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0日，一所专门为革命培养文艺人才的学府——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了。这所由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由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共同发起创办的学校，设立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几个系，拥有一批杰出的教师，一成立就吸引了从祖国四面八方投向革命圣地的青年。鲁艺校址，初设在延安古城北门外西侧的山坡上。1939年迁到古城东门外桥儿沟。鲁艺音乐系的教师阵容强大，吕骥教自由作曲，向隅教和声，冼星海教作曲与指挥，杜矢甲教声乐……

1939年刘炽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刘炽考入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第三期，成了冼星海的高足，开始了他的“科班”音乐生涯学习作曲和指挥。毕业后进入音乐研究室当研究生兼助教。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了当时录取延安鲁迅文学院音乐系的情景：“我那时考可不像现在。记得我到冼星海老师的窑洞时，只有他一人坐在那里，我站在他前面。他让我唱歌，我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又让我唱了首《救国军歌》，让我谈谈对这两首歌的理解。就这么简单，我被录取了。”

刘炽刚刚入校就赶上学校排练《黄河大合唱》。宝塔山下，延水之滨，在一排排窑洞下面的山坡上，一位身着短裤，灰色上衣，脚踏草鞋的中年人，挥动着有力的双臂指挥着百多人的合唱，他，就是冼星海。 刘炽早就仰慕冼星海的大名了。这位贫苦船工的儿子，在贫困窘迫中在巴黎师从法国小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作曲家保国罗·杜卡学习，回国后，创作了大量声乐作品和电影音乐，《黄河之恋》《热血》，都为刘炽久久吟唱，当他入学不久，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听完《黄河大合唱》后，他便为这气势宏阔的大型场乐作品深深震撼了！

音乐概论、音乐运动、普通乐学、视唱、练耳、作词法、指挥、自由作曲、作曲法、合唱、器乐……第一学期功课多，刘炽每天啃那些枯燥的讲义，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但到第二学期分组研究时，他来到作曲组却如鸟儿投林般畅快了。刘炽迷上了作曲。枯燥的音阶在他的组合下变得浪漫异常，简单的音符在他的编织下产生出许许多多陌生迷人的音响，一种新的语言从他心里如小溪般流淌出来。冼星海要求学作曲学员每周交一首习作，他的第一篇习作是刘御作词的《陕北情歌》，冼星海在他的作业本上批：好。第二篇交的是一首儿童歌曲《叮叮当》，冼星海批：很好。第三篇刘炽交了一首混声二部合唱《打场歌》，冼星海为这孩子的灵气激动了，兴奋地在曲谱旁批道：“非常好，我希望它能在全国传唱！”冼星海的青睐，激起了刘炽更大的热情，这时候，冼星海却在他头上洒下丝丝细雨：小刘，搞作曲，要以民族音乐为创作主体，但还要向欧洲的歌剧、交响乐学习，要兼收并蓄，还要从文学与其他艺术中吸取养料……于是，他开始接触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开始读《安娜·卡列尼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罗米欧与朱丽叶》……

他继续到民间采风，凭借他独特的记谱方式，深藏起许多陕北、蒙古、新疆民歌和他家乡的小调，这些素材犹如条条溪流汇入他心中的音乐之泉。他一直认为：民族民间音乐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源泉。从在鲁艺开始，他的衣袋里就朝夕不离地装着一本用粗马兰纸装订的搜集民歌的小笔记本。他与马可、安波、张鲁、关鹤童在延安被称为与民间音乐结缘的“五人团”。

1940年5月，冼星海将赴苏，刘炽对恩师的离去恋恋不舍，他一直把星海送到南去的汽车上，他捧上手中的《联共（布）党史》请星海题字，星海落笔疾书——“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我们中华民族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这珍贵的题词，刘炽50多年来一直铭刻在心，化作他音乐创作的灵魂。

1940年10月，刘炽从鲁艺音乐系毕业，进音乐室当研究生不久，就奔赴鄂尔多斯草原考察蒙古族音乐。蒙古族文艺考察团由王锋带队，朱丹、王亚凡、李建彤、马寅与刘炽同行。他们来到伊克昭盟乌审旗，搜集民风、民俗、民间音乐。刘炽年龄最小，他身穿蒙古族服装，拜访活佛，结交喇嘛，与牧民交朋友，很快采录许多蒙古族民歌，他不只能记下来，而且很快就能唱出来，博得许多蒙古同胞的喜爱，由于他不会讲蒙语，老乡说：“这小伙，把蒙古话忘了，但还是咱蒙古族人。”

解放战争时期，刘炽到东北，开展了许多音乐活动，创办了音乐学校、星海合唱团，任校长、团长、指挥，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音乐工作者。指据了关外第一场黄河大会唱，开创了电台教唱革命歌曲的先例。在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1942年，他们写成《七月里在边区》，把典型的陕北民歌七声徽调式赋以乐观、开朗、向上的崭新情趣，一下子就在边区传开了。这一年鲁艺成立了“大秧歌队”，田方当大队长，刘炽成了总导演。以陕北民歌风为特色的秧歌红红火火地扭起来了，刘炽与严正当龙头，后来成为《五朵金花》导演的王家乙是“龙尾”，很快在陕甘宁边区出了名。安波的《兄妹开荒》一炮打响，刘炽充满乐观幽默感的《送盐》也成为新秧歌运动中有光彩的作品。

1943年，他为秧歌剧《减租会》编曲，他巧用陕北的古道情和山西的新道情完成的独唱曲《翻身道情》一直风行至今，郭兰英在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获得金质奖章。

1944年，为庆祝苏联红军反法西斯的历史性转折，刘炽与贺敬之合作写《胜利鼓舞》，他从已掌握、运用得相当圆熟的陕北民歌风中一跃而出，唱出一支振奋人心，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和声商调式进行曲——这里从“5”七度下行跳跃到“6”，运用了欢呼的乐句，新颖而又极为大胆，自然而又富于逻辑性，强烈而平稳。它第一次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写作勇壮的进行曲并不是非用大调式不可。

《胜利鼓舞》由秧歌队演出后，很快在解放区传开，毛主席看了鲁艺大秧歌队的演出说：“很有中国气派。”

1945年，刘炽随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出发，横跨五省，长途步行来到辽宁沈阳，担任东北文艺工作团音乐部主任，他又抓紧搜集挖掘东北民间音乐，在他创作《工人大合唱》《生产忙》时，新的音乐素材迅速得到了应用。

“你想让人民喜爱你的歌吗，那就决定于你是否热爱人民喜爱的歌。”刘炽从自己的创作中得到这个感受，于是，他面对《我的祖国》歌词，找来了解放以来群众最喜欢的几十首歌曲，再精中选精找出十首：《二月里来》《纺棉花》《草原情歌》《五哥放羊》《康定情歌》《小河淌水》《对面山上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小放牛》（与根据《小放牛》改写盼《卢沟问答》）。

刘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一个星期，除了吃饭、睡觉、散步、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唱这十首歌。唱累了用笛子吹，吹累了又唱，从中揣摸，体会这些歌曲奥秘，分析它们的旋律，情趣，节奏特点，语言性与矛盾性的统一，曲式的结构逻辑，调式调性的规律……刘炽“走火入魔”了。他在痴迷中似乎抓到点什么——根据这首《小放牛》改写《卢沟问答》的头两句被他们捕捉到了。

刘炽把这头两句略加改动，作为新歌的动机种子，动机找到了，刘炽欣喜难捺。如何发展这个动机？他投入了最真挚的情爱。那些可爱的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他们牺牲前的刹那间痴情地，如饥似渴地怀念祖国——母亲的高尚纯洁感情，促使刘炽很顺利地把宝贵的种子培育成幼苗，又把幼苗培育成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啊，“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他仿佛和“最可爱的人”一起看到了江南那优美如画的江山，迎风的稻浪，一起插秧褥草的亲人……他一气呵成了前五句歌词的曲谱，起、承、转、合非常顺畅。

1951年

新中国成立后调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任作曲，院艺委会委员。1961年调辽宁歌剧院任副院长兼艺委会主任。“文革”后调中国煤矿文工团任总团长兼艺委会主任。

1951年，周恩来总理交给中央戏剧学院一项任务：为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创作一个新舞蹈。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周总理访印时，受到了印度人民盛大而隆重的欢迎。印度作曲家为欢迎周总理还写了首优美的歌曲。尼赫鲁回访中国，作为东道主自然应该有像样的节目啊！

由胡沙、吴坚协助刘炽担任编舞，刘炽负责作曲。是古希腊欧特耳珀女神给予的灵感吧，他们想到了荷花，在信佛教的印度，释迦牟尼是在莲花座上诵经的，在中国，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一直是无比圣洁的象征。它既可以说是新中国的象征，也可是中印友好的象征。有了这美好的形象，《荷花舞》很快成形了。程若的歌词《荷花颂》也已定稿，作曲刘炽成了众目所归。

刘炽似乎不慌不忙，每天吃饭后照例打几小时的乒乓球。这时他迷上了小小的塑料球，正学拉弧圈，剧务黄山催他：“快拿曲子啊，等你的音乐排练呢！”

“没事，别急！”刘炽拿着球拍，眼睛盯着球。小小圆球在球台上飞来飞去，刘炽一直打到晚九点仍未停手，黄山急得火上房，又催他：“刘炽，这可是迎外宾的任务，你不能误事啊！”

刘炽边发弧圈球，边回答：“放心，明早准给你曲子！”

一直到十多点钟，刘炽才放下球拍坐下来谱曲——不到一小时，舞曲完成了。原来，刘炽几天来就一直琢磨着舞蹈的音乐，他从民歌《扬燕麦》中找到动机，一直在默默哼唱着《荷花颂》。等到伏案工作时已是水到渠成了。午夜一点，他将全部曲谱抄清，次日凌晨交付排练。一周后，《荷花舞》就在怀仁堂舞台上向中央领导献演了。

荷花仙女们舞姿翩翩，《荷花颂》音乐悠扬婉转。坐在观众席上的毛泽东主席高兴地鼓掌：“好，这个舞编得好！” 当尼赫鲁总理率印度政府代表团访华观赏这个舞蹈时，面对象征祥瑞的荷花，欣赏仙姿仙态的艺术，全团的人双手久久“合十”。中国青年代表团的艺术家把这个舞蹈带到了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为中国争得了舞蹈与音乐两项金奖。

1954年

中央戏剧学院将上演欧阳予倩的话剧《桃花扇》。导演、苏联专家列斯理对话剧的每个环节的处理都一丝不苟。李香君身陷囹圄后被吊打，老师苏昆生在大雪纷飞的附近森林里吹起了《寒冷的大地》，他要用笛声传情，让香君坚强一些，这段4分多钟的笛子曲，先后请了两位颇负盛名的作曲家来谱，列斯理听后都连连摇头。

助理导演吴坚找到刘炽：“请帮忙，后天就预演了，你是延安吹笛子最好的了，千万把这段笛子曲给完成了！”

刘炽熟悉《桃花扇》的故事，也深深喜爱这场戏，苏昆生以笛子传情正符合他的口胃，他爽然应允：“好，你把录音机搬来，我给你即兴作曲并吹奏，三分钟时你举一下手，暗示一下，最后十秒，再举一次手，我好完整地结束它……”准备停当，吴坚按下键盘，刘炽笛于模吹，一曲忧怨中揉着刚劲的笛声顿时萦绕于梁下，飞飘向窗外……

吴坚将录音送给列斯理，列斯理连听三遍，一遍比一遍兴奋：“比我想象得还要好，还要激情，真正的中国气派！我一定要见见这位中国作曲家！”

《桃花扇》正式上演了。观众拿到节目单只见演职员表上印着：笛子独奏由刘炽即兴作曲并演奏。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上演印度古典诗剧《沙恭达罗》。导演吴雪找到刘炽搬兵：“急人之急，胜过圣贤，为我写这部诗剧的音乐吧！”

《沙恭达罗》是印度古代最伟大诗人、戏剧家卡尼婆娑的作品，诗剧描写了国王豆扇陀与沙恭达罗爱情的悲欢离合。要为这部古代印度诗剧谱曲，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难题症结在于：人们不熟悉印度音乐，也缺乏资料。

怀着为人解难，“雪里送炭”的心情，刘炽接下了任务。他找来《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印度影片的音乐，又从印度使馆借来来一些印度古典音乐，一遍遍地听，如痴如魔地吟唱，他体味着印度音乐的特色，区分着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之别，然后，一段段，一场场把《沙恭达罗》的音乐攻下来。

中国青艺在首都演出《沙恭达罗》获得成功。出席观看的印度大使馆官员说：“诗剧的音乐配得太好了！”

不久，印度大使馆为庆祝印度国庆在和平宾馆宴会厅举行招待会，特别邀请了《沙恭达罗》的导演吴雪、主演梅熹、白姗与刘炽出席。吴雪将刘炽介绍给印度驻华大使，大使握住刘炽的手说：“先生太了解印度文化了，您分得清卡尼婆裟与泰戈尔时代印度音乐的区别！您到过印度吗？”刘炽摇摇头：“没有。虽然我向往印度。”站在他们中间的周恩来总理说话了：“这是我们喝延河水长大的音乐家！” 印度大使恭敬地向刘炽赠送了两件礼品：一尊金光闪闪的印度舞蹈女神，一套精彩的印度乐器模型。多少年，刘炽一直珍藏着这两件礼物。可惜，这尊女神，这套乐器，在后来的那场劫浩（文化大革命）中连同刘炽因荷花舞音乐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奖状，都在“造反派”手中“灰飞烟灭”了。

1956年

延安时代的战友，《上甘岭》的导演沙蒙找到刘炽，让他承担影片的音乐创作。看过脚本，刘炽大为振奋，欣然从命。进入创作了。为这支《我的祖国》沙蒙向刘炽提出：“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遍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过了若干年，这电影不演了，只要唱起这支歌，就会联想起影片中动人的场面，就会怀念起那些可歌可泣的志愿军英雄们！……”

沙蒙是很懂音乐的电影导演，他提出的音乐要求相当高，却不是无的放矢的。因为他知道刘炽写电影音乐是有潜力可挖的，1949年刘炽为《人民的新旅大》谱曲，其中《柔和的阳光》很快传开。1950年凌子风导演的《陕北牧歌》刘炽谱写音乐，插曲《崖畔上开花》《刘志丹颂》风行全国灌制了唱片。他为儿童故事片《祖国的花朵》谱曲，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更是在少年儿童中间久唱不衰……

然而，刘炽却未敢夸海口。他说：“沙蒙同志，世界上神枪手有两种，一种是指哪儿打哪儿，第二种是打哪儿指哪儿，我的作曲属于第二种。”话虽这么说，重托的分量已压在肩头，刘炽暗下决心要严肃对待，绝不辜负沙蒙的热切希望与影片中的英雄们。

由林彬、曹辛、沙蒙合写的《我的祖国》歌词在刘炽面前铺开了——

祖国啊，我的母亲，

你的儿女，

离开了你温暖的怀抱，

战斗在朝鲜战场上。

在我们的身后，

有强大的祖国……

刘炽读了几遍，怎么也捕捉不到旋律。他觉得这首词缺少中国诗特有的韵律，按词谱曲，纵然费九牛二虎之力，充其量也只能写成欧洲式的抒情歌曲，在广大人民中不能流传。于是他坦诚地向沙蒙谈了自己的看法。沙蒙善解人意，很快按刘炽选定的词作者请乔羽重写了一首《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诗情画意很快把刘炽带进一个新境界，他开始有了信心，着眼对音乐素材的捕捉。他一直认为：民族民间音乐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源泉。开始谱副歌了，田园风的抒情画面，一跃变成了勇壮的英雄群像式大幅浓烈油画，对祖国的深情怀恋要升华为提起祖国就感到骄傲与自豪的情感。祖国，多么博大，多么可爱，她有光辉悠久的历史，她的高山，峡谷，长江，黄河，森林，牧场，平原，田野，是那么辽阔，那么瑰美！为保卫她而流血牺牲也是壮美的！刘炽觉得自己心中也升腾起一股对祖国的挚爱之火，他的笔在五线谱上上下滑动着，开阔的长音，从弱拍起大调的典型进行……与前五句词对比强烈，更加壮美的副歌音乐产生了。《我的祖国》在影片《上甘岭》中是首插曲，《英雄颂》才是影片的主题歌。迎着总攻击令的冲锋号，志愿军战士们从坑道里打出来，向前猛冲，直到影片结束。这是一首加入钢琴伴奏多达十多分钟的混声大合唱，刘炽把它处理成一首壮烈雄健的男性美的合唱，表现志愿军威武不屈，惊天动地，英勇顽强，气贯长虹的风貌和气概。

当影片音乐录制完成后，一位艺术界的前辈对刘炽说：“我听出来了，你在上甘岭阵地上找到了一个优美深情的女儿，又找到一位英勇顽强的儿子！”面对“知音”刘炽笑开了：“是的，你很理解我的苦心，我把《我的祖国》当成柔美明媚的女儿，把《英雄颂》作为威武不屈的儿子，他俩各有风貌，性格，但共同点都是民族的，而不是俄罗斯的，法国的和德意志的，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的！”

自古男儿有泪不轻弹。刘炽是个硬汉子，但在《上甘岭》的曲谱堆里，他却止不住落泪了。当他写作七连指导员牺牲场面音乐时，他泪如雨下。以双管管弦乐队加大锣演奏出的这段雄浑悲壮交响音乐，震荡多少人的心弦？呼唤

多少人心灵深处的感情？当刘炽把它谱就时，他眼前呈现的不只是志愿军战士壮烈殉身的场景，他的思绪还飞回到14年前抗日烽火燃遍黄河两岸的日日夜夜。

《上甘岭》电影音乐的成功，使刘炽成为电影导演心中的一杰，关键时刻常来找他“捧场”。金山导演《风暴》只差18天就审片，找他写音乐，他拼命似地把音乐赶出来了。王震之导演《三八线》也来找他，刘炽掂掂作品，却谢绝了。他对王震之说：“都是抗美援朝题材作品，我写《上甘岭》已是精疲力尽了。”

偏偏又一个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作品找上门来，《英雄儿女》的作者，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毛烽和电影导演武兆堤专程赴沈请刘炽再度出山。刘炽却面有难色：“感谢两位盛情，但我写过了《上甘岭》，音乐上恐怕难有突破，加上现在又是辽歌副院长，实在脱不开身……”

毛烽和武兆堤很有招法，他们找到周桓：“周书记，您是原志愿军政委，应该支持我们让刘炽去写《英雄儿女》的音乐啊！”话，说到了点子上，周桓答应了：“好，我说服刘炽让他去。”

武兆堤刚回长影，林农又来找刘炽，请他为《兵临城下》写电影音乐。刘炽说：“实在对不起，我已经接下了《英雄儿女》……”

林农盯住了他，又去缠周桓：“《兵临城下》和《英雄儿女》一样，都是长影1965年的重点片，而且这一部是辽宁推出的作品，主要演员李默然、王秋颖、赫海泉都在辽宁，您一定要支持啊！”周桓又被林农说话了，对刘炽说：“你就能者多劳，到长影都给完成了吧！”

两副担子一肩挑，刘炽一来到长影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对于事业心强的艺术家，这压力常常变成动力。刘炽接过《英雄儿女》剧本，读了三遍，王芳、王成、王文清、王复标四位志愿军指战员和老工人的形象很快在他眼前晃动起来。再拿起老搭档公木送来的歌词《英雄赞歌》，他已按捺不住自己感情了。这词，写得好！深情，壮丽，博大而磅礴。

用什么种子或动机？他开始寻找脑海中记忆的库存。在鄂尔多斯草原伊克昭盟搜集的300多首当地民歌的旋律在他耳际萦绕了。

《巴特尔陶陶呼》，是他蒙古族干妈阿姐花（银花）教他的一首民歌，干妈阿姐花是乌审旗方圆百里有名的歌手，这首民歌阿姐花在四胡、三弦、微子、大正琴伴奏下，唱得十分博大。刘炽听后对陶陶呼这位蒙族英雄敬仰备至。于是，一个种子迅速发芽了——起、承、转、合，刘炽顺利完成了第一段歌词，接下来去该重唱第二段了。但刘炽觉得在音乐的舒展中，言未尽，兴正浓，若马上反复则有半途而废，未推上高潮的感觉。情之所至，刘炽顾不上找公木同志，自己续上了一段副歌歌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他用强烈对比的方法；把歌词和音乐升华再升华，把英雄气概用浪漫主义手法推向感情的高峰，使唱者与听者，对英雄的崇敬和热爱达到尖端的程度。公木果然是知音，他认可了。公木说：“续得很精彩，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贝多芬说：“当我作曲时，总是在心里描绘一幅图画，顺着那个轮廓前行。”刘炽觉得，不但有一幅画，还有一条感情的曲线，循着这条曲线情感不断向峰巅冲去，直到心灵得到满足。作者如斯，唱者亦如斯。歌唱家唱到《英雄赞歌》的副歌时，也觉得淋漓尽致，声情像火山喷迸般爆发了！像《我的祖国》一样，《英雄赞歌》又一次博得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厚爱，许多女高音歌唱家把它视为能体现自己的艺术水平的独唱保留节目，在全国盛为流传。

音乐，使刘炽有了一个倾吐感情的窗口，多少年来，他不断地在五线谱上滑行，用心灵，去创造如诗如花的生活！

1957年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大型彩色宽银幕文艺纪录片《1957年国庆》，请刘炽谱写电影音乐。刘炽站在开国大典的观礼台上，看着那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他觉得自己也是编织这面招展的红旗的一条经线，一条纬线……是的，他也难忘1948年他在哈尔滨为迎接全国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赶写《工人大合唱》的情景。为了讴歌工人阶级为解放全中国日夜奋战的业绩，他与胥树人深入到车轮厂、纺织厂、铁道工人一、冶炼厂……在轰鸣的马达声中，他写完《工人大合唱》，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建设新中国》，合唱队演唱到这儿时，自豪地引颈高歌：“要把旧世界彻底改造，新中国繁荣又富强……”

刘炽多么渴望写一支成功的祖国颂歌啊！就在开国大典的观礼台上，他第一次确立下这个目标。转瞬八年。当他看过《1957年国庆》毛片，拿起乔羽的新词《祖国颂》的时候，他的情感天马行空般在祖国的蓝天驰骋了。

1958年

元旦，影片定为《祖国颂》在全国献映，这首主题歌强烈地扣动了亿万人民的心扉，于是，从喀拉昆仑哨所到东海之滨，从乌苏里江畔到“天涯海角”到处回旋着《祖国颂》这雄伟辽阔、优美动人的歌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喜爱上这首歌，多少年来每当“五一”、国庆这样盛大的节日，都要播放它。

周总理喜爱上《祖国颂》，每次给重要国宾安排中央乐团的合唱，总理要点唱这首歌曲。他熟悉歌曲的旋律，也熟悉歌词。一位中央乐团的指挥回忆说：“那几年‘共产热’吹到乐团，有人把朗诵词‘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改为‘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周总理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找到他，严肃地批评说：歌词怎么能这样改呢？是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要改回来！”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排练进入最后阶段，胡耀邦同志来到现场。总书记看过全部节目后说：“我最喜欢《祖国颂》，这个大合唱气势磅礴，优美深情，有民族风格……”

作为作曲家，刘炽把为祖国讴歌当成了最崇高的使命。他确立座右铭般地写道：“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中华民族，是我一生永久的主题。”

1961年

刘炽与《团结就是力量》的作者之一牧虹来到辽宁歌剧院。他担任艺委会主任。第一副院长。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辽宁省委书记周桓以爱惜艺术人才在全国著称，被誉为“全国总导演”，他总是把刘炽推上创作的热潮之中。

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到沈阳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无事生非》与雪克创作的《战斗的青春》。周桓关心着两剧的演出，让刘炽为《战斗的青春》作曲。

“刘炽同志，给你二十天时间，把音乐拿出来。”周桓说。

“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刘炽回答。

“那么就十天？一周？”

“只要三天！”

“你别胡弄了！”周桓有些不相信。

“三天足够了！”刘炽固执地说。

回到辽歌大院，刘炽把房门紧关，夜以继日地为《战斗的青春》写伴奏音乐，仅仅一天半就告捷了。中午，他动员乐队队员抄写分谱，随后合练。同时给周桓打电话汇报，周桓的王秘书接电话，惊愣住了：“什么，四点钟请周书记去听？还不到两天哪！”

午后四点半，周桓的汽车开进辽歌大院，五点，听乐队合乐，听着听着，他兴奋地站起来随音乐打起拍子……

“好！刘炽，说话算数，真有你的！”

不久，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第二个春天》，排出了强大的演出阵容，由李默然、辛薇主演，特邀著名导演黄佐临由沪来沈执导。周桓向黄佐临推荐刘炽：“这个剧的音乐，刘炽写最合适！”

刘炽随黄佐临和剧组同志到旅顺口海军基地体验生活，住进海军招待所。

傍晚，斜阳为碧海染上金黄，湖水漫漫，海鸥翱翔。从舰艇归来，黄佐临向剧组同志说戏：“……这部戏，‘飞’字是戏眼，能否，‘飞’起来，是全剧成功的关键！……”

刘炽谈他的音乐构思，却独出心裁，自有主见：“我写这个剧的音乐，核心抓个‘情’定，情冷、情热、情浓、情淡、情深、情浅……”

黄佐临对他刮目相看了，他问李默然：“这刘炽是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

“他是延安鲁艺毕业的，冼星海的学生。”李默然说。

“噢，冼星海是我的老朋友。”黄佐临蓦地感到名师手下的这位高徒可以信赖了。他对刘炽说：“就按你的理解写音乐吧！”

刘炽住进专家宾馆，拒绝了服务员送来的威士忌、咖啡、奶油点心，说：“你给我泡一杯热茶就可以了。”

“两天，十二段音乐完成了。”

剧中有一段中国海军科研人员在宾馆招待法国客人走入舞厅的戏，听到圆舞曲，法国客人问：“这是约翰·施特劳斯的曲子吧？”

“不，这是中国作曲家的《扬子江之波》……”

由管弦乐队演奏的刘炽这一曲《扬子江之波》在《第二个春天》上演之后，优美的旋律真的使许多外宾为之倾倒了。

刘炽这段时间还在进行一项“重点工程”。从1959年起，他几乎用了四年时间来谱写由李坚、郦子柏18次易稿完成的歌剧《阿诗玛》。

《阿诗玛》原是云南圭山地区彝族分支撒尼人当中流传的长篇叙事诗。聪颖美丽的阿诗玛与勇敢机智的阿黑哥的动人爱情故事，深深感动了易于动情的作曲家刘炽，他发誓要用音乐创造出不朽的撒尼族姑娘阿诗玛的形象。

创作出第一个歌剧《塞北黄昏》之后，刘炽又参加过《血泪仇》《周于山》《白毛女》等几部曾震撼亿万人心灵的大型歌剧的创作。但这几次创作，他都是合作者之一。《阿诗玛》是由他自己独立完成的一部大型歌剧作品。

几年间，他采录、整理了大量彝族撤尼人民间音乐，深入到云南圭山撒尼聚居的地方体验生活，回到沈阳再进入新的创作过程。他的案头堆起小山般的谱稿，最后完成的歌剧总谱长达815页……

1963年

元旦，辽宁歌剧院在辽宁艺术剧场首次公演《阿诗玛》。在舞台上初绽头角的青年女高音顾企兰的阿诗玛，一出场就闪烁出光彩，《天上的鸟儿》流畅而优美，《阿黑哥，等着我》深情而婉转，久久地震颤着观众心灵的琴弦。

“阿诗玛！一”剧场里呼喊着这个名字；蓝天上呼唤着这个名，字，仿佛大西南的山谷中也回荡着“阿诗玛！一”这催人泪下的呼唤。

周桓走向刘炽，祝贺他的成功。刘炽神采焕发，前所未有地欢悦，他心中盘算着，还要再写几部歌剧。

1963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首次访华，周恩来总理指名要中央乐团准备为客人演唱《祖国颂》，周总理说：“《祖国颂》是首好歌，它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一首歌，蕴含着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多么崇高的评价。

周总理还点名让刘炽赶写一首《欢迎歌》——《阿布阿萨德》（柬埔寨语）。

富于柬埔寨韵味的《阿布阿萨德》由中央乐团的歌唱家们演唱，西哈努克听得摇首击节，笑眉频展。待到听完《祖国颂》，他连声称赞：“这首合唱曲气魄很大！作者在北京吗？”

周总理笑了，指了指坐在身后的刘炽说：“这首歌和《阿布阿萨德》的作者就在我们后面，他是延安长大的孩子，现在是我们的作曲家。”

西哈努克转过身，向刘炽点点头，双手合十，许久，许久……“延安长大的孩子”，自然是“红小鬼”，红小鬼成了创作50年作品音乐会的主人，50年沧桑变化啊！抗日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黄河的惊涛，长城的风云，白山黑水的咆哮，中原大地的锣鼓……刘炽，是怎样走过来的？

新华社在《祖国万岁》音乐会举行的时候，向海内外发出专稿：《一曲祖国颂，半生中华情》；

《瞭望》周刊海外版发表专访：《以祖国和人民为主题——访作曲家刘炽》；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民族音乐的旋律》……

他的好友程云在为他歌曲选写的序言中，回顾他的创作道路后说，他是“继续奔流的河，还在燃烧的火”，却也捎带一句：“刘炽同志不是完人，甚至不是个循规蹈矩的战士。”……啊，刘炽，是一颗闪亮的星？是一株崖畔上高挺的树？还是浮在空中的一团难解的疑云？是一丛被雾蔼围裹的虬枝？

循着音乐的魔力我开始寻找，寻找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音乐家的足迹，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长途跋涉……

刘炽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风雨坎坷。然而，即使在寒凝大地的日子里，他心中也永远温暖，他时时刻刻在心中编织着歌唱祖国的诗与歌。因为，他总是品尝着人民给予的爱。

“下放”到辽宁南大洼的三道梁子，他住在一间简陋的茅草房里。大风雪中，他常被拉到远远近近的村子里去批斗，寒冷、疲惫、困倦袭裹着他，这时候，有人在他耳边细语：“我们知道你是好人，谁敢打你，我们不让！”

一次筑河坝抬河泥，四个“造反派”要“收拾”他，一个大抬筐，一边由刘炽一人抬，另一边四个大小伙子轮番快抬快跑，要用抬筐把他压垮，一位老工宣队员苗师傅看出了“门道”，巧妙地把刘炽换下来……

急风夜雨，突然袭来，刘炽草房的檩子断了，大雨倾盆入室，全家人在雨中瑟缩。纯朴的农民蔡九海不怕“沾包”，帮刘炽修好了房子……爱，如细雨，如柔丝，丝丝蔓蔓，点点滴滴，润泽、坚韧着刘炽的心。

忽然传来凶讯。周桓、洛汀、刘炽……已被列入36名被处决的“反革命名单”。毛远新在营口对一个爪牙说：“盘锦不算大，埋刘炽洛汀他们够用了吧？”

面对死亡，刘炽觉得有一件事必须做完，那就是要写完献给祖国母亲的又一首大合唱——《大地颂》。

1984年

《大地颂》公演了，刘炽觉得意犹未尽，兴犹未减，他立志要再完成一部献给祖国的大合唱，组成《祖国三部曲》。

大雁从南方飞向北方，

在蓝天抒写着欢乐的诗行，

春风从东海走向昆仑，

为大地谱写绿色的乐章，

伟大的祖国啊，

我的父母之邦，

我们为你祝福，

永远为你歌唱……

1987年

他重访故乡西安，在《陕西日报》上发现了诗人党永庵这首新作《微笑的太阳》，又惊又喜，他火急地找到作者，请他改写成大合唱歌同。

刘炽正担任着中国煤矿文工团总团团长，当他回到北京西直门外黄庄的住所，像年轻人一样，不顾酷暑，不分昼夜，陶醉在诗情与音乐之中。以最快的速度，最矩的时间拿出了《微笑的太阳》总谱。

《微笑的太阳》由指挥家冯长路指挥由陕西省交响乐团在西安演唱，一举成功。刘炽创作《祖国三部曲》的夙愿终得实现。

1989年

9月12日，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在刘炽的《祖国颂》大合唱声中拉开了帷幕，这首胡耀邦总书记生前称赞为“气势磅礴，优美深情，民族风格”的大合唱，已经在我们共和国大地上流传整整32年了。

1989年10月10日，北京展览馆剧场，刘炽创作50年大型作品音乐会——《祖国万岁》在这里举行。

太阳跳出了东海，跳出了东海，

大地一片光彩，一片光彩。

河流停止了咆哮，停止了咆哮，

山岳敞开了胸怀，敞开了胸怀……

圆号、小号、长号、大号奏出了抒情的引子，短笛、长笛、双簧管、大管随即加入，小提琴、中提琴、大贝司、低音贝司的弓弦同时发出柔和的颤音，一曲《祖国颂》在优美的旋律中开始了。整个剧场静极了，只有乐音在回旋，在萦绕……坐在观众席国家各部委领导和刘炽老战友贺敬之，艾知生、穆青、郑拓彬等人中间的，有一位黄发长髯的外国友人——伊利·赫米维茨，著名的美国钢琴家，他是专程与翻译赶未听音乐会的。舞台上由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指挥的庞大交响乐队，100多人的多声部合唱队，使他神迷。他聆听着，聆听着，发出惊叹：“多么丰富的音乐！多么磅礴的气势！我没有想到中国有这么好的乐队，这么好的合唱团，这么出色的大合唱！……” 这惊叹，恰似二十多年前类似惊叹的重演。

创作生涯是从1939年发表处女作《陕北情歌》开始的，已创作了大型作品70余部，中小型作品近千首，著述了15万字的多篇论文，出版了作品集14本，中小学音乐教材中收入他的多首歌曲，他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流传之久远实属当代音乐家中罕见。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歌剧有《白毛女》（曲作者之一），《减租会》《果园姐妹》《牧羊姑娘》（与人合作），《火》《阿诗玛》等；电影音乐《陕北牧歌》《上甘岭》《祖国的花朵》《风暴》《英雄儿女》《大渡河》《哪是我家》等；大合唱有《工人大合唱》《边疆战士大合唱》《祖国颂》《天天向上》等，还有《荷花舞》《牧笛》，第三、六套广播体操音乐，管弦乐《哀乐》等。又为孩子们写了童声大合唱《英雄少年》，还有《天鹅之歌》《山谷里的回声》《兰天和大地》《金色的小船》等。他的歌曲《翻身道情》《崖畔上开花》《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在大地上栽种鲜花》《我的祖国》《英雄赞歌》《新疆好》《祖国颂》等几代人共同传唱，其中《翻身道情》《新疆好》《菏花舞》获世界青年联欢节奖。《祖国的花朵》获电影音乐奖。《让我们荡起双桨》获各种全国奖。《我的祖国》获全国首届金唱片奖。《祖国颂》已成为各种庆典必唱歌曲之一。新近创作的《卫士的摇蓝》《矿工是人类的太阳》获全国歌曲金奖。刘炽十分注意把创作的根深扎在民族音乐的土壤里，并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好的技法，以祖国、人民、中华民族为永生创作主题，从而形成了他鲜明的艺术特点，旋律隽永优美、朴素情深、气势磅礴、民族风格浓郁。因此他的音乐深受人民的喜爱。刘炽年逾七旬，至今壮心不已，笔耕不辍，为祖国人民、中华民族流淌着河一般的旋律。

2009年10月17日晚，“《我的祖国》——刘炽作品音乐会”在世纪剧院隆重举行，这是一台高质量的音乐盛宴，汇集了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国广播电影乐团等艺术团体的200多位文艺工作者，著名歌唱家郑咏、黄越峰等将热情加盟，刘炽的女儿、歌唱家刘萤萤倾情演绎了父亲的作品《我的祖国》（领唱）。

剧院通栏横幅上注明了音乐会的标题：《我的祖国》——刘炽作品音乐会，当响起“一条大河波宽……”的乐声，无不令人热血沸腾，它抒发着一代又一代人对伟大祖国的热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用青春和热血献身祖国的建设事业。大幕开启，一行不大的字映在屏幕下端：“燃烧的火、奔腾的河、人民的心声、刘炽的歌！”这是本场音乐会的主旨，宣泄着刘炽家人和所有热爱他的音乐的人们对他由衷敬佩与怀念！

整场音乐会展示了人民音乐家刘炽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伟大祖国的颂扬、及其对美好生活的解读。由刘炽的女儿亲自领唱的《我的祖国》是那么的深情，以致泪水润湿了观众的眼眶；特别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郑咏演唱的《英雄赞歌》，那高亢、饱满的歌声，给人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振奋不已！还有一系列不同风格的歌曲，极具时代感，有种久违了的感觉！由国家一级指挥、著名指挥家杨洪年老师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与女子合唱团”的演唱，把人们带回到童年的美好回忆。那是“第三章明媚春光”共三首歌：《天天向上》选曲“长、长、长” 、由乔羽作词的《我们在这大地上栽种鲜花》《让我们荡起双浆》歌。白衬衫、红领巾、还有那花格子的背带裙，荡舟北海的情景，恍如昨日童年重现！亲切无比……舞台上，孩子们的歌声是那么甜美、清纯，艺术造诣已相当了得！音乐会结束了，许多观众久久沉浸在对作曲家刘炽的深深怀念与沉沉敬仰之中！刘炽以他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留给了我们这么多优秀的、经世传颂的作品，人民会永远怀念他！

1998年10月23日逝世，享年77岁。

刘炽是我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一生谱写了上千首歌曲，他创作的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歌《英雄赞歌》、电影纪录片《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以及歌曲《翻身道情》、《新疆好》，组歌《祖国颂》，歌剧《阿诗玛》等，成为影响几代中国人的音乐经典。

刘炽创作生涯是从1939年发表处女作《陕北情歌》开始的，创作了大型作品70余部，作品包括歌剧音乐，大合唱、电影音乐各10部，及其它中、小型音乐作品。著名的有大合唱《祖国颂》；《我的祖国》（电影《上甘岭》插曲）、《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舞蹈音乐《荷花舞》等。

歌剧有《白毛女》 《牧羊姑娘》（与陈紫合作）、《火》、《阿诗玛》等；其它有《工人大合唱》《边疆战士大合唱》《天天向上》《荷花舞》《牧笛》，第三、六套广播体操音乐，管弦乐《哀乐》等。童声大合唱《英雄少年》《天鹅之歌》《山谷里的回声》《蓝天和大地》《金色的小船》等。

2019年6月，《让我们荡起双桨》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翻身道情》、《新疆好》、《荷花舞》获世界青年联欢节奖。

《祖国的花朵》获电影音乐奖。

《让我们荡起双桨》获各种全国奖。

《我的祖国》获全国首届金唱片奖。

《祖国颂》已成为各种庆典必唱歌曲之一。

新近创作的《卫士的摇篮》《矿工是人类的太阳》获全国歌曲金奖。

早在延安时代，美国著名女记者海伦·斯诺观看了刘炽的歌舞表演，称赞刘炽是“少年天才”，是“最受欢迎的童星”。海伦·斯诺并教会了刘炽西洋舞。海伦·斯诺夫人用摄影和文字多次记录了这位红色少年，在她的1952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尘》著作中写道：“当我去参观中国人民抗日剧社学校——该社的社员包括演员50人——的时候，宿舍中只住着19个孩子……剧社中有三个特别有趣的人物：导演赵品三，剧校主任温涛和男童星刘炽，当我第一次专访问剧校时，正式被两个男童星握手相迎：一个惊人聪明的机灵小男童和他的伴儿王文祥。他是一个强壮的长成的大男童，做着校中的班长……

“刘炽和王文祥两个儿童演员是我夏天的小爱人。他们常来访，坚请我教他们美国式舞蹈，我想不出什么合适的，除了几步踢踏舞原是我曾经一度当作一种运动而试学的。我把这跟我模糊记得的孩子时代舞蹈动作凑合起来，但他们以为这功课非常有味。循着留声机唱片About Quarter To Nine（《大约八点三刻》）勤奋地练习。不久，刘炽教其他同学跳踢踏舞，他们着魔得厉害。然而，他们在剧院中的表演都不是一个大成功——鞋底上没有装铁片是一个大原因。

“他是一个少年天才。剧团里一个受人欢迎的演员。他会模仿无论什么。有一大张小调和小贩叫卖的节目单。那些都是他小时候零星学来的，他演出一节很好的拳术。他在剧院里唱得太多了，他的声音几乎被毁坏，医生们有一个长时期禁止他歌唱来恢复它。他机敏的才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时常使我惊异的地方。“刘炽已有主角倾向，譬如他不穿规定制服，戴一顶有红星的黑绒便帽……”。

1980年海伦·斯诺在她的《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中，以专章《中美友谊——四十二年之后》再次记叙了她对刘炽的记忆与交往，从中我们看到了少年时代刘炽的轮廓。刘炽为了感戴海伦·斯诺这位舞蹈教师，1987年当海伦·斯诺七十寿辰的时候，他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我们的朋友海伦·斯诺》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