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太宗曾颇为自许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早就有学者指出唐朝皇室汉族血统不纯，这倒不关紧要，重要的是其北朝关陇贵族胡汉共处的文化经历，使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严夷夏之防”一类的狭隘族群观念。唐对异族心态的开放，可以由文成公主出嫁西藏一事看出。汉对匈奴也曾有“和亲”，但那是在国力不足时；能击溃强大突厥的唐太宗肯把女儿嫁给与唐修好的松赞干布，绝非鄙视“夷狄”的人所能行。这样的事情在唐太宗及其他皇帝还不止一次。心态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与秦汉时期不同，唐朝对边地异族除那些侵扰边境者，如强大一时的突厥汗国进行军事打击外，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广阔的境域内必然含有众多的部族人群，“全部落、顺土俗”的含义是让这些部族自治。在边疆地带，王朝或设都督府，或立羁縻州县，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长为首脑。而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也是唐朝特有的现象。这不限于境内，来自日本和朝鲜的晁衡、崔致远都可以在朝任职，可见唐朝气魄之大、包容之广。

唐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东亚前所未有的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以及日益高涨的学习唐文化的运动。唐朝皇帝被推举为众多民族的“天可汗”，各部落族长可以在本族群区域内称汗称王，并得到唐朝的策封。边地民族纷纷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系，并热情地学习着中原的一切文明生活方式。唐人也在热心地向他人学习，胡服、胡床、胡乐等等，在长安特别流行；著名的玄奘取经及其试图建立原汁原味的佛家教派的努力，与唐人特有的对异域文明的热爱有相当大的关系。当时在亚洲有两大文明：一是迅速崛起的伊斯兰大帝国，另一个就是唐代文明。前者不久走向衰落，后者则更加持久地对亚洲及欧洲产生着影响。首都长安堪称世界文化的融会场和集散地，这里可以看到来自亚洲各国的人员、文明、物产，也可以看到来自边地、异国的留学生和遣唐使；其文化影响甚至远及欧洲。

崇佛教与重诗文

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袄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种以儒学治国(表现是以儒家经典选拔政治人才)，以宗教治身并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最盛，最盛的原因与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关系。从总体上看，唐人对宗教抱的不是南朝时代“偏于理”，而是北朝的“偏于教”。早期的皇帝都热衷于佛教，武则天夺取唐室最高权力据说是得到僧侣的帮助，她本人甚至编造佛教的授记，诡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化身，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这样的欺骗手段，不是偶得的灵感，而是来自她宗教的虔诚和迷信；这样的手法能够奏效，也正是普遍信仰佛教的结果。北朝式的宗教信仰，使佛教在唐代达到了极盛的局面。佛家的高僧们受着中国宗法的启发，通过对佛教经典的诠释，建立各种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纷纷成立。诸多宗派各呈异彩，分流并进，最终形成禅宗独占天下的局面。禅宗能够大兴于世的文化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它“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旨趣，与中国人尚简明不喜欢烦琐的思维倾向有关；更重要的可能是它所标举的出世方式，“佛是世间法，不离世间党” 及“劈柴担水，无非是道”的修道主张，将出世与人世打成一片，与印度僧人到森林去躲避世俗的方式大相径庭，而更合乎中国人的生活理念。真正发展了印度佛教的是禅宗，如果没有唐代虔诚的宗教精神为背景，禅宗的出现当然是不可想象的。

北朝贵族对南朝文化的羡慕心态，在唐代初期仍然以强劲的势头沿袭着。唐太宗曾命高士廉编定《氏族志》，貌似打击山东(即太行山以东地区)贵族，实则唐太宗此举一如当年北魏孝文帝定姓氏，“说明他本人并没有从根本上同门阀士族划清界限”。讲究谱牒本来就是南朝士族的风尚。武则天时代也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山东贵族，但胡如雷先生说得好：“武后集团与其说是出于政治考虑打击士族，不如说是垂涎三尺，企羡与士族攀姻，达不到目的

后恼羞成怒，转而大力压制旧姓。”不论是太宗还是武后，贵为皇帝而“企羡”做一个高门或与高门攀亲，典型反映出他们尚没有摆脱孝文帝式的心理。诗歌、文章在唐代的大兴，亦未尝不是同样的北朝心态起作用。唐太宗、唐玄宗都好舞文弄墨，唐太宗做秦王时开学士府，延揽十八学士，直接承续的是南朝诸王结交文士的风气。公认的上官仪、沈俭期、宋之问等对唐诗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们都是宫廷诗人，聚集在一起吟风弄月是他们的常科。北周朝廷因为对南朝诗歌的酷爱扣留过诗人庾信，皇家不须这样做了，大唐国里有的是才子，只消把他们拢聚在一起就可以尽情风雅了。连国家选拔政治人才的科举考试，都加上考试诗赋内容，如果没有王室北朝心态下对诗赋文学的狂热，是不可想象的。选拔政治人才，吟诗作赋并非必要，但在皇帝心目中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如此，南朝文人留下的诗文传统，就重新被振作起来，成为一代读书人的大事，并终于繁荣成一个伟大的诗文时代。不仅是诗文，书法、绘画、佛理等一切南朝土子的擅长之物，无一不被唐朝人接续并且赋予自己时代的精神气质。

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强盛时，唐王朝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当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边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西晋边地民族的举事。是因为政府措置失当；北宋则另有难题，它必须面对历史的结果，北宋开国规模前比不上汉唐，后也比不上明清，它的边疆压力却十分沉重。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养兵千日，未必能用在一时，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入严重的局限。唐代之所以有藩镇的尾大不掉，也是起源于它的边疆政策。唐玄宗因受奸相李林甫的愚弄，执迷不悟地信任杂胡出身的安禄山，以致造成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忌讳武人，北宋王朝转而大力任信文臣。宋代基本延续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盾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恩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俸禄优厚，在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丁孙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姓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阶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开放的边疆政策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两方面都促成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大唐文明是开放的、浪漫的，宋代文化则显得内在而含蓄。有唐的开放浪漫，就有宋的含蓄内在，其间存在着必然的历史因果。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所谓“唐宋变革论”，即从唐到宋是中国“中古”踏入“近世”的变革。关于这种变革，应该说学术界并无异议。关键在于变革的性质与意义，亦即这是一种整体性内部的变化，还是对于整体性的颠覆或推翻。尽管说在讨论中必然涉及变化的具体时段、南北空间关系等具体问题， 但核心显然是性质与意义问题。笔者认为，归根结底，这是中国传统文明内部的新旧转化。

唐初继承北魏的均田制，并实施租庸调制。经过隋农民大起义及长时期的内战，唐朝手中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政府将这些土地按规定分配给成年男女；受田农民按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租税(租)及乡土所产的绢、帛若干斤、尺(调)，并无偿地为政府服役若干时日，不服役则折交相当的绢布(庸)。上述内容即租庸调制，其精神仍然是秦汉以来重小农的经济制度的变种，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其实施的条件是战争造成的大量荒地。小农经济脆弱，天灾人祸、征敛无度，都可以使之破产。这又为豪富人家的兼并制造了机会。小农的破产，即意味着国家财政来源的枯竭。到唐太宗开元的“盛唐”时期，土地兼并、农民逃亡已经十分严重。安史之乱更造成北方经济的严重破坏，所以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行“两税法”，对赋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两税法以夏、秋两次征税而得名，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多少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利分割关系。两税法的实行，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寿终正寝。其中计亩征税与把田亩列人资产项目及对商业的征税等内容，沿袭的是南朝时的成法并作了一些调整。

两税制的意义也绝不仅限于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这一点，它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变革，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两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一种与传统重农主义大不相同的国家观念。两税法的核心是“唯以资产为宗”，它改变着将工商业视为浮末、不道德行业从而严加限制的做法；也改变着将土地的占有，视为威胁国家安定从而严厉打击的旧做法。尽管它并没有表现出保护工商业及大地主利益的积极性，因而存在着很大局限，但政府已经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因此无意间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从而引起所有制观念的更新。这放开了一条缺口，使地主阶级、工商业者放开手脚去兼并土地、经营产业，贫苦的社会阶层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自由。要知道，在按户口人头纳税服役的时代，破产的小农只有取消自己的户头和独立，完全依附到富人家里去，才能免除朝廷的征敛，他们可以不那样做了。清贫可以少出或不出赋税，他们就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向地主租赁土地，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多了。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义的矛头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后则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提出的口号是“均贫富”，以后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皇帝)行道”。

凡此种种都表明着社会的变化，重要的特点是两税法的实施，为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绑(富人受惠当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际才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高涨。

中唐以后到北南两宋社会方面的变革，首先是南北朝以来旧门阀贵族衰落以至从历史上销声匿迹。其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实则很难说明问题。科举只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上进开了门路，但旧贵族也一样可以经由科举致身通显，这样的家族很多。有人说是武则天以科举打击旧关陇势力所致，更不足以说明问题。一个势力强大的阶层，不是某一位皇帝打击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况且武则天大力打击关东、关陇旧势力别有内情呢?旧贵族衰落的原因应当从中唐以后整个社会制度特别是两税法实行造成的变化寻找答案。两税法以财产等级征收赋祝的规定，极不利于大家族的存在，势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门析户的趋势。这可以从史书所记得到印证。其次，两税法造成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也不利于大家族经济。失业的农民可以转而做小商人或租赁地主土地，不会去依附到大家族那里。此外，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五代时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给这个垂死的阶层以致命的一击。看史书，唐代的读书人总好以自标郡望来显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这样的习气基本消失，人们更愿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唐宋间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荣的城市遍布全国，附丽于市井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这都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结果。

社会经济在唐宋间的高涨在南方和北方是不一样的。北方因战乱，社会经济发展时断时续。同样与战乱有关，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魏晋南北朝开发南方的历史意义，至此展露出来了。需要指出的是，向南转移并不意味着北方已经全面落后，北宋时期，北方的山东河南一带农业手工业经济并不落后，在宋代经济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总体上看，是北不如南；而这样的重心南移，到南宋才基本完成。

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中唐以后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着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扩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进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苏湖熟，天下足”，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的发展，南方人以特有的灵秀(其实是生产经验累积的结果)制造着漆器，编织着竹器，纺织着精美的丝织品。在过去是北方出绢帛，南方产麻布，南方也有精湛的制造技艺。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生产的高涨一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唐宋两代南北经济交流十分活跃，陆路交通之外，隋朝修建的大运河沟通着当时的关东与关中，东南与西北；长江庞大的水系，更是自南北朝以来就成为经济交流的大动脉。由于联系东、西亚的丝绸之路的中断，商人们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贸易。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育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就是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城市，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大。如长安，在一开始建设规划是市区、作坊与居民区严格分开的，中唐以后，店铺沿街鳞次而立的趋势显著加强；宋的都城开封，从《清明上河图》上看去，简直就是一个商业都会。城市建筑格局发生了大的变化，城市中的经营者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即行会；货币在交换过程中比重增大，“僦柜”和“飞钱”出现了，北宋纸币“交子”也流通起来了。

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艺的兴起，最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之一斑。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一种被称之为“宋杂剧”的戏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经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宋代伎艺商品化的……突出特点是，从京城到地方，从宫廷到民间，不论帝王、官僚还是士子、商贾，都可以出资雇用乐户艺人，随时演出。”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这样把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如此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当然新的文艺表现着新兴市井阶层的思想意识，但在说话人的讲古说今中，在戏剧搬演着历史的故事时，民众更接受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生活观念。这不仅沟通着古今，也沟通着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对一般民众的“教化”作用，甚至要比国家办学来得还要普及和深入，它们促进着民智的开发。

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民力发展的时代，除上述的表现之外，是科技方面的发明。让中国人自豪的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火药、指南针及活字印刷都是在唐宋之际发明或广泛应用的。指南针的再发现最能说明问题。据载战国时中国人就懂得了磁石的特性，但是在宋代它重新被注意利用，直接的原因就是航海的需要。创造性的生产生活实践激发科学技术的高涨这条规律，在指南针的应用上得到印证。对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逐渐落后于西方这样一个老问题，由此也可以获得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的社会生产在唐宋以后，没有继续更深更广地拓展前进。有一项小发明的遭遇很能说明科技与生产需求的关系，宋代有一种“走马灯”的游戏，透明的灯笼里点上蜡烛就可以自动旋转。英国人瓦特受沸水顶起壶盖的启发，发明了蒸汽机，走马灯的游戏实际利用的是热气的动力学原理。但是由于没有英国那样的产业革命做背景，在那时就只是把它当成游戏了。社会文化的日益高涨的需要，却刺激了印刷术的革命性变化。民力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使得原有雕版印刷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活字印刷术在北宋应运而生。它的发明者是—位制版工平民毕异。记载生产和科技进步的文献多了起来。晚唐的文学家陆龟蒙的《耒耜经》记述了各种农具，其中就有曲辕犁。“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梦溪笔谈》问世于北宋；《耒耜经》和《梦溪笔谈》都成于文人雅士之手，农具和一般科技的进步，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可见其势头之大。中国科技的发展有几个高潮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另一个就是唐宋之际，每个时期都是生产开发的高涨期。

安史之乱引起唐王朝的衰落，这个巨大的变局激起了—种华夏种族意识的觉醒运动。在当时，人们把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唐，视为夷狄对中华的祸乱，“夷夏”观念因此而起。而唐代的中衰，同时伴随的是回纥(回鹘)人在中原的横行，吐蕃人对唐的掠夺及在西北的长期盘踞，都使唐朝越发衰败，种族意识越发高涨，以至演变为仇视一切外人。唐末田神功领导的暴动曾杀死扬州的波斯商人数千人，黄巢起义也在广州攻击过胡商。种族意识的觉醒在五代随着北方异族的侵害及两宋时期与夏辽金元的对峙，变得更加激烈、深入和牢固。

这激发了唐宋由科举而形成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振作和以变法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唐代开元、天宝以前的读书人，因身处太平盛世，又遇上皇帝的重诗尚文，精神是昂扬的。但那时的昂扬多系念于一己的功名事业，或关注自己的精神家园；前者如边塞诗的高歌，后者如田园诗派的吟唱。从中唐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系明显变化。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文化正统的意识，一是更关注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中唐思想界、文学界代表人物是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思想两方面的变化在这些人身上分别表现出来。韩愈在《原道》等一系列文章中，揭出了一个从尧、舜、禹、汤以迄孔子、孟子的“道统”，并认为这个“道统”至孟子而失传，得由他加以继承光大，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文化的主体意识。与此相辅相成，他又打出了“攘斥佛老”(主要是佛)的大旗，把佛教及道教视为“夷狄”之教、思想异端而欲加以排除。他的学侣李翱，则以对儒家学说中的“心”“性”内涵的初步发挥，应和韩愈的“道统”之说。柳宗元、刘禹锡一方面参与现实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如《封建论》、《非国语》、《天论》、《天对》等文字，或着意于从历史的阐释解决现实问题，或立意打破思想上的精神迷误。白居易则代表的是诗歌创作向传统的回归倾向。他所领导的以“但歌生民病”为宗旨的“新乐府运动”，实际有意恢复着《诗经》、汉乐府开辟的文学传统。韩愈到孟子那里汲取精神魄力的源泉，白居易则皈依经学一脉。中唐时期儒家经典之学也形成一时风气，如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左传》之学。文化的道统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感，发之而为文章为诗歌，韩柳等中唐士人的思想、学问及文章，基本就是宋代文人精神的基本范围和规模。

道统在宋代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概；心性内容则由深感唐末五代“无廉耻”的士人发展为理学、道学。北宋实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诗文家、学问家于一身，本着各自的道德学问及对现实问题不同的理解为政，宋代士大夫出现类似后世“党派”的政治群体。唐代有所谓“牛李党争”，但基本是在暗弱皇帝的朝廷里争权、闹意气；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土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