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1929年），童书业在南京任财政部书记官职，这时开始读五四运动时的新书及其以后所谓“国故学”方面的书籍。心中十分仰慕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思想为之大变。后又读顾颉刚《古史辨》，受其影响最深，又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亦受其影响。这时童书业结实了金陵大学学生武酉山于书肆，订学问交。仿照胡佩衡《山水入门》等书，著《学画初步》。这一时期，童书业作画甚多。

民国十九年（1930年），童书业长女童教宁出生。是年，童书业读新旧书籍甚多，著《论语解诂》。又开始学西洋画，但未能成功。民国二十年（1931年），童书业失去财政部书记的官职，开始失业，返回上海庶祖母处。同时，次女教悌生，是时读书、作画甚多。是年冬，因郑曼青的介绍，童书业到当涂县政府任课员，还没来得及到任就因病返沪。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因郑曼青的介绍，童书业为帮会中人陈一帆编《中国秘密党会全史》杂采手本、小说、正史等书，用小说体编写，完成初稿。陈一帆任象山渔业管理局局长后，委任童书业为文牍并且跟随他到象山，不久因受到陈一帆的凌辱，童书业辞职返回上海。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童书业著《礼记考》《虞书疏证》。从这时起，童书业渐渐采用古史辨派门径治理经史，以顾颉刚为私淑之师。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庶祖母张氏去世。在其父的要求下，童书业到了杭州王季欢处。童书业以《虞书疏证》稿寄给顾颉刚，表示愿追随他作为弟子。在王季欢指导下，童书业代王季欢撰写了《版本述》，发表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是为童书业发表文字之始。是年夏，在王季欢介绍下，童书业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刷所校对员。很快由夏定域介绍为惠兴初级女子中学干人俊先生代课，教三年级外国史，这是童书业教学的开始，也是教外国史之始。童书业著《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等文，发表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同年，顾颉刚来访，童书业与顾颉刚相约次年暑假后到北京助顾颉刚作研究工作。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童书业辞去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工作，专在惠兴女中任课，教二、三年级历史、国文，这是童书业首次教授本国史及国文。著《左传与国语问题后案》《二戴礼记辑于东汉考》，发表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是年暑假到北京，助顾颉刚作研究工作，代顾颉刚编《尚书通检》。著《丹朱与驩兜》《“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等文，发表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又著《三皇考序》《夏史考》等文。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童书业编成《尚书通检》。与顾颉刚合著《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发表于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夏史三论》（发表于《燕京大学史学年报》）《汉以前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发表于《禹贡》半月刊）等文。又合著《春秋史讲义》，编《春秋考信录》，及著《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发表于《考古社刊》）《李自成死事考异》（后发表于《史学集刊》）等文。是年任禹贡学会编辑。暑假后童书业进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二年级肄业，此时，童书业上课时间甚少。由京华同学李女士介绍识傅安华，由傅介绍识王宜昌，学术思想上开始受傅、王等人影响。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童书业在京华美术学院肄业。始编《古史辨》第七册。编《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著《春秋王都辨疑》（发表于上专号）等文。继续与顾颉刚合著《春秋史讲义》并合著《鲧禹的传说》等文。续编《春秋考信录》。开始用经济史观解释历史（表现于《春秋史讲义》中）。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由北京返回安徽大渡口家中。起先，其祖父曾置田产于大渡口，其父建庄经营，是时一部分家属居庄中，妻女也在此处。著《中古绘画史》（今改名《唐宋绘画谈丛》）。十一月，管庄曹景波与童书业等躲避在枞阳朱家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童书业拟编《桐城文选》。夏，童书业岳父蒋仲翔至安庆，携童书业妻女同赴四川。童书业与曹景波等返大渡口家中。不久日军进攻安庆，童书业与曹景波等逃往大龙湾。七月，童书业与三弟柔嘉自大龙湾徒步赴上海，在芜湖被日军拘于难民收容所，童书业致书在上海的父亲告急，后在他人帮助之下，由芜湖转南京至上海。编在枞阳所作诗为《枞川诗录》。始识杨宽、吕思勉、卫聚贤等人。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因吕思勉介绍，童书业任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教中国历史地理，这是童书业在大学任教之始。童书业与杨宽、沈延国合编《兼明》月刊，因汉奸汪馥泉离间，童书业等人怀疑沈延国为汉奸，脱离兼明社，《兼明》月刊停刊。第二学期童书业又因何某及俞剑华介绍，兼任民立女子中学教员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讲师（代俞剑华课），教历史、地理及中国绘画史。同时，童书业的妻女随岳父自重庆至上海。童书业重编《古史辨》第七册，交开明书店。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童书业修订《中古绘画史》成。将《古史辨》第七册校阅工作委托给吕思勉。9月，随杨宽赴苏北东台，任韩德勤部所办文化社研究员。与杨宽、柳树人编辑文化社出版之《文化周刊》，写文多篇，创所谓“三合史观”（以经济、地理、民族性为历史重心）。又与杨宽任柳树人所办文化中学校董。10月，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童书业与杨宽、柳树人率文化社及文化中学教职员、学生等自东台文化社逃难，辗转至兴化，又与杨宽自兴化返回上海。为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修著《春秋史》（之前顾颉刚自成都任童书业委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为国学研究所改写前所著《春秋史讲义》为专著）。

民国三十年（1941年），童书业著《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没骨花图考》后发表于《齐鲁学报》。暑假前童书业写成《春秋史》，交开明书店。《古史辨》第七册出版。在吕思勉等介绍下，童书业结识金勤昌，暑假中由金勤昌介绍为中国国民党写“新史学批判”反动著作。暑假后因沈延国介绍，童书业又兼任爱群女子中学国文教员。不久由金勤昌介绍识吴绍澍、朱雯。编著《中国疆域沿革略》交开明书店。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童书业辞去各校的任职，由金勤昌介绍至宜兴张渚镇胥井村冷欣所办念劬中学任教。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童书业自上海赴念劬中学，任国文、历史、地理、图画等课。当时学校的待遇低微，童书业的生活十分贫困，身体也非常弱，神经衰弱渐趋严重。此时著《古巴国考》《古燕国辨》后发表于《文史杂志》。同年冬，因学生及学校当局的无礼，童书业辞职返回安徽。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由金勤昌介绍，童书业自安徽到常州横林镇惠林中学任教员，教国文、历史、地理、公民、读经、图画等课。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暑假，太平洋战争结束，惠林中学解散。不久回到上海，由吴绍澍委余任青年日报馆编纂，编抗战史，不久青年日报馆解散，童书业由杨宽委任为上海市立博物馆干事。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上海市立博物馆正式复馆，杨宽任馆长，童书业任历史部主任。此时童书业强迫观念症大发，进入正式精神病阶段。《中国疆域沿革略》出版。有多篇古器物学范围的论文完成。同年，童书业为古史辨问题与李季论战。著《春秋时郢都不在江陵辨》《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等文，发表于上海《益世报》之《史学周刊》及《文史杂志》。《春秋史》出版。开始研究心理学及精神病学。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童书业开始研究瓷器，继续写古器物学论文。著《谈画》《春秋史论》（未成）。继续研究心理学及精神病学。为丁山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代课讲历史地理。暑假后由魏建猷介绍兼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史地组教授，讲春秋战国史。著春秋史论文若干篇，发表于天津《民国日报》之《史地周刊》等报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童书业继续写古器物学论文，开始研究美学。暑假后，由杨宽介绍兼任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讲历史地理，这是童书业任大学教授之始。编《文物从考》《旧诗新解》。著《原始广窑为青瓷说》《近代的广窑》《康熙御窑作者考》《康熙软彩瓷器考》《郎窑再考》《年窑考略》《晋邦幕铭口字京自解》《从地理上证石鼓文之年代》《齐侯钟铭桓武灵公解》等文，发表干上海《中央日报》博物馆所编之《文物周刊》。并开始读马列主义新书。

1949年上半年，童书业继续在博物馆、无锡国专、光华大学任职。改任博物馆总务部主任。继续读马列主义书，思想略受影响，开始讲辩证唯物论。继续研究心理学及精神病学。5月，上海解放。暑假后，由杨向奎先生介绍，童书业任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讲中国古代史、中国社会发展史、美学，这是童书业任大学专职教授之始。又兼任本校文史研究所研究员。是时，童书业主张春秋以上为原始社会，战国、秦汉为古代社会（奴隶社会），魏晋至唐中期为封建社会前期，唐中期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后期。参加山大进步同人所组织之六二学社。

1950年，童书业读马列主义新书及经典著作。听华岗讲社会发展史，为向山大附属医院等处传达。暑假中与孙思白赴北京参加政治课讨论会之学习。暑假后担任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与赵纪彬等合开）中国近古史（与杨向奎等合开）等课。赵俪生来山东大学任教，与童书业交游甚好。

1951年3月，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改组，童书业任历史系副主任。此时童书业改变中国古史分期看法，主张中国封建社会从西周开始，但氏族制残余严重。著《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及其特征》《论亚细亚生产方法》发表于《文史哲》。暑假后齐鲁大学亦与山东大学合并，童书业担任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史等课。学习党史，写学习党史后的自我检讨，交代主要历史问题。发表于《新山大》。

1952年，童书业在山东大学担任世界史等课。改变中国古史分期看法，主张夏殷至春秋为原始奴隶制社会，战国秦汉为发展奴隶制社会，魏晋至唐中期为封建社会前期，唐中期至明中期为封建社会中期，明中期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后期。著《从古代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发表于《文史哲》。提倡苏联斯特鲁威、阿甫箕耶夫学派“古代东方社会”学说。1953年，童书业担任世界古代史等课。接受中国中专门化中中国手工业商业史备课任务。暑假后与张维华等合开中国土地制度史课。开始准备中国手工业商业史课编写讲义。

1954年，童书业担任世界古代史课及中国手工业商业史备课工作。当选青岛市第一届人民代表。批判俞平伯及其他胡适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著《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发表于《文史哲》。1955年，童书业完成《中国手工业商业史讲义》初稿。批判胡适派及胡风思想。辞历史系副主任职。学习政治经济学。写中国手工业商业史讲稿初稿。《古代东方史纲要》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1956年，为中学师资训练班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改变中国古史及古代东方史分期看法，主张西周春秋为宗法封建制社会，两河流域苏美尔时代为奴隶制社会，从巴比伦时代起转入封建制社会。古代东方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结合之历史。但仍有奴隶制与封建制社会之区别。著《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究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发表于《历史研究》。暑假中赴北京参加教学大纲讨论会。著《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发表于《文史哲》。当选青岛市第二届人民代表。

1957年，童书业继续在山大任职，担任世界古代史及先秦文献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课。参加九三学社、担任九三科学研究委员。写《与苏联专家乌·安·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发表于《文史哲》，著《略论战国秦汉社会的性质》发表于《新建设》。修订《清初官窑瓷器史上几个问题的研究》，发表于《安徽历史学报》。与刘敦愿合作修订《中古绘画史》成改名《唐宋绘曲谈从》交人民美术出版社。著《论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发表于《学术月刊》，著《巴比伦的家族形态》，编《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交山东人民出版社。修改《李自成死事考异》重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与史学通同学合作编著《中国瓷器史论丛》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并担任中国史教研组副主任。暑假后中国史教研组分组，童书业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主任。修订《中国手工业商业史讲义》第三四、五篇。与陈云章合作讨论陈先生所写越南史讲稿，并合作写《越南陈氏王朝得国经过考》初稿。任山东省科学工作委员会委员。赴济南开会。同年《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出版。

20世纪50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曾有过一个“八马同槽”的兴旺时代，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于山东大学。这不仅为山东大学在史学界赢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而且也为山大历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童书业恢复学术研究后，将研究方向又转向古史、古籍的考辨。1961年开始作《中国美术史札记》，到1965年动笔写《春秋左传考证》，1967年下半年写出《春秋左传札记》，这样的著述一直到他逝世前的几个月。

1968年1月8日，童书业逝世。童书业先顾颉刚而去，童书业的遗稿《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由其师顾颉刚订正、作序并推荐出版。

研究古史是童书业毕生的主要事业。对古史传说和西周、春秋史的研究是他在史学上最主要的成就。童书业的古史研究是从古史传说开始的，这也是他整个史学实践的起点。他主要研究少康以前的古史传说，写作及与顾颉刚合写了《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三皇序考》《有仍国考》《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论》等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论文。这些论著中，史料、史实考订精到，辨析批驳入理，把古史辨运动推向了最高潮。由他主要编著的《古史辨》第七册对他这一史学成就作了一个总结，也对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那场持续十余年、轰动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作了一个总结：“童丕绳（书业）先生这《古史辨》第七册的结集，乃是这几年来从事古史学研究者研究夏以前古史传说的总成绩。”顾颉刚也高度评价说：“这一册的文章讨论得最细，内容也最充实，是十余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个大结集。”

在《古史辨》第七册的自序中，童书业提出了古史“分化演变说”，用上古人物和史迹在传说过程中的分化演变来具体说明古史“层累地造成”的经过，对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挥。在多篇文章中他都提到了传说的分化，如《夏史三论》中有：“太康无误少康之理，且有仍二女与有虞二姚分明是一传说的分化。”在日积月累的学术研究中，童书业逐渐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与“分化说”融会贯通，综合成自己的新观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学说是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论，童书业加以补充，这是一种积渐造伪的古史观。因为古史传说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关于古史传说怎样“层累”起来的，童书业认为这要用分化的演变说去补充它，因为古史传说愈分化愈多，愈演变愈繁，于是就“层累”起来了。他举出例子加以论证：春秋以前历史上最高最古的人物是上帝和禹，到了春秋战国间，禹之上又出来了尧舜，这尧舜便是上帝的分化演变，并不是随意假造的。到了战国时，尧舜之上又出来了黄帝、颛顼、帝喾等人，这些人又都是尧舜等的分化演变，也并不是随意伪造的。到了战国的末年，五帝之上又出来了三皇，这三皇的传说又都是黄帝等上帝传说和哲理中的名词的演变分化，也并不是完全伪造的。大约演化出现愈后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也便愈高愈古，这便产生了“层累造成”的现象。所以有了分化说，“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真实性便越发显著。一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学界对古史辨派有不同的评价，但其主要的论点仍然是站得住脚的。童书业继承和发挥了顾颉刚的理论，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实·为古史辨派后期中坚。

童书业所作的《春秋史》源于他20世纪30年代在做顾颉刚助教时为其写作的春秋史讲义。当时讲义的内容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系统叙述了春秋各国争霸的历史进程，后面部分是附编，主要叙述了春秋时代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教育制度、宗教、学术和婚姻等。后来，童书业对春秋史讲义作了修改和补充，遂成《春秋史》专著。与讲义相比，除了在叙述体例和叙述顺序上作了调整外，还增加了内容充实的“西周史略”，且章后附注，从三皇五帝一直考证到西周的灭亡，其中不乏大量独特见解，在研究先秦史方面极具参考价值。同时在“北方政局的终结”一章里增加了社会制度和孔子的出现两章，补充了春秋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赋税的横暴、盗贼的公行、与孔子生平和学术思想评价等内容。《春秋史》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春秋史》吸取史论派特点，尝试用经济史观解释历史。童书业认为经济是历史的重心，无论哪种让会组织，都逃不了被经济状况所决定。《春秋史》考察了春秋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认为春秋时铁器应用渐广，至迟在春秋中期以后，当已有铁制的农具这种估计与考古发现相符。还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解释西周宗法制封建社会的解体。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进而又促使了宗法封建社会的崩溃，这种解释与当时渐趋流行的唯物史观相一致，体现了作为考据史家的童书业对史观派理论的吸收与运用。

其二，《春秋史》体现了童书业的考史特点史料详尽、考证严密。以该著第一章“西周史略”为例，正文部分占十四页，而以更小字号排版的尾注却占了四十多页，从盘古开天的神话传说考到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史料极为翔实。书中每一个地名下都括有现地名，而且许多观点作者语气极为肯定，可以看出这部书是以考据求真的材料为坚实基础而写就的。同时，书中又常常有“不敢乱说”、“不敢武断”、“不能详细知道了”等等语词表示自己也没有把握的说法，可以体现童书业考据之严谨。熟谙史籍的吕思勉评论说：“其言古事，多据金石刻辞及《诗》《书》《左》《国》中散见之文，而不用经传说记诸子之成说。大体以金石刻辞证《春秋经》，以经定传，以传正说于《左氏》，取其纪事，而舍其释经之辞则其法之可言者也。”

其三，《春秋史》著史体例和语言方面也有一定特色。在体例安排上不同于前人，计划全书分为“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计划仅十六万字，考证部分计划三十万字。“正文用叙述体，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为《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部分可分可合”。

除了以上特点外，《春秋史》认为春秋时代有四个特点：第一，种族的混合和中华民族的成立；第二，中国疆域的扩大；第三，统一局面的酝酿；第四，社会经济和学术思想的转变。因此该书虽然言简意赅，极吝笔墨，却能紧紧抓住时代特点，对能说明经济进步、宗法制解体、争霸斗争、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等时代特点的事件浓墨重涂，表达了以下独特看法：在政治问题上，童书业认为，争霸斗争和宗法制度的解体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特点。分析大国争霸时，他提出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史的中坚，并把将晋楚争霸的历史分成五个阶段，认为真正的争霸历史只有春秋中期一小段时间，即鲁宣公十七年（公元前592年）晋为断道之盟起，到鲁成公十六年前鄢陵之战止，约20年左右，是晋楚势利互相消长的时代。这种观点在当时比较新颖。在民族问题上，童书业认为，中国民族是一个以华夏族为主题的复合体，而且华夏族虽然以夏、商、周三代为核心，然而它们却又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夏商时期“不曾建立严密的封建制度，更不曾做建设统一帝国的梦，所以商只是商，夏仍是夏，夷狄也仍是夷狄，他们至多有些政治上羁糜的关系至于种族的同化，一时还谈不到”。经过周建立以后几百年的征服和同化，华夏民族才开始萌芽。“民族的东迁和文化的西渐，正是整个周代的历史使命”，而“诸夏”和“蛮夷”混合成华夏族的重要时期，是在春秋时代。这些观点基本符合当今史学界对华夏民族起源的看法。在文化方面，童书业除了叙述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宗教、礼仪、鬼神观念以外，还在原讲义基础上增加了“孔子的出现”一章。他认为，春秋时期人本主义逐渐兴起，孔子学说代表了春秋晚期的人本主义思潮。孔子的功劳在于把古代的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同时认为这种情况也是由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所造成，并不由于孔子一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

童书业解放前的中国绘画史学研究具体成果主要体现在论文《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辩伪》《没骨花图考》《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和论著《唐宋绘画史》上。身为实证史家顾颉刚的得意弟子、古史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童书业以这一时期关于山水画南北宗说的辨伪研究即是典型代表。为批判南北宗说，他像研究古史那样作了若干考证。首先，他将明末“南北宗”说出现之前的画史古籍蓖梳了一遍，证明明末以前之书上并无“南北宗”说；其次，他将明末书画家莫是龙等人所提出的禅宗式衣钵相传的南北宗画家的画风与古籍中所记这些画家的画格展开比较，证明南北宗区分之不确。而莫是龙等人将浙派与北宗连在一起，贬北宗即贬浙派，实际上揭示了当时画界所存在的门户之见。此文首次在深入考证历代画论著作和大量典籍的基础上，以专文形式指出流行画界300年之久的山水画南北宗之说是明末莫是龙、董其昌等出于宗派目的而伪造的画史。

此外，关于花鸟画研究，童书业也通过一系列的辨伪，修正了一些错误的看法。例如除沈括隐约窥破外，画坛通论徐熙创“没骨法”，黄筌创“钩勒法”，而徐熙之孙徐崇嗣继承乃祖画法作没骨画。童书业亦以大量古籍记载证明此说有悖画史真实，实际应为黄筌创“没骨法”，徐熙擅“钩勒法”，徐崇嗣放弃祖法学没骨法于黄筌，才得以在以黄家“富贵”画据统治地位的北宋画院立住脚。

新中国成立后，童书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到他的学术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以后是童书业中国美术史研究新的高峰期，其成果主要有《南画研究》《中国美术史札记》《谈艺随笔》（绘画史部分），还有一些绘画史学研究论文。《南画研究》为其20世纪60年代初所写，洋洋几万言，进一步深刻全面地阐述了他所创的山水画南北派说，并分析了南北画风不同的成因。《中国美术史札记》记录其研究中国绘画史、中国瓷器史的研究见解。其中除第一卷为解放前的研究，第二到四卷都是解放后的新见解。在这些专著和论文中体现了他受到马列理论影响的新特点。

童书业经济史领域的研究于1953年展开。1953年以前，他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不是不涉及经济史，也不是完全没有经济史方面的论著，但就专门研究而言，应该说自1953年开始。1953年童书业与张维华合开了《中国土地制度史》课程，又接受了《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的教学任务。从1953年起至1959年止，他完成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商业的研究课题。由于中国重农抑商、轻视工匠的传统，使中国古代统治者都不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所以，遗留下来的手工业、商业史料不但贫乏，而且零碎。童书业独力从元朝以前浩瀚的正史、野史、笔记小说中搜寻资料，再充分利用20世纪50年代编纂出版的元朝以后经济史的资料，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历史，极为艰辛地完成了这部经济史领域的专史。

童书业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严密的推论，对中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确立了自成体系的观点，并与他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观点相呼应。他认为西周、春秋时代虽有了自由工商业者，但当时社会经济的水平还比较低，从整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直到战国时代才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真正分离，实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在论及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时，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除了需要具备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及市场的扩大等条件外，匠户制度逐步解体，产生日益增多的自由劳动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匠户制的破坏始于明代中叶以后，完成于清康熙年间，这与通常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期基本一致；但他却认为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没出现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童书业认为其《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的特点是：“手工业和商业二者互有密切之关系，在本书中看似分叙，其实处处照顾各方面之相互关系，如手工业与商业，商业与交通、城市、货币、高利贷等之关系，写作时并未十分割裂开也。”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他正是紧紧抓住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力图客观地揭示这种内在联系及其在相互关联中发展的规律。虽然他始终以此书缺乏考古资料为憾，但这部专史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仍被公认。

20世纪50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曾有过一个“八马同槽”的兴旺时代，其时也，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于山东大学，为一时之盛。这不仅为山东大学在史学界赢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而且也为山东大学历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童书业就是这八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童书业是1949年暑期之后，由杨向奎引荐，从上海来到山东大学任教授的。从1949年一直到童书业去世，在山大教书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童书业一生中较稳定的时期，事实上童书业一些彪炳千古的著作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

童书业曾说过自己有一种三严精神。一、严格对待承诺。决不轻易做出承诺，一旦许下诺言就务必兑现，决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或个别情况发生；二、严格的读书计划和遵守时间。当天的事当天做完，风雨无阻，日以继夜，决不允许拖到第二天。童书业无论是上课或开会是绝对不会有迟到早退等事发生的。三、童书业严格遵守上课时间，杜绝压堂现象。童书业上课从不带笔记讲义等东西，都是徒手而来，即席发挥，但又逻辑缜密，有条不紊。更为奇特之处，每当他讲完一个大段落，宣布这堂课结束时，下课的钟声也总是同时或在一两分钟内响起。其时间之准确，令人为之咋舌。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童书业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他对授课内容的把握驾轻就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极其艰苦认真的备课。据韩连琪教授讲，童书业在上课前数日不仅要写出高水平的讲稿，而且在临近上课前的夜晚，还要像艺人演戏彩排一样，对着钟表完全按讲稿预讲一次，以便准确掌握好讲授进度、节奏及每节课所能定下的段限，避免前紧后松或前松后紧，以至压堂等现象发生。由此可见，童书业的备课已到了严谨到不容一丝纰漏的地步。

由于他对许多史料都能随口道来，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查书，但在写完之后，他总是对其引注等重新核对一遍，即使是他的论着修订或再版时，他也总是重新核实校对一遍，以免谬种流传，这种治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贯穿了童书业的整个学术生涯。

1945年，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杨宽聘童为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但博物馆工作并不是童书业的长处，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童书业利用在博物馆中常接触古画和瓷器的有利条件，对古代绘画和瓷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发现了绘画史和瓷器史上一些模糊的地方，凭着他深厚的古文化功底，他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将一些不正确的传统说法改正过来，写出了诸如《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没骨花图考》《唐宋绘画谈丛》《中国瓷器史论丛》等一些倍受专业人士赞誉的论着，成为学术界的美谈。

童书业有着惊人的理解分析能力，他能在一些常人熟视无睹的细枝末节上发现问题，并迅速理出头绪，得出自己的结论。关于这方面的才能，可以在一件小事上得到佐证。在抗战期间，童书业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于是他在闲暇之余研究物价，他发现物价波动主要受几种主要货物的影响，随着这几种货物价格的升降而调整。于是他就画了一个物价波动的曲线。当地商人闻知此事，就向先生请教何时何地该进何货，先生一一指点，屡试不爽。由此可见先生的洞察和分析能力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

童书业过目成诵的本领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曾对此作过测试，随意的翻出《尚书》中的一页，任意的读一句，他马上可以接着背诵下去。在童书业四十多岁时，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都能大段大段的背诵，令人叹为观止。有次华岗校长为全校师生作社会发展史的报告，会后讨论时，老师们对报告内容的细节发生争论，意见相左，于是请童书业来评判。他就将华岗校长的报告完整的复述了下来。医学院的师生要求补听报告时，学校便请童书业代为传达。据说传达时不但一字不漏，而且华岗校长讲到什么地方咳一声，他也跟着咳一声，其记忆力之强健，真是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当时曾流传着这样几句歌谣，可见一斑：“腰酸背斜肌肤瘦，长夜攻读至白昼。问君何苦自折磨？矢志十年赶上童教授。”

童书业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记不住别人的姓名，忘记回家的路，童书业在青岛期间，有时晚上会外出看戏，但却经常辨不清路向。一次晚间从戏院出来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问路。派出所的民警不相信眼前这位不修边幅的瘦弱者竟是山东大学的教授，于是打电话到山大值班室，最后还是学校派车将他接回。还有一天晚上，童书业闯进学生宿舍，指着自己说，“我叫童书业，是历史系的副主任，要回家认不得路了，请谁送我回去？”最后由历史系学生孙达人恭恭敬敬送他回府。

童书业在课堂上可以极其准确的掌握时间，但在其他场合下却常常彻底忘记时间。曾有一件这样的事，一次童书业在校图书馆看书时，完全忘了下班的时间，等他看完书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一个多小时了。当人们发现图书馆书库窗口有个瘦老头大声喊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纷纷围上前观看打听，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童书业1949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一时研究硕果累累，引人注目，成为新史学界的新星。然而，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童书业九次自我批判都没能通过，为求解脱他写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与老师顾颉刚划清界限。顾颉刚的另一高足杨向奎此时也发表文章对“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童杨之举对顾的伤害之深，难以估量。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顾颉刚的创伤就弥合了。1954年5月，顾颉刚的另一个学生王树民来信，谈到童杨文章，为他鸣不平。顾颉刚在复信时十分肯定地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表现了为师者的大度、宽容和理解。

继之，在对胡适的大规模批判运动中，童书业不得不再一次走上了对“古史辨”进行“过情之打击”以实现自我超度的道路。但一系列的变故并没有割断他们的师生情。童书业恢复学术研究后，将研究方向又转向古史、古籍的考辨。首先于1961年开始作《中国美术史札记》，到1965年动笔写《春秋左传考证》，1967年下半年写出《春秋左传札记》，这样的著述一直到他逝世前的几个月。这就揭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从1951年起童书业开始从精神上告别顾颉刚，告别“古史辨派”，甚至批判“古史辨派”，试图进入主流史学中去，但自1961年写《中国美术史札记》始，童书业终于又返回到顾颉刚这边来了。这期间，顾颉刚、童书业之间的学术交往肯定不少，但惜无资料可供凭借。但从仅存的《顾颉刚年谱》中的零星资料和一封珍贵书信中可以窥出顾颉刚、童书业之间学术上相依为命的殷殷情谊。

1963年末，顾颉刚病重手术前写给童书业的信中说：“……承告五事，具见爬梳抉剔史料之功力，无任钦服。有您这般的功夫和识力，经与子打通，春秋史与战国史打通，发见前人所想象不到的问题。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将来您的《春秋左传考正》成书，将发出永久的光辉。……（我）四十年来，能安定治学者殆无几时。倘使病不能愈，真当衔恨入地。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顾颉刚手术前的这封信，实带有临终遗言之性质，许童书业“为最知我者”，可以说以前一切不愉快至此已经一扫而空。

没想到，童书业竟先顾颉刚而去了。童书业的遗稿《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竟是由其恩师订正、作序并推荐出版的。

2008年12月28日，由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著名史学家童书业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暨《童书业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在山东大学新校邵馆举行，纪念童书业诞辰100周年图片展览同时展出。会上，陈炎，山东大学校友、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钱宗范，童书业先生女儿、浙江大学教授童教英分别讲话；山东大学老教授代表路遥、学生代表熊长博，中华书局李解民编审分别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纪念童书业先生诞辰100周年图片展览。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西、山东等地的学界代表和山东大学师生代表300多人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