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中学教学质量较高。因为校长宣啸秋是安徽省教育厅的科长，所以天长中学在安徽省的地位也较高。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天长中学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宣啸秋也同情革命，对各种思想都能包容。如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不少进步书籍，督学来检查图书馆时，宣啸秋就设法掩盖过去。学校有些进步教员和学生。李桂英当时受他们的思想影响，也看进步书籍，是学校三个进步女生之一。

1933年夏，李桂英进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时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1934年6月，天长县共青团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破坏，李桂英的同学好友也被捕了，消息传到安庆，她思潮澎湃。1934年暑假，未经家里同意，李桂英即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转入北平安徽中学高二学习。半年后，安徽中学因经费困难停办。据国文老师说：北平女一中有位孙荪荃老师思想进步，于是1935年初她转入北平女一中高二（第二学期）学习。

孙荪荃，安徽桐城人。原是女一中校长，因在“九一八”事变中领导女一中学生抗日运动被捕，营救出来回校后，被撤掉校长职务，仍留校任语文教员。上课时孙常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并经常讲时事。李桂英因而主动与她接近，常得到孙的思想影响，偶尔也得到孙的经济帮助。从孙老师处所受的思想影响主要是：“妇女要解放，民族要解放。”

高一学生郭桂英（现名郭明秋）是共青团员。李桂英与她同住一屋，接触密切，1935年10月经郭介绍，李桂英加入共青团。此后，李桂英曾帮助郭编印《时代妇女》。郭写稿，李校对。只出了几期，后被认为该刊有“色彩”而停刊。郭桂英又介绍李桂英认识了师范大学的周怀球（后改名周小舟）。李桂英曾参加周负责的抗日武装自卫会西城区工作，在女一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一二九”运动中，李桂英主要在校内活动，后也替郭做过学联工作。

1936年1月，郭桂英去天津，到省委工作，将李的关系介绍给老夏（后改名王国华）。是年秋，通知取消共青团，团员均转为党员，党龄从入团时计算。此时，由老夏将李的关系转到“铁委”的老孔（即吴德）处担任联络。从此，她离开了学运工作。年底，因中共北方局要建北平分局，根据吴德指示，要李桂英与黄爱民假扮夫妻住机关，在北平分局担任刻印蜡版和送文件工作。后来，这对假夫妻宣布结婚，成了真夫妻。

芦沟桥事变后，因形势紧张，机关停止工作。李桂英和黄爱民搬进陕西会馆，清理和变卖东西，焚烧和埋藏书籍，并等待组织决定他们的去向。7月底，吴德到陕西会馆，通知黄爱民和李桂英去延安，并要他们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杨尚昆接关系。

1937年8月6日，平津通车，李桂英、黄爱民结伴王伯渊、汪家曾作为流亡学生，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每辆车箱里都有两个手持刺刀的日本军人。一路上看到永定河上漂着中国人的尸体，学生们强忍住心中的怒火。第二天进法租界，住在一所中学，受到北平同学会的接待。同学会又组织流亡学生搭乘英国太古公司一艘运煤的海轮，准备去上海。由于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轮船只好在烟台靠岸。但山东军阀不让学生上岸，学生们被迫在山东虎头岩海滩住了一夜，然后又坐货车到了济南。在济南听说有两路车，一路开往西安，一路开往南京。李桂英和王伯渊都想回家看看。所以他们就乘上了去南京的火车。李桂英与黄爱民从南京去天长老家住了三天，才再赶回南京，乘上去西安的火车。8月底到达西安，但杨尚昆已去前线，无法接上关系。幸而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在北平认识的周小舟和孙敬文，经他们介绍，于9月中旬离开西安，10月初到达延安。

李桂英到延安后，经中组部分配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月毕业，由中组部分配到陕西安吴堡青训班社会部工作。青训班，即“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朱德为名誉主任，冯文彬兼主任，胡乔木任副主任。青训班学员毕业后分送到抗大、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等，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初级班。这里培训了大量青年人才，许多都成为革命骨干。李桂英在这里重新入党并调任女生连指导员。1938年7月，调至西北青年救国会，分配在一所中学任教，此期间与黄爱民离婚。1939年1月，又回安吴堡青训班任艺术连协理员。

1939年4月，李奉调回延安。一个月后与曾在安吴堡青训班相识而此时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胡乔木结婚。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后改名胡乔木。“乔木”这个名字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中的一句诗：“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木取其高大、挺直之意。他们结婚时，胡乔木依同一诗句，把李桂英的名字改为谷羽。羽指鸟，“谷羽”寓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两人的名字同出一典，表达了两人永结同心的深情。从此，谷羽和乔木“五十余年共风雨，唱随偕老相扶护”（胡乔木赠谷羽诗）。

婚后不久，谷羽被分配到中组部党员训练班学习。此期间遇到来延安开会的吴德，经吴德向中组部证明，中组部干部科宣布恢复谷羽在北平期间的党籍。6月，党训班毕业后谷羽又被分配到女子大学学习。1939年9月1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命中谷羽等住的窑洞。她当即不省人事，被抬进中央医院。醒来后才知道左耳鼓膜被震破，左臂和头部被炸伤。此次轰炸，炸死几十个人，只有2人死里逃生，谷羽是其中之一，但却落得个头痛病。在女大学习期间，她因头疼病复发而退学休息。

1941年2月起，胡乔木任毛泽东的秘书，调至杨家岭，谷羽随迁。谷羽曾在中央图书资料室工作。中央发动大生产运动后，杨家岭成立了供给商店。谷羽担任供给商店主任，经营食品和日用品。当时虽为供给制，但干部们手中也有些许零用钱；又因为在大生产运动中，妇女们纺线、织布所得零钱，也归己留用。这样，供给商店，既方便干部和群众，实际上也是一种以贸易促生产，达到活跃经济的极初级形式。1944年4月至1946年5月，在枣园期间，谷羽没正式工作，主要照顾乔木生活和两个孩子。

1946年5月，由任弼时介绍和批准，谷羽乘飞机，经北平去苏北参加土改。然而就在此时，国民党蒋介石以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谷羽乘在苏北参加土改之便，于6月底回到天长老家。但她刚到家两天，由于形势紧张，延安即电告速归。她当晚就冒雨离开天长。行至山东，山东解放区也正遭炮火，断了交通，被困于临沂县。

敌人围剿大别山时，新四军五师突围，并辗转到达延安。留下团以上干部的家属40余人。华东局组织部决定委托谷羽把这批家属带到延安，寻找亲人。谷羽任这个家属队的党支部书记。

1946年12月1日，家属们化妆成老百姓，从临沂出发，乘坐一辆由日军俘虏开的卡车夜行，经沂蒙山到泰安。从泰安即徒步行军，经邯郸、涉县，到山西的介休与平遥之间。此地要通过国民党占领区100多华里的封锁线，在同蒲铁路沿线，每2公里一个炮楼。家属们得到送军需的八路军部队护送，一边打，一边跑，在夜幕中跑步上山和过汾河，终于冲过封锁线。整个行程中，谷羽要求自己严格，重活和打前站的工作就让自己的侄儿去做。此次“行军”有时一天要走100里。全程途经四省22个县，行程3000里，走了三个月，直到1947年2月23日才到达延安。而谷羽所带领的不是年轻力壮的士兵，不是有组织的部队，而是老百姓，是军人妻子，其旅途艰辛可以想见。

到达延安时，延安已在疏散。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飞机五十架次，狂轰滥炸延安达八小时之久。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谷羽顾不得休息，把孩子安排到晋西北的中央后方机关，自己就去郝家坡土改工作团参加土改。而胡乔木早已奉命去陇东参加土改。直到是年冬天，土改结束后谷羽才与胡乔木见面。1948年4月，他们又随中央机关迁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这时，胡乔木除任主席秘书外，已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总编辑。下半年起，谷羽任胡乔木的机要秘书。在这些时日里，她要把毛泽东所写或修改的新闻、评论、社论等及时送去油印发出。毛泽东喜欢用毛笔或铅笔写在宣纸上。谷羽舍不得把毛泽东的手稿交出去油印，总是抄写后送出而把手稿留下来。谷羽保存了一大批毛泽东的手稿。解放以后，她把这些精心保存的手稿上交中央档案馆。

1949年7月，毛泽东迁入中南海，胡乔木一家亦随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乔木除前述的兼职外，又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肩负着全国新闻报导、政治宣传和政府发言人的重任。谷羽则一直担任胡乔木的机要秘书。1951年任中宣部办公厅副主任，但主要还是管胡的工作。

谷羽长期在乔木身边担任秘书，这虽然也很重要，但以其性格，她还是非常希望能有机会独立工作。

正当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1952年末，经中宣部介绍，谷羽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担任北京汽车装配厂（752厂）筹备处副主任，主任是谭立。后因国家决定在长春建第一汽车制造厂，752厂停建，谭立调往长春，谷羽仍留下负责筹备北京汽车附件厂。该厂的任务是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提供配件。

谷羽白手起家，只从中宣部带了一位助手。到任后迅即筹备班子、抽调技术骨干。1953年第一季度，正式成立了北京汽车附件厂筹备小组，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3月，该厂在北京市朝阳区破土动工。9月经一机部汽车局批准，北京汽车配件厂与北京汽车附件厂合并，定名为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可惜，谷羽因病于同年10月回家休养，未能把建设工作进行到底。该厂于1956年4月建成投产。1958年7月更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轿车和军用轻型越野车。那些当年的创业者，如今已是北京汽车业的元老和知名专家。当他们回忆起谷羽当年与他们并肩战斗、平地起厂的情景时，仍记忆犹新。他们说谷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穿双布鞋，有八路军那种朴实，很亲切，像大姐一样平易近人；她是筹备组负责人，可人们都称她为谷厂长，她工作负责、组织能力强、放手让大家干，又亲自检查；她和市里、部里人熟，争取支持，使筹备工作开展顺利……。这就是她初次接触工业的情景。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谷羽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56年9月调到中国科学院。起初，她担任计划局副局长。

那时，中国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订。中国科学院正在落实规划过程中提出的“四大紧急措施”的各项任务。在院内相继成立了以数字电子计算机为研究方向的计算技术研究所，以高速飞行器的远距离操纵为主攻方向的自动化研究所，以远程雷达配套元部件为研究方向的电子学研究所，以及以锗、硅材料和器件为研究方向的半导体研究组（以后发展为研究所）。在力学研究所开展了星际航行中有关力学问题的研究。

1957年10月4日，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根据中苏两国科技合作协定，中国科学院先后在广州、南京、拉萨等地建立了26个人造卫星观测站，其中22个站与苏联人造卫星观测系统直接交换观测数据资料。同时，为使各观测站统一时间勤务，又在上海天文台建立了中国的世界时系统。

1958年2月1日，美国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入轨。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卫星研制分三步走的计划……。

与此同时，各军兵种也向科学院提出了一些委托研制任务。如海浪研究，气象预报等。

到1958年下半年，科学院尖端科学研究迅速发展。为了加强对国防尖端研究的组织与管理，9月13日，院党组碰头会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党组新技术办公室，做为抓国防尖端研究的办事机构，并决定由计划局副局长谷羽兼办公室主任。规定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党组梳辫子，与各方面挂钩，掌握数字，具体工作仍由各职能局负责”。“梳辫子”是指把国防部门的任务分类管理；“挂钩”是指代表党组与中央和国家主管部门联系。

谷羽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她首先从加强国防科研项目的计划管理着手，组织编制军工科研项目计划表，使党组对军工委托项目内容做到了心中有数；其次是教育和指导干部深入研究所和科研骨干交朋友，了解任务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向党组汇报。当时院里有三项重点任务：即581（人造卫星）、109（高速电子数字计算机）和110（电子学有关任务），由党组成员分工亲自抓，称为“三大抓”。新技术办公室都配备了专人联系，深入到课题组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抓住关键向党组反映。属于条件或支撑系统的问题，党组领导就批示有关职能局指定专管“新技术”的同志解决；属于研究所或所与所之间的问题，党组领导就亲自下所协调或做出必要的决定。

在对外“挂钩”方面，谷羽在接到委托后，总是通过个人努力，积极打开局面，完成党组交办事项，推动工作开展。例如，1958年10月，科学院举办“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为使中央领导了解科学院情况，张劲夫委托谷羽去请中央领导。经过谷羽努力，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观了展览会，特别是很少出来参观展览会的毛泽东，也在郭沫若、张劲夫的陪同下，到场参观并接见了科学家。

又如，为发射人造卫星，院决定在北京和上海建实验基地。张劲夫、钱学森乘飞机围绕北京转了几个圈考察地形，选中怀柔。谷羽就去找了北京市委书记，在市委支持下，将怀柔一大片地划给了科学院。两个基地开始建设后，遇到经费困难，张劲夫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但不知书记处会议讨论结果如何，张劲夫、钱学森都很着急。谷羽找了中办主任杨尚昆，又找了财政部长李先念，使两亿专款得以很快核拨，保证了两个基地的建设。北京怀柔基地，主要是力学所和化学所从事高能推进剂组合试验和小型发动机试车；在上海基地，科学院与上海市合作成立了上海机电设计院，专门负责气象火箭、探空火箭的设计、试制和试验。除两个基地外，用这笔经费还建设了模拟导弹飞行并进行飞行参数测量的风洞以及高能燃料实验基地等。

谷羽热心帮助研究所解决困难。如为开展国防水声学的研究，电子学所需在海南岛建水声考察站。谷羽向当时的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得到支持。陶铸亲自陪同谷羽带队到海南岛选点，安排施工和特批紧缺钢材，从而加快了建站的速度。

60年代，电子元器件紧张，电子部生产的产品不够分配，首先保证国防部五院（导弹）、二机部（原子弹），而科学院分不到。科学院国防任务也急需电子元器件，谷羽就到部里争取，找领导，直至解决所里急需。

在向科学进军的大好形势下，在党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尖端研究捷报频传：

1958年5月，金属所研制出中国第一个自己设计的铁基高温合金，可用于飞机发动机的涡轮盘；

1959年9月，计算所研制成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数学计算机（104机）。在西方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设备禁运的情况下，它承担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大量科学计算，承担了飞机和导弹的有关计算任务以及大地测绘计算等；

1960年2月，地球物理所和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自行设计制造的T—7M液体燃料探空火箭（试验型），因陋就简，在上海南汇简易发射场试射成功，开始了中国的“空间时代”；

1960年9月，电子所水声学研究室与苏联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水声研究室，在中国南海海区完成了持续四个月的中苏联合水声考察。中方并独立整理出中国第一套内容丰富、水平较高的水声资料。

中国科学院各所的新技术研究日益发展，对尖端研究计划管理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谷羽领导的新技术办公室也日益扩大。

1957年，中国科技代表团到苏联谈判两国科技合作项目时，对一些新型原材料，苏方不肯提供技术资料。而当时，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材料、元件、器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却有相当数量不能自给。为此，1959年12月，中共中央要求：中国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本国材料的基础之上。接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组成了中央新技术材料小组。其任务是组织全国力量，加速新型材料的研制、中试和生产。

谷羽注意到，当时中央新技术材料小组的着眼点主要在工业部门。对材料研究任务和建设项目的安排，都没有考虑中国科学院。然而，院有关各所根据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安排，以及当时已经掀起的向尖端技术靠拢的热潮，早就对国际上竞相发展的各门新型材料给予注意，并相应地组建了研究室、组。如：高温合金、难熔金属、金属陶瓷、高温防护涂层、有机氟化学、有机硼化学等。在金属、非金属、有机、无机材料方面，科学院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和较好的研究、试验条件。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应当让中央新技术材料小组了解科学院，依靠科学院。于是她四处奔走，找国家科委主管新型材料的章敬三局长汇报。又从新技术办公室抽调主管新型材料的处长，陪同中央新技术材料小组负责人，到科学院与材料研究有关的各所，深入调查、具体协商，使中央新技术材料小组领导全面了解了各所的情况，并向各所提出了具体任务，批准全院建设17个新型材料中试工厂。新技术办公室抽出将近三分之一的力量，组织落实各所承担“新型材料专案”有关任务。各研究所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干劲更足，工作条件也得到迅速发展。以后数年，相继为“两弹一星”、核潜艇、常规武器提供了规格、品种数以百计的一系列原材料。

新型材料的发展，要求测试技术要跟上。既要测试材料在常温、静态下的性能参数，还要测定材料在模拟使用条件下的综合数据。1959年末，中国国防尖端产品提出要解决的新型材料品种、规格达7000种。其中一半已做出样品，等待测试鉴定和模拟试验。但是当时既缺测试仪器设备，又没有统一的测试标准。特别是国防特殊应用、特殊性能的材料，测试方法本身就是保密的，国外不发表，文献上查不到。新技术办公室抽调干部，协助党组办公室汪志华主任，对此做了不少调查，写出报告，并通过党组向上反映。

1959年11月26日，聂荣臻向中央报告提出：“测量和分析技术、高压、低压、高温、低温、辐射等测量技术和分析仪器、高纯度分析技术对保证新材料的质量和进行精确的鉴定，极为重要。建议以中国科学院为主，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规划，建立测试分析基地。”

随后，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指定谷羽会同国家科委计量局，召集中科院化学、应化、金属、冶金、贵金属、石油化学、自动化等7个所的专家开会讨论。会议提出了一份《新型材料测定计量基点安排方案（草案）》，并报国家科委和中央新技术材料小组。

1960年2月，中央新技术材料小组决定由中科院负责组建全国测试基地。于是在科委领导下，谷羽在新技术办公室抽调专人，会同有关部门，对中科院、一机、二机、三机、冶金、化工、建工、国防部五院、总参通讯兵部等17个部门所属100余个研究单位，进行了将近半年的广泛调查，摸清了需求和承担任务的能力，听取了如何组织的意见。最后提出在全国建26个测试基地和《1960—–1962年测试基地规划（草案）》。建议和规划草案得到国家科委批准。26个测试基地中，由科学院负责建14个。

经中央新材料小组决定，由科学院负责召开全国各测试基地专业小组会，制定各专业小组的规划和逐年应达到的指标，提出各基地的投资及所需设备，并确定参加专业小组的单位和正副组长。这项不仅涉及院内，而且涉及院外许多单位的繁重组织工作，自然还是落在谷羽及其领导的新技术办公室身上，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全国测试基地建设三年，测试专业技术队伍达1000余人，共安排研究课题近600项，提交研究论文513篇，并向国家推荐了299项做为全国统一标准的测试方法（试行）和若干新的测试设备，为中国尖端技术研究做出了基础技术方面的重要贡献。

谷羽，在涉足新技术科研组织管理工作的最初几年，就显露出其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较强的组织工作能力。她善于抓住关键问题和抓住时机，向上提出建议，并在党组领导下，推动职责范围内，甚至本职范围以外的工作发展。

1960年，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尖端科研任务的研究所已达24个，约17000人。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国防尖端科研管理工作的需要，7月2日，经院第七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并经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同时撤消党组新技术办公室），谷羽被任命为局长。成立局之后，除了主管国防尖端研究项目的计划之外，科学研究、扩大中间试验、小批量生产所需要的人员、经费、基建、器材等条件，也不再依靠院内其它职能局，而改为由新技术局提出计划方案、报党组决定后，直接报国家各有关主管部门，由新技术局自己组织供应。同时，新技术局还要负责组织院内外协作，并负责对院外有关单位，如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委、国家科委、二机部、五院等进行总的对口联系。

谷羽不负重托，很快就与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国家计委副主任范慕韩、国家科委一局局长章敬三建立了对口联系。向国防部门宣传科学院，作了大量的沟通情况的工作，使新技术局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在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的有关活动、会议和计划中获得了相应的席位。

正在这时，国家计委决定改革物资分配体制。为支持和促进国防尖端研究工作的发展，并为了加强国防尖端部门的保密工作，决定给承担国防科研的少数部门指定专门代号，在材料、设备供应以及非标准加工方面特殊开绿灯。谷羽代表科学院，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奔波、宣传和争取，终于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支持，同意将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列为“04单位”。当她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张劲夫时，他们都异常高兴，因为这是涉及科学院国防尖端研究的大事。7月15日，国家计委党组正式通知，规定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对外业务联系使用“04单位”代号。新技术局归口各所也都有了相应的代号。

1960年8月，由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在华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使在建的国防工程受到影响。聂荣臻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人家靠不住，党中央寄希望于中国自己的专家。”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04单位”所长会议。张劲夫根据形势提出“五更、三性”：即要求大家决心更大、干劲更足、重点更突出、工作更踏实、协作更紧密，并强调要有计划性、战斗性、纪律性。会后又提出安排国防尖端研究任务要贯彻“一保、二补、三探”的原则。一保：即积极配合保证五院、二机部设计试制的需要；二补：即科学院自提研究试制项目，做为国家第一位任务的补充；三探：即为下一步工作探路。那时，科研人员献身国防的积极性极高，他们艰苦拼搏，无私奉献。

为了进一步发挥中国科学院的作用，经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共同讨论并经聂荣臻批准，“04单位”各研究所实行中国科学院与国防科委双重领导，即“04单位”各研究所建制、编制、行政与政治领导仍属中国科学院，有关国防科学研究任务和发展规划，由双方统一安排共同商定。

1961年5月，聂荣臻提出“五院、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三家要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国防尖端任务。”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与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与五院两个协作小组，以加强对协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作用，更密切地为“两弹”服务。协作小组由部、院和国防科委领导组成。

中国科学院与二机部联合成立五人协作小组之后，新技术局局长谷羽与二机部五局局长邓照明也增加了对口联系，以协助五人小组多做工作。他们协调计划和任务，解决条件保障中的特殊困难，商定成果验收和登记的有关规定，保证任务的顺利进行。对于重点任务，双方又都指定专人对口联系。

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科学院将大约1000名科技人员送到二机部，仅金属所就调去副所长张沛霖等近百名核燃料科技人员。在配合二机部的科研任务方面，从铀矿的评价、勘探，到核燃料的冶炼加工、原子弹设计中的理论研究、原子弹爆炸的模拟计算、引爆炸药、核防护、核爆炸的诊断技术等，科学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如：从铀矿浆直接吸附分离铀的特种树脂，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分离膜、扩散分离器中被称为“塑料王”的各种垫圈、垫片、阀门填充料，扩散分离设备中耐辐射、耐强腐蚀的润滑油都是被封锁禁运的，科学院不仅开创性地研制出样品，还建立了车间，提供产品，解决了二机部的急需；科学院研制的高速摄影机，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用于火球摄影与测定，取得圆满成功；此外，核试验爆炸场区的方案选定、试验中的气象保障、爆炸后的地质效应研究、放射性污染分析等，都凝聚着两家科技人员协同作战的心血。而在此“大力协同”中，谷羽与邓照明以及由他们分别领导的科学院新技术局和二机部五局，穿梭往来，为构筑这个协作网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功不可没。

在中国科学院与五院协作小组的领导下，谷羽与五院科技部部长耿青协作往来日益频繁。双方共同制定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关于科学研究协作的几项规定》：双方举办学术活动，相互邀请参加；项目所需实验设备互通有无、相互支援；并建立了双方各级器材部门的业务联系。

科学院第一枚实验型探空火箭（T－7M）试射成功之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都曾到上海视察过火箭研制情况。毛泽东曾问：“火箭能飞多高？”回答：“8公里。”毛泽东说：“8公里也了不起！”并鼓励大家要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科研人员未辜负中央领导的期望，1963年发射成功一枚气象火箭，飞行高度115公里。1964年又发射成功一枚生物试验火箭，把大白鼠和小白鼠送上天，并全部生还。当五院需要时，科学院就把这支训练有素的火箭研制队伍支援给了五院。

在五人协作小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为中国的火箭与导弹发展做了许多配合工作。在气动力学、烧蚀理论及实验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配合型号研制，做了微晶玻璃天线罩、火箭推进剂的各种添加剂、粘合剂、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电池、大型环境模拟设备、靶场光学观测设备，以及火箭研制和发射的一些重要理论分析、基础资料和条件保障工作，如地球重力场、气象预报、轨道计算、时间标准等方面都作了重要贡献。

谷羽除了联系二机部、五院，组织配合“一尖一圆”（人们有时这样称呼导弹和原子弹）科研任务外，各军兵种联系协作任务的同志也是她的座上客。

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出来以后，除配合两弹计算任务外，空军也要求使用，总参测绘局也要使用，还有其它部门也要使用。计算所无法协调各单位上机时间。那时因为西方对中国实行设备禁运，中国无法从国外购买计算机，只有这一台宝贝。怎样又保证“两弹”又照顾“常规”，只好由各单位提出申请，由谷羽每月根据任务轻重缓急亲自分配机时（因为任务轻重缓急的排队涉及军事机密，所以只能她亲自处理）。

六十年代初，苏联停止向中国供应飞机部件和制造部件的高温合金。空军找到新技术局。中科院向空军提供了铁基高温合金，应用于飞机发动机的涡轮盘，使用中从未出现严重事故。还向空军提供了精密铸造涡轮叶片、航空工业用胶粘剂、贵金属合金、高温氧化涂层、低冰点航空煤油和低凝固点柴油，以及飞机上用的夜视仪器、红外航空摄影设备等。在谷羽去南京考察这些航空仪器使用效果时，受益的官兵，整装列队向她敬礼、迎接，以表达对中国科学院技术支援的感谢。

由于中国科学院为五院、二机部、各军兵种提供服务日益增多，中国科学院与国防军工的关系日益密切，继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进入“0”字口和“04单位”各研究所实行中国科学院与国防科委共同领导，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国防科研计划实行由国防科委统一审查之后，于1964年12月24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同意从1965年1月起将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的全部科学事业费，由财政部直接拨给国防工业口统一安排管理。至此，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从计划体制上、经费上、器材供应关系上，完全进入了国防工业序列。

这件事可是了不起的，以前新技术局口各所所需经费，由新技术局汇总后报给院计划局，由计划局归口上报国家计委。由于科学院属文教口，计委文教司经费少，要充分支持科学院国防科研的需要有很大难处。新技术局列入国防工业口之后，为有关研究所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创造了更优异的条件。

在新技术局内，谷羽逐步组建了研究计划处、工厂处、成果处、材料处、设备处、财务处、基建处、设计室、器材供应站、情报室、办公室、综合处，还在各大区设立了“04单位”办事处，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与当时中国科学院主管非国防的计划局系统，形成了“两条龙”的局面。

为了提高新技术局的组织管理水平，谷羽狠抓了组织管理制度的建设。1963年，谷羽主持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国防科研成果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加强成果管理。对学术性成果和技术性成果给出了严格的定义，规定学术性成果采取学术评议的方式进行鉴定；技术性成果采取技术鉴定的方式。成果鉴定的审批采取分级负责的办法，分为研究室鉴定、所级鉴定、新技术局组织的院级鉴定、国家科委或国防科委组织的国家级鉴定。此外还规定了成果密级的划分，以及建立成果卡片、查阅制度等。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成果管理办法。

谷羽带领的新技术局不断壮大。她要求干部要深入调查研究，不要不懂装懂，要老老实实向科研人员学习，做科研人员的朋友，尊重基层领导，树立为基层、为科研人员服务的作风，多为基层、为科研人员办实事；她还要求干部要严格执行保密守则，工作要雷厉风行，要认真负责。再加上逐渐形成的一套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器材供应管理、基建设计管理、工厂管理和科研成果管理办法等，使新技术局做为院在国防科研方面的职能局，不断成熟和有影响力，在促进国防科研发展方面，协助院党组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1966年全院106个科研单位，新技术局归口47个，全院22310名科研人员，新技术局口占11328人，全院职工总数61681人，新技术局口30540人，科学事业费和基建投资，新技术局口占比例更高。

在院外，谷羽是一位受人尊重的管理专家。她是一位局长，但她到各部委联系工作，出来接待的，往往不仅是对口的局长，而常常是副部长、副主任、秘书长；她能直接找聂荣臻、找工办主任、找财政部长……；她和她带的干部可以直接在各路将军（原子弹、导弹、海、陆、空、特种兵等）的会议上汇报科学院的情况，研讨国防科研规划和战略；她甚至可以直接找主席、总理。这虽然有她住在中南海，有联系工作方便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她对事业的执著、责任心、魄力，以及特殊的活动能力，使她在中国科学院尖端科研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位局长所能起的作用。

在院内，她除了关心科研项目的进展，关心科研过程中各种器材、基建等条件外，尤其关心人。她从不谈个人的家庭琐事，但却关怀下属的生活；她随工人下铀矿，发现工人不带防护口罩（嫌闷气），她建议所领导一定要向工人讲清道理，严格执行防护规程，保证工人身体健康。

谷羽自己则并不因为她比别人“神通”而使自己稍微特殊。对上她尊重领导，大事注意请示汇报；对所里，“04”各所领导是她的朋友，是共同商讨促进和保证完成任务的战友；对科学家非常尊重，总是以请教的态度和他们商量问题，又帮他们解决科研条件等方面的困难。

谷羽以她所处的地位为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她自己却并未因此而获得更高的待遇。她始终保持延安老革命的好作风：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坦率直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支持。

1964年6月29日，中国研制的中程火箭再次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和发射场已具备相当基础。10月，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应邀到靶场参观火箭的发射，并座谈运载工具发展前景及探讨卫星发射工具的可能性。12月，科学院专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认为中国已具备研制人造卫星的条件，建议中央采取措施，抓紧开展工作。周恩来指示提出具体方案。科学院遂提出建议报告，经有关部门讨论后，国防科委于1965年4月提出在1970—–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报告建议：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技术抓总，卫星本体由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地面观测系统由科学院和四机部负责，并将此工作列入各部门长远及年度计划。报告于5月6日，经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根据中央专委精神，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了卫星本体组、地面设备组、生物组、轨道组，积极开展工作，并于7月1日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8月2日经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原则批准。8月中旬，科学院召集院内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专委决定，讨论卫星工程任务落实和组织落实。会议决定成立领导小组，总体设计组和办公室。谷羽被任命为领导小组组长，新技术局计划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办理日常工作。

新技术局在协助党组组织“两弹”配套科研任务的同时，卫星研制做为中央交办以科学院为主的重要任务上马，又给谷羽及其领导的新技术局的工作增加了分量。她要以同样的执著和努力，协助党组完成这一重要使命。她把新技术局的骨干力量，分别派往卫星本体组、地面观测组，参加专题调研、规划和方案讨论；协助解决651设计院（卫星本体设计院）、701工程处（卫星地面观测系统）、卫星总装厂筹建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谷羽常亲自到研究所和工厂等一线，协调任务进展中的问题。例如，在扩建卫星总装厂时，技术人员对厂房高度的要求，产生不同意见，争执不下。谷羽到现场，听取意见后，当场拍板，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651设计院建立之后，院又对卫星研制任务的管理体制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要求各大区分院指定专人分管651任务，名单报新技术局备案；各单位的研究计划上报新技术局，抄送651设计院，由新技术局统一平衡后，经院党组批准下达；实行技术责任制，各单位承担的任务，按规定的数量、质量一包到底，产品必须过硬、顶用。设备条件必须由院解决的也报新技术局安排。经新技术局下达任务的卡片就有数百张。

1970年，卫星按预定时间一次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发射卫星成功的国家！

虽然由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上天不在科学院，但其绝大部分研制和组织工作都在科学院。科学院先后组织了70多个所、厂，全院三分之二的科技力量，在美苏两霸对中国全面封锁的国际形势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元件、材料、工艺到星体的设计研制、装配；从测轨、定轨的原理、方法到地面站系统的布局、轨道倾角的选择；发射卫星的各种条件保障工作，如时频发播、发射场与跟踪站地心坐标的测定、太阳活动预报和气象预报；以及卫星系列规划的制定和返回式卫星的预研，包括回收方案、姿控方案、照相机、胶片等的研制，为中国卫星事业的开创及其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首颗卫星所达到的水平及其历史意义，“东方红一号卫星及卫星事业的开创奠基工作”，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谷羽以“当时为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全面组织和领导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而被评为对本项目做出重大贡献的七位受奖人之一。

颠倒黑白的“文革”开始不久，胡乔木被“逐出”中南海，大字报中指责他是“阎王殿的阎王”（因为毛泽东斥中宣部为“阎王殿”，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在谷羽工作的科学院，院党组成了“张劲夫反党集团”，而谷羽也自然就成为“张劲夫反党集团”的“黑干将”，不断遭到批斗。她过去请毛泽东到科学院参观，被说成是“帮张劲夫反党集团欺骗毛主席，捞取政治资本”；把请刘少奇、邓小平到科学院参观，说成是“帮张劲夫与‘刘邓黑司令部’挂钩”；把为科学院争取器材、基建，说成是“为张劲夫反党集团捞取经济实惠”；把她尊重科学家说成是“对专家的迷信”等等。因而，她成了“反党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被夺权、批斗、隔离审查。

大约在1968年2月，由于胡乔木的问题，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勒令谷羽在邮电学院学习的儿子退学，逼谷羽签字。谷羽又气又恨，不幸中风，左腿偏瘫。当时，她是“走资派”，医疗问题没人管，家里人就找一块木板，装上轮子，上面放一把椅子，做成简易轮椅，推她去医院打针、针灸。中风还没有治好，双腿还不能走路，科学院的造反派就把她从家带走，像拉口袋一样把她拉到台上批斗。她被隔离，不准回家，只允许她的小儿子给送点吃的，还不让见面。她的小儿子见不得父母如此被摧残而自缢身亡，谷羽痛失一个爱子。

1967年10月25日，毛泽东批准聂荣臻《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决定成立若干研究院，并决定新技术局及其归口所也分别纳入各研究院。当时，新技术局归口的46个所、厂分别调整到对口的8个研究院（另有10个所当时未分配，以后留在科学院）。新技术局机关478人，分别被分配到13个单位。未分配11人，谷羽尚在被审查中，自然是未被分配者中的一人。谷羽无缘与她亲手营造的新技术局共同走完它的历程。

1969年10月，谷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由于胡乔木尚在被审查，而仍不能安排工作。直至1972年11月，才被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她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并不因为被降低了职务而沮丧。她分工抓业务，主要是抓“国外信息部”。这个部当时有五个组。她一个组一个组地深入了解情况，请各组按语种、按国家给她做介绍。她说，“这等于我看了各国的杂志，是很好的学习。”而大家对她的印象是，“和别的所长不一样，她懂业务，可以和大家讨论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其实，谷羽并未学过专业，这是她深入调查，向群众学习的结果。下属说她作风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靠自己的本事奋斗，什么事都特别认真。

1976年10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疯狂了十年之久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1月，谷羽也很快被调回了院机关，任计划局的负责人。她到任后，首先调干部，重组计划局。

十年来，被颠倒和混淆的各项政策需要再颠倒过来，机构要调整，作风要整顿，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科研装备已经落后，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拉大了。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工作会议。提出了恢复正常秩序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制定了《中国科学院1978—–1985年长远规划》，讨论了中国科学院的业务方向、任务、远期和近期的奋斗目标，以及如何缩短各学科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等问题。谷羽所领导的计划局，为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及时做出了贡献。她深知情报信息对规划和战略讨论的意义，从她熟悉的情报所国外信息部抽调了人员与科学院图书馆合作，建立了一个科技信息服务系统，在副局长邓裕民领导下，提供和分析国外的规划样本及制定规划的方法，做为会议讨论规划的借鉴。同时，根据对国内、国外资料的分析，及时向院领导提供数据和资料。

1978年3月18日，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邓小平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中国的科技队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鼓舞，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会后，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从国家得到的基建投资与科学事业费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计划局的任务加重了。

谷羽于1979年8月晋升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82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顾问。

丈夫：胡乔木

女儿：胡木英

早在1977年，“四人帮”垮台不久，为加快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就提出了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的问题，并得到中央批准。当时制定的计划（称八七工程）是在中国建造与当时世界上最大加速器规模相当的40吉电子伏特质子同步加速器。

1979年初，在邓小平访美期间，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在华盛顿白宫签订了中美两国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协议。

为安排年度的合作项目，并研究合作中的问题，协议规定每年要进行一次双边会议。1979年6月，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会见了与会代表。1980年6月，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美国召开。然而会后不久，由于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八七工程下马了。致使1981年的中美高能物理联合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在国外影响很不好。一直十分关心和促进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和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对此提出了意见。1982年初，中国科学院开始组织专家讨论：八七工程下马后，高能物理怎么办？此时，谷羽开始接触这件事。1982年3月出现了转机，李政道建议搞规模小一些的电子对撞机。在广泛听取国内外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并考虑了中国的财力及科技和工业力量的可能，中国科学院提出，在北京建造2×22亿电子伏特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邓小平明确表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并亲自向李政道教授说明了中国领导人对此事的决心。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由谷羽来主持领导此事，这时她已65岁了。

1983年11月，谷羽赴美考察并参加了中美高能物理双边会议。美方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使谷羽体察到，此事再搞不成，以后就很难合作了。回国第二天，谷羽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情况，并提出组建领导小组的建议和经费要求。198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批准成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工程实施。工程领导小组由中国科学院顾问谷羽、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国家经委副主任林宗棠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组成，由谷羽负责。

小组一成立，就立即按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全面组织进行设计、预研和征地等工程前期工作。在最初的时日，谷羽不顾年迈体弱，每周要用4～5天的时间与科技人员、工人、干部个别谈话和组织座谈，充分听取各种意见，相当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和了解了情况。她还经常到集中设计的现场，了解和解决设计中的问题，同时还关心设计人员的伙食情况、住的情况、晚上工作条件等等。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是由上万台集中了当代各种高技术的设备组成的复杂而巨大的系统。中国当时虽已具备了相当的工业和科技实力，但像对撞机这些技术复杂、精度要求极高的专用设备，还从未做过。因此工程一开始遇到的问题就是全面引进，还是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制？以谷羽为首的工程领导小组，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分析了中国的科技和工业状况，认为虽然研制对撞机设备存在着很大困难，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统一领导，调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协同，逐项组织攻关，随着各个局部的突破，形成优势，再汇集局部优势形成总体优势，这样应是可以依靠自己力量完成工程建设的。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工程领导小组提出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应在充分吸收、消化外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的决策。因此，工程领导小组决定：除计算机和少数目前中国无力研制的设备和用量很少、不值得花人力、物力去研制的设备、元件、材料外，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设计和研制。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仅节约了大量外汇，而且也在吸取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国科技和工业水平的提高。

工程领导小组还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既要进行物理研究，又要进行同步辐射光的应用研究的“一机两用”的建设方针，也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

1984年10月7日，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正式破土动工。邓小平、杨尚昆、万里、方毅、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科学家们一起为它奠基。美国一些科学家也赶来参加。

谷羽和工程领导小组的同志常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工程方案，一起审查工艺设计，并协调各部门的协作关系，召开本工程专用设备研制协调小组会、土建协调小组会，解决工程进展中的各种问题。

谷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但在设计和设备研制技术上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且在组织上排除各种阻力，把专家放在工程建设的各级领导岗位上，还聘请了美国科学家作工程领导小组的科学顾问，这在当时都是十分难得的。

谷羽领导的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十分团结，分工明确，互相配合，互相支持，雷厉风行，工作效率高。美国科学家也评价说：“这是中国效率最高的领导集体之一。”至今，人们仍在怀念她。

1986年下半年，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接替谷羽的工程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她离开了自己晚年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使她感到欣慰的是，在她和工程领导小组领导下，当时工程已完成了预制研究及样机研制，非标准设备和大部分部件已批量生产，开始进入主设备安装和分系统调试，工程建设已大体就绪。

工程终于在1988年10月16日，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谷羽和所有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日夜拼搏的人一样无比喜悦。10月24日，邓小平在亲手为这一工程奠基四年后又来到了这里，在周光召、谷羽和工程领导小组其他同志陪同下，十分高兴地视察了整个工程建设，和建设者一起欢庆胜利，并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这篇讲话后来以《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

1989年10月6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视察，谷羽参加了接待活动。

1990年7月，国家计委对该项工程组织了国家验收。同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5月2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表彰大会。

与对撞机工程有关，有一个小金马的故事。小金马，是谷羽因对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有重大贡献而获得的崇高奖赏。1985年谷羽把它送给了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付出大量心血的李政道教授，作为纪念。李政道教授接受这件珍贵的礼物时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之时，他将把小金马献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提前建成后，李政道教授将小金马献给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祝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永远向前奔腾！

1988年，当国防科工委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编写《中国军事工业历史资料丛书·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学技术卷》时，中国科学院党组又把谷羽请出来，先是做中国科学院军事工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顾问，后又直接抓该书的编辑，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该书做出了贡献。

晚年她打算先整理胡乔木遗作，再总结自己工作，也热心于“延安古堡文化娱乐社”的工作。这个文化娱乐社是由上百名住在北京而当年曾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过的老朋友们，一起集会学习、娱乐的联谊组织。谷羽曾为之提供活动地点，并参加活动。

她偶然也倾吐一点心中的遗憾。她和乔木同志十分钟爱她们的小孙子方方。方方长的漂亮，活泼可爱，每天从幼儿园回来，谷羽都要看看孙子。在她全神贯注地投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她无暇顾及孙子而家里又没人照管。方方患腮腺炎，高烧昏迷时间过长，送医院时已不及抢救而致残。她说过，如果不去抓高能，或不那么投入，方方也许不会有此结果。

她要做的事尚未做完，想说的话尚未说完，却在1994年12月10日离开了人间。

李政道先生和秦惠莙女士给她的挽联，恰是她一生的写照，就让我们用做此文的结束语吧。

投身抗日学运，方显少年巾帼英豪，

痴心祖国科技，虽耋犹攀世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