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致函前湖广右副都御使冯岳以争取支持。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在京城又与新任湖广巡抚刘伦面商建县事宜，刘伦很为重视，并即将建县之事交麻城县令苏松筹办。不久，刘伦离任，建县事再被搁置。次年，耿定向奉命视察西夏，途中偶遇新任湖广巡抚张雨，又与张雨洽谈建县问题。此际监生王国任联络了一批蓍宿联名上书，于是巡抚张雨令下属集议建县事宜。

黄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徽、巡按湖广监察御使唐际禄、布政使徐南奎、按察使刘斯洁均赞同建县，建县之议至此遂定。嘉靖四十一年，礼部尚书徐阶竭力襄助，嘉靖四十二年春，经户部复奏，朝廷批准正式建县。拟析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滠源乡八里甲，黄冈上中和乡十二里甲为新建县属地，定名为新安县，嗣后改名为黄安县（今红安县）。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一。

据《麻城县志》、《红安县志》载：麻城县原有版图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现约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乡千余平方公里（原孝感乡面积为千余平方公里，占麻城县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黄安县原有版图面积约1976平方公里（民国时期划出180平方公里与河南新县及湖北大悟县，现版图面积为1796平方公里）。

由此可知，黄安县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从麻城县柝出，而孝感乡为麻城县边隅，地接河南，相当于今红安县七里坪以及城关（姜家畈）一线东南的大部为原孝感乡属地。原孝感乡小部属地留在了麻城县。如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而邓家磅村自孝感乡划入黄安后一直属麻城浮桥河乡。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二。

黄安县自建县至晚清，一直设置三乡（亦称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乡里之名-----太仙（太平乡、仙居乡的缩称）、中和、滠源。民国时实行县、区、会、甲建制，全县设10区，笫五区名为仙居区；1929年5月红七军在黄安建立苏维埃政权，全县亦划为10区，第五区仍名仙居区。

1947年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黄安解放区，全县划为7个区，其中有名太仙区者，乃沿袭明清旧称。这里所称之仙居乡，实为原孝感乡旧土，原孝感乡已是有其地而无其名。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三。

据上，可以确切地说，移民圣地孝感乡地跨今红安县、麻城市，大部分在麻城市境内。

麻城孝感乡向外移民起自何时于史缺载。据《石柱厅乡土志》载，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它告诉我们二条重要信息，一是说明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说明至迟在南宋初孝感乡己零星向外迁播。然而大规模向外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规模移民的要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容纳众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元、宋之战曾使四川人口锐减。据《内江县志·内江旧户多楚人说》：“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 这是说四川人被杀得无民可牧，故元朝廷无法设置地方官府。《潼川府志·九贤祠记》载元军屠川云：“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应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 余玠抗战八年之久，“使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宋史·余玠传》）余玠遭权臣所忌，召回临安夺职削权，玠郁愤而死，蜀事更无可为之人。于是蒙军如破竹之势攻占全川，所到之处，尽行“元法” 。各州县百姓逃之不及，被捕获者以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 ，日日如此，屠杀不止。仅在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传》）汉州城破，元军屠城，“血洗焚荡，死者十余万家。”（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以每家5口计，则为六十万人左右！按此数计，元军“屠成都，焚眉川，蹂践邛蜀鼓汉简池永康，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又有欲乘舟避兵祸者，因拥挤落水“以数十万计。”（佚名《昭忠录》）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资料，南宋嘉定十六年四川户数达2590092户，人口达6610831之多，到至元十九年仅为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恢复尚不足宋末的1/20，足见元蒙对四川屠戮之惨。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升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户数仅84000户，知川人雪上加霜，又遭屠戮，称四川人“十丧七八”是可信的。故向四川移民势在必行。

大夏政权据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时已有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如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 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 ，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权有过号召移民的“诏令”。此际有一定数量移民入川，其原因一是鄂东（今黄州市范围）是红巾军根据地，明氏之兵多楚黄籍，故有招徕乡人壮其势之举，明氏号召必有人响应之；二是红巾军与朱元璋争锋的主要战场在鄂东、鄂北，居民为避战乱亦愿迁徙四川；三是据《明氏实录》载其所征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之征。” 轻赋薄徭也吸引大批乡民奔蜀。明氏偏安一隅，能使四川人口增至约15000户左右（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134页），也是很不容易的。

自明玉珍开移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见诸当时族谱记载，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 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却不见官方移民文告记载，惟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事当属不谬。移民的成效是显著的，洪武五年从明氏政权接手人户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如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内江《张氏族谱》载：“大明宣德元年丙千岁，奉旨以江西填实湖广，遂尔奔楚，既居黄州府孝感乡……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广人稀，皇上诏以楚民填实西蜀……” 说明孝感乡民不断被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如《湖北方志》1991年第1期邹功勇“麻城迁民四川问题初探” 文中提供的数据：洪武二十四年全县册定人户为15809户，而永乐七年为15810户，相隔18年仅增1户，这足以说明人口的平衡状态。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战争致使四川人口剧减。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对此正史野史多有记载，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 “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靠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因此，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例如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乡民也成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

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不能不谈到张献忠的“新营”。崇祯十六年四月，张献忠在麻城收5万7千人，别立一军为“新营选勇”，这支新营随张献忠进川。张献忠败后，这些来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 这类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人中所占比例甚大。其他填川之民，如作家艾芜（汤道耕），祖辈原籍麻城孝感乡，康熙中叶入川定居成都附近。又如1991年版《南川县志》称该县许多移民来自湖广，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孝感乡早已不复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旧名孝感乡，或称麻城县，可见孝感乡这一历史地名影响之久远。从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乡在明末清初兴起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还留有原孝感乡一部分旧土，以怀旧之情而续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为祖籍都不为错，故本文在梳理此阶段时亦无意分其泾渭，而许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据方志和族谱统计时，也将孝感乡移民归入麻城县统计。如胡昭曦先生《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种处理。据此，麻城（含孝感乡）填川之民见于县志所载者，如《广安州新志》：“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大邑乡土志》：“全资二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 又如《合川县志》所载清初麻城籍乡民迁入计17户，仍占同期各地迁入移民数之首。可见在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对重建四川的贡献当不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邓亚曾：

今川渝人入巴蜀之先祖多注籍“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笔者于1986年随机抽样调查四川三台中学62名川籍教职工及其配偶祖籍：麻城孝感乡13人（占总数20%），另湖广18人、湖北1人、湖南1人；以上相加共33人．占总数53%。其余皆注明某省某县乃至乡以下小地名。纵览川渝各地方志、族谱及广大专家学者著述，其相关资料亦大抵若此。与四川（今川渝，下同）同时遭受暴政战乱之区区孝感乡，休说填川，即使置县亦无可能，为何约定俗成作如此奇谈？

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元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治武昌路。其领域含湖北、湖南全境及广东电白以西、广西河池以东、恩阳以南全境。明分置湖广、广东、广西三布政使司，湖广始专指两湖之地。清因之。又因省治在湖北，俗呼湖北人为湖广人。”

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湖广填四川”的政府行为：第一次在元末明初。元至正十七年（1357）湖北随州明玉珍参加义师“红巾军”，克重庆，5年后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其部下几乎全是湖广人，尤以黄州府麻城县人为最。四川经元朝蹂躏，时存12万余人。明玉珍尚俭轻徭薄赋，在川遍置卫所，戍兵屯垦；下令广招湖广百姓入川垦殖，其部队悉就地解甲归田．与孑遗土著及入川新民互通婚约，融为新一代四川人之重要部份。明万历六年（1578），全川经216年休养生息，人口增至310多万，经济文化事业亦长足发展。

明初由麻城孝感乡迁川者之后裔不乏名人望族，如明朝新都状元杨升庵及其先辈首辅杨廷和；如清初遂宁宰相张鹏翮及曾孙大诗人张问陶；如康熙朝河道总督三台王新命等等。从而麻城孝感乡不但人多势众，而且成了郡望之金字招牌。

第二次大规模湖广填川在清康熙十三年（1674）平定吴三桂叛军据川之王屏藩部作乱之后，至乾隆八(1743)的70年间。经明末清初战乱后的康熙十年，随着逃亡土著返乡及陕西等北地新民入川，加上尔后近30年的生息，《四川总志》载：“全省存男女97.1万人”。大西皇帝张献忠逃匿西充前，火焚成都，至清初四川省会流寓保宁（今阆中）十余载，川境十室九空。为此清廷颁优惠政策，招民实川：如当时川属遵义县（今贵州遵义市）县令班衣绣招民50余口，例加一级等等；入川新民可“插占”为业，即凭劳力所垦荒地悉归所有； 绵州政府从陕西购耕牛及种子，免费发给农户；雍正初年还一再减免征粮……

一时间湖北、湖南、广东、江苏、福建等省人民或因天灾，或因贫困，或图改变环境，向往着享有两千多年“天府之国”美誉的乐土，举家攀邻纷踏而至，其主要经便易的长江水道入川创业。参考众多移民谱牒，约半数笼统记载来自“湖广省”或“湖广麻城孝感乡”，沿袭迄今已无法查寻各自的具体乡里庐墓。此奇特现象与首任川抚张德地康熙二年（1663）奏疏“川省现在孑遗，祖籍湖广人氏……”相合。试问：明清时的麻城孝感乡究竟怎样？康熙朝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湖广总部》：“黄州府麻城县明初广230里，后析置其西部为黄安县（今称红安县），“东西仅广160里，南北仅广150里。”黄安县约占原麻城县城1/3，“周遭万山绵亘如堑，山外溪河包络为隍”。麻城县在孝感县（今孝感市东北200多里的大别山麓，与豫皖接界）。详实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无孝感乡条目。信访孝感市政协文史委，转请耆宿鲁先生复，对孝感乡无从落实。信访麻城、红安两市县政协，均未作复。查1986年《中国市县手册》麻城县及红安县条目，均对孝感乡无载。如此著名“旺地”竟从神州消失，但巴蜀儿女之可观部份，仍痴心不改地归宗于麻城孝感乡！试析其因，大致可分为郡望说与移民转运站说两大类。

一、郡望

参加过1937年“8·13”上海抗战的黄埔老人鲁鋆为孝感市文史界名流，撰文称：“1945年重庆江北经营织布厂的陈华能女士和一位年近七旬的张忠民先生，要求加入‘孝感旅渝同乡会’，并如数家珍地述其先祖于元末明初随明玉珍义军入川．族谱载其祖籍孝感陈家河和孝感张家湾。1984一1996年十余年间，先后有铜梁县政协委员李国栋、重庆市政协委员卢栋林多次致信，请代查其先辈在孝感情况。德阳市张先生还专程赴孝感寻根访祖。1989年，84岁的程竹轩先生特意由台北回故乡孝感定居，并谈及他在台湾所识川籍人士大都介绍其先辈由湖北孝感移民四川。”真是莫谓他乡无知已，麻城孝感早识君。显然许多人将孝感县（今孝感市）与麻城县（今麻城市）孝感乡混为一谈。好在两地共界，取其郡望，联谊叙旧而已．不必细分。绵阳市政协文史委前主任、知名学者钟利戡先生的论证更为精到。他考查《内江县志》：“内邑旧户，祖籍多属麻城，邻邑亦然。今多不识其故，沿称明洪武二年（1369）奉诏迁麻城孝感乡实蜀事。”这“沿称”二字，不察明玉珍在此前决不可能“奉（朱元璋）诏”招民入川之史实，只能说明习惯成自然，尊崇郡望之理。

1、托郡望叙乡里，求保自重。明玉珍部多黄州府麻城一带人，其子孙繁衍．人才辈出，百姓尊仰，官府重之。这与迄今修家谱者每托先贤以光耀门庭；或进而把两千年前难以稽考的同姓帝胄豪雄，附会正宗之心态相仿。这与从宗祠标榜“xx堂”作郡望之习俗一样。

2、请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后，湖南等省移民大量入川，其狡诈之徒结党斗殴，冒充麻城孝感乡旧户，强占他人开垦之熟地，要挟官府，往往胜诉。雍正五年（1727），朝廷查觉此事，贵令全川彻底丈量土地，弄清产权．造册计赋，才煞住这股歪风。

二、移民转运站说

四川著名区域史家、地方志编审孙晓芬教授来信指出：“明清时期的移民转运集中地有五个：除湖北麻城孝感外，还有广东南雄珠玑巷、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江西瓦屑坝、苏州阎门。洪洞大槐树是明洪武大移民的转运集中地。”《洪洞大槐树志》作者赠书孙女士并称：“大槐树设有官方移民转运机构和移民登记册，还有移民后代的回忆，官员及文人题词，民间的移民纪念标志（包括大槐树上的鸟窝及周围建筑等）。”今许多北方人乐道其祖籍在洪洞大槐树，而不察小小一个村庄竟住有百千万众，也不管其先辈在何省何县。

清建国后的四川人较明建元后的晋陕甘冀北方人多，故麻城孝感乡这个移民转运站的规模至少和大槐树村相当，或等而上之；惜无档案稗史可考，甚至不能像大槐树那样，列为一方名胜。试作探讨：

1、明末清初的麻城县曾包括尔后析出的黄安县。麻城县人口较多，产粮较丰，兵灾消退得决，有条件建立大型的移民转运站。《古今图书集成·黄州府户口考》：“康熙四年（1665）黄州府实在人丁94428丁（不含妇女，16岁以下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其中麻城县10605丁。康熙十一年（1672）并康熙二十一年（1682），奉文编审新增19丁。”康熙+一年（1672）时，吴三桂叛军王屏藩部尚在川作乱。清政府在平叛后的康熙十三年（1674）初步启动“湖广填川”，这几年间，麻城县仅增壮丁19人．似可推测已有千人以上男丁携家口迁川，致人口净增数趋于零，为尔后在孝感乡建移民转运站打下基础。区区孝感乡居民不过麻城县人口二十至三十分之一（有人考查该乡在今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当时属较麻城小1/3的黄安县城，即使将一个男丁有四口之家的3000来人的孝感乡民全数迁川，焉能在全川“插占”为业，成为移民主流？《集成·黄安府城池考》载：“崇祯癸未（1643）三月二十三日平明，张献忠掩至，驱妇女以锄撅平城，旋平旋杀，尸枕籍土壤中，（黄州府）故城所存不及肩。焚杀凡五日，弃去。黄安县城，明末流寇猖獗，弃而不守，室庐灰烬，民命仿残。”以此，曾为黄安县治的城池，也许就沦为难以寻查的孝感乡（今红安县城关镇）了。

2、谱碟、方志及墓碑记载，为孝感乡成为移民转运站提供依据。四川渠县人大农工委傅昌志先生大作《渠县明清时期迁入姓氏探源》，引用49家移民族谱及志乘墓碑，其中从湖广麻城孝感乡迁入者21家，并有14姓在孝感乡之后加注高阶堰或细鼎子高阶堰详址。“其中严姓先祖于康熙年间从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今湖北省红安县城关镇一带）高阶堰鹅公大丘移居入渠。”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也指出：“重庆南川县许多移民来自湖广省，尤以麻城孝感鹅掌大丘人为多。”傅昌志先生还称“另罗姓、戴姓原籍孝感乡，为今红安县或红安县城关镇一带。此外渠县杨姓有于明洪武二年（1369）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第七层迁入者。”看来明清时麻城县确有孝感乡，并被三姓移民后裔指认为在今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四川三台县清初由麻城孝感乡迁入者之后代，皆不详其祖籍乡以下小地名，仅个别人说明还有高杆堰。县人大前主任汤兴伟提供《汤氏族谱》，载其入川先辈汤进贤为南宋嘉定元年（1280）进士，曾任重庆知府，来自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高感院。似此，麻城孝感乡在宋（元？）明清朝，因读音相近，共有高阶堰、高杆堰、高感院三种称号，或戴“细鼎（顶）子”定语。似乎其地已建起移民转运站之院落群，并传承为今红安县城关镇——终因当时集中并转运移民工作量大，时间紧迫，还可能管理不细，致未留下足够的档案资料，以为后世提供寻根之切实线索。湖广麻城孝感乡，众多四川人梦绕魂牵的故土，您何时更加清晰地展现风采？

（原载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四川客家通讯》2004年第1期）

2007年重庆市建设了“湖广填四川博物馆” 。川渝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在建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将重现当年移民迁徙的历程，并展示先辈们的奋斗历程。我以为麻城、孝感乡移民不仅是“湖广填四川博物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为我们留下许多可资叙说的话题。2010年，麻城也开始恢复重新规划古孝感乡风景区的建设。

首先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可以作为“新客家”文化研究的课题。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一书被认为是1949年以前家客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二个非纯客住县：红安县、麻城县，总人口约15万人，而对红安县、麻城县的表述，总是割不开移民圣地孝感乡的。红安县、麻城县的这15万客家人应是江西填湖广时，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孝感乡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时，带去了那些客家民俗文化？例如四川民间凡遇婚嫁丧寿或庆贺开业、请“满月”等等，传统席面多为备办九种荤菜宴客，此即俗称“九大碗”或“九斗碗”。此种“九碗”待客之俗即源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除“九大碗” 习俗外还有那些风俗带到四川？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是空白。

麻城、孝感乡民对四川是卓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从“麻乡约”可见一斑。明永乐年间，麻城、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由麻城人经营，替人们传递财物、书信的麻乡约商行。这种形式也从成都、重庆等地，逐渐普及到了四川、云南、贵州等许多大中城市。麻乡约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民间的通信状况，它在中国邮政史上占有很重要位置。这种惠及民众的善举正是他们的创造。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中，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士。

洪武四年从麻城、孝感乡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开山祖。家族繁衍人丁兴旺，距今己有600余年，传30余世，估计在世人口5000余，俨然一大家族。郭氏家族在明中叶已致富，至清嘉庆年间已是富甲一方。万历十三年，郭氏在泸州兴办天成生曲酒厂，是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的原产地，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隆昌郭氏笫十九世孙郭书池，光绪年间举人，曾主持湖广总督张之洞垦务，被张之洞视为干才。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又在隆昌开办了知耻中学。长子郭蔚华乃辛亥革命之中坚，同盟会员；他在知耻中学、叙属中学任教时，宣传革命，当时四川革命党人，多出其门下。郭蔚华有子女七人，长子郭坚白为留法理科硕士，历任十余所大学教授，为教育界闻人；子郭士杰是早期共产党员，曾任安庆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1927年在汉口被捕壮烈牺牲，时年23岁；子郭步陶是知名新闻记者，任《申报》、《新闻报》主编多年，著作颇丰；子郭彝主持铁道部技术工作，贡献突出，授全国劳动模范，享有死葬八宝山的殊荣；子郭彦曾任国民党军装甲司令，现居台湾。郭氏子孙涉身党政军农工商文等届别，人才代出，可称为是麻城、孝感乡移民中的典型。

如富顺县罗氏先祖罗尚凤万历年间从麻城举家入川居富顺县洪合乡，顺治初迁威远县罗田口。罗氏以耕读为本，历代均有进士、贡生、举人；又涉盐业开发经营，是一盐业世家。传至十二代世字辈，可谓人才荟萃了。如世字辈中人有：抗日烈士、少将罗世泽，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烈士罗世文，近代农学家罗世嶷，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系，并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任教的罗世齐等等。又如张爱萍将军，作家艾芜等，祖辈皆由麻城、孝感乡移民至四川的。而尚未梳理出的贤良俊杰之士当会更多，这说明麻城、孝感乡移民及其后裔对养育他们的四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和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