思想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明代的军事思想，对于明代军事理论都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

明代面对东南的倭寇，北方的建州女真，以及国内的农民军多方敌对势力，并且在连年的征战中军队匮乏，粮饷不继，战斗力衰退，硬攻取胜的可能性很小。到了南明，情势更加艰难。从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攻守之间，陈子龙特别强调防御，并且是多层次有纵深的立体防御。他的防御思想不是消极被动的，“知兵只不可久用而势只不能无变也，故不辞一时之劳而免于异日之患。”到他对于敌我攻守之势的相互转化看得非常透彻，“御敌之道，以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战、守、和都是对付敌人的手段，要根据形势，随机应变，灵活运用，取得主动权，以达到防守的真正目的。

1.筹建水师，拱卫江淮

首先是募练水师。早在明朝灭亡之前，陈子龙就已经开始和松江的好友一起准备水师之事。“是时寇破恒代，渐逼京辇，臣妄意联络海舟直达津门，可资应援，因与原任长乐县知县夏允彝、中书舍人宋征璧等鼓劝义徒捐资召募。”当时他们召募的水师已经有三千多人，虽然京师随即陷落，但是召募水师以保家国的主导思想却并没有消亡，反而随着形势的恶化而愈加显著起来。

陈子龙在南明任职之时所上的第一道疏就是《募谏水师疏》，专论筹建水师之事。在这道疏里，陈子龙指出下募练水师的重要意义：南明建都南京，和北方的农民军、清兵隔江而望。史可法驻守扬州，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分守泗州、淮安、庐州、临淮四镇与之呼应，所倚仗的无非长江、淮河的自然屏障。从防御的次序上来说，长江自然为重点，但淮河则是先机，是北兵南来所遇到的第一道屏障，因此“守江不如守淮。”如果淮河没有守备，那么这道天然屏障就等于浪费了，长江天堑固然对北兵形成威慑，而对于南明来说也同样是北上的障碍。如果淮河有备，那么，长江就等于变成了南明自己家里的武器，“贼即越淮而南，我前有天堑，后有重兵，彼岂能不狼顾耶。”因此，对于南明朝廷来说，“简练水师为根本之计。”不仅如此，陈子龙还推举了何刚主持召募与训练，“至于战舰之制，则大小俱不可少，无大船则无以为卫犁营壁之用，无小船则无以取便捷奋击之功。”……“是以二者须相辅而用如鹿角轻车之副武刚焉。”从他所谈问题的细致程度可以看出他确实是经过了一番实地考察的。

2.控扼楚蜀，恢复襄樊

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位置上看“襄阳居局江汉之上游，控中原之要害，当川陕之枢纽”，在中原的中心，北瞰中原，西通川陕，下蔽吴越，占据了连接东南与关陕，控制水路渠道的重要地位。南明立国江左，要想北图进入中原，襄阳无疑是一个争夺的要地。如果可以顺利地夺取襄阳，就等于给南明增添了一道牢固的屏障，使东南坐享“磐石之安”，还可以从襄阳入关陕。“李纲有云，由湖湘以达川陕如行曲尺之上，迂远难通，若得襄樊，如行弓弦之上，地理省半”，“如奕者置子于局心，所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如果能够进一步规复唐邓诸州，“以与我汝颖之师邀为接应”恢复中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中原抓住之后是经理楚蜀。在明朝灭亡之前，洪承畴督理秦晋豫三省军事之时，陈子龙就上《问秦楚剿寇用兵之次丙子》一书，指出楚豫的军事意义。在南明建立之后，楚豫作为东南的上流，重要性则更加明显。陈子龙早就上了《布置楚豫疏》，明确指出：“上流中原，形势必争之地，乞速行布置以规进取事。”如果说中原是“天下之腹心”，那么楚蜀就是“东南之领项”。如果要安定天下，规画中原，保存东南的话，必然要经理楚蜀才可为防范之机。南明成立之后，北方的农民军受到建州清兵大打击，陈子龙认为他们“非出潼关以踊豫，则由襄邓以窥楚。”应该趁他们立足未稳之机，占领楚豫，恢复襄阳，这样才可以保护江南，并为日后北上奠定基础，“布置之道，诚不可迟。”而要经理楚豫，最重要的是解决楚“建置无常，分割无定”以导致“节制不明，彼此推诿”的弊病之源。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陈子龙的建议是彻底重新规划楚豫之境，“当设二督三抚”，一督设于黔中，“取财赋于湖南，取兵马于滇黔巴蜀”；一督设于襄阳，为“规复中原之渐”。这样一来，形势关节之处便有了把持，再在豫中，武昌，郧阳各设一抚，以形成“疆土各有专责，而犄角应援皆可布置矣”的新格局。

陈子龙对于楚蜀的经理既是夺取襄樊的统一规划，又是连接滇黔巴蜀的全局布置。按照他的想法，从南明向西，首先是淮河的屏障，其次是长江天堑，通过守淮以扩大守江的战略意义，并进而北上取得襄樊。控制楚豫，那么中原地区的恢复就指日可待了，而通过经理楚豫，又可以把势力延伸到滇黔巴蜀。一个从江南出发，立足中原，辐射边地的战略规划清晰完整地建立了起来。

明代，特别是中后期注重实用之学，军事领域也不例外。陈子龙的军事思想多来源于他自身的实际经验，不仅理论性强，而且切实针对南明所面l临的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实用性强。陈子龙的这些主张，从一个儒者的角度来看或许不够忠厚，但却是在军事实践继承、总结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归纳总结和提高，相当坦率实用，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1.军队建设

陈子龙就强调在挑选士兵时，不仅看年龄、体质，还看他们的武艺，包括使用的武器。火器的使用是明代军事的一大特色，在火器的训练和准备工作上，陈子龙有很详细的论述：“中国之长技在于火器，今东豫抢攘硝磺尤为难得，火器必联系始精。而今之操演空礴，轰然如雷霆者，第以炫耳目，实徒费耳。必加铅子筑土墙为的，如校射之法，赏其命中者，始为有益也。火器之有利有钝者，更番迭出之法，未熟不能循环无穷也，先行耦试，继行伍试，再行队试营试，而巧熟如承蜩秀丸者得万人可以横行矣。至于硝磺，尤当乘路途方通，广为收贮，以备不虞。”这样的建议，如果不是对军事生活有实地经验的话，单凭兵书战策是无法说出来的。然而，火器的数量毕竟有限，而且携带笨重，很难大规模地使用，因此陈子龙提出要军士苦练射箭，因为同火器相比，弓箭更为轻巧，造价低廉，而远距离的杀伤力也不弱。为此，陈子龙还曾亲自深入军营进行视察，“昨臣偶尔人营约诸将校射，见命中者殊少。”

在督导士兵的训练上陈子龙是亲立亲为的，无论是练兵、练将还是武器，他都选择有“能”的将领，训练出“强”的士兵，使用锐利实用的兵器。他的军队建设思想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既对构成战斗力的士兵、将官、武器装备的各个方面及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训练、整饬的理论和方法，而且正确地解决了人和武器、练兵和练将等关系。

2.战略战术

陈子龙在战略上航特别强调智谋和采用间谍。孙子兵法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说的就是计谋的运用。在兵将粮饷都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之下，攻心自然是胜于力敌的，所以陈子龙说：“不以力战为能，而以用谋为大。”用谋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用间”。“夫用兵之道，惟得敌之情而多方以为之或使敌为我用或使自相屠灭，或使变怨而为恩，或使化强为弱，古之人所以破敌者，率由之矣。”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自长江以北，大河以南，岷峨以东，梁宋以西，地方数千里，无一城得安枕卧者，男子荷戈而登陴，妇人废耕织，守如是可谓严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守卫者的胆怯和缺乏信心。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所以会胆怯退缩，主要是由于“民力先扰于无事之时，而侦探不明于贼至之目也。”所以，陈子龙认为侦查敌情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不扰民以先自困者，我能知贼之情而缓急劳佚得其序也，非漫然听之而已是，故守御之本奠急于侦探。”从另一个方面说，用间还表现在分化敌人，敌人的内部阵营并不是铁板一块，往往存在着两种或者更多的牵制势力，这些力量虽然暂时形成了合作，但在他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陈子龙就特别强调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怀疑，派遣间谍，深入其中，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首先，用间的方法是不一而足的，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作不同的部署与安排。如果敌人内部尚未订交，就要先下手为强，取而代之，为自己争取同盟；如果敌人刚刚订交不久，还无深交，我们就需要耐心等待，伺机而动；如果敌人内部的矛盾比较激烈，我们就可以用计使他们彻底决裂；如果只是怀疑，也可以让他们同床异梦，“阴示其所恶，佯示其所喜，显其震主之威，宣其二心之事，使其右臣之问，自相疑忌，而我之说得行矣。”在合适的间谍人选上，与孙子“以上智为间”不同，陈子龙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夫古之大臣，非其亲子弟则其世官非可以一言撼动而谗谄佞悻之人，亦非可攀，援而进也，故必有人焉，悠优浸润而为之所后世不幸臣主之分最疏而小人之言易人苟为之，隙犹机之发矢也，又何俟于人耶。”他更倾向于用小人之道，“左右便佞可以结纳，宫闱宠贵可以交懂绸缪之策，可以计援之，忠耿之臣，可以谄去之，其主好仁者，则劝之宽纵，以驰其政，其主好智者则劝之苛察以疲其臣，其主好勇者则劝之用兵以绝其援，其主好法者则劝之严刑以失其众，至于宫室犬马之娱，姬姜歌舞之好，凡可以内败其德而外毁其国者，乘机投隙。”这一看法表现出很大的突破性，儒者对于君子小人之别向来区分得非常清楚，所谓“盗亦有道”。但是，在战争中有时却需要更大的灵活性。而这一看法则是“王霸义利”的实用性的有机延续。

陈子龙自崇祯十年（1637年）考中进士后，请假回家为母亲治丧，直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五月守制期满改派绍兴推官，这期间他一直在老家松江活动，特别是崇祯十一年和十二年（1641-1642年）间，陈子龙和好友们以南园为中心编辑出版了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的《皇明经世文编》和《农政全书》两部经世巨著。同时抒发了他本人的社会经济主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是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两项最主要的贡献。

陈子龙等人编撰《皇明经世文编》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前人治乱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者参考借鉴，所以他们关注的是所收录的文章对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有无裨益。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不务实际的坏风气。《皇明经世文编》其文关乎有明一代典章制度、实政国务、治乱攸关等有裨世用的俱详载之，其他若谈心论性、歌功颂德、交游唱和之文则一概不录。其经世思想表现出很强的“昭代性”，做到了以昭代之人文，经昭代之国事。因此这本书选择以人为纲，以年代先后为序的编排体例则可以快速搜集有明一代朝臣的文章奏疏，选编成书，“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

陈子龙在编辑时有所侧重，坚持有的放矢的编辑选择。《皇明经世文编》在开篇凡例中就说道：“兹编体裁，期于囊括典实，晓畅事情，故阁部居十之五，督抚居十之四，台谏翰苑诸司居十之一。”可见，《皇明经世文编》所选文章的作者，以阁臣居多。由于奏疏具有较强的经世性，对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作为执政之龟鉴，所以陈子龙的选文也以奏疏为主。但同时也容易造成文编检索不便，不利于查阅等问题。并且由于文编成书太速，出现错误也在所难免，比如：文编出现的断代不严，前后重复，名实不符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未影响《皇明经世文编》的经世内涵，反而为其烙上了时代的烙印。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陈子龙编辑、刊定的《农政全书》也是“国家富强之本”，如果说编纂《皇明经世文编》是松江士人的集体行为，那么编辑、刊定《农政全书》则完全是陈子龙个人经世之举的体现。并且在编辑、刊定此书时，其经世致用的编辑思想是一以贯之的。陈子龙对借阅所得的徐氏《农政全书》草稿进行编辑、刊定，最终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即后世所传的平露堂版本《农政全书》。他还作《凡例》，概述《农政全书》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内容、思想渊源和徐光启的独到见解。陈子龙也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农书内容进行丰富和完善，比如他在《农政全书·凡例》中指出：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内容是很详细的，而《农政全书》则是一部总结概括性的综合性农书，它的水利部分不可能像《吴中水利全书》那样详细全面。因此，陈子龙在编辑刊定《农政全书》时，根据实际需要，有选择的充实丰富了《农政全书》的水利部分，如：添加浙江水利和云南水利部分（浙东滇南），并加入了溪涧陂池的水资源利用。这是陈子龙对农书内容进行的有益的补充，像这样的增减全书还有很多，但仍然保留了徐光启原本的思想风貌。

方岳贡：此乡多文雅之彦，若徐文学孚远、陈进士子龙、宋孝廉征璧，皆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相与网罗往哲，搜抉巨文。取其关于军国济于时用者为经世一编文。其规画足以益才智，听其敷奏足以壮忠怀，考其始终足以识时变。非徒侈一代之鸿章，亦将以为明时之献纳。（《皇明经世文编序》）

张溥：云间徐暗公、陈卧子、宋尚木天才英绝，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难也。客年与余盱衡当代，思就国史。余谓贤者识大，宜先经济，三君子唯唯。遂采择典要，名经世文编卷凡五百。伟哉！……三子志存治世，词不苟荣，进善退恶，一禀春秋文编，所载网罗稍宽……煌煌乎！高祖之志也，圣人在上，制作方盛，设以三子典职其间，笔削良史，必能敻越前代。岂特云台高议，东观颂德而已哉！宋时司马文正，既作资治通鉴，复与刘道原议为后纪，后以召相不果。至今宋无佳鉴，海内痛惜，今三子悠游林麓，天假以时，载笔之始，又先以国家为端，他日继涑水者其在云间乎？（《皇明经世文编序》）

吴伟业：卧子（陈子龙）负旷世逸才，其四六跨徐、庾，论策视二苏，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当是时，几社名闻天下。卧子眼光奕奕，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登临赠答，淋漓慷慨，虽百世后犹想见其人也。晚岁与夏考功相期死国事，考功先赴水死，卧子为书报考功于地下，誓必相从，文绝可观。（《梅村诗话》）

朱彝尊：王李（前七子）教衰，公安之派浸广，竟陵之焰顿兴，一时好异者，诪张为幻。关中文太清倡坚伪离奇之言，致删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阴王季重寄谑浪笑傲之体，不免绿衣苍鹘之仪容。如帝释既远，修罗药叉，交起搏战，日轮就暝，鵩子鹗母，四野群飞。卧子张以太阴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尽苍蝇蟋蟀之声，其功不可没也。（《明诗综》）

徐世祯：①子龙于时方髫耳，而食牛吞象之气，固已逼人。②当其才锋飚发，四座皆倾，固已触目琳琅，亦复掷地金石，下笔为文，千万言立就，莫不光燄烛天，珠玑照世。当世之士桴应影随。（《丙戌遗草序》）

夏允彝：陈子少好奇负气，迈激豪上，意不可一世。（《陈李倡和集序》）

钱价人：大樽当诗学榛芜之余，力辟正始，一时宗尚，遂使群才蔚起，与弘、正比隆，摧廓振兴之功，斯为极矣。（引自《明诗综》）

缪泳：剥极而反，否极而复，先征于声音之道，卧子当楚人众咻之余，力追正始，允矣人豪。（引自《明诗综》）

徐孚远：①友人陈子，擅俊妙之逸气，发怀古之遥情，征召英契，摇缀渊圃。于时同郡之士，盖有数人。至于齐镳方轨，卓绝领袖，共推李子。于是有“陈、李”之目矣。②陈子之诗，澹动溢丽，发言舒卷，有若明霞。感兴悲凉，放词宕越，至乃留连绮艳，刻画情思，妙绝动人。（《陈李倡和集序》）

周立勋：卧子资局杰济，才识秀达，有揽奇之概。故能奋举藻思，博综渺义，每谈天下事，则壮往健决，莫不符会。发为文章，形之歌咏，类有然矣。当其摇笔，能者却思。单辞所行，讽叹满世。其诗摇荡诞逸，矜怀竞爽，凄决而几创，刚庄而郁沉。（《岳起堂稿序》）

宋徵璧：①大樽严于论诗，凡献诗者踵相接，大樽意态傲岸，若不足当一顾者。然大樽未尝不虚心，尝向予道律诗如“春城夜出人皆醉”之句，诗馀如“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一词，生平竭力摹拟，竟不能到。有味乎其言也。（《抱真堂诗话》）②陈卧子子龙，其源出于太白，文多超逸之风；若其凉壮明秀，则龙标、右丞之流亚也。（《陈李倡和集序》）③陈子诗文，兼诸家之长，既足冠冕一代，而又志在竹帛，其所表树，方将驾前贤而上之。使后人读陈子之诗，与其致恨于所传者少也，夫宁多乎哉！（《平露堂集序》）

朱隗：卧子五古，初尚汉魏，中学三谢（谢灵运、谢惠连、谢朓），近相见辄讽太白诸篇，其才性故与相近；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视长安、帝京，更进一格。五律清婉；七律格清气老，秀亮淡逸；绝句雄丽。由其才大，靡所不有，宽然有余。（引自《明诗综》）

魏耕：五古学汉、魏者，大抵转关必在大谢，唐之曲江，明之北地，皆是如此。黄门亦祖其说，能于质闷之中，兼于俊秀，信是雅宗。七古弘、正间皆仿浣花（韦庄所作浣花词），唯青莲学者绝少，黄门起而一振其风，昔人诗“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黄门近体佳境，往往相近。（引自《明诗综》）

黄昌衢：大樽奋起江左，寓内晓然，群奉黄门诗派，历数十年流风未坠。余近为定其集，前集已刻者得十之六，后集未刻者得十之四。盖天地精英之气，结轖郁勃，以发为声律，光芒腾上，干星辰而沸江海。前集至矣，而后集尤有必不可沉毁废缺者。（《二十四家诗定》）

顾炎武：陈君鼌贾才，文采华王国。早读兵家流，千古在胸臆。初仕越州理，一矢下山贼。南渡侍省垣，上疏亦切直。告归松江上，歘见胡马逼。拜表至行朝，愿请三吴敕。诏使护诸将，加以太仆职。遂与章邯书，资其反正力。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呜呼君盛年，海内半相识。（《哭陈太仆》）

倪永清：卧子先生，我郡之龙门也。其诗沉雄豪迈，博大昌明，空同、大复之后，一人而已。（《振经堂汇编诗最》）

龚翔麟：若诗当公安、竟陵之后，雅音渐亡，曼声并作，大樽力返于正，翦其榛芜荆棘，驱其狐狸貒貉，廓清之功，讵可借口七子流派，并攒讥及焉？予尝购得《甔甀洞集》，系先生手自施铅，自越江渡钱塘，往返点笔无虚日，卷尾必以朱墨识之。于吴明乡若是，矧古贤吟稿乎？今人手放翁、诚斋（杨万里）诗，读未终卷，便毁唐人为不足学，多见其不知量己。（引自《明诗综》）

王士禛：①尝与陈卧子共宿，问其七言律诗何句最为得意，卧子自举“禁苑起山名万岁，复宫新戏号千秋”一联。”然予观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龙移帐春无草，万马窥边夜有霜”诸联，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吴伟业）耳。（《香祖笔记》）②陈大樽诗首尾温丽，湘真词亦然。然不善学者，镂金雕琼，正如土木被文绣耳。又或者断断格律，不失尺寸，都无生趣。譬若安车驷马，流连陌阡，殊令人思草头一点之乐。（《花草蒙拾》）

张廷玉等：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五》）

佟世南：至故明惟（刘基）《写情》、（陈子龙）《湘真》二集，高朗秀艳，得两宋轨则。

胡应宸、顾璟芳：大樽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遒其词风流婉约，堪付与、十八歌喉。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传称河南亮节。作字不胜绮罗，广平铁心，《梅赋》偏工清艳，吾于大樽益信。（《兰皋明词汇选》，引自沈雄《古今词话》）

朱琰：①七言古诗，杜诗出以沉郁，故善为顿挫；李诗出以飘逸，故善为纵横，卧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泽才气似李。②余钞黄门（陈子龙）诗，以终明一代之运。刘（基）、高（启）开宗于前，西涯（李东阳）接武于继，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振兴于中，黄门撑持于后。此明诗大概也。③卧子七言律，秀绝寰区，乃其天资清妙，故落墨高华，非翡翠兰苕可比。或谓云间派本以艳入，失其本来矣。（《明人诗钞》）

朱庭珍：明代....末年诗人，惟陈卧子雄丽有骨，国变后诗尤哀壮，足殿一代矣。（《筱园诗话》）

邹祗谟：①大樽诸词神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缅邈凄恻。②词至《云门》《湘真》诸集，言内意外，已无遗议。柴虎臣所谓华亭肠断，宋玉魂销，所微短者长篇不足耳。（《倚声集》，引自王昶《明词综》）

谭献：①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陈子龙）第一。②重光（李煜）后身，唯卧子（陈子龙）足以当之。词自南宋之季，几成绝响。元之张仲举（张翥）稍存比兴。明则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复堂词话》）

江顺诒：文有因人而存者，人有因文而存者。《湘真》一集，固因其词而重大樽其人，又实因其人而益重其词也。（《词学集成·附录》）

况周颐：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唯是纤靡伤格，若祝希哲、汤义仍、施子野辈，偻指不过数家，何至为全体诟病。洎乎晚季，夏节愍（夏允彝）、陈忠裕（陈子龙）、彭茗斋、王凄斋诸贤，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蕙风词话》）

谢章铤：明末风雅首陈大樽子龙，大樽门下首夏存古完淳。（《赌棋山庄词话》）

徐敬修：按子龙之词，缠绵悱恻，神韵天然，为有明一代词人之冠。……总之有明一代之词学，初则沿蜕岩（张翥）之风轨，永乐以后，《花间》《草堂》诸集渐盛，当时唯小令中调，间有可取，其余则偏于浮靡，无一硬语，至陈子龙出，始卓然可称一代词宗，然已身丁季叔，而开有清风气之先矣。（《词学常识》）

钱钟书：陈卧子大才健笔，足以殿有明一代之诗而无愧，又丁百六阳九之会，天意昌诗，宜若可以悲壮苍凉，上继简斋、遗山之学杜。乃读其遗集，终觉伟丽之致，多于苍楚。在本朝则近青邱、大复（何景明），而不同献吉；于唐人则似东川、右丞，而不类少陵。祁孙之言，亦未识曲听真。然知以放翁、遗山与明之七子并举，则具眼人语也。（《谈艺录》一二八“杜律的雄浑与韧瘦”）

龙榆生：①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词选》）②明季词人，惟青浦陈卧子子龙，衡阳王船山夫之，岭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风力遒上，具起衰之力。卧子英年殉国，大节凛然，而所作词婉丽绵密，韵格在淮海、漱玉间，尤为当行本色，此亦事之难解者。诗人比兴之义，固不以叫嚣怒骂为能表壮节，而感染之深，原别有所在也。（《跋钞本湘真阁诗馀》）

吴梅：余尝谓明词，非用于酬应，即用于闺闼，其能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则者，独有大樽（陈子龙）而已。三百年中，词家不谓不多，若以沉郁顿挫四字绳之，殆无一人可满意者。盖制举盛而风雅衰，理学炽而词意熄，此中消息，可以参核焉。至卧子（陈子龙）则屏绝浮华，具见根柢，较开国时伯温、季迪，别有沉着语，非用修、算州所能到也。他作如《山花子》云，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又《江城子》后半叠亦绵邈凄恻，不落凡响。先生于诗学至深，论诗能于色泽气韵中辨之，自是深得甘苦语，宜其词之渊懿大雅，为一代知音之殿也。（《词学通论》）

吴晗：文编的主要编选人陈子龙因抗清被俘自杀，……（徐孚远、夏允彝、夏完淳、何刚、陈子龙）这些人都具有坚强的民族气节，在平时关心政治，讲求经世实用之学，到危难时坚决抵抗，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表现了英雄气概。（《影印皇明经世文编序》）

钱基博：①子龙之词，则直造唐人之奥宇。……惟陈子龙之《湘真阁》《江蓠槛》诸词，风流婉丽，足继南唐后主，则得于天者独优也。观其所作，神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绵邈凄恻，言内意外，已无遗议。②王李道尽，公安之派浸广，竟陵之焰顿兴，一时好异者诪张为幻。而有振七子之坠绪，返俚浅于茂典者，陈子龙也。实以沉博绝丽之才，领袖几社。而同郡夏完淳字存古，髫龄崛起，如响斯应。誉之者谓其廓清榛芜，力追先正；而诋之者则曰七子窠臼，徒为虚嚣。然以此结明三百年之诗局，而与开一代风气之高启，后先辉映，亦足以觇复古为明文学之主潮，诗亦不在例外，所谓君以此始，亦以此终也。（《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①陈子龙是复社与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复社领袖张溥死后，他事实上成了两社的主帅。②陈子龙是明末文学成就较为突出的作家，在文学主张上，他注重复古，但并不主张泥古不化，而是推重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③陈子龙的创作以诗见长，他的一一些作品表达了自已建功树业的志向与壮士失意的胸随，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处在时代交替之际；而对动荡的时局，陈子龙还创作了不少感时伤事的作品，他的《小车行》《卖儿行》描写了当时难民流落无依的窘境，《策勋府行》《辽事杂诗八首》等篇章，或抨击权奸误国，或感叹时局艰危，大多散发出愫慨激越沉郁悲凉的气息。明亡后，陈子龙写下了许多反映亡国哀痛的作品，凄怆悲壮，别有意味，《秋日杂感》十首便是代表。（《中国文学史》第七编明代文学·第十一章明末文坛）④揭开清词帷幕的陈子龙于词推尊五代北宋，以“婉畅浓逸”为宗，沧桑变后，其《湘真词》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突破闺房儿女的纤柔靡曼，“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中国文学史》第八编清代文学·第一章清初诗学繁荣与词学复兴）

游国恩：词发展到南宋已达到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词乃退居次要地位。白朴、萨都剌、张翥等较有名，而张氏《蜕岩词》为尤著。明人词多率意之作。杨慎、王世贞稍突出，而成就不高。惟明末陈子龙是一个优秀作家，王士禛称其《幽兰》《湘真》诸集，“意内言外，已无遗议”。可以说是明词冠军。（《中国文学史》第八编　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第三节　清初的词派和词人）

叶嘉莹：所谓“强直之士”……另一类则是在内心中具有一种真诚深挚之本质，不仅对男女之爱是如此，对君国之忠爱也同出于此深挚之一源。由于其用情之深广，而往在可以有一种高远之意境。而陈子龙词则无疑的乃是属乎后类情况。这种“强直之士，怀情正深”的性格上的双重特质，再加上了子龙所生活之时代给他的一份忧患之意识，因此乃使得陈子龙词具有了一种可以引人产生感发与联想的丰富的潜能。而这种将作者之性格修养与优患意识融入令词的制作之中犷产生了丰富之潜能的特殊成就，而陈子龙竟然以一位单独的个人而具含了此多种潜能之质素，而且此多种质素之融汇，一又皆出于自然之巧合，而全非出于有心之追求与造作。这正是我之所以称陈子龙词之成就为一种因缘巧合之“异数”的主要缘故。（《清词丛论》）

朱则杰：①陈子龙在清代这一时期的诗歌，抒写家国之感，表达抗清之志，思想意义十分深刻;它笼罩着一片亡国的悲哀，激荡着郁勃的情调，艺术风格也显得苍凉悲壮，激昂慷慨，足以和历代爱国诗人的作品相互媲美，后先辉映。这不但与他自己在明代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年）以前的诗歌创作大相径庭，而且与明七子的专事模仿、徒有形式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陈子龙在诗歌宗尚方面并没有跳出“盛唐”的圈子，基本上仍旧是明七子的格调，但他在这个传统的“旧瓶”之中，装上了时代的“新酒”，也就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的爱国思想。②陈子龙素以民族气节为世所仰。牺牲后，许多人都赋写挽诗，给予无比高度的赞扬；长歌当哭，壮怀激烈，千载下读之，犹足令人感愤。与其节义相比，陈子龙的诗名似乎要逊色得多，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一般都拿他和高启这位“明诗冠军”相对。③由于陈子龙就其生活朝代而言恰当明清交接之际，而又为明殉节；就其诗歌宗尚而言接近前后七子，而又正值公安、竞陵反复古派盛行之时，提倡复古更见突出，因此，称之为明诗后殿，不无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子龙在崇祯末年特别是入清以后写出如此优秀的诗歌，对于明诗，无疑是一个光辉的终结。但是，陈子龙毕竟在清朝生活过数年，并且留下了诗歌，而这些诗歌又恰恰是其全部诗歌的精华所在，因此，将他划归清代，自然亦无不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子龙的诗歌在艺术上大体继承明诗的传统，而在内容上则大大突破了明诗的范围，体现了清诗的特色，可以视为明诗在清代的一个绮丽的余波。（《清诗史》）

傅璇琮：陈子龙、夏完淳、孙承宗、张煌言等人构成的英烈词人群体，其中成就最大而且足为明词生色的是陈子龙，他的《湘真阁》《江篱槛》二集，置于宋词名家中亦无愧色。论明词者，每谓两头最佳，明初翘楚数刘基，明季殿军则当推陈子龙。而且以陈子龙为领袖的云间词派，对清初词坛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

朱东润：陈子龙是怎样的人物？青少年时期他是一名文士，他的理想只是考中举人、进士，幸而在适当的机会，他结识了黄道周，这才理解到还有一个为国为民的目标。这时子龙是一名志士了，他认识到必须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国家。在（明朝灭亡）这个大祸降临的当中，南京的官僚随即建立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新政权……子龙曾经参加南京政权的工作，在看到朝政混乱以后，他回到松江……纠合地方人士准备给敌人一次打击。南京政权垮台以后，要凭地方势力击退敌人，这是一个过分的估计，但是作为斗士，他是不会计较成败利钝的。起义失败以后，他联系吴昜，准备太湖起义。及至吴昜过早地暴露目标，黄道周建立了以唐王朱聿键为首的福建政权，国势进一步削弱了，但是子龙并不灰心，他一边接受福建政权的领导，一边也联系浙东崛起的鲁王朱以海，准备起义。作为斗士，他得不断地进行斗争，只要成功有一线的希望，真正的斗士必然要从失败中争取胜利，甚至在成功的希望只是泡影的时候，他也决不放弃斗争。子龙就是这样的一位斗士。（《陈子龙及其时代》）

聂作平②陈子龙兼具精通五经的读书人、七步成诗的风流才子和胆识过人的江湖豪客诸种性情于一身，其人格魅力在晚明文人中，可谓首屈一指。（《1644：帝国的疼痛》）

郭万金：“骨”是陈子龙获誉的主要原因，而此处“骨”之内涵当然包括了诗文之外的人格精神。以身殉国的陈子龙铸就了诗与国同亡的历史意义，义不受辱的生死抉择使得古雅风格分外凸现，给复古的明诗一个高亢的收尾，从这层意义看，陈子龙自然可称作是明诗殿军。（《关于明诗》）

一天，十三岁的毛奇龄去参加童子试，当时陈子龙担任主考官。他一见毛奇龄便开玩笑说：“黄毛未退，敢来应试？”没想到毛奇龄马上顺口答道：“鹄飞有待，此振先声。”陈子龙一听，大吃一惊，惊叹这小考生的思维敏捷。考试时，陈子龙让考生们以“春蚕作茧”为题作诗，并出了一道难度较大的题目，只见毛奇龄下笔成诗。其中有两句“经纶犹有待，吐属已非凡”，不仅十分切题，同时表明自己具有满腹经纶学问的不凡抱负。陈子龙看后不禁拍案叫好，断定毛奇龄将来一定成就非凡。在这次考试中，毛奇龄名列第一，小小年纪名声就传遍整个县城。

陈子龙在南明朝廷任职兵科给事中时，太仆少卿马绍愉受弘光帝的接见，谈到当时崇祯朝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持与清廷和议而被杀的事情。弘光帝知道后说：“原来是这样，陈新甲应当被体恤。”廷下朝臣都没有响应的，唯独少詹事陈盟说可以。于是弘光帝趁机下诏给陈新甲追抚，并追究以前弹劾过陈新甲之人的罪过。朝臣害怕当时刘孔昭和张慎言在大殿相争的事重演，不敢反对。陈子龙却与工科给事中李清交互向皇帝上书力谏，事情最终不了了之。没多久，陈子龙陈述防守要策，请朝廷召还曾经的吏部尚书郑三俊，都御史易应昌、房可壮、孙晋，朝廷都认可了这些建议。又上疏说：“中使四处外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不安。明旨未经有司，中使却私自搜采，这是非常违法的事情。”福王于是命禁止讹传诳惑者。陈子龙还说：“中兴之君主，无不是身先士卒，因此能光复故国。现在入朝廷几十天了，人情泄沓，与升平之时无异。如同在漏水的船中唱歌，在起火的屋子里痛快喝酒，臣不知结局会如何。这样的局面都源自姑息纵容一两个武将，以至于上百政令都依据遵养，我对这个非常寒心。”朝廷依然不听。第二年二月，上疏乞求让自己回乡赡养祖母，他就离开了。

陈子龙的现存作品有诗歌约1800首，词50余首，另有《岳起堂稿》《采山堂稿》《属玉堂稿》《平露堂稿》《白云草》《湘真阁稿》《安雅堂稿》《陈卧子兵垣奏议》等著作，共收文500余篇。

陈子龙所作诗文生前曾有多种刻本行世，或见与友人合集。南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陈子龙殉国后，宋征舆收存其遗稿。但宋征舆早已仕清，而其诗文中多有触犯清廷禁忌处，故未能汇编成集。康熙年间，其门人王澐搜集遗作编成《焚余草》（即《丙戌遗草》），另有《江蓠槛词》《湘真阁存稿》中部分词作。此后又有乾隆十三年（1748年）吴光裕的辑集《陈大樽先生集》18卷，今已不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追谥陈子龙为“忠裕”之后，其著作始获解禁。世间所行《陈忠裕公全集》为王昶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至嘉庆八年（1803年）编纂并由簳山草堂刊行的30卷本，收集了大多数陈子龙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骚赋二卷，诗17卷，词、曲1卷，文10卷。并卷首1卷，年谱3卷，卷末1卷）。

陈子龙诗词部分已由施蛰存和马祖熙标校，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两卷本《陈子龙诗集》之中，其中包括风雅体、琴操、四言诗、古乐府、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等各种诗体1746首，词86首。文收录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两卷本《陈子龙文集》之中。此外，由他主持整理编辑的《皇明经世文编》504卷、《皇明诗选》1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农政全书》60卷等书于上海图书馆有存。

表格参考资料：

主词条：陈子龙墓

陈子龙墓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广富林村。墓地为花岗石平台，墓碑为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之原物，碑文刻“大清赐谥忠裕明兵科给事中大樽陈公墓”。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江亭。其旁有石刻陈子龙画像及顾廷龙撰并书的《陈子龙事略》，墓门额为李一氓书。

1987年11月17日，陈子龙墓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修竣陈子龙墓。

陈子龙纪念馆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广富林村。由澡雪堂、安雅堂以及室外的临湖环廊、景忠广场、景忠坊以及陈子龙生平纪念碑等组成；“澡雪堂”由历史学家周谷城题，澡雪堂门额“云水襟怀”由刘海粟题，堂内额“坚贞自操”为孙中山题。展厅内主要介绍陈子龙文学成就，创办复社与几社、反清复明的介绍，还有与陈子龙同时代的夏允彝等众贤名士情况介绍。

自清朝以来，记载一代才女柳如是事迹的笔记与著作很多，陈子龙与柳如是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这些后人所撰笔记所关注的重点，其间掺杂史料混杂，真假舛讹仍需考辨。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其晚年体例最完整的《柳如是别传》中指出，记载柳如是生平最可靠的为清代顾苓的《河东君小传》。其中明确指出，陈子龙曾娶柳如是为妾，但因不忍受其“放诞”而离去。

《柳如是别传》一书曾详细考证陈子龙与柳如是一度相恋之关系——据其考证，崇祯八年（1636年）春夏之季，陈与柳曾短暂同居，两人感情相当深挚。其中列举的与陈柳恋情有关的陈子龙词共计24首，见于《江蓠槛》的有16首：《玉蝴蝶·美人》《浣溪沙·五更》《踏莎行·寄书》《浣溪沙·杨花》《南乡子·冬闺》《南乡子·春寒》《青玉案·春暮》《蓦山溪·寒食》《少年游·春情》《菩萨蛮·春雨》《桃源忆故人·南楼雨暮》》《探春令·上元雨》《醉落魄·春闺风雨》《蝶恋花·春晓》《虞美人·咏镜》《满庭芳·和少游送别》。见于《湘真阁存稿》的有7首：《浣溪沙·闺情》《踏莎行·春寒》《南乡子·春闺》《江城子·病起春尽》《双调望江南·感旧》《醉落魄·春闺风雨》《菩萨蛮·春晓》。另有1首《乳燕飞·琼树红云漉》仅见于《陈忠裕公全集》。但最终陈子龙与柳如是不得谐连理，陈寅恪指出，一是由于陈子龙正妻张氏不能相容，柳如是亦不愿为妾；二是由于陈子龙当时经济状况不能满足柳如是的要求。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姚蓉指出二人情缘最终失败的内因有二：一是陈子龙受日趋保守的士风影响，没有勇气违礼而动；二是陈子龙对待女性的态度相当传统，与柳如是追求平等自由的观念相左。陈子龙在崇祯十年（1637年）他中进士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柳如是嫁给钱谦益之前，比起之前经济状况差从而被迫割舍柳如是，身份和地位都大有改善，完全有机会和柳如是重续旧情但并没有。可见他们个性的分歧也是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任聪颖在论文《柳如是与宋徵舆、陈子龙关系新证》中对陈寅恪提出的“柳如是与宋徵舆于陈子龙之前相恋”观点表示质疑，但对其中柳如是和陈子龙关系的论证则表示肯定。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生导师李越深认为有关陈柳恋情的考述有一些值得补充和修正之处，如《柳如是别传》所举有关陈柳恋情的陈子龙词有的事实上并不涉及二人恋情，有的与陈柳恋情无直接关系。

电影《柳如是》冯绍峰饰陈子龙。

亦霖著《杨春柳·一梦秦淮》主要讲述了陈子龙与柳如是之间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