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曹国安考入山东军政大学。在此，曹国安结识了于学忠之弟于学道，在其帮助下完成了学业。曹国安求学山东之时，恰逢大革命汹涌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兴起。耳濡目染，曹国安时常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马列主义的影响，积极地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

1928年春，曹国安赴北平进入毓文学院（亦称毓文大学）插班学习。当时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北平进步活动遭到镇压，革命陷入低潮。

1930年，曹国安毕业离校后到华北绥远一支军队中任参谋长，化名于学韬。他不满军阀的黑暗统治，常在士兵中宣传进步思想，谋划起事，因而招致特务愈来愈严密的监视，只好挂职离去再回北平。此时，曹国安的外甥、进步青年宋铁岩（当时叫孙肃先）也来到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舅甥两人寓居文华公寓，共同谈论时局，协商组织青年开展宣传活动。曹国安年长十岁，又是长辈，在外奔波多年社会阅历丰富，有较强的社会认知和洞察力，对宋铁岩的思想和行为影响较大。曹国安协助宋铁岩把中国大学的学生运动组织得有声有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仅月余，东北南部大片国土沦陷。曹国安满腔悲愤，会同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呼唤民众共赴国难。他日夜奔忙，撒传单，贴标语，组织游行，聚众演讲，倾注着一腔爱国热情。不久，曹国安随北平学生请愿团赴南京，会同各地3万多请愿学生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政府迅即出兵，驱逐倭寇，收复东三省。然而，正义的呼声换来的却是血腥残酷的镇压。残酷的现实打破了曹国安争取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幻想，深切地感到仅仅凭借善良的愿望，和平地请愿已无济于事。返回北平后，他更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去，亲身体验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救亡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态度，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引导着抗日运动的方向，开始积极靠近党组织。10月，曹国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东北沦陷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多次指示，要求东北各地党组织加强对兵运工作的领导，组织伪军起义，壮大人民武装。

1932年春，曹国安受党组织的派遣，和宋铁岩回到吉林开展救亡活动。他们首先找到宋铁岩在省立二师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于仲云（于克），谈起武装救国的抱负。三个人志同道合，遂秘密发展于仲云入党，组成“兵运三人小组”，曹国安任组长，在吉长地区寻找机会筹集枪支弹药。他们曾到吉林东局子兵工厂搞枪，因日军守备甚严，没能得手，只好另辟蹊径。曹国安、宋铁岩两人回家乡，加入大绥河地主武装大排队，寻找抗日机会。但是几天后，他们发现这支由地痞流氓组成的反动武装土匪习气浓重，专门勒索地方，引起群众的愤恨，很难改造成抗日队伍，只好放弃。此后，宋铁岩留在家乡，曹国安只身到榆树县联络抗日救国会，继续开展工作。这期间，于德俊结识了进步青年张秉文（张瑞麟）。两人经过深入交谈，发现对方有着很强烈的反日救国思想。张瑞麟告诉曹国安，驻防在永吉乌拉街的伪铁道警备第五旅第十四团迫击炮连是原驻长春南岭的旧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该部官兵曾一度拒绝投降，奋起抗日，后被日伪走狗熙洽收编，但抗日情绪仍未泯。曹国安感到策划这支队伍起义极有可能，遂自榆树返回。途中，一位给他带路的农民不幸患急症而亡。为了对这位心地善良的庄稼人的深切怀念，他从此将自己的名字由“于德峻”改为这位农民的名字——曹国安。

1933年初，曹国安和张瑞麟以当兵为名打入迫击炮连，分别编在三排、一排。两个排长都没有文化，曹国安经常代为填写报表，汇总材料，因而很受器重。伪连长见他字写得漂亮，就调曹国安到连部任上士“贴写”（文书）。曹国安经常在操练之余同士兵唠家常，讲故事，联络感情，唤醒士兵的民族意识，使他们感到助寇掠国愧对子孙。天长日久，救国抗日之心在士兵中间滋长起来。曹国安又有意识地在他们当中渗透党的抗日政策，讲解“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了子弹打日本”的浅显道理。2月，迫击炮连移驻吉林东大营。为了更好的在旧军队工作，一天晚上，曹国安同20多人在江边龙王庙按传统封建习俗结拜弟兄，共盟誓言：亲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不出卖朋友。叙完年庚，以曹国安年龄最大推为长，呼之为“大爷”。曹国安在士兵中的威望日增，团结了不少士兵“兄弟”。为把机枪连也拉拢过来参加哗变，曹国安借请假探亲之机回家乡找来宋铁岩，准备让他化名宋占祥打入机枪连。但因机枪连不募新兵，宋铁岩只好通过关系补入迫击炮连二排当兵，协助曹国安做策反工作。这样，三个排都有了自己人。不久，迫击炮连进行整肃，平时对日本人心怀不满口出怨言的士兵被除名，其他士兵人人自危。曹国安等三人抓住时机，加紧搅乱军心，渗透“拉出去”的想法，赢得部分士兵暗中响应。4月下旬，迫击炮连随伪十四团到吉林南部山区参加对抗日队伍的“围剿”，曹国安因照料伪连长的家眷被留在吉林。他嘱咐宋铁岩、张瑞麟，进山后要多做士兵弟兄们的工作，遇有机会就在战场上组织哗变，不必等他，但一定要慎重行事。迫击炮连到达山区后，士兵不愿与抗日队伍打仗，在山里乱闯几天，遇见游击队也不瞄准，胡乱放几炮，或者故意拧松信管放哑炮，使敌人“围剿”一无所获。5月初，曹国安护送伪连长家眷也来到迫击炮连驻地——磐石烟筒山。临行前，他同吉林地下党负责人李维民会面，汇报了策反进展情况。李维民告诉他，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现在吉林指导工作，很重视和支持曹国安等领导的兵运工作。5月7日，吉林特支派人送冯仲云和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傅天飞去烟筒山，届时可请他二人亲自领导与组织这次起义。天有不测风云，因吉林特支出了叛徒，5月7日这天，日伪警宪在吉林突然实施大搜捕，党的地下组织遭致严重破坏。冯、傅二人匆忙离开吉林，无法去烟筒山接头，原定的起义计划落空。曹国安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着急，担心受此牵连，军队搞整肃，妨碍哗变的发动，于是立即约见宋铁岩、张瑞麟碰头。曹国安认为，现在是发动起义的最后时机：一是伪军“讨伐”落空，士气低落，厌战和不满情绪在蔓延；二是迫击炮连单独宿营，基本上不受伪十四团的其他部队牵制；三是烟筒山靠近游击区，便于和游击队联系。一旦该团因作战不力被调走，错过机会，再谋举事就困难了。三人初步商定于端午节起事。5月27日，在驻地东南的苗圃地树林里，曹国安和宋铁岩介绍张瑞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即举行了简单的入党仪式。当天晚上，三人召开党员会，最后确定5月28日端午节之夜发动哗变，并约定以“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举事信号，行动口号为“革命”，哗变队伍拉出后由曹国安负责带出烟筒山。随后，三人分头在连队骨干中紧急串连。5月28日端午节下午，伪连长晋升为少校军衔，大摆宴席，邀机枪连长和各排长同去豪饮祝兴。席间，五班班长慌慌张张跑来报告曹国安要把部队拉出去的消息。伪连长不信，认为曹国安是个书呆子，不会干出这种事，反而把这个班长臭骂一通，仍旧狂欢滥饮，一直喝到日暮黄昏。士兵们见当官的花天酒地，自己却啃着高粱饭团，非常不满。曹国安三人凑点钱买些酒菜与士兵共度节日，赢得许多士兵的好感。席间，曹国安向骨干起义人员作了暗示，并派传令兵李光监视伪连长。午夜时分，曹国安即通知宋、张两人：时间已到，未发现异常，马上行动。三人于是回到本排住处大喊“日本人来缴械了”的举事暗号。其他装睡的骨干立即响应，大声吵嚷，抓起枪冲出门外。许多士兵不明就里跟着跑到操场，刹时间聚集了百余人。伪连长在睡梦中被五班班长叫醒，慌忙出来问出了什么事。在紧急情况下，伪连长发现有人提到日本人来缴械，便厉声质问发言者，但场面一时陷入沉默。感受到气氛的异常，狡猾的伪连长大声命令大家回屋睡觉，不要上当，试图稳定局势，同时召集各排长和班长到连部开会。眼看起义的局势开始变得不利，曹国安当机立断，与宋铁岩、张瑞麟共同开枪击毙了伪连长，并打伤了两个反动排长。曹国安随即高声呼喊，提醒大家日本人即将包围，鼓励弟兄们迅速跟随他行动，随后带领众人冲出小镇。拂晓时候，哗变队伍来到笤帚顶子，清点了人数和武器，共60多人，武器有四五十支枪、一门迫击炮和17箱炮弹。借歇息时间，曹国安向众人讲解哗变的真实目的，呼吁士兵参加游击队，共同打日本鬼子，并当众宣布哗变队伍改称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迫击炮大队大队长，随后带领队伍急行军进入林区，暂宿在易守难攻的石虎沟大清观。曹国安连夜派人送信找活动在附近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接应。次日清早，南满游击队总队长袁德胜率一支队伍，高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旗迎接这支走上光明的队伍，把他们带到南满游击队和磐石中心县委所在地——玻璃河套。根据地人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在这里巡视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高度赞扬哗变队伍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必胜的信心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使哗变队伍受到鼓舞，感受到人民军队的温暖。队伍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担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张瑞麟任中队长。烟筒山起义的成功，不仅壮大了人民武装的力量，也在伪军中引起连锁反应，伪十四团此后不时发生倒戈事件，使敌人的“围剿”很快陷于失败。从烟筒山起义走出的韩仁和后来担任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参谋长，成为了抗联的优秀指挥员员。稍事休整后，曹国安率领迫击炮大队就投入游击战争中，首仗攻打磐石东北岔烧锅大院，发弹七发，给敌人很大震动，无法想象游击队竟然使用迫击炮。曹国安率领迫击炮大队经常出没在吉海铁路沿线，在铁路工人中建立反日会，在铁道路牌、道桩、树干上张贴传单小报，甚至把策动哗变的宣传小报撒到敌营中。6月，中共吉海铁路特支将载运200名日军和大量枪支弹药的列车通过荞麦楞子车站（永宁站）的时间报告给杨靖宇。狡猾的敌人把军车挂在客车后面，载200多名日本兵去磐石北部“讨伐”。杨靖宇命令南满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韩浩和曹国安要率部不惜一切代价截击这趟混合列车，同时批示吉海铁路地下党组织要积极配合游击队搞好这次截击。韩浩和曹国安接受命令后，经过周密细致的研究，二人分头行动。第二天拂晓前，韩浩带领游击队来到荞麦楞子车站附近，选择有利地形，严密地封锁了车站。一切布置就绪之后，曹国安带领20名游击队员在地下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车站，出其不意地将站内铁路警护队的枪缴下来。在车站站长（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几个人又分别换上站务员和铁路警护队的服装，等候列车的到达。韩浩带领游击队埋伏在车站外东山坡树林中，注视着车站内的动静。不久，为列车开道的压道车开过来了。它刚刚过去，埋伏在铁路两旁的游击队员迅速跳上路基，将道钉拔掉，把钢轨拨开，以防压道车回站。不一会，列车开过来了，曹国安身着站长制服，手拿号志旗站在机车停车的站台上接车。当列车进站还没停稳的时候，曹国安抓住机车扶手一跃而上，登上车头控制了司机和机车。得手后，曹国安从机车窗口向外挥动号志旗，韩浩看到信号后立即命令队员开枪射击，机枪对准客车后边的几节军车扫射。敌人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昏头转向，叽哩哇啦地大叫，乱作一团。这时，一名懂日语的游击队员用日语向敌人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在游击队员的强大攻势下，车上的日本兵举着手走出车厢，当即被押走。就在同一个时间，从前边的客车上走下100多人，都是化了装的游击队员。他们立即动手搬运车上的枪支弹药、给养物品，不到半小时就将火车上的物资全部卸下，装上了大车运走。先头开过去的压道车听到后面枪响，立即返回增援，但因铁路被破坏，不得不被迫停车，即刻遭到事先埋伏在这里的游击队员们的猛烈袭击。车上的敌人有的被击毙，有的举起双手投降。这次战斗俘虏了全部日军，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此后，迫击炮大队随游击队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合力攻打磐石呼兰镇、伊通大兴川、营城子、桦甸八道河子，袭扰吉海铁路的军用列车，杀敌人，夺武装，筹补给，搅得敌人不得安宁。迫击炮大队在广大铁路工人配合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截击军用列车、铁甲车，制造列车脱轨等二十多次 。9月，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日子，南满游击队300余人依照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下辖第一、三两个团，曹国安任第三团政委（团长韩浩）（至1934年11月）。独立师成立后，在磐石地区东征西讨，四处袭扰，引起日伪的忌恨，调集万余兵力“围剿”游击区，每天派出千余人尾追袭扰，疲劳抗日部队。10月底，独立师决定兵分两路：一团和少年营在磐石继续与敌人周旋，坚持长期斗争；杨靖宇率司令部和三团政治保安连撤出玻璃河套，迅速掠过小城子、石嘴，在呼兰河口渡过辉发江（辉发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挺进濛江、辉南、金川、柳河、通化等南满山区，重新开拓抗日游击根据地。曹国安等人率领三团由杨靖宇直接指挥，在南满的广大山区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11月15日，部队在金川旱龙湾与伪军邵本良部遭遇，激战三小时，毙敌七名，打伤六人，缴枪七支。接着，杨靖宇和曹国安等人又率部声东击西，于11月24日向柳河重镇三源浦发动奇袭，很快占领了全镇，打死一名伪警察，处死了五个日本走狗，缴获了大批财物，解决了部队的冬需物资，又于12月23日将计就计，智取了凉水河子。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力克三源浦，智取凉水河，强攻八道江，血战抱马桥，重创伪东边道游击大队长部队邵本良伪军，又先后在回头沟、哈尼河、板石河、辉南四岔以奇袭、阻击、伏击等战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东边道地区掀起一股红色风暴。

1934年春，以独立师为核心的南满抗日力量形成后，曹国安等人依照司令部的命令率三团百余人离开司令部，进入通化、临江地区迂回穿插，寻机歼敌。6月，曹国安率部袭击了临江六道沟伪警察署。9月16日，曹国安率三团在通化七区通新村附近，袭击了载有汽油、电信器材等军用物资的21辆汽车组成的日军运输队。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击毁汽车11辆，击毙日军1名大佐，敌人死伤近30名，缴获了一批武器和日军搜集的有关独立师的机密情报。不久，曹国安又率队进入桓仁县境内，在八宝沟与敌军交战，打死打伤敌人22名，俘虏8名，缴获步枪15支，子弹千余发。10月，曹国安率三团来到濛江县新开河和摇金沟一带活动。当时已经下了两场雪，大雪铺地，朔风凛冽，战士们还未穿上冬装。军部供给处几次派人到集镇买布，都因敌人封锁甚严，未果而归。曹国安率二师袭击了伪森林警队，却也只能解决伤员的冬装。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曹国安接到杨靖宇派人送来的信，得知驻守濛江县城的日伪军第二天从朝阳镇领完冬装回来，路经铺板石岭。杨靖宇命曹国安带部队到铺板石岭上高山隘口伏击敌人，抢夺冬装。看完信后，曹国安率部队连夜急行军，在天亮前赶到了铺板石岭上的伏击地点。部队刚埋伏好，满载冬装的日伪军车队顺着山路从山下向岭上爬来，等到日伪军先头部队到了岭上时，三声伏击信号枪响后，曹国安带部队向敌人冲了过去。敌人后卫见势不妙，抢占了一个山头，用轻重机枪封锁了山路，使抗日部队无法搬取俘获的物品，妄图拖延时间，坚守待援。曹国安迅速组织好突击队，指挥战士冲了上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刺刀捅弯了，就用石头砸，经过激烈拼杀，将敌人全部消灭干净，解决了冬装。曹国安带领部队自筹给养，逐步扩充力量，把三团锻炼成为一支作战勇猛、坚韧顽强的主力部队。曹国安也在战斗中成长为一名能率兵冲锋、独挡一面的优秀指挥员。11月5日至10日，中共南满党组织在临江四道二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下设一、二两个师，分别以一、三团为主编成。曹国安升任第二师师长兼政委（至1936年6月）。曹国安服从组织的安排来到江北，按照将“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人民革命政权及抗日根据地相结合”的设想，把活动区域推进到辉发江南岸。队伍逐渐向濛江、抚松方面渗透，协助抚松北岗抗日力量建立了该县第一个党的组织——抚松特支，发展以那尔轰（今那尔轰镇）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

1935年2月间，曹国安指挥部队袭击了营城子伪军取得了胜利。2月25日，二师发表了《为粉碎日伪春季大讨伐告民众书》和《为扩大反日统一战线告民众书》，号召各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消灭日本侵略者。3月，曹国安率二师向东满运动，与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苏剑飞）、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王玉海）建立了“江北共同指挥机关”，由苏剑飞任总指挥，曹国安任前敌政委兼副总指挥，王玉海任副总指挥，兵力共计四五百人。此后，三支队伍密切配合协同作战。4月5日，曹国安率二师与王玉海部一同进攻日本投资开掘的桦甸夹皮沟金矿，缴枪十余支，伪币数万元，烧毁敌人机枪两挺，弹药数十箱。4月12日，曹国安二师与苏剑飞、王玉海等部联合袭击由日本“大同植产会社”经营的老金厂金矿，毙敌两名，打伤四名，焚毁大批建筑材料和矿区建筑。4月19日，曹国安率二师进攻抚松万良镇，俘虏敌人十余名，缴获手枪两支。这几次战斗吸引了敌伪的注意力，配合了军部和一师在本溪、宽甸、桓仁等地的活动。4月以后，曹国安率二师在江北转战于磐石、双阳、伊通、东丰、西丰、海龙、桦甸、抚松、濛江、永吉等广大地区，钳制了大量敌军，有力地声援了军部和一师完成南下活动的重要任务。到这年夏天，由于曹国安领导有方，二师已发展成为300余人的武装。然而，就在此时，曹国安和师参谋长丁守龙（后叛变）在收编抗日山林队问题上产生分歧，发生了争执。丁守龙指责曹国安右倾，骂他“伪军反正也不是好货”，还下掉了曹国安的枪。曹国安原本就有伪军工作的经验，自然明白团结其他队伍的重要性，但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极力避免个人的争执扩散到整个部队，自己到军部向杨靖宇陈明事情的原委。杨靖宇把丁守龙调回军部，给予了纪律处分，决定曹国安仍回二师指挥队伍。曹国安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行事风格赢得了领导的信任与士兵的拥戴。7月，曹国安回到二师，按照杨靖宇的部署回师柳河，在柳河与三源浦之间的黑山嘴子把伪东边道讨伐司令官邵本良的老七团两个精锐营一个不剩地全部消灭了。邵本良大伤脑筋地说：“一个杨靖宇就够对付的了，又出了个曹国安！”9月，曹国安率二师主力第八团历经艰难长途跋涉，终于同活动在东满的第二军派出的西征队伍在濛江那尔轰会师，打通了一、二两军和南满、东满党组织的联系，为组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奠定了基础。10月4日，在濛江县那尔轰老龙岗西坡黑瞎子望于家沟，召开了两军会晤式和军民联欢大会。一军军长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二师师长曹国安和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等出席了会议。此后，为减轻日伪军对军部和一师的压力，曹国安把队伍又拉回江北地区活动。

1936年4月，随着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抗日武装均有统一建制、协同作战的要求，产生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下辖第一、二两个师，曹国安仍任第二师师长兼政委（至7月）。7月，东满、南满党组织和一、二军主要干部在金川河里根据地举行会议，同意两军联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曹国安任然担任第一路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至12月）。为了配合二军的四师、六师行动，二师暂归二军统辖。9月初，曹国安即率部抵达江南，在抚松三道砬子河稍事休整，又转移到抚松濛江、长白县境。以后的日子里，曹国安率二师与第二军的四师、六师忽而分开，互为犄角，遥相呼应；忽而合拢，夺关拔寨，夹击敌人。10月，金日成率领的二军六师在黑瞎子沟和大批敌人遭遇，陷入困境。曹国安得知后，立即率部趁机抄袭敌人后路，将敌击溃，为六师解了围。又一次，六师进攻陈家趟子木场，二师正在南岗一带活动。听到枪声后，曹国安立即率部赶到战场，配合六师攻占了木场。同年冬，曹国安率师转战到长白县境内，当他得知日本守备队和马全斗的伪警察大队，准备合击抗联六师的消息后，当即率队援救，在十二道沟岗抄了敌人后路，打得敌人大败而逃。曹国安对兄弟部队的无私行为，得到六师与其他抗联兄弟部队的高度赞扬。同年冬，曹国安率二师100多人转战到长白县十三道沟，受到当地朝鲜族群众热烈欢迎。群众亲切的称曹国安为“曹司令”，并给部队送来白色大衣、麻鞋、棉袜等大量衣物和粮食。敌人探知二师消息后，开始集结兵力尾追上来。曹国安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首先打击迫近跟踪之敌。12月8日，曹国安指挥战士穿上群众送来的白大衣埋伏在十三道沟沟里。时值中午，伪靖安军金泽守备队数百名日伪军进入埋伏圈。二师指战员立即以猛烈的火力向敌发起攻击。激战半小时，游击队击毙靖安军营长赵国光和南翻译官及以下50余名日伪军，随后迅速撒出战斗，奔往七道沟与二军四师、六师会合。被激怒的敌军又纠集临江县伪治安队共千余人尾追上来。

1936年12月21日，二军政委魏拯民率四师、六师与曹国安的二师共300多人在临江县七道沟江边的一个甩弯处险要之地设下埋伏，打退敌人多次正面进攻。敌人吸取了教训，改变战术，以大部队正面佯攻，派小股部队从背后抄上来。激战中，曹国安被冷枪打中背部，击穿了胸部，但仍然忍着剧痛坐起来指挥战斗，幸亏八团赶到才打退敌人。敌人丢下四五十具尸体逃离。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将曹国安抬到附近的木帮工人的住处。曹国安却因伤势太重，壮烈殉国，年仅36岁。

曹国安的外甥宋铁岩曾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于1937年2月11日牺牲。舅甥二人在短短两个多月间相继壮烈殉国。

曹国安烈士之墓位于临江市“四保临江”烈士陵园。

曹国安将军殉国地位于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六道沟镇七道沟村331国道七道沟大桥北，为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9月，浑江市（今白山市）人民政府在六道沟镇七道沟村东的山上建立“曹国安将军殉难地纪念碑”。

2015年8月24日，曹国安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