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发现和大量基因检测结果，畲族是由云南元谋人的一支，向东迁徙进入广东，不断进化繁衍而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整个东江水系的考古调查，发现代表东江文明的古遗址，广东省河源市138处、惠州10余处、东莞10余处、深圳10余处。这些遗址表明，古河源大地上，自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这里曾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古人类部落活动之地。四五千年前，河源大地上已遍布先民，他们大量磨制石器、烧制陶器。在龙川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有10多处，其中较重要的有佗城塔西村坑子里、佛子哥、龙母坪等遗址。在和平三角山遗址，陆续发现“米字纹陶类型”文化遗存。米字纹陶是战国中晚期越国贵族使用的器具。春秋时期，广东东江流域内曾出现过一个“缚娄古国”，管辖地域包括今惠州、博罗、东莞、深圳一带。在东江的发源地--江西省赣州市，发掘出商周时期百越民族的村落遗址，土了大量的陶片及石器外，还出土了完整的陶盆、陶罐、陶簋、陶纺轮等。

福建的闽越族群盖由若干族系组成。一是本土土著闽族，即商周以来的“七闽”部落或部落联盟，人口比例较大；二是南迁的越国王室宗族及其族众；三是部分入闽楚人。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闽侯县庄边山遗址发掘出土9座战国晚期至汉初墓葬，其形制及随葬品的仿青铜陶礼器、琉璃璧等都与长沙地区战国晚期楚墓出土的相当一致，推断其为楚人的家族墓葬，反映楚国移民进入闽越地区的历史。此外，可能还有少数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但占据主导地位的应是越国王室后裔。

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指出在春秋有于越，战国有杨越，汉有瓯越、闽越、南越、骆越，三国时尚有山越。其分布地区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他把“百越”和华夏、东夷、荆吴并列为汉族四大来源。

先秦古籍对南方的众多部族，常统称为“越”，实际上这些“越”并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南方众多部族的统称。《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采草药》“诸越则桃李冬实”。在先秦古籍中，对南方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常统称之为“越”。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部族，各有种姓，故不同地区的土著又各有异名，或称“吴越”、或称“闽越”、或称“扬越”、或称“南越”、或称“西瓯”、或称“骆越”，等等。这些部族在先秦时期曾存在过璀璨的高度文明。近年来的考古研究实证表明，百越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注：骆越辖下15部为：交趾/朱鸢/武宁/福禄/越裳/宁海/阳泉/陆海/武定/怀驩/文郎/九真/平文/新兴/九德等部。

自古流存下来的文献对有关百越记载甚少（秦始皇焚书毁了大量先秦文献），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考古发掘的深入，考古出土大量的陶瓷、青铜、铁器、玉器等文物，见证了百越文明，填补了百越历史的空白。在远古时代，古越人便创造出璀璨的高度文明，其冶铸技术、农业、制陶、纺织及造船业等等相当发达。考古研究表明，长江以南的原生文明，比如草鞋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奇和洞遗址和缚娄国遗址等文明遗存，不亚于同时期的北方文明，甚至比同时期的北方文明更璀璨。在对百越良渚考古中发现，百越地区良渚古城规模远远大于同时期的北方中原黄帝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文明的各大遗址中，百越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难怪考古学家严文明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不少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可以算得上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了，实际上先秦文献中往往虞、夏、商、周四代并提，虞代并不限于虞舜，据《韩非子·显学》，虞代延续了一千余年，推测良渚文化便是虞朝的考古学文化。陈剩勇、吕琪昌等强调良渚文化是夏文化的源头。

近年有学者认为百越人是夏王朝的建立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语言学者金钟就认为，中国历史上夏朝，正是濮人北上所建立的王朝，而濮人正是某支百越人于远古沿西南迁徙而成。比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学者是董楚平，他在《吴越文化志》这本中，列举了十多条证据，论证是百越族北上所建立的王朝。陈民镇认为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虞代，良渚文化是虞代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北迁中原建立了夏朝。中国东南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历史上，中国南方是越人的天下。越人是先秦时代诸夏文明圈对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部族的统称。古越人是渊源于中国东南的古老民族，无论是浙江地区的于越，还是福建地区的闽越，都属于古越文化范畴。古越人创烧出了中国最早的瓷器。在以青铜兵器争锋的古战场，古越人锻造的越王剑是天下闻名的王者之器。东汉之后，逐渐少见于史籍记载。总的来说，百越族群或逐渐消融于华夏-汉族之中，或在与华夏-汉族的互动中逐渐演变为壮侗语民族。

据文献记载及考证，古越人与中原人早期的关系主要在贸易，越人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以交换中原的丝帛和手工产品。百越诸部族当中最早与中原交往的是地缘上较接近中原的“于越”，其之间的交往在中原古籍里也留下了墨迹，于越（越国前身）部族在商周时期虽然没有参加武王伐纣，但曾经北上当过周成王的宾客。商与西周时代，岭南南越部族与中原也开始有了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吴越、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不少人认为百越文明的开始，是在被秦始皇五十万大军征服之后，从中原带来了文化、技术，当地土著“百越人”才从蒙昧的原始氏族部落阶段一跃跨入封建社会；但是，考古学界近年来研究发现，岭南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存在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

布洛陀

布洛陀信仰是壮族及其先民敬奉布洛陀为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和道德神。布洛陀已被壮学界认定为壮侗语族诸民族及其先民的人文始祖。那么，在族源上，骆越起源于布洛陀文化产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并随着其民族的不断发展而传承下来。按此逻辑推定，布洛陀应是骆越族信奉的始祖；布洛陀文化是骆越文化之根源，二者可谓是老祖与子孙辈的关系。

布洛陀文化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它有着自己的传播场域和传承族群，有着韵文体、散文体等流传载体，有着混溶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先天条件，更有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观念和祭祀仪式，是壮族传统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布洛陀文化不仅在广西的红水河流域、右江流域，云南的红河流域的壮族群居地，黔南的南盘江、北盘江流域布依族和水族群落的民间里广泛流传，而且在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地也流传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

刘三姐

“刘三姐”是壮族传说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千百年来流传于岭南地区，既联系着古代“百越”又连接着近代“两粤”，广西很多地区都立有刘三姐的塑像或刘三姐庙。广东江门鹤山客家人把“刘三姐”奉为歌仙，升入神格。为了纪念刘三姐，他们在鹤城昆仑山大昆山顶建了一座刘三姐庙。

三山国王

最早信仰三山国王的主体是广东粤东地区的百越土著居民，后来逐渐成为畲族、福佬、客家在内的粤东民众的共同保护神。如潮安碗窑、山犁、李公坑、饶平石鼓坪的畲民都崇奉三山国王神，每年正月都要举行迎送三山国王神的仪式，其中潮安碗窑、山犁畲民还把三山国王神置于必须迎送的诸神之首。而海南省通什市的民族博物馆黎族馆中，至今还陈列着一面写着三山国王字样的三角形红旗。这些都是畲族、黎族信仰三山国王的明证。从时代特点来看，三山神信仰最初是隋代粤东土著民族的信仰。而当时粤东的土著民族，应是后来畲族与黎族的共同的先民之一。因此，三山国王信仰也是由畲族传给客家的。

青蛙

对青蛙的崇拜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的百越族的蛙图腾。百越族是较早种植水稻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发现青蛙的某种叫声预示着雷雨的即将来临，以为青蛙能呼风唤雨，兆示着农业收成的丰歉，所以对青蛙加以崇拜，有的氏族还把青蛙作为本氏族的图腾。

壮族地区把青蛙叫做蚂拐，将其视为司雨神灵。红水河流域一带的广西东兰、巴马、凤山、天峨等地区，蚂拐崇拜最为盛行，历史上建有约300座蚂拐社亭和数不清的蚂拐坟坡。每年正月初一，人们都要举行蚂拐祭祀活动，形成当地规模最大的民间节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人素有蛙崇拜习俗，蛙神曾一度被视为延平城的保护神。

鸟图腾

鸟图腾崇拜在古百越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尤其明显。如今，作为百越民族后裔的侗族人生活中仍旧延续了崇鸟习俗，在侗家的服饰织锦、鼓楼、风雨桥、大歌、节日活动中处处可见鸟之风情，成为了侗族文化的印记与传承。壮族先民崇拜鸟。因而太阳纹样和鸟纹样成为了原始先民太阳与鸟崇拜的造型形式。从历史上百越及其后裔的岩画和出土并使用的铜鼓纹样中发现,太阳形态的圆形状、光芒状、符号化与鸟形象融合。

袍隆扣

袍隆扣是海南黎族人民最大的祖先神。传说袍隆扣撑天万丈，射去六日六月；以彩虹为担，以道路为绳，采沙石造山川；踢高山凿沟壑，化汗水成江河，以毛发造森林；为黎民百姓生息繁衍和万物勃发生长创造了良好生存环境。

妈祖

妈祖海神信仰是在百越海洋社会传统的原始宗教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妈祖最初是福建湄州岛疍民社会中的一个女巫。信巫是百越人的习俗，也是百越后裔的信仰传统。唐宋时代，中原汉人移民与福建沿海闽越后裔展开大规模的文化互动，而掀起了造神浪潮，造成了疍民社会巫神宗教地位由“巫”到“妃”的崇高化。在明清时期随闽人传播海内外，使得百越后裔的海洋人文获得了在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大发展。

崇蛇

福建最早的居民闽族人则以蛇为图腾。秦汉以前，闽越族多生活在深山峡谷和江河湖泊之间，而毒蛇多繁殖于山野溪谷，蛇不但能伤害人畜，而且能毒死甚至吞食凶猛的野兽。因此，闽越人对蛇有很大的恐惧感，认为蛇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因畏惧而产生崇拜心理。闽越族的后裔疍民，至今仍然忠实地传承着上古祖先的崇蛇遗俗，除了作为祖先崇拜外，更将其视为水上保护神。疍民较常见的崇蛇活动，莫过于崇祀福建民间传说已久的“九使”蛇神。福清至今还有一处山岭名为“九使岭”，传为九使蛇神所居之处。

福建泉州一带流行的拍胸舞，就是古闽越人蛇图腾崇拜和傩舞的遗俗。潮汕英歌舞中的舞蛇是源自闽南对蛇的崇拜。而在民间信仰中，这样的证据就更多了。如福建闽侯至今仍有洋里、青竹境和蕉府行宫3座供奉蛇王的宫庙，连江品石岩蛇王庙也供奉着蛇王“蟒天洞主”。此外，南平市樟湖坂镇的福庆堂，主祀“连”“萧”“张”三蛇王。在樟湖蛇神崇拜的习俗中，当地人每年七夕都要举行迎蛇赛会。

蝴蝶

福建惠东人群是古百越民族的一个支流，是闽南十八峒、蝴蝶峒的后裔，蝴蝶是其原始的族徽和图腾崇拜对象，惠安女服饰因此在服饰色彩的追求上有着蝴蝶的艳丽华贵，惠安女服饰有着古代闽越族的遗存信息。

岭南地区的古百越民族后裔以好歌、能歌而著称，山歌是其中非常独特的民族文化。从古百越族群开始，就产生了歌圩的风俗，在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值时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聚集于山坡上或田垌里，对唱山歌，以山歌寻求配偶，或以山歌交朋结友，传达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情感。

今天的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畲族等古百越民族后裔，他们都有唱山歌的传统。岭南地区的山歌最早见诸文献的有西汉刘向《说苑·善说》用汉字记越音所录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歌》。经学者考证，《越人歌》为古越语，其语法结构、语音格律等均与今壮、侗语相近，当属壮侗语各民族歌谣之源。因此可以说，岭南地区的山歌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周代、春秋战国时期，实际存在可能更早。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中歌仙，是山歌文化的代名词，是歌圩文化中的“模特儿”。对歌前，刘三姐的神像由众人抬着游行一周，人们祈求她赐予歌才，保佑三月三歌圩人人对歌如意。人们敬完了歌仙刘三姐，争相亮开歌喉，相互对唱，歌声此起彼落。刘三姐传说在岭南的壮族、汉族客家人、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族群中都有流传，是岭南人共同的文化遗产。

壮族先民最显现、最活跃的外在文化符号是唱山歌，歌中有“嘹嘹”之声，于是便将他们称为“僚”人。魏晋时期，大部分壮侗语族先民被称为僚人。唐代，岭南地区冠以地名的僚人有乌浒僚、邕州僚等，说明僚人遍布岭南广大地区，“洞僚”“山僚”或指其发展水平和居住地的地理特点。史籍在记载唐代以前历史时，大多把岭南僚人并称为俚僚。有的史籍对岭南少数民族，既统称为僚，又称为俚。唐宋以来，有关岭南地区山歌的记载源源不绝，比如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清人闵叙《粤述》、清人赵翼《檐曝杂记》等分别记载了“趁墟唱歌”、“群歌”等等。

铜鼓被壮侗语族先民用于赛神和祀神、军鼓指挥战争、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所以当时西瓯和骆越人及其后裔乌浒、俚僚人群统治阶层，都兴起了铸造铜鼓、使用铜鼓的风潮。而且谁造得越大，就象征着社会地位越高。成为了古代铜鼓铸造的巅峰。当时做出的铜鼓，鼓型已经无法再扩展了。这些体型硕大的桂系铜鼓，印证了史籍所载“鼓唯高大为贵”的特点。

同时，细看位于众多铜鼓之中的乘骑水鸟饰变形羽人纹铜鼓，不仅鼓面边沿立蛙4只，鼓面的纹饰更有太阳纹、翔鹭纹、勾连雷纹、眼纹等等。而这些雕塑和纹饰，描绘了人们的一些生活场景和宗教崇拜。譬如鼓上的青蛙，就表现了岭南地区的青蛙崇拜习俗。青蛙繁殖能力强，是“多子”的象征，代表了当时人们祈求多子多福、风调雨顺的愿望。

西瓯、骆越先民是我国最早发明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瓯骆地区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这是瓯骆先民对中国乃至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秦汉时期，瓯骆的稻作农业及其文化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其标志是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以及牛犁耕的采用，并形成了以“那”为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位于广西隆安县乔建镇博浪屯的娅怀洞遗址，出土了距今16000年的稻属植硅体，这说明生活在隆安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利用水稻的历史至少有16000年。娅怀洞遗址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看上去普通，实则大有乾坤，其发现和研究入围了“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以及广西资源县晓锦遗址、那坡县感驮岩遗址炭化稻谷及大石铲等相应生产生活器具的发现，印证了5000—4000年前广西稻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2015年，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考古发现水稻硅质体，将水稻驯化年代前推至最早1.4万年前。

石制工具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生产工具之一。百越的瓯骆人很早就已制作石铲，作为一种起土或翻土的农具，这在骆越人的史前或商周遗址中有较多的发现。西瓯、骆越地区的大石铲颇具特色，它主要分布在左右江流域的丘陵或平原地带，主要形状为双肩，肩部有平斜二种，器身扁平而长，有直腰、束腰二种，短柄，刃部呈弧形，石质坚硬。

由于瓯骆先民对稻产生敬畏，所以每年都会举行祭祀，大石铲是先民用来在泥地里开沟种水稻的工具之一，所以很容易就成了祭品之一。这件大石铲是“双肩 ”形束腰大石铲，是常见的一种，大石铲早期是耕作用的，后期则作为祭祀所用，大石铲的出现体现了当时隆安县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广西南部以左右江汇合的三角地带为中心，分布着一种特殊的原始文化。其原始文化的代表性遗物就是形体硕大、棱角对称、打磨光洁的石铲。这种石铲主要集中于广西南部，以隆安、武鸣、扶绥、邕宁、南宁市等五个县市交界处发现最多。

居住形式与各族群生活的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百越一带的“干栏式房屋”可追溯至7000年以前。中国古代塞北游牧民族多住便于迁徙的帐篷；中原诸夏部落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部落则住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即木（竹）结构的二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上层住人，这样可以防止南方气候的潮湿和避开各种凶恶的野兽虫蛇。正如《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文献上的“巢居”，大体是指底层架空、二层住人的“干栏式房屋”。

干栏从远古时代一直传承至今，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和西南诸少数民族地区。壮族是最早发明和建造干栏式建筑的主要民族，干栏建筑经历了“依树积木木构成巢——埋柱绑扎盖叶——榫卯与穿斗构架铺瓦”三个发展阶段。壮族干栏建筑建造多为就地取材，主要采用木材、石头、泥土、瓦片等材料建造，一般有上、中、下三层。底部架空，用数十根木柱支撑楼上的重量，四周不设墙，主要用来养家禽、家畜，堆放柴火、谷物等；如果设墙，也是由多空隙的竹篾围起，利于洪水的通过。二楼由木柱支撑在空中，主要用于居住，分设有厅堂、居室、储藏室、火塘等功能空间。上层为阁楼，用来存放粮食和杂物或者居住，在前檐或后檐会用竹木架起可晒晾谷物的平台。干栏建筑建造工序繁多，主要有：选屋场、看风水、平整地基、备料、裁料、推料、安磉磴、排扇、做梁木、立屋、上梁、撂檐断水、装屋以及其他附属工程。在广东高要茅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有“干栏式房屋”遗迹。

广西百色市西林县那岩古寨被誉为壮族干栏文化第一村，已有逾1000年历史。云南省广南县革里村壮族杆栏式建筑保存完好，被列入第五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古越人很早就懂得开采铜矿、炼铜。并善铸铜器，最具代表性的如青铜剑、青铜鼎、青铜编钟、铜鼓、铜铎（大铃）等。铜铎即是一种摇奏体鸣乐器，即“铎”，青铜铸故称；常系于牲口颈部，也悬挂于庙、塔的檐角之上，风吹即发声，俗称风铃，也用于军队仪仗队中敲击。广东惠州博罗县发掘出3000年前的土产青铜鼎与青铜编钟，反映出了古代该地“钟鸣鼎食”之贵族气象。

骆越人的青铜技艺有很高的水平，他们所制造的灵山型、冷水冲型、晋宁型铜鼓，是铜鼓鼎盛期的产物，是八型铜鼓中的顶级产品。骆越人制造的镦、圆形器、牛首提梁卣、钟、靴形钺等青铜器，都有很高的水平，尤其是牛首提梁卣，设计精巧，卣纽和卣腹上四头圜眼圆睁的水牛头。

自1971年以来，广西桂林地区不断有商周青铜器及其遗址的发现，标志着该地区在商代晚期开始逐渐进入青铜时代。春秋时期，西瓯青铜文化继续发展。在荔浦和恭城均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和遗物。战国时期，西瓯青铜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灌阳、全州、平乐、兴安等地相继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铜铁合制器和玉石器等。这些出土器物表明，西瓯战国时已进入了铜铁并用时代。

福建闽越族擅长航海，后南迁汉族与闽越族融合，形成新的福建人。新闽人继承了闽越人的航海文化，航海文化长期领先世界，因而福建成为中国海洋文化最发达区域之一。

从战国时期起，今泉州地域范围内就遍居擅长造舟航行的闽越人。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拥有勇于与风浪相搏、敢于闯荡海疆的豪迈性格。到秦汉时期，闽越族就以舟楫文化发达闻名。《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日游艇子……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随徙，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破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了乌船成了当时人们重要的海上交通用具。

到了宋代，泉州海上交通技术更加发达，远洋贸易海船的建造技艺也日趋成熟。后渚出土的宋代沉船，采用水密隔舱造船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位于泉州开元寺内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内，有一艘1974年从泉州湾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沉船，这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中型远洋货轮，载重量达200余吨。如今，水密隔舱造船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百越地区的陶器较有代表性的是印纹陶与黑陶。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可能也是由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印纹陶文化与彩绘陶文化（仰韶文化）、黑陶文化（龙山文化）构成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化系统，也成为百越族与北方民族显著的考古文化区分。先秦时期出现在中国南方的这个陶系，其特点是在陶器的表面装饰有各种几何图形的花纹图案；印纹陶最早的考古发现是在1914-1915年广东南海发现的实物，被视为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特色的陶器。江浙良渚文化的陶器黑陶，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

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系由古越族所创。

花山岩画地处广西崇左市左江及其支流明江流域，绘制年代可追溯到战国至东汉时期，已有2000多年历史，其地点分布之广、作画难度之大、画面之雄伟壮观，为国内外罕见，具有很强的艺术内涵和重要的考古科研价值。花山岩画因其景观、岩画与中国南方壮族先民骆越人生动而丰富的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所显示的独特性。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届会议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与湖北神农架一起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9处和第50处世界遗产。花山岩画申遗成功填补了中国岩画类世遗项目的空白。

花山岩画作为骆越根祖文化的重要源头，是壮族先民的百越文明及其骆越文化创造的产物，成为中华文明及其中华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乃至世界文化遗产。花山岩画的骆越文化探寻，与历代文献考证、文物考古、民族民间信仰活动与民俗事象相互印证、相互支撑，形成骆越根祖文化系统构成与内在逻辑，也形成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民族文化传统。花山岩画人物图像具有蛙状人形造型、重复性、模式化、剪影式、赭红色涂抹等特点，保留骆越蛙图腾崇拜及其原始巫术祭祀仪式遗痕，具有文化符号表征与象征功能作用。

在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一件残石钺上，发现了几个类似现代汉字的符号，其中最为清晰的是石器一面右上角类似“郑”字的文字。一件余杭南湖出土的良渚时期陶罐上，有多达12个刻画符号，其中一只憨态可掬的类似老虎的形象。那些陶罐上的符号，也许就是古文字的起源。

2013年，经考古，发现了上古字符。在平果县马头镇“那林”地区进行考察，采集到数十块写满了古文字的石板和大量石铲、陶、瓷残片。有文字的石板，最大的一块长105厘米，宽55厘米，上面写满了数百个字符；最小的只有拇指大小，也写了七八个字。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勘探，证明甘桑石刻字符遗址是上古人类活动或居住的地方。甘桑石刻字符为了解该地区当时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及社会发展等方面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

古越人有自己的语言特点，属于胶着语。古越语是一种多音节语言。从天皇所制干支名可见三皇时代古越语之一斑。十干曰：于逢、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洋、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这些天皇时代创制的干支为多音节古越语。古越人所使用的古越语与古代北方所使用的语言相差极大，彼此不能通话。据载，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保存有一首“越人拥楫歌”，其歌辞同北方语言根本不同，不经翻译，连邻近的楚人也听不懂。

在“古百越语”（今壮侗语）里可以找到读音相近、语义相同的说法。东南汉语方言中的先喉塞音，精清读为t、t‘和透定读为h，是早年受壮侗语影响的不同程度的留存。这些底层现象应该是上古到中古之间先后形成的。西汉刘向《说苑·善说》用汉字记越音所录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歌》。经学者考证，《越人歌》为古越语，其语法结构、语音格律等均与今壮、侗语相近，当属壮侗语各民族歌谣之源。

“姑苏”、“无锡”、“余杭”、“盱眙”、“余姚”、“富春”这些地名都是古越语的地名，在吴越地区彻底汉语化后，地名却往往能顽强地生存下来。

文身是海南岛黎族的“敦煌壁画”，这项中国古代越人及其后裔重要的人身装饰至今已保存了3000年，文身是黎族历史上氏族的凝聚符号，特别是与外族人发生战争时，文身、服饰就是“自己人”的最鲜明的标志。文身也是图腾崇拜的象征，成人的符号。刻在身上这些不同纹素构成的图案中，包含着各种对生命的祈求，对幸福的盼望，对灾难的回避，对青春美丽的显示等内容，是黎族生命的综合体。历经几千年而不断地延续下来的文身，是黎族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据对古越人分布区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古人生活痕迹与文化遗存，时间上可远溯至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空间上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及南部沿海一带。较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主要有河姆渡文化遗址、草鞋山遗址、马桥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奇和洞遗址、郁南磨刀山遗址、缚娄古国遗址以及甑皮岩遗址等等。

关于古越族的来源，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越族源出于中原诸夏族，是诸夏族的后裔，即“越为禹后说”；二是认为越族是由当地原始先住民发展形成的，即“土著说”。

持“越为禹后说”者，主要以司马迁《史记》中的《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历史文献为依据，认为越王勾践的祖先，是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无余的后代，之后形成分支散布南方各地而成“百越”。

有学者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史籍有这样的描述：“公元前333年（战国时期），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国，尽取吴越之地。”认为，自此越国人流散到南方一带，分化成众多的支系，故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文献中便出现了“百越”这一个新的称谓。不过，据科学技术的测定与考古的深入，该“百越源于越囯分化”的观点难以信服。

研究百越族的中国学者宋蜀华认为：“勾践的祖父夫镡以上至夏少康庶子无余，世系不清楚；夏少康经商至周敬王共60余代，两者世系相差近1000年，把越王勾践说成是夏少康的后裔，实难信服”。此外，宋蜀华也认为夏文化和越文化截然不同，因为：“夏人活动地区从未发现过‘印纹陶文化’，而‘印纹陶’流行地区也从未发现过‘二里头文化’”。

持“土著说”者，主要以考古资料和史籍的考证为依据，认为越的世系找不出勾践是夏少康后裔的直接证据，中原夏族和南方越族姓氏不同，彼此世系不清；诸夏族和古越族的分布地区也明显不同；古越族的文化特点也明显不同于中原族群。

对于古越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蒋炳钊表示比较认同“土著说”，即百越族群是由当地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其理由是，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在百越各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早在几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那里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萌芽于新石器时期的南方印纹陶已经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古越文化遗存。

考古学家将印纹陶分布区分为宁镇区、太湖区、赣鄱区、湖南区、岭南区、闽台区、粤东闽南七个次文化区，这与秦汉以后百越族几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基本吻合。这几个文化区都曾是古代越族的世居地，这同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分布是一致的。

据国际科学杂志《科学》发表的“亚洲人群遗传多样性研究”成果，全基因组基因分型研究表明，在距今3万至4万年前，亚洲人开始从东南亚往北迁徙，逐渐遍布整个东亚直至中亚地区，形成了如今的东亚人群。对中国历史而言，这意味着，古代黄河流域的北方人祖先是先到达了南方百越，在南方那里繁衍，此后再往北迁徙进入黄河流域，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古代的百越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华夏族，汉族，还是中华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其突进中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主源之一，参与了夏朝的创建，还有可能居于民族主干和政权主导地位。战国秦汉，是中华民族从华夏族演进到汉族的重要时期，百越民族大规模融入华夏、汉族，成为汉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今日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又至少有11个民族被公认为源出古代百越，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百越后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百者，泛言其多；“百”是指多数、约数，不是确数。据黄现璠著《壮族通史》说：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越与粤，古音读如Wut、Wat、Wet，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语音，越是“人”的意思。

另有观点认为，对于“越”的得名，较常见的说法是“越”源于“钺”（或写作“戉”），是一种扁平穿孔石斧，开始是生产工具和武器，后来逐渐演变成很薄的象征权力的礼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锦芳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因为至今越族后裔壮侗语民族的语言中将斧子、板锄（源于钺）读为“kwan”、“kwak”，与“越”字汉语古音接近。但对于“百越”是对“越”多个支系的泛称这一说法，李锦芳认为是望文生义；他认为，其实“百”是中心词“越”的词头，越音“bak”，是“把”的意思，“百越”即“把斧”。韦昭认为百越之“百”是因越人有“百邑”而得名。

古时候中原（河南一带）人泛称中原四方的南方部落为“蛮”、东方部落为“夷”、西方部落为“戎”、北方部落为“狄”，“蛮夷戎狄”是夏、商、周三代对东南西北各方部落的称谓。秦汉史籍泛称南方的部落为“越”，而戈壁沙漠以北的游牧部落为“胡”（匈奴），故而北“胡”与南“越”并称。

由于古代中原部族对南方古越部族的了解甚少，在文字上关于对“古越族”的最早记载是“于越”，“于越”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前身，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印证，“于越”最迟在商朝前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古越族和中原诸夏族早期的往来关系主要贸易。

《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郭庆藩集释引李桢曰：“诸越，犹云於越。”

《公羊传》：“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越人自名於越（于越）。《周礼·冬官考工记》又出现“吴、粤”名称。

《逸周书·王会解》又有“东越”、“欧人”、“于越”、“姑妹”、“且瓯”、“共人”、“海阳”、“苍梧”、“越区”、“桂国”、“损子”、“产里”、“九菌”等名称。

《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采草药》“诸越则桃李冬实”。

《汉书》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公式（个子矮小瘦弱），南面称王。”《百越先贤志》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故西瓯也。”

宋朝人罗泌的《路史》又具体解释了百越的族称有：“越常、骆越，瓯越、瓯皑，且瓯、西瓯、供人、目深、摧夫、禽人、苍吾、越区、桂国、损子、产里、海癸、九菌、稽余、北带、仆句、句吴（吴囯前身），是渭百越也。”

古籍又有记载：“越北有城廓邑里也，处溪谷之间，丛竹之中”，“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想传不过等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险阻林丛，弗能尽著。”“夹以森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腹蛇猛兽。”从这些古籍的表述可见，百越支下的小村落多数都聚居、敬居、绕寨、游走于山川要塞，森林丛竹之中。

吴越包括于越、句吴部族，是春秋时期越国、吴国的前身（地理位置即今苏南浙北一带）。于公元前2032年建立越国。公元前473年传至越王勾践撃灭吴国后北上与当时中原诸国会盟并雄视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势力衰弱，公元前306年，为楚所征服；至公元前222年被秦所灭。从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于越部族在春秋时期前较为强大，战国后衰落。

扬越，亦通扬粤。今长江下游的上海、江苏、安徽局部、浙江等皆古扬州之属；古扬州之地为越人所居，故曰扬越。关于其地理位置及范围史料上有不同的记载：如，《史记》记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之后为赵佗南越国领地”，此通南越；也有用扬越来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此通地区、越国，《吕氏春秋》：“东南为扬州，越也”；《尔雅》：“江南为扬州，越也”。主流说法是扬越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淮之间的一带。邗越与句吴同属扬越，句吴即是春秋吴囯的前身，邗越分布江淮各地。

闽越部落即是闽越国的前身（今福建一带）。因分七族，故有七闽之称。闽越之“闽”源于图腾崇拜，闽越部落把蛇当作是部落的图腾；蛇在古语中又被称为长虫，就以虫为义，把该地称为闽越。闽越人在距今3000年以前（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已经创造出灿烂的独具特色的——闽文化；到了周朝，形成七个大部落，史称“七闽”。与闽越关系较密切的是附近的东南面于越，据传在越王允常时代，于越部族有人进入闽越定居，如铸剑能手欧冶子，曾受越王派遣，带领助手在闽北（今松溪县）湛卢山建炉，铸造质量优良的宝剑；福州市的冶山和欧冶池，相传也是欧冶子铸剑地。

南越即今广东一带越人的称谓。当时广东地区政治实体较为松散。在秦统一岭南的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广东汉族不是简单的来自全国各地汉族的复合体，而是以由百越融合于汉族而形成的广府民系和潮汕民系的先民为基础或生长点，然后继续融合百越后裔和其他世居广东农村的少数民族的族体，甚至还融合了若干非蒙古利亚种族的血统，以及不断吸纳或融合全国各地入粤的汉族而形成的复杂的融合体。

唐五代时期，壮族先民仍被称为俚、僚、乌浒（乌武）等，但也出现了以地域或以大族姓氏命名的族称，如“西原蛮”、“黄洞蛮”、“侬洞蛮”或泛称“洞蛮”、“洞氓”等。宋代以后，壮族族称又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撞”、“布土”、“土人”等称谓。元明以后，被侮译为“獞”，另外还有自称壮、侬、郎、土、沙等。这些称谓原来都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明、清时期，“壮”的称呼已广泛见于整个广西和广东西部，成为壮族最普遍的一种族称。1952年统一称为“僮”（音壮）。1965年改写为“壮”。

畲族部族是广东东部的土著越人，广东潮州凤凰山是畲族的发源地。公元7世纪初，畲族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随着汉人迁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畲族逐渐被汉化和融合，他们在反抗封建官府的斗争中逐渐走向融合。至清代，多数畲族族人已被汉化，成为客家人的构成成分之一，少数未被同化的畲民要么退进更深的大山中，要么被迫向别处迁移。此后赣闽粤交界区域成为客家基本住地及各地畲、客错居的格局也因此而奠定。畲民自称“山哈”，畲语意为居住山里的客人，所以汉族称畲族为“客家人”，畲族称汉族为“民家人”。在晚明以前，当地是没有“客”或“客家”这样的族群分类的，这个后来称作“客家”的人群是居住在南岭山区的土著。源于经由百越文化、畲民文化传承而来的禹夏文化基因，是“石母”和“祖地”二位一体的象征符号。百越和畲民族团是华夏民族的南方支系，百越是畲民族团的历史主体，畲民族团是汉族客家民系的历史主体。

瓯，古文与“区”、“沤”均相通。有专家研究，“瓯”不是诸夏词汇。古籍记载：“东南曰扬州……其译薮，曰具区。”“区”即“沤”，指浙江境内众多湖泊，湖泊或濒海地方被水包围的岛屿。在这些被水“沤”（包围）的地方生活的人就是“沤人”，即“瓯人”。《山海经》中也有“瓯居海中”的说法。

据专家考证，“区”则“曲”，二者同义。故山林险阻崎岖曲折之地谓之“区”，即“瓯”，居此地者，即为“瓯人”。在东面江浙地区居住的越人——“沤人”是“瓯”，在岭南西部地区居住的越人——“瓯人”也是“瓯”，他们都是“瓯越”。为以示区别，所以，习惯上称江浙一带的越族“瓯人”为“东瓯”，岭南西部一带的越族“瓯人”为“西瓯”。

东瓯与西瓯虽同属百越族群集团，但历史命运却大相径庭，在融入汉族的过程中前者走的是移民模式，后者行的是本土模式。

“西瓯”指广西一带的越人，西瓯越人主要分布在柳江、红水河流域以北的广西区域。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广西已出现的最早苍梧古国，其分布范围包括今梧州市、贺州市、桂林市东北部、湘东南、粤西北。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在秦统一岭南的战争中，在广西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骆，同雒，是山区的水田；骆人，或雒人，即耕这些田的人，骆（雒）越，则为耕这些田的越人。骆越是百越众部落中一支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但其制作工艺技术高超，在出土的饰物、铜鼓就十分精良。早在商周时期，骆越人已建立起中国岭南地方政权“骆越方国”，并根据中央王朝的指令，开发和管理岭南和南海。夏越是有同源关系的，即都同源于更早的骆人；而越族则是南下的夏人与其同族系的骆人融合而成的族群。骆是越族的别称和最早名称，也是夏族的最早名称。

汉时，骆越人分布在交趾、九真和合浦等郡，大抵在今广西南宁西南至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下及今广东省雷州半岛和海南省。此后，在中国境内的骆越发展成为壮侗语族各民族，是中国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而在今中国境外的骆越则发展、流变为中南半岛掸、泰、京等民族。

又作文狼、文朗。传说中的古国，最早见于《水经注》卷三六引《林邑记》：“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无室宅……县南有文狼究，下流径通。”此后《通典》《太平寰宇记》等书均有记载，说法不一。越南历史学家据中国古史记载和晚近所出越南史书，认为文郎系越南之古国，在今越南北部永富省附近。此显系传说，所谓“文郎国”不足凭信。

瓯雒国又作瓯骆国。传说中的古国。值得强调的是，越南史书中，此国多杂有传说成分，不能作为真实历史。如近代越南史书记载，在周朝末年有蜀人（一说蜀王子）蜀泮兴兵灭文郎国，逐雄王（或作“碓王”），号安阳王，建此国。立国50年，为南越王赵佗所灭。这些都是根据中国史籍，如司马迁《史记》的《南越列传》所记“西瓯、骆越”“瓯骆”，《水经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记》所载西瓯骆国的传说等衍生而来的。

壮族是古百越民族的后裔，以好歌、能歌著称，武鸣作为骆越文化的发祥地，山歌是其中非常独特的民族文化。武鸣山歌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壮家人往往三两成群聚在一起，唱对应答，由此形成独特的“歌圩”。每场歌圩可聚集成千上万的人，三天三夜都不散场。所唱山歌内容包罗万象，极具民族特色。

“歌圩”是歌海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如壮族的“歌圩”、“圩蓬”，侗族的“花炮会期”，仫佬族的“走坡节”等等。尽管叫法不同，但在形式上都是以集体对唱山歌为主，结合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娱、体育活动。据史料记载，广西歌圩始于宋朝，到元代形成了广西歌圩的鼎盛时期，刘三姐传说就应当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广西歌圩的最大共同点，是凡事都以歌表达，多数歌曲现编现唱，所有歌手都有很高的触景生情、即编即唱本领和对答如流的技能。

广西歌圩的历史，在《岭外代答》《寰字记》《日询手镜》及一些地方志上有所记载。《岭外代答》甚至清楚地记载“静江人倚苏幕遮为声，钦人倚人月圆”，并称赞当时歌手的才情为“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书中还对男女青年如何在对歌中产生爱情、结婚有所记述。龙州县志记载，每年四月间，乡村男女指地为场，赛歌为戏，名曰歌圩，甚且邻县附近亦有裹粮食而来，赶圩助兴，每场众集不下千人。

明代以后，明王朝代表的封建经济力量和文化影响深入到岭南一带，歌圩以对歌互挑以至心许成婚的习俗，与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发生冲突，改流的土司地区曾有过禁止歌圩的事发生，但最终无法禁止。据记载，思恩知府李彦章禁歌不遂，时人作诗嘲笑之“兰卿太守真多事，示禁花歌浪费神”。当时还流传着一首反禁歌的山歌：“天上大星管小星，地上元帅管总兵，只有知州管知县，谁敢管我唱歌人。”

“契臂”，谓刻臂沥血。是百越部落之间表示结盟所举行的结盟仪式。《淮南子·齐俗训》：“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於信一也。”高诱注：“刻臂出血，杀牲歃血，相与为信。”

商周时期，北方中原人用龟壳、牛骨来占卜，而南方的百越人则用鸡骨，即用鸡的头盖骨在火上烤，以鸡头骨受热开裂的图文形象来卜吉凶。

古代越族人的另一习俗，是“凿齿”（拔牙）。在旧时文献中，这种风俗习惯被称作“凿齿”、“打牙”。这是一种有意识地采用人工方法，拔除（或打、或敲）某些健康前位齿的行为，在《山海经》、《淮南子》中都有记载，《战国策·赵策》中记有：“黑齿雕题，鳗冠林缝，大吴之国也”。

壮族人民喜食水产，鱼蛤螺蚌，皆为珍味；山林中的菌果、蝉、蛇、禽、兽，也是壮族人民的日常佳肴。嚼槟榔是壮族的传统习俗，今广西龙州等地的壮族妇女仍有此喜好。有些地方，槟榔是招待客人的必需品。

据考古发现，南宁贝丘遗址距今6000-10000年，在遗址现场还留存有大量的螺壳，专家介绍，远古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以螺肉为食物，大部分螺壳的尾部都已被敲碎，以方便他们进食，也可以此证明古越先民喜爱的“撩螺”古已有之。在广东发掘的多处文化遗址的堆积层里，均发现有大量的“蚬蚌蛤蚶蛳螺”遗骸。

中国一向视中原文化之外的吴、楚为夷狄。司马迁将周边民族的始祖几乎无一例外地追溯到了中国古代的圣王贤君，若不是圣王贤君，也必定是圣王贤君的傅佐。吴国作为“夷狄”，除表现在其“断发文身”等社会习俗上，还表现在其作为一个民族鲜明特征的语言上，这可以从吴国君主的名字、吴国的国号上获得线索。周章至夫差时期共21王才是真正的吴国世系。吴王名字中的这些读音，无疑透露出了有别于中原语音的古吴语信息。中原式名仅见于寿梦（乘）以后，这是吴国与中原交往的结果。吴国国名也是多音节的词语，中原人将之简化成“吴”，从而很容易与今山西南部的虞（吴）国混淆。在各国争霸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以及虞国早期的历史被嫁接到了江南的句吴身上。通过对吴王夷式名与吴国国号的分析可以推测，吴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上也与中原诸侯截然不同，当然族群也就不同。句吴是江南的土著，与周王室无关，对句吴而言，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只能是春秋争霸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附会。在走向文明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与中原诸侯争霸的过程中，作为“夷狄”的句吴，将自己的祖先附会成中原圣王的苗裔，对内更能增加自己的信心，对外则能逐渐赢得中原诸侯的认同。但直到夫差与中原诸侯在黄池会盟时，仍然被视作“夷”，因“夷德轻”而遭到中原诸侯的轻视。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分五路，平均一路10万，一路攻取东瓯和闽越（浙江、福建），两路攻南越（广东），其余两路攻西瓯（广西）。出兵当年就攻下闽浙随即在此地设置了闽中郡。在秦统一岭南的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秦军南伐岭南之初即占领番禺一带的广东地区并留军驻守，另外30万秦军西赴广西地区与当地的百越作战，主将屠睢之后中伏身亡。前214年，秦始皇任命任嚣为主将和赵佗继续进攻广西地区的西瓯、骆越各部落，同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整个岭南由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秦始皇将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个郡。

秦末汉初，浙江南部出现了“东瓯国”、福建出现了“闽越国”，岭南的赵佗则建立了“南越国”并统一了岭南地区。但最终分别于公元前112-111年被汉武帝征灭，其地改为汉朝的郡县；此后，“百越”这个名称就不见于史载南。方大多数民族因为是农业民族，对土地有很强的依赖性，所以反映在民族关系上，发生战争只在镇压与反镇压的情况下出现，一般不以激烈的矛盾冲突体现，相对来说大的政治事件较少。范晔没有专门为百越族后裔立传，而是将之放在南蛮中交待，这是因为百越民族的后裔到了东汉时期，除了骆越之外，绝大部分已经融入汉族。东南沿海的古越族，分布在江、浙、闽、广东中部的部分先后融入汉族，而分布在广西、海南、滇南的部分，则分化成壮、傣、水、侗、布依、黎、毛南、仡佬等民族的重要族源。

自秦对越战争将百越并入秦朝版图后，秦始皇将百越划分成数郡，并予划置入九州。到了汉朝，整个百越地区，即吴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雒越在分野中都划归于九州中的扬州。东汉未年将岭南的越地改置交州，到了晋朝重新将岭南的越地划属九州中的扬州，南汉后又将岭南的越地划属交州。此后百越地区长期置于扬州与交州州域。

从考古人类学上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需要同时考虑越人“汉化”和汉人“越化”两条线索。秦朝的统一，使过去的华夏族与吴、越、巴、蜀、楚人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两汉期间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秦汉之后，“百越”人大多数已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逐渐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形成了许多支族。从民族历史变化来看，除了少数百越后裔“遁逃山谷”，演变出唐宋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外，绝大多数百越人群在长期、全面汉化的过程中融合成为当地汉民，与汉唐以来南迁的中原北方汉民共同构成东南汉民文化体系。

广东中部的珠三角地区在先秦时期仍然为大海，因此广东的百越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的百越族演化为广东的壮族，东部的百越族演化为畲族，后来畲族又和南迁汉人融合为今天的客家人。只是一小部分客家人的祖先是真正来自北方，大部分人的祖先则是闽浙赣粤等省的土著。一些遗传学家调查了我国２４个民族、７４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分布，得出了中华民族分别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这两个群体大致以北纬３０度为界，南北两大地区的汉族之间的差异远大于与同一区域内少数民族的差异。北纬３０度以南的汉族主要来自南方的土著民族，北方移民虽然对南方汉族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人数上并不占主体地位，客家也不例外。至于台湾各族人民与百越的关系，其一，通过DNA比对证实，汉族闽南人具有古越族人基因；其二，在台湾世居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大部分应来源于东夷；其三，古越族为台湾另一个少数民族平埔族来源之一。

据发表在英国《生物医学中心进化生物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证实：遍及两大洋的南岛居民，直接源于中国大陆的壮侗语族少数民族。整个澳泰族群发源于大约三万年前的百越沿海一带。而在大约一万年前，南岛诸族群的祖先离开北部湾的南粤沿岸，沿着越南的海岸向南迁徙。大约3000年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族群开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深处探索。

古越人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在衣着方面，古越人及其后裔今海南岛黎族等南方少数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明者；在饮食方面，古越人“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交通方面，古越人是舟船的初创者；在居住方面，古越部落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今天的壮族、毛南族、水族仍然居住在传统“干栏式”住房。

百越具有独特的文化习俗与发明创造，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其周围古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而日益汇入于光辉灿烂的中古文化之中，为缔造中国的历史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龙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龙舟竞渡有起源于华夏先民祭祀人文始祖伏羲的文化习俗；以及起源于古代上巳节俗，源于宫廷禊礼等说法。而闻一多先生则认为是起源于江浙地区吴越部族的龙图腾祭祀，他的《端午考》说，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江浙地区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龙，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

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的说法，他认为划龙舟的端午节最早源自于战国之前的吴越部族。当时，龙已是吴越部族的图腾，而闻一多先生认为，就是这个龙图腾，后来演化成了全民族的图腾崇拜；就是在祭龙的仪式中，才逐渐有了划龙舟的习惯。据专家推断是一个崇拜龙的图腾的部族——史称百越族。他们有断发纹身的习俗，生活于水乡，自比是龙的子孙。随着龙神观念逐渐成为炎黄子孙共同的意识后，图腾舟也就演变成了各式各样的龙舟，并从中产生出竞渡的游艺形式，此后渐渐形成为中国各地的传统风俗。据专家推断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经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其余部分则演变为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因此，端午节成了全中华民族的节日。

而根据考古发现，龙文化起源可以上溯到八千年以前东北辽宁的查海文化，以及西北陕西北首岭也有距今七千年的龙文化的前身。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龙的形象在六千年前进入了中原，这就是濮阳发现的所谓的摆石塑龙，其实这已经是北方广大地区共享的龙文化了。而此前在中国的东南地区，主要存在的还是以鸟为主要崇拜对象的文化群体。距今五千年到六千年，龙文化已经跨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五千年前的考古实物确证了从北方起源的摆龙族与玉龙族来到了中原，来到了南方，形成龙文化主导。早期中华文明北方以龙文化主导，南方以凤文化为主导，这是学界的基本共识。凤文化北上西进交流，龙文化南下东进辐射，形成了成熟的“龙的传人”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