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太祖开始，进奏院的官员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的政令。宋代进奏官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他们的主要经费是皇帝划拨的，其中最大的一块是镂刻雕版的费用。这些进奏官员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然后印成纸张文本给地方官观看，这也是中国早期的时政类报纸。由于邸报印得太多太滥，甚至出现宫中私人生活泄露的情况，有进奏官因此受到处罚。

而进奏院也成为唐宋两代地方官员与京官和京城名士的社交场合，宋代就出现过以惩治腐败为名，打击在进奏院内集会的士人的情况。由于在进奏院里激烈地议论朝政，公元1044年，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与其馆阁同僚被北宋朝廷的官员盯上了。苏等人把进奏院日积月累的废纸出售，建立了一个 “小金库”，用“鬻故纸公钱”召妓饮酒，结果受到严厉查处，《宋史》卷422载“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

进奏院在元代被废止，但地方官员进京为各种事项活动的历史在明清两代从未结束过。近代以来，地方政府驻京机构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由于现代人口的激增，一些市、县的人口和经济总量，超过了古代一个省的实力，因此这些地方为了自身发展，也积极在京建立驻京机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与各省之间需要形成一种密切的联络机制，商讨建设立项，审批计划调拨物资的事宜，而当时的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地方党政领导又不能天天在北京待命，为了保持与中央的随时联络，需要一个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负责文件传送，沟通上下。1949年，新中国第一个驻京办——内蒙古驻京办就是带着这种使命设立的。

同时，当时中国刚刚解放，各种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而具有民间团体性质的会馆，有些成为敌特势力潜伏的场所。20世纪50年代后期，很多会馆的财产都遭到了没收或收购充公，取而代之的是各省区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和地市县驻京联络处。一份历史资料显示，1958年至1959年之间共有28个驻京办事处相继成立，且全是省一级的驻京机构。

然而，驻京办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革期间，这些机构全部被撤散。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恢复了各省市自治区办事处，并增设了计划单列市、大型国营工矿企业、建设兵团办事处及地市县联络处。20世纪80年代以后，驻京办的数量迅速增长，驻京办渐渐进入了繁荣期。

“80年代末期，各省市纷纷设立驻京办有深刻的体制背景，一个是当时的财政体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成言教授说，中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中央特别是各部委在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和审批上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寻求更多的资源，纷纷设立驻京联络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除54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2013年，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强调公务接待要厉行节约，反对大吃大喝之风。各类驻京办依然红火，为“舌尖上的腐败”提供庇护之所，成为隐蔽的会所。春节过后，记者走访多家驻京办和驻京联络处，多名相关工作人员称驻京办接待似有减少，不过生意并未受到太多影响，有的甚至出现了包间预订难的情况。

驻京办的数量虽然在减少，但是如果“跑部钱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没有彻底解决，也就意味着“驻京办式腐败”的生存土壤没有得到彻底铲除。在这种背景下，仅仅监督“吃喝行为”，则很可能出现监督成本高、防不胜防的尴尬。驻京办成为反腐风暴中难以得到根本约束的“安全岛”，就是很好的说明。

驻京办是当地政府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属于政府派出机构。通常驻京办级别是低设高配，驻京办负责人一般是政府行政长官助理，或是商务部门、发改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主要是发展对外联络、招商引资、向国家部门的争资跑项活动以及当地官员来访的公务接待。

驻京办和驻上海等地办事处不同，还担负着一些特殊的任务，即截访。近些年来，地方民众常因地方政府部门不能解决的事情进京上访，一是有可能损害了地方政府部门形象，二是有可能暴光社会的一些黑幕。地方政府视为大忌，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设驻京办的原因之一。

应当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驻京办事机构在加强地区间协作、服务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近些年来驻京办暴露的问题堪忧，比如非正常支出庞大，一个县级驻京办一年接待开销会达数百万，相当于一个数万人口乡镇的全部财政收入；地方争资争项形成围困中央之势，负面影响很大，不利于国家部门资源资金的公正分配，并严重腐蚀了一些国家部门官员。这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因此不得不下令限期撤销不合法的驻京办。

国办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京办的意见

（2010年1月19日印发）保留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北京办事处，经济特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已经设立的地级市、地区、盟、州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确因工作需要，经所在省（区、市）人民政府核准后可予保留。

撤销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各类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其他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单位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

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辖区人民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撤销驻京办事机构的工作要在意见下发后6个月内完成。

撤销名单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1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2010年，共撤销驻京办事机构625家。本着信息公开、接受公众监督的原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日前公布了此次被撤销的驻京办事机构名录。具体名单如下：

天津（4家）

市旅游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天津港保税区、市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驻京联络处

河北（33家）

承德市、廊坊市、省外经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省建设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张家口市信访局、武安市、辛集市、肥乡县、怀来县、平山县、高邑县、永年县、张北县、滦南县、香河县、鹿泉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迁西县、临漳县、怀安县、宣化县、涉县、省师范大学、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山海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唐山市海港开发区管委会、唐山市高新区管委会驻京联络处

山西（25家）

省商务厅、省农业厅、省水利厅、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省扶贫开发局、省煤炭销售办公室、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省万家寨引黄工程管理局、运城市发展改革委、侯马市、运城市、孝义市、河津市、芮城县、繁峙县、河曲县、襄汾县、沁水县、襄垣县、朔城区、省风陵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驻京联络处，省驻京劳务管理处、文水县驻京劳动力管理处、晋卫招待所（省卫生厅批准设立）

内蒙古（19家）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农业厅、自治区粮食局、自治区交通厅、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自治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牙克石市、乌兰浩特市、阿鲁科尔沁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额济纳旗、九原区、海拉尔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驻京联络处

辽宁（10家）

阜新市、省公安厅、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开原市、金州区、新抚区、新宾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县、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驻京联络处

吉林（20家）

省经贸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延吉市、洮南市、集安市、珲春市、梅河口市、德惠市、双辽市、临江市、大安市、汪清县、长岭县、安图县、铁东区、镇赉县、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通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驻京联络处

黑龙江（22家）

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委员会、省财政厅、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省监狱管理局、省经济委员会、省林业厅、哈尔滨市外事办公室、佳木斯市财政局、肇东市、庆安县、虎林市、兰西县、阿城市、双城市、穆棱市、绥芬河市、五常市、鸡冠区、梨树区、黑河市经济合作区管委会驻京联络处

上海（8家）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松江区、嘉定区、金山区、市联合产权交易所、市文化广播影视集团驻京联络处

江苏（31家）

省建设厅、海门市招商服务中心、泰州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南通市崇川开发区招商局、南通市建设局、淮安市建工局、江宁区、昆山市、宿豫区、亭湖区、常熟市、张家港市、宜兴市、如东县、如皋市、吴江市、锡山市、武进市、溧阳市、太仓市、海安县、启东市、通州区、射阳县、句容市、丹阳市、泰兴市、海门市滨海新区、高港区、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南通开发区管委会驻京联络处

浙江（54家）

省外办、省交通厅、省外经贸厅、舟山市发展改革委、宁波市信访局、富阳市招商局、临安市外经贸局、西湖区招商局、萧山区、余杭区、余姚市、慈溪市、镇海区、鹿城区、瓯海区、乐清市、瑞安市、永嘉县、泰顺县、长兴县、绍兴县、诸暨市、嵊州市、上虞市、东阳市、永康市、温岭市、临海市、玉环县、景宁县、鄞州区、龙湾区、文成县、平阳县、苍南县、嘉善县、平湖市、海盐县、海宁市、新昌县、浦江县、普陀区、青田县、奉化市、宁海县、象山县、淳安县、宁波市开发区管委会、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管委会、省重点项目前期办、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驻京联络处，省人才工作驻京联络处、下城区驻京商务联络处、舟山市驻京信访工作联络处

安徽（14家）

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监狱管理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煤矿安全监察局、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金寨县、宿松县、怀宁县、利辛县、肥东县、桐城市、泾县、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驻京联络处

福建（20家）

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省交通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林业厅、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福鼎市、永安市、长乐市、石狮市、晋江市、福清市、福安市、清流县、闽侯县、宁化县、周宁县、柘荣县、连江县驻京联络处，省财政厅北京东海智企业管理中心（省财政厅批准设立）

江西（47家）

省发展改革委、省国防科工办、省财政厅、省信息产业厅、省农牧渔业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监狱管理局、省水利厅、省林业厅、省粮食局、省广播电视局、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井冈山市、瑞昌市、永丰县、瑞金市、金溪县、鄱阳县、婺源县、于都县、进贤县、赣县、丰城市、万载县、袁州区、奉新县、都昌县、万安县、泰和县、彭泽县、修水县、高安市、铜鼓县、黎川县、永新县、余干县、樟树市、宜丰县、湖口县、靖安县、安远县、浔阳区、会昌县、上高县、浮梁县、青城开放开发区管委会驻京联络处

山东（46家）

潍坊市、菏泽市、省交通运输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建工局、泰安市财政局、章丘市、即墨市、莱西市、蓬莱市、龙口市、莱州市、海阳市、招远市、宁阳县、文登市、蒙阴县、乐陵市、牡丹区、牟平区、荣成市、平度市、栖霞市、莱阳市、新泰市、东平县、乳山市、临朐县、苍山县、费县、阳谷县、高唐县、莱城区、兰山区、成武县、巨野县、鄄城县、芝罘区、福山区、阳信县、沾化县、东营经济开发区、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烟台市开发区管委会、山东省经济技术开发中心驻京联络处、阳信县驻北京招商引资办事处

河南（34家）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鹤壁市财政局、光山县、扶沟县、偃师市、林州市、禹州市、鹿邑县、伊川县、魏都区、巩义市、商水县、项城市、许昌县、宜阳县、殷都区、睢县、洛龙区、登封市、荥阳市、新郑市、洛宁县、范县、温县、沁阳市、孟州市、襄城县、柘城县、上蔡县、淮阳县、郸城县、太康县驻京联络处

湖北（66家）

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厅、省水利厅、省人民政府外事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粮食局、省农业厅、省建设厅、东西湖区、孝昌县、石首市、监利县、汉川市、应城市、谷城县、大悟县、麻城市、蕲春县、沙洋县、丹江口市、嘉鱼县、红安县、巴东县、南漳县、枝江市、房县、沙市、沙市区、咸安区、宜城市、咸丰县、鹤峰县、老河口市、黄梅县、阳新县、大冶市、洪湖市、公安县、松滋市、钟祥市、赤壁市、荆州区、江陵县、宜昌市、襄阳区、樊城区、孝南区、京山县、罗田县、英山县、浠水县、崇阳县、广水市、襄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荆州市开发区驻京联络处，江岸区、江汉区、汉阳区、武昌区、新洲区、青山区、黄陂区、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洪山区、江夏区、十堰竹溪驻京群众工作临时专班

湖南（48家）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学技术厅、省教育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省监狱管理局、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省水利厅、省商务厅、省建设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中国贸促会湖南省分会、邵东县信访局、浏阳市、华容县、资阳区、新化县、耒阳市、永兴县、长沙县、祁阳县、汨罗市、湘乡市、武冈市、岳阳县、双峰县、平江县、祁东县、望城县、常宁市、宁乡县、衡南县、衡山县、双清区、隆回县、新邵县、君山区、桂阳县、嘉禾县、东安县、新田县、江永县、溆浦县、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省广播影视集团驻京联络处，邵阳县维稳工作组

广东（12家）

汕头海洋局、省人民政府外事办、省农垦总局、增城市、台山市、三水市、潮阳市、番禺市、高要市、南海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驻京联络处

广西（3家）

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自治区财政厅驻京联络处

海南（2家）

省农垦总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驻京联络处

重庆（13家）

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社保局、市城乡建委、九龙坡区、涪陵区、黔江区、南川区、永川区、酉阳县、綦江县、大足县、开县、武隆县驻京联络处

四川（10家）

省交通厅、省发展改革委、仪陇县、双流县、都江堰市、三台县、高坪区、阆中市、仁寿县、渠县驻京联络处

贵州（1家）

仁怀市驻京联络处

云南（6家）

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厅、省农业厅、省煤矿安全监察局、省人民政府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办公室、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驻京联络处

西藏（10家）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电力工业局、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林业局、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日喀则地区行政公署驻京联络处

陕西（11家）

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省科技厅、横山县、周至县、户县、神木县、临潼区、蓝田县、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驻京联络处

甘肃（28家）

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省科学技术厅、省劳动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粮食局、省烟草专卖局、省商务厅、省农牧厅、省林业厅、省卫生厅、省外事办、省煤矿安全监察局、省工商局、省信访局、省供销合作社、华亭县、崆峒区、临洮县、永登县、榆中县、凉州区、武都区、广河县、渭源县、陇西县、岷县驻京联络处

宁夏（7家）

固原地区、吴忠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厅、自治区农垦事业管理局、自治区水利厅、青铜峡市驻京联络处

青海（14家）

果洛州、省发展改革委、省劳动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粮食局、省农牧厅、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省扶贫开发局、省经济委员会、省外事办、省信访局、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驻京联络处

新疆（7家）

伊犁河流域开发建设管理局、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发工程建设管理局、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阿勒泰市、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驻京联络处

整改进展正规县级驻京办可“如期撤离”

据记者调查，面对国务院的禁令，436家登记在册的县驻京机构已基本完成注销，部分暂未注销的机构也声称“正在走程序”。各省政府在回应驻京办的撤离进度时，答复也是“如期撤离”。记者在网上查询驻京办信息时发现，此前对外公布的县级驻京办网页已经撤下，电话也极少在网上挂出。少数名为某县驻京办的电话，要么无法打通，要么打通后是宾馆前台的电话。

2010年6月18日，以商谈合作项目为由，致电河北张家口市、邯郸市，山西大同市、晋城市等多个地区的驻京办，均得到县级驻京办已撤离的答复。

“黑驻京办”仍活跃京城

在外界看来，此次驻京办的整顿最后会以“雷声大雨点小”收场。

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中央已经看到了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先期采取严厉措施进行了规避。不过，这只适用于登记注册的驻京办，对于一些压根就没登记，甚至连正当办公场所都没有的“黑驻京办”，有关部门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记者在暗访调查中发现，这些驻京办多以家庭为单位，人数极少，无需办公楼，仍然活跃在北京西站、北京站、三元桥等距离火车站或机场较近的小区。

19日，记者走进北京西站附近的北蜂窝路一小区，此前，该区域密集驻扎着10多家“黑驻京办”，随着风声趋紧，挂出的驻京办牌匾早已不见踪影。但小区居民透露，这些人还没有撤，经常抛头露面的驻京办已经转入地下。

根据知情人指引，记者在小区楼道发现了江西省一县级驻京办的负责人。据他透露，该县仅派俩人驻京，就是他们夫妻，因此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机构，“只能算是一个家庭联络点吧”。他说，平日里主要负责一些领导接待、有一定层次的老乡关系维护，以及部分维稳工作。据悉，由于驻京以来积累了不少企业资源，这个没有挂牌的驻京机构基本上可以自负盈亏，仅需县政府报销来往两地的交通费、住宿费即可。因此，在这个“驻京办”主任眼里，“我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官员，就是个跑腿的，也没花国家的钱办自己的事，不亏心”。

在距离首都机场只有30分钟车程的三元桥，也是县驻京办聚集的一个地区。在新源里小区就发现，中部某省的农业厅驻京办就藏在居民楼中。尽管国务院、省政府三令五申，严禁以各种方式存在，但该驻京办仍然抱有幻想，期望和省发改委驻京办一样加入到省驻京办的行列。该驻京办没见丝毫的动静，所有驻京资产、职能均没有变动，人员也未撤离，一切工作照旧，正如小区居民笑称的“管它刮风下雨，我自独享一隅”。

中国古代

驻京办因数量众多及其去留争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实，驻京办事处并不是近代才有的事物，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我们就已经能够追寻到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影子——进奏院。

进奏院是唐后期地方藩镇设置在当时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的驻京办事机构，最早出现于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 ）。进奏院之前，早在战国秦汉时代，其实就已经有了“驻京办事处”的影子——邸。但邸仅仅是地方官员进京时的起居之地，还没有固定的驻京代表来主持这些邸的日常工作，尚不具备联系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因此它还只能算作是“驻京办事处”的雏形。进奏院和邸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设置之初就有地方指派的进奏官主持日常工作。进奏官常驻京城，作为藩镇的代表同朝廷进行沟通、交流，处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各种事务。驻京机构——进奏院，驻京代表——进奏官，两者的结合以及进奏院在信息上传下达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使其具备了现代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基本性质。

唐代长安城规划严整，除去宫城、皇城以及居民居住的坊之外，还有东、西两市作为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的场所，发挥着对长安城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作用。唐代进奏院就集中分布在东市周边的几个坊内，其中尤以最为繁华的崇仁坊和平康坊为多。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崇仁坊）北街当皇城之景风门，与尚书省选院最相近，又与东市相连……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长安志》卷8《崇仁坊》，《丛书集成初编》第3210册）平康坊则是“诸妓所居之聚也”（孙棨：《孙内翰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丛书集成初编》第2733册）。而且现今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随着大明宫和兴庆宫的修建，以东市为中心，朱雀街东形成了贵族和官僚集中居住区。这就使以东市为中心的一片区域，成为唐后期长安城各种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的集散地。所以，进奏院选址于此，不仅便于进奏官的日常生活，而且便于他们搜集情报，交通权贵，开展日常工作。

进奏院不仅可以为来京的地方官员提供住宿之处等各种方便，而且由于唐后期中央式微，地方藩镇势力崛起，进奏官在京城也会狐假虎威，代表地方政府同中央斡旋，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尤其是势力较强的藩镇，其进奏官会更加有恃无恐。《资治通鉴》卷二四四载：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朝廷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杨志诚的进奏官徐迪便用略带威胁的口吻向朝廷抗议：“军中不识朝廷之制，唯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这是卢龙镇的进奏官公然地和朝廷谈条件、邀利益。在当时藩镇势力强大的背景下，进奏官“作为藩帅的心腹，主要还是作为藩镇对付朝廷的工具”（张国刚：《唐代进奏院考略》，《文史》第18辑，1983年）而存在，唐王朝对进奏官进行有效管理是有一定难度的。当然，若遇地方发动叛乱或拒命不遵，唐王朝也会拿这些地方政府代表——进奏官开刀，并加强对其进奏院的监管。文宗太和元年，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擅据沧、景，拒命不遵，朝廷便下诏：“（其）进奏官皇测等七人，并锢身分配羊、阆等州”（《册府元龟》卷925《总录部》，中华书局，1960年）。同时，因为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暗助李同捷叛乱，朝廷也下诏：“其上都进奏院，宜令御史台、京兆府切加守捉，禁其出入，待敕后处分。”（《册府元龟》卷123《帝王部》）

进奏院除了作为地方政府同中央博弈的工具存在而外，更重要的是作为两者之间信息交流、往复的渠道而存在。安史之乱后，在唐前期中央与地方交流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朝集制度废止，当时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沟通上下的新渠道。进奏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当时的进奏官通过进奏院状报向藩镇长官传达其在京城搜集到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内容广泛，包括官员任免、朝廷及他镇的政治军事动向等等，其中还包括一些通过非常规手段刺探而来的信息情报。因为进奏院向地方传达信息的速度较快，所以朝廷也会通过进奏院向藩镇长官下达相关文书、传达政令。地方奏章、上贡、进奉等也以进奏院为中转站上传中央。中央与地方之间以进奏院为媒介，形成一个信息往来的通道，发挥了联系上下、沟通中央与地方的重要作用。

史料中可考的唐朝进奏院的数目为五十余家，这与唐后期藩镇数目基本一致。马端临《文献通考》载：“五代以来，支郡不隶藩镇，补人为（上都知进奏院官）者，听其置邸，隶藩镇者兼掌焉。”（《文献通考》卷60《进奏院》，中华书局，1986年）也就是说，从五代开始，不隶属于某个藩镇的州也开始在京师设置进奏院。到宋初，随着藩镇的解体，进奏院设置权限随之下移，“逐州就京师各置进奏院”，进奏官皆由“本州镇补人”为之（同上），从而使进奏院的数目激增，带来了管理上的巨大不便。而且，随着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重新走向正轨，作为州一级政府代表的进奏官，其地位同唐后期作为藩镇代表的进奏官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地方将吏多不愿背井离乡，常驻京城担任进奏官。地方政府转而招募京城本地人担任进奏官。这些京师人以私宅作为办公地点，不仅不利于朝廷对其工作进行监督管理，而且使朝政信息毫无保密性可言。因此，对进奏院进行改革迫在眉睫。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政府对进奏院进行一系列改革，主要举措为设置都进奏院对各州进奏院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对众多进奏官进行厘选，从中挑选出一百五十名继续担任进奏官，每人负责“二三州军”的联络沟通事宜。这样，北宋朝廷不仅规范了对进奏院的管理，而且把进奏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从而加强了对进奏院的控制。虽然进奏院存在直至南宋灭亡，但自此开始逐渐失去了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性质，转而成为朝廷控制下的、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

2010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4月1日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清理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工作进行部署。截至目前，共撤销驻京办625家。

截至2010年7月底，各地政府及政府部门驻京办共有971家，其中省级政府（包括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经济特区政府驻京办50家，地市级政府驻京办304家，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驻京办189家，县、市（县级市）、旗、市辖区政府驻京办374家，各类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其他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单位的驻京办54家。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根据《意见》相关规定，各省区市政府认真开展清理撤销和自查核实工作。北京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严格把关，对各省区市政府提出的拟保留和拟撤销的驻京办事机构名单进行了严格审核。

发展展望

2010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规定在6个月之内，撤销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县级驻京办，市级驻京办经所在省人民政府审核后可予保留。

也有人提出，驻京办不会消失，改头换面继续存在。

改头换面：“潜伏”与“半潜伏”生存

国办2010年1月29日发文明确：县级驻京办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一律撤销，严禁在京设立新的办事机构。11月9日，625家被撤驻京办名录公布。然而，撤销令发布一年之后，地方政府驻京办改头换面，依旧在京“潜伏行动”。

为何令行不止？专家分析，因为地方政府设驻京办的诉求没变：拿项目跑拨款、招商引资，还有截访维稳任务。地方政府违规私设驻京办，根源在于行政审批制度以及接访劝返机制，“关键问题还是惩戒不到位，违规成本低”。因为办公地点多是民宅，或者干脆寄居在老乡的公司或家里，“不挂牌，不对外公开身份，甚至不印名片。除了熟人，想找到我们可不容易”。

类似情形在湖南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同在裁撤名单中的长沙县，其政府官网“部门单位”一栏中，驻北京联络处，与县规划局、县旅游局等政府职能部门并列。6日，该县政府办政务值班室一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确认，“驻京办”仍旧有人在北京。

与这种不挂牌“全潜伏”相比，同样在裁撤名单之列的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驻京办”，可以说是相对高调的“半潜伏”。东城区分司厅胡同17号院门前的指路牌，清晰标明了其驻北京联络处的地点——分别位于院内的2号楼、3号楼。

“伊川县政府驻北京联络处-6区10号楼”，丰台区总部基地的指路牌，也明示了河南省伊川县“驻京办”的所在地。8日，三四名小伙子在屋内忙碌，称正在搬家，“驻京办撤了，明后天就不在这儿办公了”。可是16日下午，该联络处依然原址“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