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体例上，多用近体而少古体

三、题材偏窄，观察细致

四、诗风清瘦

“晚唐体”诗人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九僧”,即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洲简长(沃洲山在浙江新昌)、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东宇昭、峨眉怀古。 现今九僧的说法，主要源自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他们尤重五律，时有精警断句。

另相传进士许洞陈鹄《耆旧续闻》卷八：“﹝ 赵叔灵 ﹞有诗集数十篇，闲雅清淡，不作晚 唐 体，自成一家。”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以诗而论，则有建安体……晚 唐 体、本朝体。”郭绍虞校释：“《诗史》：‘晚 唐 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俞文豹《吹剑录》亦谓：晚 唐 体‘局促於一题，拘挛於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 沧浪 所谓晚 唐 体，当同此意。”

这一群诗人的作风稍异于九僧，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一些。

林逋（967－1028）诗的主要内容是吟咏湖山胜景和抒写隐居不仕、孤芳自赏的心情。如《秋日西湖闲泛》：

水气并山景，苍茫已作秋。林深喜见寺，岸静惜移舟。疏苇先寒折，残红带夕收。吾庐在何处？归兴起渔讴。

写景精细，字句精炼，略同于九僧诗。而完整的意境、活泼的情趣，则是九僧诗所缺乏的。林逋的咏梅诗十分著名，“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山园小梅》二首之一）两句向称咏梅绝唱，为欧阳修所激赏。而同题之二中 “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过篱落忽横枝”一联则因遗貌取神则受到黄庭坚的盛赞。可见林逋诗的风格比较丰富，已经对贾、姚诗风的藩篱有所突破了。

晚唐体诗人中身份迥异的是寇准（961－1023）。由于他曾官至宰相，又与上述两个诗人群体都有交往，所以成了晚唐体的盟主。寇准一生功业彪炳，又遭谗贬逐，以风节著称于时。但他写诗却绝少涉及上述生活内容，反与九僧、林逋等人如出一辙，喜写山林之思，含思凄惋。例如《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宦情羁思，感慨深切，但整体上的格调仍近于林逋诗。

1、专学贾岛、姚合的九僧诗

晚唐体”诗人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九僧”，即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等九位僧人，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较突出。九僧作诗，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注重五律。九僧诗境界狭小,有句无篇,因而时有文字颇为精警的断句，例如:

秋浦双鸳（惠崇）“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保暹《秋迳》）“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惟凤《与行肇师宿庐山栖贤寺》）

“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惠崇《池上鹭分赋得明字》）

但全篇的意境往往不够完整。九僧诗的内容单调贫乏，相传进士许洞会“九僧”赋诗，“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欧阳修《六一诗话》）可见他们作诗畛域之狭小。

2、林逋等隐逸诗人

“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之士。这群诗人的作风稍异于九僧，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姚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稍充实一些。其中，林逋最为有名，“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之士，其中林逋最为有名。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岁浪游江淮间，后隐居于杭州孤山。不娶不仕，种梅养鹤，号称“梅妻鹤子”。卒谥和靖先生。《宋史》卷四五七有传。着有《林和靖诗集》，存诗近三百首。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吟咏湖山胜景和抒写隐居不仕、孤芳自赏的心情。如《秋日西湖闲泛》：

水气幷山景，苍茫已作秋。林深喜见寺，岸静惜移舟。疏苇先寒折，残红带夕收。吾庐在何处？归兴起渔讴。

大约到北宋中期，“晚唐”一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含义便开始初步确立，并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批评术语。严沧浪云：“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那么，“晚唐体”到底是一副什么“言语”呢？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宋人有关“晚唐体”艺术特色的论述。尹君处士帖（林逋）北宋人对“晚唐诗”的认识。北宋评论“晚唐诗”最早而且影响很大的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二则：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晚唐诗”给欧阳修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务以精意为高”、“极有意思”，“精意”即精深的意旨，与“意思”相近。其次就是“极其雕琢”，即通过“月锻季炼”的苦吟以求语句之工，“意思”之深。除了这两个特点外，从所引的几联佳句中还可看出“晚唐诗”的其他特色：偏重写景，不用典故，力求通俗。欧阳修所评的“晚唐诗”即唐末诗，以周朴为代表，虽然欧阳修把杜荀鹤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误记为周朴的诗，但杜荀鹤也是唐末诗人。

苏轼对“晚唐诗”有褒有贬，他不满王安石诗的“晚唐气味”，但又多次称赞过司空图的“高雅”，还有吴融、韩偓等人的“造语成就”：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

东坡尝谓余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姑溪题跋·跋吴思道诗》）

苏轼所谓“晚唐气味”显然是风格批评，大抵着眼于气格卑弱。东坡所称赞的以吴融、韩偓为代表的晚唐诗“造语成就”，应指语言运用不因袭模仿，经反复锤炼而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北宋末的吴可继承了东坡的评论，其《藏海诗话》云：“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

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处处极贬“晚唐诗”之卑俗，如《与赵伯充》曰：

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苏黄贬低晚唐诗的言论，大抵都是从气格卑弱、俗而不雅两个方面着眼。黄庭坚更把“晚唐诸人”与老杜对立，说“晚唐诸人”本身就属于“作法于凉”，而学“晚唐”的宋人就是“作法于贪”了(典出《左传·昭公四年》)。这就为南宋江西派与晚唐派的对立定下了基调。

联系上引《梦溪笔谈》、《诗史》、《蔡宽夫诗话》，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晚唐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是贾岛，所以有人称之为“贾岛格”。

南宋前期人对“晚唐诗”的两极评价。南宋初年的计有功是宋人中以治乱盛衰、风雅正变观念论“晚唐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唐诗纪事》对咸通以后诗的评语看，“晚唐诗”就是“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因而毫不足观。这种将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同步的观念，对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前期，对“晚唐诗”称赞最多且最有发明的要数杨万里。杨万里的第一个发明是提出了著名的“晚唐异味说”：

三君帖（林）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三绝》其一)君家子华翰林老……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跋吴箕秀才》)杨万里将陆龟蒙和吴融作为“晚唐异味”的突出代表。那么“晚唐异味”到底作何理解呢？我们看他的以下解释：

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骎乎晚唐之味矣。(《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

“晚唐异味”首先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即偶对工切而不生硬拘束，语言流畅而不流荡，婉丽而又庄重、不肤浅，颇似唐末司空图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其次，杨万里将“晚唐异味”比作喝茶的感觉，先苦而后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像《小雅·何人斯》苏公刺暴公那样的含蓄讽刺特色。其议论超绝，识见高明，直追司空图，非当时论者可比。总之，杨万里的“晚唐异味”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晚唐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安石真正学到了“晚唐异味”。

杨万里的第二个发明就是《黄御史集序》所提出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黄御史集序》盛赞黄滔之诗代表晚唐的“锻炼之工”，对当时批评晚唐诗“锻炼之工”的人予以嘲讽，认为晚唐诗的“锻炼之工”是空前绝后的，字字如珠玑。其《唐李推官披沙集序》在列举李咸用的许多名言佳句之后认为，那些不相信晚唐有许多作诗高手的人，就如同曹丕不相信真的有火浣布(石棉)一样见识短浅；那些批评晚唐诗艺术水平不高的人，就如同桓玄所讽刺过的那些将“哀家梨”蒸着吃的人。杨万里把“晚唐体”看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从体裁上说，杨万里所学所论的晚唐体主要是唐末七绝。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万里的好友陆游却对“晚唐诗”极其鄙视，他不满晚唐诗的气弱格卑：“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激。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不满晚唐诗的苦吟作风：“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记梦》)但总体鄙视中也有个别称赞，如他赞“晚唐体”诗人李咸用“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清新警迈，极锻炼之妙”(《宣城李虞部诗序》)，又高度称赞陆龟蒙(详后文)。

南宋中后期对“晚唐体”的讨论。最先使用“晚唐体”一语的是韩元吉之子韩淲(1159—1224)，他仰慕同乡前辈诗人杨万里，尝选唐人绝句，“惟取中正温厚，闲雅平易”(《四溟诗话》)，他以《晚唐体》为题作七绝曰：“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涧泉集》卷一六)显然以风格闲雅、构思新巧、格律精严的七绝体为“晚唐体”。

对“晚唐体”论述最详细的要数刘克庄和俞文豹。刘克庄多次提到“晚唐体”，而集中发表自己对“晚唐体”批评的是其《韩隐君诗序》：

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这段话明确指出“晚唐体”是“效颦”张籍、王建的不用典故、趋于“切近”的诗风。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说：“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著(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2、流派类比

唐诗和宋诗，不仅是两个朝代诗歌的总名，而且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法和诗歌。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唐诗主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宋诗喜说理，崇尚议论。唐诗多含蓄；宋诗多直露，言尽意亦尽。唐诗多注重生活感受的直接描写和抒发；宋诗的优秀之作也来自生活，但往往先从理性上把握，然后再选择恰当的形式。所以宋诗即令句句生动具体，总是有某种逻辑思维的潜流贯穿其中，不像唐诗的意境大都以直观形式表现出来。总之，唐诗总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宋诗则多借助理性思维来解剖现实；唐诗诗味较浓，宋诗诗味较淡，但却以思想的细致深刻、技巧语言的精益求精弥补之。由于这些原因，宋诗比唐诗好学。唐诗靠灵感，宋诗靠才学；才学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灵感却不能勉强。唐诗靠感性，宋诗靠理性；理性可以深思熟虑获得，而感性（形象思维）却比较难于捕捉。而且，清代学宋者并不排斥唐诗，往往还由宋窥唐，故用力较易，又不致造成粗犷肤廓之弊。因此，宗宋往往比宗唐获得的成就要大。

寇准宋人所谓“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明确提到的有周朴、郑谷、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薛能、李频、崔橹、司空图、陈陶、马戴、薛逢等人；其体裁形式是近体“小诗”，主要为七绝和五律，早期的“晚唐体”或“晚唐诗”多指七绝，南宋末期人侧重于指五律；其主要艺术特色有：

1. 重苦吟锻炼之工和造语成就；2. 不用典故；3. 擅长写景咏物，其高者富有“精意”和“兴味”，风格清深闲雅；其下者气弱格卑，风格清浅纤微。宋人概括的这些特点确实是晚唐后期即唐末大多数诗人的总体创作倾向，属于时代性特征。“清深闲雅”是很高境界，实则多数属于俗中求雅、以俗为雅。“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由于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尽管当时叶适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至元初方回又把宋初“九僧”等人诗也称为“晚唐体”，在方回那里，“晚唐体”更多地成了宋诗某流派的特定称呼，“其实方回所说的晚唐体已不同于宋人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