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23 21:50
冯契（1915年－1995年），原名冯宝麟，出生于浙江诸暨。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1935年，冯契考入清华哲学系，师从金岳霖、冯友兰等中国现代哲学最有影响力的清华学派代表人物，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文科研究所完成硕士论文。1950年代初，冯契来到刚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成为该校哲学系创始人，并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其著作曾受毛泽东主席推荐。
1935年，冯契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入学后不久，冯契就积极参加呼吁全民族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曾赴延安，并辗转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1941年至194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曾从学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离开西南联大后，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并在《哲学评论》、《时与文》、《展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与杂文。
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沉思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为中国当代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
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冯契的哲学思考涉及中国哲学史、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考察，侧重于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及科学的比较方法，冯契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中的逻辑环节，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包括如下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或者说，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说，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在冯契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在关注前二个问题的同时，又对后两个问题作了更多的考察：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原则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二者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就名实之辩而言，冯契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每当中国达到总结阶段时，就有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对辩证思维的形式进行考察，提出辩证逻辑的原理，在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荀子》、《易传》、《内经》初步形成辩证逻辑的系统，到宋明，从沈括、张载到王夫之、黄宗羲，辩证逻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冯契进而指出，与辩证逻辑的早期发展相应，中国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将道理解为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逻辑与辩证的自然观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冯契的这一看法不同于所谓中国人“重人生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的流行之论，它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和自然观的理解。
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是体现于冯契哲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以往哲学的考察，总是处处渗入他的哲学见解，而他的哲学思考，又伴随着对以往哲学智慧的总结。这种总结，比较集中地体现 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智慧说三篇》由三部相互联系的著作构成，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theoryofknowledge），而且应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
按冯契的理解，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二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由无知到知的过程发端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冯契认为知识经验领域无非是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得自经验者即是概念，用概念来摹写和规范经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由此形成了知识经验。
经验知识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冯契看来，认识并不限于经验领域，它同时指向性与天道，后者即是智慧之域。如果说认识论的前二个问题主要关联着经验知识，那么，智慧则更多地涉及认识论的后二个问题，即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而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又内在地关联着人的发展，后者便展开为自由的人格。冯契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
如何实现从名言之域的知识到超名言之域的智慧？冯先生从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诸方面作了考察。他区分了总名与达名，达名表示的是最高的类，总名所表示的是元学的理念，亦即大写的Idea，总名可以看作是达名的辩证综合，如时空范畴便是达名，当我们说在有限中揭示无限，在瞬间把握永恒时，便是以时空范畴作辩证的综合，以表述超名言之域。与辩证综合相联系的是德性的自证。理性直觉与辩证综合的主体是我，我不仅有意识，而且能自证其德性，亦即对自己的德性作反思和验证，在言行一致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诚与坚定。
可以看出，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又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以广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冯先生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作了沟通，并由此展示了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独特思路。
建国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政治教育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名誉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三届副主席，上海市哲学学会第五届会长，中国辩证逻辑学会会长。
著有《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历程》、《怎样认识世界》，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大词典》、《中国近代哲学史》，出版有10卷本的个人哲学著作《冯契文集》。
冯棉——《家父冯契》
2005年是家父冯契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和逝世十周年，值此“冯契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仅以此文表达对父亲的追忆与缅怀。
1915年11月4日
父亲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普通农户的家庭里。从小学开始，父亲就显露出聪明才智，学习成绩优异，尤以作文和数学见长。十八岁那年，祖父不幸病逝，家境窘迫。杭州初级中学校长唐世芳先生慧眼识才，伸出了援助之手，让父亲在学校兼任文书工作，有一份收入，使父亲的学业得以继续。父亲去清华读书的行装也是唐先生帮助备置的。唐先生是父亲的恩师，逢年过节，父亲都要去信或打电话问候，平时也常有书信来往。
1935年
父亲报考了南开大学数学系奖学金生，被录取；之后，又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公费生。公费生每月有二十元生活费，免除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父亲决定入读清华哲学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
在清华，父亲受教于冯友兰、金岳霖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哲学与逻辑功底。抗战期间，清华西迁昆明，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父亲在西南联大又选读了原北大教授汤用彤先生的“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大学毕业，父亲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哲学部继续学习，研读了古今中外各家的主要哲学著作，其间，金岳霖先生还为他一人授课，内容包括休谟(D.Hume)和布拉德雷(F.H.Bradley)的著作以及金先生的《知识论》手稿，冯友兰和汤用彤先生也多有指导。1993年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和1994年金岳霖先生百年诞辰，父亲分别写了《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和《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的探讨》两篇文章，深情地回忆了这段难忘的岁月。
1944年
父亲研究生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智慧》。对智慧的探索成了他毕生的信念，父亲生前出版的论文集名为《智慧的探索》，他晚年的最后三部著作《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被合称为“智慧说三篇”。
1946年
从1946年起父亲先后在云南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纺织工学院任教，并在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兼课。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于19 52年正式受聘，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直至1995年去世。其间，还先后兼任过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父亲酷爱读书，买书是他的一大喜好。他购书都是自己掏钱，从不用科研经费。他的科研经费仅用于外出开会的差旅费和市内的交通费，而且由系里代管，自己并不经手。家里有五只大书架，因书太多，只能分里外两层摆放，他时常理书，哪些书放在里层的哪个位置，清清楚楚。父亲购书重在实用，都为研究哲学而买。我的大舅舅、版本学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来我家翻阅了父亲的一书架线装书之后，所作的评价是：没有收藏价值。
文革前
父亲经常熬夜，烟也抽得厉害，主要抽“牡丹牌”，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好的香烟。文革中成了“牛鬼蛇神”，监督劳动，工资被扣得只剩下一点生活费，于是，只能改抽廉价的“劳动牌”香烟了，我记得是八分钱一包。1975年，发现患有肺气肿和肺原性心脏病，在医生的建议下，毅然戒了烟。从此，他的生活起居变得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六点钟左右起床，然后去学校数学馆附近的空地上独自一人打“杨式太极拳”，他打拳重在活动筋骨，远远望去，整套动作既不标准也不协调。每天傍晚，他和母亲一同外出散步，晚上也不再熬夜。
没有了烟，绿茶和绍兴黄酒是他所爱。绿茶大多是托亲朋好友买的或别人送的，尤其是安徽师范大学的臧宏教授，每年春天都会寄来几大包黄山茶林场的“毛峰”新茶，接到包裹单，照例由我去邮局领取，取回后父亲再把它们分放在一个个“火油箱”里。父亲喝茶用小杯，这是母亲特意安排的，为的是让他能多起身倒茶加水，离开案头活动一下。
黄酒是父亲自己买，他常在傍晚散步时去师大一村的小店买酒，不是“加饭”就是“花雕”，每天晚餐用热水温热了再喝。有客人来家，招待吃饭，照例也温上黄酒对酌，再加上几盘家常的荤素菜。记得在家招待的中外客人有：挪威的希尔贝克(G.Skirbekk)教授夫妇、美国的艾姆斯(R.T.Ames)教授、王浩教授、何炳棣教授和成中英教授、台湾的张尚德教授等。外校教授来参加父亲指导的研究生论文答辩，通常也请来家里便饭，如复旦的胡曲园教授、严北溟教授、蒋孔阳教授、上海师大的徐孝通教授、上海社科院的傅季重研究员等，这时，母亲也参加进来和客人们聊天，饭桌上的气氛热烈而亲切。
父亲生前曾为整理出版金岳霖先生的遗著《罗素哲学》、徐怀启先生的遗著《古代基督教史》、陈旭麓先生的遗著《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邓艾民先生的遗著《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而操劳，并为之作序或跋。父亲逝世以后，哲学系成立了“冯契先生遗著编辑整理工作小组”，全系教师通力合作，花了不少精力，将父亲的著作、论文、讲演录和哲学通信等汇集成十卷本的《冯契文集》，于1996至1998年间相继出版，母亲也参加了这一工作，选编了其中的“哲学通信”，并亲自撰写了“冯契年表”附于书后。可以说，《文集》的出版，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注：本文选自冯棉2005年11月1日在“冯契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暨冯契基金捐赠仪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