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初，赫尔岑携家到欧洲，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和法国，成了政治流亡者。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思想上发生危机。他对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转而寄希望于日益高涨的俄国农民斗争，错误地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宗法制的情况下通过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这又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但即使在思想最矛盾甚至悲观失望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过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

1853年他在伦敦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后又和奥加辽夫一起在那里出版《北极星》和《警钟》期刊，登载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章、资料，宣传打倒地主、解放农民的民主思想。这些刊物当时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到了1870年，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他又在工人阶级身上看到未来社会的希望。

在流亡期间，赫尔岑还写了一部包括日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 往事与随想 》。作者自称它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其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7卷，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把重大社会事件同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是他一生对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对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它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广，文笔也生动活泼。

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赫尔岑一生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无论作为革命家、哲学家或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列宁在评价赫尔岑时，一方面指出他的错误和弱点，另一方面一再肯定他“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旗帜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这个蠹贼的第一人”，称赞他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列宁《纪念赫尔岑》为纪念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而作。列宁评述了赫尔岑的历史地位，指出他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的作用，在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达到了当时最伟大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越了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唯物主义，他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但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却停止了。19世纪60年代，赫尔岑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决裂，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他看到了革命人民的历史作用，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父亲很爱这位亲生的“养子”，给予他最好的教育

赫尔岑（1812年—1870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大贵族家庭，但他却是其父和一位德国女性的私生子，故一直以“养子”的身份生活在自己家中，甚至无法继承父亲的姓氏“雅科夫列夫”，他的姓“赫尔岑”是父亲为他生造出来的，据说来自德语的“心”（Herz）一词。

这种既尊贵又屈辱的处境，对于赫尔岑的敏感天性和叛逆性格的形成或许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不过，赫尔岑的父亲很爱这位亲生的“养子”，赫尔岑因而也得到了当时最好的家庭教育。1829年，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在接受严谨的科学方法训练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崇尚自由的校园和社会氛围的熏陶。以他为中心形成的“赫尔岑小组”，显示了他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的个性魅力和政治感召力。早在上大学之前的1827年，他就与好友奥加廖夫在麻雀山上面向整个莫斯科发出誓言，将为社会的平等和正义奉献一生。

他是最显赫的风云人物之一。1834年，“赫尔岑小组”的大多数成员被逮捕，赫尔岑在审查之后被流放，先后在彼尔姆、维亚特卡、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等地被监禁，或在当地的衙门当差。在断断续续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中，赫尔岑阅读了大量哲学和思想著作，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同时，对俄国民间生活的深入了解，更强化了他的反抗精神，他也因此具有了更为坚定、清晰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1842年，结束流放生活的赫尔岑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这几年（1842年—1847年），是他一生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段，流放时期积累起的见闻和思考，反抗的精神和坚定的理想，在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热烈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到了喷发口。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辩论中，在对现存制度合理性的质疑中，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中，处处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他和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霍米亚科夫等人，被视为40年代中期俄国社会思潮高涨时期最显赫的风云人物。

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科学中的一知半解》和《自然研究书简》两篇哲学论文。他同时从事文学创作，连续发表了三部中长篇小说，即《谁之罪》（1845年）、《克鲁波夫医生》（1847年）和《偷东西的喜鹊》（1848年），其共同主题是对社会不公正、不合理之原因的探究，即“思想小说”和“问题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他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47年，为了获得一个自由的政治活动空间和思想传播场所，赫尔岑以给妻子治病为由离开俄国来到西欧，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余年的流亡生涯。赫尔岑来到巴黎的时候，恰逢欧洲大革命前夕，蓬勃高涨的革命形势使赫尔岑对欧洲和俄国的未来产生了乐观的憧憬。但与此同时，他也对西欧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及其道德和作为进行了抨击，这使他与大多数俄国西方派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法国革命之后，赫尔岑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认为是对广大人民利益的出卖，他的失望和对欧洲命运的担忧也由之而来，《寄自彼岸》一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情绪。

1850年，赫尔岑拒绝了沙皇尼古拉一世要他回国的命令，从此成为一位政治流亡者，不久他就加入瑞士国籍。19世纪50年代初，为了摆脱“家庭噩梦”（夫妻的感情危机，母亲和儿子在海难中丧生），赫尔岑迁居伦敦，并开始了《往事与沉思》（又译《往事与随想》）的写作。与此同时，赫尔岑还写了《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向欧洲读者介绍了俄国人民及其反抗奴役的历史，介绍了俄国那些维护人民利益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尤其是文学家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大约就是在写作此书的前后，赫尔岑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成熟，在他看来，俄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相对而言不太发达，社会主义思想比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俄国由来已久的村社制度实际上就可以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只要能在俄国消灭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社会主义理想就完全有可能在俄国实现。赫尔岑的这一学说在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稍后出现的民粹派运动的理论先声，后来无疑也影响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

作为俄国思想家的赫尔岑，其一生是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为了捍卫真理，他成为了本阶级的叛逆，最后被迫流亡国外，但仍然念念不忘“精神上的回归”。他的沉思和写作，他创办的《北极星》、《警钟》和“俄国印刷所”，目的均在于此。他写作长篇回忆录《往事与沉思》，就是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既是为了回忆个人的精神成长过程，也是为了论证历史发展的合理性。甚至连他自己立场上的不断“摇摆”，也都成了19世纪中后期俄国思想脉搏跳动的记录—他曾是一个地道的西方派，到了西方之后却倡导起具有斯拉夫派色彩的“俄国式社会主义”来。

能将他的一生联结为一个整体的，能说明其所有行为之逻辑性的，就是别林斯基很早就在赫尔岑身上发现并推崇的那种“思想的力量”。高尔基说过，赫尔岑一个人“就代表整整一个领域，就代表一个思想饱和到惊人地步的国度”。

1.要坚持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要动摇。

2.因为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罅隙，就能照亮整个田野。

3.不读书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完人。

4.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 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5.不去读书就没有真正的教养，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别力。

6.流行都是好的。那么，流行感冒也是好的吗？

7.如果缺乏努力和意志，如果不肯牺牲和劳动，你自己就会一事无成。

8.书，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精神上的遗言，这是将死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这是准备休息的哨兵向前来代替他的岗位的哨兵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