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下西洋

1405年6月1日（永乐三年五月五日，端阳日），李至刚为郑和之父墓碑撰铭。同年7月11日（六月十五日）朱棣命正使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郑和船队从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门杨帆，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期间张辅讨平安南。此后，郑和向爪哇方向航行。船队到达爪哇时，正值时西爪哇与东爪哇内战，西爪哇灭东爪哇。郑和船队的部族登陆进行贸易，被误认为东王的军队，有170人被杀害。郑和保持冷静，没有贸然兴兵报复，此事得以和平解决。

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在航行的终点古里，郑和赐其王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树立石碑，碑文称古里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郑和此行还经过三佛齐旧港，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郑和派人对陈祖义加以劝谕，陈祖义诈降，阴谋袭击郑和船队。郑和识破了他，兴兵剿灭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俘获贼船七艘，生擒海盗陈祖义等三贼首。

1407年10月2日（永乐五年九月二日），郑和率船队回国，将陈祖义等献上，陈祖义等被问斩。施进卿被封为旧港宣慰使。旧港擒贼有功将士获赏。不久，因郑和说天妃在下西洋中多有感应，朱棣下令派朱焯前往新落城的龙江天妃庙祭告。

第二次下西洋

1407年（永乐五年），郑和在回国后不久就第二次下西洋了。此次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于1409年（永乐七年）回国。

这次航行过程中，郑和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垂永久。碑文有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三种，三种文字的碑文分别针对佛陀、毗湿奴和真主表示敬意。其中汉文记有“谨以金银织金、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等语。此碑于1911年在斯里兰卡被发现，现保存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中。

金云铭等学者认为《明实录》及《明史·郑和传》将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与第三次混作一谈，并通过考订将二者分开，但学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第三次下西洋

1409年10月（永乐七年九月），郑和第三次率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启航，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航行中，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郑和发觉，率船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郑和船队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发现归路被截断后，对属下说：“贼寇主力已经出动，国都内一定空虚，并且他们会以为我们远道而来，力孤胆怯，不能有所作为。若是出其不意进攻他们的国都，则胜利可期。”于是，郑和趁敌军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趁夜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

1411年7月6日（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郑和船队回国。据《马哈只墓碑》碑阴刻记，郑和曾于该年末还乡，在12月7日（十一月二十二日）祭扫祖宗坟墓。《致身录》《明史纪事本末》《云南通志》中则有郑和多次前往云贵寻访建文帝的说法（但《致身录》的可靠性有较大争议），傅维鳞《明书》亦称郑和“数使滇黔百粤，领上密谕踪迹建文”。

第四次下西洋

1412年12月18日（永乐十年十一月十五日），郑和受命第四次下西洋。1413年（永乐十一年），郑和率船队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等。据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的《重修清净寺碑》，郑和在出发前还曾邀请哈三担任通译，但所记郑和专程前往西安之事则存在争议。

此次航行中，郑和船队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到达东非麻林迪。郑和至其国后，宣读诏敕，对国王等进行封赐。也是在这次航行中，郑和率明军及苏门答腊当地武装击败并生擒了阴谋篡位并率部截杀郑和船队的苏干剌。1415年8月12日（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郑和船队回国。10月10日（九月八日），郑和等于北京献俘，明廷按律法诛杀了苏干剌。同年，麻林国因郑和使团的来访，遣使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显示出郑和使团首次对东非沿岸国家所进行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学者郑一钧认为，据《明史》和《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等资料可推断除郑和曾封侯爵，时间当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后。也有观点认为，据上述材料说郑和封侯存在误读。另据冯从吾等记述，郑和在该次下西洋后还曾请求重修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

第五次下西洋

1416年12月28日（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古里等国使者回国，郑和第五次受命率船队出发，送还使者并访问诸国，诸国中最远的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位于东非。据《郑和行香碑》，郑和曾于1417年5月31日（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在灵山圣墓行香。船队应于同年秋后自长乐港启程。郑和率船队回国后，朱棣于1419年8月8日（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下诏对船队将士进行奖赏。

第六次下西洋

1421年3月3日（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郑和受命送还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者。这次航行中，郑和船队正式到达祖法儿。1422年9月2日（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郑和率船队回到中国，暹罗、蘇门答刺、哈丹等国派使者随船队入贡。

1424年2月27日（永乐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朱棣命郑和前往旧港赐施进卿之子施济孙官印和官服，令他接替已故父亲的位置。一说，郑和未及成行，朱棣即已病死，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下诏停罢下西洋事业。

1425年（洪熙元年），郑和受命率下西洋的军队镇守南京，而郑和本人也成为首位南京守备太监。同年，仁宗病逝，明宣宗朱瞻基继位，要求郑和与王景弘谨守南京。郑和还受命负责修缮南京宫城。

1426年（宣德元年），郑和等奏请修理南京的天地坛等建筑。同年，工部郎中冯春上疏请求为南京修造佛寺的工匠请赏，明宣宗认为这没有道理，且认为这是郑和指使的，于是令司礼监移文警告郑和。

1428年（宣德三年），郑和、王景弘受命将南京所存储的部分绢、布运抵北京。

1430年6月29日（宣德五年六月九日），郑和受命第七次下西洋。据《天方至圣实录》等记载，同年8月15日（七月二十七日），郑和还因“龙船”建造得当受到宣宗嘉奖，其重修南京三山街礼拜寺（净觉寺）的请求也获得允许。

1431年1月19日（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郑和船队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前往福建长乐。侯风期间，郑和等人镌刻《天妃灵应之记碑》（此前，于太仓已有《通番事迹碑》）并铸造铜钟一口，为后世研究下西洋留下重要史料；出发前，明宣宗又敕郑和在出使过程中劝谕暹罗不要再侵扰满剌加。这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有记载称，1433年（宣德八年），郑和在返航过程中于印度西海岸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去世。船队应当是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据《前闻记》记载于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回南京。

《明史·郑和传》记载的郑和出使过的国家或地区，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勃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锡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

郑和的奉命出使，是为与西洋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进行活动的。郑和来到南洋以后，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告诫那些“喜战好斗”的岛国：“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不服，则耀武以慑之”，于是“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那些“风俗劲悍，专尚豪强”，素好“侵掠邻境”的国家，不得不偃兵息武了。与此同时，郑和又从崇扬佛教或传播伊斯兰教着手，力图使有关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这样，对于平衡各国之间的关系，缓解因为宗教信仰等问题而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郑和还通过敷宣教化，扶助弱小民族，抑止强暴，促成了各国间和平局势的建立。

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亚非国家间的贸易交往、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和沿途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华文化的向外传播，也在这种和平局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朝仍然沿袭着自元朝的朝贡贸易制度，并指定沿海港口与周边各国进行贸易，但由于农业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处于“永乐盛世”的明王朝需要同海外各国展开更密切的贸易往来，促进经济交流。而在有局限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沉寂以后，开辟海上通道成为必然的选择。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主要是开展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同时推行“官方贸易”、带动“民间互市”等。郑和七下西洋，在东南亚曾于两处设立商馆，一处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须文答腊，另一处即在马六甲。郑和的船队给马六甲带去了商机，也使该地的繁荣引起世人的瞩目。

郑和的军事才能，在靖难之役中即有体现。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先后指挥了消灭海盗陈祖义、粉碎锡兰王亚烈苦奈儿的阴谋以及生擒苏门答腊的苏干剌的战争。三次战役中，他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采取相应的战术，全部取得了胜利。

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航路之远、之繁复，在世界航海史上是划时代的。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局限性，地理大发现的历史使命未能由郑和船队来完成，但他们所经历的航路，在那么广大的范围内，发展起了亚非各个沿海国家和地区之间纵横交错的海上交通，沟通和加强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各国之间的联系，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朱瞻基：①贤俊济济咸励翼，尔之致身自曩昔。给事黄门靡旦夕。服劳■【阝支】勤丹扆侧。皇祖嘉尔秉忠直，亦时骈蕃有龙锡。尔之中心益感激，天诏屡衔使绝域。茫茫鲸海际天碧，岛夷之蕃视麻麦。感恩慕德皆悦怿。梯航来归献玉帛。②尔以所造龙船，乃差内官高定住进来，果造得平稳轻妙，足见尔忠敬之心，朕甚嘉悦······其西洋诸番国事皆付托于尔，惟尔心腹智识，老成旧人，以副朕委任之重，尔宜慎之！

袁忠彻：三保恣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

李至刚：和自幼有材志。

茅元仪：当是时，臣为内竖郑和，亦不辱使命焉。

尹守衡：威宣海外，一破国都，再掳逆命王，一擒大盗酋；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是内臣之专征阃外，自和始也。（查继佐《罪惟录》与之类似，但改“一擒大盗酋”之“一”为“三”）

傅维鳞：①丰躯伟貌，博辩机敏。②两奉敕驾海舶入西洋，封诸夷国，通西南海道朝贡，著有劳绩。

万斯同、王鸿绪等《明史稿》：①和有智略，知兵习战。②和将命绝域，三擒贼魁，威震海外，自是诸番益钦其威信，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③自古奉使绝徼，擒王摧敌，数建奇勋，未有若和之盛者也。（转引，诸本文字略有差异。）

师范：郑和之著称亦在永乐时，想其饬艨艟耀组练日，驰逐于惊涛巨浪之上，遂使炎洲涨海袭冠带者三十余国，功业之盛，虽班超、傅介子不足奇也。盖宇内山水半发源于滇，如木有根干，故其钟之于人，率多纯笃而挺拔，中涓犹铮铮若是，况俨然须眉者而孰肯以脂韦自甘乎！（《滇系·典故》第七册《明史·三保太监郑和传》所附史评，转引）

梁启超：①据上表所示，则郑和为海上生活者垂三十年，殆无岁不在惊涛骇浪之中，其间稍得息肩者，则成祖崩殂后六年间耳。迨宣宗中叶，复举壮图，辟地最远，而和亦既老矣。其经略海外之事实，史文阙如，不能具详，但纪其俘三佛齐王、锡兰王、定苏门答剌之乱，其武功之伟，可见一斑。又史言自和死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此则张博望之在西域，何以加诸。②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

孙中山：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

柏杨：他们（郑和与张骞）对国家的贡献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伟大的功绩。不过，张骞处在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而郑和却处在一个暮气日增的时代，所以结局完全不同。

王熹（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该章执笔人）：①成祖即位后，······这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使者，郑和是其中的佼佼者。②郑和出身穆斯林世家，又信佛教，东南亚各国人民多信佛教，穆斯林也很多。而且郑和通晓诸国文化习俗，又知兵习战，能武能文，自是恰当人选。郑和出使这些地区，特别有利于发展与这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剑桥中国明代史》：郑和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跨越了半个地球，把明帝国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到海外。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黄菊：今天我们纪念郑和，就是要大力继承和发扬郑和敬业献身、忠心报国，敢为人先、科学探索，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伟大精神，弘扬爱国主义，增强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凝聚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为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而努力奋斗；就是要继续发扬崇尚和平、敦信修睦的伟大精神，巩固扩大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世界持久和平与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李克强：郑和维护正义、兼济天下的事迹，正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思想精髓，也是地区国家绵延至今的共同精神财富与文化基因。

明清文献中，有关于郑和“原是回回出身”、为赛典赤·赡思丁之后、本姓马等的零星记载；清末民初发现的《故马公墓志铭》，具体记载了郑和家庭情况，并可与其他碑铭、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证，尤为重要。

据《故马公墓志铭》，郑和曾祖父名“拜颜”（一说即“伯颜”），曾祖母马氏；祖母与母亲，均称“温氏”；祖父、父亲之名则未载，以“哈只”（一说即“哈吉”）代称，故父即“马哈只”。就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存在“淡忘论”和“避讳论”等不同的解释，参见本词条“家世考证”部分。

据《故马公墓志铭》，郑和有兄长马文铭，并有姊妹四人。在此基础上，有人据郑和“小名叫三宝”，进一步推测其郑和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有一姐三妹。另有学者据《嘉义泉郡安平徐状元巷族谱》，认为郑和（“昆阳州马和侍卫”）有一妹是永乐辛丑科（1421年）进士徐升堂之妻。

郑和虽为宦官，然经过继立有后嗣。据《非幻庵香火圣像记》，执行郑和遗嘱的有“本族户侯郑均曰义”，一说此“户侯”为锦衣卫千户侯的简称（也有辞典将户侯解释为百户所百户），其人名叫郑均，字义，很可能是马文铭之子、郑和养子；该文并记载郑和另有侄子名珩（又作珩德）。康熙《江宁县志》亦记载郑和的继嗣者为其兄长之子郑义，2014年出土于南京的“咸阳世家”碑亦载郑和之养子为郑义，均可印证《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记载。

郑均（即郑义）之后，见诸明代史籍的郑和后裔还有郑灏（一释郑灏招），载《龙江船厂志》，有推测称其为郑义之子。

1936年发现于云南玉溪的《郑和家谱》则称，郑和过继了马文铭之子为嗣，其人名赐，字恩来；其后又分为几个支系，居云南、江苏、泰国等地。该家谱与前述史料的抵牾，成为其可靠度的一大疑点。

此外，一说部分下西洋舰队的官兵随郑和居住南京，并逐渐改姓郑，后形成位于南京牛首山的郑家村。

郑和写经及刊刻佛经颇多，但流传至今者有限，其中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刻本《佛说摩利支天经》，云南图书馆藏印本《五华寺大藏经发愿文》。2002年出土于浙江报本塔的由高僧圆瀞抄写的泥金写经《妙法莲华经》（浙江平湖博物馆藏），在发愿文部分出现郑和之名，有学者将之理解为署名；但据跋文，该经系圆瀞因赞许郑和礼佛而自发抄写，而非受托于郑和，故该名并非署名，该经亦称不上“郑和写经”，更非郑和本人墨迹。

2015年拍卖的《发心书写金字经》，系由郑和发愿书写，可被视作“郑和写经”。该经被报道为郑和书法作品，有推测称至少牌位牌记（即题记）为郑和亲书。但也有观点认为，在没有找到郑和的其他可靠的书法作品进行对照的情况下，本作仅能视为“发愿书写”，不一定是亲笔书写。

郑和本人及郑和下西洋活动留下了诸多疑团，本词条仅对其中直接关涉郑和本人者进行叙述。有关郑和下西洋目的、时间、范围、评价等的争议，另见词条“郑和下西洋”。

《故马公墓志铭》被认为系关于郑和身世的最可靠资料，但也有一些疑点。例如其记载了郑和的曾祖父之名，却未记载郑和的祖父和父亲之名。就此，袁嘉谷等认为是郑和对父亲和祖父之名淡忘所致。学者刘琨、李清升、马颖生等则主张避讳说，即认为这可能与郑和的父亲等具有元臣身份（李、马均认为郑父为滇阳侯米里金）并被卷入明平云南之战等历史事件有关，是后人有意隐没其名；潘群亦持避讳说，并认为立碑而隐去其名显示出明廷在安抚郑和的同时避免了触动对朱元璋平滇之役的评价。

避讳说的提出及其对郑和父祖身份的推测，与郑和与元代政治家、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关系考证的问题相关。在《故马公墓志铭》的基础上，结合其他考古发现及家谱等传世文献资料，彭嘉霖、李士厚等认为郑和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后代。对此，周绍泉、马继祖等学者从谱系资料的梳理比对、家谱本身的可靠性以及考古资料的释读等方面提出了质疑；林梅村也主张，从《故马公墓志铭》来看，马家只是随赛典赤入滇的普通穆斯林人家，并无与赛典赤家族存在血缘关系的确证。马颖生等主张的“避讳说”就此类质疑也作出了回应，仍力主郑和是赛典赤的六世孙，但学者李惠铨指出，这种说法得自推测，尚缺乏可靠依据的支持。

在认为赛典赤为郑和先祖的学者中，就赛典赤到郑和曾祖父拜颜的具体世系，仍然存在不同说法。有学者结合家谱，通过Y染色体分析，认为遗传学证据支持赛典赤和郑和的波斯族源；就这一研究结论，也有学者认为尚需要各学科的检验与完善。总之，郑和是赛典赤后裔的说法影响较广，甚至有报道据之推测郑和的波斯名为哈儿只·马哈茂德·赡思丁（Hajji Mahmud Shamsuddin），但这一说法本身仍存争议。

郑和生年、被明军俘虏以及被阉割的具体时间均不详。吴晗推测郑和大致生于1371年（洪武四年），后渐被学界奉为通说，但也有1370年、1375年等不同说法。1382年（洪武十五年），郑和之父马哈只在战乱中死去，有学者推测郑和为傅友德、蓝玉等统率的明军所掳当在此事之后。

“三保”二字，并不是郑和的专名。与郑和同时代的，尚有“内官三保”、“杨三保”、“王三保”等。严从简已对“三保”二字的含义产生了怀疑，提出了“郑和旧名说”与“三太保之简称说”（即认为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享有“三太保”的尊称，后简化为“三保”）两种观点；郎瑛、査继佐亦称“三保”为郑和旧名或初名，而“郑和”则为御赐姓名。后世考证郑和的历史信息时，就“三保”也有“小字”、“原名”、“法名”等多种说法，其中一说“三保”为阿拉伯语“撒尔宝”（Shaban）的音译，一说“三保”与元代“三保奴”的蔑称有关，等等。

“三保”二字，又作“三宝”，该称散见与郑和有关的多种历史文献及命名物。一说“三宝”乃佛家之语，即以佛、法、僧为三宝；一说三宝”与“三保”是可能是同一胡语名号的不同音译；一说，“三宝”是郑和的佛教法号；一说，“三保”可能是郑和的初名，而“三宝”可能是郑和信仰佛教后的称呼；还有的说法只取“三宝太监”之说，并认为“三宝”可能是郑和的小名；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有学者根据《天妃显圣录》认为，郑和曾于1403年（永乐元年）出使暹罗，还有学者依据《明史纪事本末》等的记载，认为郑和曾于1404年（永乐二年）出使日本。这样，“郑和七下西洋”可以扩充为“郑和九下东西洋”，并且出使暹罗、日本的成功可能为后来的郑和担任正使七下西洋打下了基础。然而，这两次所谓的“出使”在学界受到质疑，未能成为主流观点。与此相关的考证，还包括东洋与西洋的地理概念、郑和二下西洋的时间以及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郑和是否前往旧港等，详见词条“郑和下西洋”。

关于郑和本人的主要宗教信仰，主要有伊斯兰教说、佛教说（一说藏传佛教）、道教说三派观点，学术界并无定论。

伊斯兰教说与郑和的家庭出身有关，以《故马公墓志铭》、《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等为基本材料，并结合对“三保”的考释和对郑和相关活动（出洋期间传播伊斯兰教、返乡、参与西安清净寺的重建、请求重修净觉寺并要求子孙世守之等等）的考察。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场合，郑和的穆斯林身份也不时被提及。

佛教说认为，在明永乐起，内廷宦官普遍信佛，郑和也是其中的例证。郑和为姚道衍和尚的菩萨戒弟子，法名福吉祥，又作速南吒释（即福吉祥）。郑和生前还曾施印《大藏经》并留下题记，并曾请名僧圆瀞用金粉抄写《妙法连华经》，还曾向寺院捐赠下西洋所得的域外植物，等等。其中，藏传佛教说则认为“速南吒释”属于藏式法名，并结合藏传佛教的流传情况分析立论。

道教说主要是强调郑和下西洋与天妃（妈祖）信仰之间的关联，其史料依据有“天妃灵应之记碑”等。除强调郑和对妈祖的崇拜和对妈祖信仰的传播外，还有研究者指出后世对郑和的神化形成的郑和崇拜与妈祖信仰有共同的海洋文化精神。

也有观点调和诸说，指出郑和同时是三种宗教的信徒，在宗教信仰上是三教同敬、“三教尊崇，多神合一”，在出使过程中也能做到“入乡随俗”、以便更好地完成使命。杨晓春指出，同时容纳多种宗教信仰属当时普遍现象，不必因肯定其中某一种宗教信仰而否定其接纳其他宗教信仰的可能（就这一点，也有不同看法）；郑和的信仰，是结合了一般的社会信仰条件（宋元以来天妃信仰迅速兴起）和自身的信仰条件（作为宦官普遍信佛，作为回回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的结果。

还有学者指出，郑和到不同宗教场所进行的祭祀活动主要体现的是明成祖的意志，尤其是明成祖超越宗教和文化、成为“普遍性君主”的意愿，以这些活动的记载作为判断郑和本人信仰的材料，存在局限性。

郑和的海权思想问题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有观点认为，郑和本人具有鲜明的海权思想，早于马汉五百年；郑和下西洋为现代海权思想的构建提供了马汉以外的新思维甚至“郑和模式”。另一方面，海事危机和海权意识的觉醒，也成为历史上“郑和热”的起因。

然而，郑和等人关于南洋地区与明朝安全的相关论述，多载于外国现当代著作，例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勃雷的《海外华人》一书中郑和劝阻明仁宗保留船队的话，美国学者李露晔的《当中国称霸海上》中明朝官员的论述，等等；而这些外国著作中的内容，又难以在中国的传世中文文献中得到查实。不过，学者郑一钧指出，不能因此武断地否定这些海外资料的可信性。

郑和之死，《明史·郑和传》的记载十分模糊。学者郑鹤声、郑一钧提出的“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国”的说法，得到较多接受。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该说所依据的《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内容错乱残缺，且该说对相关文字也有误读，指出据《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葬铭》，在第七次下西洋中出使古里国的只是副使洪保，郑和并未前往。与此相关，还存在关于郑和葬处的争议。

根据清康熙《江宁县志》、同治《上江两县志》等文献资料（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亦有记载，但被怀疑系以讹传讹），郑和之墓当在南京牛首山，但具体位置及性质（是否为衣冠冢）则长期未有定论。建国初，文史工作者在牛首山南麓寻访到一座“回回墓”及郑氏后裔，该墓可能为郑和衣冠冢，也有观点称该墓即郑和真体墓，后该墓被以“郑和墓”之名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学术界对该葬处的认定的可靠度存有疑问。

此外，学者葛晓康认为牛首山西麓的弘觉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喇嘛塔上所写“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即郑和，进而得出郑和的部分遗骨归葬于弘觉寺地宫的结论，这一观点在学界受到了不少质疑。一说该“李福善”当为太监李童，不过塔中遗骨仍可能属于郑和；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该塔是李童为表达崇佛敬佛之心以及祈求能消灾延寿而供奉的，不能确定遗骨与郑和的关系。

另根据2014年发现“咸阳世家”墓志碑，郑和葬在牛首山西麓，但坟寺并非弘觉寺，而是广缘寺，实际葬处可能在广缘寺遗址附近。

郑和在南京拥有府邸，所在街道一说亦因郑和原姓马而得名“马府街”，后府邸可能毁于太平天国运动。1983年，南京市文管会等部门对郑和府邸遗址进行了调查，认为南京郑和府邸应以马府街一带为中心，包括原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在内。同年及2005年，该地也曾出土部分文物。原址建有南京郑和公园，园内设有郑和纪念馆、郑和研究会。

在北京，有三宝胡同（原称三宝老爹胡同、三不老胡同），据称是郑和在北京的旧居所在地。此外，在郑和故乡云南省晋宁县，原月山公园被改名郑和公园并进行扩建；在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苏州太仓、福州长乐，也都建有“郑和公园”。

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都设有庙宇并立神像来供奉郑和，例如泰国大城府的三宝公庙（即帕南澄寺，一说实与郑和无关）、马六甲“宝山亭”、登嘉楼“三保公庙”、砂拉越尖山“义文宫三保庙”、槟城峇都茅“郑和三保宫”以及吉隆坡的三宝庙。其中以印尼和马来西亚最多，截至2012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