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年9月24日—1940年12月21日），二十世纪美国最杰出作家之一。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作品主题集中在“美国梦”及其幻灭，展示大萧条时期美国上层社会“荒原时代”的精神面貌。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美国评论家、诗人、编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旅居法国，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一员。他一生都致力于文学事业，尤其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迷惘的一代”的活动，备受学界关注。1934年，他发表《流放者归来》，谈论了那个时期的经历。考利也是一个关心社会并积极参与的人，然而即使他积极参与，但是并不清楚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导致他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左右摇摆。因此，不像海明威对这个称号嗤之以鼻，考利自己将自己称为“迷惘的一代”，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这一现象。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小说家。代表作品是《美国》三部曲。作品早期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带有一定的左翼思想。后来的作品大多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对美共和苏共多所指责。和考利一样，帕索斯也是一个在立场上摇摆不定的人，对美国社会未来感到担忧又不知如何解决，找不到确定的方向。这使他也加入了“迷惘的一代”的阵容。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诞生原因和他们的观点与美国的本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一切都要追溯到美国这个国家及其精神：“美国精神（美国梦）”的建立。

18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造反长达15个月，1776年7月4日，这些造反殖民地的代表召开了大陆会议通过了令当时的“美国人”一听到便会心潮澎湃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中声称：“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对美国当地殖民者的反抗（尤其是士兵）起到了很强的鼓舞作用。这句话也可以被认为是美国精神的雏形，虽然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殖民者孤军奋战取得的，但是当时美国人的决心与勇气确实远远超出英国人想象。

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美国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多数人类学家相信他们是穿过了远古时代连接美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的白令陆桥而来的。在17世纪左右，欧洲人开始在美洲定居，主要的起源点在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在这些地方的人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今天美国精神的影子——这些人有的是追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有的则希望在这篇未知的充满可能性的新大陆上追求全新的生活，有的则希望看看能否发家致富。简言之，美国人是由一群不懈寻求希望的人组成。美国历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大多数美国人都信仰自由主义。正是对自由、平等的梦想把欧洲人吸引到美国来的。他们是来寻求希望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没有打垮美国人的精神，反而坚定了他们寻求自由的决心。这些人在经历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后渐渐开始征服荒野，走向繁荣，建立了13个早期殖民地，并在经济上引起了英国王室的重视。独立战争以后，一批庞大而并不情愿的西非黑人作为奴隶移民到美国，这些奴隶在美国的经济繁荣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是南北战争的导火索。在美国，南方的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来维持，美国的“白色黄金”——棉花，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作物，产量最高时可达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然而种植、收成棉花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多数就是由美国黑奴来完成的。因此，美国南方的农业经济对奴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也是为什么美国在多数欧洲国家废除奴隶制后依然保持奴隶制的原因。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非常细致地描绘了这一时期南方社会的状况，并对奴隶制社会进行了严肃地批判。正如福克纳一样，美国北方对南方的奴隶制是难以容忍的，反奴隶制的呼声也越来越响，类似“地下铁路组织”的网络也随之出现。南方的农业社会和北方的工业社会本身无形中就已经将国家一分为二，因此，包括出于对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不信任，在林肯总统就职前后美国南方的7个州宣布独立，直接引起了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先以维持美国领土完整为目的的南北战争后来渐渐地演变成了以废除奴隶制，建立自由、民主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战争，但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战争，战争造成了约75万士兵死亡，大概占当时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同时，南北战争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南北战争随南方军队领袖罗伯特·李签署投降书而结束。重建时期，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给予黑人公民权，第十五条给予黑人投票权，并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政策，而实际上，种族问题依然没有间断。另外，美国历史上还有著名的西进运动。在这些事件中，无论是独立战争还是南北战争，都包含了美国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和愿望，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他们的美国精神。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半个世纪中，美国经历了一个无论就深度还是就广度而言都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它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工业发达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兴巨头。

20世纪初，美国国内掀起一股进步主义热潮，进步主义者相信只有在有秩序的社会中，美国才能有希望找到政治合作并为美国公司供过于求的产品和资本提供长期市场。进步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进步主义思想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有广泛影响，塑造了美国近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其中的一些思想在罗斯福新政中亦有所体现。因此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的政策与进步主义脱不开干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4月向参议院发表演讲时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人道而非为单纯的征服而战。总统及其支持者为美国介入战争辩护的理由是德国支持的是反动，即极端的政治保守主义，而美国及其盟国是为自由主义而战。进步主义者确信美国的胜利将在世界范围维护美国的民主牌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迷惘的一代”作家继承了美国精神的精髓，对现实是抱有幻想的、头脑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这些二十左右岁的青年人怀着梦想，为了“捍卫世界民主”，带着十字军东征的情绪争先恐后地加入了战争。比如海明威就听从了政府的诱导，在年仅19岁就加入了救护队任汽车驾驶员，开赴意大利前线。有一次，奥地利军迫击炮在他身边爆炸，身旁的两名士兵被炸死，海明威身负重伤。意大利政府为表彰他的英勇事迹，授予他两枚勋章。起初，他对自己的负伤充满了光荣和自豪，“这是为一桩大事业而受伤。这场战争没有英雄人物，我们都愿意献出我们的身躯……我的身躯被选中，我觉得骄傲和高兴……”在美国精神的支撑下，“迷惘的一代”作家在其作品中也体现了美国人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这集中体现在对金钱财富的追求和对永恒的青春和美的追求，后者“即富于幻想的美国人对幸福的追求、精神需求的追求。”但是战后签署的《凡尔赛和约》让他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历史对他们的玩弄。一战结束后，这批年轻人离开了战场，在反思这场战争的同时，开始寻找能够重新指引他们生活的思想和文化。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到了巴黎，企图在欧洲文化中心能够找到他们心中的答案，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海明威等人。

《凡尔赛和约》是一战结束以后对于德国方面的不平等条约。《凡尔赛和约》序言宣布，以“巩固公正及永久之和平”代替交战状态。全约包括15章440条，第一章为国际联盟盟约，其余各章主要涉及领土割让、军备限制和赔款三个问题。总的来说，《凡尔赛和约》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建立国际联盟以防止战争；另一部分是对德国的全面限制，防止德国重新发动战争。实际上，《凡尔赛和约》是英法等战胜国对德国的压榨，英法等国在战胜以后，一直是想从战败国身上得到大量的战争赔款，并没有过多地考虑战败国国家人民的感受，使这些战败国不能够很好地融入到国际社会。面对这样的惩罚，德国是很难接受的，始终想重新回到一流国家行列，并对英法充满仇恨。首先，在《凡尔赛和约》中法德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其次，《凡尔赛和约》在领土划分时没有考虑德国人的意愿，而是强行把众多的德国人分割出去，这深深地刺痛了德国人民的情感，也为德国日后发动战争提供了借口。关于领土变迁，德国原希望一切通过民族自决。实际情况却是德国的大块领土没有经过公民投票，也不顾居民的实际情况便被分割出去，“特别是把但泽和东普鲁士同德国主体分割开来一事，引起了怀恨在心的德国人的不满”。再者，《凡尔赛和约》最终把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德国身上，这是迫使德国承担赔款义务的“道义根据”。但是，德国人民是不同意把责任全部推到德国身上的，是不能接受这种罪责的。这些在“迷惘的一代”看来是不人道的，有悖于他们参加战争初衷，有悖于他们所理解的美国精神。并且事实上，这个和约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隐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时代，称为“柯立芝繁荣”。在这一段时期，由于欧洲刚刚经历一战，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便于美国经济势力向外扩张。美国国内通过技术革新，固定资本革新和企业生产及管理的合理化，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空前加速，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发展起来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令老一辈人费解的事物：爵士乐、飙车、出国留学，许多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社会现象开始出现。许多美国青年去欧洲参战，打开了眼界，特别欣赏法国人的潇洒而浪漫的情调。许多青年男女刻意模仿，形成新的流行时尚；男青年穿着烷熊皮茄克，背着旅行水壶；女青年烫了头发，穿着超短裙，行动和衣着不受传统的约束。美国人之间的隔阂消失了，人们相互交往增加了，新的传媒出现了，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和交谈。欧洲的新风尚席卷了美国。巴黎人可以随意喝酒，美国1919年通过禁酒令第18条修正案，但是年轻人根本不理睬，白酒销量剧增，鸡尾酒会开得更豪爽。美国进入了一个追求物质、容易挣钱的新时代。

1929年赫伯特·胡佛作为声望卓著的博爱主义者入主白宫。胡佛几乎是美国最荣耀地接掌政权并且最丢脸地下台的一任总统。1920年，胡佛曾表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信心。他在《美国的个人主义》中断言，通过提倡机会均等，美国的制度将使“才能、品格和智慧畅通无阻地发挥”。而实际上，这个时期美国高度繁荣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泡沫。以英格兰银行调高利率为诱因，触发了纽约股市的动荡和最终崩溃。纽约股市的崩溃引起美国各个经济环节的连锁反应，甚至波及到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胡佛的“自力更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挽救美国，反而使美国进一步陷入了巨大的经济漩涡。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民总产值由1040亿美元降至740亿美元，国民收入由880亿降至400亿。1930年1350家银行破产，1931年有2290家银行破产，1932年有1453家银行破产。一战后的美国社会的大萧条进一步促进了“迷惘的一代”的确立。

“迷惘的一代”小说所植根的时代具有两大特征：一度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美国国民的精神空虚与道德堕落。当然，以欧内斯特·海明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托马斯·沃尔夫等为代表的美国作家虽然都称做“迷惘的一代”，却并没有彻底消沉下去。他们虽流落他乡，但仍自愿回国；他们虽抨击市侩作风，但仍热爱祖国。正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为美国奉献了文学史上最有生气、最激动人心的作品。“迷惘的一代”作家在艺术形式上借鉴了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现代主义手法，在思想意识上受到欧洲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同时继承了马克·吐温、惠特曼和豪威尔斯的民主主义传统和美国人独有的探索精神，拓展了小说创作题材的范围，对小说的语言与形式进行各种大胆创新与实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表现出一种“现代派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作品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

“迷惘的一代”小说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的长篇小说不像乔伊斯等作家的意识流小说那样在形式和技巧上进行彻底的革新，也不像他们的作品那样一味潜入人的意识领域。不遗余力地描绘连绵不绝的感性生活，但他们的小说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了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迷惘的一代”小说充分反映了创作题材的现代性。它同意识流小说一样旨在揭示现代经验，即战后弥漫于西方世界的异化感、孤独感和绝望心理，并深刻反映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性格认同危机”。这与20世纪初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的现实主义小说所关注的焦点和表现的题材截然不同。其次，“迷惘的一代”小说在作品形式和创作技巧上同样显示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正如劳伦斯的小说与乔伊斯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样，“迷惘的一代”小说也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不过，它同时也体现了美国现代主义小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在作品的叙述形式上往往摈弃通晓一切的全知叙述，而经常采用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那样有限的、不可靠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叙述角色。不少作品在结构上打破了时间顺序，巧妙地采用隐喻、意象和象征的手段表现主题，并通常以含混的、“开放性”的方式结尾，这与其他现代主义小说有着惊人相似之处。显然，“迷惘的一代”作家与同时代的其他现代主义作家被某种具有亲缘关系的艺术共性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表现出与当时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截然不同的艺术倾向。

在写作手法上，“迷惘的一代”小说摈弃现实主义小说以塑造人物性格为核心、以情节为主体的结构框架，以及开头—发展—高潮—结局的传统套路，而是以非连续性结构、碎片式描写和高度实验的语言表达为基本特征，以象征与传统的决裂，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正常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从根本上否定事件发展的连贯性和线性因果关系。不连贯与非逻辑时序能够表现出连续讲故事方式所达不到的效果。在《美国》三部曲中，作者帕索斯集中描写的12个人物没有一个是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他们各自活动；故事独立成章，间或有些情节上的交叉联系。“迷惘的一代”小说在写作手法上另一个特点是没有以往常有的解释、评论和总结，有的是种种能调动读者视觉、听觉、触觉的意象和细节的堆砌。它经常留出许多空白让读者去填补，因此使阅读更具挑战性和新鲜感。

从“迷惘的一代”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同作品之间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倾向。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是，“迷惘的一代”小说不再把反映和摹写外部世界的现实作为自己的任务，而转向了对人的主观世界或精神状态的探索与挖掘。然而尽管他们反映的是主观，却极力用客观的形式去表达。小说的叙述者也不再无所不知，而往往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凯洛威、《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等。

“迷惘的一代”小说对传统小说的挑战还表现在对“人”的诠释上。小说注重揭示人性的丑恶面，阐述人物的“非英雄化”本质，以及人内心世界的卑微、混乱、无聊与荒谬。呈现出畸形物质世界里具有病态心理人群的生活画面，或是走向病态心理的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几乎都是病态的，他们浑浑噩噩，虽生犹死，无所适从。作者塑造这些人物旨在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秩序，推翻传统的信仰。《太阳照样升起》深刻地揭示了战后移居欧洲的美国青年极其严重的异化感和幻灭感，使广大读者首次目睹了美国现代主义小说中像杰克这样的典型的反英雄人物，标志着美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

“迷惘的一代”的创作还存在语言上的简约主义和口语化倾向。“迷惘的一代”在战争期间深受战争宣传的欺骗之苦，对所有崇高的字眼都弃之如敝屣：“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时推崇文字上的简约主义。海明威更是把这种简约风格推到了极致。他采用电报式的语言，通过简约的对话和细节，用含蓄的、间接的手法暗示人物内心的戏剧性变化，而不是像传统的做法那样通过描述来铺陈人物内心。结尾也常常是戛然而止，绝不拖泥带水，也不煽情作秀，即所谓的“零度结尾”，反而赋予了作品更为震撼人心的力量。海明威因为精通叙事艺术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冰山原则”就是他现代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作家只写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仅通过暗示留给读者去补白。这种创作原则极大地影响了他同时代及后辈作家的创作倾向。口语化成为一代人散文风格的普遍特色。埃德蒙·威尔逊甚至在他的文学评论中也摒弃学究字眼，选用口语词汇。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1934）中把这种倾向推到极端，成为用粗鄙的语言来表现道德冷漠和感觉精微的迷惘特征，结果被萧伯纳骂作是“为下流而下流”（dirt for dirt’s sake），难登大雅之堂。

“迷惘的一代”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形式上勇于创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坛正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交汇的时期。这些青年作家们融合了战后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吸收了各流派的艺术成就，并各自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特色：菲茨杰拉德浪漫精巧、海明威朴素遒劲、多斯·帕索斯宏观大气。在法国的流放生涯让他们充分养成了对形式实验和福楼拜的兴趣。他们学习福楼拜客观冷静、无动于衷的叙述态度，学他的作者隐退的叙述技巧，学他的简练风格和反复修改的写作精神。他们感到传统的文学叙述手法已无法表达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特征，于是转向意识流、象征、电影的“蒙太奇”，有限人物视角、多重视角等创作手法。多斯·帕索斯是形式试验的大师，他在小说领域中开拓性的技巧试验也许比他小说本身的价值更令人瞩目。他第一部令人难忘的试验小说《曼哈顿中转站》（1925）交叉运用了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蒙太奇和新闻报道等多种艺术手法。各种社会镜头和生活画面杂相交错，水和火的隐喻表达了战后西方世界的荒原意识，充分体现了多斯·帕索斯的实验精神。此后，多斯·帕索斯在其恢宏巨著《美国三部曲》（1937）中，在小说常规叙述之外穿插了“新闻短片”、“摄影机眼”和“人物小传”等，来揭示了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美国社会的动荡与变迁。这种以美国社会为主角而不是以个别人物为主角的文献新闻手法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对诸如诺曼·梅勒，道格多罗等后继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1960年代新闻报道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源流和借鉴。同时，后现代非虚构小说也能从他的寓非小说于小说之中的试验获取灵感。虽然现在看来，多斯·帕索斯的文学试验多少有些机械、呆板，“摄影机眼”的语言晦涩，“新闻短片”已经成为湮没的历史，让现代读者难以理解，但他试图用现实的新闻材料与小说叙述部分相平行，从而给小说创造一种时代气氛的尝试却是他的成功之处。相比之下，海明威保留了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他的小说还常能清晰地分出开头、高潮和结尾。但形式上的实验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电报式对话的独创外，他突破了福楼拜的人物内部聚焦常为第三人称的局限，改用第一人称的内聚焦，更缩短了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其主要作品中他也试验了意识流、内心独白、闪回等多种叙述技巧。福克纳则是大刀阔斧的运作意识流，在这方面的彻底性远远超过海明威。他在诸多的作品中尝试多角度叙述方法和意识流，以及“神话模式”，即有意识地使他讲述的故事与神话故事平行展开，从而创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诗人肯明斯突破传统标点符号、大小写、句法的束缚，创造了成为肯明斯标记的小写的第一人称单数“I”，展示了语言更本质的活力。此外他在诗歌的排字法上标新立异，如把“一叶落下/孤独”竖排成数字1的形状，更突出了孤零零的孤独意象，使诗歌同时具有绘画般的视觉冲击力。被誉为“迷惘的一代”最后一位天才的韦斯特更是以形式实验著称，在叙事技巧上非常前卫、激进。他在《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1931）和《孤心小姐》（1933）中借由理性控制的梦境来讲述存在的寓言和充斥现实梦境的荒诞意象，在创作意识和写作技巧方面直接影响了后起的美国作家如卡森·麦卡勒斯，奥康纳，霍克斯和塞林格等人。

另外，一战后的美国文学多采用象征主义来表达幻灭感。如《永别了，武器》中的雨代表的就是厄运，常与死亡相伴。当凯瑟琳告诉亨利：“我害怕雨，因为有时我看见自己死在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厄运的阴森。所以，最后小说以雨作为结尾时，读者已经意识到了凯瑟琳的死亡。再如，《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罗伯特·科恩在失恋后去找人决斗，以求一死。科恩所代表的就是理想的磨灭和传统道德信念的破碎。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虽然在作品中流露出浓厚的悲观情调，对战争抱着消极、厌恶的态度，缺乏积极的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行动，但他们的作品无论在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突破了传统的束缚。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作家后来独树一帜，成为现代文学的大师。所以，“迷惘的一代”尽管是一个短暂的潮流，但它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确定了的。考利在《流放者归来》中谈到：“对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说，这个词很有用，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当的词来表达他们的不安之感，他们感到战后的年轻人的人生观以他们自己不同。现在他们用不着不安了：当年年轻人阅读冒犯社会道德准则或文学传统习俗的最新言论，只要说一声”那是迷惘的一代“就行了。然而这个词对年轻人也很有用。他们是在迅速变化的时期里长大并进入大学的，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时间本身似乎比阶级的影响或地域的影响更为重要。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步口号能宣告他们与老一辈作家的隔绝之感，与同辈作家的亲切之情。这个口号中的名词比形容词更为重要。他们可能惘然不知所终，可是他们已经有了共同的冒险经历，形成了共同的观点，从而有可能把他们说成是一代人”。在他看来，“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无根之木，在外地上学，几乎和任何地区或传统都失却维系。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是为了适应另一种生活，而不是战后的那种生活，是因为战争使他们只能适应旅行和带刺激性的生活。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试图过流放的生活。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不接受旧的道德准则，并因为他们对社会和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看法。”

“迷惘的一代”也可以称为“迷失的一代”，意思是迷失了前进方向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代人。这些人大多是欧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类似亨利那样的经历（亨利是作家海明威作品《永别了，武器》的主人公）。一方面，战争摧毁了他们的政治信仰、人生理想、道德标准，使他们以前奉为神圣的价值观念土崩瓦解。他们憎恶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消灭战争，心情苦闷，感到前途茫茫。一如亨利的内心独白“我每逢听见人家提起神圣、光荣、牺牲这些字眼，总觉得不好意思。这些字眼我们早己经听过，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的，站在听觉达不到的地方听，只听到一些大声喊出来的字眼；况且我们也读过这些字眼，从贴在层层旧布告上的新布告上读到过。但是到了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有看到什么神圣；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些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有许多字眼我现在再也听不下去……”

另一方面，大萧条摧毁了他们的生活，当他们带着身心的双重创伤返回战后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时，迎接他们的却是各种无法克服的社会危机，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幻灭。他们未尝不想使自己再度振奋，然而靠个人努力却无能为力。于是他们竭力回避现实，以一种畸形的桀骜不驯投身于各种富有刺激性的活动中。然而消极遁世和放浪形骸毕竟不是疗救他们精神危机的良方，当他们远离社会后，依然找不到出路，反而陷入悲观绝望而不能自拔。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破灭使得他们成为“迷惘的一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抛开美国政府不谈，美国人民是向往和平的，只想建立他们理想中的家园。因此，美国人民起初对美国插手一战持有的是反对态度。美国人民为美国远离战火而感到安慰。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同情英、法一方，但这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要亲自参加战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1917年，威尔逊召集国会，把美国的参战描绘成一场保卫世界民主的“圣战”。然而他们在肉体遭受巨大的创伤同时也承受着精神上的困惑。虽然若干年后战争已经过去，但是战争的阴影却让他们心灵遭受严重创伤。于是，以海明威为首的美国青年一代作家们借助他们的笔，来宣泄他们的反战思想。他们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战争的磨难，心灵遭到了创伤。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迷惘的一代”的真实写照。

然而，用“迷惘的一代”概括战后的一代文学青年其实是非常笼统且不确切的。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颇为不屑地说：“让她（斯泰因）说的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应该看到，这批作家们虽然在反战、自我流放等生活经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将他们简单地归于“迷惘的一代”的大旗下而忽略其个人特色。相反，个性和个人风格正是他们致力追寻的东西，也是推动他们进行文化反叛的初衷。事实上，“迷惘的一代”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数已经湮没于历史，到如今默默无闻，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这些人的作品太符合“迷惘的一代”的“共性”而缺乏能垂名青史的个人特色。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悖论，一方面他们以其反叛旧文化的标新立异加入了“迷惘的一代”的阵营，但是一旦这些标新立异被主流文化接纳，他们的先锋性就迅速褪色，终至湮没于“迷惘的一代”的共同话语中。倒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肯明斯，福克纳等作家不拘泥于“迷惘的一代”的束缚，在1930年代之后逐渐转向，不断成长，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题材与风格，从而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了牢固而持久的位置。

“迷惘的一代”从其崭露头角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鲜明的文化反叛性。这批青年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下军装，冲上文坛。凭着他们亲身参与战争的特殊体验，以及流放欧洲亲身感受的欧洲现代艺术的启蒙，他们的作品在表达反战情绪和现代青年的幻灭意识上独树一帜，令中年作家难以企及。早已成名的舍伍德·安德森和辛克莱·刘易斯等人虽然只年长二十来岁，但相比之下已经俨然老去。他们的作品在年轻读者看来似乎过于温和平淡，成了昨日黄花。“迷惘的一代”作家迅速冲垮了这些中年温和派作家在文坛的统治以及其代表的“高雅斯文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征服了编辑、出版商和读者，成为1920年代美国民族文学的主导声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永别了，武器》中作者就通过主人公亨利的内心独白说道：“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躁......”然而在此之前，海明威也曾说过：“这（一战）是为一桩大事业而受伤。这场战争没有英雄人物，我们都愿意献出我们的身躯……我的身躯被选中，我觉得骄傲和高兴……”换言之，“迷惘的一代”厌恶的不是在献身正义的情况下可以接受的战场中的流血和牺牲，而是在战争中扭曲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对他们的冷酷欺骗。他们在战争中见到的只是屠杀和死亡。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的混战，美国被卷入其中仅仅是替欧洲做了一件它不论从道德，还是人力物力方面都无法完成的肮脏事。为这样的战争而牺牲掉一批最优秀的年轻人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可耻的。

其次，战争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更为深刻而持久的另一种精神创伤，这也是他们反战的一个原因。这场战争使他们看到了曾令他们引以为荣的欧洲文明的破产，战争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本质使他们产生了欧洲文明该何去何从的困惑。曾为他们的父辈所珍视、所格守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在这场战争中被无情地摧毁了，他们感到个人和社会之间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缝。旧的体制已经被摧毁，而新的体制又尚未建立，他们处于一种孤独的境地。

亨利·F·梅在其著作《美国天真时代的终结》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革命”论点。梅认为，以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理性为基础的美国文化传统，自十八世纪形成之后，历经民主革命、工业革命的推动和加固，一直未曾大动根本，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产生激烈的变革。一战好像一条历史鸿沟，割裂了传统的绵延和发展，成为现代意识和新文化的起点。沟的那边站着欧·亨利和亨利·詹姆斯，而这边则是海明威和艾略特。但是这一切的激变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一战。早在大战爆发之前，支撑旧文化的三根支柱，即对传统道德、社会进步与绅士文化的信念，已被进步主义改革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变化腐蚀并凿空了基础。一遇上世界大战的强烈冲击，整个旧文化轰然崩塌，留下的残垣断壁便成为新文化各阵营的狼奔豕突之地。

而“迷惘的一代”作家就担当了新文化的冲锋手的角色。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文学范畴，在文学和文化领域都触发了革命性的轰动，影响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太阳照常升起》发表后，“青年男子试着像小说中的男主角那样沉着冷静地喝醉酒，大家闺秀则像小说中的女主角那样伤心欲绝地一个接一个地谈情说爱，他们都象海明威的人物那样讲话”。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精确纪录放浪形骸、夜夜狂欢的名士派和摩登女（flapper girls），使这一生活方式一时盛行于美国社会。挟着新文化运动之势，“迷惘的一代”文学在风靡美国的同时，带动起文艺百家和大众生活方式上的现代主义潮流。再加上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女权运动和多种移民文化的兴起，现代美国文化中斑驳绚丽、雅俗并举的多元格局开始逐渐形成。

当战后的美国青年们带着身心的双重创伤返回战后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时，迎接他们的却是各种无法克服的社会危机，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失望和幻灭感。paula.S.Fass在The Damned and the beautiful——American youth ln the 1920's（《错误而美丽的美国青年》）这样写道：Youth suddenly became a social problem in the1920's. The Problem of youth was connected to changes in family nurture, education, sexroles, leisure habits and social values and behavioral norms. Aboveall, youth hadbecome a challenge to an older social order.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separate the youth problem from the many social issues to which it was linked in the public mind, contemporaries were quite righ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roblem of youth is not anisolated phenomenon. The public usually invested youth with too many hopes or fears, thus draining them of theirs pecific reality, but the perception of youth's vitalrelevance was never misplaced. Anxiety about has long become an Americanindulgence.（“二十世纪的青年突然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青年问题与他们的家庭生长环境变化、受教育程度、性别角色、休闲习惯、社会价值与行为道德有关。毕竟，年轻人对更加古老的社会秩序构成了一种挑战。但是人们是很难把青年问题与许多社会问题分隔开来的，因为青年问题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社会公众通常是带着太多的希望或者是畏惧来研究青年问题，因而长期以来焦虑成了美国的一种社会现象。”）

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那些离乡背井的人都把美洲视为天国，他们怀着宗教理想，乘坐着满怀希望的“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他们为了自由而来，他们渴望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中“山颠之城”。“美国梦”就始于这些早期移民对自由信仰、自由创造的渴望和梦想。美国早期的岁月虽然充满困难，但是却充满希望，人们对未来是乐观的。最初的移民到达美洲大陆克服了种种困难，经历千难万险。西部边疆的开发成功也使人们充满了希望，鼓励大家艰苦奋斗。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人感到离他们的理想越来越近了。美国人是由一群不懈寻求希望的人组成。美国历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大多数美国人都信仰自由主义。正是对自由、平等的梦想把欧洲人吸引到美国来的。他们是来寻求希望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没有打垮美国人的精神，反而坚定了他们寻求自由的决心。

在美国精神的支撑下，“迷惘的一代”作家在其作品中也体现了美国人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这集中体现在对金钱财富的追求和对永恒的青春和美的追求，后者“即富于幻想的美国人对幸福的追求、精神需求的追求。”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是典型“美国梦”的追求者，他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机会均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发战争财，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盖茨比在为了梦想奋斗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就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坚毅勇敢，为了爱情，或者说是理想中的爱情，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在盖茨比的心中，女主人公黛西已经成为了理想的化身，象征美国一切美好的事物，“他花了大量的钱财，用尽毕生的经历，去恢复旧梦。他在脑子里虚构了一个美丽的境界，这里描一下，那里添一笔，把他能想到的优美色彩统统加上去，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梦。”

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迷惘的一代”作家，都经历了一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社会还在宣扬高尚人性和上帝的存在，美国人民不但有理想，有希望，而且还有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社会秩序，人们仍然坚信他们祖辈传下来的拓荒精神和“美国梦”，美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依旧是实现自由梦想的天堂。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与美国并没有多大关系，直到1917年由于德国展开了无限制的潜艇战才加入到战争中。战争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死伤无数。而美国在一战中的损失是较小的，参战仅一年，战火并没有燃烧到美国本土。如果单纯从物质方面衡量，美国在战争中是获利的。但是经济上暂时的繁荣掩盖不住人们心理道德上极大恐慌，美国对这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在心灵上的。

然而，即便是战后的经济也好景不长。紧随柯立芝繁荣的是美国社会一次空前的经济大萧条。面对着一个经济危机、百业凋零、市场萧条、失业成灾的社会，“迷惘的一代”在美国精神的支持下也想再度振奋，但是经过痛苦的奋斗，结果不是被碰得头破血流，就是心灵变得更加枯萎，对人生的态度也就变得更加悲观。他们退伍后需要工作；工业系统也要从战争时期恢复常态；但是物价暴涨，给工人造成很大困难；尤其是，背井离乡的军队的生活，以及战争的残酷对这个国家的青年一代产生了一种深远的败坏道德的影响。战争是过去了，但是它并没有给美国社会带来太多进步的东西。许多人怀疑参加这场战争是否根本就是铸成大错。他们想忘记那个恶梦。但是，怎么才能做到呢？如今，从他们的经验，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中，他们看到早先教给他们的什么道德、什么信义似乎全是一派谎言。这种残酷的斗争，这种骚乱，夭折了的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世界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得不逃避现实了。在青年中，风行的是以放荡为荣，特别是“及时行乐”的性放荡行为，全然不顾任何道德规则和旧式戒律。这些颓废的行为可以从当时很多美国作家的作品中得到验证。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海明威刻画了一群被社会遗弃的美国青年们的精神状态和人生观，他们把各自的不幸，把一切社会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统统抛到了脑后。

另一位迷惘的一代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就表现了这一主题。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迷惘的一代”中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体现了年轻的一代对“美国梦”的幻灭。在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人间天堂》中展现的是大学生中的“迷惘的一代”。小说如实反映了战争对美国国内风气带来的影响，包括资产阶级传统道德的动摇与年轻一代放荡不羁而又焦躁不安的心情。他们是“崭新的一代”，“长大后发现所有的神都已经死去，所有的战争都已经打完、所有对人类的信念都已经动摇。通过这部小说可以看到失望、迷惘的情绪并非位参战士兵所独有。美国精神不再能支持年轻一代人在混乱的社会中再到人生的方向和立足点，“美国梦”也逐渐地变为美国整整一代人身上的噩梦。

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一书中认为“迷惘的一代”这个名词适用于这样一个作家群体：他们大多于 1900年前后出生，成长在中产阶级家庭，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一战行将结束之时参军到欧洲去，大多数人去了法国，在战争中受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创伤，回国后一部分人聚集在美国原本是穷文艺家聚居地格林威治村，却不甘心过茫然无谓的生活，一有机会便又纷纷返回欧洲，然而在欧洲的生活却并不尽如人意，几年的时间里，欧洲已经变得与他们记忆中不一样，他们渐渐体会到了欧洲的衰败和落后，又重新萌发了回到美国去的念头。

因此“迷惘的一代”在成长中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一直在寻求精神的归宿，却一直无所收获，在思想的苦难中逡巡徘徊，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他们的个人生存体验决定了他们神经症人格中焦虑与迷惘的情绪。逃避与追寻看似是一对意义相反的词，但是体现在“迷惘的一代”身上，却具有了行动上的一致性。“迷惘的一代”逃往欧洲，表面上看是对美国国内生活的一种不满和逃避，他们从欧洲战场归来后，感受到祖国的平庸与无聊，转而投奔欧洲大地，想要生活在与自己理念相符的环境中，其实内在的也是一种对理想生活的追寻。日常生活使“迷惘的一代”感受到了想象与现实的区别，这引发了他们不安与焦虑的情绪，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他们努力想回到心目中艺术与生活的圣地，所以，“迷惘的一代”逃避的同时，也是在追寻。这种向欧洲的逃避和对欧洲文化的追寻反而体现了他们的“迷惘”。

1929年12月第一个星期的一起自杀事件宣告了“迷惘的一代”的归来。一个名叫哈里·克罗斯比的人，作为这一代人中的极端分子，由于始终不适应战后的生活落差，尽管生活优渥，养尊处优，却仍然为信仰的缺失选择了告别这个世界。“他的自杀就像是一首二流的，但诚实坦率而激动人心的诗后面的签名”。伴随着这次自杀事件，“迷惘的一代”已经名实不符了，他们中的极少一部分人像哈里·克罗斯比那样绝望死去，但更多的人在世界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地位，这意味着他们个人取得了自我调适的成功。“流放者和艺术避难者都回来了。”然而“迷惘的一代”归国的意义并非局限于此，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必须通过理性超越自身。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观点：由于人的深层本质是分裂的——分裂为精神和肉体，理智和感觉，责任和意欲，因此人必须凭借理性，避免堕落和任意性，超越分裂，最终走向自由。这种超越的意义不在于成功，而在于努力争取。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即使在无望的情况下也不放弃进取，不失掉希望和信心，这是理性的胜利和意义。具体到“迷惘的一代”身上，他们的逃避与追寻不仅是出自本能的指引，更是自己理性的选择，到欧洲战场上去帮助无助的人，开拓眼界，回国后希望看到国家现实与理想不符，转而返回欧洲寻找生活的意义，但在欧洲的生活并不尽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他们这次归来体会到的是古老的欧洲衰败和沉滞的气息，同时他们通过思考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想法，在海明威早期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迷惘”和反战的元素，在《印第安人营地》里，海明威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印第安人因为不忍目睹临产妻子的痛苦而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管。这样一种恐怖的场面引起同父亲出诊的孩子尼克的一串串的疑问，如“我们将去哪里？为什么他要自杀？我会死吗？”表现了一个孩子的迷惘。在《拳击家》《杀人者》和《世界的光》里，海明威描写主人公少年尼克初次接触一系列充满暴力的场面和性的邪恶的世界，感到本能的恐惧和困惑不解。少年尼克正是海明威15岁时离家出走时得到的心理印象。他的出走扩大了他的视野，但也加深了他的迷惘。而在后期的作品中，海明威似乎渐渐找到了方向。海明威在二十年代末发表的长篇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在思想上有所进步，虽然不是他的重要作品，但标志着他思想的转变。故事讲述了主人公摩根不择手段地企图从贫穷上升到富有的过程。在当时美国经济恐慌的打击下，他被迫从事非法活动：买卖人口，走私烈性酒，最后为了弄到钱，帮助抢劫银行的歹徒们逃走，在枪战中受了致命的伤。在他临终时他才悟出了花了他整整一生才懂得的道理：“一个人单枪匹马是毫无希望成功的”。海明威的这部作品虽然没有涉及战争，但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时似乎也意识到只有通过集体斗争，才能改变现实，消灭人间不平。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怀念美国进步的社会文化，于是纷纷回到祖国。以上的这种种选择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理性指引的。“迷惘的一代”所经历的曲折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自我理性的判断，不停止追寻，不停止挑战，最终达到了一种对生命本真意义的超越。

“迷惘的一代”是时代环境造就的一代人，他们的追求收获甜蜜也采摘苦涩，他们在战争中度过了成人礼，青年时代经历社会的分崩离析，追崇欧洲，向往自由生活，伴随着对理想的醒悟步入中年，他们曾经徘徊迷惘，逃避现实，追求理想，并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运用自己的学识超越了现实的困顿，在平凡或不平凡的生活中感受着人生目标的本真。正如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扉页上所感悟的那样：“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战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流行于美国的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死亡意识、虚无思想等诸多因素导致了“迷惘的一代”的产生。“迷惘的一代”的存在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十年，但是它对美国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形成了二十世纪“迷惘的一代”文学。美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把二十年代的美国文学与爱默生时代的新英格兰文学繁荣相提并，称之为“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并对欧洲文化与文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中，“迷惘的一代”作家功不可没。首先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作家、作品数量巨大。据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后的附录中的不完全统计，生于1891-1905间的“迷惘的一代”青年中，到1942年已经有236人入选美国文化名人字典。在《第二次的文学繁荣》的附录中，考利又把这个名单扩展到了385人。其次是这一时期美国文学的质量也是获得公认的。除了耳熟能详的海明威在1954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以外，还有尤金·奥尼尔（1936）、赛珍珠（1938）、福克纳（1949）、斯坦贝克（1962）、索尔·贝娄（1976）和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78）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并取得如此崇高的文学成就充分说明“迷惘的一代”时期不仅是美国文学的第二个繁荣期，也标志着美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摆脱了英国殖民文学乃至欧洲文学的影子，进入了真正的成熟期。

这些作品不仅有利于从内部来理解“迷惘的一代”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原则，也便于对“迷惘的一代”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且优秀作家、作品如此集中的出现也进一步深化了“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传奇，超越了20年代的短暂时间而对后期文学持续性地产生着影响。马克·多兰也认为“迷惘的一代”之所以能成为20年代美国的文化象征，是因为它是美国历史上的颇为少见的由一群作家代表一个时代的例子。如前文所说，“迷惘的一代”从其崭露头角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鲜明的文化反叛性。这批青年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下军装，冲上文坛，凭着他们参战的特殊体验，以及留放欧州亲身感受的欧洲现代艺术的启蒙，使他们的作品在表达反战情绪和现代青年的幻灭意识上独树一帜，令中年作家难以企及。“迷惘的一代”作家冲垮了中年温和派作家在文坛的统治及其高雅斯文的传统，征服了编辑、出版商和读者，成为20年代美国民族文学的主导声音。

此外，“迷惘的一代”所以影响深远。除了他们的创作成就之外，传记文学和回忆录的空前繁荣也是原因之一。三、四十年代就有弗雷德里克·艾伦的《就在昨天》（1931），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1934），罗伯特·麦卡尔蒙的《天才济济》（1938）以及菲茨杰拉德去世后由威尔逊收集成册的《崩溃》（1935）等总结、反思“迷惘的一代”的作品问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目睹了一股回忆热潮：“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或见证人纷纷推出回忆录或自传，包括卡蕾斯·克罗斯比的《热情年代》（1953），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1956），哈罗德·勒布的《如此往事》（1959），罗伯特·寇兹的《追忆》（1906），马修斯·约瑟夫生的《和超现实主义者一起生活》（1962），曼·雷的《自画像》（1963），莫利·卡拉汉的《那个巴黎之夏》（1963），海明威的《不固定的圣节》（1964），多斯·帕索斯的《最好的时光》（1966）以及南茜·卡纳德的《就是那些时光》（1969）。《天才济济》也由凯·博伊尔重新修订于1968年再版。这些传记不仅有利于从其内部理解“迷惘的一代”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原则，它们如此集中的出版也进一步深化了“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传奇，使其影响超越了1920年代的短短时间而对后起文学持续地产生影响。马克·多兰认为“迷惘的一代”之所以能成为1920年代的文化象征，不仅由于它是美国文化历史上颇为少见的由一群作家代表一个时代的例子，还由于它是美国文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由一群自传作家代表一个时代的例子。

然而“迷惘的一代”的社会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在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都触发了革命性的轰动，影响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美国作家马克·多兰（Marc Doan）在《迷惘的一代的文化再解读》中也说：“迷惘的一代”在美国历史上已经成了一种艺术、“迷惘的一代”也成为美国历史中的美国特性以及一种美国人格特征。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也在精确记录放浪形骸、夜夜狂欢的名士派和摩登女的同时，将这一生活方式更深更广地推行到美国全社会，从而也导致了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出现。这种文化、文学运动在“迷惘的一代”文学风靡全美国的同时，还带动起文艺百家和大众生活方式上的现代主义潮流。可以说在“迷惘的一代”思想的影响下，再加上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女权运动和多种移民文化的兴起，现代美国文化中斑驳绚丽、雅俗并举的多元格局开始逐渐形成。

另外在当时美国社会中，受到“迷惘的一代”影响的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像音乐、电影等都受到了很大冲击。美国作家阿诺德·萧恩（Arnold shaw）在他的著作《爵士乐时代：二十世纪的流行音乐》中说：“爵士乐反映了萧条的经济和纸醉金迷的人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实际上代表了西方社会对于音乐价值的重新思考，打破了音乐只是为特定阶级所拥有和享受的思想，以美国黑人的生活史为例，爵士乐反映了当时人们为了艰苦奋斗和求生的强烈愿望。

“迷惘的一代”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影响时间是如此之久，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在二十世纪上半期，“迷惘的一代”作家们的作品反映的是全面否定历史传统和道德原则、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观点。当时的美国社会总体上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思想、道德、认识上和文化态度上充满矛盾，人们眷恋传统，又向往更加自由开放的未来。这20年的美国文坛是青年作家的天下，他们强硬的文化批判态度背后，隐藏着激进和保守、反叛与恋旧等对立的因素，表现出文化动荡期的迷惘和艰难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