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队在战后经历过不少挑战，由于中国大陆在1949年政权易帜，内地政局动荡，触发不少难民南逃涌来香港。[1]警方不单止要派驻充足警力管制边境关卡，还要应对难民涌入连带衍生的治安、贩毒和三合会犯罪等社会问题。[1]在1956年发生的“双十暴动”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市区的流血冲突更演变成暴动，警队需要派出防暴警察联合驻港英军采取行动，才得以维持局势。[1]

在这种背景下，伊辅就任警务处处长任内依旧要面对内地难民偷渡来港等棘手问题。其中，在1958年，中国大陆发动了“大跃进”，实行“三面红旗”，可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却造成内地工业停顿，农产歉收，更触发内地的新一轮难民潮。[14]在“大跃进”初时，由于中方派兵严守中国内地与香港边境，所以难民人数处于稳定的数字；但到了1962年，中方突然开放边境，于是一时间内地难民又再度大规模涌入香港，对边境管制构成沉重的压力。[14]伊辅任内虽然已增强警力打击人蛇偷渡，又协助新成立的人民入境事务处管制难民涌来香港和着手遣返难民回到内地，不过成效始终有限，[15]而香港人口更由1961年至1964年的短时间内，由250万急增至300万，加重了社会各方面的负担。[14]

另一方面，为了改善新界，特别是元朗一带的治安，伊辅任内在1963年筹备兴建元朗警察总部（即元朗警署），以取代旧有的屏山警署。[16]元朗警察总部在1965年10月20日由他主持揭幕启用仪式，是当时新界地区规模最大的新式警署，并统率下辖沙田、大埔、八乡、屏山、流浮山和船湾各地的警署。[16]同时间，为配合警队发展，伊辅任内大幅增聘人手以应付警队不同的工作，到1966年卸任的时候，警队人手已逾13,000人，远多于战后初年的1,500人。[1]伊辅还主持兴建多座警察宿舍，设法改善警员的待遇，任内由他主持揭幕的警察宿舍计有在1960年10月落成的长沙湾警察宿舍、[17]1963年7月落成的荃湾警察宿舍和1966年5月落成的北角丹拿道已婚警察宿舍等。[18][19]

伊辅任内的警队还过发生过多宗轰动的事件，当中包括在1961年侦破了曾昭科案。[20]曾昭科是当时少数晋身警队高层的华人，在警队内备受器重，他在1960年9月获港府补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21]到1961年更以年仅36岁之龄返回香港出任黄竹坑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职级为助理警司。[22]然而，在1961年10月3日，警队在政治部主任彭定国主持下突然采取行动，引用《递解外国人出境条例》（Deportation of Aliens Ordinance）将曾昭科拘捕，一时引起舆论议论纷纷。[23]曾昭科被拘捕后，先后被拘禁于山顶警署和尖沙咀漆咸道军营，接受政治部的盘问。[22]同年11月30日，曾昭科与另外四名与港府无关的人士一同在罗湖被递解出境，并为中共方面所接收。[24][22]曾昭科由被捕、审讯、革除英籍至递解出境，前后不足两个月，使到事件扑朔迷离。[25]外界一般相信，曾昭科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递解出境，但无论是伊辅、警队、港府、殖民地部、以至是中方和曾昭科本人，均拒绝披露曾昭科案的细节，使外界始终无法得悉内情。[25]有消息则指，曾昭科暗地里为中国搜集香港政府的高度机密情报，然后透过在澳门的幕后指挥者，把情报转交到中国大陆，但最终被警队政治部揭发。[26]

天星小轮加价事件

至于伊辅任内所面对最大的危机，是在1966年4月应对称之为“六六暴动”的天星小轮加价事件。[1]事件起因源于港府在1966年批准调高多项公共服务收费，其中以天星小轮头等收费获准由原本的两毫上调至五仙至两毫半最引起舆论关注。[27]虽然当时的草根阶层大多会乘搭三等座位，未有受到加价影响，但是天星小轮母公司的怡和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郝礼士却扬言“加价后，无能力搭头等船的可改搭三等”，使到争议火上加油。[28]同年4月4日，一名25岁青年苏守忠在中环天星码头发起绝食抗议连串加价，苏守忠翌日被警察控以阻街拘捕，使事件迅即恶化。[27]在4月5日晚上，一批青年在尖沙咀天星码头集结声援苏守忠，并在九龙发起游行，沿途吸引不少人群加入，秩序也开始失控。[27]

在4月6日上午，伊辅与各区警司、驻港英军高层和港府高层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局势。会上虽认为中共和黑社会未有介入事件，但评估当晚可能会再出现骚动，结论警方与英军须作好应变准备。[27]当晚，九龙多处地区果真发生骚动，暴徒在各处放火，并且抢劫商店和袭击公共设施，伊辅迅即派出警察训练分遣队对付滋事份子，期间发射多枚催泪弹和小量木弹和实弹。及至凌晨1时08分，港督戴麟趾爵士对九龙地区实施宵禁，但暴徒在4月7日晚上再次集结，在旺角弥敦道一带纵火烧车和抢掠商店，港督除了在凌晨时份再次实施宵禁外，还派出驻港英军协助警方镇压暴动，数百人被捕。在4月8日清晨2时，伊辅乘坐直升机从高空巡视九龙地区，视察市面情况和警方维持秩序的工作。同日，他于日间时份派出大批警力在九龙布防和搜捕怀疑滋事份子，骚动到当晚终告平息。

骚动平息以后，港督戴麟趾爵士在5月3日宣布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军总监罗征勤、香港大学前校长赖廉士爵士和律师黄秉干为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就骚动的起因展开调查。[30]在委员会聆讯期间，市政局议员叶锡恩等作供人士多番指责警方对被捕人士采用过份武力，更对部份人士作出严刑逼供。[31]不过，伊辅在其他场合向记者回应有关指控时，只强调警察如果不当使用武力，是有违警察训练的初衷，但对警方有否不当使用武力不置可否。

在1966年8月，伊辅获传召向委员会作供，在连日的聆讯中，虽然他反指叶锡恩过往每次向警方作出投诉，都使警方不胜其烦，[27]不过他却罕有公开承认警队内确实存在贪污问题，又披露有警官曾经主持驾驶执照考试，在短短三个月内贪污得10万港元。然而，伊辅也向委员会辩称，警队内存在的贪污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政府部门，尽管警队反贪部每年处理的贪污投诉个案有上升的趋势，但他认为部份个案的案情涉及警务人员瓜分贪污所得，是中国传统使然，难有调查结果。警队内部的贪污问题，要待日后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在1974年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才得以逐步肃清。

九龙骚动后不久，港府于1966年8月宣布伊辅行将届满55岁退休年龄，并已提出退休申请，获得批准。他随后于同年12月18日正式卸任，旋于翌日早上离港。[34]在离港当日，伊辅与夫人在多名警队高层和各界人士欢送下，于皇后码头登上警轮横渡维多利亚港，到九龙尖沙咀海运大厦转乘“长沙号”邮轮离开。当邮轮开出时，岸上警察银乐队还奏出《何日君再来》一曲，而伴随邮轮的水警轮则同时燃放爆竹欢送。水警轮一直护送“长沙号”邮轮至鲤鱼门，然后升起“顺风旗”，整个欢送仪式才告终结。伊辅夫妇乘坐邮轮离港后，首先到澳洲和新西兰作退休前休假，到1967年3月才正式返回英国定居。

伊辅在警务处处长任内曾数次离港作长期休假，当中包括在1960年12月至1961年8月和1965年2月至8月，每次休假都是由警务处副处长署任他的职务。[36][37]在1966年12月卸任后，警务处长一职遂由原副警务处长戴磊华接任，而副警务处长则由高级助理警务处长伊达善接任。为表扬伊辅在香港警队多年来的工作，他在1963年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获英廷授予CMG勋衔。

伊辅离开警队后返回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锡福德（Seaford）定居，退休后的他沉醉于高尔夫球和桥牌，而且一直到80多岁还继续参与滑雪活动。伊辅在2002年7月29日于萨塞克斯郡病逝，终年90岁。他的丧礼随后在8月29日正午12时于布莱顿举行，除了伊辅的家属外，另一前警务处长伊达善、前副警务处长武毅（Peter Moore）、前助理警务处长史务实（Richard Smallshaw）和前总警司高令时（Dennis Collins）等多名旧部均有出席；至于正借调往汉普郡布林斯山警官学院任教的苏锦棠警司，也代表香港警队出席丧礼。

伊辅在1945年12月娶琼·米尔翠·克里彻特（Joan Mildred Critchett）为妻，两人共有两子一女。伊辅生前的兴趣包括高尔夫球、滑雪和桥牌，并且是锡福德高尔夫球会和英国坎大哈滑雪会（Kandahar Ski Club）会员。

J.P. （官守[5]）

C.P.M. （1953年6月英女皇加冕授勋名单）

加冕勋章 （1953年6月英女皇加冕授勋名单）

Q.P.M. （1957年6月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

C.M.G. （1963年6月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