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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僮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旧行政区划名,1952年设置(副省级),属于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下辖包括34县或县级自治区。辖地内僮族约有525.7万人,占总人口的62%,其他少数民族占7%,汉族占31%。
桂西僮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旧行政区划名,1952年设置(副省级),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1952年9月,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8月批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精神和广西省人民政府的指示,省民委召开了全省民族工作会议,讨论成立桂西僮族自治区的有关问题, 制定筹备工作方案。经请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并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1952年10月9日成立了桂西僮族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覃应机(僮族)为主任委员,赵卓云、谢鹤筹(僮族)为副主任委员,赵世同、黄现璠等人为委员,着手筹建桂西僮族自治区。根据经省人民政府修正通过的《桂西僮族实行区域自治筹备工作方案》,根据地区面积及人口情况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七条规定,桂西僮族自治区的行政地位相当于专员公署一级,自治区自治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广西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11月先后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传达与宣传,并通过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了桂西僮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共785人,其中僮族代表510人。
1952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广西西部设置广西桂西僮族自治区(行政公署级,为建国初期设立的相当于省级的地方行政机关)1952年12月3日至9日,桂西僮族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南宁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僮、汉、瑶、苗、侗、倮倮、毛南、仫佬、仡佬、回、水家等民族的代表,共776人。会议遵照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建立桂西僮族自治区,会议通过了《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施政纲要》、《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暂行组织条例》、《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选举办法》。选举覃应机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谢鹤筹(僮族)、冯寿天(汉族)为副主席,后增补谢扶民(僮族)、梁华新(僮族)为副主席,委员黄举平(僮族)、黄现璠(僮族)、赵世同(僮族)、杨文贵(苗族)、莫虚光(侗族)、赵乐群(僮族)等29人。12月10日上午,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在南宁隆重举行,5万多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参加了大会,覃应机主席在大会上致词,庄严宣告桂西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桂西僮族自治区成立时区政府驻南宁市,辖百色、宜山、宾阳、崇左4专区,包括宜山专区的罗城、环江、河池、南丹、天峨、忻城、都安、宜山、三江、大苗山;宾阳、崇左专区的马山、武鸣、隆安、扶绥、镇都、大新、龙津、崇左、宁明、上林、邕宁;百色专区的隆林、田林、凌乐、凤山、东兰、田阳、田东、平果、德保、靖西、镇边、百色和钦州专区所属的上思等34县或县级自治区。辖地内僮族约有525.7万人,占总人口的62%,其他少数民族占7%,汉族占31%。
广西省于1952当年10月19日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 并经政务院批准,设立桂西壮族自治区,为广西省以下最高民族区域自治建制。自治区人民政府于次日宣告成立。治南宁。划辖百色、宜山、柳州、宾阳、崇左等5个专区及其34个县或县级自治区。
1953年4月23日, 桂西壮族自治区合并宾阳、崇左等两个专区,改置邕宁专区。同时撤销柳州专区,并将宜山专区的都安县改由桂西壮族自治区直辖。同年,桂西壮族自治区又撤销邕宁专区,直辖其所属的邕宁、宾阳、横县、武鸣、上林、马山、崇左、隆安、龙津、大新、镇都、扶绥、大新、上思、宁明等15个县。
1955年7月12日,桂西壮族自治区增置并直辖凭祥镇(县级)。同年9月18日,桂西壮族自治区百色专区所属的隆林各族联合自治区、宜山专区所属的三江侗族自治区、大苗山苗族自治区分别更名为自治县。同月21日,桂西壮族自治区撤销都安县,设立都安瑶族自治县。同时,设立巴马瑶族自治县,属宜山专区管辖。
1956年3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桂西壮族自治区更名为桂西壮族自治州。同时,将其所属的百色、宜山两个专区分别改为百色、宜山等两地区,并设立地区工作委员会。同年11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凭祥镇改设为凭样市。
1957年3月27日, 桂西壮族自治州直辖的镇都县更名为天等县。至此,桂西壮族自治州直辖邕宁、宾阳、横县、武鸣、上林、马山、崇左、隆安、龙津、大新、天等、扶绥、上思、宁明等14个县,管辖百色地区及其田林、凌乐、百色、睦边、靖西、德保、田阳、田东、平果、凤山、东兰、隆林、巴马等13个县,宜山地区及其天峨、南丹、河池、环江、罗城、宜山、忻城、来宾、石龙、柳江、柳城、融安、大苗山、三江等14个县。同年12月20日,国务院第66次全体会议批准,撤销桂西壮族自治州,其直辖县市由新置的邕宁专区管辖,百色、宜山两地区亦分别改为专区,属县依旧。
1956年3月2日,广西桂西僮族自治区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根据宪法和国务院规定,通过改桂西僮族自治区为桂西僮族自治州,大会选举覃应机为自治州州长,李均、梁华新、蓝昌法(瑶族)、杨文贵(苗族)、莫虚光(侗族)、赵乐群(壮族)为副州长,黄现璠等人当选为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委员。随着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以及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及政策的深入宣传和贯彻实施,壮族人民强烈要求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以便和壮族在祖国大家庭的位置相称。这个愿望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6年9月27日,周恩来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召集出席党的八大的陈漫远、韦国清(壮族)、覃应机、陈再励、卢绍武(壮族)、郝中士、李殷丹、王梦周等9名广西省委常委谈话,倡议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根据周恩来的倡议,9名常委于当年10月2日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了《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意见》。同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这一意见,并要求中共广西省委研究执行。同年12月20日,鉴于正在筹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务院会议作出了撤销桂西僮族自治州的决定。
桂西僮族自治区总面积共为134463平方公里,自治区境内,除僮族外,还有苗、瑶、侗等十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其中僮族约五百四十万人,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共约六十余万人,汉族约二百三十万人,全自治区人口共约八百四十万人。这是中国目前已建立的民族自治区中人口最多的一个自治区。
民族团结
桂西僮族自治区成立以来,桂西各族人民,在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已把自治区建设得更加美好了;自治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首先,自治区成立后,在桂西地区内出现了从来没有的民族团结的新气象。如田东县三区作登街的僮族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把三千多斤粮食的斗争果实送给了缺粮的新发乡的瑶族兄弟,男女二百多人敲锣打鼓送去;瑶族人民也集合一百多人以感激的心情来半路迎接。凤山县六区朗汉屯瑶胞三十一户移住山下时,许多僮族农民自动去帮助瑶胞盖房子。靖西县新造乡发现有二百多只猴子损害农作物,这乡僮族人民因缺乏打猴子的经验,就去请打猴子有经验的苗族兄弟来帮助;苗族兄弟一直帮助他们把猴子打完。这些新事情,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在自治区成立后在桂西的每一个山城和乡村,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各族人民已经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消除了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间的互相仇视和互不信任心理。
大兴水利
在各族人民的积极努力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桂西僮族自治区内当年共兴修小型水利一万多处,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四处、抽水机站六个。这些水利工程共扩大与巩固受益农田达一百万亩,其中仅大型水利工程之一的宾阳塘来水库即可灌溉农田三万多亩。这样不但使很多地区的农田免受旱灾的威胁,而且已使部分地区的一季稻田变成了二季稻田。如扶绥县岜盆村僮族农民改种两造的田即有一千八百多亩,大量增产了粮食,早稻的每亩最高产量有达六百七十多斤的。人民政府为了满足自治区内各族农民生产上和生活上的要求,并发放了四百三十多亿元的农业贷款,一百多亿元的救济金。据不完全统计:各族农民用这批贷款已购得耕牛一万三千多头,农具十七万多件,种籽一万二千多担,很多农户都解决了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
互助合作运动
僮族人民在农业生产方面是有丰富的经验的,是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学会种水稻的民族之一。他们种的水稻整齐而均匀,禾苗也长得很结实;同时,他们很早就有了“帮工背工”(变工互助)的习惯。十九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后,为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在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种“帮工背工”的优良习惯,已在原有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互助合作运动也蓬勃地展开了。仅原邕宁专区的十五个县和宜山专区各县就有互助组五万二千多个,参加人数共八十八万多人,其中常年互助组有二千八百多个。百色专区靖西县龙显乡龙首屯去年没有帮工互助组,当年组织了十八个互助组。互助组一般都获得了丰收,并出现了不少模范互助组和劳动模范。平果县李春花模范互助组所种谷物,今年就比去年增产三成四。自治区内各族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她们的劳动和男人一样强,目前参加互助组的妇女,已占全自治区劳动妇女百分之十五以上。宾阳县包括一部分劳动妇女的杨祖露互助组水稻产量比一九五一年分散单干时增加了七成九。自治区内不少县份都召开了劳动模范大会,进一步推动了生产。
提高民族文化教育
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后,对文化的要求也就更迫切。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已在区内各县扩充和兴建了文化馆及收音站;增设了民族中学、民族师范学校和一般学校,并扩充了原有学校的设备。仅自治区所辖百色专区的完全小学和乡小学就发展到了三九〇四所,学生增加到二六九、四七九人。如百色县一区第二完全小学学生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四倍。全百色专区平均每一个区有两所以上的完全小学,每一个乡有两所至三所乡小学;今年下半年在人民政府帮助下,全专区民族小学还增设了一百六十六班,民族小学教师也增至六千四百多人。大部分教师都学习了民族语言,并用民族语言授课。全专区的中等学校已增加到十三所,还有两个师范学校,中学和师范的学生共达六九三五人。
推进壮文壮语发展
1955年4月27日,广西僮族文字问题座谈会在南宁举行,讨论了僮语的基础方言、标准音和文字方案问题。
1955年12月10日,僮文方案(草案)公布。
1956年3月19日,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州壮文学校在武鸣成立,州长覃应机兼任校长。该校的任务是培训壮文干部,推行壮文。第一期学员1100人,为自治州在职干部、小学校长、小学教师等。要求达到“能读、能讲、能写、能教”壮文,成为基层推行壮文的工作人。
推进壮戏等民族艺术文化的传承
在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桂西僮族自治区第一次民间文艺观摩会演大会”于1955年1月3日在广西南宁开幕,10日结束,共举行了8天。这次会演大会参加单位有25个县及3个县一级的自治区共28个代表队。代表共363人,计僮族236人,瑶族42人,侗族20人,苗族2人,汉族63人,共演出10场86个节目,其中属于僮族形式的有31个,瑶族的15个,侗族的5个,苗族的3个,汉族的22个。本次会演大会极大地促进了桂西民间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1955年2月7日,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会在北京举行,广西僮戏《宝葫芦》等获得演出优秀奖,这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重视壮戏艺术传承的结果。
1953年10月1日,由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谢鹤筹为团长,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工农业劳动模范、军烈属代表,共86人组成的中国人民第三次赴朝慰问团广西分团,离开南宁,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及朝鲜人民军。次年1月14日回到南宁。
1953年12月,桂西僮族自治区东兰县初级师范学校改为省立东兰民族师范学校,招收百色、南宁、柳州3专区的学生。1954年8月,该校迁南宁,改名桂西民族师范学校。
1954年7月23日,桂西僮族自治区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覃应机任主任委员,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黄现璠等8人任委员。
1955年8月5日至27日,广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在南宁举行。参加会演的有6个专区、5个市,桂西僮族自治区直属县及省直桂剧团、京剧团等15个代表队、695人。全省各主要剧种,包括少数民族的主要剧种,各地区的优秀演员和老艺人参加了观摩会演。
1955年9月27日,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典礼。广西籍将官韦国清(僮族)、李天佑被授予上将军衔,韦杰(僮族)、冼恒汉(僮族)、莫文骅、覃健(僮族)被授予中将军衔,韦祖珍(僮族)、卢绍武(僮族)、朱鹤云(僮族)、吴西(僮族)、欧致富(僮族)、姜茂生、黄一平、黄惠良(僮族)、黄新友(僮族)、覃士冕(僮族)、覃国翰(僮族)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些将官除李天佑、黄一平两人外,皆为桂西僮族自治区辖地出身的勇士,且绝大多数为壮族人。由此可见桂西僮族自治区地灵人杰、壮士(壮族勇士)辈出之一貌。
1955年广西省的灾情严重,1956年又发生了多年未有的春旱,早熟作物减产一半左右,以致从1956年1月到4月,广西省平乐、荔浦和桂西僮族自治州的横县(直辖县)等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群众口粮不足,造成平乐、荔浦、横县三县14700多农民流离失所,讨饭渡荒,550多人饿死的严重事件。据新编《荔浦县志》记载:1955年,全县外流逃荒1201人,因缺粮而患病致死271人;1956年春,因灾逃荒454人,因灾饿死123人。据新编《横县县志》记载:1956年,“春夏干旱,加上群众留粮不足,全县发生饥荒,43360户缺粮,占全县总户数40%。因缺粮病死434人,患浮肿2971人,逃荒1000多人。”因灾饿死人事件发生后,中共广西省委和省政府的监察部门曾4次会同有关部门派人到灾区逐乡进行调查。但是,事件发生后,当地官员以高压手段严格封锁消息,不准向上级反映。民主党派当时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当地中共同级党委的领导,为了对人民负责,便向民主党派中央反映。民主党派中央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立即调派干部前往调查,并立即采取措施调运粮食开展救灾活动,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195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广西因灾饿死人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以及国务院监察部长钱瑛、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广西的韦国清、甘怀勋等参加会议。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举行会议。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彭真、谭政、李雪峰、王稼祥、杨尚昆、王从吾、钱瑛、习仲勋、齐燕铭等和广西党政领导陈漫远、韦国清、郝中士、肖一舟、覃应机、甘怀勋等。两次会议均指出广西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固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是根源是官僚主义,漠视民命,麻木不仁,必须给省委、省政府和灾区的有关领导以撤职处分,否则就不能服人。
1957年6月14日,国务院召开第52次会议,讨论了监察部部长钱瑛所作的《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这一报告强调,这一事件的客观原因,是水旱灾害和56年春雨连绵,早熟作物减产50%左右。但另一方面,事件发生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共广西省委、省人委主要负责人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严重,问题发现后,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对负有责任的干部长期不作严肃处理。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刘建勋任省委第一书记,贺希明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广西饿死人事件震动全党,为提醒全党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训,《人民日报》于6月18日发表了《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社论。社论指出,这次广西发生的事件,从全国范围看,虽然是个别的,但它所暴露出来的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确实是不能容忍的。希望全党普遍地纠正报喜不报忧和听喜不听忧的歪风,切实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克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1956年8月5日,广西建立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莫矜为组长,桂西僮族自治州委员、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黄现璠为副组长,成员数十人。该调查组将分赴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1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8月,以桂西僮族自治州州长覃应机为团长的广西各族人民代表团,应邀赴越南太原市参加越北自治区成立庆典活动。在河内受到胡志明主席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