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09 09:33
袁伟时，男，汉族。1931年12月15日生，广东兴宁人，中国近代史学家。曾任孙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袁伟时（1931年12月15日－ ），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6月参加共产党，现在是中山大学离休的教授和厅级干部。第七届（1988－19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1987年当选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以后多次连任；曾是安徽社联主办的《学术界》和浙江社联主办的《浙江社会科学》的学术顾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的学术委员；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大国之道》《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近代中国论衡》《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与人合著）等。学术上多次获奖，如《中国现代哲学史稿》获《光明日报》主办的评选“文革”后优秀学术著作的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教育部的优秀教材二等奖；2006年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优秀学术论文奖等。
袁伟时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著称，一生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素为近现代思想史爱好者、时政类报刊阅读者，如《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读者群、高知群体所推重，深得学术界、读书界普遍好评，奠定了其在近代史研究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广泛社会影响。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年）《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3年）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年）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年）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年）
《晚清大变局》明报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另主编几套丛书与《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年）
《昨天的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
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是中国已经建立的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兼容并包。西方现代文化与国粹，世间各种学术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种学问和艺术，自由介绍，自由探讨；激烈争辩，以理服人，拒绝暴力干预。新的学科，新的艺术，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如繁星在天，异彩纷呈。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也是创造力高扬的年代，归根到底，这是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的辉煌里程碑。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自由的唯一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国家或其他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压制和吞噬个人的自由，是中国极大的弊端，中世纪的西方同罹此病。这是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或东西之争。
——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袁伟时《20世纪的启示》——书摘
2006年1月11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下属《冰点》周刊“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因刊出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长文，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读有异于官方版本，因而导致暂时停刊整顿，并引致主编李大同及副主编卢跃刚撤职。3月1日《冰点》复刊，刊登张海鹏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文章批驳上文，并拒刊袁伟时《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