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袁目前撰著有《唐诗故事》《宋词故事》《唐代名流诗文公案直判》《唐诗三百首本事》《宋词三百首本事》《又新集》《名家评点<又新集>三百首》《诗祖陈子昂与女皇武则天》《鲁迅诗编年笺证》《鲁迅先生的心里话》《裸眼》《诗词正韵》《药愚对韵》《五斗门人诗话》《鲁迅独具只眼看帝王》等二十馀部作品，约1000馀万字。最近，阿袁（即陈忠远）先生还首次从“编注”的角度对古籍进行了他本源于明代文化大家冯梦龙先生的经学专著《四书指月》而纂成的全新两书《论语指月》与《孟子指月》（为“冯梦龙经学选集”中的两种），则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阿袁目前所著这些书的内容主要涉及唐诗、宋词、唐史、鲁迅学和长篇章回体小说、报告文学等多个领域；阿袁既做研究，亦搞创作，其成果颇丰。在各个领域里，阿袁取得了以往学者所未能取得的成果。如在对唐诗宋词的研究，注重其可读性、趣味性、知识性、学术性和生活性的有机结合，从而在同类书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确实不同凡响。而今年春间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行的《鲁迅诗编年笺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研讨会，该书以其广博的知识容量和精准的学术断语赢得了与会的“鲁学”专家的赞扬。因为书中不但纠正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最新版本《鲁迅全集》注释中的大量错误，而且也纠正了为数不少的鲁迅自身的笔误但却从未得到有效纠正者。此外，阿袁在书法艺术方面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以上诸书，大多由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九州出版社等出版发行。

关于阿袁目前已由人民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出版发行的《唐诗故事》《宋词故事》《鲁迅诗编年笺证》《鲁迅先生的心里话》等书，阿袁由于诗学功力扎实，而其书尤可称娓娓可读，是目前所见的《唐诗故事》《宋词故事》同类书中是能够把学术性、可读性、知识性、趣味性和生活性结合得最好的唐诗宋词故事类普及读物。其中，著名学者和作家李国文即以为《唐诗故事》是一本“这固然是需要学识和见解的书，也是一部见思想、见性情的书”。这《唐诗故事》《宋词故事》二书，还在当时网络“诗歌散文排行榜”上分别荣膺其中的第四名和第七名。按，其中前三名依次为《余秋雨人生哲言》《朱自清散文》《李敖语录》；又，在同批次的排行中，《鲁迅杂文精编》第六，《鲁迅小说全编》第八，《鲁迅散文全编》第九；此外前十名中，其他人皆仅以一书入选。对此，《人民日报（海外版）》《温州都市报》等报刊均曾以专版的形式予以报道，其中有标题称作者阿袁是“活在当代的‘古人’”等。新华社资深学者和诗人苏仲湘研究员也认为阿袁的《唐诗故事》《宋词故事》资料丰富，写法新颖和考证详实，是近年来仅见的唐诗研究硕果，非常值得推广。

而关于《鲁迅诗编年笺证》等书，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就在他所写的序言中认为自己“偶然认识阿袁先生，知道他是旧诗的专家，也是旧体诗的写作者。他的诗有古风，很有旧文气。读过他关于古代诗歌研究的文章，有着绵绵的情思在。这样的文字我自己是写不来的。近来才晓得他还是鲁迅诗歌的研究者，对此倾注了许多心血。看到他研究鲁迅诗文的书稿，知道下了很大功夫。诗无达诂，每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心解。阿袁潜心在对象世界里，走在他自己喜欢的路上。我相信会有许多人会渐渐关注到他。”文后还论断：“阿袁注重考释，喜欢探究原委，又能搜集后人成果，把相关的资料集结起来，对比中也能看出作者的异同。他自己的看法也埋在其间，发现了许多问题。提出别样的观点，供世人一阅。注释鲁迅的诗，不仅涉及本事与内意，还有人际关系网络图，以及与时代之关系。历史留下的资料，有的未必准确，有的含混不清，所以读解之中，辨析与发现，都很重要。这一本书，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前人与今人的观点撷英于此，互为参照。”（见孙郁《解诗与注诗——阿袁作《鲁迅诗编年笺证》序》）

至于江西省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员熊盛元则对于阿袁的新著《鲁迅诗编年笺证》，在其所写的序言中声称：“余初读一过，觉博雅可方李善之注《文选》，任渊之注《山谷》，迅翁诗中之典故来历，皆沿波讨源，一一指出，较我最喜之倪氏《探解》，更为详尽而精准。不惟此也，阿袁于迅翁诗之体式与音韵，亦独具只眼，如《题〈呐喊〉》‘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诸家皆仅注辞句，而阿袁则加按语曰：‘此为五言古绝，而非正格之近体五绝也。一二句对起，盖所谓“掉字对”也。”虽只寥寥数语，而慧心毕见。又如《庚子送灶即事》‘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阿袁解析曰：‘鲁迅此诗为标准之近体“五绝”，但某些喜写近体诗者将感不解，除上述笺释“胶牙饧”之“胶”可读仄声外，对首句第二字“鸡”为平声而乖违格律疑兀不已；其实，此为古人写诗时之一种约定俗成作法，亦即所谓“专有名词可不计平仄”是也。夫如是，全诗则完全合乎格律矣；又，第二句属“句中自调平仄以谐律”格，故周作人日记称“大哥作一绝”，所言良确，亦即此为一首近体五绝，而非五言古绝也。’非精于诗道者，焉能如此切中肯綮耶？尤令人称道者，《题三义塔》一诗，各本首句均作‘奔霆飞熛’，阿袁据迅翁1933年6月21日之日记，断定‘熛’当作‘焰’，盖‘熛’读‘补遥切’，平声，古人从无读仄声者，即此可知其治学之审慎严谨矣。抑更有言者，迅翁之诗，远承楚骚之馀绪，近嗣定庵之风神，而又独具自家之面目，盖其不惟源溯前古，且能睇眄西方，创摩罗诗力之说，擎反抗挑战之旗，直面人生，扎根荒漠，横戈呐喊，荷戟彷徨，是以其诗虽不若散原、弢庵等深晦，而所诣之境，则超轶传统之外。如此篇什，倘仅用李善、任渊笺注之法，恐难得其真髓也。是以阿袁之《笺证》，于每首诗后，均搜集鲁迅及其亲友相关之语，以内证、旁证之法，由表及里，剥茧抽丝，揭示背景，探取诗心，直欲与迅翁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矣！”（见熊盛元《鲁迅诗编年笺证序》）

此外，2011年春，由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北京鲁迅博物馆三家联合举办的《鲁迅诗编年笺证》研讨会在中国人大召开，著者专精深厚的诗学素养和严谨客观的考据工夫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称赞。

由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共同举办的《鲁迅诗编年笺证》首发式暨研讨会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有专家认为，《鲁迅诗编年笺证》在鲁迅诗歌的研究领域创辟出一个令人赞赏的境界，与会学者对于该书笺证者阿袁所下的工夫均表示赞许。

关于鲁迅诗歌，80余年来，国内外曾先后出版过为数不少的各种形式的注解或赏析著述，但由于各种原因，存在不少文字资料的错讹颟顸及对诗意理解的纷乱乖谬。据悉，《鲁迅诗编年笺证》（人民出版社）是目前收诗最齐全，笺证最详确，同时也应是最为可靠的鲁迅诗歌读本。该书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鲁迅散文诗歌全编》中的“诗歌全编”为笺证底本，阿袁以其深厚的诗学功力，断定并删削了其中并非属于“诗”者，从相关书籍中增列诗歌予以说明并笺证之。他还纠正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最新版本《鲁迅全集》中对鲁迅诗注释的错误，如事实认知之误，典故引用之误，作品系年之误，文本出处之误，书名引署之误。

阿袁坚持认为，“只要真正明白鲁迅先生诗中语词的渊源所自，同时也了解了作者写诗时的心境、生活状况以及历史背景，就可以得出比较肯定的结论。”为《鲁迅诗编年笺证》作序的原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先生称，《笺证》确实是鲁迅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谓名实攸归。

唐诗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瑰宝，其语句的优美和意境的圆融，历来使得众多文人学士为之倾倒不已。而像大诗人王安石、苏轼等人却居然用唐诗成句集成对联甚乃诗词的，其优美或深刻的程度往往有出人意表之致。而这，毋庸置疑就更使人为之拍案称其称奇叫好了。其实，当代著名青年诗人、学者、文学家和鲁迅学家阿袁（亦即陈忠远）先生，固然亦雅擅此道。他不但拿唐诗来作对，而且还以之入诗，写出了别样的境界，令人激赏和叹佩不置。这里，笔者试撷取一二，以供读者欣赏与玩味。

例一：

（出句）家酝满瓶书满架（唐人白居易《香山寺》）；

（对句一）山花如绣草如茵（唐人许浑《寄桐江隐者》）。

两者不但对仗工稳（使用的是当句对和掉字对的写作技巧），音律谐美，而且意境幽深，辞藻淳美，令人叹服。

不仅如此，阿袁还拿唐人崔橹《华清宫二首》中的句子来对其出句，道是：

（对句二）湿云如梦雨如尘。

这一样可见出集联者阿袁先生敏捷的才思和广博的唐诗学功力。此外，诗思纵横捭阖的他居然还拿唐人熊孺登《湘江夜泛》中的佳句来对白居易的出句，同样也令人叹为观止的；道是：

（对句三）江流如箭月如弓。

不难看出，以上的出句仅是一句唐诗，而阿袁先生一忽儿便对以三句不同唐人的诗句，而且各擅胜场，难分轩轾，不能不叹服其实在精熟于唐诗而能运用自如者也。

例二：

其实，陈忠远先生在中学时期便已集唐诗成多首全新的七律，其中的对偶句（亦即颔联和颈联）就极为工稳而令人再三称叹不置，一如当年孔子转述季札的话时所说的那样——“观止矣，若有他乐，我不敢请已”（具见《左传》）了的！其所集唐诗中就有中间两联，亦即该七律之颔联与颈联云：

幽泪欲干残菊露（李商隐），乱流长响石楼风（武元衡）。

恩劳未尽情先尽（张祜），琴曲虽同调不同（白居易）。

如果说，集唐成联尚且不为至难的话，那么，我们从他集唐人诗句为七律的手段，不能不惊服其渊博的学识和敏捷的思维及深厚的遣词造句之功夫了。我们热望阿袁先生能够多多集出些精品，以繁荣目前日渐衰颓的诗坛，是则为我国诗坛的盛事乃至至幸了！

很多人知道诗人陈忠远（即阿袁）先生善于集唐诗成诗联，其实，曾一同撰写出版《唐诗故事》《宋词故事》（均为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陈先生，他固然也是深擅宋词的，只不过是他为人极不张扬，以致很少在一些场合表现而不大使人知道罢了。要知道，集词成词比集诗成诗的难度不知更要难上几倍的。因为他不但需要对词牌的熟练程度，而且对所及宋词的谙熟，以及对语言艺术的深切把握。许多业内专家诵读陈先生的集词成词后，都不由得感叹：观止矣，要知道，这可是要比原作还更具韵味的啊！为了读者能够真切地领悟和欣赏，现在，笔者特将所能收集到的陈忠远先生关于宋代大词人秦观的集词成词的佳作作一集纳，使读者能在其别开生面的优美词境中得以熏陶和净化。

虞美人·感旧集秦淮海句

碧纱影弄东风晓（虞美人影·碧纱），宝篆沉烟袅（海棠春）。画桥南北翠烟中（望海潮·广陵怀古），紫府碧云为路（一落索）、碧云重（江城子·南来）。 醉鞭拂面归来晚（梦扬州），秪恨离人远（虞美人·高城）。谁将彩笔弄雌雄（忆秦娥·楚台风并诗），春入柳条将半（忆仙姿·楼外）、倚东风（行香子）。

前调

秋光老尽芙蓉院（玉楼春），花影和帘卷（生查子）。月高风定露华清（临江仙），多少蓬莱旧事（满庭芳·山抹）、正销凝（八六子）。 醉鞭拂面归来晚（梦扬州），烟水秋平岸（虞美人·行行）。韶华不为少年留（江城子·西城），又是一钩新月（南歌子·香墨）、送归舟（虞美人·高城）。

前调

流莺窗外啼声巧（海棠春），妆点知多少（虞美人影· 碧纱）。南来飞燕北归鸿（江城子· 南来），豆蔻梢头旧恨（满庭芳· 晓色）、恨无穷（阮郎归· 宫腰）。 慿君碍断春归路（蝶恋花），不见联骖处（虞美人· 高城）。苎萝烟冷起闲愁（望海潮· 越州怀古），天外一钩残月（南歌子· 玉漏）、几时休（江城子· 西城）。

鹧鸪天·集秦少游句题旧日黎君见赠写真

谁记当年翠黛颦（南乡子），揉蓝衫子杏黄裙（南歌子· 香墨）。夜来酒醒清无梦（采桑子），雨打梨花深闭门（鹧鸪天）。 人不见（江城子/千秋岁），雁先闻（木兰花慢）。乱山何处锁行云（南歌子）。谢郎巧思诗裁剪（调笑令），水剪双眸点绛唇（南乡子）。

添字采桑子·忆昔集秦淮海句

高城望断尘如雾（虞美人· 高城），雾失楼台（踏莎行）。雾失楼台（踏莎行），烟水茫茫（点绛唇），白露点苍苔（满庭芳· 碧水）。 金凤簌簌惊黄叶（菩萨蛮），晓色云开（满庭芳· 晓色）。晓色云开（满庭芳· 晓色），山抹微云（满庭芳· 山抹），疑是故人来（满庭芳· 碧水）。

虞美人·续集秦淮海句　佳人别後音尘悄（采桑子），宝篆沉烟袅（海棠春）。无端银烛陨春风（阮郎归· 宫腰），遥夜月明如水（忆仙姿· 遥夜）、不言中（江城子· 南来）。 乱花丛裏曾携手（鼓笛慢），行待痴心守（满园花）。淡烟流水画屏幽（浣溪沙· 漠漠），争奈无情江水（虞美人· 高城）、水空流（虞美人· 西城）。

缘起·挖掘视角独特的经学选题

在如今人们的印象中，四书五经所呈现的圣贤形象跟我们似乎有些距离。但我们一旦真正深入进去，跟古圣古贤们做一番亲切的晤谈，则不难发现，古圣古贤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明代通俗文化大家冯梦龙以其特有的经学素养为我们亲切讲解，使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观照古圣古贤们的为人处事，以及他们给我们现如今的教育意义和亲炙涵容力。

然而，现在人们知道冯梦龙先生的大名，似乎大多由于看过所谓“三言两拍”的缘故；其实，这“两拍”的著作权却是另有所属的。而冯氏除“三言”等通俗文学的成就殊显突出之外，比如经学，比如史学，比如笔记杂缀等等，固然也不可等闲视之。而经学方面的著作，则委实是冯氏毕生孜孜矻矻地从事乃至殚精竭虑撰成的；对此，冯氏自己似也颇为欣赏其胜义。另一方面，冯氏这些经学著作，也为他赢得不菲的社会影响和一定的经济收入；因为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冯氏这些经学著述在当时的读者群尤其众多科举生员中是成了“畅销书”的。

据资料所考，冯氏留存至今的有关经学方面的著作，大抵还有《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共约二三百万言；这真可谓荦荦大端了。但由于各种原因，跟冯氏诸如《智囊》《情史》等著名手笔相比，他这些颇费精力撰著的经学著作竟不大为人所知。去年年底，我跟出版社领导谈起冯梦龙著作的开发情况，如《智囊》《情史》《东周列国志》等较为通俗的读物，各大出版社都争相去做；而我们则决定邀请有关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从事点校、编注等工作。但颇为遗憾的，许多学者要么所涉领域并非经学，要么对宋明时期的经学情况不大了解，要不就是时间太紧张，所以应者寥寥。于是乎，除冯氏《春秋衡库》已得一教授等允诺点校外，我便只得自行点校与编著《论语指月》《孟子指月》（因《四书指月》中并不具备《论语》《孟子》原文等事由）了。而这，对经学领域原本也鲜所涉猎的我来说，要短期内做好它们，固然不是一桩轻松之事。但我既然准备着手去做，那就只有努力去奋斗着了。不然，对不起广大读者不说，而且也对不起出版社的确切信任和鼎力支持。

冯氏经解“四书”的特色

事实上，冯氏《冯梦龙全集》中的《四书指月》一书，它只是冯氏对《论语》和《孟子》两书的解说，并没有对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学》的说解，一如朱熹《四书集注》那样名副其实地收罗“四书”。因此，这次整理编辑出版，我就把冯氏的《四书指月》析为《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册，独立出版。

我们知道，《论语》《孟子》中的语句固为经典，而冯氏说解对之亦颇多阐发。盖冯氏博通经史，在解读《论语》《孟子》时委实颇多胜义，其中的现实警示意义不唯在当时有其特殊价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称得上是足以指导和纠正人们言行的上上箴言。如《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确是千古哲言；对此，冯氏即进一步讲解道：“君子会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尽，故只求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没有，富贵在人掌握，声名在人齿颊，全向人讨生活。”这分明将《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励志处委实令人激赏。又如讲解所涉启发式教育和“举一反三”这一语典时，冯氏即进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说尽。依我作解，障彼悟门，此大病也。故不启发者，正以进之启发；‘不复’者，正以进之能‘反’。重学者身上理会。”（具见《述而篇·子曰不愤章》）

而冯氏对于《孟子》的见解亦复如是。如在《孟子曰子路人告章》说到孟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千古哲言时，冯氏即进一步讲解道：“‘乐取诸人’，舜忘人也；即此是‘与人为善’，则人也相忘于舜矣。人己两忘，乐之至也，同之极也，到此地位，才复得此善原初无碍之本体，故曰‘莫大’。”这解说可谓精到透辟，要言不烦，而语语中的。此外，冯氏在解说《公孙丑·孟子致为臣章》中，剖析孟子离开齐王时，对两人一番应对间的话外音颇能挖掘其深意，亦即对两人的心事可谓足以透彻掌握。因为齐王是为了贪图礼贤下士的虚名，而孟子则为了获取足以实施抱负的实职，冯氏因对当事人的内心体贴亲切，故能说得淋漓尽致。而冯氏一句“直是借他人话，表自己心”，这若非目光如炬，何能洞幽烛微若是！？至于如《离娄·孟子曰中也养不中章》等所说“父兄在家庭间，观感最近，故人于父兄处最得力”，也是涵泳有味的话头；此外，书中如此之类所在多有，限于篇幅，这里不复赘举，相信读者自能从容寻绎。

冯氏对经文断句的成就

冯氏说解对深入理解《论语》《孟子》原文大有帮助，其主要大抵体现在对《论语》《孟子》原文的准确断句上。因为历来经学家们如朱熹等固然是以其自身所是而断句，即便是错误的句读，后人也大多不敢提出不同的见解。而冯氏则似乎不是如此，他既有对朱氏的肯定，如其行文中所说的“朱子说是”之类，但主要还是以其自身学者的体悟作出颇为可信的句读，实为难能可贵。

如诸书对《论语·阳货篇·阳货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纭；至于人们读后也确实觉得云山雾罩，不得要领。但冯氏说解中仅一句“记者于此方着个‘孔子曰’”云云，即可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正确的句读立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对《宪问篇·南宫适问章》关于南宫适问孔子语时的解说，亦即冯氏对通行本句读“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说时，以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词；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当属‘禹、稷’句，乃转下落重语”；我们知道，冯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论语·先进》，跟这里的用法确实有异，可见冯氏这别出心裁的说解因不袭旧说而别有新见，这就令人涵泳不尽了。而冯氏此等说法对理解《论语》原文确有如汤沃雪之功，类似胜义在书中可谓俯拾即是。

毫无疑问，冯氏在解释《孟子》时庶几不逊于此。如诸书对《孟子·尽心篇·齐饥陈臻曰章》（按著名成语“冯妇重来”即出于此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出而又莫衷一是，但冯氏说解中补充一句“一说‘卒为善’句，‘士则之’句，‘野有众逐虎’句；‘士则之’与‘士笑之’正相应——较胜”云云，即可使我们得到确切的解答，因为文从字顺嘛。诚然，冯氏的说法却也并非最早，盖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冯妇》就是如此断句的；而八十年前鲁迅先生也曾论说过这事儿（具见《花边文学·点句的难》等）。所以我在点校时，既照顾到历史著名版本的断句，同时也参考冯氏的说解；诚然，其中还须参以己意而作出的标点，固然也就与通常版本如朱熹等人的颇为不同了。而这，顺便在此附带说明一下。又如在对《滕文公·滕定公章》中的通行本句读“曰：‘吾有所受之也。’”确乎难以句解；朱熹注中则作连上文读，亦颇觉意旨难明；而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版《孟子索引》乃作其父兄之言处理，尤属扞格难通。而冯氏以为“此乃世子答父兄之语，因他说宜从先祖”云云，则上下文脉自可豁然贯通了。又如《告子·孟子曰牛山章》，由于语句颇长，若非冯氏指点说明，则易笼统读之，不但不易解会其文旨，更不易彻悟原文之妙的；而冯氏指明“看首二节，各有‘人见其’三句，不是慨叹口气，……通章三‘存’字最紧要”云云，此真金针度人者！至于其中分析切中肯綮处，详尽而准确。因为冯氏的国学素养极为深厚，这并不是当今某些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时代环境和个人境遇早已大为不同。如此之类甚多，不烦赘举。

冯氏徵引他人说法不拘成见

任何一位学者，在做学问时难免都会涉及对他人已有成果的徵引。对此，与当下某些所谓学人任意剽用他人成果却不吱声不承认很为不同的，冯氏往往真名实姓地标明这是谁的见解，那是某的高见，三百年前的人能严谨地做到这点，确乎不易。事实上，冯氏说解所徵引前人与时人的说法颇多，只要是有助于理解《论语》《孟子》原文的就收录，而并不以说话者的声望来取舍，所以书中除引录一些学术权威的说法外，还使得许多现在名不见经传者那颇具见地的解说得以保留；这种治学方法颇为可取。

尤为可说者，冯氏对当时业已被尊为圣人的朱熹之说（盖指朱氏《四书集注》一书）亦敢多所訾议，但这是出于做学问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当甚乃错误的解说了。如讲解《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章》中为孔子所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时，便指出“雅与郑声，皆其声调，非指其词。朱子认作男女淫奔，而轻改《郑风》之序，冤哉！”颇具见地。又如对《季氏篇·季氏将伐章》讲解时，文末断定“朱子分作两节，便没分晓”，所说颇合事实而不唯名人之言为是。而对于《孟子》的说解，冯氏亦复如是。如他往往说“朱《注》不用”等语，也就是说，冯氏对朱氏注解不妥处是不会苟同的（如《公孙丑·孟子去齐充虞章》等）。诚然，冯氏亦并不全跟朱子唱反调，比如《滕文公·景春曰章》时就曾客观地指出：“愚按朱子仁、义、礼三字，虽不可用，然小注‘广居’，以居心言；‘正位’，以立身言；‘大道’，以制行言，却说得好。”对此，冯氏自述“亦非定与相左，只是虚心观理”（具见《论语·卫灵公篇·子曰众恶章》解说语）。总之，冯氏讲述时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最终确切理解《论语》《孟子》提供了良好的版本；而这，无疑是令人叹赏不置的。

诚然，冯氏说解中多用明代口语，其明白浅显处与现今所用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大异。因为书中除了当时的常用字“之乎者也”外，还使用了为数不少的“的了吗呢”，一如当今白话文所用者然。但也正是由于冯氏所用词语不时有当时的熟语或方言，反而使得今人未必就没有了隔膜的；而这，还得请读者多多明察。此外，冯氏解说也并非全无可商榷的。如对《论语·泰伯篇·太宰问章》中解释“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时，以为“夫子以‘多能’为‘鄙事’”云云，与《论语》原意似乎就有些游离甚乃误会了。

冯氏解说多涉文法技巧

众所周知，明清文学批评家们（倘说大多是评点家或曰鉴赏家，似乎更为确切）对名著详加评点，可谓一时风气，而且也取得了很多实绩和经验。如人们所熟知的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毛宗冈父子批点《三国演义》，张竹坡氏评点《金瓶梅》以及李卓吾评点《西游记》等等，可谓两代文事风气使然；这对建立后世的文艺批评学无疑大有裨益。

冯氏生活在明清之交，自然颇受这种文艺思潮的熏染与影响。他本人自是嗜好这种文艺评鉴模式，所以在他别的书中亦多有其评点印记。《情史》是如此，《智囊》亦复如是，而于《四书指月》自然也就不例外了的。其实，我们阅读冯氏这些评点，对洞彻《论语》《孟子》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处委实大有助益。因为除了对原文重出者不予说解外，冯氏几乎对《论语》《孟子》(尤其是前者)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确评，而且必使达到原文蕴涵无馀剩而后已的程度；这种着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赏析的境界确乎使人读后颇觉痛快淋漓。至于他扼要论说《论语》《孟子》原文中那巧妙的笔法，尤其有利于初学习文者；而对于行文老手来说，它其实亦不是没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在《卫灵公篇·子曰君子义章》所批点“首尾两‘君子’正相呼应”等等，即是。又如“此文字暗藏机轴处”（具见《梁惠王·齐宣王见孟子于雪章》）、“此文字针线处”、“此文字细密处”（以上均见《滕文公·有为神农章》）、“……此虚实相生法。且‘伊尹’二节，本借客形之；而犹益之于夏，又借主形客，尽文之变。”（具见《万章·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章》）等等即是。两书所涉此类写作技巧者，真可谓触目即见；而这，对现在人们有志写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时时饶有醍醐灌顶之乐。

赘馀·编注者必做的相关事

如前所述，本编《论语指月》《孟子指月》二书，其实就是从冯氏《四书指月》析分出来的。而《四书指月》固然是以现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指月》残存明写本的影印本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唯该影印本原书不知卷数，有眉批，除《孟子》七卷外仅存《论语》六卷，其中尚有缺页。该书按章分节疏讲二书，将冯氏的知识、见解融汇其中，对读者颇具辅导效用。

由于底本《四书指月》并不同具《论语》《孟子》原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许不成问题，但现在却恐就不一样了，因为当今绝大多数读者远没有达到“饱读四书五经”的程度；故此，若没有《论语》《孟子》原文对看，那就势必对深入理解和确切掌握《论语》《孟子》精义是个障碍，而且这还不仅仅是“阅读不便”而已。举个例子来说，如《颜渊篇·子张问士章》中的“夫达节”，底本和其他刻本原多讹为“天达节”，致使后来诸多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亦多沿袭其误；如此之类，其他地方尚多，恕不赘举。因此，若不照录《论语》原文，则多数读者势必难以理解冯氏文中的所谓“天达”究为何所指，那就更别奢望能够立刻明白冯氏原本精辟的论述意义何在了。于是编者取坊间权威的《论语》版本并移录在冯氏说解之前，以便读者能够从容真切玩味；唯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颇多不同者，则择善而从，且于文后略作按语以供读者采择。昔人有所谓备此一书，即不必更求《论语》其他版本的说法；信夫！而《孟子》的情况自是与此相类，不须赘述。

此外，由于《论语》《孟子》（尤其是前者）原文前后颇多重出，故冯氏对后出的语段就不予解说了。但本编为使《论语》《孟子》原文完整起见，特行取录，以便使之成为完璧。唯本编句读有与通行版本颇有不同处，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当同者不得不同，当异者不得不异”的原则进行的，“虽一时或骇里耳，后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具见冯氏《〈麟经指月〉发凡》）；对此，诚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具见《孟子·梁惠王上》）。

诚然，底本《四书指月》有字迹漫漶，一时不可辨识者，亦有前后错字而不可卒读者，今以文意贯串之，并略作校注与按语，以便于读者省览云尔。诚然，编者也有明知其不确者，但因没有相应的对校资料或一时疏慵，只得姑且一仍其旧，还请读者鉴谅。

而在研究《四书指月》的过程中，鄙人曾见一古籍版的冯书点校，其间句读的讹误触目即是，令人不堪卒读。鲁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写过多篇关于“点句的难”的文章（具见《花边文学》和《热风》等集子），现在看来，这种令人忧虑的现象依然还没能有效解决。因为不当的校点非但不能成为冯梦龙的功臣，反而欲使之湮灭了的。诚然，冯氏学识渊博，所涉经史子集的内容甚广，其校点难度确乎不小，亦自是实情，但有些似乎颇为明白的居然也断句有误，那恐怕就说不过去了。至于笔者自知学识谫陋，虽勉为校点，然不敢遽称处处标点皆能允当无憾，尚祈世之博雅君子有以匡我未逮，则幸甚！

但总之一句话，读者若能时时跟圣贤们近距离对话，并深研经典字义的蕴涵，那么达到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等等境界，是当可深信不疑的了。而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所谓“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语本《鹤林玉露》卷七；而实则《孟子》又何独不然？），这或许就是对上述见解的最简括性阐述吧？

2012年11月25日，岁次壬辰阳月谷旦于都门城南藉斋，阿袁记。

现在人们知道明代文化大家冯梦龙先生的大名，似乎大多由于看过所谓“三言两拍”的缘故；其实，这“两拍”的著作权却是另有所属的。而冯氏除“三言”等通俗文学的成就殊显突出之外，比如经学，比如史学，比如笔记杂缀等等，固然也不可等闲视之。而经学方面的著作，则委实是冯氏毕生孜孜矻矻地从事乃至殚精竭虑撰成的；对此，冯氏自己似也颇为欣赏其胜义。另一方面，冯氏这些经学著作，也为他赢得不菲的社会影响和一定的经济收入；因为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冯氏这些经学著述在当时的读者群尤其众多科举生员中是成了“畅销书”的。 而冯氏留存至今的有关经学方面的著作，大抵有《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共约二三百万言；这真可谓荦荦大端了。至于其中《四书指月》一书，其实只是冯氏对《论语》和《孟子》两书的解说，并没有对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学》的说解，一如朱熹《四书集注》那样名副其实地收罗“四书”。因此，这次整理编辑出版，本人就把冯氏的《四书指月》析为《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册，独立出版。兹就《论语指月》编注过程中所想到的向读者诸君做个简括的说明，或许对读者通过冯梦龙那别具匠心的解说进一步深入理解《论语》这千古经典有所帮助，从而真正洞悉古人所明告我们——《论语指月》一书是足可以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了的。

一、两千年来，《论语》不但是我国历代读书人的经典，也是一切国人的经典。其中所展现出来的建功立业、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行为规范，影响世人至深。但自从上世纪初叶，在所谓“打倒孔家店”后，一些国人竟不由自主地捐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得原本优良的传统道德亦跟着顿失依归；放眼现在某些国人道德沦丧这极为严峻的现状，有识之士都为之深思，进而迫切热望要让优良的传统道德回归。故此，重读诸如《论语》等传统经典，固然是一桩亟不可缓的事儿；相信学习、研读和运用《论语》等经典，正是人们为提高传统道德自律和自身综合素养的可行法门之一。而文化大家冯梦龙的《论语指月》对《论语》的独特解说，必将会使读者获取相当满意的答案。

二、《论语》语句固为经典，而冯氏说解对之亦颇多阐发。盖冯氏博通经史，在解读《论语》时委实颇多胜义，其中的现实警示意义不唯在当时有其特殊价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称得上是足以指导和纠正人们言行的上上箴言。如《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确是千古哲言；对此，冯氏即进一步讲解道：“君子会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尽，故只求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没有，富贵在人掌握，声名在人齿颊，全向人讨生活。”这分明将《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励志处委实令人激赏。又如讲解所涉启发式教育和“举一反三”这一语典时，冯氏即进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说尽。依我作解，障彼悟门，此大病也。故不启发者，正以进之启发；‘不复’者，正以进之能‘反’。重学者身上理会。”（具见《述而篇·子曰不愤章》）如此之类所在多有，限于篇幅，这里不复赘举，相信读者自能从容寻绎。

三、冯氏说解对深入理解《论语》原文大有帮助。如诸书对《阳货篇·阳货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出而又莫衷一是；至于人们读后也确实觉得云山雾罩，不得要领。但冯氏说解中仅一句“记者于此方着个‘孔子曰’” 云云，即可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正确的句读立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对《宪问篇·南宫适问章》关于南宫适问孔子语时的解说，亦即冯氏对通行本句读“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说时，以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词；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当属‘禹、稷’句，乃转下落重语”；我们知道，冯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论语·先进》，跟这里的用法确实有异，可见冯氏这别出心裁的说解因不袭旧说而别有新见，这就令人涵泳不尽了。而冯氏此等说法对理解《论语》原文确有如汤沃雪之功，类似胜义在书中可谓俯拾即是。因为冯氏的国学素养极为深厚，这并不是当今某些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时代环境和个人境遇早已大为不同。

四、冯氏说解所徵引前人与时人的说法颇多，只要是有助于理解《论语》原文的就收录，而并不以说话者的声望来取舍，所以书中除引录一些学术权威的说法外，还使得许多现在名不见经传者那颇具见地的解说得以保留；这种治学方法颇为可取。尤为可说者，冯氏对当时业已被尊为圣人的朱熹之说（盖指朱氏《四书集注》一书）亦敢多所訾议，但这是出于做学问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当甚乃错误的解说了。如讲解《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章》中为孔子所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时，便指出“雅与郑声，皆其声调，非指其词。朱子认作男女淫奔，而轻改《郑风》之序，冤哉！”颇具见地。又如对《季氏将伐章》讲解时，文末断定“朱子分作两节，便没分晓”，所说颇合事实而不唯名人之言为是。诚然，冯氏亦并不全跟朱子唱反调的，比如他讲《子贡问曰有一言章》时即称“朱注甚明”。对此，冯氏自述“亦非定与相左，只是虚心观理”（具见《子曰众恶章》解说语）。总之，冯氏讲述时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最终确切理解《论语》提供了良好的版本；而这，无疑是令人叹赏不置的。

五、阅读冯氏的说解，对我们洞彻《论语》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处大有帮助。除了对原文重出者不予说解，冯氏几乎对《论语》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确评，而且必使原文蕴涵无馀剩而后已的程度；这种着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赏析的境界确乎使人读后颇觉痛快淋漓。至于他扼要论说《论语》原文中那巧妙的笔法，尤其有利于初学习文者；而对于行文老手来说，它其实亦不是没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在《卫灵公篇·子曰君子义章》所批点“首尾两‘君子’正相呼应”等等，即是。而全书所涉此类写作技巧者，真可谓触目即见；而这，对现在人们有志写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时时饶有醍醐灌顶之乐。

六、由于《论语》原文前后颇多重出，故冯氏对后出的语段就不予解说了。但本编为使《论语》原文完整起见，特行取录，以便使之成为完璧。唯本编句读有与通行版本颇有不同处，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当同者不得不同，当异者不得不异”的原则进行的，“虽一时或骇里耳，后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具见冯氏《〈麟经指月〉发凡》）；对此，诚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具见《孟子·梁惠王上》）。

七、在校阅过程中，本编特行增录《论语》原文以便利读者。由于底本《四书指月》并不同具《论语》原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许不成问题，但现在却恐怕就不一样了，因为当今绝大多数读者远没有达到“饱读四书五经”的程度；故此，若没有《论语》原文对看，那就势必对深入理解和确切掌握《论语》精义是个障碍，而且这还不仅仅是“阅读不便”而已。举个例子来说，如《颜渊篇·子张问士章》中的“夫达节”，底本和其他刻本原多讹为“天达节”，致使后来诸多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亦多沿袭其误；如此之类，其他地方尚多，恕不赘举。因此，若不照录《论语》原文，则多数读者势必难以理解冯氏文中的所谓“天达”究为何所指，那就更别奢望能够立刻明白冯氏原本精辟的论述意义何在了。于是编者取坊间权威的《论语》版本并移录在冯氏说解之前，以便读者能够从容真切玩味；唯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颇多不同者，则择善而从，且于文后略作按语以供读者采择。昔人有所谓备此一书，即不必更求《论语》其他版本的说法；信夫！

八、底本有字迹漫漶，一时不可辨识者，亦有前后错字而不可卒读者，今以文意贯串之，并略作校注与按语，以便于读者省览云尔。诚然，编者也有明知其不确者，但因没有相应的对校资料或一时疏慵，只得姑且一仍其旧，还请读者鉴谅。

九、冯氏说解中多用明代口语，其明白浅显处与现今所用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大异。因为书中除了当时的常用字“之乎者也”外，还使用了为数不少的“的了吗呢”，一如当今白话文所用者然。但也正是由于冯氏所用词语不时有当时的熟语或方言，反而使得今人未必就没有了隔膜的；而这，还得请读者多多明察。此外，冯氏解说也并非全无可商榷的。如对《泰伯篇·太宰问章》中解释“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时，以为“夫子以‘多能’为‘鄙事’”云云，与《论语》原意似乎就有些游离甚乃误会了。如此之类，其他地方也有，请读者自行留意。

十、本编以现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四书指月》残存明写本的影印本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唯该影印本原书不知卷数，有眉批，除《孟子》七卷外仅存《论语》六卷，其中尚有缺页。该书按章分节疏讲二书，将冯氏的知识、见解融汇其中，对读者颇具辅导作用。而在研究《四书指月》的过程中，鄙人曾见一古籍版的冯书点校，其间句读的讹误触目即是，令人不堪卒读。鲁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写过多篇关于“点句的难”的文章（具见《花边文学》和《热风》等集子），现在看来，这种令人忧虑的现象依然还没能有效解决。因为不当的校点非但不能成为冯梦龙的功臣，反而欲使之湮灭了的。诚然，冯氏学识渊博，所涉经史子集的内容甚广，其校点难度确乎不小，亦自是实情，但有些似乎颇为明白的居然也断句有误，那恐怕就说不过去了。至于笔者自知学识谫陋，虽勉为校点，然不敢遽称处处标点皆能允当无憾，尚祈世之博雅君子有以匡我未逮，则幸甚！但总之一句话，读者若能时时做到念诵冯氏《论语指月》一书，则达到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等等境界，是当可深信不疑了。而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所谓“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语本《鹤林玉露》卷七），这或许就是对上述见解的最简括性阐述吧？ 2012年7月15日，岁次壬辰仲夏谷旦于都门城东藉斋，阿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