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深先生于1978年10月16日在上海病逝。

1898年8月15日　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5年　就读于无锡城北小学。

1907年　转入无锡东林学堂。

1911年　考入北京清华学校。

1919年　清华学校毕业。

1920年　由清华学校官费派赴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1922年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学学士学位。

1923年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

1924—1925年　在费城的台克劳特和迈阿密市的“菲尼裴斯”等建筑师事务所实习。

1927年　在上海青年会建筑处任建筑师。

1927—1929年　应聘在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担任建筑师。

1930年　创办赵深建筑师事务所。

1931年　与陈植合作创办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

1932—1952年　与陈植、童寯合作创办华盖建筑事务所，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

1950—1952年　任联合建筑工程师事务所主任。

1952—1953年　任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即华东建筑设计院前身）总工程师兼总体设计室主任。

1953—1955年　任建设工程部中央设计院总工程师兼民用设计室主任工程师。

1955—1978年　任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华东建筑设计院原名）总建筑师，后任副院长兼总建设师。

1978年10月16日　逝世于上海。

赵深，字渊如，1898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一个教师家庭。家境本不富裕，再加上幼年丧父，更为艰难，家庭生活依靠父辈世交资助，后靠两位兄长工作维持，所以他从小读书刻苦认真。

1911年的清华学堂

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在8年学习期间，享受公费待遇。当时清华学堂选拔品学兼优的青年入学读好预备课后，派赴美国留学。在赵深之前，清华学生赴美留学学建筑的已有庄俊、吕彦直、关颂声、巫振英、张见圻、林澍民、朱彬等人；在其后，又有杨廷宝、董大酉、陈植、梁思成、童寯、过元熙、王华彬、哈雄文等人。他们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第一批建筑界的骨干，他们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赵深的建筑事业的经历正是由此迈出了起点。1919年毕业，因突患肠痿住院动手术。手术后，学校准许推迟一年赴美留学。

1920年，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清华学堂毕业生，按例理工科可插入三年级，他因病推迟，到学校报到时，被插入建筑系二年级下学期。他不怕艰苦，通过多选学分，将2．5年的课程挤在2年内读完，1922年夏，得建筑学学士学位，第三年即1923年，修毕研究生课程，得硕士学位。在两个暑假内，利用机会到纽约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实习，并在业余参加建筑设计方案竞赛。大学毕业后，在费城和迈阿密市实习时，他是中国在海外唯一的建筑界人士参加南京中山陵纪念堂的方案设计竞赛者。图件寄到国内，及时列入评选，虽远离现场，对地形环境了解不足，资料又缺乏，竟获得荣誉一等奖，已显示其过人的才华。

赵深在返国以前，先他2年毕业的范文照几次从上海写信邀他合作。他由于公费可领至1925年，而且在美国有较多的实习机会，有相当的额外收入，所以，留居美国直至1926年，与杨廷宝作伴同赴欧洲至英、德、法、意四国考察城市建设和古典建筑。在当时，研究考察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古典建筑艺术，是很多建筑师的殷切愿望，赵深为此作了长期的准备，积蓄了充分的旅费。在欧洲考察期间，曾作了多幅水彩写生画，体现了他对建筑艺术的热爱与修养。

1927年初，他回到上海，与在纽约实习时的同事李锦沛重逢。当时李在上海青年会建筑处任建筑师，将赵推荐给该处主任美国人阿登生，聘为建筑师，订约6个月。在此期间，赵深负责设计了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工程，这是在国内的第一座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高楼，在建筑界得到了普遍的好评。

1927年7月，赵深受聘到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范文照较多负责对外联系业务，而设计工作则大部分由赵深承担。

八仙桥青年会大楼的建造经费到1928年才有了着落，准备施工。因原青年会建筑处已经撤销，于是由李锦沛、范文照和赵深共同主持建造事务，直至完工。

1930年冬，赵深与范文照分手，自设赵深建筑师事务所。1931年2月，陈植承接了浙江兴业银行项目，就辞去东北大学教职，与赵深合伙，成立“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九一八事件发生后，1921年冬，童寯从东北来沪，与赵深、陈植合伙，3人创立了“华盖建筑事务所”。事务所通过赵深在范文照事务所工作时所结识的老关系，同时陈植与浙江银行界的一些老前辈有较深的情谊，业务得以逐步开展，并逐步建立起声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化盖事务所业务暂时停顿。翌年，赵深由上海转道到抗战后方，一方面是因为长沙岳麓山清华大学工程未完，事务需要处理，另一方面也有到内地去开拓业务之意。他接到了一些内迁学校、工厂、科研机构及地方上的一些小型工程设计。后来由于业务的开展，童寯亦到内地共同工作，成立华盖的内地分部。3人各守一方，赵深常驻昆明，童寯兼驻重庆和贵阳，陈植则留驻上海处理本地业务。

抗战胜利后，赵深于1945年，童寯于1946年先后返回上海，于是华盖的内地事务所撤销。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也从重庆迁回，因此华盖除上海总所外，又分设事务所于南京，事务所的名称按建筑师学会的规定改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政权已濒临崩溃。华盖事务所坚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1950年，全国开展了初步的经济建设。赵深看到中国建设事业前途广阔，就以华盖为基础，集合了其他五个事务所的11位建筑师，3位工程师组织起“联合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他被公推为主任，在上海、北京、新疆、石家庄等地承接了不少业务。在1952年上半年将一切业务基本结束，分别参加国营设计部门或入高校教学。其中赵深、陈植、罗邦杰、蔡显裕、许照5人于1952年7月加入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即华东建筑设计院前身）任总工程师，赵深并兼总体设计室主任。

1953年10月，建筑工程部要求调赵深到北京工作，他服从组织调配，到建筑工程部中央设计院（即后来的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任总工程师兼民用设计室主任工程师，但仍兼任华东设计院总工程师。到1955年4月调回华东设计院任总建筑师，同年又被任命为副院长兼总建筑师。

赵深曾任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至第五届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曾在1958—1962年组织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并任命几位建筑界的老前辈为委员会委员，赵深是其中之一。

赵深自幼健康欠佳，5岁时一场大病，医药无效，家人以为已死，临下棺前，母亲为其梳发时忽又醒来，养病2年，得以恢复。1919年，因患肠痿动手术，不幸留下后遗症，给他工作出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他的胃也有病，平时就靠饮食清淡调养。1978年，他从遵义出差回来不久，因胃出血住院治疗，终因年老体弱，于同年10月16日，由于患心肌梗塞和胃出血，医治无效而去世，终年80岁。

赵深一生勤于设计创作和工程实践，但疏于着作论述。在他的设计方案的构思、观点、以及指导他人的设计方案的见解中，都包含有非常精辟的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建筑理论。可惜这些宝贵的见解都是表达的发言之中，未能及时记录和加以整理。他所创作的设计方案和绘画作品的手稿，都已散失，未能汇集。

赵深自1927年回国开始，一直从事建筑设计，设计成果十分丰富。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档案资料全部丧失，难以完整地查清。

1927年赵深参加范文照事务所时，设计了南京大戏院（即现在的音乐厅），还设计了杭州西冷饭店（指西冷的老楼，在建新楼时已拆除），南京励志社，南京旧铁道部大楼官舍等。1928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在江湾建设上海市中心，征求设计方案，赵深的方案获一等奖。当时的市政府综合了不同的方案，自设设计处，聘董大酉主持设计工作。江湾市中心是一项规模较大，在建筑设计上是中国古典建筑现代化的尝试，其中赵深之功不可磨灭。

1930年冬，赵深自建事务所后，承接了上海大沪饭店（在延安东路343号，即现公安局招待所）及西海大戏院的设计。

1931年，成立“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后，承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大楼和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即现北京东路江西路建管局大楼）等业务，后者于九一八事变后由原10层更改设计为5层。

尽管赵深等人以及一些前辈建筑师是美国名大学建筑系毕业，学有专长，设计业绩证明确有才能，但在上海开展业务决非易事。租界内，洋人势力强大，涉外业务，固然全部由外国建筑师揽去，即使是中方重大业务亦不容易取得。宋子文、孔祥熙等官僚资本的崇外思想是当时社会上众所周知的，对中国技术人员不放心。如为了建造外滩中国银行新大楼，当时中国银行设了建筑课，由陆谦受任课长。陆谦受是建筑界公认很有才能的建筑师，但宋子文仍要公和洋行与陆谦受共同设计，（公和洋行即PalmerandTurner）。即如像国际饭店这样由民族资本家投资的工程，也是委托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要能够生存并求得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能承接到设计业务。华盖一方面依靠精湛的设计技艺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社会关系，业务得以逐步开展，并建立起声誉。从成立起到抗战之前，承接到一些比较重大的工程设计，如上海恒利银行、南京中国旅行社“首都”饭店（现南京饭店）、南京陵园中山文化教育馆（抗战时毁于战火）、南京“首都”电厂江边发电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管库、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购料委员会办公楼、水晶台资源委员会办公大楼和实验楼工程等。前面提到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和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大楼两项工程是赵深、陈植事务所时开始设计，延至华盖完成的。设计的电影院有上海大上海大戏院、金城大戏院（即现黄浦剧场）、大华大戏院（即新华电影院是陈植留驻上海时设计的）。其他还有公寓、图书馆、学校和一些私人的住宅，还有莫干山的别墅。他们也曾参加过一些工程的方案竞赛，如上海大新公司（即现中百一店）和南京中山门博物馆等，但都未成功。上面提到的长沙岳麓山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工程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设计的。

1938年以后，赵深和童寯在内地也承接了一批设计业务，限于当时内地的经济能力，这些工程大都规模较小，标准不高，如广西大学新校舍、广西科学馆、贵阳物产陈列馆、资源委员会重庆小型炼钢厂、昆明南屏大戏院和大逸乐大戏院、坤维慈幼院、南菁中学、劝业银行、聚兴诚银行等。

其中，赵深在昆明设计的南屏大戏院获得较好的评价。戏院董事刘淑清为当地名流，甚为满意，向龙云推荐，龙云就委托赵深设计南菁中学。

大逸乐戏院规模不小，还引起了一场风波。以前曾讹传赵深在昆明“曾被逮捕过”，日本侵略者轰炸昆明之时，戏院附近落弹6枚，虽然戏院未炸毁，但整个屋盖产生较大的位移，全部屋架向山墙方向倾斜，顶部位移一尺余。他当即拟定修整计划，提交业主，敦促立即停业修理，否则将酿成大祸。戏院片面追求营业利润，不予理会，继续开映。在又一次轰炸中，又受落弹震动，仍不进行修理，照常营业，几天后，在一次晚场放映时，屋面坍塌，造成观众严重伤亡。事件发生后，赵深即去公安局自投，并要求查明责任。公安局将其转送法院。后经技术界鉴定屋架的设计与构造并无错误（该工程的结构由张有龄设计），即恢复自由，前后被拘留三星期。按理此事责任在业主，但仍被当地法院判为业务过失，赔出全部设计费作为死伤抚恤。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盖恢复在上海的原来机构。并设分事务所于南京以便承揽业务，从1946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设计的工程有：南京旧交通部公路总局办公楼、南京美军顾问团公寓（即现南京部队招待所AB楼）、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无锡申新三厂多层仓库及4万锭纱厂、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台北市台湾糖业公司办公楼、无锡江南大学校舍、上海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大楼（即现华东建筑设计院办公楼）、上海电力公司隆昌路电业干部训练班校舍等。

在1950—1952年成立“联合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期间，事务所设于上海、北京两地，承接了一些业务。包括北京沈阳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上海纺织工业学院、榆次经纬纺织机制造厂住宅、福利区工程、石家庄纺织厂、乌鲁木齐七一纺织厂等。在七一纺织厂施工时，赵深到乌鲁木齐视察工地，正好王震、陶峙岳在石河子筹划城市建设工作，就专邀赵深到石河子研究城市的规划。赵深到了石河子现场，亲自动手进行规划设计。石河子市的第一期建设工程，就是按照他设计的规划进行的。

1952年7月赵深参加国营设计机构以后，长期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华东和北京两设计院中经他指导的工程项目，已很难具体查考，可以说，1955年他调回华东设计院后，华东设计院的重大设计项目都经过他的精心指导。他除了对设计方案，以至细部构造都加以深入推敲、严格要求外，而且经常亲临现场，检查与解决具体问题。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中央提出要重建唐山。当时他已是78岁高龄，为了重建唐山，他往返上海、北京、唐山等地，与建筑界有名望的专家研讨河北小区的规划，提出方案，以后河北小区的设计即以此规划方案为基础。在建造过程中，唐山余震不断，他又往返唐山、上海多次，到工地视察，提出很多建议。

他不仅对华东设计院的工程十分关心，而且对外地的重大工程，也当作自己的事一样。在他逝世前两个月，他在兰州市参加了该市的规划讨论后，又马不停蹄，匆匆赶到遵义市参加遵义纪念馆方案的讨论。他的一些设想为遵义市的领导和与会专家所采纳，并体现在改进方案之中。

建筑师在学术上的水平应该体现在其设计之中。赵深一生所负责设计和在其指导下设计的作品是相当丰富的，上面列举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特别是私人住宅部分以及一些方案竞赛的稿件已无从查考。即便如此，在上面所列的项目中亦不乏佳作，留待建筑界研究评说。

赵深是一个在建筑学上有较深造诣的建筑师，

在建筑设计和建筑艺术方面有其独特的风格。他的设计首先着重建筑功能，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力求建筑造型的美观，不赞成片面追求形式而牺牲实用。同时，他还重视造价经济，反对不顾经济而任意发挥，滥用高档材料。他本人所主持的以及由他精心指导的设计，识者都认为具有朴实大方，典雅自然的独特风格，造型简洁明朗，无矫揉造作、刻意雕琢之弊。赵深不仅对西方建筑有较深的研究，而且对中国的传统建筑也有厚实的根底，一向重视在现代建筑中结合运用中国的传统建筑艺术。在他回国后设计的第一座建筑——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尽管在30年代建筑界的“国粹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提倡的“民族形式”，在建筑界形成一个较大的声势，赵深对待建筑创作，仍然坚持努力借鉴传统遗产的精华，吸收和发扬建筑的民族风格或地方特性。在设计中坚持从现代功能和结构出发，不生搬硬套古典形式，而是适当运用和强调传统符号以示意的方式表达中国建筑文化的特点。在后期，他在设计上更具有新时代气息，不落窠臼，随时代步伐而前进。 赵深才华丰茂，思路敏捷，不轻易动笔，一经动笔则一气呵成轮廓，然后对细部节点反复推敲，精益求精。他不仅重视设计方案，而且对施工图纸、选用材料、施工质量也严格要求，对建筑的细部处理，装饰线脚花饰和色彩，更是亲自与设计人员研究探讨，逐个进行审核敲定。

赵深为人谦虚，从不矜己之长，亦不攻人之短。他在建筑设计问题上，对他自己的作品从不夸夸其谈，也从未见他对世界建筑流派和别人的作品评头论足，相反，对他过去设计中的遗憾之处，尽管事隔多年，仍深念不忘，引为教训。大上海大戏院是1932年赵深陈植事务所时的作品。1953年，他为设计人员上业务课时，谈到戏院的楼厅设计，当时为了多设座位，加大楼层的坡度，“弄得走路像爬山一样，设计得不好。”当时为他这样虚怀若谷，进行自我批评而深受感动。

在指导青年建筑师时，他从不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顺着对方的构思辅导成章。他经常教育设计人员不要盲目抄袭国外的设计，要批判地接受，但是他在辅导培养青年人才时，首先还是着重于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和智慧。

赵深不仅是在建筑设计上深有造诣的建筑师，而且是一个事业家，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他与陈植、童寯3人合作创办“华盖建筑事务所”，20余年历尽沧桑，发展到在国内享有盛誉，主要是依靠精湛的技艺，热诚的服务态度以及内部同仁的团结。赵深在工作中踏实负责，不辞劳苦。

抗日战争时期，云贵公路交通极为不便

抗日战争时期，内地交通极为不便，生活条件很差。1938—1940年间，他风尘仆仆，往来于长沙、桂林、贵阳、重庆、昆明等地。他还几次从内地转道香港、海防到上海处理业务。

对待建筑设计，赵深十分重视深入现场工作。从设计前到现场踏勘调研，以及到施工时下工地视察检查都非常认真。在施工现场，他经常不顾年老，上脚手架视察。他对外地工程也是不辞劳苦。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到乌鲁木齐的铁路、航空都未开通，交通极为不便，他还是去了。以后对福建、杭州几项重大工程如福州大学、泉州华侨大学、杭州西冷饭店新楼等，他都是不止一次去现场。这与当前有些设计人员只热衷于出图，不重视下工地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病重住院，进行抢救之时，他还念念不忘与其他相约要去南宁参加全国住宅设计交流会。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到南宁时，南宁与会深为惋惜的说：“赵老是累死的。”

赵深为人忠厚诚恳，朴实无华。他对下属体贴关怀，对这一点，跟他工作过的都深有体会。他处理经济问题，如设计费的分配等，照章办事，公正合理。他和陈植、童寯合作经营，情谊敦厚，是为人所共知的。在这种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合作关系中，能坚持20余年，历经风霜，始终保持团结友爱，真可谓君子之交。赵深良好的职业道德还表现在业务方面。在20年代，上海租界中的建筑设计业务为外商的一统天下，中国建筑师处境艰难。为了加强中国建筑师的团结和力量，以便更好地与外商进行竞争，由庄俊和一些建筑师于1927年倡议成立中国建筑师学会。学会制订的会员“诫约”，内容有不与同行（指国内同行）争夺业务，不得不合理地降低或抬高设计公费，不得向任何方面收受额外费用等。据华盖的从业人员反映，有的业主在洽谈时，提出要求设计费优惠，赵深总是信守“诫约”，一般是不予接受的。再有，业主的下属经办人员往往要求给予“回扣”，赵深冒着今后会丧失一些业务风险，照例坚决拒绝。对于营造厂给予的馈赠，也都婉言谢绝。某次送来汽车亦遭推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