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arsheimer所有作品的逻辑非常清晰，而且非常连贯。在他的所有作品里，他都在坚持着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底线：无政府状态和自助原则（self-help）。这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因为国际体系毕竟不同于国内政治。Marsheimer向我们讲述的故事也非常简单。在一个丛林里，要生存就是要变得强大。如果一头狼看到一只小老虎而不吃掉的话，总有一天会成为它的腹中餐的。Mearsheimer在提醒美国人关注中美冲突的时候也是在提醒中国人：别忘了国际政治还是遵守“丛林法则”的。

但是Mearsheimer的观点只强调自修昔底德以来国际关系中不变的因素，却忽视了国际体系中发生了变迁的因素。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中许多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国际制度、国家之间的互动和沟通、经济往来这些因素都能够缓解当代国际体系中无政府性，颇似Bull所谓的“无政府社会”。无政府性的削弱也会缓解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缓解国家之间的冲突。

当然，现代国际体系中新兴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该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是否能够阻止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这些都尚未有明确的答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国际体系是一个变迁性和连续性并存的体系。

据乌打击虚假信息中心官网2022年7月25日更新的一份名单，全球有70余位知名人士被该中心指认为“宣传符合俄罗斯叙事的发言人”，这份名单中包括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John J. Mearsheimer的观点并不是中国喜欢的，不过最近他伙同哈佛大学肯乃迪政治学院院长Stephen M. Walt发表的言论恼火的却是以色列Likud鹰派和美国内的亲以色列势力，包括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

Mearsheimer和Walt这次其实很正确的指出，美国国内的亲以色列游说势力过度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而美国对以色列的偏帮已到了危害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的程度。

两学者特别批评了美国内最有势力的以色列游说组织America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可以预料，有人批评他们反犹（anti-Semitism）。

2003年10月28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应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邀请，赴上海进行学术交流。为期12日的中国之行，米尔斯海默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进行了演讲和研讨活动，并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继续“中国威胁论”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落脚于应对“欧亚大陆可能出现的地区霸权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一美国式的经典命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21世纪早期面临的可与之匹敌的对手是中国，而且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所面临的任何对手都更强大。

早报：在复旦的四个讲座结束以后，您对复旦大学的学生有什么印象

米尔斯海默：他们非常聪明，对国际政治非常认真，很关注。我可以感觉到，复旦的学生已经阅读了相当多的中国书籍和外文书籍，他们不仅了解中国，也了解国际事务。当我和他们面对面的时候，与给美国最好的学生上课根本没有什么差别。我面对他们，就像面对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生一样。

早报：第一次到中国，踏上这片土地，有没有改变您以往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中国印象”

米尔斯海默：我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过阅读文献，很多文献。我读过西方历史学家写的中国历史，也读过中国一些古典军事文献，比如《孙子》。到了上海，我看到了当前的中国风貌。我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对上海的描述都是很精确的。美国人不光谈到上海是一个繁荣的城市，而且提到上海的规模很大，人口很多，有很多的建筑。当我与中国学者和中国一些外交决策人员接触的时候，我并不认为他们和美国的同行之间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很相似，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也没有重大的差距。

早报：那么这次中国之行，并没有改变您“中国威胁论”的观点

米尔斯海默：在没来中国之前，我通过文献以及和一些研究中国方面的人接触，对中国已经有很多了解。到了中国之后，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但是，并没有改变我对中国的基本观点。在美国，我与很多的中国学者有大量接触，他们与我谈论中国。我发现，我看到的中国和我想像的中国并没有太多差别。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他们与欧洲和美国人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在来中国之前和中国之后的体会，类似于妇女生育孩子。在她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会很紧张，只有当她有了这个行为，她才能真正体会其中滋味。

早报：一个国家的文化常常不能在文献的具体数据中获得，这有时候是两回事情。

米尔斯海默：我并不认为文化在对外战争中起到作用。国际政治是现实的，国际关系在本质上非常凶恶无情，所有的国家都生活在危险之中。而且，很多西方和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化。

早报：您很喜欢提“孙子兵法”。但是我想说，“孙子兵法”在中国语境中是一种方法论，他与中国的“道”其实是两回事情。

米尔斯海默：我知道，中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强调和谐、和平、解决冲突。

早报：那么您的“中国威胁论”从何说起呢

米尔斯海默：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教导中国人民很多关于中国的对外政治知识。这正如，美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对美国政府对外政治的决策方面也没有提供太多的帮助。中国有“和为贵”的文化，其实，美国很多人也是这样认识和期盼的。我认为，您的问题，是“中国例外论”的明显例子。

早报：相反，看您的作品，我感觉到您身上的“美国例外论”。

米尔斯海默：我不认为有“美国例外论”，我觉得那是个神话。美国在对外政治中是强硬的。美国领导人对美国人民展露的是美国的美好。中国的儒家文化应该也是一样。何况，我们应该注意，中国当前的周边环境不是很安全。

早报：东方有朝贡国际体系的历史，这个事实可能表明即使中国有一日强盛，也不可能按照美国的经验去行事。

米尔斯海默：我本人对中国的朝贡体系知之不多。在中国古代，小国对大国进贡食物和其他物品，大国控制周边的小国，这也是权力的体现，这就是大国政治。

早报：您当前有没有感觉到我的侵略性

米尔斯海默：我并不相信中国当前已经足够强大。如果有一天，中国非常强大，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它一定会受到对外侵略的诱惑。小国受到侵略，不是马上诉诸战争，而是以一种非常细微的方式。当前的美国，对外也是非常有侵略性的，但是当你和一帮美国人谈话的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到这种侵略性。

国际政治中没有上帝

作为学者谨慎和严谨的一面，米尔斯海默低头思考的侧面，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虽然米尔斯海默的学说并不能简单归为“中国威胁论”，但其指向确实是中国。《大国政治的悲剧》翻译之一王义桅认为：米尔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与以往“中国威胁论”版本的区别在于，他认为竞争的原因并非任何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因为国际关系就是一场赤裸裸的“丛林竞争”。

早报：10月15日，中国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它是否有可能会被西方一些战略学家作为是对美国太空资源乃至整个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例证

米尔斯海默：中国太空成功发射，是一个最强烈的证明：中国要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大国，中国也想和美国平起平坐。但是，中国的太空技术当前还不足以强大到对美国的太空技术构成威胁。

早报：它会被看作是对中美之间大国权力竞争的一种新模式的起点么

米尔斯海默：不会。

早报：毕业于西点军校，之后又在美国空军服役五年，这段军事经历会否使您过度关注军事。

米尔斯海默：我在军队学习的时候学到了两个事情。第一，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军事力量也是有限度的。我与乔治·沃克·布什政府的观点有截然的差别，乔治·沃克·布什认为可以利用军事优势来重新塑造世界的秩序，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没有参军过的人，会认为军事很容易被利用。相反，参过军的人，会知晓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有效地利用。

早报：您一直强调，日本和德国在美国的庇护下。如果美国撤离保护，他们有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

米尔斯海默：这是冷战结束以后带来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冷战期间，美国控制了日本和德国。显然，没有控制中国和苏联。冷战结束后，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德国和日本还是由美国在控制。如果美国不给日本和德国提供安全保护，他们会获得空间，将会给日本和德国的邻国带来不安，中国也会为此不安。中国并不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离开亚洲。

早报：由此可见，日本和德国有潜力成为大国。

米尔斯海默：中国和俄国已经是大国，日本和德国有可能成为大国。

早报：您曾经说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处是自由主义，但往往根据现实主义行事。这其实是在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喜欢披上道德外衣行使权力利益。这些理论，有没有使您的同胞们不高兴。

米尔斯海默：当然，他们很不开心。

早报：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欺负，您会怎么处理

米尔斯海默：如果我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攻击，我会叫他去向上面的领导报告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些不管用的话，当然这很有可能，我会叫他直接反击。如果他的领导失职的话，我们应该像国际政治一样，自己保护自己。

早报：那么，您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像大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充满紧张

米尔斯海默：不是。

因为在日常的生活里，通常上面会有一个威势，而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上帝。我想告诉你，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差距。谈到“欺负”这个词的话，如果中国足够强大，没有人会欺负你。记住，在国际体系中，当有国家欺凌你的时候，你是孤力无助的，根本没有人会来帮助你。你只能自助。

早报：您心中的英雄是一个什么概念，他会是什么样的人

米尔斯海默：这很不容易得出推论。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的很多将军，他们赢得了很多战役，有助于击退日本侵略者。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他们就是英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另外一些中国人，他们没有去参加抗日战争的话，不是英雄。但是，他们都热爱和平。（沉思）谁是英雄呢，我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少，看得也很少。我头脑里基本没有英雄的概念。这不是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

早报：多年来，我不断感觉到周围在变化，您始终有自己信奉的观点，您是否为此感觉幸福

米尔斯海默：我对自己的信念非常有信心。但是我并不感到高兴。因为我对世界的未来发展基本是悲观的。

我喜欢读马克思

从穿过“的士”前后座隔板远远伸过来的双手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米尔斯海默的热情。11月的上海夜晚已经很有凉意，他安静而长久地为在车内整理东西的同行朋友开着“的士”车门。之前，他去了豫园，并在襄阳路买了很多衣服和生活用品。他笑说，对于家中期待礼物的孩子来说，这些东西是他进行“自我保护”的武器。

早报：您在童年里爱看童话么

米尔斯海默：我的童年里没有童话。童年的时候，我对军事也不感兴趣。我喜欢运动，特别喜欢篮球。我想成为姚明。

早报：能不能和我们谈谈您的童年

米尔斯海默：我出生在纽约市，是冷战的产品。我是我们家五个孩子中的其中之一，我是老大。在二战前，美国的家庭还是很小的。二战后，出现了婴儿高峰，孩子很多。1947年，我出生了。我出生的那一年，是美国出生率最高的一年。这个事情不难理解，二战是1945年结束的，接着战士们复员回家，接着1946年他们结婚，接着1947年，他们开始生育孩子。

早报：您当前的家庭

米尔斯海默：我有五个孩子。如果是在中国的话，我可能要惹大麻烦了。（笑）我的大女儿是营养学的硕士，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马上将要毕业。我的二儿子学习绘图设计，将要本科毕业。我的孩子中，有一个学习历史，我的小女儿当前在读小学一年级。最小的儿子是我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他老是喜欢在家具之间走动。我的妻子是财务顾问，做理财工作。我很爱他们。

早报：您有宗教信仰么

米尔斯海默：宗教有很好的作用，大多数的西方人应该有一个信仰。这样可以安全地生活，克服生活中的艰辛。大多数的宗教都是教给人们良好的信念，社会可以变得更美好。但是我本人并不信教。

早报：我感觉到您受到过尼采、福柯、韦伯的一些影响。

米尔斯海默：是的。所有这些给我们带来伟大思想的智者，他们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他们都很看重强权，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我也是。

早报：您也喜欢读哲学书

米尔斯海默：是的，主要是政治哲学，我喜欢读马克思的作品。我喜欢雄辩的理论，这个理论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依然喜欢。现实中有很多问题，中美关系也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重大的问题。不同的人对他们之间未来的发展持有不同的意见。就中美的问题，我喜欢和有理论的、有观点的、有想法的人交谈。

早报：您的理论中，哪些地方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大多数人对早期的马克思有印象。晚期的马克思是个结构主义者。现实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强调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当然，马克思与现实主义是有差别的。

早报：结构在你的理论中有很重要的分量。一个持有结构主义的人，通常会弱化人的作用，而强化结构。

米尔斯海默：是的。结构的作用是大于人的，人是结构中的人。我的观点是，结构领导人来确定对外政策。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和一个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是不一样的。结构对个人有深刻的影响。

早报：你觉得你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米尔斯海默：如果不谈家庭的话，工作应该是第一位的。

约翰-米尔斯海默

芝加哥大学温德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美国国际关系领域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纽约时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2003年3月，米尔斯海默被评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被称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约翰·米尔斯海默，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言人，米氏的观点被认为与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在很大程度上相吻合，虽然其理论延续了现实主义学派静态历史观的局限性，但还是引起国际关系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争鸣。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否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理论源泉，米氏如何用他的理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实践。在米尔斯海默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记者抱着这些问题，坐在了他的面前。

米尔斯海默曾有过长达十年的军旅生涯。由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十分强调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因此令人很容易想到这段经历对其后来理论的影响。于是，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围绕这段经历展开。有意思的是，尽管认为这段经历使他意识到权力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但米尔斯海默并不认为这对其后来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当记者就“先发制人”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询问其看法时，米尔斯海默却有惊人之语：布什政府偷换了概念。2002年9月17日，即“9·11”事件发生一年后，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美国国家战略》。在这个文件中，布什系统阐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提出了“先发制人”这个概念。米尔斯海默认为布什政府口头上说对伊拉克发动的是“先发制人战争”，而真正付诸实践的却是“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战争”与“预防性战争”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前者是建立在证据和情报的基础上的，对方的确有进攻的意图或能力，而后者只是一种主观的感觉。米尔斯海默认为，“先发制人战争”是“各国能接受的”，而“预防性战争”则是对可能的威胁的一种想象，不具有合法性。很明显，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预防性战争”，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布什政府为什么要给这场战争贴上“先发制人”的标签呢。米尔斯海默认为，布什政府必须这么做，否则它无法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会陷入“情报门”，在情报问题上被紧追猛打、备受质疑。

事实上，米尔斯海默本人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这并不涉及他对战争与和平的价值判断，而完全是理论演绎的结果。米尔斯海默认为，伊拉克战争对美国有害无益，事实上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尽管军事上获得了成功，但美国在战后却陷入了更大的泥潭。米尔斯海默认为，继续核查和避免战争是更合理的选择，因此美国其实是错失了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最好时机。

既无证据，又不是最好时机，那么布什政府为何执意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呢。对于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米尔斯海默的回答很简单：这一切是为了重塑中东秩序。对于美国来说，解决了伊拉克问题就能进一步介入中东，从而对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施加影响。如果这次战争成功，那么对接下来解决伊朗问题甚至对解决巴以冲突都会有所帮助。然而，事实证明，一切正在朝白宫预想的相反方向发展。

2003年10－11月，应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邀请，米尔斯海默教授生平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在为期两周的访问中，他先后同数以千计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展开对话和交流。通过面对面的接触，人们会发现米尔斯海默教授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鹰派”人物，而是一个在讲台上手舞足蹈的教师、在理论上固执己见的学者、在商店里为孩子购买玩具的父亲。当然，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无疑是美国利益。在他离开中国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余万里先生受《南方周末》之约同米尔斯海默教授就伊拉克局势、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篇访谈仅供读者参考。

余万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余万里：教授，美国的军用直升机在伊拉克遭到袭击，又有美军士兵伤亡了……

米尔斯海默：是的。美国已经陷入了“伊拉克泥潭”。除了本地的抵抗力量之外，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众多恐怖分子也纷纷潜入伊拉克，把伊拉克变成打击美国的战场。美国在伊拉克遭遇了典型的游击战，就像当年的越南。我从西点毕业之后，曾在越南服役，根据我的战场经验，美国在短期内很难从这个泥潭中脱身。

余万里：您如何评价这场战争

米尔斯海默：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布什政府还幻想通过军队在伊拉克，甚至在整个中东实现民主，这个想法更加愚不可及。布什政府过于迷信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们以为军事优势能够让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保持行动的自由，副总统切尼说：美国在世界各地“像蝴蝶一样自由飞翔，像蜜蜂一样随意蜇人”。当前，蝴蝶的翅膀已经被牢牢地粘住，美国只能在泥潭里挣扎了。

我在伊战前就反对这场战争，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除了亨利·基辛格，都反对这场战争。基辛格是惟一一个既支持越南战争，又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现实主义者。

余万里：您刚才说现实主义者都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在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内占据主导的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也信奉权力和实力，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米尔斯海默：在外交方面，现实主义同新保守主义的区别主要就一点。新保守主义相信美国只要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其他国家就会害怕、恐惧、举手投降。这就是所谓的“跟随强者”行为——只要美国显示武力之后，其他国家就会屈服，然后跳上美国的战车。他们以为美国打击伊拉克之后，伊朗、叙利亚、朝鲜就会害怕，就会放弃支持恐怖主义、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之后，亚西尔·阿拉法特也不得不屈服，巴以冲突就能一并得以解决。他们称之为“通过耶路撒冷的道路要经过巴格达”。

现实主义者则会说：“不对，美国动用武力只会激发其他国家的反对和自我保护意识。”事实证明，美国在伊拉克遭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抵抗，巴以冲突愈演愈烈。俄罗斯、中国，甚至美国的传统盟国，法国和德国都强烈反对在伊拉克动武。伊朗和朝鲜可能会加快发展核武器的进程，更多的国家会希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免受美国的威胁。

余万里：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抗和警惕，而不是屈服和投降。您认为其缘由何在

米尔斯海默：民族主义，这是驱动当代国际政治的原动力。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就是区别“我们”与“他们”的认同感。比如说我是美国人，你是中国人，我们之间就存在着文化、价值观、宗教、制度等等方面的认同差异。你生长在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把日本人当成自己的同胞。在伊拉克人民眼里，美国人就是“他们”、外国人、入侵者、占领者。在伊拉克和中东还必须考虑宗教的因素，伊斯兰教更加剧了这种认同的差异感。尽管我不同意把“文明”作为国际政治的分析主体，不过，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国际政治中宗教因素的分析还是很有启发的。

余万里：您认为伊拉克战争会对美国的反恐战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乌萨马·本·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丹和基地组织是国际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现代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联合国、跨国公司、NGO，但是任何政府都不喜欢不受自己控制的非国家行为体，恐怖主义也是其一。因此，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对主权国家威势的挑战，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世界大多数主权国家都有共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时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但是，伊拉克战争不同，它错误地去针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把萨达姆·侯赛因同国际恐怖主义相勾结作为战争的一个理由，这原本在事实上就不成立。当美国把萨达姆政权推翻之后，却又在伊拉克造成了无政府的混乱，反而成为国际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的机会。伊拉克原来不是恐怖主义的国家，当前真的变成了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布什政府实现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余万里：当前伊拉克局势会对美国外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很显然，伊拉克几乎吸引了布什政府高层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这些人时时刻刻都在考虑如何脱身。伊拉克消耗了美国巨大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例如驻扎夏威夷的第21步兵师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预备队，即将被调往伊拉克。这种状况使美国没有足够精力把鼻子伸到别处。这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个好消息。我觉得伊拉克周边的国家宁愿看到美国被钉在伊拉克，这样美国就不会在它们头上挥舞大棒。朝鲜也在利用这个机会……

余万里：谈到朝鲜，您对当前的核危机有何看法

米尔斯海默：如果我给金正日出主意的话，我一定建议他加快核武器发展计划。等朝鲜真正拥有若干核武器之后，美国不仅不敢用武力威胁朝鲜，而且必然要被迫地同它谋求妥协和交易。实际上，美国对当前的朝鲜核问题已是无计可施，只能乞求中国的帮助。应该说，这是布什政府惟一明智的选择。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表现也确实令布什政府感到万分欣慰。美国被困在伊拉克泥潭里，布什政府当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在东亚出现新的危机和冲突。

余万里：您曾说过，中国会成为一个地区霸权国，并导致中美冲突。在访问中国之后，您对中美关系还坚持这样的看法吗

米尔斯海默：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不带任何感情或意识形态的色彩，只是从理论的角度预测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中国领导人，你希望看到日本、俄罗斯、印度威胁中国吗。当然不希望。消除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变得强大，以至于周围的国家更不敢向你挑战。这就是我对地区霸权国的定义。美国在西半球获得了这样的霸权，你们能设想加拿大、墨西哥或者巴西向美国发动攻击吗，不能。美国可以把鼻子伸到世界各地，干涉欧洲、亚洲、非洲的事务，因为它没有后顾之忧。

中国当前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希望获得这样的实力和地位，而且中国具备获得这种实力和地位的条件。中国的财富增长很快，有人说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大吊车都树立在中国，我看一点都不夸张。我在长春参观了汽车厂，现代化的流水线上生产着豪华的奥迪A6轿车。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而且还在增加，这是成为地区霸权的有利条件。欧洲、俄罗斯和日本都不可能成为地区霸权，因为它们的人口出生率在下降。

我的理论不能解释当前的中国和中美关系。但在几十年后，当拥有超过日本、俄罗斯几十倍的GDP之时，中国就像当前的美国一样，不必担心周边国家会威胁自己的安全。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关心起西半球的局势和问题了。

约翰·米尔斯海默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是近年来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表现得异常活跃、备受瞩目的理论成果之一，引起了广泛的学术争议，充分体现了该理论所蕴含的深刻影响，彰显了它所提研究议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米尔斯海默在结构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流派自汉斯·摩根索经典现实主义和肯尼思·华尔兹新现实主义问世以来最为重要的理论发展。从学术层面看，进攻性现实主义颠覆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和华尔兹的战略观，在理论分析上独树一帜；从实践层面上说，进攻性现实主义是美国部分人才层的国际政治观的集中流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美国人才思潮对中国国际角色和中美关系本质的理论分析，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做些必要而深入的探究必然有助于在理论认识与战略思想上更多地洞悉国际关系的本质。本书是系统研究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尝试。它从权力一安全观及其战略逻辑的双重层面对进攻性现实主义进行了解读和评判，既有从思想渊源、理论体系层面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系统解读，也有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本身所论证的霸权的诱惑、霸权争夺战略与霸权护持逻辑等方面的剖析。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大国博弈的分析具有启示意义。它警示我们要正视国际竞争必然带来的战略压力，更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加强综合国力建设、长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