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该文后，孙郁先生还论断：“阿袁注重考释，喜欢探究原委，又能搜集后人成果，把相关的资料集结起来，对比中也能看出作者的异同。他自己的看法也埋在其间，发现了许多问题。提出别样的观点，供世人一阅。注释鲁迅的诗，不仅涉及本事与内意，还有人际关系网络图，以及与时代之关系。历史留下的资料，有的未必准确，有的含混不清，所以读解之中，辨析与发现，都很重要。这一本书，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前人与今人的观点撷英于此，互为参照。”（具见孙郁《解诗与注诗——阿袁作（鲁迅诗编年笺证）序》）

熊盛元研究员说

江西省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员熊盛元先生则对于阿袁先生的新著《鲁迅诗编年笺证》，声称“余初读一过，觉博雅可方李善之注《文选》，任渊之注《山谷》，迅翁诗中之典故来历，皆沿波讨源，一一指出，极为详尽而精准。不惟此也，阿袁于迅翁诗之体式与音韵，亦独具只眼，如《题〈呐喊〉》‘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诸家皆仅注辞句，而阿袁则加按语曰：‘此为五言古绝，而非正格之近体五绝也。一二句对起，盖所谓“掉字对”也。”虽只寥寥数语，而慧心毕见。又如《庚子送灶即事》‘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阿袁解析曰：‘鲁迅此诗为标准之近体“五绝”，但某些喜写近体诗者将感不解，除上述笺释“胶牙饧”之“胶”可读仄声外，对首句第二字“鸡”为平声而乖违格律疑兀不已；其实，此为古人写诗时之一种约定俗成作法，亦即所谓“专有名词可不计平仄”是也。夫如是，全诗则完全合乎格律矣；又，第二句属“句中自调平仄以谐律”格，故周作人日记称“大哥作一绝”，所言良确，亦即此为一首近体五绝，而非五言古绝也。’非精于诗道者，焉能如此切中肯綮耶。尤令人称道者，《题三义塔》一诗，各本首句均作‘奔霆飞熛’，阿袁据迅翁1933年6月21日之日记，断定‘熛’当作‘焰’，盖‘熛’读‘补遥切’，平声，古人从无读仄声者，即此可知其治学之审慎严谨矣。抑更有言者，迅翁之诗，远承楚骚之馀绪，近嗣定庵之风神，而又独具自家之面目，盖其不惟源溯前古，且能睇眄西方，创摩罗诗力之说，擎反抗挑战之旗，直面人生，扎根荒漠，横戈呐喊，荷戟彷徨，是以其诗虽不若散原、弢庵等深晦，而所诣之境，则超轶传统之外。如此篇什，倘仅用李善、任渊笺注之法，恐难得其真髓也。是以阿袁之《笺证》，于每首诗后，均搜集鲁迅及其亲友相关之语，以内证、旁证之法，由表及里，剥茧抽丝，揭示背景，探取诗心，直欲与迅翁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矣。”（具见熊盛元《鲁迅诗编年笺证序》）

李国涛研究员说

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李国涛研究员说：“我平常少读鲁迅翁的旧诗，因为不大能读得懂。因此也就读过几本笺注本。比起来，我觉得这一本还真是有特色。它的特色一在于详，诸如写作年代、词语典故、版本源流、后人及当时人的说法，等等，都有精详的解释。我个人是不单了解到鲁迅的诗作，而且得到有关古典诗歌的知识。二在于常有新解，破一贯相沿之旧说。比如，鲁迅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是流传最广的，那解释也是最具影响的，就是“灵台”者，心也。出处据《庄子》，不含糊。“神矢”呢，是洋典故，罗马神话里丘比特的神箭也，射到谁心上，谁就生爱情。全句意为鲁迅自指心为神箭所射，热爱自己的祖国。阿袁的笺证却是：“灵台”出自《诗经·灵台》，是周文王与民共同筑成游乐之台，与民共游乐。诗意实指晚清朝廷以民力筑游乐之处，必当引起人民反对，也就是“神矢”也。这一解就新颖，给读者新启发，似乎也更合此诗本意。所以我觉得，欲读鲁迅旧诗而又索解为难如本人者，不妨购得一册在手。”（具见李国涛《我非读书人》一文）

李国涛研究员又在《鲁迅写范爱农》一文中说：“从诗到文，时间跨过14年。而一些细节和情绪仍然保存着。‘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是鲁迅很得意的句子。一是以‘鸡虫’谐绍兴之何几仲之名，刺之。而‘白眼’，一是有古书出处，另外还实写了范爱农的相貌特点，因为他是‘眼球白多黑少’，《范爱农》一文就是这样记的。而‘华颠’即花白头，当时范就是这个样子，那文中也是这样写的。可见这位老友在鲁迅印象里多么深。‘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是全诗第一句，那是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故诗里又有句云‘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绍兴何几仲（鸡虫）也就是那时的‘桃偶’。所以说：‘故里彤云恶，寒天凛夜长。独沉清冽水，能否涤愁肠？’语极沉痛，‘独沉’原也带出怀疑范爱农是否真是‘失足’落水。最后一首有句云：‘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幽谷自然是指普通人的生活，也即范爱农等人的困难处境，那将是漫长无尽；而‘新宫’，据阿袁先生著《鲁迅诗编年笺证》是指袁世凯在新华宫设立他的临时大总统府。阿袁先生此著，资料颇丰，笺证亦详，我写此文，多得助益，在此说明。”

阿袁笺证的《鲁迅诗编年笺证》。是目前所收最齐全，笺证最详确，同时也应是最为可靠的鲁迅诗歌读本。笺证者阿袁以其较好的学术悟性和颇具成就的诗词创作为基础，根据鲁迅诗歌背后的事实真相和诗歌本身的内在要求，厘清众多纷繁芜杂而又易于混淆视听的说法，作出应该足以取信于读者的判断，最终纠正了一再讹误着的许多权威说法。

《鲁迅诗编年笺证》所收的鲁迅诗歌，笺证者阿袁是以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散文诗歌全编》之“诗歌全编”为笺证底本，但删削其中那些并非属于诗者，而从相关书籍中增列其诗歌，予以说明并笺证之。又，底本中的诗歌排列次序极为混乱，一概以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故名之曰“编年”；唯系“新诗”于附录部分，然亦予以系年及简括笺证。 其笺证原则，亦即为了增强读者对鲁迅诗歌的准确理解，作者阿袁不仅取照唐人李善笺注《文选》、宋人任渊笺注《黄山谷诗集》的作法，从“四书五经”以降直至中华民国前期的著名篇章（自然也包括一些较为偏僻的说部典籍）中寻找与鲁迅诗歌紧密关联的“语源”，以明其渊源所自（必须指出，以往的鲁诗注解者之所以一错再错，大抵就是由于未能有效明白鲁诗所涉的语源所致），而且在鲁迅杂文（包括散文、论文乃至论著）、书信、日记、小说等各体文章中，摘取与解读本书所收诗歌相关的内容，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鲁迅诗歌；此外，笺证者阿袁还尽可能全面地从鲁迅先生亲友回忆录中摘取与鲁迅诗歌相关的内容，以便多方位、多角度地理解鲁迅诗歌。对于所取鲁迅亲友的文章，阿袁主要收录建国前期的作品，同时也有限制性地录取建国以来与鲁诗诗艺理解有关的文章。至于解放后那些专门评解、赏析鲁迅诗歌之类书籍中的说法，以体例之故，则一概不在《鲁迅诗编年笺证》收录之列。

而其编年原则，笺证者阿袁则以鲁迅自身所及的写作时间为准；如无具体的写作时间，而有确切的发表时间的，亦当据以为准。此外，还有一些因笺证者力经考证所得而定者。

如其中如名诗《自题小像》的创作时间、成诗地点、典故源头和“首发”出处等等，自从该诗面世后的八十馀年来，各人所及都是一再沿袭旧有讹误的，直到阿袁《鲁迅诗编年笺证》一书出版，这种一再误予抄袭着的所谓鲁诗注解才得以正本清源；书中如此之类的正误，所在多有，不待赘述。综观全书，由于笺证者以其深厚的诗学功力，不仅纠正了鲁迅先生自身的多处笔误，也纠正了鲁迅先生亲友那众多的记述之误；而且尤其必须指出的，该《鲁迅诗编年笺证》一书自然也纠正了当今鲁研界某些“专家”对于古今诗体不分、典故源头茫然以及读书囫囵吞枣等从而误读鲁诗那更为“夥颐沉沉”的研究方式，从而可窥作者博洽学问中所能见出的确切判断。毋庸置疑，《鲁迅诗编年笺证》之所以被业内专家称为鲁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端为名实攸归。

另据报道，有关专家明确指出，80余年来，关于鲁迅诗歌，国内外曾先后出版过为数不少的各种形式的注解或赏析。《笺证》一书以鲁诗的写作时间先后为序进行笺证，纠正了其他同类书中大量的明显知识性讹误或说“硬伤”。其中包括事实认知之误、典故引用之误、作品系年之误、文本出处之误、书名引署之误等等。原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为中国人大文学院院长）孙郁在序言中称，《笺证》一书是鲁迅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既适宜专业人员研究使用，又适宜一般鲁迅诗歌爱好者以及诗词创作者阅读和鉴赏。

由于鲁迅先生博大精深的学识，平生取照的前修诗歌风格，所处不宜直接畅所欲言的时代以及后来论者学养庸浅学风颓惰等原因，竟使鲁诗历来受到不应有的误解和曲解。阿袁（即陈忠远）先生所著《鲁迅诗编年笺证》由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以来，不但在鲁迅学研究界引起震动，而且在国内读书界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该书直接取法唐人李善注解《文选》的做法，使得鲁诗用语的渊源得以明晰的追溯和真切的考求；同时从鲁迅自身的书籍及其亲友的回忆录中摘抄出与“鲁诗”相关或隐相照应的语段，从而能真切地理解鲁诗，并纠正了众多一再沿袭着的错误，被真正的鲁迅学家称之为鲁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敢教笺证识诗心

——《鲁迅诗编年笺证》自序

我喜欢鲁迅诗歌（以下简称“鲁诗”，主要指旧诗）的时间不能说太晚。记得1994年在广东清远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诗词研讨会上，我就跟如今已故的饱学而宽厚的长者宋谋瑒教授，一同谈起各自喜爱鲁诗的情形，认为鲁诗诗味醇厚，格调高雅，蕴涵深广，而又风格多样。然而，我真正下决心要为鲁迅诗歌作笺证，则是近年的事儿。

那是年前鄙人忝在中国航空部老年大学教授我国古代诗词，以及鲁迅、郁达夫等先贤的诗歌作品时，不惜屈尊前来听讲诗词课的几位资深研究员，知道我正准备要笺注郁达夫诗歌，他们说，我们这些学员很想详细了解鲁迅诗歌，老师您何不就先行给我们笺注鲁迅诗歌，以便有效学习诗词呢。闻言之下，我觉得此语颇为在理，就满口答应了。

但真正要为鲁诗作笺注时，我却陡然发现鲁迅先生的诗歌的内涵颇为不易领会。不说鲁诗所涉及的知识面极为广博，就是其中的意象，大多也因各种情况所致而其题旨特别含蓄，一时难得正解。于是，我就去找已然面世的与鲁诗有关的解说与注释，竟发现其中说法颇多自相矛盾，甚至就是互相对立；而有的则一看就知其谬误得“离谱”——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发觉得那些原以为早已理解了鲁诗的，其实却也未必；加以我因通读《鲁迅全集》，又看了许多参考资料，许多似乎比较清楚明白的居然就被搅了个一头雾水。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虽说对李商隐的多用典故是颇为不满的（具见《鲁迅书信集·832致杨霁云》），但究其实，他自身的诗歌（包含新旧体诗）也使用了为数并不很少的典故，在当时文网特密的情况下，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所见许多鲁诗的解释或笺注，其中所找的词语源头或说典故有许多似乎并不准确，或竟一直就未曾找出来过，从而就把鲁诗的蕴涵搞得似是而非甚乃支离破碎不说，就是读者在读过之后也仍是不得要领；尽管其中一些论争似乎又颇为热烈。此外，我们也深知，其中那些几乎属于“老好人式”抑或“世袭式”的说法，固然也是完全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

这里仅举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亦即说说鲁迅先生的名诗《自题小像》。

关于该诗“首先发表”的时间与出处，就连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版的《鲁迅全集》（共18卷）竟然亦仍是沿袭旧有讹误；不难求证，此前其他有关此诗的著作自然也都讹误着了。因为它们都一再说那是出于鲁迅好友许寿裳1936年12月19日所写的《怀旧》一文，该文发表在1937年1月的《新苗》第13期。事实上，该诗最早应见于许先生1936年10月27日所作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不是指后来与此名目相同的书，虽然该文也被收入其中），该文发表于1936年11月《新苗》第11期；比《怀旧》正好早了两期。这是由于当事人许先生的一再误记误说（多篇文章均一再误予提到），使得此后所有关于该诗的注释几乎没有不以讹传讹的（本书附录的拙文可参阅）。这是其一。同样地，许先生对于此诗典故理解的纰缪，使得全诗几不可解。因为他说首句中的“神矢”是使用了所谓的“异域典故”；于是，此后多数论者就认定这是“爱情之典”甚乃“引申”为所谓的“爱国之典”，以致连诗中的“灵台”，也因误引《庄子》而解释为“心”（即便最新版《鲁迅全集》及本书所据底本也是如此做法），从而使全诗的内蕴竟云山雾罩起来。这无疑就完全背离了绝句诗的基本作法，使鲁迅有被无端划入不懂旧诗作法这一行列的嫌疑。而这样的说诗方式，不说鲁迅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定将不能答应，就是作为后学的我们委实也是不能赞同的。其实，该词语的正确典源，应该是比《庄子·庚桑楚》还要早些时候的《诗经》——《诗·大雅·灵台》。因为只有这样徵引语源，全诗才解释得通（请参阅本书所附录的拙文，下同）。这是其二。至于其三，关于该诗的写作时间，鲁迅自身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曾多次明确提到），证以其行实，自可信从。但由于许寿裳先生的一再误记误说，使得除了极少数学者主张鲁迅本人的说法（当然，其确证的理由似乎尚需补充以及其论点尚需修正），仍有许多论者祖祧许寿裳的错误说法，一再为之寻找那些与诗艺应是全不搭界的所谓“证据”，如引《浙江潮·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又如引《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同瀛录》之类，致使原本可解的原诗竟然也因这东拉西扯的解诗方式而越发难以理解。关于这些，著者均有小文予以论证，以求最大限度地符合鲁迅先生诗作的原有意蕴，而不是被那些错讹的说法所支配。

《自题小像》所涉及的问题如此之多，其他诗篇被人为弄得莫名其妙的问题也很是不少，可参阅各诗笺证所及，这里就恕不多述了。至于某些颇为“权威”的说法一出，使得此后其他注本一误再误的现象固然也就免不了了。这大概就是由于人们把鲁诗动辄往政治上“贴靠”的解证立场或不作深入思考就随手抄录的利用原则使然吧，许多诗尽管被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一些论者其实在做不着边际的方式说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一些论者恐怕没能找对词语源头或典故出处，以及未能很好地领会鲁迅那些跟其诗隐相照应的文章——大有干系。

这无疑使人觉得很是可惜。

于是，著者就一边通过仔细研读鲁诗，一边仿照唐人李善注《文选》的做法来求其语源；诚然，我同时还得全面研读《鲁迅全集》，看看有哪些文章可以阐释鲁迅的诗歌的，将其摘抄出来，以期相互印证。此外，我觉得鲁迅先生的亲友对某些诗歌的理解与阐释，应该具有他人所难以替代的功效，故此亦不惜时间和精力广泛搜罗，以期读者加深对鲁诗的理解与赏会（请参阅拙“跋”）。对此，读者朋友们想必是会欢迎的。

令人深感欣庆的，在研读鲁迅先生诗文的过程中，阿袁还因此极为幸运地结识并加强联系了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百忙之中为拙著撰写序言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以他对鲁学的精研有得及其丰厚的鲁学涵养，对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因而，他也正是使阿袁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极大教益的。而至今有着十五六年交谊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熊盛元研究员，以其深厚的国学素养和颇为全面的知识储备（不仅能够熟背四书五经并能融会贯通，而且仅唐诗就能背诵一万馀首，此外他还通盘掌握外国文学艺术知识），使阿袁深为受益；同时，他对鲁诗亦甚为谙熟（他平时很少表露这方面的素养，只是在同阿袁谈诗或给阿袁评点诗词时涉及，深知他其实颇为精通鲁学），使拙著在笺注时不至出现太多的误差。孙先生和熊先生都是世务繁忙的饱学长者，现都不我遐弃地勉予赐序和把关；毋庸置疑，我是深自感幸的。

而同样深感欣幸的，是我跟完成责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人民出版社兼东方出版社文化编辑室主任刘丽华编审电话中一谈起本书稿，她便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期待。此后，本书稿通过丽华女史一系列细致而有效的把关和匡助，方得尽快面世。相对目前那么些只是希图或首先希图经济利益，而不讲求书稿质量甚至在粗制滥造图书（尤其跟鲁迅先生有关的图书）却又自以为是的“文化”编辑，丽华女史和人民出版社领导这种迅即毅然决然出版学术著作的风概，无疑使人在现今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倍感精神一振！

临了，亦即在撰写本文的两天前，阿袁因初稿撰成并校阅一过，心有所感，就做了两首郁达夫先生文中一再所说的“山歌”，题为《<鲁迅诗编年笺证>稿成感焉自题二律》，现予录呈，以博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一粲；曰：

诗成风雨过虹桥，今古何尝说梦遥。

温饱王曾心未释，怨恩主父骨先销。

茫茫差报琴歌舜，琐琐安辞犬吠尧？

省识民魂仍自警，春江滚滚木萧萧。

其二是：

果然鲁海壮无穷，应接山阴照眼红。

史事经心金碧外，世情抚髀有无中。

未筹诗国匡时略，敢报文坛浴日功？

最是风云京沪里，倩谁寒夜忆匆匆！

阿袁 于京门何陋居

时2009年12月23日也

细说笺证鲁迅诗经历

今年1月，温籍青年旅京学者阿袁笺证的《鲁迅诗编年笺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约六十万字。

书中，阿袁根据鲁迅诗歌背后的事实和诗歌本身的内在要求，厘清众多纷繁芜杂而又易于混淆的说法，为读者理解鲁迅诗歌提供了多样的视角，读者未必都同意其观点，但书里丰富的史料和笺注，对我们走进一个智者的世界，很有帮助。《人文周刊》为此邀请阿袁撰文，和读者聊聊他撰著《鲁迅诗编年笺证》的前后。

——编者

成就一件好事，大抵极其需要良好的机缘遇合；我在撰著出版《鲁迅诗编年笺证》的过程中，便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

就在出版了《唐诗故事》《宋词故事》等书后，我继续深入研究唐诗宋词，期间偶然看到一本名叫《郁达夫诗词笺注》的书，深为其中错误百出而惆怅不已。心想同样也是爱好郁达夫诗，我何不自行笺注以正本清源？

在寻找资料正要笺注郁诗时，来听我关于中国名家诗文课程的几位资深研究员获悉这消息，他们说，在学诗过程中很想详细了解鲁迅先生的诗歌（以下简称鲁诗，主要指旧诗），问我能不能笺注鲁诗以便有效学习诗词。对此，我当即答应了；因为我也热爱鲁诗。记得早在1994年于广东清远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诗词研讨会上，我就跟如今已故的饱学而宽厚的长者宋谋玚教授，一同谈起各自热切喜爱鲁诗的情形，认为鲁诗诗味醇厚，格调高雅，蕴涵深广，而又风格多样。

有些关于鲁诗的注释一看就知其谬误得离谱

真正要为鲁诗作笺注时，我却陡然发现鲁诗的内涵颇为不易领会。不说鲁诗所涉及的知识面极为广博，就是其中的意象，大多也因各种情况所致而其题旨特别含蓄，一时难得正解。面对那些鲁诗解说或注释，我发现其中说法颇多自相矛盾，甚至就是互相对立；而有的则一看就知其谬误得离谱——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发觉得那些原以为早已理解了鲁诗的，其实却也未必。

比如，在鲁诗研究领域里作者自谓所著“称得上较有水平的一本”，而我也认为其中某些资料也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一本题为《鲁迅旧诗探解》的书，据我粗略统计，其中颇为明显的知识性错误至少就达260来处。该书如解鲁诗中“无赖春风”的“无赖”为“骂人的话，指不讲道理与人纠缠的人”；又解“两间余一卒”中的“两间”为“指敌人与革命战线之间”，如此等等，真乃不胜枚举。其实这些都是望文生义、以今律古和不知诗词固有用法所导致的笑话。对此，我征引杜甫、李商隐等著名诗人的十来个与鲁诗用法相同的诗例来证明前者不是“骂人的话”，而是“形容春光可爱”；而后者意谓“天地之间”，除了征引《宋史·胡安国传》等比较早的语源之外，其实，鲁迅本人早期所写《文化偏至论》中的“充塞两间”“生存两间”，这“两间”也一样只是“天地之间”的意思。

此外，其他关于鲁诗的注解或赏析比较有名的约一二十种书，尽管其中一些作者的名头着实不小，但知识性“硬伤”却也时时在眼前闪现。如其中某本书的作者是全国颇具声名的老辈学者，但甚为遗憾的，其中的谬误令人难以置信地纷纷展示。对鲁诗《惜花四律》中的“素心”解释，该书注说：“陶潜《归田园居》：‘素心本如此’”云云。我知道鲁迅终生喜好陶渊明的诗集（《鲁迅日记》记载他曾几次购买陶潜的各种版本的集子），因此我早就通读过其全集，觉得陶氏应该没有这句子，但也想不起它究竟是谁的诗句。后来我诵读《文选》发现，这是南朝人江淹的诗句，诗题应作《陶徵君<田居>》（一作《拟陶潜<田居>》），而且诗中“本”应作“正”。我一时觉得还拿不准，又取读了其他版本的江淹诗集，证明这“素心正如此”——“正”乃无误；又因偶然翻阅《辞海》，我惊异地发现注解者原来是搬用了《辞海》之误所致，但《辞海》还没有弄错诗句，可见该注者在误引时又进一步改错了。

而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近年出版的一本关于鲁迅诗歌的小册子，尽管“执笔人员”阵营堪称豪华，却竟然把全篇仅有两句是五个字的“骚体诗”《祭书神文》乱行定为“五言诗”。又把鲁迅当年在南京就读的“江南陆师学堂”说成“南京陆所学堂”。像这样每页至少有三四处明显错误的现象，真令人不堪卒读。面对这种委实太多的误人自误的鲁诗说解者，痛心之余，我奋然下决心要为正确笺解鲁诗尽上一份绵薄之力，尽管我知道自己的诗学素养跟知识浑灏无涯的鲁迅先生相比，其相差固然也不可以道里计的。

由《自题小像》的“遭遇”探究鲁诗为何常被误解

事实上，作为现当代写白话文的作家中公认首屈一指的大诗人（虽然其小说和杂文等品类的文字似乎更为世人所知），鲁迅先生仅仅70余首新旧体诗的数量，固然不能算是很多。但就这个诗歌数量，自其面世以来，近百年间对其诗意的理解，却也颇为纷繁。鲁诗使用了为数不少的典故，这在当时文网特密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所见许多鲁诗的解释或笺注，其中所找的词语源头或说典故有许多也并不准确，或竟一直就未曾找出来过，从而就把鲁诗的蕴涵搞得似是而非甚乃支离破碎。

这里且举著名鲁诗《自题小像》的“遭遇”，想来当可说明一些问题。

关于该诗“首先发表”的时间与出处，就连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版的《鲁迅全集》（共18卷）亦仍是沿袭旧有讹误；不难求证，此前其他有关此诗的著作自然也都讹误着了。它们都一再说那是出于鲁迅好友许寿裳1936年12月19日所写的《怀旧》一文，该文发表在1937年1月的《新苗》第13期。事实上，该诗最早应见于许先生1936年10月27日所作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不是指后来与此名目相同的书，虽然该文也被收入其中），该文发表于1936年11月《新苗》第11期，比《怀旧》早了两期。由于当事人许先生的一再误记误说（多篇文章均一再误予提到），使得此后所有关于该诗的注释几乎没有不以讹传讹的。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自题小像>并非<怀旧>中“首先发表”》的论文（该文曾发表于2009年《鲁迅研究月刊》）。这是其一。

许先生对于此诗典故理解的纰缪，使得全诗几不可解。因为他说首句中的“神矢”是使用了所谓的“异域典故”；于是，此后多数论者就认定这是“爱情之典”甚乃“引申”为所谓的“爱国之典”，以致连诗中的“灵台”，也因误引《庄子》而解释为“心”（即便最新版《鲁迅全集》等版本也是如此），从而使全诗的内蕴竟云山雾罩起来。这无疑就完全背离了绝句诗的基本作法。这样的说诗方式，不说鲁迅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定将不能答应，就是作为后学的我们委实也是不能赞同的。其实，该词语的正确典源，应该是比《庄子·庚桑楚》还要早些时候的《诗经》——《诗·大雅·灵台》。因为只有这样征引语源，全诗才解释得通。这是其二。

而关于该诗的写作时间，自己也很喜爱该诗的鲁迅早已说得很明确了（曾多次明确提到），证以其行实，自可信从。但由于许寿裳先生的一再误记，使得除了极少数学者主张鲁迅本人的说法（当然，其确证的理由似乎尚需补充以及其论点尚需修正），仍有许多论者祖祧许寿裳的错误说法，一再为之寻找那些与诗艺应是全不搭界的所谓“证据”，致使原本可解的原诗竟然也因这东拉西扯的解诗方式而越发难以理解。这是其三。

关于这些，笔者均有小文予以论证（为方便读者核查，请参阅拙著《鲁迅诗编年笺证》附录部分），以求最大限度地符合鲁迅先生诗作的原有意蕴。

2009年11月19日，我用心撰写了一篇几近16000字的长篇论文：鲁迅<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

矢”正解和作年及其他来指明目前“鲁研界”广泛认可的关于该诗的几乎是“定论”——“1903年写于日本”和“首先发表于《怀旧》”等说法——的谬误。我根据诸多论据，指出目前

似乎广泛认可的关于《自题小像》的系年、创作地点和诗意理解大多不确，最后论定鲁迅这

“首先发表”于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的《自题小像》，是鲁迅1901年1月20日至3月15日期间在故乡绍兴所写的著名诗篇。

鲁迅先生一些诗作之所以久久得不到确切的理解，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论者未能确切明白诗作中的词语源头所蕴含的意义，以及鲁迅先生自身与此相关的文章；再就是先生的亲属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说法未能得到有效参照。当然，这些史料尤其是其亲友的说法也有不足为据的，如先生的终生好友许寿裳的许多说法尽管有其特别的价值，但几处较大的误解却也正是出自其人本身，致使人摸黑走错了路。这可真的使人太遗憾了！

研读大量书籍纠正关于鲁诗的多处错讹

我一边通过仔细研读鲁诗，一边仿照唐人李善注《文选》和宋人任渊注《山谷诗》的做法来求其语源，而重读《尚书》《诗经》以降直至民国以前的大量诗词和古代笔记小说；在笺证过程中，我偶尔也翻阅一些经典工具书，看看自己所笺注的内容是否稳当。同时，我还需通读《鲁迅全集》，将其中与诗意理解相关的内容摘抄出来以冀相互印证。此外，还广泛搜罗鲁迅亲友对某些诗歌的理解与阐释，以期读者加深对鲁诗的理解与赏会。

现在，据我不完全统计，拙著《鲁迅诗编年笺证》明确纠正了鲁迅自身笔误（最新“人文社”版《鲁迅全集》未曾指出）20余处，纠正了最新版《鲁迅全集》及《鲁迅年谱》《鲁迅诗稿》《鲁迅书信集》等权威版本之误约30余处，纠正了鲁迅亲友记述之误40余处，纠正了时人明显错讹者60余处；《鲁迅诗编年笺证》还纠正了《辞源》《辞海》《康熙字典》《幼学琼林》《全宋诗》《文选》和《文选考异》等30余处。此外，我注出了以往注解者未曾涉及的词语源头更是不胜枚举。

那些原本声名卓著的学者或论者何以以前未能发现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大抵跟鲁诗解释中某些颇为“权威”的说法一出，此后其他注本便跟着一误再误有关。而且由于人们把鲁诗动辄往政治上“贴靠”的解证立场或不作深入思考就随手抄录的利用原则，使得许多诗尽管被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其实不着边际。此外，它大概还由于一些并不具备起码的诗学素养的论者由于某种利益驱动（比如为评职称，升职当领导甚或就是为了挣钱，等等）使然，以致争相出版关于鲁迅先生诗歌方面的书。我们只要看看有关鲁迅先生诗歌注解的一些书，便发现其中一些作者其实就在不分是非地照搬早些时候错误的说法。这其中以不明词语源头或说典故最为明显，因为旧诗是很讲究“语典”的，一旦单个的词意理解错误了，往下的整首诗意那就别想还能够幸运地得到正解。当然，由于所引各种资料良多，我也不敢必保对鲁诗的理解丝毫无误；而这，自然是有待于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了。

简述了拙著的撰著缘起及其成书经过，我还想简单说几句关于出版的话。《鲁迅诗编年笺证》书稿撰成后，我电话联系曾责编过鲁迅皇皇大著的人民出版社兼东方出版社的文化编辑室主任刘丽华编审，在听了我对“笺证”书稿的概况介绍后，她当即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期待。时隔不久，仅见到四五千字样稿的《笺证》就幸运地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领导的认可而拍板决定：从速出版。回想起来，此前我跟人民出版社所有人都不认识，而且也没有人介绍的情况下，出版社这种毅然决然迅速出版学术著作的风概，特别使人感动。

现在，这一大册60余万字的拙著《鲁迅诗编年笺证》终于有幸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我在深表感激和幸运之余，也很是惴惴然等候着读者诸君的裁判；而我对往后的“鲁学”研究因之尤其不敢有所懈怠。此外，若要说撰著这《笺证》的感想，我觉得任何一门学问当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的。上文提到的一些书中尽管有那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们对我在笺证时的启发和提醒作用却也不能一概抹杀。对此，我也很是感谢他们先前所做的那些大抵应属筚路蓝缕的艰苦工作。

附记：此文曾刊发于2011年3月10日《温州日报.人文周刊》

解诗与注诗——阿袁作《鲁迅诗编年笺证》序(孙郁)

《鲁迅诗编年笺证》序(熊盛元)

敢教笺证识诗心——《鲁迅诗编年笺证》自序(阿袁)

别诸弟(1900年3月18日)

庚子送灶即事(1901年2月11日) 附周作人诗

莲蓬人(1901年2月11日后) 附周作人诗

祭书神文(1901年2月18日)

自题小像(1901年3月15日前)

叠《别诸弟》元韵 并跋(1901年4月2日) 附周作人诗

惜花四律 步湘州藏春园主人元韵(1901年4月14日) 附藏春园主人原唱

哀范君三章(1912年7月22日) 附周作人诗

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1924年10月3日)

替豆萁伸冤(1925年6月5日)

吊卢骚(1928年4月10日)

题赠冯蕙熹(1930年9月1日)

送O.E.君携兰归国(1931年2月12日)

赠邬其山(1931年初春)

无题(“惯于”；1931年2月28日)

赠日本歌人(1931年3月5日)

无题(“大野”；1931年3月5日)

湘灵歌(1931年3月5日)

无题二首(“大江”、“雨花”；1931年6月14日)

送增田涉君归国(1931年12月2日)

好东西歌(1931年12月11日)

公民科歌(1931年12月11日)

南京民谣(1931年12月25日)

“言词争执”歌(1932年1月5日)

无题(“血沃”；1932年1月23日)

偶成(1932年3月31日)

赠蓬子(1932年3月31日)

一·二八战后作(1932年7月11日)

自嘲(1932年10月12日)

教授杂咏(1932年12月29日)

所闻(1932年12月31日)

无题二首(“故乡”、“皓齿”；1932年12月31日)

无题(“洞庭”；1932年12月31日)

答客诮(1932年12月31日)

二十二年元旦(1933年1月26日)

赠画师(1933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