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国民军得到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等。

1925年3月17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加入驻北京外交团，并出任该团领袖。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隶滦州发动兵变，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回师关外，直逼沈阳。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俘，次日张作霖下令将其杀害，然后率令奉军南下入关，挺进京津。

1926年，张作霖檄调败退山东之李景林和张宗昌“直鲁军”攻其南；张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2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日舰炮战。日本人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3月12日，冯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八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926年3月16日，北洋政府外务部接到列强外交团之“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即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因为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没有相关条文对水道进行规定。公使团对此并未作答辩。段祺瑞乃劝冯部停止布雷。

3月16日及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组织者随即率领群众冲击国务院，作为守门的卫兵，冯玉祥的国民军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遂有团围、翻墙抓人等举动，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当夜，总指挥韩麟符向李大钊汇报群众情况，李“即表示同国民军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3月18日，数千北京学生和市民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谍”。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即“318”抗议大会），号称十万人抗议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和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这时执政府卫队长乃下令开枪。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临时执政令》则认为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被击毙学生和市民达47人。伤者150余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段祺瑞的执政府内人员担心局势失控，命令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有来源称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也有来源称三一八当天段祺瑞没有去现场，后来也没有出现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与称段祺瑞长跪悼念遇难学生的史料时间不符。段政府又称示威学生为“暴徒”。有回忆者称段祺瑞在三一八之后在家中也吃荤，在其他场合吃素只是与信佛有关。

3月18日，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周树人）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徐谦等乃避入苏联使馆。李大钊、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这就伏下后来张氏父子查抄苏联使馆契机。

全国舆论沸腾。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北京政府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执政段祺瑞亦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9日，鹿钟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瑞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国务院，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4月17日奉军占领北京。奉军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书刊，搜捕反对人士。

学生刘和珍等遇难

《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

段祺瑞惶惶不可终日

“三一八”惨案后，举国震惊。中国知识阶层无论其政治观点与学术观点有怎样的不同，均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的行为为“倒行逆施”、“暴行”，“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王世杰、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邵飘萍、陶孟和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记念刘和珍君》等文，尤为悲天悯人……民意不可违。为此，傅国涌先生称：“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和俄罗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最可贵的那些品质，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倒的长城，是‘真的猛士’。”

对于该惨案，《申报》给予了充分报道，1926.03.20《申报》4版《本馆要电》：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当学生游 行队伍到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 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射击，顿时血肉横飞，段祺瑞政府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200余人受伤。北京 昨各界调查、为卫队击死者、男屍有姓氏十九名、黄日葵、宋昭世、时长福、陈桂生、王庆馀、赵从愚……

1926.03.22《申报》13版《各界对北京血案之愤激》：本埠各团体对北京血案极为愤激、昨日各校学生有出校演讲者、惟态度和平、尚无风潮、兹将各种情形、分志如下...

“学总会请愿二商会 全国学生总会……请愿对北京流血案，一致合作，其函云，段政府媚外残民，惨杀爱国同胞，都门之下，死伤山积。各界援助北京惨案。1926年03月23日 申报13版

在北京圆明园西南面“九州清宴”遗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这座墓园占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一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九米六面体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左，镌刻北平市长何其巩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和职业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坟茔，其余烈士葬于别处。这处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惨案3周年时建成的，当时北平市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礼。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东北角，有一座三米高的三棱形石质墓碑。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在1926年3月21日举行了祭奠仪式，28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和纪念碑奠基礼。这座纪念碑建立在西城区端王府夹道的工业大学校园。三棱形的纪念碑上，三面分别刻有“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1970年代，工业大学早已迁走，当地因施工建设而将纪念碑迁到现址。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里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园。在校园的西跨院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两层方形碑座上是方锥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座上刻着两位烈士的生平传略。碑身阴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杨德群曾在国立武昌高师肄业，后转入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当时也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刘和珍烈士

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英语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3月18日，政府卫队开枪时，一颗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牺牲时年仅22岁。

陈燮烈士

1902年出生于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1923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化学系，被推举为“长寿旅京同学会”会长。1926年3月18日，陈燮发动同学来到天安门前，参加反对日、英等8国最后通牒的北京国民大会。陈燮等作为游行带队者从天安门出发，至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时，遭到段祺瑞卫队的镇压，陈燮中弹牺牲。牺牲时年仅23岁。

魏士毅烈士

1904年出生于天津商人家庭。1923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3月18日，魏士毅自告奋勇高举起校旗，走在女校队伍前面。政府卫队开枪时，两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胸膛。殉难时年仅22岁。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的楼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汉白玉方锥形纪念碑，碑座正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写的“碧血丹心”四个字，还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叙述了建碑缘起。和平门外师大院内曾建有范士融纪念碑。

在北京大学西部化学南楼后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烈士牺牲一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了这座方锥形的汉白玉碑，碑身正面镌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八个大字。碑下的三层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纪念碑”。1982年3月，北大团委从原北大三院（在东城区北河沿）迁移来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惨案。纪念碑为方锥形，四面分别用篆书刻写着：“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君克仁/李君家珍/张君仲超纪念碑”，“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与此相对应的碑腰四面，分别刻着三位烈士的简历和铭文。

在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建有“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纪念碑”。这是清华学生在1926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清华同学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三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八诸烈士合葬，于是在原墓址竖起断碑。

在东城区幸福大街汇文中学校园内，建有“唐耀昆、谢戡烈士纪念碑”。是从汇文中学原校址建国门船板胡同迁来的。碑身正面镌刻着“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碑铭全文是：“举幡伏阙，自古有之。惟义与此，匪党匪私。何渎于天，市朝陈尸？！舍生报国，千古同悲！”

1．周作人为纪念刘和珍、杨德群所作的挽联是：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2．周作人为悼念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学生，又作了以下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3．周作人为纪念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学生胡锡爵所作的挽联是：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