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为政者一统天下，改元登基，或皇帝登基，大都收集全国图书，统一文字。秦皇的“书同文，车同轨”。

汉代的“熹平石经”以及曹魏的“三体石经”，都把统一文字和规定学术思想的标准范本视为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

武则天也不例外，她相信文字对于思想统治的力量，为了文化改革，还独创了一些文字，替代原有的文字，以除旧布新，实际上也有神话传说、迷信和愚民因素在里面。据武后颁布的诏令《改元载初赦》：“（则天文字）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可知，则天文字并非是乡壁虚造，无所凭据。

中国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志·六书略》中称，武后新字中至少有七字来自篆文、古文或籀文。

武则天当政时，尤其重视文化建设，唐人沈既济在谈及武后科举制度时说到：“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已成风”。武则天相信各种祥瑞，她认为各种神秘力量能够帮助她打掉政敌，助其完成任务。还需指出的是她特别迷信文字，她觉得文字一改变，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能帮助其做成一件事。她经常给人家改名，比如她把王皇后的“王”改名为“蟒”，把萧淑妃的“萧”改姓为“枭”。

因此，她后来的“造字运动”也就不难想通了。这批新创制的文字虽然被冠以则天文字或武后新字等的名号，但却并非武则天本人亲自制定的，而是凤阁侍郎宗秦客等人创制用以献给武则天的。

关于则天文字的字数，前人屡有论及，但著录字数不一。根据中国著名学者施安昌先生对现存唐代碑志拓本考究，发现武则天曾前后两次为“月”字改形，如果将两次所改的“月”算作两个新造字的话，那么武周新字共有18个。当前学界主流看法是中国著名学者施安昌的观点，即“十八字说”，其中包括两次对“月”字的改写。

一、最初数目是十二个字

宋代史学家欧阳修撰《新唐书》卷七六 《后妃传上 ·则天武皇后传》曰：“载初中，又享万象神宫。……作曌、天、地、日、月、星、君、臣、戴（初）、载、年、正，十有二文，太后自名曌，改诏书为制书。”

根据以上《新唐书》（注：《新唐书》把“初”误作“戴”）所述及宋代杰出史学家宋敏求所著的《唐大诏令集》的记载，毫无疑问十二个字是最初改文的数目，说明武后创制了十二个新字，除了自己所用的“曌”名外，另有“天、地、日、月、星、君、臣、初、载、年、正”此十一字。这批文字的创设目的与历代皇帝的登基改元，制礼作乐，提倡斯文，以彰显一代新人新气象的传统做法别无二致。

为了疏通武则天登基称帝遇到的政治阻力，一批拥护武则天的政治和尚通过对佛经《大云经》疏文注释，假神道以设教，刻意曲解经文文意而另赋新意，从而创作出《大云经疏》。

永昌元年七月壬午（公元689年）《大云经疏》成书后上表于朝，甚得武则天欢心，于是将新创的十二个新字在载初元年正月（即永昌元年十一月）颁行于天下，并援用于经疏中，抄赐发行于全国各州，并请名僧升高座，向天下百姓说明此经典中的预言：佛遣净光仙女到震旦王国土事，各州庙宇也改称“大云寺”。

这一部被认为是服务政治的谄媚经典，没想到随着武后后来还政及亡逝，终告佚失。讵料千余年后，居然还保留在敦煌十七号洞窟中，且完整地保存了“天、地、日、月、星、君、臣、初、载、年、正”等十一个则天文字，除了“君”、“正”偶而保存了旧日的形体外，第一批新创制的文字全应用于这一经典的书写中，也证实了欧阳修《新唐书》把“初”作“戴”的谬误。

二、后来数目增至十八字

历来文献对唐代武后撰作的新字的载录语焉不详、莫衷一是，造成后世关于则天文字字数及字形不能统一。中国学者施安昌发现，在敦煌写经等古文书中，存在着“递变字群”的文字演变规律，借此推测文书的书写年代，他根据对武周时期六百余件碑志的调查，撰写《从院藏拓本探讨武则天造字》一文，从而确定武后曾创制十八个新字，分五期推广使用。

按当前学界主流的“十八字说”，则天文字共有十八个，则天文字十八文“照、天、地、日、月、星、君、臣、初、载、年、正、授、证、圣、国、人”的流变应该是如下这样的。（注：双引号里面的文字是则天文字的本字，其中“月”字改写成两种形态。）

第一批则天文字在永昌元年七月壬午（公元689年）前便已造好，为了率先百辟，自己先行示范，援用于此后上表的《大云经疏》，并誊写复制，颁行于天下各州。

在敦煌莫高窟十七号洞窟中发现的《大云经疏》写卷，应显示当时则天文字底本的新字原样。然后随着不同的阶段，强化武则天皇权出于天命的《广武铭》，或改元“天授”及“证圣”的年号，又增加了“授”、“证”、“圣”三个字。以及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六月后，又出现了“国”字。圣历年间（公元698年）“人”字附焉，形成后来所谓的十七文。独有“照”字新体，未见于石刻及写卷，或因避讳，未曾援用。

然则，在圣在元年正月至神龙元年正月这段时间内，非独有“人”的新字出现，此时“月”的另一个新字也出现了。即有“从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到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为期十五年，共制十八字”之说了。

关于则天文字的字数，前人屡有论及，但著录字数不一。除了主流的“十八字说”外，历代各家各有不同的主张。从《新唐书》、《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学林》、《通志》、《续通志》、《集韵》、《类篇》、《宣和书谱》、《书史会要》、《正字通》等史籍或字书上的说明都有些许的不同，少自创改八个字，多到十九个。如《正字通》录8字，《新唐书》和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录12字，《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和《学林》录14字，《通志》录16字，《续通志》录17字，《集韵》、《类篇》录18字，《宣和书谱》、《书史会要》和《语石》录19字。

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根据《通志》所载十六字（十八形）再增加《学林》上所列的“君”、“人”、“吹”三个字，认为武后所创的新字共有二十一个。

日本人常盘大定根据日本古抄本《王勃诗序》、《文馆词林》、《宝雨经》，以与《金石萃编》、《山左金石志》等石刻史料相互参照，撰写《武周新字？一研究》一文，考订武后创制的文字只有十七个，并推究各个文字在字体上的异形流变，颇具创见性。林聪明先生对现存敦煌文书进行测查，也得到17个武周新字。

中国当代文史国学专家黄羲平认为武则天遗字共有二十三个。黄羲平用遗字赋诗一首，并书写下来以流传后世。这首诗内容是“照国年天授，载初吹圣人。

君臣证世正，地戴日月星。”他说：“这些遗字都是民族语言的瑰宝，经过年月消逝，所剩无几。将它们挖掘出来并保存下去是我们后人的责任。我将它们排成一首诗，这样这些字就会流传保存下去，不会消失了。”除了这20个遗字外，黄羲平还发现，“卍”(音读“万”)其实也是武则天时期的造字。它代表着吉祥万德的意思，在中国古文中是非常吉利的一个字。

但是由于其书写与纳粹标记“卐”极其相似，容易被误认。除了这21个遗字，黄羲平透露说，其实他还发现了另外2个武后遗字，这样总共是23个遗字。

毫无疑问，则天文字最初的数目为十二字，怎么后来又出现十六字甚至二十一字等诸多不同的看法呢？其实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一些新字，由于各代各家对于则天文字的流变不甚了了及传抄过程中出现的纰缪，造成了人们的误判。

而且，一字多改或一字在多种字体中有不同写法，形成了所谓的异体字或讹字，也是导致文献记载和学人研究中则天文字字数不能统一的重要原因。在上述这些著述中，或采用楷书笔画书写武周新字，字形失真；或转相纂辑，失于实证难以为据。

则天造字开始于载初元年（公元689年），终止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造字不是一次颁布的，她在位十五年，一共用了十三个年号，其中“天授”、“证圣”和改元大周前的“载初”几个年号全是新造的字。

中国学者施安昌对武周时期碑石、墓志的考察，确定武后曾创制十八个新字，分五期推广使用。后来，中国考古学教授王维坤结合自己的研究对则天文字的出现顺序，按照时间先后进行了如下分期（注：表格中“则天造字”栏括号外面为则天文字，括号里面是该字的本字）：

据武后颁布的诏令“改元载初赦”：“（则天文字）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可知，则天文字并非是乡壁虚造，无所凭据。中国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志 · 六书略》中称，武后新字中至少有七字来自篆文、古文或籀文。

则天文字的造字法是象形法和会意法。其中大部分字的构形模式采取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式微的会意合成式，如“证”是“永主人王”，“年”是“千千万万”，“臣”是“忠一”，又宋人赵与时《宾退录》卷五：“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为‘地’、‘千千万万’为‘年’、‘永主久王’为‘证’、‘长正主’为‘圣’。”这在以形声合成为主的楷书系统中，既不利于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也不利于字与字之间的区别，与整个汉字构形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

武周新字中，表形功能被重新赋予构字使命，用象形符号“〇”来表示日形、月形、星形等，这与当时整个汉字系统的功能是不协调的，也不符合人们对汉字理据解释的常规。就唐代楷书的构形系统来看，在表义、示音、标示等构件功能之外又多了一种表形功能，整个系统就变得不经济，这是对系统的一种繁化。

武则天造字有的是选用的古字，大多为会意字。尤其独特的是，她还打破了当时汉字的方块结构，创造了几个圆体结构字。“一生”上下结构为“人”字，“一忠”上下结构为“臣”字，忠心耿耿的一个人即为臣，真是恰如其分。把“卐”字放在一个“〇”里边便为“月”字，而一个“〇”就是“星”字，把“千千万万”四个字组合一起为“年”字。武则天造的“国”字最有意思，把“八方”二字上下结构后放进方框里边，就是“国字”，四面八方组合为“国”字，实在是巧妙之作。

从考古学发现的碑石、墓志等实物资料来看，则天造字共计18字，其中包括两次对“月”字的改写。以前学术界认为的12字、14字、19字的提法，显然是错误的。有的字是无中生有；有的字是张冠李戴；有的字则是以讹传讹，积讹成疾。例如：“生”、“戴”、“应”、“册”、“法”、“幼”、“囝”、“卐”、“𨲉（⿰镸垂）”、“鸣”、“从”、“吹”以及《求古录》中《博城县令诗》按语中所谓“凡数字作‘壹’、‘贰’、‘叁’、‘肆’、‘捌’、‘玖’等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就是上述情况的一种缩影。以下是则天文字误识举例。

（1）“生”字，在宋《集韵》、《类篇》、《宣和书谱》和清《康熙字典》中将“𠤵（⿷匚生）”字作为“生”字的改字，即认为“𠤵（⿷匚生）”是“生”的武后新字。但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看，“生”字是武周时期的常用字，且无一例改写成“𠤵（⿷匚生）”。

（2）“戴”字与“载”字，在宋《通志》和《宣和书谱》等文献中，均注明有改字。但从考古发现的《契苾明碑》中发现“戴”字无改字，“载”字改为“𡕀”。“载”字是因改写“载初”年号而改，固然是则天文字，而“戴”字的改写却无以为据。

（3）“应”字，可能最早被顾炎武在《求古录》中误识为“𠩍（⿸厂⿰丨⿱土又）”的本字。他在著录的武后时期的刻石《博城县令诗》后加了按语。认为“山横翠微处，室在绿潭边。缇幕灰𡔈（“初”的则天文字）𠩍（⿸厂⿰丨⿱土又），焚林火欲然，𠡦（“年”的则天文字）光著草木，春色换山泉。”文中的“𠩍（⿸厂⿰丨⿱土又）”字“疑是应字”。这样一来，清《康熙字典》 便开始在“𠩍（⿸厂⿰丨⿱土又）”字下清楚写着：“𠩍（⿸厂⿰丨⿱土又），《字汇补》同应，唐武后制，见大周泰山碑。 ”甚至连《中华大字典》也同样犯了以讹传讹，积讹成疾的错误。从考古发现的碑石、墓志中，还找不到一例“应”字改写的记录。由此可见，将“应”字说成是则天造字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将“𠩍（⿸厂⿰丨⿱土又）”说成是“应”的改字更是错上加错。

（4）“册”字，在武后时期的个别文物上，将“册”写成“”字形，例如《封抱墓志》就是其中一例。但此字绝非则天造字，只是个别人书写的仿古异体字。虽说在唐以前的石刻上曾出现过，但在武周时期的碑石、墓志以及文书上见到的“册”字却无一改写。因此将“册”字说成则天文字是不足为信的。

（5）“法”字，在永昌元年的《法如禅师行状》中被写成“（⿰氵𠙻）”，于是有人认为“（⿰氵𠙻）”是“法”的则天文字。其实，并非如此。在许多碑石、墓志以及文书中，却无改写。由《中华字海·氵部》：“⿰氵𠙻，同‘法’。字见隋《邓州舍利塔下铭》。”可知，“（⿰氵𠙻）”字并非则天文字，且早于武周时期便出现了。

（6）“幼”字，在《隋唐史》中被列入则天文字之中，写成“𢈗（⿸广⿰史乚）”。然而，在所见到所有有关的碑石、墓志中，“幼”字无一例改写。因此，将“幼”字作为则天文字，既找不到当时的文献记载，也缺乏考古实物证据。

（7）认为“壹、贰、叁、肆、捌、玖”等大写数字，皆为则天文字。这种说法最早可能是由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九《一二三与壹贰叁同》提出来的。明末顾炎武在整理金石资料时，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缺乏分析、囫囵吞枣地加以引用，导致以讹传讹。他在《金石文字记》三《岱岳观造像记》和《求古录》中《博城县令诗》的按语里，明确写着：“凡数字作‘壹’、‘贰’、‘叁’、‘肆’、‘捌’、‘玖’等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这一错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之中。在“壹”字之下仍能看到“数字壹、贰、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时所改”的注文。从目前考古发现的碑石、墓志以及文书来看，中国考古学教授王维坤认为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大写数字的出现并非始于武周，而是始于《周易》、《左传》等先秦文献和文物；第二，在武周时期的碑石、墓志等文物上，大小写数字交错使用，毫无规律可循，甚至在同一碑文中，也有大写数字和小写数字并用的现象。因此，“数字壹、贰、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时所改”的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

（8）“囝”字，在《集韵》、《类篇》、《字汇》、《宣和书谱》、《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文以及《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中，均作为“月”字的则天文字。但在发现的武周时期文物上，并未发现有“月”字改写成“囝”字的实例。更何况“囝”字出现较武周时期早，至少在唐代已普遍使用。唐代诗人顾况《哀囝诗》云：“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囝别郎罢，心摧血下。”自注云：“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看来，唐人是绝不会把“囝”视为“月”的则天文字。其实，在宋陆游《剑南诗稿》六五《戏遣老怀》诗中也提到了“囝”字。即“阿囝略知郎罢老，稚孙能伴太翁嬉”。“囝”字，在这里的意思也是十分清楚的。把“囝”说成是“月”的则天文字显然是不妥当的。

（9）“卐”符号，唐释慧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云：“卐本非是字，大周长寿二年主上权制此文，著于天枢，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于是便有人据此认为“卐”也是则天文字。据《宗教词典》记载：“卐，梵文作Srivatsalaksana( 室利靺蹉洛刹曩)，意为‘胸部的吉祥标志’ 。古时译为‘吉祥海云相’ 。释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原为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在古印度、波斯、希腊等国都有。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使用。武则天长寿二年 ，制定此字读 为‘万’字。在佛经中，‘卐’字有时亦传写作‘卍’。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认为应以‘卐’为准。” 重要的是，在长寿三年(公元694年)乃至以后的碑石，墓志等文物中，找不到一例“万”字改写的记录。

（10）“𨲉（⿰镸垂）”字，据宋《集韵》、《类篇》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都将“𨲉（⿰镸垂）”字作为“圣”的则天文字。据《字汇》载：“𨲉，吐火切，音妥，好发貌。又都火切，音朶，与鬌同。”又据《集韵》：“𨲉，唐武后所作圣字。”其实这一错误《康熙字典》也已指出。即在“𨲢”下写有“《后山丛谈》作‘⿱髟主’。《集韵》作‘𨲉（⿰镸垂）’，疑误。”的注文。

（11）“鸣”字，被误认为是“𡔈”的本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的报告者在考释《元氏墓志》时，将“𡔈”字误认为是“鸣”字，这是一个误识。从志文“……年十六归于独孤氏。幽求内则，垦款闺仪，鸡𡔈（初）之敬就申，凤飞之兆斯在”来看，“𡔈”字是“初”字无疑。

（12）“⿱二生”字，在南京博物院珍藏的两方唐代百济人墓志中，其中一方是黑齿常之（唐朝著名军事将领）的墓志，另一方是黑齿俊子的墓志。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者墓志上出现了“国”、“圣”、“人”、“年”、“地”、“授”、“初”、“正”、“月”、“臣”、“载”等字的则天文字，尤其是出现了难以解读的“⿱二生”字。为了这个不见于其他典籍的“⿱二生”字，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纷纷各抒己见。束有春和焦正安先生认为：若依“𤯔（⿱一生）”作“人”解，则“⿱二生”能否释为“从”字？李之龙先生则将此字考释为“至”字。即“敕曰：燕国公男俊，所以改葬父者，赠物一百段，其葬事幔府手力一事以上官供，仍令京官六品一至检校即用。其年二月十七日奉迁于邙山南道北，礼也。”现在看来以上两种解读都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从”字和“至”字既不属于则天造字的范畴，也从未发现二字的改写体。究竟“⿱二生”字作何解释，还有待进一步考究。

（13）“吹”字，在《字林》和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中，被作为则天文字。然而，据施安昌先生和王维坤先生对武周时期碑石、墓志的考察，并无发现“吹”字有一例改写。

永昌元年七月壬午（公元689年）《大云经疏》成书后上表于朝，甚得武则天驩心(huān xīn)，于是将新创的十二个新字在载初元年正月（即永昌元年十一月）颁行于天下，并援用于经疏中以新字取代原字，抄赐发行于全国各州，并请名僧升高座，向天下百姓说明此经典中的预言：佛遣净光仙女到震旦王国土事，各州庙宇也改称“大云寺”。其目的便是为了证明自己代唐的合法性，为己以女身为皇捏造“理论依据”。后来强化武则天皇权出于天命的《广武铭》，或改元“天授”及“证圣”的年号，又增加了“授”、“证”、“圣”三个字。以及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六月后，又出现了“国”字。圣历年间（公元698年）“人”字附焉，形成后来所谓的十七文。独有“照”字新体，未见于石刻及写卷，或因避讳，未曾援用。然则，在圣在元年正月至神龙元年正月这段时间内，非独有“人”的新字出现，此时“月”的另一个新字也出现了。即有“从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到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为期十五年，共制十八字”之说了。

武则天在世时的推行效果。对之有两种不同的考察意见。施安昌先生认为凡是该改的地方都改，不管该字是出现在标题位置，还是出现在行文中。而林聪明先生对敦煌卷子的考察结果是：敦煌写经出自武周时代官府所造者，无论题记、经文，皆书写新字，然其数量甚少；占绝大多数的民间写经虽迫于政令，却阳奉阴违，仅在醒目的题记上书写新字，而经文冗长，不易察觉，便仍用旧体，少写新字。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考察结果并不矛盾，出现差异的原因是：碑志一般字数较少，字形较大，刊刻以后供人瞻阅，因此必须使用新字；民间写经只在醒目的地方使用新字，则正好反映了一般用字者对武周新字的态度，说明武周新字在当时就不能完全推行。

从则天文字的传播范围来看，它依靠佛教经典，不仅在中原地区流传，也广泛传播于唐皇朝控制的其它地区。唐代西南的南诏国便使用该文字，今云南安宁县大石庄的《王仁求碑》为武周圣立元年所立，“天”、“地”、“日”、“月”、“国”、“圣”皆用武周制字。从这里也说明了唐代汉文化对云南地区的深远影响。这些武周新字，有些也流传到了日本、朝鲜、韩国等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武则天制字当时就传入日本，日本人对‘圀’字有好感，而且长期以来魅力不减”，“江户时代藩主德川光圀（德川光国）名字中的‘圀’正是武则天的制字”便是很好的例证。又如，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唐刻本发现了“地”、“授”、“初”、“正”的武周新字，这也说明了唐皇朝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则天文字在武周时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很多石刻、碑志、佛经等都有其身影，现存的武周时期碑刻或其拓本、敦煌写经等可证之。在唐中宗流杀五王后，恢复武氏陵庙。此时，身任左补阙的权若讷上疏，劝中宗保留武周制字，中宗遂保留之。直至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十月，始下诏废新字，改用本字。武后新字虽代表了武周时期的文字典范，但是随着武后逝世，也最终见弃，甚至到了连宋人都难以了解其实际情况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武周新字”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且在武周结束后新字便废止不再通行，但文字毕竟是难以短时间改易的文化印记，因此，在新字废止后，仍有少数新字得以延用。武后去世之后，新字偶见使用。在中原地区，除了一个“曌”字作为武则天称谓在后代不得不用以外；其余字形则昙花一现之后就被弃为历史遗迹。然而，从在云南发现的碑刻、绘画、题记、写经等可知，随着武周势力的消失，西南边陲云南的大理国至宋时仍然普遍使用武周新字，甚至元时的碑刻中还出现其身影。

早期汉字（甲骨文）象形程度高，构件以表形功能为主，构形模式以会意字为主，甲骨文的会意字占50%以上，是甲骨文中构字量最多的构形模式。但用会意的方式成批量地造新字比较困难，渐渐地，形声字成为主流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字放弃原来的会意结构而改为形声结构。我们对《说文》中10020个小篆的统计是：会意字仅占11.3%，形声字高达85%以上，形声结构成为绝对的强势结构。据考古学家对隋唐五代时期3724字的测查，形声字约占76%，会意字约占15%，说明形声字是隋唐五代楷书的主导构形方式，此时的会意字主要是历史字形的传承，造新字的能量不高。纵观整个汉字发展史，会意合成的方式逐渐失去构字能力，形声合成方式以不可阻挡的趋势最终成为占绝对优势的强势结构，原因是：与会意字相比，形声字系统性强、区别度高。系统性强是指形声字从形和声从两个维度与其他字发生联系，将所构字从两个方面纳入系统；区别度高是指形声字通过形和声两个维度与其他字区别开来，形同以声别，声同以形别，既简便又高效。

中国著名汉字学、训诂学专家齐元涛先生认为：“武周新字中大部分字的构形模式采取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式微的会意合成式，这在以形声合成为主的楷书系统中，既不利于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也不利于字与字之间的区别，与整个汉字构形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

一言以蔽之，武周新字在楷书成熟之后重新捡拾屈曲的线条、繁杂的字形，重新捡拾过时的表形功能和不规则的组合模式，是开历史倒车，为汉字发展和汉字使用人群所不容，因此失败就成为武周新字的必然命运。

武则天在位期间年号变更之勤是其他帝王难以企及的，这是她迷信语言文字的表现。武则天造新字就是希望改字得以帝位永存、江山永固。这批文字的创设目的与历代皇帝的登基改元，制礼作乐，提倡斯文，以彰显一代新人新气象的传统做法别无二致。事实上，则天文字的创制，不外是愚民政策的手段，不管是最初改元的十二文，还是“天授”的“授”字，或因圣迹作证的“证圣”，以及重视疆域生民的“国”或“人”字，多少都含有政治意涵。而且，应用了武后新字的佛经《大云经》疏文注释，假神道以设教，刻意曲解经文文意而另赋新意，对疏通武则天登基称帝遇到的政治阻力起到了帮助作用。

对于则天文字创设的目的及字形结构意涵，董作宾、王恒馀在著作《唐武后改字考》中称：“计‘照、星、年、臣、人、君、载、初、证、圣、授’十一文，为政治作用而改。‘月、日’二字据神话传说而改。而‘天、地、正、国’四字，为武后所借用，后人不察，谓为武后所作，误矣。”又云：“要之，武后之改字，皆含有神话传说、迷信、愚民，以达其政治目的也。”

则天文字的历史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学者关注较少，主要是中国著名学者施安昌根据自己已有的研究基础认为，可以“借助新字，对武周时期和武周以后的历史文物进行断代和研究，如对敦煌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又如，对唐代传入日本的《王勃诗序集》、《文馆词林》唐写本残卷的研究，对日本的平安时代空海撰书《益田池碑铭》和对韩国佛国寺释迦塔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研究”，作为历史时间坐轴的断代研究，对于开拓则天文字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而言，未尝不是值得肯定的途径。

则天文字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其政治意义，即是武则天为维护、巩固其统治而进行的文化专制的尝试。尽管最后的实践证明了这种尝试是失败的，但从新字的推广过程及新字构造的用意来看，不难发现其中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武则天作为千百年来正史唯一认可的女皇帝而为人们所熟知，而则天文字“曌”字作为其姓名也为人所稔。关于“曌”字的来历，各家说法不一。

其一，“曌”是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为武则天而造的字，取“日月当空”之意。当时，武则天登基受到一些朝臣的极力反对，说从来没有女人当皇帝的先例，武则天想当皇帝是乱伦之事，是阴阳不合，是乾坤颠倒，更有甚者骂作“母鸡啼鸣（牝鸡司晨），家败人亡”，因而阻力很大。为了给武则天当皇帝制造舆论，驳倒那些反对派的言论，宗秦客就造了这个“曌”字，来到后宫，献给了武则天。他给武则天讲了这个字除了“日月当空，普照天下”的意思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层表示阴阳一体的含义，很符合她身为女人却想当皇帝的心境。

其二，“曌”之所制，乃取武后之字“明空”。武则天母亲信佛，“明空”是武则天的字，在感业寺出家之时曾用“明空”为法号，后来以此称“武曌”。

其三，“曌”，改“照”而来。有部份人相信武则天本名为武照，后改为同音字“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武则天本名为武照。

关于“圀”字的来历，可参看《正字通》载：“唐武后时，有言国中或惑者也，请以武镇之。又有言武在囗中，与困何异，复改为圀。”

唐代的张鷟著《朝野佥载》记载了一个关于该字的相关传说。天授年间，武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广泛征求大臣的意见。有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囗’中‘武’以镇之。”其造字的出发意图是好的，就是说武则天是一代女皇，号令天下。因此，女皇大喜，发下制书立即执行。过了一个多月，又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囗’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赶紧追归制书，又把“囗”中的“武”改为“八方”，取“八方朝拜，天下一统”之意，重制为“圀”。“圀”字的出现是在证圣年间，而不是在天授年间。故而，这则传说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却没有多少根据，可谓是牵强附会之辞。

武周时期碑刻传于世者甚多，其中位于洛阳偃师缑山之巅的《升仙太子碑》最为出名，《升仙太子碑》经过三次刊刻，且碑文使用了则天文字。

位于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的《千唐志斋碑刻》，其上也刻载了许多则天文字，是汇集则天文字的宝库。

人们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大量以则天文字撰写的佛经，其中就包括早已失传的《大云经》和《大云经疏》，为学者们研究则天文字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在云南安宁县的大石庄《王仁求碑》为武周圣立元年所立，“天”、“地”、“日”、“月”、“国”、“圣”皆用武周制字。

2014年11月14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院内，经过修复的“大周故郢州刺史杨府君之碑”静静地躺在那里，为人们呈现着一段大唐、武周时期的历史。该墓碑已经被粘接到了一起，成为最初的一体。专家们也开始对碑文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碑林博物馆时任馆长赵力光说，这次在碑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5个新字，分别是“天”、“地”、“日”、“月”、“授”。作为一通刻立于唐武周时期的碑刻，为研究“则天新字”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提供了宝贵资料。

2015年，西安发现唐朝造船大使墓志，该墓志志文写于武则天时期，出现了很多则天新字。这是该墓志的一大特色，也为研究“则天新字”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提供了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