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18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旅顺港和大沽炮台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北洋水师向德国订购了近代化主力舰——定远级铁甲舰，以及经远号、来远号装甲巡洋舰。此外，德国军事教官帮助张之洞建立了“自强军”，并协助袁世凯培训了“新建陆军”。

德国对中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来自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的工程师帮助中国建立了近代的发电厂和钢铁工厂，例如汉阳铁厂。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在颐和园中安装了中国的第一批电灯，北京的第一家自来水厂使用的则是德国AEG电机和水泵。

里希特霍芬是在中德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关键人物。

里希特霍芬是近代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中国地学研究专家，他很早就对中国予以了关注，1859年以科学特派员身份参加了普鲁士东亚外交使团，到达过香港、广州和上海，并在台湾海峡的飓风季中完成了对台湾的勘测，获得了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位科学家，里希特霍芬为近代地质学和地理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有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地质学、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德意志帝国政府之所以选择胶州湾和山东省作为侵略目标，主要是根据里希特霍芬的论述确定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德国首相俾斯麦对中国所采取相对仁慈的政策在德皇威廉二世时期有翻天幅地的转变，德国对中国变得更具帝国野心。例如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德国协同法国、俄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此外，在1897年11月发生曹州教案（巨野教案）后，威廉二世电令远东舰队，称“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1898年3月，德国逼迫清朝与其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取得山东胶州湾的99年租借权，以及山东半岛的开矿权和铁路铺设权。德国后期援助中国仅仅是为了维护其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利益，同时让中国牵制日本和英国。

威廉二世曾在当年6月表示：必须大举进攻北京，将它夷为平地（Peiking muss regelrecht angegriffen und dem Erdboden gleichgemacht werden）。此后不久，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威廉二世旋即下令进行军事报复，中德关系跌落至最低点。事实上，义和团运动最先起于山东省，而山东省正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在义和团战争中，威廉二世要求德国军队像当年的匈奴军队一样无情消灭中国人，这段比喻令德国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为“匈奴兵”。

中国向与之交战的11国（参加联军的八国以及未出兵的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赔款白银4.5亿两，其中德国获得9007万两，占赔款总额的五分之一。此外清朝还派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谢罪，并在克林德被杀的东单路口树立牌坊以示纪念。

中德关系在辛丑条约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执掌清朝政权的慈禧太后试图依赖德国的先进工业和技术，实现1898年被她亲手中断的维新运动。在这段时期里，德国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很大。在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改革者仿照日本的先例，参照德国民法典，制订了清朝的第一部民法。

一战前夕

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德关系再度变得疏远。其中一个原因是德国在政治上被孤立，最明显的例子是1902年英日同盟的成立和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的签订。正因如此，德国打算在1907年筹备德、中、美三国同盟，但这项建议始终无法成事。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德国给予民国临时政府600万马克的贷款，并表示可以向中国归还山东的铁路权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德国在远东并不能采取主动并进行有意义的行动，因为它深陷入欧洲战场。德国曾经试图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落入日本手上，但是日本威胁中国不得接受这一返还。

一战的爆发与结果

中华民国南方的广州政府首脑孙中山力主中国保持中立，反对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而北方段祺瑞政府虽在英国授意下欲对德宣战，但遭到日本阻挠。直到1917年，日本在得到英国、美国、法国的保证，允许日本在战后继续保留前德国在华殖民地和利权的情况下，才同意中国在8月14日对德国宣战。1914年8月23日，日本加入战争，并成为协约国的一员，开始攻击德国在中国的租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此后北洋军阀政府军队扣押了停泊在中国各港口内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商船，并收复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

协约国在中国参战时，曾经保证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能收回德国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但是日本透过凡尔赛条约取代德国，占领了青岛和山东半岛。在中国人民都感到被协约国欺骗的情绪下，激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

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贸易方面：1913年当时在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9-1939），德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开拓中国市场。这些措施使中德关系不断改善，也促进了德国在华利益的增长，并对德国对华外交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国内各派势力在远东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来华德国军事顾问问题是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国防军和外交部间发生了许多争执，但它们的分歧并非实质性的。在纳粹上台前，传统的德国统治精英一直寄希望将中国培养为自己在远东的战略盟友，而即使纳粹上台后为了加快德国的军事工业建设，大力吸引原材料和外汇也积极采取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做法。

一战的战败是德国处于残破不堪岌岌可危的境地，但由于失去了在中国所有的殖民地并且不再有机会对海外用兵，反而使中德之间能处在一个比较平等均势的地位上进行交流。虽然德国已经战败，且凡尔塞条约的限制使德国不能正常进行外贸出口。但德国国内的各种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仍然居于世界前列，而且急需通过扩大生产来拯救衰败的经济。所以德国积极寻求海外的合作伙伴，最初是苏联和南美的阿根廷、智利（这也是为什么南美两国有相当德国移民和受德国文化影响）。 而对于迫切想进行现代化的中国政府而言，这样的德国绝对是物美价廉的贸易伙伴。

德国丧失所有海外殖民地意味着丧失了廉价和稳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破落的国内经济和与其他列强相比极端不平等的贸易地位，使得德国也急需像中国这样既能提供大量希缺农矿原材料又有广大国内市场，迫切渴望先进技术并愿意且有能力支付国际通货或者进行易货贸易的贸易伙伴。

所以从1920年代起，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从工业、 农业、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国民党政府也在这一背景下与德国方面开始接触。其中两位重要的外交官朱家骅和厉麟似值得一提，他们是早年德国留学生，几乎参与了所有从1926-1944年间所有中德之间的外交接触。

最初德国方面是通过在华的各类资本公司和国民党进行接触的。在1924年秋，孙中山聘请西门子洋行在广东的负责人古斯塔夫·阿曼为其私人顾问，并由阿曼出面聘请了以哈罗滕堡为首的十多名德国军官为其服务。（我们知道1938年在南京拯救大量难民的拉贝当时所任职务也是西门子洋行在南京的负责人并兼任纳粹党部在南京的临时负责人。）

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蒋介石于1926年上半年便着手开始调整全面亲苏的战略决策。鉴于德国历史上的统一进程对于其武力统一全国，而且德国没有在华的任何政治利益和干预兴趣，所以考虑用德国军事专家替换苏联顾问。

在1926年，朱家骅以私人名义邀请麦克思·鲍尔（Max Bauer）来华考察商业投资的可能性。麦克思·鲍尔是炮兵专家，曾任一战时德国总参谋部长鲁登道夫的助手，因为参与反对魏玛政府的兵变被放逐，曾在奥地利、西班牙、苏联等国担任军事顾问。1927年，蒋介石正式邀请其赴广州担任私人顾问。1928年鲍尔回德国与工商业界接触，为中国寻求进行经济重建的项目并为蒋招募常任军事顾问团。此为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开始，但当时更多的是私人关系而非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合作。

由于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进行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的限制，且对于鲍尔私人身份和其兵变经历的考虑，还因蒋尚未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并且与原有的北洋军阀政府间长期的合作关系，最初德国工商界对于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往疑虑重重。

此后鲍尔返回中国，病逝于上海（死因两个说法：一为天花而死，另一说法是因为他替蒋在统一战争中出谋划策， 遭到桂系毒杀。）

他为军事顾问团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确立了运作模式，并将国民党政府正式介绍给德国上层，也为中德以后10年的合作制定了基本规划。

在鲍尔之后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分别是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 Kriebel）（其人也是军人出身但不同于其前和其后的顾问团长，他是个老牌纳粹：希特勒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也是德国参谋部官员。他为建立德式整编军队和蒋介石统一中国出力不小， 但由不善于搞好人际关系且不注重顾问团的另一主要任务经济合作而只顾着不停地给中国军队下定单并不考虑付款问题，而且也不积极参与德国的原材料采购计划，所以评价一般。）

由于日本的步步紧逼，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这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30-1932年，中国是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当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帝国马克，而同日本的贸易额为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当时东北出口的大豆，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以钨为例，德国是中国钨砂的主要进口国之一，从魏玛时期起德国就已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从中国进口钨砂，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是中国钨最大的买主。至30年代，钨砂矿成为中德贸易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当时出口德国的钨砂，主要是通过易货形式进行的。20世纪20至30年代德国进口中国钨砂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矿数量增长了四倍多，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商品，钨砂价格指数的上升速度也很快，十年增长了3．4倍，这是其他商品所无法相比的。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然缓慢发展中。但1932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已经与民国政府共同出资设立EUROAISA，欧亚航空公司。

1933-1935年间担任顾问团长的人是一个在二战世界军事史上大书特书的人物：前德国国防军司令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列奥佩德·冯·西克特（常被称为汉斯·冯·西克特），他是一战后再造国防军的德军之父：基于凡尔赛条约关于军备的限制，他以近乎苛刻的标准挑选和训练了十万精英国防军。在华三年其间（1933-1935），他不仅仅是总顾问和顾问团长，他的英文头衔是委员长代理人，也就是说能代表蒋介石本人发号施令。

他为当时的中国军队确定了减员精兵的政策，且对蒋介石的建军思想影响深刻，主要体现在这几点：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他的口号也为国民党军队中的少壮派所摹仿。

他积极参与长江防线的战略规划，为国民党军官团轮训制定具体教程并亲自参与讲解。他也积极为德国政府服务，中介参与中德的各类贸易和经济合作，数次前往华南江西，广东地区考察重要战略资源钨、镊、锡等矿产的生产，并主导中国向德国所下的军事采购计划。德国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价高但质地优良，在抗战初期的战役尤其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Industrielle Produckte，是一家具有军方背景的私营企业）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由于过度疲劳在蒋介石的不舍中于1935年3月回德修养，他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病故于德国。

新的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为人正直，又有塞克特的关照，也很受蒋的器重。他可以说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初期贡献最大的外国人。他亲自参与了整体长江防线的建设，并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战略规划和建议，明确提出了持久战和加速整军的规划。在中德贸易间尽量使双方互惠互利，公平合理，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克虏伯公司驻华代表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他积极为中国政府筹备军工体系，使中国军队在1937-1938年间基本做到子弹自给，同时安排相应的德系军工企业向云贵地区撤退。他还根据战斗实际情况，为中国军需预先安排采购，此决策对于中国抗战初期的作用尤位突出。（因为1938年初开始德国政府同意已下定单的军需照旧发往中国，而此后不再接受新的中国定单），此后在武汉会战中，这批德国军械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此时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都建有路轨。铁路得以加快发展在于：德国急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的原材料和铁路线保持畅通的运输，而这正符合中国政府对建设长江中南部省份成为工业重镇的要求。另外，这些铁路有军事用途。举例来说，浙赣铁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军用运输，即使上海和南京沦陷。另一个和它相似的是粤汉铁路网，为东部沿海和华中地区提供交通连接。这些铁路在抗日战争早期证明了它的功用。

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设一个工业中心地带，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正如1934年签订的易货贸易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沙的国际价格翻倍而抵消。

1936年4月8日，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当天中国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签订了合步楼条约的补充协定——《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帝国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此外，中国方面承诺以每年20%的比例将1亿马克信贷从德国采购设备和技术资料。蒋介石、孔祥熙为此与希特勒、沙赫特互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抗战爆发后，法肯豪森亲赴上海、徐州等地前线。在他的身体力行下，各德械师顾问也一直坚持与本部同进退共战斗。因此报界曾将这称为一场德式作战，使得日本军方对盟友极端不满。中国进行过德式整编的军队几乎全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重创日军，己方牺牲达20-30万之巨。由于中国军队的优异表现，伦敦海外通讯社（上海）说道：“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

1938年，德国纳粹政府决定放弃在中日间的中立政策，所以在日方的一再抗议之下，所有在华德国军事顾问被召回。法肯豪森据理力争，为中国政府游说，并表示愿意以个人身份继续留下。在希特勒以开除军籍国籍、没收财产的威胁下，他黯然率团于6月离开中国。离开时向蒋介石保证所有德军顾问不会将所了解的中国国防机密泄露给日方。而且当时仍然有数名德方非军籍顾问以个人身份留下。

朱家骅，后为中国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曾为最初的中德接触贡献良多。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失去了在中国的租界和势力范围。但是这也为德国卸去了改善中德关系中的一个包袱。1920年，德国代表卜尔熙率代表团来中国，经过谈判，双方于1921年5月20日签订了《中德协约》。这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少见的平等条约之一，因战争而中断四年的中德关系得以恢复[7]。

《凡尔赛条约》严重限制了德国的工业产出。它的陆军数量被锁定于10万人，军用制品也大幅地减少。但是，条约没有减低德国在军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业企业仍保留机械和科技去制造军用硬件。因此，为突破条约的规限，这些工业巨头和外国商界组成联盟，例如与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制造和销售武器。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政府倒台，国家陷入内战，不同军阀之间互相竞争去夺取最高权力。因此，很多德国武器生产者开始著眼于和中国重新建立商业联系去打入中国庞大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市场。[8]

马克斯·鲍尔和蒋介石，1929年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国发生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因此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后来再次回到中国，但七个月后罹患天花而去世，葬于上海。[10]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1930年在1933年，中国是德国在亚洲东部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帝国马克，而同日本的贸易额为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满洲的大豆出口，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虽然此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的工业界、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中国工业的发展中获得利益。

奉天事变

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德国魏玛共和国吸取当年三国干涉还辽导致德日关系恶化的教训，以及凡尔赛和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参加解决国际问题的条款，中日冲突采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场是，中日争端应该在华盛顿会议及九国公约的框架内解决。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的指责。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驻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访德国外交部，寻求建立在满洲的合作关系。由于德国对满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与满洲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工业品和大豆贸易的德满协定，违反了国际联盟有关“国联成员国不得承认满洲政权”的规定，从而恶化了中德关系。

1933年

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近东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纳粹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资——例如钨砂和锑——这些都是当时中国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国军工业对钨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时开始，获得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主要的因素。

经过蒋介石对德外交核心人物朱家骅与厉麟似的努力，德国前国防部长、被世人尊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1933年5月间抵达上海，并同意担任在华德国军事总顾问，中德关系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33年6月，冯·塞克特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塞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教导大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1934年8月23日

193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合步楼公司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又称“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几乎满足了德国的全部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其他任何产品。

意大利顾问司特凡尼（Stefani）对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一职向往已久，他也曾参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并缔结了一份类似于合步楼条约的中意贸易协定。但是由于在意大利国内的影响范围有限，司特凡尼最终没能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19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派往德国学习机械的中国留学生，1934年1936年，中国只有约10，000英里的铁路网，远远少于孙中山先生认为在现代化的中国所应该拥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数铁路网都位于东北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已落入日军手上。中国铁路现代化步伐缓慢的原因是列强之间在华在利益冲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银行家在华利益的新四强公会。公会的目标在于平衡外国在华投资，四国中任何一国在对华提供信用担保以兴建铁路前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国家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缘故，对华投资变得犹豫不决。

尽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都建有路轨。铁路得以加快发展在于德国急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原材料和铁路线正正符合中国政府对建设长江中南部省份成为工业重镇的要求。再者，这些铁路有军事用途。举例来说，浙赣铁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军用运输，即使上海和南京沦陷。另一个和它相似的是粤汉铁路网，为东部沿海和华中地区提供交通连接。这些铁路在抗日战争早期证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三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17座工厂，包括钢铁、燃料（煤矿和油矿）、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正如193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而抵消。[18]另外，德国向中国的出口物资将由德国国防部提供给中国的1亿马克信贷实行现金交易。

三年计划也为国民政府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官员，以负责这些国家计划。三年计划订下了许多目标，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工程都因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停顿，最终废止。

人员的训练和组织

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 1936年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为蒋介石的总顾问后，负责绝大部分军事训练计划。冯·塞克特的原本计划是将整个军队大幅缩减为60个师，全部为基于德国条例进行良好训练和良好装备的师。但实际执行起来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哪些派别的哪些师会被裁减等等。

总体而言，由黄埔军校（1927年结束）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仅仅比军阀的军官好一点，不过这些军官由于对蒋介石的完全忠诚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 最后由8万人所编组成的8个师，最终接受了德国标准的训练，被视作是蒋介石军队中的精华。这些部队也许部分的增强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但事实证明中国还未准备好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交锋。蒋介石不顾他的幕僚和法尔肯豪森本人的反对，将这些德械精锐师投入到淞沪战役中。在这场战役中，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精锐师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

冯·法肯豪森建议蒋介石与日本人打一场消耗战，他通过计算认为日本无望取得一场长期战争，他建议蒋介石应该守住黄河一线，但不应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击，同时应该放弃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东，但撤退应该是缓慢的，日本将会为他们的每一步付出代价。法尔肯豪森同时建议在矿山、海岸和江河地区等处建设一些防御设施。其他的建议还有在敌后组织一些游击队活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对此相当熟练）。这些行动有助于削弱日本的军事优势。

中国陆军一个德国训练师装备的Sdkfz 222装甲车冯·法肯豪森同时认为中国军队将难以在抗战中期待装甲部队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国工业才刚刚开始现代化，这要花上一段时间让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达到德国国防军的风格。因此他强调培养部队基于轻武器的机动化，多多运用渗透战术，类似于德国在一战末期创制的突击群战术。

军事硬件援助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军事硬件。基于冯·西克特的看法，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了诸如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和设立新的兵工厂和其他装备生产工厂。例如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毛瑟步枪的中国版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22]。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气生产的工厂及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但最终计划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生产例如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其他的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的产品包括MG～34机枪，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有生产在中国服役的轻型坦克备件的厂家。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了一些研究所，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

1935年至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大量的M88、M98型步枪，和C96型毛瑟自动手枪。其他从德国进口的军事装备包括少量飞机，例如容克运输机；莱茵金属公司和克虏伯公司的榴弹炮、反坦克炮、山炮和防空炮：例如要赛炮22门（口径未知），124门37毫米反坦克炮，88毫米炮20门，105毫米炮4门，20毫米防空炮120门，；装甲车辆：14辆一号坦克、12辆装甲车；此外还有大量的军用通讯器材、探照灯和发电机。中国海军在抗战爆发前向德国订购了5艘潜艇、1艘潜艇供应舰、1艘布雷艇、11艘鱼雷艇和1艘鱼雷艇供应舰，以及大批鱼雷。

不过，在中德军事合作上，中方对德国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德国提供的武器中方无法使用；第二，德方供货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此询问中德易货贸易的德方代表克兰，克兰表示，第一个问题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俞大维的一面之词，至于第二个问题，克兰也无法判断，因为合步楼条约签订之初根本没有提到价格问题。不过，他也承认，交给中国的德国产品，其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15%左右。冯·法肯豪森则对宋美龄表示，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前者有可能是德方发错了货，至于价格偏高，则是因为中方在验货时出了问题。

总体来说，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初期阶段，这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得到了检验。尽管日本最终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得到加强，因此这场战役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并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除此以外，中国军队能在不断推进的日军面前进行有效抵抗的事实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和士气。除此之外，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也给向内地的四川等省份拆运工厂和机械设备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全部德式装备的中国士兵——头盔， 防毒面具和毛瑟手枪在1930年代后期的德国政界中，老牌政治人物如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牛赖特多采取亲华态度，而新进纳粹党高官如里宾特洛甫，则采取亲日态度。在德国政府内部亲华与亲日两大阵营的交锋中，亲日派的地位逐渐上升。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还附有一份补充议定书和一份秘密协定，规定两国结成共同反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德日签署防共协定后，蒋介石对德日合作的前景感到担忧，并担心日本据此干涉中国的“剿共”战争，于是在1936年12月1日令驻德大使程天放拜访德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向其转达国民政府对德日协定的疑虑。德方官员对程天放表示，德国政府非常了解中国的处境，以及蒋介石的坚定反共立场，因此在与日本缔约当初就已屡次声明，德国对中国毫无恶意，在将来也绝对不会让日本把《反共产国际协定》当作压迫中国的工具[23]。

1937年6月9日，参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后归国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顺道访问了柏林，同沙赫特、戈林、勃洛姆堡、马肯森（外交部副部长）举行了会晤，商讨中德易货贸易问题和德日同盟问题。6月13日，希特勒会见孔祥熙，表示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将使两国互惠双赢，德国在远东既没有政治目的，也没有领土意图，唯一的想法就是做生意。希特勒还希望中国和日本友好合作，不要发生问题。6月18日，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拜访马肯森，询问孔祥熙此行有没有提到军火输送问题，马肯森表示否定。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极大地损害了1927～1937年间一直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两国关系。希特勒的亚洲政策是毁掉中德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军事实力的优势，希特勒选择日本作为其对抗苏联的战友。 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和德国投资者在不断的游说纳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虽然同意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但禁止任何人从中国进口货物。另外，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希特勒的战略完全相背。

中日战争爆发初期，德国外交部希望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远中国。虽然武者小路公共要求德国采取对华军火禁运措施，但在1937年7月仍有7艘德国商船离开汉堡前往上海，向中国运去大批军用物资，另有3艘商船准备起航。为稳住日本政府，德国外交部在7月25日谎称已对中国实施军火禁运，德国驻日武官奥特同时指责日本在华北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德中经济关系[25] 。

中国方面，在1937年7月21日至1937年7月28日的一周内，蒋介石先后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方态度强硬，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1937年7月26日，陶德曼对蒋介石表示，虽然德国愿意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因此调停不会收到成效。蒋介石指出，中日战争的继续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在中苏关系上发生转变，以此来要挟德国出面调停。

这一谈话传回柏林后，德国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苏联插手的问题。1937年7月28日，希特勒指示狄克逊，要求他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由于害怕苏联恢复对华影响，德国的对日态度逐渐变得生硬。德国外交部要求狄克逊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图利用反共产国际协定来为其进犯中国找一个体面的借口是不合适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精神，妨碍中国稳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表示拒绝终止对华军火输出，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淞沪会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其头盔与枪枝皆为德军制式。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本本企图速战速决，在击败中国军队后强迫对方订立城下之盟。但是日军在淞沪战役中直接面对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即德械师和德训师，因此在战事中失利，迟迟不能攻占南京。

淞沪会战的爆发使德国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能只是华北的局部冲突，而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因此在对日立场上有所改变，在新闻报导中对日本采取偏袒态度。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尤其使德国震惊，冲击了德国外交部中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的传统派势力。

1937年10月中旬，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国防部终止向中国供应军火，并要求外交部采取鲜明的亲日立场。这一要求引起了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强烈不满。德国一旦调整其东亚政策，就将在中国失去许多重要的经济利益，而日本方面却不能保证德国在华贸易的优势。在这样的考虑下，戈林又改变了立场，指示德国供应商可以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但需由丹麦货船运送，并通过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中转。

1937年9月以后，中日战争的形势已经明朗化，这场战争不可能是一场短期的冲突，而必将成为一场长期的、耗费巨大的战争。经过多次反复，德国在中日战争的立场问题上逐渐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一方面，纳粹党中的亲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实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上；另一方面，德国军政界和工业界的保守派势力也不希望日本完全占领中国、垄断中国市场和战略原料。因此德国在1937年10月初表示，希望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尽快停战。此时日本也出台了《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表示愿意促使中国重新考虑中日关系问题，结束事变，恢复邦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展开了调停工作。

1937年11月2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一、内蒙古自治；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1937年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表示，只要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次日日本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由于取得了攻克南京的战果，日本国内主战派势力抬头，1937年12月20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召开联络会议，修改了原来的条件，提出了四项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日满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

虽然德国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南京的失守让日本军部的主战势力变得强大，日本政府已彻底丧失对军方的控制力量，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7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最后一致认为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当日，蒋介石通知陶德曼，中国拒绝接受日本的条件。

1938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达成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一致意见，并在1月17日下午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彻底终结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陶德曼调停以失败告终。

调停失败后，德国决定改变对华政策。1938年初，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牛赖特均被撤换，亲日的里宾特洛甫上台。此后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德日关系中的几大障碍——承认满洲国问题、在华军事顾问问题和军火出口问题。1938年2月21日，德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的国家。同年3月3日，德国决定在中日战争结束前不再接收中国军事学员，并遣散现有的中国在德军事学员。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返回德国。

在日本的坚持下，德国政府于1938年5月3日下令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中国向德国订购的2艘IIB型潜艇、8艘大型鱼雷快艇和“戚继光”号鱼雷艇供应舰也遭扣押。滞留在德国的中国军事订货总额达2.82亿帝国马克。德国国防部认为，这对德国的军火工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1938年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国。他在6月25日向蒋介石辞行，于26日从汉口乘飞机前往香港，从那里返回德国。此后德国在中国只保持了代办级的外交官员（中国则仍保留驻德大使），直至1941年中德宣战。

此外，里宾特洛甫还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绝回国者，则被视为公然叛国，将遭受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之处分。在这种最后通牒下，国民政府只得同意无条件放回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在启程回国之际，曾向蒋介石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乘坐中国政府安排的专车离开汉口，经香港回国。

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1938年1月至9月，中德关系随着德国采取一系列弃华联日的政策之后，已经跌入低谷。9月12日，德国与满洲国签订了《德满贸易协定》，将在华经济重心从国民政府控制区转到了满洲。

德国在远东由亲华政策转向亲日政策的调整，严重损害了德国的商业利益。德国从与日本和满洲国的贸易往来中获得的利益远低于德中贸易。两国人民在长期贸易往来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是不可磨灭。德国人民为汉口的红十字会慷慨解囊，在这里，德国侨民的捐款比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中国政府自己都多。在华军事顾问们也希望能继续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

实际上，虽然纳粹党在中国的机构声明日本是中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后防线，但是德国和日本的友谊并未能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希望垄断中国北部地区和满洲的资源，因此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只能经营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这个地区的资源。虽然德日政府从1938年中就开始为解决这些经济利益问题而展开对话，但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1936年签订的德日反共产主义协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阻断了德日通过对话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

中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41年。但是1940年由于德国未能实施“海狮计划”让希特勒的计划偏离了轨道。1940年底，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议。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及对美国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亦正式加入盟国阵营，并且对德宣战，从而为中德两国长久的合作关系划上终结。

在德军中服役的蒋纬国对孙中山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20世纪19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所有殖民地，以致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而却需要中国的原材料。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互惠互利条件下。中国迫切地需要发展现代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

总的来说，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国民党在内战失败后将中央政府移到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许多政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与后来担任台湾“立法院”长的台籍中将黄国书等等。可以这样说，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多少有助于战后台湾的初期安定与发展。