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24 11:17
骈文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有品种。是与散文文学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骈体文学”。清代学者(阮元)从《尚书》《周易》《诗经》等先秦古籍中搜集一些对偶句子,就认为那即是骈文了。南北朝骈文中也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
骈文,文体名。与散文相对。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工整,声律谐美,藻饰华丽,多用典故。句式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者,称四六文,为骈文中的一体 (《汉语大词典》)。骈文是一种从修辞学角度划分的文体,是以对偶句为主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一种美文:以对偶句为主是骈文本质;对音律的要求在散韵之间;讲究辞藻华丽的美学效果。如鲍照《芜城赋》、孔稚珪《北山移文》、庾信《哀江南赋》等。
6、产生:汉到六朝,散文“文笔”对立。“文”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笔”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文笔分裂,骈散对举。
《与朱元思书》原文:“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与朱元思书》译文:“风尘烟霭全部散尽,天空与山峰显露出同样清澄的颜色。让船随着江流飘浮荡漾,任凭它或东或西。从富阳到桐庐,一百来里水路,奇峭的山峰奇异的流水,天下独一无二。江水全都呈现出一片青苍之色,千丈深也能见到水底。游动的鱼和细细的卵石,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湍急的流水快于飞箭,汹涌的江浪势如奔马。两岸夹峙的高山上,全都生长着耐寒常青的树木。山依恃地势争着向上,互相比高比远。争着向高处笔直地指向天空,形成千百座峰峦。泉水冲击着石块,发出泠泠的声响;好鸟彼此和鸣,织成嘤嘤的谐美旋律。蝉儿则无休止地鸣叫不停,猿猴则千百遍地啼叫不绝。在仕途上鹰一般冲天直上的人,望一眼这么美的峰峦就会平息热衷名利的心;整天忙于筹划治理世俗事务的人,看一看如此幽美的山谷就会流连忘返。横斜的树枝遮蔽天日,即使白天也像黄昏那样阴暗;稀疏的枝条交相掩映,有时也会漏下一些光斑”。
《马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篇文章,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795—800)。
原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shí)或尽粟(sù)一石(古音为dàn,今音为shí)。食(sì)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xiàn),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译文:日行千里的马,吃一顿有时要吃尽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要以它日行千里的本领来喂养,这样的马,即使有日行千里的才能,(但是)吃不饱,力气不足,才能和优秀的素质(也就)显现不出来,想要它和普通马一样尚且不可能,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中国古代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文体。
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
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
中唐古文运动以后,稍告衰落。
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
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
清初,作者接踵而起。
直至清末,骈文仍在流行。
清末王运为最后一个作家。
以对偶句(骈句)为主的文章叫做骈文。与之相对,以非对偶句(散句)为主的文章叫做散文。散文——古代散文: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现代散文: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文学样式。散文特点:形散而神不散;意境深邃,注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抒情性强,情感真挚;语言优美凝练,富于文采。骈文特点:
1、对仗;骈体文的句子多数是四、六句,而且对偶。吴均《与朱元思书》。
2、声韵;讲究“四声八病”,用字讲究平仄。孔稚珪《北山移文》。
3、用典;用古代的人和事来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鲍照《芜城赋》。
5、句式来讲,骈散自来并存,往往互相搭配,自由组合。
1、明王志坚《四六法海》“总论”说:“古文如写意山水,俪体如工画楼台。”
2、现代学者钱基博指出:“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文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于板滞,与四六分疆。”(《骈文通义》)
3、台湾学者张仁青说:“散文主气势旺盛,则言无不达,辞无不举。骈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约,摇曳生姿。”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恒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庾信《哀江南赋序》)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庾信《哀江南赋序》)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庾信《哀江南赋序》)
韵文——[解释]:与“散文”相对。泛指用韵的文体,如歌谣、辞赋、诗、词、曲以及有韵的其他文体(《汉语大词典》)。韵文是讲究格律的,甚至大多数要使用同韵母的字作句字结尾,以求押韵的文体或文章。包括了如赋、诗歌、词曲等。不同时代有其流行的韵文文体。包括:
1、周、春秋:诗经,以四言为主的诗歌。
2、战国:楚辞
4、唐:唐诗、乐府
6、元: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
7、明、清:戏曲、赋
8、近代:新诗、歌词
骈文是一种从修辞学角度划分的文体,它与其它文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讨论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是骈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吴佩珠的《试论唐代散文与骈文的关系》(《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郑力戎的《从唐宋古文大家看骈散之分》(《文史哲》1988年第3期)、高光复的《以诗入赋和以骈入赋》(《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吴新雷的《论〈红楼梦〉中的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4期)、于景祥的《〈红楼梦〉与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张思齐的《散文、骈文、美文:比较观照中的文体辨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吴在庆的《骈文与诗、赋相互影响的两点思考》(《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于景祥的《骈散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熊江梅、张璞的《骈文与桐城派》(《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等论文有集中的论述,其关注点主要是骈散关系。骈文的存在对其它文体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所忽略的。探讨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就是承认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的课题可做,比如骈文对唐传奇、敦煌变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戏曲等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尚未有人专门研究,还有待学者们继续去探讨。
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既精神性价值。
关于精神,可以有诸多不同的定义。我们一般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界定精神这一概念的:它是人内在的一种意向性存在,是人的理性与感性诸多心理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因而,精神的价值不同于物质的价值,它是内在的、本体的、不断超越自身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是文学艺术家的精神活动,文学作品属于人类的精神产品,文学艺术的接受鉴赏也属于人们的精神领域的活动,所以,文学艺术的精神性价值应当是其自身最为内在的、基本的价值所在。正如早期的德国现象学学家Moriz Geiger指出的,“在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构成其价值的确定的特性。如果有人只把艺术理解成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那么,他就无法理解艺术。这些价值都是作为存在于艺术作品之中、作为被包含在艺术作品之中的特性而得到人们体验的。”
艺术,在履行自己的种种“服务”职责时,反而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它自己,而我们在拥有过多“艺术作品”时却失落了“艺术的精神”。
艺术,并不仅仅是工具,甚至也并不总是“作品”。但是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生活的内涵,是生命赖以支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